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版“小芳”：上海知青与黑龙江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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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文和刘行军的故事晚报记者 孙立梅 张建群 报道上海知青刘行军
特殊的年代，自然会有特殊的爱情。1969年4月，黑龙江还冰雪未消，上海小伙子刘行军在懵懂之间，跟着3000多名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德都县。按他的话说：“到了农村以后，我们看到一幅非常凄凉的景色，土地一望无边，老百姓穿得很破。”他根本没有留意到，在这些穿得很破、从家里跑出来看“大城市人”的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王亚文。那年，她才11岁，她还不知道，那个让她的未来充满泪水的男人，千里迢迢来到了她身边。
1974年他们相爱
王亚文
转眼，那个不起眼的小姑娘王亚文一天天长大了。刘行军到德都县5年，最初的失望已消失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上海变得陌生而遥远，刘行军被分派到生产队的小药房工作，以为自己会在这里呆一辈子。这时，刘行军犯了一个错误，几乎要了人命，却也开始了他的爱情。
一天，王亚文的父亲王老汉到刘行军这里来拿药，初来乍到的刘行军一个疏忽，把药给错了。王亚文风风火火跑过来找医生，抢救了一夜，王老汉终于得救了。刘行军从此成了王家的常客，开始是因为负疚，可渐渐地，不一样的感情萌生了。一次，经过一个商店时，王亚文急匆匆地叫了刘行军一声“刘哥”，她不经意的称呼，却一下子拨动了小伙子的心弦。这年的7月25日，刘行军写了生平第一封情书，然后把小纸条塞给了王亚文。亚文赶紧把纸条揣到口袋里，吓得赶紧跑，虽然她并没有明确答复，可温柔的举止却是一种默许。以后几乎每天，刘行军都到王亚文家做客，那时谈恋爱不叫谈恋爱，而叫“串门”，知青们只要一提起刘行军，就开玩笑说“他到王亚文家串门去了”！
他们的“约会”少得可怜，只是，他们走在房后时，刘行军忽然亲了王亚文一下，吓得小姑娘手脚冰凉、直冒冷汗。但是，就是从那时起，她就认定：“他就是属于我的，我就是属于他的。”
1976年他们分开
1976年，王亚文和刘行军开始谈婚论嫁，但同屋知青开始一个个回城。不久，刘行军被保送去了华东师范大学，正好可以回到家乡上海。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刘行军就去找王亚文，并且对天发誓，学成一定回来。其实，当时知青返城已经发生了很多悲剧，县城里一个女孩被上海男友抛弃后甚至发疯了。虽然从感情上舍不得，但为了刘行军的前途，王亚文还是选择给他自由：“我就算非要把他留下来，他能心甘情愿在农村呆一辈子吗？”她至今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只有让心爱的人自由，才能真正拥有他。
1980年，刘行军大学毕业后分到了闵行一所小学，工作后面对王亚文，他感到了现实的压力：“她没有户口，意味着一切都没有，当时也没有房子，几乎没法生存。”这时，王亚文写信要求结婚。刘行军却在家人劝说下决定分手。当分手信送到王亚文那里时，她拿着他的信和照片，不吃不喝，哭了二十多天。
1987年，刘行军经别人介绍，和一位上海姑娘结了婚。本来还抱着一丝希望的王亚文彻底绝望了，她悄悄地吞下了100片镇定药。“我妈说抢救了7天7夜我才醒过来，醒过来以后我发现，我妈哭得像泪人，我弟弟头上包着白纱布，血淋淋的。我妈和我说，你看见没有，你弟弟伤心得用刀砍自己的头，我们家玻璃都被他砸碎了。我妈一边哭一边说，今后为了我们，你也要活下去！当时我看我妈和我弟弟那样，我想，既然活过来了，今后也就只能为他们活了。”王亚文仍然沉浸在思念中无法自拔，在县城的照相馆，她看见一个写着上海站的布景，于是拍了一张没有新郎的婚纱照。
“我从前很开朗，大家说我人不到，笑声先到。后来和他分开以后，一年比一年差，人的性格也变了，从此不喜欢接触人。”都说等待是一生中最初苍老，王亚文的青春，就是这么苍老的。她十余年的生活中，只剩下了回忆和等待。
回忆那些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的思念、悲伤和绝望，王亚文历历在目：“我无数次梦见他。每次梦见他的时候，都是听说他要来，我很开心，不知道往哪里去，跑过去就是看不到他。有时候听说他来了，我要追他，也是追不到的。人要是真正喜欢上一个人，也说不清他具体哪里好，也想不出他哪里不好，即使不好，你也不会往心里去，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这是当年知青们经常唱的一首歌，可是，上海太远了，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的东北姑娘王亚文，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寻找到那条可以寻到爱人的小路。
1994年他们重逢
往事不堪回首。王亚文和刘行军，以为再也不会遇到初恋的爱人了，但是，世事就是这样奇妙。1994年，刘行军插队时的室友曲胜辉回到阔别已久的德都县调研，他邂逅了苍老憔悴、身体也面临崩溃的王亚文。“王亚文原来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我看到她时她病很重，说话都不成句，给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接受不了，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她和我说过以后，我无法向她承诺什么，但我自己觉得有必要找到刘行军。”
