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报道：嫁给农民的女知青
《中国妇女报》1998年5月22日
就这么一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30多年了。当年大多数知青早已重归城里……然而，也有一些女知青，却嫁给了当地的农民，留在了那里。
嫁给农民，有的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与传统决裂”，也有的是出于感情的选择，然而大多数只是为了生存，幻想通过婚姻获得喘息，为了在极度的困境中活着，活下去。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个人的自由，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体社会的制约。那时候，她们别无选择。
30年后的今天，老知青们欢聚宴饮，是北京城里的一道人文景观。他们为苦尽甘来举杯。频频举杯的朋友啊，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请别忘记为留在当地的那些女知青祝福，为她们的现在，也为她们的未来。
雁群飞回去了，群雁不再复返。断鸿声声，离群的雁，你在哪里？
寻找彭皓方
据我所知，在北京至少有两个老同学的圈子在寻找彭皓方。一个是北京女一中初三四班，另一个是青龙桥小学六三班。六三班的同学经常聚会。有一天，他们发现当年的少先队大队长彭皓方多年来没有一点消息，于是，寻找失踪者，成了他们的集体行动。线索找到了，彭皓方于1968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不久嫁给本村的农民至今留在当地，未回北京。小学同学又聚到了一起，他们决定试投一封信，信上反复说：这几年，我们大家一直在找你，我们商量，你嫁了农民，不知现在混得怎么样，如果很惨的话，我们合着给你出往返路费，让你回一趟北京，大家见见面。
彭皓方在家中打电话
彭皓方终于找到了，她混得还行，现在是土左旗的副旗长。我站在彭皓方面前的时候，她正在旗政府的办公室里，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电话铃、敲门声不绝于耳，她负责全县的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和交通四大块，她办起了这里的第一个特殊教育学校，修建了第一条南北走向的重要交通干线，她是公认下乡最多的旗领导，口碑是这样八个字：平易近人，实事求是。
门开了，进来3个农村妇女，反映儿子在外当兵，拿不到政府规定的补偿金，门开了，又进来一伙电影院的退休职工，电影院划归企业后，因亏损拿不到退休金。电话铃急促响起来，放下电话，彭皓方对我说：“走，跟我出去一趟，呼市计生委来检查工作。”……接下来是环保局运行半年，正式挂牌，彭旗长到会讲话，下午是旗政府给贫困职工送温暖。
失踪者找到了，1968年－1998年，30年后，她独自留下了，她成了一位独具风采的女旗长。
……夜深人静，在彭皓方家里，她的丈夫已早早睡去，我要对她进行一次心灵的探究。
──和农民结婚，你当时是怎么想的？那几年是怎么过的？
──1972年的时候，村里知青有一部分抽调走了，有的长期在北京家里住着不回来，我那时心情比较灰，身边也没有个拿主意的人。结婚后，我在村里生活了整整10年，我家里有海外关系，出身有问题，起初下地劳动，后来在村小学校教书。教书以后，我才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价值。我开始在学区的民办教师中小有名气。既是教师又是农民，每天下课后，背着大箩筐，后面跟着2、3岁的儿子去割猪草。1977年恢复高考，我上了师范学校，后来又读了大专，毕业后在旗里的中学教书。
──你是怎么从教师当上副县长的呢？
──我教英语，我教的班，达标率总是土旗第一，于是被领导注意，又了解到我爷爷是个民主人士，10年前我就开始兼任旗政协副主席，后来是人大副主任，再后来当了政府副旗长。
──这几天，我切实感受了你在这里快节奏的生活和独挡一面的工作，特别是，在这里，你已经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女强人，比起北京的那些过着平庸生活的同学，那些芸芸众生的普通人，你觉得自己成功吗？
──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一份能够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事的工作，从这点说，我在这里是安心的。但是，说到成功我给你讲一件事，几年前我到北戴河开会，与几个曾在东北兵团的人偶然相遇，因为都曾是知青，所以开始很谈得来，但是他们一知道我没回北京，还留在当地时，他们亲热的眼神和表情马上就变了，那是一种怜悯，更是一种鄙夷……
──在当地农民中，你的丈夫无疑是出色的，善良、勤劳，现在你怎样看待自己的婚姻，是不是一种牺牲？
──我认为在婚姻问题上，我最大的牺牲是牺牲了自己的初恋，在北京时青梅竹马的初恋。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
……那是一个人们不愿再提起的时代，这是一段彭皓方永远放不下的恋情。
丽人行
当年，这3个女生住在内蒙古的同一座村庄，同一间土屋里，她们同是北京39中初二的学生，插队以后，她们做了相同的选择：嫁给农民。
王秀文夫妇在镇上开的杂货店
王秀文年轻时，长得可漂亮了。当年不止一个农民看上她，她也因此与农民谈过好几次婚事，最终她嫁了一个靠近县城的牧羊人，纵然是嫁在农村，毕竟离“城”近了许多。当时的想法就这么简单。后来丈夫因车祸瞎了一只眼，王秀文也没想过要离婚。
“知青政策”下来，王秀文从农村抽调到县城，在县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成为国营职工，可去年又下了岗。她说，我怎么什么事儿都摊上了，上学时闹文化大革命，插队时嫁了农民，好容易有了工作又让我下岗。
