《绝唱老三届》 一只胳臂
阿宁也曾经是一位知青的典型。只不过，她和蔡立坚、高崇辉那样的典型不一样，她不是那种刻意干出来的，不是那种有思想、有精神、有作为的一心所为。她是在意外之中被当成了典型。如果说前者的典型有其必然性，她的这种典型确实完全出于偶然性。前者的典型，是栽种下的大树，她只是被一阵风吹落下的一株小草或蒲公英，被特意移栽在花盆里，精心的让她花开香溢。
阿宁是1967届初中毕业的北京知青，1968年来到雁北插队。她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来插队并不是情愿的，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家里受到冲击，自己无可奈何才来插队的。她不是那种激进型的人，她只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插队断送了她读书上大学的梦想，她只好来插队，但看到并不是她一个人的梦想遭到了毁灭，便也没有怎么多想，虽然有些无奈，却很快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她想得很简单，别人怎么过自己便也怎么过吧。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想别的事有时会很多、很丰富，甚至会灿烂如一天云锦，但她很少对别人说出口。她只是把一切埋在心里，是苦也好，是福也好，都自己在心里悄悄消化。她从没有想到自己要当先进，要当典型，她也从来没有想到在插队的乡村里自己要比别人多得到一些什么。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别人得到的好处，她都没得到过；而别人遭受的难处和苦处，她却无一幸免全尝到了。她干吗要想那些跟她从来没有关系的好事?
但是，在秋收一次打麦子的时候，她戴着的一只手套被打麦机卷了进去，随之整个一只胳臂都被卷了进去，而从打麦机喷筒里喷出的只是粘着血迹的红麦粒。
她失去了一只胳臂，成了典型。
像她这样的典型，在我们知青中有很多。在我所插队的北大荒，我们农场就曾经有过和她一样的典型，也是一位北京女知青，也是在麦收时节，打夜班收麦子，她一连几夜没睡觉，太困了，就倒在麦地里睡着了，大概怕着凉，她在身上盖了一层麦秸。一片金灿灿的麦秸在月光下闪光，收割机开了过来准备拐弯去收割下一片麦田的时候，以为真的是一片麦秸，便开了过去，从她的腰间压了过去。腰伤致残，她成了典型。
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金训华。
以自己的行动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蔡立坚、高崇辉。
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就是像阿宁和我们农场的这位高高个子漂亮却永远腰伤致残的姑娘。
其实，一代知青的典型，都是以整个青春作为代价，而成为当时时代的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成为日后夹在历史册页的一枚被虫蛀噬的残缺不全的书签。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最大的区别是干活少了，总是到处开会。她并不爱开会，也不善言辞。但是，典型和开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会就如同刮风一样，将典型刮得身不由己，不知所从。阿宁是那样一个柔顺听话的人，她当然更要拖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口，被各种各样的会刮得到处乱飞。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更大的区别是，村里、县里凡是有好事总是第一个想到了她。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层层在上的各级领导和争强好胜的人们常常忽略她的存在，她在村里确实像是一只柔弱的小猫一样，太不起眼了。但是，后来不同了，人们对她格外好了起来，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典型，更是因为她失去了一只胳臂，人们同情她，一个好好的姑娘，一只胳臂没有了，凡事当然都要想到她，照顾她。
村里第一个招工当县城里的售货员，她被推荐招工走了。
第一个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她被推荐上了大学的中文系。
有时，她会涌出这样的想法：生活对她也算是公平的吧，让她失去了一只胳臂，却让她也得到了一些在当时一般知青难以得到的东西。她不该抱怨什么了。但有时她又想，如果能用以后得到的这些东西来换自己的那一只胳臂，她宁愿要那只胳臂呀。
可是，这一只胳臂永远离开了她。
大学三年级，一位当兵的同班同学，知道她是个典型，对她很敬佩，一直很照顾，很关心。每次回家探亲，都是这位当兵的帮助她拿行李，照顾她上火车，一直把她送到北京的家里。三年的大学生活，她对这位当兵的充满感激之情，也隐隐产生了爱慕之情。班上的许多同学都看出来了，就怂恿当兵的，当兵的其实也感觉出她的这份感情，而且当兵的自己也常常涌出这种和她一样的爱的涟漪。但是，考虑到真的要是结婚以后的实际生活，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的眼睛里总是晃动着她的那只空荡荡的袖口。他对好心怂恿的同学说：“当朋友可以，我可以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照顾她。但要是当妻子……”
阿宁的第一次恋爱，像是一只蛋壳里的小鸟，还没有啄破蛋壳就夭折了。
三年大学毕业，阿宁又回到雁北，在一个单位里当团委干部。当地的一位大队支书，人很厚道，又知道阿宁的经历，对她很同情，也很照顾，好心的人们又开始暗暗地使劲，希望支书能和阿宁成功。支书同意了，但和家人一商量，家里坚决反对，说什么也不能接受一只胳臂的媳妇。她的爱情演变成为了婚事，一样夭折在萌芽中。
阿宁回北京很晚，是她的父母年龄老了，退休了，家里没人照顾，她才回到北京。办回北京没怎么太难，但回到北京后却比想象的难躲了。
她的年龄已经渐渐地大了，当年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如今回来却成了个老姑娘了，又是缺一只胳臂，谁都替她的婚事操心。北京城太大了，茫茫人海中，谁会正眼瞧一下她呢?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已经过去，典型更成为明日黄花，对她已经无济于事。没有一个再愿意买典型的账了。连找像大学里那位当兵的、村里那个支书愿意照顾她的好心人，都难以找到了，同情都变成了像恐龙一样稀少难见了。世故的城市，喜新厌旧的城市，眼睛只盯着更新的一代，将过去的一页书那样快那样轻易地就翻了过去，然后毫不留情地扔在了一旁，任它落满灰尘。
以阿宁以前自身的条件，她找个理想中的爱人，本来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现在，却成了老大难。都是因为一只胳臂的缘故。
这只胳臂是历史拿去了，是上山下乡夺去了。如果倒退20年，像现在一样年龄的年轻人开始生活，该上学时上学、该工作时工作、该恋爱时恋爱，她怎么能少了一只胳臂?
