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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在延边的上海知青们

留延知青访谈录:
王丽君,留在农村养老

作者:何永根

中秋节刚过,我就坐上珲春国际客运站的大巴,前往凉水镇河东大队,采访留守在那里的上海女知青王丽君。


沿途,一派丰收的景象。一望无际的稻田像铺了一地的金子,一个个稻穗鼓着大肚皮,涨得要破裂似的,一阵风吹来,便掀起一阵阵金色的波浪;大片的玉米地里,金黄色的玉米像金棒槌一样,齐刷刷一片连着一片,高粱那红色的穗子,像害羞的小姑娘一样,红着脸低下了羞涩的头,在微风中摇曳;已经成熟的大豆荚子,摇摇摆摆,在风中沙沙作响,田野里,像演奏着一首大自然的交响曲。

上海女知青王丽君的家在图们市凉水镇河东村(原来属于珲春县凉水公社)。


来到王丽君的家,立刻受到了吴立坤、王丽君夫妇的热烈欢迎。好家伙,94平方米的大房子,全部是塑钢门窗,白墙红瓦,外墙贴了保温材料,冬暖夏凉。


住房共有六个房间,一大盆“斑马竹芋”端放在长长的沙发旁边,一盆”蝴蝶兰“含苞待放,客厅里铺着地毯,时新的家具应有尽有,网络、闭路电视、平板、电脑一样不少,新式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厨房的油烟机该有的都有。我打趣地对他俩说,只有两口子,住那么大的房子,是不是一点”奢侈和浪费“啊?

吴立坤王丽君夫妇接受采访 

采访还是从王丽君下乡时开始。


王丽君原来是上海市新力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7号,与许多上海知青一起,来到珲春县凉水公社河东六队插队落户的,同一个集体户共有7男6女13个人。


下乡时的苦真是一言难尽哪!一群大城市来的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本来就娇生惯养弱不禁风,从小就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一下子就得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春天气温零度左右,水稻田里面都是冰茬子,买不起水鞋,挽起裤腿光脚下到水里,冷得沁人心骨!夏天给水稻田除草,水里有的是蚂蝗,为了少让蚂蝗盯咬吸血,不得不把裤脚紧紧地绑在了脚踝处。初夏薅谷子,一望无际的垄,刚开始弯腰,后来蹲下,到最后连滚带爬地也比不上老乡干活的速度,个中的苦,不是在农村亲身经历,是体会不到的!


老乡们起码祖祖辈辈在农村生活,懂得怎么来调剂生活,会把玉米高粱米做熟能咽下肚子,而上海知青就难上加难了。知青们生活不会安排,每个月分配几斤大米,几两豆油,过不了几天就吃完了,没有办法,生产队派了贫下中农户长来帮助他们做饭。一些知青肚子没有油水,打起了老乡们家里鸡鸭的主意,有的时候偷个鸡,有的时候偷个鸭,老乡虽然有怨言,但也能够理解知青,反映到队长那里,队长也默默无语,只是对社员说,人家从大城市来远离父母,十分不容易,以后大家把家里的鸡鸭看好就是了。


劳动累了,生活苦了,就特别想家,想家了,大家就一起到图们江边,沿着江坝眺望南方,一边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歌曲,一边酣畅淋漓地大声哭泣。心里想念着远方的父母双亲。


王丽君对我说,当时生活苦是苦,但当地领导和乡亲们对我们还是非常好的,在知青最困难的时候,送大米、辣白菜、新鲜蔬菜,帮助他们种园子地,虽然乡亲们生活也很困难,也没有因为知青有困难而不管。有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了解到个别知青偷老乡的鸡鸭,很生气,对反映情况的基层领导说:”知青们有这样那样的情况,就是你们没有照顾好他们,责任在你们身上!“


王丽君在农村特别能干,1971年就当上了妇女队长,叱咤风云地带领全队妇女参加各种农活。1972年就招工到和龙的卧龙钢厂当工人了。丈夫吴立坤是河东当地人,与王丽君在同一个生产队。吴立坤父亲是一个老革命,48年就入党了,长期担任林场场长,吴立坤1970年招工到凉水供销社,分管生产资料的采购供应。


吴立坤和王丽君1972年建立起恋爱关系。说起这一段恋爱故事,吴立坤对我说,说实在的,自己有一分好工作,本身长得也不难看,家里条件也不错,怎么会看好王丽君的呢,就是因为她为人诚实,踏实肯干,觉得与她结为夫妻,有安全感靠得住。王丽君对吴立坤也有好感,但是也有一些顾虑,慎重地对吴立坤说:”如果我招工到外地,离开延边,那就算咱们没有缘分,如果招工还留在延边,那就是咱们的福分!“


