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贤：人生断章
人生断章
——云南支边生活纪实
作者：邓贤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年轻便有许多梦。有噩梦，也有美丽的想象。
噩梦醒来是早晨，想象却折断翅膀。但是我们不必为此沮丧。只要我们对生活充满信心，昨天的人生就是一笔沉甸甸的财富。
劳动者之歌
那时候我出身不好，爷爷是剥削阶级，父亲不曾做过工，也不曾种过地，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讲，我们一家都不该生活在城市，而应当发配到大森林或者别的什么世界。后来我们一家果然都离开成都：父亲去“五·七”干校，姐姐下农村，我就到了云南边疆，下决心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好脱胎换骨。
我们三师十团地处滇西陇川坝，是一个以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为主的大型农场。我去的第三营第五连距营部不太远，有甘蔗林近千亩，老职工和北京、上海、成都知青１５０余人。
初来乍到，为了给贫下中农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们十多个成都男同学，个个剃光头，穿短裤背心，扛一把大板锄，仿佛不是去上工，倒象冲锋陷阵的敢死队。老职工纷纷劝阻，说甘蔗叶上长满锯齿，锋利无比，要割坏的，云云。大家情绪越发激昂，越发劝阻不住，大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气概，就雄赳赳地钻进甘蔗地比赛锄草。半天下来，一个个被割得鲜血长淌，头上脸上都是伤，毗牙咧嘴地吸冷气。下午便有人打退堂鼓。第二天，敢冲锋的还有一半人，到锄草结束，体无完肤的敢死队员剩下两名； 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钱江。钱江也是条硬汉，后来推荐上大学，现在美国费城攻读医学博士。
每年六月，天空浓云翻滚，大雨滂沱。甘蔗苗一封林，这时候就要下沼泽地割草积肥。
我们那个坝子有许多沼泽地，当地人称“烂坝塘”。由于亚热带高温高湿，各种动物植物浮游微生物繁衍奇快，因此沼泽地里便无奇不有，据说还有人见过水桶粗的蟒蛇。头次淌进烂坝塘，铁锈色的泥水淹没大腿，才割了一捆草，就觉得腿肚子阵阵刺痛。待拔出腿来，才看见至少叮了十几条粗粗细细的水蚂蟥，细的如蜈蚣，粗的若芭蕉。我头皮一阵发麻，连忙伸手去抓，谁知滑腻腻的，抓也抓不掉。附近水面还有许多蚂蟥昂起头，好象一群群毒蛇，争先恐后地赶来。我不禁魂飞魄散，终于狼狈地逃上岸来。待老职工替我将蚂蝗一条条捉下来，腿上已是鲜血淋漓。
还有野蜂。藏在草丛里，看也看不见，稍稍惊动，便被盯得鼻青脸肿。一次割草，惊起一群吊脚蜂，竟被叮得高烧不止，身上至今残留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瘢痕。
从此之后，我视沼泽为畏途，每每一想到那些隐伏水中的蚂蝗和轰炸机般的蜂群，便觉得心惊肉跳。尽管我时时鼓起勇气并想起领袖教导，但是这个心理障碍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克眼。
割了草便积肥。连队牛厩有两三间教室大，一两百头牛关在厩里拉撒，经过一个雨季，草捆沤烂了，便要出肥料。
出肥料是重体力活路，要选精壮劳力，且脏，我认为正是考验自己的好机会，就积极报名参加。
距牛厩一二十公尺远，便觉臭气冲天，到处蚊蝇成群。出肥料要站在没膝的粪水里，用钉耙将肥料甩上木车，然后一车车拖出厩去。时常便兔不了被粪水溅得一头一脸，那种臭烘烘的感觉，大约与跌进大粪坑里也差不多。
何况还要下大力气干活儿。汗水将衣衫全湿透，分不清哪是粪水，哪是汗水。一天下来，累得摇摇晃晃，走路打闪，却吃不下饭。
但是人的适应能力往往是惊人的。
