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黄帅——黄帅的幕后故事
作者：王灵书
心扉这样敞开
早就想采访黄帅。
从那个非理性时代走过来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黄帅。他们一定想知道黄帅那大起大落的幕后故事；一定想知道她是怎样走过苦难的昨天；怎样放下历史的包袱；怎样走出过去的阴影；怎样走入正常的生活；怎样走进阳光灿烂的今天。
我们是同时代走过来的人。虽然我没有她那天上地下的经历，但我们由狂热到冷静，由“从蒸笼上卧到冰凌上坐”的心灵轨迹是相同的。因此，我能充分地理解她，自信也能比较准确地表达她。
她上高中、大学时，我不在北京，我那时是一名穿军装的新闻干事。她参加工作后，我解甲从文，在首都当记者，好不容易找到她工作单位的电话联系，但被礼貌地谢绝了。后来她又到日本留学、工作，10年不在国内，鞭长莫及。
早就想采访黄帅。
我遏制不住一次又一次的职业冲动。每当我打开保存了30多年“小学生事件”全套报纸原件，我就越加想实现我多年的夙愿。我就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等待了多年。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不由自主地又拨通了黄帅的电话。她本能地畏惧记者，我的为人规范和职业责任感又不允许隐瞒自己的身份，也许是我的真诚打动了她，她最终还是答应约个时间见面聊聊。
那天，我没带摄像机、录音机、笔记本、笔等任何采访工具，驱车赶到黄帅单位。我真是想同她随便聊聊，可以不写任何东西。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走近黄帅的。真没有想到，当我们面对面时，彼此都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热情攀谈起来，政治、经济、历史、人生、新闻、出版……我们竟有那么多共同话题。我们从上午谈到中午，中午谈到下午。我向她介绍我，她也对我讲她过去的故事。我发现她早已超越了历史，超越了自己。沉重的话题从她嘴里说出来竟变得无比轻松。
“你不想把这一切告诉关心、关注你的千千万万读者？”我问她。
“想，这件事我迟早要做。”她答。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她微笑了，算是回答。
黄帅对新闻界封闭了近30年的心扉就这样对我敞开了。
于是，下午，我开始了正式采访。滔滔不绝的交流，使时间变得格外短暂，双方都还意犹未尽，夜幕已经降临，从上午到傍晚，不觉8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只好暂时作别。
不设防的交谈，让两颗陌生的心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我真的走近了黄帅。更准确地讲，是二三十年来一直惧怕记者的黄帅让我走近了她。
没想到她那么阳光，那么帅。
和黄帅通电话，每次感觉她都彬彬有礼。每次通过电话，我手捧着报纸上刊登的她12岁的照片，想象她现在的样子。30年的岁月，30年的曲折经历会把她塑造、雕琢成什么样子？我脑海中会闪现出许多个不同的黄帅。我想她会是一个十分谨慎，说话很讲分寸的中年女性；我也想象她一脸忧郁，不苟言笑；我甚至还想象她对这个社会封闭了内心世界，遇人对事有点神经质……当我见到她时，我发现，我的想象再丰富，都没有脱离惯常的思维逻辑。所有的猜想全都落空了。诸多形象思维一下子幻化统一到了面前这位鲜活的现实形象上。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数九寒天，冰封雪地中，挺立着一位满面春风，一身阳光的青年女性。她的脸上，还留有12岁的影子，可是一切都向美丽可人的方向发展，出落得比30年前更动人、更漂亮了。她的肤色，用那句听惯了的广告词来形容更为贴切：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因此才有不施粉黛，胜施粉黛的效果。她苗条、匀称的体型，身着一件红黑相间现代图案的很热烈的上衣，配一条黑色长裙，把一位知识女性的高雅气质表现得恰到好处。在我们交谈的8个小时内，她轻松豁达，亲切自然，谈笑风生，一脸阳光，讲述过去，就像是叙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曲折故事；回忆痛苦，她没掉过一滴眼泪，甚至脸上都没有飘过一丝阴云。她的这种超然的心态让我无比吃惊，更增添了我探求她的欲望。
黄帅12岁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因给报社写信，被当时的当权者利用全国主要报刊、电台来大肆炒作，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她一夜成名，红遍全国。16岁上初中时，因政治气候的突变又被打成“小爬虫”，惨遭围攻、漫骂、殴打、批判，全家人都连带受过。父亲被抓，母亲被批，妹妹被打……那时，她正处于身心成长期，像她这种情况，活下来就是奇迹，她活得如此平静、自然、豁达、幸福就更是一个超级奇迹。她已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回忆者。她更是一个能超越个人荣辱、得失的大写的人；是一位在播种了苦难的地方收获成熟的智者。怪不得她的视觉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那么多。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祸起日记
黄帅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底。那本来是小学生时代一件很平常的小事。
黄帅那年12岁，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上学。班主任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语文课讲得极好。他让全班同学都认真写日记。要求有两点：一要写心里话，二不能有错别字。黄帅就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9月7日，她写了这么一篇日记。
当黄帅高兴地把这篇日记交给班主任时，心里还觉得可能会受到老师表扬，因为自己的日记一定符合老师的两个要求，即讲的全是心里话，心里想的就是老师的教鞭应该指向黑板，而不该打向同学的头。此外，为了消灭错别字，她查了好几次字典呢。