想不到心想事成,吴立坤在珲春县凉水供销社工作,王丽君在卧龙钢厂工作。1973年,王丽君带领吴立坤到上海去认未来的岳父母,王丽君的父母对他还十分满意。


1974年一月,瓜熟蒂落,男方26岁女方25岁,王丽君和吴立坤喜结连理。


王丽君怀孕后身体一直不好,1974年到上海孕检时,检查出得了胸膜炎,1975年2月孩子七个月早产。王丽君在上海连续住了10个月的院,而丈夫在供销社工作特别的忙,实在是没有时间到上海去照顾她。好在王丽君的父母和弟弟妹妹悉心帮助,让王丽君度过了难关。


结婚后,两口子互敬互爱,从来不会吵架,如果发生一点小争执,吴立坤的母亲会对他说:居家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牙的?王丽君从大城市来的,在这里举目无亲,自己有委屈,能去和谁倾诉啊?夫妻间都有缺点,彼此包容一点,夫妻间都有优点,彼此欣赏一点,夫妻间都有个性,彼此谦让点。?


丈夫吴立坤是一个性情中人,特别同情在农村的知青们。70年代的珲春,物资供应十分奇缺,大到自行车、手表,小到豆油、白糖、白酒,甚至连一块肥皂、手纸都得凭票供应。而吴立坤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会尽量满足知青们的需要,所以知青们特别感激他。七十到八十年代大家生活虽然苦了一点,但王丽君和吴立坤的生活却是过得不错的。


80年王丽君五十岁的母亲来珲春探亲,原计划住一个月,想不到一住就是三个月,老人家有点乐不思蜀了。姑爷吴立坤天天领着岳母上山采蘑菇,到凉水果园采摘水果,下河抓鱼,天天给老人家做原汁原味的东北菜吃。乡亲们对上海来的客人也特别热情,经常送许多好吃的给老人家尝鲜。老人家回到上海后,逢人就说东北人热情,东北的菜好吃,总之,东北什么都好。


王丽君园子地里,种了许多果树:沙果、李子、葡萄、草莓、枣树,从春天到秋天各种水果不断。地里还种了许多药材,山药、桔梗、枸杞藤、沙参等等。园子地里种了许多时鲜蔬菜,茄子、辣椒、西红柿、丝瓜、南瓜、北瓜、冬瓜、花菜、西兰花,许多种子都是从上海带来的,乡亲们也羡慕不已。家里养了四十几只鸡,公鸡除了留着自己吃肉以外,每年得留许多只,等上海的亲人来探亲时招待尝鲜,也经常送给邻居们吃,让大家与他们一起分享美味佳肴,母鸡每天能下十几个蛋,吃不完的也给自己的亲戚和邻居们尝尝。


丈夫吴立坤特别能干,每年秋收时,会到收割后地里捡苞米大豆,捡来的苞米全部用来喂鸡,一年都用不完。每天吃粮食溜达的土鸡,肉会不好吃吗?鸡粪又用来做农家肥种蔬菜,家里从来不用化肥农药,地里捡来的大豆用来磨豆浆,每天早上两口子一个土鸡蛋,一杯豆浆,绿色健康。吴立坤喜欢钓鱼,当他谈起钓鱼的感受时说;”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在河边坐着,心里特别纯净,也特别高兴,自己非常享受鱼咬钩,拉鱼线时的沉重感,这个时候会忘记一切烦恼,钓鱼并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享受着钓鱼的过程。钓来的鱼,吃不完有的晒干邮寄到上海,给在上海定居的女儿一家尝鲜,有的送给了亲戚和邻居了。


近几年,上海的亲戚不断地来凉水旅游探亲,刚来时,怕这里生活艰苦,还带来了香皂卫生纸等等生活用品,又怕吃不到新鲜水果,带来了水蜜桃,想不到尝到了她家的李子后,惊呼东北的李子比南方的水蜜桃好吃多了!家里每天吃绿色环保的现吃现摘各种各样的蔬菜,鸡蛋黄又是那么黄亮美味,土鸡肉又是那么的紧实好吃,延边黄牛肉、牛尾、本地猪肉轮番让他们吃个够,回去时,带上蜂蜜、人参、灵芝、松茸等等大包小包地上飞机。


弟弟妹妹来了,两口子陪他们去长白山、镜泊湖、俄罗斯,朝鲜、延吉、防川等等旅游胜地转一圈,弟妹们羡慕地对王丽君说:“姐姐,你真幸福啊!”这个时候轮到王丽君对弟弟妹妹们说:“你们使劲吃啊,别对不起几千元的飞机票啊!”