在这些年当中，刘行军曾和妻子一起去过美国，由于不适应，他半年后回国，并与妻子办了离婚。
当从曲胜辉那里得知王亚文还在等待自己后，刘行军没有犹豫，立刻提笔写信邀请王亚文来上海治病。看到熟悉的字迹，王亚文一下子哭了出来：“他说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傻，一切是我造成的，我对不起你，所以我现在要弥补，弥补这一切。”因为王亚文极度虚弱无法去上海，刘行军很快踏上了去黑龙江的列车。
王亚文这样回忆多年后的重逢：“我弟媳妇跑过来说来了来了，上海人来了！当时我一听说不清的感觉，好像脑袋‘嗡’了一下。我赶紧起来，但全身发抖，怎么也穿不上衣服。等到一个多小时以后自己才逐步冷静下来。”而刘行军则说：“我觉得自己真对不起她，我没想到一个女人为了等待她心爱的人，苦苦等待了这么多年。”
等待多年的恋人终于出现，她反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说了一句“你来了”，他点点头。多年的压抑和痛苦，一下子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们哭了很长时间，他一直说，“我没想到你怎么这么傻”。
2004年他们患难与共
来上海已经10年了，王亚文说她过的是神仙一样幸福的日子：“来上海前半年，上下楼他一直背我，这半年里我没烧过饭，没洗过衣服，没买过菜。他什么都依我，为了我多少钱也肯花。他说他要从17岁开始补偿我，按这样算来，其实我现在才27岁，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这10年里，我认为我虽然吃了这么多年苦，但一切还是很值得的。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5月，刘行军感到身体不适，开始只以为是乙肝，但不久病情恶化，他必须要接受肝脏移植手术。这个手术的费用就要几十万元，根本不是他们的家庭可以承担得起的。为了给刘行军筹钱治病，王亚文天天打电话恳求所有认识的人帮助他们，她也借助媒体进行呼吁，终于筹钱把刘行军送上了手术台。
手术室的那一幕，刘行军和王亚文至今难忘。刘行军告诉记者：“我离开阿亚的时候，觉得自己要去经历一场磨难，我给她唱了首歌，‘世上只有亚妹好’。”王亚文则说：“医生对我们说，这种手术很危险，成功率才50%，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上手术台的时候，我们抱在一起，他给我唱了一首歌，我给他唱了一首歌。我唱的是，‘世上只有刘哥好，刘哥的亚妹是块宝，离开刘哥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手术后的刘行军虽然从死亡线上逃生，但身体仍然十分虚弱，每天户外活动基本上就是去楼下散步，一有不适，还要住院几天，每月医药费仍要好几千元。为了照顾丈夫，王亚文几乎寸步不离。
虽然夫妻恩爱一如往日，昂贵的手术费用，也为夫妻俩的心情蒙上了阴影。刘行军说：“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一个劲地想，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我觉得很难很难。我住院用了40多万元，其中20多万元都是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清。好在生活上亚文很知冷知热，每天早上起来，她例行把房间里外打扫一遍，每天都要占用很长时间，我觉得非常温馨。”如今，这对患难夫妻，仍在辛苦而幸福地生活。
作者：杨立亚
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报道。杨立亚先生亲自做了跟踪采访报道。原报道如下：
1969年，16岁的上海知青刘行军去北大荒插队，与当地女孩二丫相爱。几年后，刘行军回上海读大学，临行前向二丫承诺．毕业后与她成婚。二丫苦等3年，等到的却是一封分手信。二丫放不下心中的这份感情，没再谈恋爱。18年后，刘行军惊闻二丫仍然单身，并且身患重病，他毅然重返北大荒，将二丫背到上海治病、成婚。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做手术切掉了左肺；2004年，刘行军又因肝癌需要做肝脏整体移植手术……
18年后，我又回到了北大荒。二丫的妈妈颤巍巍地站在屋中间迎候我，只说了一句“孩子，你回来了”，就把我拥入怀中。我善良温厚的北大荒妈妈啊，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责怪的话。小弟愤怒地把头扭到一边，拒绝跟我打招呼，这个憨直的汉子，忘不了我害得他的姐姐差点丧命。二丫的舅舅只说了一句：“18年了!”不胜感慨。
二丫还没起床，听说我来了，立时抖成一团，抖得一件棉袄穿了好半天，才勉强穿到身上。她迟迟不敢出来，她没有勇气出来，怕自己失态控制不住。
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二丫终于从房间里出来了。这时大队书记听说我来了，也过来看我。屋子里坐满了人。
二丫的头始终低着，声音喑哑：“你来了……”
这就是我的二丫吗?她脸色苍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瘦削、虚弱得好像随时都会摔倒。“来了。”我的喉头有点哽咽，好似有一把利剑在搅动着心脏。二丫的衰弱病态让我的心中充满了内疚。说完这一句，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小屋。
