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垠、送别亡灵
苍天在上 大爱无垠
一对知青生父母为苗族养父母
送终的报恩故事
“大妈妈啊，你一路走好！小爸爸、小妈妈为你送行来了！”
2013年7月17日，西双版纳一个殡仪馆里，一位泣不成声的年轻女士悲痛地向刚逝去的养母倾诉着。她的旁边，同样悲痛地为故人送别的，是她的生身父母、当年上山下乡到西双版纳水利二团的上海知青阿良和乔睇。
几天前，阿良夫妇从上海打电话给版纳的大女儿，告诉她已经预定好了飞机票，过几天就要带小女儿生养的小外孙飞到版纳来度暑假。谁也没有料到，这知青“小爸爸”和“小妈妈”来到版纳之后，竟然是为这位养母大妈妈送终来了！这可不是他们人为的安排，难道是上天的旨意？
7个月前，当“大爸爸”重病时，是女儿打电话到上海之后，“小爸爸”夫妇特地赶到版纳为这位男“亲家”送终。而如今，为这位女亲家送终，却是非常意外：直到上海起飞时，他们没有一点事先的心理准备。
可亲可爱的苗族养父母，先后在7个月时间里撒手人寰。而双双健在的知青生父母，先后一一为年长十多岁的女儿养父和养母送终。
四十年前养父母的善始，现在有了生父母的善终。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承诺，如今成为了现实。
二十多年前，作为生父母和养父母的他们两家人，在女儿这个“纽带”的作用下，他们握手言欢，成为了亲家！
早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1972年，青梅竹马的阿良和乔睇，不顾双方家长的反对，在回上海探亲期间，偷吃了“禁果”，怀下了他们爱情的结晶。探亲归队之后，乔睇住进了团部卫生所，要求医生悄悄为她堕胎。因为无论是主客观条件，他们无法养育即将到来的小生命。
难道是团部的医疗条件太差、医生的医疗技术太差？为堕胎住院的乔睇，肚子越来越大。直到打胎将危及孕妇生命的时候，卫生所所长才提出乔睇转院去县医院生养孩子。他不得不告诉乔睇夫妇：是你们领导不让我们打胎而是保胎！
得知这个信息之后，他们这一对原本欢爱的“地下”知青情侣，顿时坠入了烦恼之中。一边是各自的家长极力反对他们的婚恋；一边是作为排长的阿良，将与乔睇一起，成为水利二团首当其冲的“未婚生育”者，受到严厉的处分。来自家庭和单位这两个立足之本的双重压力，使初涉社会的这对年轻情侣喘不过气来。
自己该承担的后果暂且不论，他们更为忧愁的是，如何面对不得不将要出世的孩子？撇开自己毫无养育孩子的经验不说，最要紧的是小生命生长需要的吃喝必需品，在边疆的深山沟里，怎么能够得到满足？如果小生命不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如果小生命万一因此而从小就落下什么残疾，那不但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更是对无辜孩子的终生伤害！
面壁产房独哀喑，阿良乔睇愁断肠。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满眼伤心冬景和，一山红树寺边多。
“上海知青来生孩子啦！”——这信息传遍了对上海知青充满神秘感的小小县医院和小县城。人们对这可怜知青以及即将出生的孩子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也为他们的未来生活担心。
终于，有好几位当地居民向他们提出了收养即将出世孩子的要求。在那艰苦条件下，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要靠探亲回上海带食品来补充的知青，也只有把孩子寄养给当地条件好的家庭，才是那时最好的抉择。
于是，在提出收养孩子的家庭里，阿良和乔睇权衡再三，最后选定了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县医院小儿科苗族医生作为孩子的未来养护人。这样做，正是对孩子最大的保护与爱护！
孩子顺利呱呱落地。在乔睇出院后的许多年里，他俩遵照当时的约定，没有去干扰养父母对孩子的悉心抚养。只是，阿良乔睇在把刚刚出生的女儿交给苗族女医生的同时，把自己这对生父母的合影也交给了对面的未来养父母。阿良乔睇认定：将来，我们和女儿肯定会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现在是无奈之举，并非把女儿“送”出去，只不过是“寄养”。
