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上海电影制片厂1972年摄制
（影片全长5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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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江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
1998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沉寂了一段时间的知青话题，忽然又热了一阵，又出版了一批知青题材的图书，遗憾的是，除了知青老照片的选本能火爆一气，文字为主的大抵炒冷饭。报纸上的评论文章，多是冷言奚落。总是插队那点事，像祥林嫂总是反复叨唠孩丢了：“我真傻......”听者越来越少。
《北大荒风云录》出版时，声称知青话题是“超世纪的话题”，终于到了新世纪的门槛，竟气喘吁吁，迈不动了。
依我看，知青话题刚有个序幕。十年虽有几个高潮，但大抵是凭感觉而论，凭感觉就能找到真理，还要哥白尼干什么？
出了几部知青运动史，有价值，但不能代替理论思考。
就连中国知青这一群体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大致轮廓，都还没有说清，模糊观念盛行，怎能说知青话题没话可说了呢？
本文就这老话题谈几个新观点。
上山下乡：耽误人才，还是造就人才？
成千上万的人一齐回答：当然是耽误人才。上山下乡整整耽误了一代人；尽管今天是骨干，但没有上山下乡运动，他们会更辉煌。
也有说上山下乡好话的。但人们说，那是知青中的佼佼者。成功了，就把苦难说成黄金。成功者。成功者在知青群体中只占极少数。一阵一阵的“知青热”，就是少数知青名人“炒”起来的。
说这话的，大抵没有并没有见过几个知青名人，只是闭眼一猜。
知青名人的名片，我家里攒了一箩筐。
我曾经像新闻记者那样，对他们一一采访。我的问题比较尖锐，请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太爷是干什么的？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你爸爸……“文革”前你读的什么学校？成绩怎样……
这样调查完毕，材料一整理，我的结论是：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可以当作家、当学者、当教授。他们本来就是那块料，甚至祖坟上就有那么一根蒿子！他们并不是上山下乡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主要是奋斗成才，但那成功与上山下乡并没有多少必然联系。
上山下乡对他们的命运有影响吗？有。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他们可以当大作家、大学者、大教授。有了这段经历，他们只能当小作家、小学者、小教授。这些人可以说，确实被上山下乡耽误了；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他们会更辉煌。所以，他们并没有说上山下乡几句好话，只是在大段抨击之后加个小尾巴，说是“当然了，也有收获”云云。
作为广大普通知青，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将是什么命运？会更辉煌吗?我又搞了一项调查。这回主要不是采访，而是钻北京图书馆，一钻就是一整天。
那里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查来查去，我查出一身冷汗。“文革”前夕，我们国家的教育状况大致如此：每年的9月1日，有1800多万男女儿童上小学一年级；六年级之后能上大学的不到18万。大多数青年人当时只读到小学、中学，就不得不就业了。在农村的，打渔种田，城里便是做工买菜。在平凡年代，提倡螺丝钉精神，想跳槽没门儿。把辉煌二字拓展为“掏粪工也有出息”是另一回事，否则，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广大普通知青，又能辉煌到哪里去呢？
但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老知青，都感到这一代人被严重的耽误了？这里有一种错觉。
假设有一位北京女知青，胡同里长大的。“文革”前上的是二三类初中，成绩一般。身后弟妹成群。父亲小学文化在前门大街一座老铺子卖书。家里希望她早点就业。女孩子卖卖油盐酱醋就行了。她自己的理想是卖书。但是上山下乡把她发到北大荒种地。她不甘心，十几年后回城在北京一家商店卖百货。看到老同学考电大、业大。她也考过，但总不中。知青聚会，她满腹牢骚：我在北大荒当过民办教师，哪是站柜台的命？都让上山下乡耽误了！