在城市，随地吐痰是不文明举动，众人鄙视，还要罚款；在农村，怕脏怕臭便意味着贪图享受和好逸恶劳。对我来说，对劳动的体验和生活观念的改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仅仅一周之后，我便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立场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因为我不仅能同老职工一样在牛廊里边干活儿边有说有笑，随口说一些比牛粪还脏的脏话，而且还能用沾满粪便的手抽烟、喝水和吃饭了。我自豪地把这种变化归结为向贫下中农学习和斗私批修的结果。
劳动改造大自然，也改造我们自己。我们日复一日同大自然搏斗，播种、中耕、秋收，还有南宛河畔筑堤抢险，等等。在原始的体力劳动的方式下，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必须直面亚热带边疆的烈日和暴雨，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你要么坚强起来，要么淘汰自己。
七年之后，当我考人大学，面对教室里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同学时，我突然明白；我已经长大了。我早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
一碗猪油
我可以自豪地宣称，我拥有一种更加珍贵的人生财富，这就是劳动。
十九岁那年，我被上级任命为司务长。司务长是排级干部，请假不扣工资。当时我背着很重的家庭包袱，因此决心以办好伙食来报答组织信任。
邓贤（左一）在云南建设兵团
司务长工作，除了天天煮大锅饭，还兼带采买，种菜，养猪，种饲料。偶尔逢到菜蔬丰收，也将白菜萝卜用队里牛车装了，赶到街子上去卖，卖了几元几十元，晚上便点了煤油灯打算盘。
我们甘蔗连队，规定每月粮食定量三十八斤，菜油一两。至于其他副食，、一律自给自足。我们连队有知青七十多人，加上老职工和家属男女老少共二百五十人，因此我便初步体会到“民以食为天”这副历史重担的分量。
没有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恐怕很难懂得“粮食”一词的分量；没有当过知青的人，恐怕也很难体会“劳动”所包含的严酷意义。对我来说，在全部人生体验之外，大约还得加上一个内容，就是“打牙祭”。
建设兵团实行体制军事化，过共产主义生活。一切财产属于公有，不许个人种自留地，不许养猪，养鸡，种果树。当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反复割干净之后，连队的猪就总养不肥。因为急迫的人们不待猪们长出肥膘来便要杀，”杀完大的杀小的。所以猪的生长速度总也跟不上人们胃口的需要。
平均一月或者两月打一次牙祭。所谓打牙祭，决没有今天饭馆里琳琅满目的内容，大多一勺净肉，外加一碗猪血或者油渣汤，便使人心满意足。即使这样简陋的内容也不可多得，因此对于连队的人们尤其是知青来说，打牙祭的话题便是一种充满魅力的精神享受。
到了杀猪这天，连队便早早收工，男人们蹲在伙食团外面竹林下抽烟，孩子端着锅盆挤满灶台。连长指导员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大声吆喝，厨房里帮厨的人脸上放着光，说话粗声大气，全连笼罩着一种节日的欢乐气氛。
这一天主角自然是我。
头天便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到兄弟连队去借大锅，把杀猪刀磨得锋快，还要备下吹猪刮毛的工具，以及姜葱大蒜其他佐料，等等。第二天天不亮便起床，招呼帮厨的人，把猪一索子捆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猪便痛不欲生，将对人类的抗议嚷得一院于都是。忙到下午，终于将一头瘦棱棱的架子猪变成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口锅肉。
通常由炊事员掌勺。一人一勺，小孩半勺。人多的沾了光，兴高采烈；人少的扒光了自己的那份，却不走，蹲在一旁看别人吃。大家的眼睛都在有意无意地监视炊事员，倘若发现某人多了，某人少了，或者好像多了少了，大家便忿忿然，在工地上议论好几天。