这篇日记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从字面上分析，都是没有问题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小学生的童真与直率。如说老师那句话，不是说得不对，而是“说得不够确切”，“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这里用的是“较少”，而不是少，更不是没有。“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这里仅仅是要求老师“多注意些”，没有说别的。如果黄帅碰到的是一位虚怀若谷，对学生充满爱心的老师，除了感谢学生的提醒，克服自己的疏忽之外，不会发生任何节外生枝的问题。那样，黄帅的人生历史会是另外一种状况，中国20世纪70年代也许就不会出现这个“小学生事件”了。不过，在那个时代，推行极左路线的人，蓄意要在中国的教育界搞点名堂，掀起点波澜，他们还会借口别的人和事做文章，没有黄帅，会有“王帅”、“李帅”出现。没有“小学生事件”，会有别的什么“事件”。总而言之，中国“文革”时期那一段所谓“教育革命”的历史总会大同小异地留下灰暗的一笔。
情况完全出乎小黄帅的意料，老师看了这篇日记后大发雷霆，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老师几乎是抓住黄帅不放，找茬儿批评她，讽刺挖苦她，说什么“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还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
这种动辄搞大批判的思维方式，对一名12岁身心都很稚嫩的小学生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这一段时间里，黄帅的日子很难过。她白天上不好课，吃不下饭，晚上睡不好觉，常常在做梦的嚎哭声中惊醒。黄帅曾向学校提出为她调个班，这个要求没实现。后来，父亲又领她找到海淀区教育局，要求调班。接待这父女俩的一位干部也觉得此事做得太过分了，说：“这种现象叫师道尊严。”还在纸上写下了“师道尊严”4个字。找过区教育局后，调班的问题也迟迟没有落实。
向《北京日报》求助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黄帅偶然间从她订阅的《北京少年》杂志上，看到一篇报道，所讲述的也是一位小学生因给老师提意见，发生师生矛盾，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于是，那位小学生就给《北京少年》杂志写了封信，诉说自己的苦恼与无奈。杂志社收到他的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一位记者到他们学校，找写信的同学和那位老师分别交谈，使他们的矛盾及时得到解决，从此师生成了朋友。黄帅看了后很受启发。她想，我和老师的矛盾靠我们双方是很难妥善解决的，何不找找报纸、杂志的叔叔阿姨，请他们也派人来学校分别找我们谈谈，让我们和好如初呢？黄帅那时经常能看到《北京日报》，她就提笔给该报写了一封600字左右的信。
全文如下：
我犯了啥错误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9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3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篇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嗡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黄帅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黄帅原来并不知道什么“师道尊严”，她是在教育局反映问题时，第一次听接待他们的那位同志使用这个词。也许正是“师道尊严”这4个字打动了《北京日报》编辑记者们敏感的政治神经，才把这封本来十分普通的读者来信送到了上面，从而在全国演绎出了一场所谓的“教育革命”。
糊里糊涂被捧到天上
信寄出去后，黄帅天天盼着报社的叔叔、阿姨们来学校帮他们解决师生矛盾。过了一段时间，《北京日报》来人了解情况，并找黄帅谈过几次。后来传出消息，说《北京日报》要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公开发表。黄帅一听吓坏了，虽然她年纪小，但她也能判断，这些东西登在报纸上，事情可就闹大了。她写信的唯一目的，是希望报社来人调和他和老师的矛盾，好让她能安心上学。
谁知，在那个非理性时代，一切要为阶级斗争服务，一切要为政治服务，黄帅的这封短信，被当作了“阶级斗争的武器”，于12月12日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来信仅600多字，编者按就有1000多字。编者按对黄帅的来信评价极高，称“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固的。”还说“有了许许多多像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该报同时还刊登了黄帅的6篇日记摘抄。黄帅挺纳闷：我的日记只交给了老师，怎么也被弄到报社公开发表了呢？
《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后，1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也加了编者按。指出：“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像她这样的青少年，在我国何止成千上万。”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重要报道，全国各地的报纸也都纷纷转载。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人民日报》曾发表报道称：“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北京日报》发表后，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革命形势大好”。“师生受到很大鼓舞。学校党支部以黄帅的来信、日记和《北京日报》编者按为教材，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和热情支持黄帅反潮流的革命行动，并以此来推动教育革命向前发展。中关村一小师生的思想十分活跃。在课堂上，走廊里，操场边，热烈讨论'向黄帅学习什么’？'怎样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好学生’”？中关村一小立即变成了北京市乃至全国教育革命的典型，经常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经验。学校领导经常外出，参加各种会议，应邀作报告。有的还被提拔为区教育局的领导。同黄帅沾边的单位都说这个“反潮流典型”是他们培养出来的。黄帅还同校长应邀出席庆祝国庆的国宴。