这就是知青情节的本质。有积极意义，也有错觉。
在平平淡淡的岁月，作为普通人家的子弟，对那些专家学者子弟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上山下乡，都一个鼻子两眼，发到穷乡僻壤。返城之后各奔东西，二三十年见层次。老知青聚会，有专家学者，也有做工的、卖菜的。当初不是一起种地、一起偷鸡摸狗吗？于是，“专家学者宁有种乎？”。
这是一种乱世心态。
同逆境作斗争，斗红了眼，刹不住车了；早就说过了而立之年，还确定不了自己的社会位置。
他们不认原来的命了，人心不古了。这就是上山下乡所塑造的整整一代人的性格。
“上山下乡”一词不可误用
还有一种观点：上山下乡也有收获，锻炼出了一批人才。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上山下乡一词，或被成千上万的人滥用了。
老知青们动不动就说，上山下乡使他懂得了这个，懂得了那个。有位老知青说，贫下中农教他懂得了“性”。田间地头的“荤笑话”，比学校生理卫生课生动、透彻。
我相信这是事实，但把这叫做“上山下乡的收获”则不妥。假设这事发生在70年代初期，当时让你谈上山下乡的体会，你说贫下中农对你进行“性教育”，立刻会被打成“反革命”，因为你“篡改”毛主席语录。今天虽不扣帽子了，但你的说法还有语病：偷换概念，你分明改变了上山下乡的原意，却仍说是上山下乡的“收获”。
同样情况，我也常说“上山下乡把本来默默无闻的一代人激活了”等等，我是被大多数人搅糊涂了。都说“司马缸砸光”，我也跟着“砸光”了。其实，说“司马光砸缸”小学生都懂，用字颠倒，则博士生也困惑。
这是知青话题争论不休的一个根源。
上山下乡一词不可误用，必须符合其发动者的原意。如果早就变了味，甚至满拧，那么，准确的提法，是在“上山下乡”前加一“反”字。
但“上山下乡”前加一“反”字谈何容易。彻底否定“文革”不等于彻底否定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终于1980年，有25年的历史，新中国各时期都有。历史背景那么不同，如果发生在西方，学术界早就在后来者前加一“后”字了，我们却仍然不改称呼。
总是不知到底怎样评价，是知青话题混乱的根源。
不管怎么说，谈到“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那种逆向收获，在“上山下乡”前加一“反”字，至少逻辑上通。
“文革”知青运动史的主流，应是“反上山下乡史”。其大约始于1970年。在此之前，虽也轰轰烈烈下去，但知青大多十六七岁，没有成年，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按今天的规定，连雇佣他们做工都非法。发动这一场运动的功过是非，与知青本身无关。
知青们成年之后，确实应由本人负责的行为，不少是违背上山下乡发动者初衷的：偷鸡摸狗、偷看古书、偷唱“黄歌”、偷着做爱、偷着探亲、偷看数理化、偷谈人本主义......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反上山下乡运动升级，由偷到骗。没病说病，骗一纸返城证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自发返城的知青数已约占1967年以后上山下乡运动者的半数了。剩下的只是一时还没有门路。后来是一系列极端行为：请愿、上访、静坐、卧轨......三中全会后，得到中央支持。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反上山下乡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实现了“胜利大逃亡”。
老知青们挂在口头的“收获”，基本上都是反上山下乡运动的战果。但少一个“反”字怎能不被人误解？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不清了。
我们能否摆脱千古悖论
把上面的思路一清理，就发现这样的大致规律：
上山下乡，无疑耽误人才。不同层次的知青，有不同程度的耽误；层次越高，耽误越大。但反上山下乡，却可以造就人才。不同层次的知青，有不同程度的造就；层次低些，造就反大，但不能过低。
站在历史的高度一看，这样的造就人才，当然不是正路。知青人才结构严重地失衡，舞文弄墨的太多，科技界却出现大裂谷，国民经济发展被严重阻碍。从根子上说，“文革”期间的那种上山下乡运动是一种灾难。再也不要重演了。
但对于已经发生的一段历史，则何必一味的“假如没有”？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因为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人才。