吃过早饭，一屋子人悄然散去，二丫的妈妈也没了踪影。我来到二丫的小屋，对坐在炕边的她说：“你怎么这么傻啊。真想不到你会这么傻!”我把她揽进怀里，两人放声大哭，诉说着离别后的这l8年，边说边哭。二丫l8年的委屈和悲伤化做泪水的长河，不停地流啊流。我俩一直说到日上三竿，又说到日落西山。
我说：“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这一次你得跟我走。”怀里的她瘦成了一把骨头，不把她带走，做最好的治疗，我担心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二丫哭了：“不了。见到你，我就没什么遗憾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可能跟你走了，我走不动了。”
“我背你。背也要把你背回上海。后半生，我们再也不分开。”我坚定地说。
第三天早晨4点多钟，我带着二丫离开了合心屯。二丫的身体太差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让她的呼吸声粗得像拉风箱。她1．65米的身高，体重却只有38公斤，眼见油尽灯干了。我都担心她撑不到上海。
火车上，我们俩舍不得合眼，不停地说着话，实在困了才打个盹儿。
二丫说：“到了上海，我怕我不习惯呢。”
“怕啥?有我呢。”
“我不懂上海话，唧唧哝哝的，一句也听不懂。”
“我教你， 一句一句地教，总能学会的。”
“我想家怎么办?从来没离家这么远。”
“想家了咱们就回去。 一年回一次北大荒，总行了吧?”
二丫的眼珠转了转问：“你一个人住吗?”我说：“是的。”单位给我分了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很少住，平时都住在单位值班室。这18年，除了跟前妻结婚的3年，我过的基本是集体生活。
“房子还没装修，随便你怎么弄吧。”是的，我们的家，连同我的人，都交给她了。
我凝视着眼前这个女人，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在忍受了l8年分离的痛苦之后，我们终于团聚了。
我俯下身，在她的耳边轻声说：“我将从17岁开始补偿你。”
但造化弄人，厄运对我们的考验一直没有停止。继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手术切掉了左肺后，2004年2月，我又出现了腹痛、乏力、食欲不振、皮肤瘙痒等症状。上海一家医院诊断为甲肝。在住院治疗的43天里，我的体重急剧减了l0几公斤。病情不断恶化，高烧不退，还出现了肝腹水。4月9日，已为我妻的二丫见情势不妙，把我转到上海中山医院，经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二丫被医生叫去办公室，回来时两眼通红。
她强作笑颜：“肝炎，有点儿肝腹水，得住院治疗，没啥大事。”
她的目光躲闪着。在她11岁时，我们就认识了，我熟悉她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她的故作轻松，对紧张和悲伤的掩饰是瞒不过我的。
病房里有4张床，其他3张床住的都是肝癌患者!突然的醒悟，好似呼啸而来的铁锤砸在我的胸口。我知道肝癌是死亡率极高的一种疾病，那么我还有多长时间?我才51岁，死亡就这么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悄然而至?
病情来势汹汹，我极度虚弱，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连日忙于护理又陷于焦虑之中的二丫终于撑不住了，坐着小板凳，趴在床边打起了瞌睡，手却紧握着我的手。深夜，微弱的光线透过玻璃窗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角依稀有泪。我想给她拭泪，却虚弱得抬不起手。10年前，我将这个女人背到上海，向她发誓：“我背弃你、伤害你18年，我要从17岁开始补偿你，让你幸福……”
她刚刚幸福了10年，难道我要再次背弃自己的誓言弃她而去……
2004年4月9日，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你的丈夫是肝癌晚期，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仿佛大地在脚下裂开，我坠向无底的深渊，空白、绝望、恐惧像拍天的巨浪一样涌来，仿佛要把我拍烂扯碎。在我的生命中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是1980年，我接到他的分手信时。微笑的生活突然面目狰狞地挥起大棒，砸在我的头上，我的爱情、幸福和未来都碎了。
第二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告诉我，他的肝功能已衰竭，随时会出现肝昏迷和吐血的现象。医生还说，必须马上做整体肝脏移植手术，不过风险大，费用很高，至少要35万元。
我们仅有一万元的存款。10年前，刘行军把我从北大荒背到上海后，我一直在养病，没有工作。刘行军的收入也不多，仅够维持我们的生活。l996年，我又做了一次手术，花去了四五万元。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单位分的30多平方米的住房，那是一房一厅，老式结构，厅是晒不到阳光的。当时上海的房价还没太涨，卖不了几个钱。
死神扇动着黑色的羽翼，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走。我要是能凑到35万元，或许能从死神手里夺回他。可是，我上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呢?