丈夫吴立坤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家里家外从来不用妻子操心,家里的柴禾几年都烧不完。春天丈夫开车去10几里路外,上山採山菜,秋天採各种各样的蘑菇,在自己吃的同时忘不了晒干给上海女儿一家尝尝。与自己的亲戚邻居相处得那么融洽,吃的大米豆油都是大家送的,淳朴的民风使得大家相互照顾,相互帮助,两口子每天被温馨的环境包围着?


现在他们的退休工资每个月一共有4500多元,每个月的日常开销500元左右够了。我问他们,现在生活那么好,吃穿不愁,是不是经常补贴给上海生活的女儿?王丽君说,没有,女儿家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年轻人消费观念与我们不一样,也看不惯他们的大手大脚,所以平时是不会接济他们,如果女儿家里需要办大事了,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的。我特别欣赏他们的做法,觉得他们做得比我妥当。

闲暇时间王丽君会关注上海知青网吉林频道

谈起未来养老的问题,他们也有自己的打算。


我对他们说,两口子完全可以投靠子女,按政策把户口迁到女儿家去。王丽君说,现在女儿和公婆一起住,居住条件不太好,小两口工作也特别忙。她的弟弟妹妹也让他们去上海定居,但是考虑到弟妹们毕竟自己有家庭,不可能长期在他们家生活,那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吗?再说了上海是一个大城市,虽然繁华,但空气不好,整天闹闹哄哄的,去了就像得大病一样,气都喘不过来,在农村住惯了,实在是不适应那里的生活,不管别人怎么想,只要自己高兴就行。


我说,即使户口不迁回去,办个暂住证,上海市政府对回沪知青有许多帮困政策,两口子按照他们的退休工资水平,每年能够得到几千元的补助,还有医疗帮困等等政策,人老了一旦得了大病,可以到上海去医治,王丽君说,这个问题倒真的需要考虑考虑了!


未来的养老问题,归宿就是养老院,子女再好再孝顺,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工作来陪伴你,这个我们都理解,也不想给子女添麻烦。丈夫吴立坤很坦然地对我说:”人老了,活一天算一天,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吃自己想吃的美食,与自己相濡以沫的爱人厮守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如果老是去考虑归宿,活得就没有意思了,现在社会发展得那么快,不知道几年后社会又是什么样子了,好日子在后头呢!


“生活乐观的人能够造飞机,生活悲观的人只能造降落伞,”这句话,多么有哲理啊!?

美味的原生态的农村菜

 采访结束,女主人给我做了四个农家菜:蛤蟆萝卜汤,(每个母蛤蟆有一两重,肚子里都是林蛙油,市场价15元一个,我连吃了三个就吃不下去了),红烧鲤鱼,西蓝花炒土鸡蛋,清炒鸡毛菜,喝着自家酿的葡萄酒。真真正正地享受了一顿美味的农家菜。


吴立坤和王丽君夫妇,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在农村过着悠闲自得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们在幸福,快乐地享受着!


1969年,有18000名上海知青在延边各地插队落户,目前仍然有一百多名上海知青留守在延边各地居家养老,占18000名知青的1%,但愿他们生活幸福安康,因为他们都是与我们一起来到延边的,现在我们回去了,而他们却留下了。他们与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但愿他们都能够像王丽君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安享晚年!

留延知青访谈录:
女知青袁浦英的故事

作者:何永根

今年11月份,我在上海探亲,好友赵莉菊告诉我,与她们一起下乡的,有一个叫袁浦英的上海女知青,目前还留在延边,现在已经到图们市定居,如果你方便,不妨去看看她。我欣然答应了。目前我正在搞留守延边上海知青的社会调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吗?


通过联系,我于11月26号坐客车,到达图们市某个小区,敲开袁浦英家的门,袁浦英夫妇热情地请我进屋,在这远离上海6000里路的边陲城市,袁浦英一口上海话,使我感到温暖亲切,我们之间的距离马上拉近了。我对袁说:“47年了,你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乡音,不容易啊!”袁浦英笑着对我说:“从小就说的语言,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他们家两室一厅的房子,77平方,设计得还很时尚,卫生间还有太阳能的淋浴器呢。袁浦英高兴地对我说:“这都是老公潘成祥的功劳,自己几乎没有过问过,新房子装修好了,就高高兴兴地搬进来了”。


袁浦英原来是上海市长白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有一个日子她一辈子都不能忘记,那就是1969年3月7号,一个16,17岁的女孩子与11名同学一起来到珲春县凉水公社鹤林一队下乡。这是一个很穷的生产队,每个工分只有几角钱,基本上都是粗粮,虽然有水田,但是大米分到农民的手里不多。女孩子们就是好哭,累了想家,苦了想家,吃不饱想家,不苦不累闲下来也想家,一想家大家就哭,好像眼泪能把想家的念头冲走似的。一个人哭,其他人也受到感染,无奈动情的哭声不时飘荡在夜色茫茫之中。