可是，一般人们很少去追问历史，而只注重眼前。越来越势利的人们，越来越注重眼前。背负着历史沉重的包袱的人，只能自己将这沉重的包袱从历史的昨天背负到今天，不要企图今天的人们帮你卸下昨天的包袱，也不要企图把这个昨天的包袱能变成今天的百宝箱。
最后，阿宁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一个工人。人很矮，而且下肢短。她还能挑什么呢?与其说是为了结婚，不如说是为了过日子。她已经从爱情、婚事，到过日子，完成了人生三部曲。到现在，她才多少明白一点，其实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典型、开会，不是热恋、憧憬，不是读书、上学……而是过日子。人生最艰难的，其实恰恰也是过日子。
阿宁说：“唉，其实，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已经离过一次婚了。”这话充满感慨和沧桑。
结婚之后，阿宁并没有多少欢乐，她依然只是一人看书聊以解愁。丈夫看不惯她一天到晚总是看书，那无意于对自己的漠视和冷淡。于是，便和她吵架。都说吵架是夫妻之间生活的盐，但总是吵架，盐吃得太多，也会让人无法忍受。他们吵架的结果是离婚。这时，阿宁已经怀孕，但是，还是打掉胎儿，他们争吵着办了离婚手续。
过了不久，这个工人又找到她，向她道歉，说他很后悔，说他愿意她看书……说到最后，阿宁的心软了，又复婚了。她为他生了一个小姑娘，她用一只胳臂忙里忙外，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一尘不染；把孩子照料得利利索索，惹人爱怜。但是，她依然很寂寞，她常想这是她想象的婚姻吗?这就是她想象的生活吗?怎么比当年在雁北插队还要枯燥无味?她跑到外面学习外语，上了一期之后接着再上下一期的外语学习班。其实，上不上这个外语学习班，并不是主要的，她也并不是真的学什么外语，她只是想来打发掉这些寂寞而显得漫长的时间。
她在心里有时想：假如丈夫再提出和自己离婚，我就同意。
可是，丈夫再不提离婚的事。丈夫只是偶尔对她发发牢骚：“我知道，你要不是断了一只胳臂，你不会找我。”
她什么话也不说。她连吵架的力气和兴趣都没有了。
她曾经这样对我说：“要不是生活困难，要不是精神困难。我没有办法选择!”
这话说得如同哈姆雷特发出是生还是死一样沉重无比。这种痛苦在于内心的无着、不甘和挣扎。我明白这确实两种截然不同的困难，都是因为一只失去的胳臂所造成的。是那只胳臂使得她的生活有着比常人多一层的困难，是那只胳臂使得她的精神永远无法翻身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对于一个有文化对精神追求格外向往的人来说，这种痛苦要追随她的一生。
所幸的是，阿宁还有一个女儿。女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可爱。女儿会成为她内心这份痛苦的一种弥合剂和止疼膏。
看到阿宁，我常想起我们农场那位躺在麦秸里被收割机压伤腰的女知青。她比阿宁长得身材要好，模样要漂亮，但她比阿宁的命运还要悲惨。她的腰残疾比失去一只胳臂还要严重。她不能像阿宁一样，还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可爱的女儿。回北京后，我只见过她一次，是个夏天的黄昏，她一个人扶着墙艰难地向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走去。我很难忘记那个黄昏夕阳中拖长的她那蹒跚的身影，我不敢招呼她，我怕引起她伤怀的往事。我的心真是万箭穿伤。
我有时会想起那位亭亭玉立的女知青。但那亭亭玉立却只是立在青春的岁月里，只是立在历史的暗影里，只是立在无尽悔恨的回忆里。
(附记)
阿宁，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试图找过她。在老同学的聚会中，她从来没有露过面。到是那位被收割机压伤了腰的高个子女知青，我曾经专门找过她一次，很想知道她现在的情景，忍不住想去看看她。
可是，我以前很熟悉的南城的那条胡同，已经不复存在。那里已经盖起了一片高楼，成为了每平方米一万六千多元的高档社区了。望着那片高楼，明晃晃的落地窗晃着我的眼睛，我想这么多的楼，如果有一扇窗户属于她也好，也是对她年轻时所付出的腰的补偿。可是，我又想，这里的拆迁户的拆迁补偿，按照规定，撑死了，每平方米给八千多元，回迁进这片楼房里，近乎天方夜谭。她会迁到哪里住呢？五环外？还是六环外？
摘自《绝唱老三届：1966—1968》作者：肖复兴 来源：搜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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