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青
老郭头，70岁了，冠之以“老”，名副其实。然而，40多年前，他已经有这个名号了。
初时，连队多达一百多名知青。后来，几经缩编，仍有知青20多个。但是，他的性格很怪，下工以后，从来都很少与知青们呆在一起说笑、打闹、喝酒、玩牌，而是喜欢去老职工家串门。
一度，我和他同在一个班排。偶然听说，他在北京丰台的亲人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了——难道，这就是他性格形成的原因？无从深究、不便细问。
总之，没两年，他就经老职工介绍，与一名山东盲流来的女子结了婚。初时，与那户老职工挤在一间屋子内的同一铺炕上，中间仅有一块板壁隔开。一年半载后，才有了自己的窝。
既然成了家，就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所以下了工，他更不可能与知青们一起消磨时光了——他要在房前屋后拾掇自家的菜园子，要进深山老林伐取做饭、取暖的烧柴、杂木。
他的个头不高，身形瘦削，与知青在一起时，原本就不多说话。如今，更少了共同的话题。于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大家就笑称他为“老郭头”了——当时，我们对于连队里年龄在五十开外的老职工，习惯上称之为“老×头”。
说不上是尊称，也无贬义，只是觉得他有些显“老”，起码，已从我们“知青”的队伍中淡出，进入了老职工的行列。
近些年来，当初的知青（包括我）陆续有返回连队探望的，而老郭头家是必去的。因为，这是我们连队留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名知青。门前依旧是榛柴棵子与板障隔出的小院，砖砌的小屋分为内外两间，除了火炕、桌椅、橱柜外，没有太多的陈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5月我与几位荒友同他相隔近30年后的重逢：他很兴奋，拉着我的手，搂着我的肩，与我合影；跑进又跑出，要送我们两瓶自酿的蜂蜜。然而坐定下来，他还是少言寡语，问一句、答一句，说他的儿女现在均已离开了农场，去城里工作了。
回程的车里，大家还在议论他。都觉得，他，真的成为“老郭头”了。其实，自照镜子，我们这拨人也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但他，似乎更加干瘦、苍老，皱纹已密布额头、眼角、两颊。因此，唏嘘、感慨，发自内心深处的都是对他的同情。甚至议及，能否帮他联系，办回北京、安度晚年。但过后，静下心来，有时我又对我们的这种反应与想法产生了怀疑——
他需要我们同情吗？而且，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他表示同情呢？
在那些年里，当大部分知青为了渺茫的返城可能而压抑人的本能与天性时，他已在应该开花、结果的年龄享受人生了。当很多荒友在烟酒、牌局与无望的等待中瞎折腾、苦作乐、哼唱《知青之歌》（任毅）时，没准他正沉浸在小家庭的温暖中享受男女间的甜蜜呢。
有一次，晚饭后，连队知青临时有会，我去通知他。边招呼，边推门，才发现他是躺在被窝里与我应答的。一时间，进也不妥，退也不是，尴尬中，抬手看表，时针还未指向七点。
如今，当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还要为儿女的工作、住房等事操心时，他的孙子、孙女已经背上了中学生的书包。此情此景，怕是该我们羡慕他，并被他同情吧？
的确，作为留守连队的最后一名北京知青，他似乎是孤独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早在40年前，他已融入了老职工的队伍，何谈孤独？再说，知青回城之后，也都流云星散于都市的各个角落。在陌生的环境里，以他的性格，也许反而会日子难过，无所适从，心情郁闷。
的确，地处北疆、山区，没有太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活动。但是，通电话，不妨碍他与外界的联系；有电视，能看得到外部的精彩——这就够了。而我们虽是身居现代化的都市，几年来又去过“鸟巢”（国家体育场）、“鸟蛋”（国家大剧院）几次呢？
当年，他种过参，此后，一直是养蜂，蜂箱就摆放在他家屋后的林木旁。风霜雨雪催老了他的容颜，但他的腰板始终是硬挺的。当城里的人们困扰于种种的环境污染时，他却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新鲜空气，而且，他酿造的蜂蜜还在服务社会，造福众人，变现为相应的经济收入。
我们不是他，焉知他的内心不是平静的、淡然的、满足的？
13年前，我就见他家中的墙壁上挂有一幅立轴，上书四个大字：“笑口常开”。外加两行小字：“满堂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前年，又有荒友去他家，仍见此轴高挂于原处。是生活的写照，还是内心的向往，抑或精神的支柱？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既然，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是用他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既然人与人的生活轨迹不可能完全一样，那就尊重各自的选择吧！
2015年8月，我又返北大荒，再次见到了郭增厚。连队的老屋还在，但他和妻子已经搬到了团部新建的楼房。两口人，两居室，足够宽敞的。年近七十，不再养蜂；生活安定，依然康健。较之过去，似乎多了些话语。这不，他也用上了智能手机，在我连的微信群里发出了他的声音。看来，我们的老郭头越活越年轻哟！
2008年7月17日汤学华（左）和返乡战友在小河西知青纪念碑前合影