下乡的头一年,知青们就参加图们江筑坝劳动,百十斤的土蓝子,压得袁浦英直不起腰来。集体户伙食又不好,累得大家硬是在坚持。有一次其他生产队在放炮,由于安全措施没有到位,一块鸡蛋大的石块砸在了袁浦英的头上,当即把袁砸昏过去了,送到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可是对方生产队推卸责任,不愿意分担医疗费。这时候,一个小伙站出来了,这就是后来成为袁浦英老公的潘成祥,当时他是生产队的会计,经常领着大家搞副业,他特别气不公,狠狠地扇了对方负责人两个耳光,并且为袁浦英据理力争,这样袁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都解决了。袁浦英特别感谢潘成祥,一个举目无亲的女孩子,在远离家乡几千公里的小山沟,自己有难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那样关心她,能够出来帮助她说句话,真的很感动很温暖。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潘成祥有了好感。


我想了解他们两个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想让他们讲讲是怎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可是他们两个人淡淡地对我说:“没有什么呀,也不是我追求他,更不是他主动去追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平淡的就像一杯白开水。”但是潘成祥又调侃地对我说:“我得感谢毛主席,是他老人家把这么好的上海姑娘送到我身边的!”


当时大家都困难,小潘家兄弟姐妹六个,粮食也不够吃,小潘排行老四,1974年结婚时候没有新房子,只能与潘的父母住在一起。一年后,他们在外面借了一个小房子,才开始独立生活。


1984年,政府为了照顾已经在农村结婚的上海知青,给了袁浦英招工的名额,袁考虑家庭实际情况,把名额让给了小潘,这样潘成祥就到延边煤矿上班了。小潘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为了能够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日子过得好一点,从上班开始,就筹划盖新房子。盖房子找人帮忙得请客招待,两口子为了节约点钱,利用下班时间,小潘当大工,小袁当小工,6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他们整整干了一年。虽然现在两口子搬到了图们居住,由于这个旧房子来之不易,至今还留着,舍不得卖掉。


袁浦英一共生了三个女孩,生孩子时没有到大医院去,都是农村的接生员接生的,但也平平安安的。坐月子时候,都是婆婆亲手伺候她,虽然那个时候生活不太好,但是60多岁的婆婆尽心尽力,为她做可口的饭菜吃,大米饭都留她,给她洗衣服,平时就像伺候自己的亲女儿一样,这份情义袁浦英一辈子都不会忘怀的。改革开发的80年代,农村包产到户,他们也分到了2.2亩水田,3.6亩旱田。我问袁浦英,你要带三个孩子,还要下地干活,不容易啊!袁说,不是的,老公很有责任心,工作再忙,地里的农活,也不让我干一点。老公潘成祥在煤矿干的风生水起,先当了生产调度,后来又当了10年的运输段长。下班回家又操伺家务,尽了一个丈夫的责任。两口子工作都非常出色,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潘成祥1997年还被评为吉林省煤矿系统优秀群监员呢。


直到1990年,袁浦英才被招工到凉水陶瓷厂当工人。从1969年到1990年,整整22年,袁浦英一个上海女知青,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在农村生活了22年。我很惊讶,是什么信念让她坚守在农村22年啊?我对她说:“想当年,大批上海知青来到这里,大家高呼扎根一辈子的口号,几年后,大家都像南飞的大雁一样回城了,而你却像一只失群的大雁,留在了农村,难道你没有失落过,难受过,后悔过,甚至想放弃过?现在在图们生活,周围一个认识的上海人都没有,基本没有一个上海人生活的氛围和上海话的语境。”袁浦英淡淡地对我说:“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很知足,我有一个好老公,他疼我爱我,我们结婚已经43年了,现在想想也奇怪,老公学历不高,谈不上英俊潇洒,家庭也不富裕,可我偏偏爱上了他。就因为嫁了一个老实人,心里踏实,我在这里一个亲人都没有,踏实过日子才有滋味,这一直是我的初衷。嫁给潘成祥,日子一直过得舒坦,虽然不富裕,但也其乐无穷。假如那个时候回上海,也不一定能够找到像潘成祥这样的好老公呀!”