也有剩余的时候。大家便站起队来，一人加半勺；或内，或汤，加完为止。先来的心满意足，打着饱嗝散开去，迟到的便懊悔跺脚，觉得吃了亏。也有破口大骂，仿佛遭强盗打劫一般。好在伙食团的肉实实在在是分光了，圈里的猪也听不懂，于是炊事员就赶紧锁起门来回家，如同做了亏心事。
有一次，成都知青ＸＸ，吃了一口又来排二回，同炊事员吵起来。一砖头砸在炊事员头上，结果会餐变成了会战。后面 的人只好把猪血人血砖头渣渣一起吃进肚子里去。
出了这回事故，我决心进行改革，将掌勺制改为称秤制。每一分肉都被称得绝对公平无懈可击，再辅以花名册，人们象真正的士兵那样排起队来，点名领取。改革有效地杜绝了分配不公和任人唯亲，不给少数揩社会主义油水的人以可趋之机。直到许多年后，我创造的这种分配方式一直在伙食四沿用，后来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家家都养了肥猪，没有人来吃大锅饭，伙食团才被撤销。
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后，我带领六名知青进山伐木，为连队储备过雨季的木柴。连队杀了一头病猪，毛重约五六十斤，据说一直打摆子。决定一半带上山，另一半全连人会餐。这次分配是如此明显地不公，激起了几乎全连人的愤怒。有人悄悄用斧子将那半只猪肉剁成烂泥，以致于不得不用一只脸盆装上山去。
另一半猪肉也遭了厄运，夜里彼一个没有良心的小偷偷走了三分之一。这个案子侦察了好几年，始终没有破案。
我们在深山老林里呆了整整一个月。
第十九天晚上，我从山里出来补充给养，全身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布片。全连人都用一种惊讶和同情的目光迎接我。连队实在太穷了，伙食团除了一碗积满油垢的猪油外，拿不出任何东西慰劳我。不管怎么说，能占有一碗猪油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于是我毫不犹豫捧起那只油碗，如同一个贪婪的暴发户捧起一笔巨大的财富，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将猪油喝得干干净净。当我长长吁出一口大气时，我感到浑身上下回肠荡气，连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不可言喻的幸福感。
令人费解的是，我居然没有拉肚子，也没有生病，据别人说我的脸色一直红润了好几天。
幸福的含义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渺小的愿望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你就得到了幸福。
断碣残碑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昨天，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未必拥有明天。当我们终于幸运地走出昨天并憧憬明天的阳光时，一个同龄人却永久地沉入昨天的黑夜之中。于是，在我的记忆深处，就长久地埋葬了这样一座不断被岁月风化的断碣残碑。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冬月，夕阳西下的傍晚，一大片火烧云好像血迹从天边慢慢侵蚀过来。凛冽的寒气随同黑暗一道，从大山的阴影里爬出来，渐渐笼罩了胶林和大地。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营部：六连一个叫黄于岚的女知青失踪了。
据六连同志介绍；黄于岚系成都六中学生，共青团员。平时劳动较好，工作很泼辣，缺点是生活作风不检点，常同男知青拉拉扯扯。两个月前，她在回成都探亲时，搭乘一辆过路汽车，后被发现同司机有不正当关系。此事因证据不足，尚未处理。
当时营部正开党委会，会议临时中断，我随同营长兼党委书记老阎，六连副指导员老李连夜赶往六连。
六连坐落在一条山沟里，山上种橡胶和金鸡纳。我们赶到连队时已经繁星满空。了解结果，证实黄于岚是在头天夜里失踪的。有人曾看见她寝室的油灯一直亮了大半夜。另据牛原站岗的老陈报告，他在昨天下半夜隐隐听见水库方向有哭声。因为从前这一带常闹鬼，所以他就把子弹顶上膛，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经过彻夜搜寻，水库堤坝一例草丛中，果然发现一双女式塑料底布鞋。经六连知青辨认，确认是黄子岚的。