现在，王秀文夫妇在县城最大的商店租了一个柜台，卖礼品，她正患左侧面部神经麻痹，当年的漂亮，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来了。
刘强，现在是县中学的教师。插队期间，她因患严重关节炎在县医院住院，那时候，县医院正为村里培训赤脚医生，她的丈夫，是参加培训的农民，经人介绍，刘强同意了。出院后，她从自己插队的村庄，嫁到更为贫困的丈夫的村庄，嫁到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婚后分灶单过，小两口连粮食都不够吃，刘强每天下地干活，还要割猪草，搂柴禾，那份儿穷，那份儿累，刘强记忆犹新。
1975年，刘强成了扎根农村的典型人物，她的事迹上了呼和浩特日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知青代表大会时，刘强正怀第二个孩子，有8个月的身孕不能前往，后来，上面的专车开到村里，接刘强去开会，她腆着大肚子坐在主席台上，现在想起来，刘强自己都觉着特别好笑。
开会回来，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只有王真还住在村里。王真的家，离县城40公里，汽车驶进村庄后，我们下车去询问，村民指向最南头的一所农家小院。王真在家，她面孔白皙，一双大眼睛清澈见底。她是公办教师，在村里的小学校工作，丈夫还是农民，年轻时在打井队，现在年纪大了，在家务农。王真今天外出刚回家，她去补办了夫妻关系证明，老奶奶活着的时候，怕王真拿了结婚证去离婚，早就把结婚证毁掉了。她用平静的语言叙述着她平静的生活。半个小时后，门开了，几只羊，一个男人。“是他回来了！”王真露出毫不掩饰的笑容，欣喜的笑容。
王真夫妇在自家房屋前
听说王真的丈夫比他大七八岁，今年应该五十好几了，可进来的男人显得年轻，他两眼有神，步伐矫健，也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一件黑皮夹克，更增添了他的几分帅气。1969年，几乎是刚到18岁的王真，就嫁给了这个农民为妻。现在，他们的独生子已长大成人，办回北京多年，在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人。“你还打算回北京吗？”王真摇摇头：“我们老两口，守着这么大的院子，北京哪有这么好的条件！”
离开王真的村庄，她的眼睛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王真有一双纯净的眼睛，明亮的黑眼珠，那眼白，透着乡村天空的湛蓝，纯净得没有一点杂质。
锁住的青春
她双腿跪坐在炕中央，身上穿着厚厚的破烂衣裳，有的地方用绳子捆着，她脸上戴着两个污脏的口罩，即使是在夏天的酷暑里。她面前总是摆着一个盛着水的小盆，她用一块小布，不停的蘸水，擦手洗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谁能相信，她这副样子，已经整整20年！谁又能想到，她是30年前从北京来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
宋宝英坐在自家在炕上
宋宝英插队前，是北京华嘉寺中学初一的学生，她家境困难，父母早逝，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她插队的村庄，是那一带最穷的地方，男人讨不上老婆，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她们一共去了9个北京女知青，下乡一年，8个都嫁给村里农民了，其中有一对亲姐妹，姐姐嫁的是大队书记，妹妹嫁的是大队会计。宋宝英嫁的最不好，是个赶大车的，还听说比她大好些。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光头上有几根稀疏的头发，满脸皱纹。你今年多大岁数了？50多。50多？记得10年前我问过他，他就说他50多。就是这个农民，娶了宋宝英后，成天把她锁在屋里，不让她出门，过大年，村里人都相互走动走动，他也不让宋宝英出去。他们村里，从甘肃、四川买来的媳妇跑掉的可多了，这个身无分文的光棍汉家里，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个不花钱的媳妇，他最怕的，就是媳妇跑掉。
没有人告诉我，宋宝英这样被锁了多少年，反正当她自由了以后，人们看到她病了。她怕见人，一年四季，脸上都戴着厚厚的口罩，她夏天都穿着棉衣，甚至用线把衣裤密密缝牢，她不再开口讲话，这样封闭了自己20年。
“这些年给她看病了吗？”
“看病？她没病。就是穿衣裳和人不一样，再就是不和人说话，听见你们这北京口音，才说两句。”
我相信，任何一个见到宋宝英的人，都不会否认她的病，问题是，这二三十年的沉疴如何治愈！十几年前，旗里给了宋宝英一个就业指标，因她丧失了工作能力，就由她的丈夫顶替她，进旗水泥厂当了工人，这二年，水泥厂有许多工人下岗，旗里为了照顾宋宝英，没有让她丈夫下岗，每月有350元收入。
“宋宝英，我也是北京知青，30年前咱们一块儿来这儿的，我来看你，摘下口罩照张像吧！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抬起眼飞快地扫了我一下，眼光冷漠得让人心悸。“那，你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吧。”我留下了我的名字和联系地址。
美丽的麻花辫
她是女一中初三二班的团支部书记，那时候，她有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班里自诩“自来红”的一帮高干子女，拉开了学生斗学生的一幕。她生在农村，父亲在北京是个普通的水暖工，竟然当了3年团支部书记。那些入上团和没有入上团的“自来红”，把心中的不平和积怨，一齐发泄在她身上，她没有申辩的权利，所以永远也说不清自己执行的是什么阶级路线。她们把她围在中间，踢她，打她，朝她身上吐唾沫，她粗粗的麻花辫子散开了……