1978年，知青开始大返城。阿良先于乔睇回到上海。乔睇也将随后返回上海老家。在当时的环境里，知青这一去，将可能是“永别”。乔睇禁不住内心的煎熬，临行前特地赶到县医院外：她要向自己的女儿告别！远远地，偷偷地，默默地，在5、6岁的小孩子群里，她一眼认出了正在嬉戏玩耍的自己亲骨肉！那是与生俱来的骨肉辨认。她多想上去好好地亲一亲自己肚子里出来的这块肉；她多想上去尽情地倾泻自己的母爱！但她不敢上前抱一抱女儿，不能喊一声“我的女儿”。乔睇的一腔母爱，只能化作串串热泪，无声地落下！她默默地祝福女儿健康成长，默默地祈祷女儿一生平安。随后，乔睇一步三回头、一步一擦泪地悄悄离开了这个令她肝肠寸断的女儿！
回到上海，阿良乔睇俩，正式登记结婚。他俩又生养了二女儿。看着小女儿，想到大女儿，心中的思念无法忘。终于，忍不住对女儿的思念，1992年，阿良乔睇开始了寻女之路。他们打电话到县有关部门，再转相关知情人，了解到了女儿的近况，获悉女儿正在思茅卫校读书。于是，阿良夫妇三人（包括小女儿）一起飞到了思茅，早早地等在校门外，他们望眼欲穿地等候女儿的出现。当初分手时，阿良只在产房里看过一眼肉团似的女儿。而现在，女儿已经成年了。女大十八变。她现在到底长成什么样？象我还是象她妈？女儿现在有多高？女儿现在有多重？阿良他们等在校门外，焦灼等待放学的女儿出来。
——“放学的人群中，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我的女儿！”阿良事后激动地告诉人们。太激动了！那是二十年分离后的第一眼！那是骨肉的自然融通。即使孩子出生之后，阿良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但时隔二十年后，能够在人群中，一眼辨认出自己朝思暮想的成年女儿，凭的就是血缘，凭的就是直觉！二十年的思念，就在那瞬间变成真实。
因为事先通过电话，女儿对亲生父母和同胞妹妹的出现并不意外，只是笑了笑。这相隔二十年的思念，化作与女儿的彻夜长谈。女儿告诉父母：从6岁起，她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那时她就偷偷地看到了自己出生时，生父母留给养父母、实际上是留给她自己的生父母的合影。之后，她把这张没有见过面的父母老照片珍藏起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时，她就拿出来对着照片里自己的生父母诉说一番，憧憬一番。
为了迎接女儿回上海定居，阿良乔睇在上海为女儿安排好了一切，包括住房与工作。对于物质生活，“只要是小女儿有的，大女儿一样补给她”。阿良夫妇俩信心满满。
但认女之路并不顺畅。女儿的态度有反复。女儿既想“回归”生父母，又依恋养父母。女儿对从小生活的环境有感情，女儿更对从小抚养自己长大的苗族养父母怀有深厚的感情。过不久，女儿竟然结婚成家在了版纳。
阿良和乔睇，完全了解当时自己的做法对孩子的伤害；也完全理解苗族养父母悉心抚养女儿的不易；更完全理解女儿从小生活在苗族家庭里，对养父母的炽热亲情。他俩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养父母当年的收养和悉心照顾，当时以及现在的女儿，会是什么后果。他俩既迫切需要女儿的“回归”，更赞赏女儿对养父母的知恩、感恩情怀。他们表示，认女儿就是为了女儿的幸福。只要女儿高兴，女儿做主的事情，他们完全同意与支持！
我站浦江畔，心牵南疆女。在那交通与通讯极为不便的时代里，阿良和乔睇，反反复复与女儿和养父母沟通，殷切表示并承诺：我们感恩女儿的养父母。我们一定会在有生之年，尽力报恩养父母！我们两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阿良和乔睇的一片诚心，终于感动了所有人。历经4年多，生父母与养父母两家，终于在1996年，正式结成了这门“亲家”！
从此，大女儿家与生父母家，大女儿家与小女儿家，生父母家与养父母家，大外孙与小外孙……他们的亲情绵绵不断。女儿，似一根红线，把这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祖国两端的两家好心人，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逢年过节，他们常常聚会在一起：或是西双版纳到上海，或是上海到西双版纳。越来越发达的交通与通讯，更为这亲情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两亲家，三代人，幸福美满，其乐融融。美好的生活向这幸福美满的全家人绽开了笑容。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年长两位知青生父母十多岁的养父身体状况越来越差。2012年12月，大女儿来电话，告诉阿良乔睇：大爸爸病重。于是阿良夫妇紧急飞去版纳，为弥留之际的养父送终。