（一）孤寂的他
我不会忘记2008年7月17日上午十点钟，当我们乘坐的汽车缓行至四十八连驻地时，听旁边的战友说，路边有一个老头双手举着好象用纸壳写的“欢迎战友回访第二故乡”的标语牌在道边站着，当我急切的想看清这一切时，车已驶过。我当时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一个人孤独的站在道边，手擎标语在欢迎我们。而从标语的‘欢迎战友’四个字分析，他也一定是一个下乡青年，没有返城而永远的扎根在这里”。车内的战友们也都在纷纷的议论着，这一定是一个怪人，我的脑海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长满老茧的手
中午，我们在知青纪念墙后面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就餐，我很随意的来到里面的一张桌旁。刚要坐下，就见身旁一个老农一样的人站了起来。我一看，这张桌子旁边坐的都是上海的战友，我当时问了一句：“这人是谁？”，旁边有人回答：“他是汤学华，就是刚刚在48连举标语的人”。这时，有人和我说：“他是工副业连的”，我很惊讶的说：“我也是工副业连的，怎么不认识他啊？”，我问他：“你认识我吗？”，他看了我一眼马上回答：“你是庞利军，是庞大哥呀”，听了这话，我真的一怔。
几十年过去了，他还能快速的认出我来，我为什么不认识他呢？这时不知是谁在旁边补充了一句：“他是‘老特务’啊”，这一声“老特务”，使我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了当年“老特务”的模样，高高的个子，黑黑的面庞，大大的眼睛，说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偶尔还有点儿口吃。他和面前的这个人怎么也对不上号呀？这时，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从他的脸上搜寻着当年的样子---，真的是他呀！我的心沉甸甸的，半晌没有松开他的手。不知为什么，看着眼前的“老特务”，我的眼睛模糊了，心里的酸楚已无言表达。我双手捧起了“老特务”的手，仔细的看着，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硬硬的、长满了厚厚的老茧，粗粗的掌纹里是干活时留下的黑渍，我的泪水情不自禁的流了下来，“老特务”也哭了，满桌的战友都哭了。
（三）呆滞的目光
今天，在“老特务”呆滞的目光中，我再也找不到他当年的影子。年轻时的他也是个很精神的小伙子，他老实实在，言语不多，干起活来踏踏实实，我也不知道“老特务”为什么在知青大批返城时，他没有及时回上海，却孤独的生活在这片黑土地上。
人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从“老特务”的眼神里悟出了他心灵的闭塞，也许他早已没有了往日精神的寄托，没有了对生活的渴求，也没有了心灵的期盼。他只有默默无闻的独自生活在这片黑土地上。是啊，可以想象得到：在这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战友们一个个的都走了，他没有了年轻时的伙伴，没有了知已，没有了可以尽言的朋友。从他那混浊和呆滞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他心灵的孤寂，他也没有了往日的欢乐，所替代的是满目的沧桑，满脸的皱纹和呆滞的目光。
（四）慰藉
这次回访，使我深感遗憾的是，没有去“老特务”家看看，也不知他的联系方式，所以，总有些牵挂……。
返哈后，辗转多人，从上海的战友处终于找到了“老特务”的联系方式。我急切的拨通了他家的电话，他一听是我，也显得很兴奋。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从当年聊到退休，从婚姻聊到子女。通过这次电话，使我牵挂的心稍稍平静了些。
原来他和46连的闫金凤结婚了，婚后有三个孩子，现都已成家立业独自生活。目前，他们老两口独居，退休后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可以说在农村的生活环境中，他们的经济收入还是可以较好的维持现有的家庭生活的。从我们的聊天中可以听得出，他对现有的生活有一种满足感，他说：“我现在已经什么都不去想了，过好眼前的日子就行。”从他的言谈中我感到他的内心是很平静的，无任何奢求。
“老特务”还告诉我，他的身份证现已得到解决（我们去之前他没有身份证）。电话里得知，我们走后不久，他得了脑梗塞，住了半个月医院，现在恢复的还不错。在我们的通话中，听不出他有语言障碍等后遗症的表现。
战友们都走了，一切都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我相信，我们今后一定还有再次相聚的机会，我也会常和他联系的。我们虽然走了，但却留下了对“老特务”的忠心祝福。只愿他的儿孙孝顺，老两口相扶相携，家庭和睦幸福。
黑龙江，孙吴，红色边疆农场，原兵团三团48连，路边。当天，会有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知青回访车队经过。
一个孤独的身影，举着一幅“热烈欢迎战友返回第二故乡”的横幅，静静地候在那里。
这横幅做得太过粗糙，废纸箱拆开的硬纸壳连起来，上面贴上写着字的彩纸。彩纸颜色，有多有少，横幅也就显得更加的不规整了。并且，横幅还是一头是用木棍固定，一头则是由这孤独的人用身体举着。一切都显得仓促，但也让人觉出这窘迫中的真诚。
这是2008年的夏季，京津沪哈等城市的知青回访团。车子驶过欢迎横幅，孤独的欢迎者，用微笑迎着车队的掠过。好像并不在意车子是否会停下、是否有人会关注他。车上的人以为是当地的老职工在欢迎他们，兴奋地朝车下观望着。
突然，车上有人认出了欢迎者，他们叫出了这人的外号，急忙喊停车!