成千上万的人都说：知青人才当中极少搞理工的，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前半句不错，后半句则太绝对了。当今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是知青出身，他讲过美国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是继钱学森之后被允许进入的第二个中国人。那太特殊了，人们说，他的成功与“反上山下乡”绝对没有联系。
起初，我也这样想。我采访他的目的之一，就是找出其成才的特殊性，以便在研究知青课题时作为特殊，排除在外。
但采访之后，我大吃一惊。
他是辽宁知青，上山下乡时的六九届初中生，家庭没有搞科研的背影。在内蒙兵团先是务农，后开卡车。在几百里渺无人烟的地区行车，必须学会修车，他养成了很强的设备拆装能力。他的所有机遇，其他知青都有。所不同的是，他全部抓住了，一直读完“博士后”。他回忆说，他搞科研竟用上当年修车时的拆拆装装的本领。有不少知青都说，到国外读博士，常常是其他学生下课了，自己一个人关在实验室里摆弄设备；搞出点儿名堂，靠的是知青时代养成的动手能力。
在牛顿、爱因斯坦时代，当自然科学家很难。但今天，在自然科学上要有所发明，先进的实验条件越来越重要。牛满江是童第周的学生，某些成果超过老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美国，实验条件好。80年代初有人做过统计，我国100位科技人才，近半数是自学的。后来赶上好的实验条件，可以扬长避短。
我的新思路是：如果时代需要知青群体多出理工人才，数量不够，它会努力成批地制造出来！
尽管这些人，昨天还都是泥腿子。但这一代人年富力强的时期，最尖锐的课题，既不是“三弹一星”，也不是电脑互联网，而是拨乱反正。
战争年代那么多高智商的人不搞科研，他们成了元帅，成了将军。和平年代，体制转型，则需要笔杆子。在青黄不接的时期，要有人用肩膀架起一座浮桥，为即将开始的科研大反攻，应得准备时间。当博士、硕士的大部队浩浩荡荡踏着浮桥开上前去的时候，架桥人已经鬓染秋霜了。每代人各领风骚。
历史步伐应当加快，但毕竟不能一步登天。
这样看来那些发轫与反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人才，就不但不悲凉，反而别有一番风采！他们普遍存在的那股难以衰竭的活力，竟有令后面几代人望尘莫及之处。
知青们说：蹉跎是财富，苦难是黄金。
后来者可以嘲弄这种说法，但走路又难免不被他绊一下。这是因为，它的发明权不属于知青。古今中外类似的格言，成百上千。我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名言就是它最好的注脚：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但我致力于读懂孟子这句话凡四十年，才读出他的潜台词，破译出来竟是：人是贱骨头。
这是人类的千古悖论。也许人真的并非宇宙精灵，怪不得近几十年有寻找地外文明的热潮。
这是知青话题涉及的最大的人生哲理，最深的人文思考。
摆脱这种悖论的药方是四个字：居安思危。不知后来的几代人有没有这种志气。
为新世纪的老知青算命
以上一路分析到此，中国知青的昨天、今天的大致轮廓，已经若隐若现了。这些人成长在共和国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遭遇的上山下乡，是人生道路上空前绝后的磨难。有人说：几亿农民长年累月那样生活，怎么不诉苦？这是隔靴搔痒的说法。成千上万的知青已经用事实证明，他们当年的处境远不如农民，他们比农民更多的是精神磨难。鲁迅先生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物极必反，他们用各种方式，抵制、反对上山下乡，最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取得决定性胜利。
带着一种不向厄运低头、敢同逆境抗争的不屈不挠的性格，他们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参加高考，上电大、业大、函大。一场大补课，使这一代人所拥有的文凭数量，迅速超过了上一代人。层次虽是以大专居多，但相对于他们所负担的历史任务，即拨乱反正来说，大致够用。当致命的缺陷逐渐显露出来时，新的一代已经走向成熟。
在共和国50年的历史上，乃至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一代人的价值何在？新的社会环境在他们身上造就新的社会特质，其中有很多东西，就像他们上山下乡期间晒黑的皮肤、磨厚的老茧一样，只属于他们自己，绝不会遗传后代。但也有一些东西，同他们染色体上的遗传基因有关，基因的某种自然变异由于适合新环境而迅速扩散，无疑对后代有影响。他们的品性，是中华民族传统（以优秀为主）的继承；凭着这一点，他们能自发地抵制、反对上山下乡。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把传统接过来，原样翻版，没有注入任何新内容，那么，这一代人就算白活了，一死便朽。他们肯定在传统中注入了新内容。