而在养父亡故7个月后的今天，本来是到版纳来度假的，事先也并无养母病重的迹象（出发前，只是一般常见小病状态），但阿良夫妇带着小外孙赶到版纳后，养母原先的小毛小病发展为重病，而且病情却是越来越重，最后竟然不治而离开了这个世界！这难道是上苍的安排？作为亲家的生父母，在女儿养父母住院期间，他俩焦灼不安地忙前忙后，悉心照料女儿的病重养父母。养父母亡故后，他们又与女儿他们全家，一起安排养父母的后事，直至妥善安顿完毕。
“直到我们全家人都在女儿的‘妈妈’面前后，这位养母才闭上了眼睛！”养母临终时的表情，深深地铭刻在阿良的脑海里。
阿良和乔睇，这对生父母，实践了他们的承诺：在有生之年，报恩女儿的养父母。
“其实，这是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我们这样做，真的是报答养父母抚养女儿的恩情。同时，也是为我们的后代树立一个做人的准则：做人一定要知恩、感恩、报恩。”阿良对人们如是说。
衷心祝愿你们，经历患难、自始至终的知青朋友！
衷心祝愿你们，普天下所有好心人！
1977年4月23日，这是个令我不能忘记的日子。我的一个同乡知青朋友，就在这一天，不幸“非正常死亡”。从当天下午出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我们才料理完他的葬事。
为对死者的尊重，我这里隐去他的真实姓名。由于他的调皮好动好玩好闹笑话好动脑子，他曾被知青们冠以“野和尚”、“三妹”的诨号。以下，我以连队里对他的响极一时的“三妹”称呼他。
我是和他同列火车，同时被分配到水利二团九连的。刚到连队，我曾当过他的班长。因为我是“领导”，他是“下级”，为执行连队的规章制度，我俩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甚至打过架。
在这之前的74年，我们已经完成“南腊河大树脚引水工程”，全部转为勐捧农场，归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管理。农场领导全都是农垦系统拖儿带女的老干部。
长期来，知青们过着无菜下饭的贫困生活。每两年一次的探亲假，是知青们补充营养的极好时机。探亲归队返回连队时，人人都是大包小包地装满了大城市里带来的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但这些用品只能聊解一时之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知青们的长远生计。为此，农场上下号召自己动手种蔬菜养家禽。但在当时景况下，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丰衣足食”的号召，只能局限于集体活动。知青个人是不准种养的。而集体的种养由于缺乏责任心，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菜越种越僵，猪鸡等越养越小。而且从水利兵团遗留到农场的“一线人员比例与后勤人员比例”不能超过上级的规定。所以，仅有的后勤人员能够供应的蔬菜家禽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满足。连队炊事班里一日三餐大多供应“盐巴汤”（内地的“盐汤水”）以下饭。
怎么办？种养不准，那就向大自然伸手！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食物。雨季来到后，漫山遍野的野竹林萌发出数不尽的竹笋，人们把它们挖来或当场煮吃，或泡“酸笋”待以后慢慢食用。在一些腐败的树干腐土里，常长有黑木耳、鸡棕（一种味道极鲜美的菌类）、蘑菇等食用菌（但必须谨慎，我的另一个朋友曾食用有毒菌类幸亏抢救及时才免于一死）。荤食可以到山上捕作各种野兽。唯一缺憾是不知什么原因，打猎必须的枪支只有现役军人仅有（而且也只有手枪，没有打猎适用的长枪），知青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手的。所以，知青们无法食用大自然恩赐的各种可口野味比如野猪、马鹿、黑熊、猴子、穿山甲、锅盖（一种大型的蜥类动物，领导们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仅根据它们的叫声“锅……盖……”、“锅……盖……”而暂且命名）、豹子等等。