车下这个老农般模样的欢迎者，曾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的。几十年后的相聚，他的这个孤独简陋的欢迎仪式，他的这种静静地守候，打动了所有的在场知青的心。车上没人知道他会出现在路边，也没人通知他今天知青们到达这里。甚至，他们与他在几十年前分别后，就中断了联系。
见到这般光景，不等与他见面，车上的上海知青早已是心酸落泪了。那是他们的同学、一个没有随返城大潮回到城市的孤独的候鸟。汤学华，这几十年，你过得还好吗？
这里不是计划中的停车地点，车子还要继续前行，到45连。让人没想到的是，本想在活动后，回头来请汤学华一起聚餐。可是，汤学华已经骑车追了过来。就像一只掉队的鸟，会坚定地尾随着任何一群鸟一样。
数年后，我们再次看到这种让人心酸的“尾随”。那次，我们48连知青再次回访，车下来迎接的，已经是一个拄着拐的汤学华了，他已经举不了横幅了——他得了脑梗。
但是他还是来路边欢迎我们，还是一直一瘸一拐地追我们到山上中学。我们在那里聚餐，叫他吃，他不吃，只是站在那里守着一群上海知青，没有更多的话。或许，他就是想在上海人中间，听他们说家乡话，感受一下“回上海”的感觉。尽管，他自己的上海话已经严重退化，说起来已经生硬了。
恋群，追随群体，是自然界的现象。一个与群体分别了多年的候鸟，会从从候鸟变成留鸟。但是，一旦遇到同类，它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遵从着它心中原始的、本能的呼唤，重新回到久违的群体，哪怕明知只是短暂的瞬间。
这种归属感是辉煌而幸福的，会在瞬间燃爆，让人忘记所有的孤独与寂寞；但也会在短暂之后，重又让人跌落、重又归于空寂。因为，鸟群终究会离他而去。留下的，又是无尽的孤独。随着知青们的离去，汤学华也会再次走过这无尽的失落与煎熬，就像当年知青大返城时一样。此刻，他能够安慰自己的只能是，盼着知青们的再一次返回。但这种企盼又是无限渺茫的——没人知道下一次会是在什么时候。就像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但是，又不知这种子什么时候才能发芽、开花、结果一样。守望这这样一颗种子，心境之苦，是没人能够体会得到的。
想到几十年来，汤学华会是这样的境况，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酸楚……
而现在，孤独的候鸟走了，没有知青的探望，也没有知青参加的送别。不是大家不去，而是因为谁都没听到消息。原因只能是汤学华不愿让大家知道。
在我们再次回访黑土地是时，那里，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一个站在路边迎送我们的上海知青。斯人已去，留给了我们的是解不开的思考？
汤学华为什么没有随返城大潮回到上海？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了黑土地？娶了当地妻子是一个不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因为，有许多这样的情况，人家也都双双回到了城市。或许是他太老实，没能力跑关系？那么，在这之后，按照政策，他也可以把子女办到上海。像许多这种情况的上海知青那样，自己退休后，也可以回到上海和子女同住。这一点据说办了，但是，中途子女又因为某些原因重又返回了黑土地。在这些关键的当口，曾有同学和好友为他着想、给他指点。但是，他最终还是走了一条无奈的路。
雁南飞是规律，如果候鸟留下，只能是因为它受了伤，不能远飞。
然而，汤学华不走，却不是因为他“受伤”了走不了。而很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让妻子受伤——这是最合理的推断。同样的考虑，他的子女没有坚持留在上海，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不愿意给上海的亲属造成额外的负担。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自己过得不管多艰苦，也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甚至在他病重住院直至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向同学、战友透露自己的信息。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汤学华，却有着常人没有的坚忍！
除了坚忍，汤学华也有着最柔软的情感。依照上海的政策，没回城的知青有一定的补助。上海知青中的老大哥严陆兴牵头帮他办好此事，但汤学华却从未领过这笔钱。后来问及，他说留给母亲了。他说，他的状况，对母亲无以回报，只能用这些钱来孝敬了。
汤学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只有一颗平常的、但多半是为着别人着想的心。然而，他的离去，让他的同学、知青战友感到巨大的悲伤和无尽的感慨与思念。
游离于知青群体之外的孤独，可能是伴随汤学华一生的精神状态。现在，这种状态终于解脱了。汤学华虽然走了，但是，他却永远地被他的知青群体所怀念，如同他又回到了知青群体。如果天国有知，相信他也会满意地微笑，就像他在那张举着横幅的照片上一样。
来源：知青文化、小河西知青_新浪博客、山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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