我对她说:“现在上海市政府有政策,你们两口子户口都能够迁回上海市的,到上海生活,政府还有许多优惠政策,比如知青困难补助,医疗帮困政策,老年人补助等等。上海的社会福利要比这里强多了”。袁浦英对我说:“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就不好,全家五口人,全靠父亲60多元的工资生活,现在上海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弟弟和妹妹也就是普通的人家,住房也不大,我们在上海又买不起房子,能住到哪里去?不想去麻烦亲人们。再说了,许多回城的知青,由于文化程度低,即使回去了,也找不到好工作,自己下岗,子女也没有一个安稳的工作。何必呢?”我对她说:“如果户口迁到上海去了,可以申请经适房的,”袁说:“即使买经适房,也得几十万元钱的,这不是小数目。再说了,两口子回上海生活了,留在东北的两个女儿怎么办?怎么照顾她们?”


听说她大女儿户口在上海。提起她的大女儿,两口子感到特别伤心。大女儿从小就在上海长大,3岁时由外公外婆看护,8岁时外婆去世了,9岁时又领回凉水来,直到中学毕业,大女儿又回到了上海,由舅舅阿姨轮流看护,舅舅阿姨尽心尽职,自己感激不已。后来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上海市灯芯绒厂,干了几年,工厂效益不好,又出去单干,找了一个心疼自己的老公,小两口卖服装,也干得很出色。姑爷有两套房子,姑爷也非常喜欢来延边旅游探亲,经常来这里玩,对岳父岳母也好。可是,大女儿突然得了红斑狼疮,医治了几年,病情越来越重,最后不治身亡了。姑爷很懂事,给他们女儿买了一个很豪华的墓地,还对老潘说:“你们来上海定居吧,我把其中的一套房子给你们”。老潘语重心长地对姑爷说:“一个人哪,有生有死,生命是老天定的,我们的女儿都没有了,还要上海房子有什么用呢?你也尽了一个丈夫的责任,我们不会怪你的。你好好过日子,有合适的,再找一个,你永远是我们的亲人!”


去年两口子回到上海参加袁浦英妹妹儿子结婚和弟弟女儿结婚时,没有再去看望这个姑爷,我问为什么?老潘说:“看到姑爷,能对他说什么呢?只能是伤心落泪,再说了,姑爷也重新结婚了,还是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了吧!”多么通情达理的两口子啊。


老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哪,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是幸福,以前我工作任劳任怨,就是快乐;现在两口子在一起做点美食,围在饭桌边,喝点小酒,边吃边聊,就是快乐;子女们都长大了,都独立了,也是快乐;上海有什么好?就是楼房多,汽车多呗,整天闹闹哄哄的,头都晕了,还不如图们这样的小城市好呢,安安静静的,生活节奏也慢,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现在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已经成家立业了,二女儿在图们工作,二姑爷在外地打工,外甥女快高中毕业了,与他们住在一起;三女儿在长春工作,生活很富裕,并且在海南买了房子,女儿女婿再三让他们去海南颐养天年,但是都被两口子拒绝了,她们觉得,到外地去居住,总感觉不习惯,还是故乡的老屋温馨,得劲。其实他们是舍不得几十年生养他们的热土啊,他们与故土融为一体了,那种多年来平平淡淡,才是真生活,才能让他们更显得祥和,厚重和踏实。


老潘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平时闲不住,今年68岁了,还在打工,给工厂烧锅炉,两口子现在退休工资加起来有4000元,再加上老潘打工每个月也有2000元,生活蛮好的了。


老潘很满足,对我说:“人要有自足之心,如果与有钱人比,心会很累,如果往下比,就知足了。”老潘待人很真诚,有许多朋友,无论在上海,或者在图们,只要有困难,都会有许多朋友伸出援助之手。老潘图们的朋友告诉我:“老潘虽然农民出身,但是他豁达大度,为人真诚,有担当,时时处处为朋友着想,是一个可交的朋友!”


袁浦英和弟妹们很团结,弟弟妹妹也经常来图们旅游探亲,他们也非常喜欢延边这个地方,也到过长白山,延吉,朝鲜旅游,弟妹们经常打电话邀请他们去上海探亲。


我问袁浦英,你感到幸福吗?她说:“还行吧,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自己有一个知根知底疼我爱我的老公,能够过自己喜欢的平平淡淡的生活,就够了。幸福本身可以是很物质的,但很大程度是精神层面的,现在我每天有事情做,充实,有快乐,就是幸福!”


袁浦英对我说:“我老公什么都好,就是爱喝酒,如果把这个毛病改了,就好了。现在大家都往70岁奔了,身体健康是大家都在追求的目标”。


我临走时,老潘热情地对我说,凉水那间老房子,还有菜窖呢,里面有许多青菜萝卜和土豆,全都是绿色食品,如果方便,就去随便拿!这句话让我感动不已。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一无所有的人最幸福,他将拥有世界的一切;一个人如果能拥有和平与安静,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袁浦英的内心是平和的,她渴望着安静的生活,那么人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


人啊,无论生活是艰辛还是快乐,最后都会被岁月带进记忆的沟壑。大家珍惜当今的幸福生活,好好过好每一天吧!   