但是，许多植物类野菜只能在雨季才有，而且吃多了对身体极为不利。比如野竹笋，味道酸苦，没有大量的食油和调料是绝对烹调不出美味的。而且，那是一种“发”的植物，可能有微毒。人多吃了，会在身上发出许多疙瘩、热疖之类的东西，极为难受。到勐腊的第一年，知青们大多出现了“烂脚”。膝盖以下的小腿部分，大多糜烂，很可能与吃这类“发”的野生植物有关。至今我的小腿上，还有当年烂脚留下的疤痕。加上味道不佳，知青们难得吃它，只有在探亲前晒一点笋干，回家时带回家乡，以表对亲友特别对父母的亲爱孝顺之心。
旱季里，大自然恩赐的食物极为有限。初到连队，还有些野生动物偶而撞进知青的嘴巴里，但随着漫山遍野的爆炸声（挖水渠以至后来的挖梯田种橡胶树等）喧闹声，早把这些古来居住者吓得躲往深山老林或国外的安乐窝去了。不需要用枪可以捕食的有一些小动物，比如竹鼠，那也得拿开山锄看准了竹鼠的老窝，一直挖下去才可能将其擒获。
如果看不准，那竹鼠窝是空的，白白地劳民伤财，实在是得不偿失。即使看准了，但挖个竹鼠赛似愚公移山，要挖掉许多的土方，往往挖了一个白天，还没挖到。待第二天再挖，狡猾的竹鼠早在半夜溜走了。因此，时间一长，知青们对此类劳而无功的事懒得再做。十年里，也有偶而碰到的好事。比如，我们连队有知青合伙抓到蟒蛇。但那是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实在难得的一次，不足为凭。
让一些男知青们动心的，省力而效益高的取食荤食方法有两种，但都是“铤而走险”的（不然早被抢完了）。一是到周围少数民族寨子里去偷鸡摸狗，但那是要承担“破坏民族团结”罪名的。记得有一次，我们连队一个冯姓知青到邻近的“昌蛮族”（一个据说当时没有得到国务院法定承认后来被归并为爱伲族的少数民族）寨子里，偷了一只小狗回连队杀吃了，被老乡循迹找来。在物证面前，老乡要把他带到寨子去，幸亏领导们坚持不放（当时还有“知青政策”保护），才免于灾难惹身。但也经过了反复批斗。因此，这种方法并没被大多数知青们采用。另一种省力地取食荤食的方法，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炸鱼。那是领导带头挑起的。而且，由于工程需要，连队里炸药有的是。只要小心操作，胜率极高。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相对政策制度而言）。虽然，上级规定不许个人炸鱼，但既开了头，就难以收场。一时期，南腊河上，炮声隆隆，世世代代在南腊河安居乐业的鱼群遭到了灭顶之灾。
“三妹”是个炸鱼高手，也是个吃鱼老手。有一次，他自己跟我说：“有几天，我拉的屎里都有鱼腥味。”我是个执行规章制度的模范，可不敢做这种违反规定的事（可能也是由于文革期间，祖辈父辈受冲击留下的循规蹈矩约束吧）。所以，他要炸鱼，断然不会事先告诉我的。只是在我们同乡聚会时，他才可能得意地把一些自认为的小聪明披露一点，炫耀一番。
据“三妹”生前介绍，这鱼起先“憨”得很，“挺（上海话，意思是“任凭”、“随便”）炸不动气”，但经过几次灾难，特别是死里逃生的鱼在总结经验教训后，也学得精怪起来。我想，可能也是炸鱼这种方式，对鱼的生存繁育是一种毁灭性打击的缘故，所以后来，炸鱼的效果大不如前。“在南腊河里即使放排炮，也难得抓到一片鱼鳞”（“三妹”语）。
因此，“三妹”们炸鱼，总要先挑选一个人迹罕到的河段。那里，可能鱼会多一点。此外，“三妹”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炸鱼诀窍。比如，他曾在我面前吹牛说，这鱼也很馋嘴，当一件东西刚掉下水面，鱼以为是好吃的，会一拥而上抢吃，但当发现不是吃的特别是发现是危险物时，会迅疾逃离。炸鱼，就是要抢在鱼群围过来时使炸药爆炸，这样就能把鱼有效地炸死炸昏。而“抢在鱼群围过来时使炸药爆炸”的要诀就是控制导火索的长度，从点火往河里丢炸药到炸药下水在鱼群围过来时爆炸，必须一丝不差。“三妹”经过反复实验，把导火索的长度限制在大约一根香烟左右。这种方法，使他的炸鱼战果屡试不爽。他悄悄地叮嘱我：天机不可泄露。