线索由此变得复杂起来。
黄子岚哪里去了？投水自杀？抑或是个迷惑人的假相？
老李断然否定了前一种假设。他认为黄子岚没有理由自杀。因为领导仅仅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尚未处分，何况黄在１９７２年的全营水库游泳比赛中，还夺得过两种姿势的女子第一名。
布鞋是个迷魂阵，目的是拖延时间，转移视线，结论是人已经跑外国了。
老间同意老李的判断。于是团部警通排和边防哨卡的部队一接到通知，封锁边境，设哨堵卡。但是三天过去了，黄子岚仍然古无踪影。
人们的视线又回到水库堤坝上。不管怎么说，当她没有被确凿地找回来之前，谁也不能排除投水自杀的可能性。
组织打捞。用长长的竹竿，缚上钉把和铁丝网，好象绳子一样在水库里反复蓖了若干遍。又动用了打鱼的尼龙网，在水 库里拉起了许多小鱼。但是依然不见黄子岚的踪影。
只有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开闸放水，让湖水掩盖的谜底暴露无遗。
四连指导员周朝茂气喘吁吁爬上山来，他冲动而激烈地反对开闸放水。理由是开春后四连二千亩水稻全靠这些水插秧，倘若将水白白放走，来年的收成指望什么？
老间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山西人。他愁眉不展地蹲在地上，足足抽了一个钟头的闷烟，才站起身，使劲朝地上咋了一口，怒气冲冲地说：“毯！我。他妈——开闸！”
锈蚀而沉重的大铁闻被粗钢缆拖拽着，挣扎着，发出嘎嘎的呻吟。粗大的水柱从问底喷涌而出，沿着干涸的灌溉渠一路欢唱不是流向稻田而是流进南宛河。四连指导员伤心地望着来年的粮食白白淌掉，一面用最恶毒的字眼诅咒那个失踪的害人精，一面跌跌撞撞下山了。
铁间继续升高，我望着急剧退去的湖水，心里不由得打个寒战。我不愿意见到这个事实，不希望那个失踪的女知青躲在湖底。倘若她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又何必要残忍地将自己窒息在这片寒气袭人的湖水里呢？
几小时后，湖底的石头和淤泥渐渐显露出来，不知谁低低惊叫一声：“啊——看那边！”
在湖的一侧，距堤坝约二三十米的地方，一缀黑色的头发浮上水面，好象一缕漂荡的水草。紧接着，一个姑娘的身影便从水中慢慢显现出来……
是她——黄子岚！她不是躺在水里，而是站在齐腰深的淤泥中！
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用语言描进的惊心动魄的事实。黄子岚没有到外国去，她确确实实走下了堤坝，走进了寒彻骨髓的湖水里。五个白天和黑夜过去了，她居然一直以这样的姿态站立着，始终不倒！
我的心猛然缩成一团。空气凝固了，气温仿佛骤然降到冰一点。
一个女知青突然放声大哭，哭声撕裂空气，在山坡上引起。一片回声。我被极大地震撼着，悲从中来。面对一个二十二岁的同龄人，尽管我们素不相识，也尽管我并没有对她欠下什么，然而我却有一种深深的负疚，仿佛活着就是罪过。
尸体解剖结果，肺部未进水。医生说，死者是硬憋着一口气，直到将自己活活憋死。
后事处理简短而迅速，黄子岚被埋葬在胶林深处。下葬那天，全连知青和老职工都到了场，连平时最不肯和解的人也流下真诚的眼泪。她终于以自己的方式获得人们的谅解。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知青的故事。我只见过她一面，然而这个印象便刀凿斧刻般留在记忆里。我们属于同一代人，有着共同的岁月和命运，虽然她早已离开这个世界，连她坟前的墓碑也已经剥落风化，但是我在记忆深处仍然保留了这座上坟，连同那块属于她和我们共同的断褐残碑。
作者：邓贤 男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三营五连 来源：中国西部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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