留守在春化的上海女知青们作者:何永根


照片:左起承玉芳、刘秀娣、汤海芳

说老实话,两年前我就有采访定居在春化的三位上海女知青的打算。她们是:住在春化镇的承玉芳,住在春化东兴镇村的汤海芳和刘秀娣,可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采访一直没有成行。目前留在珲春的上海知青寥寥无几,估计最多也不会超过30名,而她们三个人却还生活在远离珲春市区100公里的深山沟里,不知道她们现在生活得还好吗?我一直想去看看,听听她们对生活在农村的感受。


我给承玉芳打电话,表达了我的意思,她感到非常高兴,说是热烈欢迎我去做客。为了少给她们添麻烦,我对承玉芳说,你们什么都不用准备,我会带鱼肉酒等食品去的。承玉芳和她们商量以后回电话告诉我,让我空手去,她们很欢迎我去采访,准备中午在饭店请我客。我谢绝了她们的好意,因为我不想给她们添麻烦,再说了,我特别希望在热炕头坐着,聊聊家常,吃吃农家饭菜。


五月四号,我坐珲春到春化6:40的早班客车,风风火火地经过两个小时的奔波,到达了春化客运站,然后坐承玉芳的电动三轮车,骑行20分钟,大概七、八里路,才到达春化的东兴镇村。东兴镇是个有近400户的大村,现在农村的条件好多了,家家户户通水泥公路,基本上看到的都是砖瓦房。现在正是春耕时节,大地里各种农机具在各显神威,再也看不到一副犁杖两头牛,老板子后面跟着两个妇女播种的原始耕种方式了。我与路边的老乡聊天时候,他们说,现在播种时,种子,化肥,农药一起下地,除去了铲地的繁重劳动了。秋收又是机械化,拖拉机收割,机械化打场,农民真正干活的时间也没有两个月。剩下的时间,上山去搞副业,春天采山菜,夏秋季节采各种各样的蘑菇,木耳,只要你勤快,每年赚个几万元不成问题。如果你有技术有资金,搞几个蔬菜大棚,干得好的,赚个十万元也轻轻松松。


现在农村现代化了,什么网络、移动电话、闭路高清等都通到家家户户。


我受到了汤海芳和刘秀娣的热烈欢迎,她们性格里体现出来的那一种东北人的豪爽和上海人的快言快语,传递给我,我心里只有感动这个词了。我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坐坐东北的大炕了,现在脱鞋上炕,盘腿而坐,侃侃而谈,简直是温馨到家了。 

采访刘秀娣:

我是1969年三月份来珲春县草帽顶子插队落户的,当时为了生活上有一个更好的照应,1971年与当地的青年结婚了。噢,何老师,你在文章里不要写我几几年结婚的,否则会让知青们笑话我结婚早的!后来政府照顾,夫妻双双到珲春林业局青龙台林场上班。当时我年轻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时在林场工作的上海女知青一共有五个人,名字叫刘秀娣,汤海芳,桑红珍,朱双红,吴银娣,人称“五朵金花”,我们五个人,谁也不服谁,一个赛一个,为林业工作做出了许多成绩,我们五姐妹在林业系统赫赫有名。后来工作需要,我调到林场油库工作了10多年,一直到2009年退休。


2002年,安徽卫视《东方时空》栏目组,通过上海市有关部门找到珲春市统战部部长上海知青耿玉林,提出采访我和汤海芳的要求,他们栏目组一行三人,在我家吃住了三天,拍了三天片子,哈哈,还嫌我做的上海菜太甜了,不适合安徽人的口味。后来安徽卫视播了这个叫《留守知青》的专题片,据说在全国知青中,有很大影响力呢。


这些年来,我生了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噢,你问我,养了三个孩子,累不累?我没有感觉累啊,好在我有一个好老公,三个孝顺的子女,我老公太能干了,里里外外一把手,前几年还开了五晌荒地,种苞米,黄豆,每年收入五万元左右,现在交给了小儿子经管。家里现在有二八拖拉机,播种机,各种小农机具样样都有。大儿子现在还经营着四万个木耳菌袋,每年可以纯收入六、七万元。


丈夫和儿女们,是个闲不住的人,春天上山採山菜,夏秋季节上山採野生木耳,榛蘑,元蘑,松茸等等,这可是个辛苦的活,早上3点钟就出发,骑摩托车走二、三十公里路,上山漫山遍野地找,然后背上四、五十斤的山货下山,最多的一天赚了400多元。在农村,只有人勤快,才能过上好日子。