看在我不会炸鱼的份上，才吹吹牛的。 23日，恰巧是我们离开家乡的日子，只不过是7年加2个月后的77年4月23日。也是13点多，星期天。我在宿舍午睡，突然有人急急地敲我门。来人焦急地说：“快，快，‘三妹’炸鱼把手炸没了！你快到团部（我们习惯把勐捧农场称作“团部”）医院去看看！”我让他赶快去通知别的老乡同学。我则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团部医院抢救室。我推开守门护士的拦阻，冲进抢救室内，只见“三妹”仰面躺在手术台上，医院里医术最高的高院长正把一把止血钳从“三妹”胸口的一个孔中拔出。那止血钳上的药用棉花上，滴滴血正在不住地滴下。我迫不及待地问：“高医生，他怎么了？他怎么了？”高院长摇了摇头：“不行了。没救了！”我还以为他是指可能没救了，就大声地要求：“你救救他，高医生，你无论如何救救他！”高医生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再也不说话。在手术台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我紧跟过去：“高医生，你为什么不救他？为什么不救？”高院长把手中的纸递给我看：“死亡通知书”！映入我眼帘的竟是死亡通知书！我一阵头晕，手扶桌子，简直喘不过气来：我的一个活蹦乱跳的朋友就这样离开了人间？！太突然，太意外，太不可思议！
我一眼看到了站在手术台边“三妹”的同伙，不用问就知道他是与“三妹”一起炸鱼的同伙——伟民。只见他的一条黄色运动裤被炸得七零八落，右腿上点点麻点，已被凝血盖住。上身倒还完整。他的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我冲过去，大声责问：“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没死？！”伟民一下子大哭了起来：“我这下说不清了！让我去死！我一个人活着，我怎么说得清啊？！”他哭着，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那令他一辈子后悔的经过：“‘三妹’说让他炸。。。我要炸……他不给……一直没点着……他就吹……吹着突然一声巨响……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醒过来……看见他在叫我……‘伟民……我的手没了……我真后悔……我不该……’‘我真后悔……快把我抬上去……抬到公路上去……’‘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就到公路上……拦了一辆汽车……车上的人……帮着我……抬到车上……就到了医院……”
根据伟民的断断续续的描述，我理清了当时发生的可能经过：
那天，他们俩约好去炸鱼。到得一段隐秘的河段，装好炸药。那是一只当时极为常见的广口玻璃罐头瓶子，里面装了半瓶炸药，上面用泥土封口。一截比香烟还短的导火索通过雷管伸出封口泥土，但由于只装了半瓶炸药，也由于导火索过短，安装好后的炸药瓶里的导火索还没露出瓶口。所以，点导火索成了关键。起先，他们俩到了营部小卖部，想买包香烟。然后用点燃的香烟戳进瓶口点燃导火索。但是，小卖部没有开门。香烟没买到。他们只好用随身拿的火柴点火。在河边，“三妹”把危险留给了自己。由他自己动手点导火索。四月的西双版纳，正是一年四季最热的季节（五月以后是雨季，经常下雨，倒也凉快），暑气直冒。在大白天，由于阳光的照射，点燃火柴看不见火，只能通过火柴杆的不断缩短，才能够判断火还在烧。“三妹”点燃了火柴，看不见火是否还在烧，就将火柴杆往导火索上点。当时，他以为导火索还没点着，就想吹火。实际上，可能这时炸药瓶已经点燃。就在他还在吹的时候，炸药瓶爆炸，拿着炸药瓶的右手当即被炸飞。自己被炸得掀翻在一边。伟民由于道路狭窄，当时站在“三妹”右侧，只有右腿露在炸药爆炸的范围之内。炸药的有效爆炸杀伤力大部分被“三妹”遮挡住，所以，“三妹”不归，而伟民幸存。
致“三妹”命的，不一定在于右手的炸飞（当然，失血过多也是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右胸的那个伤口。可能深达心脏！那是“三妹”的右胸口袋的位置。那里面放着他俩为了防止鱼鳞都炸不到而准备的另两根雷管。据说，每根纸雷管的爆炸力可达80公斤。
我呆立在“三妹”的遗体旁，呆呆地站立着。直到其他同乡朋友的到来。伟民已随护士到另一间屋子包扎去了。