1968年，她带头要求去山西插队，临走前，妈妈买来布，在灯下一针一线给她赶做新衣、棉鞋、单鞋，一做就是大半夜。听说雁北冷，借钱给她买了新棉猴，妈妈一趟一趟，出去又回来，买了牙膏牙刷肥皂鞋刷，甚至卫生纸都买好了。父亲脸上，往日的严肃不见了，满眼泪花。她那时候就有一种预感，好像父母是在送别出嫁的女儿。
1969年，村革委会主任做媒，给她介绍了一个刚刚回村的复员军人，第一次见面，她就非常满意。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农村青年，面孔白皙，五官端正。征求北京父母的意见后，他们在村里结婚了。革命化的婚礼办得很热闹，生产大队给他们修了房子，公社送他们两套《毛泽东选集》，宣传队在他们的婚礼上表演了文艺节目。
因为是复员军人，丈夫很快有了工作，工作在外，丈夫每周回家一天，她在村里的学校教书，忙家务，男耕女织，两情相守，日子虽苦，她心里可是甜蜜蜜的。
但是好景不长。丈夫在外乱搞女人，受到组织上严厉的处分，被判劳教二年。她实在经受不住这一重锤，被击倒了。她开始手脚麻木，口腔起泡，由于过度吸烟，胸痛发散到下巴，常常不由自主地流口水、尿裤子、迟钝、失语，精神恍惚。
两年后，丈夫刑满回来，调动了工作。她原谅了丈夫，她对自己说，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太爱动情，只要痛改前非，就可以既往不咎。
但是丈夫难改前非。他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她的家里，有的时候，会有女人拿着砖头，前来咣咣砸门，那是两个女人为她丈夫争风吃醋，有的时候，会有男人打电话告诉她，丈夫在外与卖淫的女子鬼混。周围传说得沸沸扬扬。怎么办？她真想杀了他，那样他死了，她也活不了，可怜的是两个孩子。
在家庭生活中，她是失败者，收获的是辛酸和苦痛。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曾经真正在农村安家落户的北京女知青，现在在县中学是教研室主任、工会主席，是县政协委员，是连年的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她收获的是赞赏和尊重。
她叫刘竹。（刘竹的故事可详见她本人的自述：人生路弯弯）
何处是归程
张玲在北京女一中读初中时，骑一辆轻便的二六女车，她喜欢作文，游泳特别棒，那时候她大大的眼睛、黑黑的圆脸、齐耳短发，很是引人注意。
谁也没想到，1968年她到内蒙古农区插队，1969年就嫁给了农民，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与她家庭当时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张玲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文化大革命”，父亲被遣返回农村老家，母亲一个月40多元的工资，还要接济农村的父亲。
知青插队的第一年，吃的是国家提供的商品粮，第二年吃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是女知青一年的劳动挣不回自己的口粮，这就是说，需要北京的父母给予补贴，拿出钱来，买口粮，买油盐酱醋。张玲所在的知青小组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张玲没有后援，拿不出钱来。每到吃饭的时候，她都不吃菜，拿起两个窝窝，找个没人的地方，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1969年春天，张玲回北京治风湿病，在家住了没两天，就发现母亲开始卖家具，甚至把睡觉的木床也卖了，她再也无法住下去。她一回到农村，就主动找到队里的青年保管员刚小，提出要嫁给他。那家真是喜出望外，娶个有文化的北京媳妇，特别是省了一大笔财礼钱。
办喜事的前一天，张玲晚上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去，痛哭了一场。婚后，张玲很快发现丈夫有赌博的恶习。为此，张玲自杀过，一瓶安眠药100片，吃过4片，剩下的96片她一口气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两腿发软，动也动不了了，这时候，她又不想死了，她还年轻啊！……
1979年，张玲离开农村，抽调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属下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丈夫也随之转移到呼和浩特，做些杀猪宰羊，贩卖鸡蛋的生意。1988年，在知青返京潮中，张玲通过假接收单位，把户口办回北京，这样，她在北京有了户口，却丢了在呼市的工作，所以，她实际上一直在内蒙，与丈夫一起做小生意。丈夫多年难改赌博恶习，每当日子刚刚好过一点，钱马上就会被丈夫输光。
1995年，张玲的丈夫因心脏病去世，此时她的一对儿女已成人。她只身到小汤山打工，去年回到北京。
我去北京张玲的母亲家找张玲，她母亲已经76岁，在大杂院里住一间8平方米的小耳房，张玲挤在老母亲的单人床上一起睡，她对我说，天热了，就去她二姐家睡。
我不知道张玲现在算不算是回到了北京。如果是，她在北京不仅没有工作，甚至于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如果不是，那么，何处是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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