你问我,户口为什么没有迁到上海去?我已经在农村住惯了,城市生活已经不习惯了,感到住在楼房里真的很憋屈,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再说了,上海住的地方太小了,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身之处,户口能够迁到哪里去?前年我去上海看病,东家住几天,西家住几天,自己都感到是一个多余的人,就像给兄弟姐妹们添了麻烦一样。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2013年,我总感到身体不得劲,浑身没有力气,到医院检查,说是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在珲春市医院和延边医院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治疗,转院到上海长春和四平,进行骨髓穿刺,对症下药,病情得到了控制,由于我是私自转院,所以医药费一分钱都没有得到报销,再说了,延边也看不好我的病啊!现在我每个月吃中药的钱3000元左右,这三年,已经花了医疗费20万元了。


刚得病时候,我真的想死,我给丈夫和儿女拖累太多了,每天看着家里的门框发呆,想找根绳吊死算了。如果死了,就不会拖累丈夫和儿女们了!好在丈夫特别体谅我,时时刻刻鼓励我好好地活下去,儿女们特别孝顺我,大家都对我说:“妈妈,你要好好地看病,我们挣的钱,都给你治病,如果某一天钱没有了,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嘛!”看在丈夫那么关怀我,儿女们那么孝顺我,我也得好好地活着呀! 

采访汤海芳:

我是上海市余杭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份来到珲春县英安公社关门二队插队落户的。当时也是为了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1971年就和当地的青年结婚了。1985年丈夫招工,1988年我招工,夫妻双双到青龙台林场上班。我也是“五朵金花”中的一个,也曾经为珲春的林业工作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所以感到一生问心无愧。我的丈夫也非常能干,特别体谅我,爱护我,什么家务活都不让我干,下班回到家里,不是种植园子地,就是劈柴,哪怕灶坑里需要添柴火了,也是不声不响地自己做了,绝不会命令我的。我是2007年退休的,丈夫退休后也闲不住,有机会就去打工,现在每天能挣150元,每年打工也能挣一万多元呢。


我有两个孩子,大儿子20年前户口迁到了我上海大哥家,后来大哥家旧房子拆迁,由于种种原因,大儿子的户口又重新迁回了珲春市。大儿子目前在福州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已经在福州买了新房子,结了婚,孙子都10来岁了,大儿子现在根本不用我操心了。小儿子老实木讷,与前妻离婚了,现在他带着小孙子和我们一起生活。我的家庭特别幸福,丈夫体贴我,儿子们孝顺我,家里家外的各种活,丈夫和小儿子都承担了起来,小儿子经常去山上採集山菜,蘑菇等等,每年的收入也不少。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把饭菜做好就行,有的时候打打小麻将,块八毛的输赢,解解闷呗,你说呢?噢,你问我,经常回上海探亲吗?我户口也没有回去,自己也不是上海人了,即使回去了,在哪里住啊?还是识相点,少讨人厌为好吧!弟弟五六年前来过这里,说是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新鲜,倒是一个养人的好地方。我看春化这个地方挺好的,我住惯了,还舍不得换地方呢!我丈夫说了,如果让他到大城市白住大楼房,也不会去的。虽然我家在珲春林业城买了70多平方米的房子,由于不习惯城市的生活,所以房子一直租给别人,每个月也有800元收入。何老师你看,我家网络,高清电视,固话,手机等等什么都有,想上海亲人了,拿去电话就直拨,也很方便的呀,小孙子还玩起了微信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你说呢? 

采访承玉芳:

我是上海市杨浦区宁国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三月份来到珲春县春化公社东兴镇插队,1974年与当地青年结婚,生了两个儿子。1984年,有一次招工的机会,由于爱人是农民,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丈夫,自己想办法到春化粮库上班(大集体单位)。89年开始知青厂不景气,我也下岗了。


由于丈夫身体一直不好,89年开始,丈夫得了高血压,后来又得了脑血栓,中风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丧失了劳动能力,回来办了退休,每个月退休金只有400元。2004年丈夫骑自行车摔倒,股骨头骨折了,到珲春矿区医院住院手术,换了假的股骨头,由于粮库亏损停产,医疗费没有地方报销,所以东借西凑地借了几万元的债,生活进入到极其困难的境地。


为了撑起这个家,我开始了打工生涯,秋天给老乡割豆子,扒苞米,打场,冬天与男人们一起上山拉爬犁,清林,割带,什么活都干过,以自己极其柔弱的身躯,承受着男人的体力活。可是也没有多少收入,辛苦了两年,2万元的医疗费也没有还清。