随后，我们七分场的李副场长赶来了。他是一个勤勉有加的干部。他忙前忙后地和我们几个“三妹”的生前友好操办后事。由于天热，而当时根本没有冷藏遗体的设备，被炸的遗体不能多放，所以，李副场长赶紧安排工程队赶钉棺材。我们则为“三妹”洗身穿衣等。看着他平时幽默风趣的身影，如今竟少了一只手（从右小臂以下全没有了），右胸的深洞里，还在冉冉地渗出血水，全身上下被炸得蜂窝般地满是麻点。我们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用酒精给他擦洗，用棉花为他封好大一点的伤口，裹好右手，蒙上棉被，放进做好后的棺材，连夜抬着棺材，送到墓地。
棺材是用极为厚重的西双版纳原木赶钉的。虽然粗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专门制作出卖棺材的单位），只能将就了。那时的葬礼没有什么排场。（那时连婚礼都极为简单。）我们几个选择了墓地。原先埋葬水利二团知青灵柩的墓地在团结桥边的洼地里。我们觉得不好，地势太低，雨季里有积水。“三妹”是原水利二团转为农场后，七分场知青中第一个上山下乡的殉葬者。分场也同意改换墓地。我们选择了一个向阳的半山坡，作为“三妹”的“安身之所”。时已近半夜。在火把的照映下，我们抓紧挖墓穴。大约在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我们盖上了“三妹”的最后一锹土。李副场长擦了把汗，直起腰，觉得应该讲几句“致辞”：“今天，‘三妹’的事故非常不幸……不过这地方不错……今后这地方就是我们七分场的墓地……”他朝山上挥了挥手，“将来，这上面就是我们的安身之处……一排排地……”哎，一个“老粗”干部，虽然有的是对知青的同情心，可说出来的话就是这么使人揪心。阵阵寒风袭来，周围又传来阵阵“嘘嘘……”地叫声，我们被漆黑的夜色吞噬着，想想白天还活蹦乱跳的“三妹”现时竟被压在泥土底下长眠不醒，今后我们也将走上同样的“不归路”？此情此景，不由得使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我赶紧打趣道：“今后啊，我们老了以后，死亡名单可能就是一批批，一排排的了……”嘿，平时可以说是伶牙俐齿说话幽默的我怎么也说出这等不吉利的话来了呢？
在“三妹”的后事料理中，李副场长的模范作用成了关键。自始至终，他都陪伴在“三妹”遗体前后，指挥布置其后事的料理。但值得现在遗恨的是，当时的七分场（营部），作出了一个简直是令人愤恨的决定：马上发电报给“三妹”家长，告诉他们，“三妹”因非法炸鱼已经死亡，叫家长不要来，否则一切费用自负。这个决定一宣布，立刻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反对（幸亏没有大面积扩散，不然可能会引发知青的义愤）。我（当时我已调往分场工作）代表“三妹”的生前友好，向分场部提出最低要求：一、电报不能直接发到“三妹”的家长，而应该发到当地的“知青办”，请他们做好“三妹”家长的工作。不然，这对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边疆的家长们打击太大。二、“非法炸鱼”不能提。人都死了，难道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如果这样，我们还得追问引起这一事故的最终原因是什么。三、不提家长来不来以及来去费用问题。不能给家长已经破碎的心再插上一把刀！在大家的坚持下，主要是以李副场长为代表的干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当日下午把电报发往家乡的“知青办”。
事后，“三妹”的家里没来人。我知道，他的父母年岁已大，且无正常职业，生活艰难。弟兄五人，有四人上山下乡。有一个弟弟，经常来信向这位哥哥要钱资助。我的头脑里，时常虚幻出他的父母为失去这亲生骨肉悲痛欲绝的神态。
95年，我曾因勐捧农场七分场建场二十周年，去寻访过“三妹”的墓地，但那里早就被农场的机砖队替代。我只能象征性地在一块土墩前，为“三妹”祈祷。也许，知青大部队已走，原先计划的墓地已经不需要了。
让我们共同祈祷在上山下乡年代里不幸遇难的知青朋友们！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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