我守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死神随时随地会把他带走，可是我不甘，不甘我们就这样被命运再次分开……
刘行军很快就出现了间歇性肝昏迷。医生告诉我，肝昏迷是肝癌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必须马上进行手术。马上凑齐35万元医疗费，才能救他的命!
我哭了，除了哭，我还能怎样?
傍晚，他再一次陷入昏迷。我肝肠寸断地把他的头抱进怀里：“哥，你醒醒，跟我回北大荒吧。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你说过，金灿灿的向日葵是世界上最美的花。”不，我决不轻易将我的丈夫交给死神，决不!就像当年我死死抱定爱情，决不肯放弃一样。刘行军总说我：
“你这个女人啊，又傻又犟。”
可是，怎样才能凑到这35万元的救命钱?
我急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乱转，在家里四处乱翻，哪怕一分一角都不放过。也想过向亲戚求助，可刘行军的父亲1984年患肺癌病故。他们家兄弟7个，生活都不宽裕。我的父亲也去世了。2000年，刘行军将我母亲和我的小弟一家接到上海，母亲在小区看车棚，弟弟做保安，弟媳在饭店洗碗，他们将积攒下的1000多元钱，一分不少地都给了我。
最后我在家里翻出了刘行军的电话本，逐一打电话求救：“求求你，救救我们……”
2004年4月14日，医院专家组决定，派人紧急寻找匹配的肝源，在此之前，先给刘行军换上人工肝脏，以血液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
手术定于2004年4月15日。上午9时，医生让我在术前风险告知书上签字，我的手抖得不行。当时肝脏整体移植手术在我国刚刚起步，手术风险极大，很多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我签完字，想到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9时30分，刘行军在要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拉住我的手：“对不起，丫妹，这些年难为你了。如果我出不来，你一定得挺住。”我俯下身，在他的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得活着回来。我等着你。你知道我傻，一根筋，认定的东西死也不放开。你不回来，我也就没命了。”说着，我的泪珠滴到了他的脸上。他抬手轻抚了一下我的头发：“傻丫头，我不会再坑你一次!”
他被推进了手术室，我站在门外，双手合十向上天祈祷，保佑我的丈夫平安出来。我在这里等着，哪怕是地老天荒我也等……上苍也许听到了二丫的祷告，也许是因为目睹了我们18年的离别及团聚后的种种苦难，终于动了慈悲之心。
刘行军：2004年4月15目下午3点多，当手术进行了一半、坏死的肝脏被摘除时，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匹配的肝源提前空运到了上海!医生马上放弃了植入人工肝脏的计划，新的肝脏被移入……肝脏移植手术进行了6个多小时，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医生笑着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坏死的肝脏被摘除了，新的肝脏已经开始在我体内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逃出了死神的魔掌，接下来的几天，是极其危险的排异期。
我用目光寻找着，看到了站在重症监护室玻璃墙外的二丫，她含泪带笑地望着我，向我摆手。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说：“哥，你得坚强，你得活着走出来。”我示意她去休息，别在那里傻站着。她是只有半边肺的人，我担心她的身体撑不住。二丫摇头，倔强地站在外面，从手术开始，她就寸步不离地守着，生怕一不小心，死神就会带走我。
我知道二丫心中的恐惧。1996年，二丫被推进手术室时，我的心里也曾这么恐惧过。我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的愚蠢，我们曾失去了宝贵的18年。
作者手记：2009年l0月，我到上海重访刘行军和二丫这对多灾多难的夫妻。刘行军换肝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重返上海少年劳教所上班，但手术欠下的巨款还没有还清。
坐在他们简陋的“蜗居”里，我问二丫：“如果人生能够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刘行军吗?”
“会的。”没有半点迟疑，二丫平静的回答中有不容置疑的坚决。
突然，他们养的鹩哥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叫声：“丫妹啊!”那声音酷似刘行军，在声声呼唤自己的爱人。
来源：CCTV 10、 新闻晚报、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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