2007年,丈夫又病倒了,由于长期缺乏营养,这一次瘫痪真的卧床不起了,又得了老年痴呆症,大小便失禁,丈夫身边已经离不开人了,我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早上三点钟就得起来,开始给丈夫穿衣服,喂饭喂药,孙子起床了,开始伺候孙子吃饭,然后送他去上学。晚上还得伺候丈夫翻身,大小便。冬天我要去山上砍柴,准备一年的烧柴,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动,我也得了一身的病,腰腿疼,低血压,干活时昏倒好几次。


大儿子20年前,投奔我的小弟弟,把户口落到了弟弟家中,无奈上海家的房子特别小,小弟弟终身未娶,他一个人住亭子间,把后三层阁让给了我大儿子住,后三层阁只有六平方米,放一张床后,连身都转不开。大儿子娶了个外来妹,有了孩子后生活真的极其不方便,儿媳妇没有办法,只得去江苏省酒店打工,这样大儿子既要上班,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子,还要照顾年迈的舅舅,根本没有条件来管我们。


小儿子今年40岁了,1994年到粮库上班,2004年下岗,目前一直在打工,由于文化不高,只能在山上给老板赶马套子,经常是活好干,钱难要,有的时候老板跑了,工钱就要不回来。由于家里越来越困难,小儿媳妇看看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2008年与小儿子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儿子。由于经济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小儿子到现在都没有交养老统筹金。


前几年听说上海对知青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我好几次对丈夫说,自己先回上海去办理户口问题,办好了半个月就能够回来,可是丈夫是一个病人,根本无法理解我的好意,听说我要回上海去,以为我不要他了,就哭着不吃饭,着急上火,病情又加重了,又要打针吃药,这样三番五次地折腾,所以一直没有把户口迁到上海去。


前年丈夫不治身亡,家庭负担轻多了,已经17年没有回过上海的我,又一次地到了上海,但看看上海家中的具体情况,回上海的打算又一次地动摇了,即使回到了上海,这个6平方米的房间,怎么住啊?还有小儿子与孙子的户口,无法迁到上海去,他们在珲春怎么办?这些实际问题,都摆在我的面前,怎么解决?2012年,上海知青范文发与《边城盛放金达莱》栏目组知道我的情况后,伸出了帮助之手,通过范文发的帮助,与珲春市总工会联系,给了我3年的困难补助,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可是至今,我小儿子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妥善的安排。


采访结束了,汤海芳手脚麻溜地炒了六个菜:韭菜炒鸡蛋,红烧朝鲜偏口鱼,青椒炒海兔,刺老芽面饼,葱爆肉,凉拌刺老芽沾酱,你别说,菜的味道还真不错,吃出了农家菜的味道来了。我们坐在温乎乎的热炕上,边吃边聊,心情特别舒畅,都是上海人嘛,虽然是第一次聚会,也不会有什么距离感的。


农村人就是热情,把家里最好的特产都送到了我的手中,生怕亏待了我,为了欢迎我的到来,汤海芳的儿子特地跑了20多公里的山路,採回来很多鲜嫩的刺老芽,让我感动不已。由于我当天要赶回去,已经买了下午三点的回程票,当我坐上承玉芳的电动三轮车,汤海芳和刘秀娣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村口,目送我们的三轮车驶向远方。


我给承玉芳带了一些上海的香肠和酱油肉,回春化的路上承玉芳问我,这个酱油肉怎么吃?用不用放别的作料?她家穷,兄弟姐妹多,在上海时候从来就没有吃过酱油肉,我听了心里很难受,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让我说什么好呢?


其实这三个女知青对目前的生活状况还是很满足的,她们对我说,现在退休工资已经有2000元左右了,两口子加起来就是4000元左右,老乡们都很羡慕她们,有的时候会对她们说:“还是你们好,老了有政府养着,不用担心,不用干活,与我们老农民不一样!”


我心里在想,这三个女知青,已经对上海淡泊了,自己已经认为不是上海人了,也不会存在回上海去度晚年的幻想了。现在上海对老知青有许多优惠政策,比如回沪知青户口问题,回沪知青困难补助,医疗帮困政策,独生子女奖励政策等等,上海市民所能够享受到的许多社会福利政策,对她们来说,好像与她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她们强烈地感受到,珲春市政府也没有一个相关的部门来管理这些留珲知青。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哪有不得病的,如果真的碰上什么过不去的难关,真不知道去找谁来救助。

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很多,在我们小的时候,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之时,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次的哭泣,多少次的跌倒,多少次的失败之后,才可以喊第一次的”爸爸,妈妈“。生命是一场漫长的旅程,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承受,承受痛苦,承受幸福,承受坎坷,承受失败,承受孤独,承受爱...... 


不埋怨谁,不嘲笑谁,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昨天的阳光,晒不干今天的衣裳。


带上自己的阳光,照亮自己的心灵,这样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会感到满足,觉得幸福!

文章来源:投稿、上海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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