究竟什么东西，是新环境助长的这一代人的基因变异？他们究竟给传统注入了什么新内容？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在不断用超常的困难作斗争过程中，中华民族养成一种不屈不挠的英雄性格。从大禹治水、修筑长城，到红军长征、抗击日寇，从开发大油田到粉碎“四人帮”……在超常的困难面前，主观能动性超常发挥，发挥到极致。中国知青的反上山下乡，大返城之后的一二十年辉煌，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所不同的是，以往的超常发挥，是群体行为占主导，而这回：除了反上山下乡期间有一些群体行为，大返城后，全部分散为个体行为。
个人奋斗，曾经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划等号而遭批判。但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价改变了。60年代出生的人，据说有全新的价值取向，诸如自我实现。其实，那是知青一代开的先河。“解构的一代”的解构行为，在上一代早就开始了，是以“偷”字开始的。其实，这两代人是兄弟姐妹，没有什么代沟，特别是弟妹们到了中年，洗去几分浪漫，而兄姊们再洒脱一些之后。
主观能动性的超常发挥，作为一种个体的普遍行为，使知青一代人与他们的上代（不仅父母，也有祖父母）、下代（子女）都拉开了距离。上代不是“个体”，下代不是“超常”，即便有超常也不普遍。
要想描述知青精神、知青性格，必须找出其最大的特色。
这一代人的人生注定不平凡，也无法平凡了。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中三年数理化，有人学都没学过，却要用几个月的时间突击掌握。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充满这种残酷的遭遇战。
到90年代，这一代人甚至在并无遭遇战的情况下，也主动出击去创奇迹，好像红了眼的赌徒。在某些领域，博士们认为根本做不到的事，他们敢做。
有人说这是“活得最累的一代”。累未必是坏事。像以往那种尽是不情愿的累，也许折寿，但目前的主要危机其实是“闲”。正常年代成长的人，50岁时松口气未尝不可，但知青一代不行。这和运动的道理一样。运动员超常运动，体型健美，一旦停滞，却立即发胖，比常人还难看。
有的老知青，一松气，50岁的人立即呈现出60岁人的心态。
日本有个长寿协会，几千会员都想长命百岁。他们的诀窍是永远有个奋斗目标，勤于进取。
知青一代已经干了几件大事，剩下的时光，能不能再干一两件事？只是一件也好。这要各尽所能。已经有群体走向个体，就不会也不应有什么统一行动。
作为老知青，今天，如果你是个清洁工，不要像年轻人那样鄙视这一行。好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天都不能停止收拾垃圾的工作。发达国家那种文明的清洁工作，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学一学？博士们说不行，你呢？
如果你是个卖菜的，在老龄化社会日益迫近的今天，很多老年人需要送菜上门，但对一般个体户信不过；那么，你能否以老知青的道德声誉，独树一帜？
如果你在领导岗位，那更任重道远……
下个世纪，毫无疑问，不消几十年，这一代人就全部到了退休年龄。沉舟侧畔，千帆竞发，未尝不是好事。有终生耿耿于怀的，面对那亏损的赤字人生，始终不能像孙悦唱的那样“洒脱一些过得好”。但一生无怨无悔的会更多。
这一代人有先天的致命弱点，在很多领域会提前被淘汰。但作为补偿，不止还有多少领域，他们会突然大爆冷门。如同一个人眼瞎了，耳朵便格外灵。这一代是不寻常的一代，多“怪才”、“鬼才”。有谁认为他们在新世纪会迅速地全面衰落，将犯战略性错误。
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以色列建国以前的犹太人之谜，研究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奋斗几十年后形成的那种职业结构，研究海外华人的崛起……你会发现，中国知青的某些特色，与他们有惊人的相似处。
知青话题无疑是超世纪的话题，它蕴藏的社会、人生、人文密码太多了。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1999年第6期 文/王江(原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编审）转自“史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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