这个12岁的小学生一不留神糊里糊涂地被捧到了天上。
突然一落千丈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黄帅那年16岁，她上初三。她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高兴。她和同学们加班加点地写标语，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谁知，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散去，人们就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传遍全国。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跟她走对面的同学，认识的不认识的，会骂她“小爬虫”，甚至往她身上吐口水。走着走着，不知什么方向会飞来石块、砖头……人身安全没有任何保障。正上小学三年级的妹妹也经常遭到无辜漫骂、殴打，有一次腿被打得鲜血淋淋，是一边哭一边单腿跳回家的。姐妹俩晚上睡觉经常做噩梦，被吓得大喊大叫、经常哭醒。正常的学习、生活，身心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小学生事件”发生那年，黄帅的母亲在河南的“五七干校”，不在北京，比大家看报纸，知道事情发生的时间还晚。她仅仅因为是黄帅的母亲，就遭到批判，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当时黄帅的母亲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是全休病号，也不得不天天写检查，接受批判。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黄帅的家连续被抄，镜框被撬开，信件被抄走……有一天，黄帅和妹妹在楼下听到一个男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死了！”姊妹俩当时就吓哭了。姐姐领着妹妹来到父亲单位，门卫不让进。黄帅说：“我爸爸是死了吗？”门卫说：“没有。你们回去吧。”姐妹俩的心才落了地。这事姐妹俩没有告诉妈妈。后来，爸爸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黄帅回到家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9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我不能倒下”
苦难是一所“学校”。
它带给人们不幸的同时，也有一些馈赠。它能使人坚强、成熟、忍耐、自信……黄帅就在这所“苦难学校”里历练着。
爸爸被抓了，妈妈病得很重，妹妹还小，黄帅一遍遍对自己说：黄帅呀黄帅，你就是这个家的支撑了。你再倒下，这个家顷刻间就会家破人亡。父亲的话又响在她的耳边：“小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倒下，这个人便是你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挺立，这个人还是你自己。”在苦难的日子里，父亲始终是她的精神支柱。
黄帅就像孙悟空被投入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在熊熊烈火中，她变得坚强、成熟起来。她善于将自己的痛苦深深地隐藏在心底，而将快乐放大，呈现在学校、家里。有时，她受到欺侮，实在太痛苦悲伤时，就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大哭一场，之后到水管旁洗个脸，就又把快乐堆满笑脸。晚上睡觉前，她会用一根铁丝将窗户缠死，她怕万一一时想不开，从楼上跳下去。她想，就在解铁丝的几分钟内，足以让她恢复理智。黄帅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学习，没有旷过一天课。并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高中。
世上还是好人多
无论在什么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大多数人的良知和正义不会消失，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是人类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决定的，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能摆脱偏执、野蛮、非人性而走向文明、进步、理性的力量所在。
黄帅能走出苦难，她自身的坚强是内因，而铸就她坚强的有两种力量。一是她有一个充满温馨和爱意的家庭，她有一个充满阳光雨露的微环境；二是来自身边及社会许多陌生人的关怀和帮助。她说：无论外面有多少凄风苦雨，我生活的内核还是温暖的。正是这些好心人的帮助和关爱，让她在沉重中感到轻松，从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在悲苦中找到快乐，在暗夜里窥视出光明。当她忆及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时，她内心和言语总是充满感动。
“在那种孤苦伶仃的苦难日子里，晚上我们家的门经常突然被推开，邻居送来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我们家煤气没有了，只要听到16岁的我和9岁的妹妹搬动煤气罐的声音，楼道里几乎所有的家门都会打开，叔叔、阿姨们会抢着帮我们把煤气罐搬到楼下，帮我们换好后又抬到楼上。
“有好心的同学每天来和我一起上学，向我飞来的石头，常常落在她们身上。
“学校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一位老师就在写着'打倒黄×’的大字报下拍拍我的肩，轻轻地说：'在我眼里，黄帅，你还是三好学生！’
“还有一次，我所在学校和爸爸妈妈的单位召开联合批斗我爸的大会，学校让两位老师带我去父亲单位参加爸爸的批斗会。他们领我走到会场门口，未经请示任何领导同意，就对我说：'你不要进去，你回家休息吧！’使我避免看到爸爸被剃光头、被揪斗而遭受又一次残酷的精神折磨。这么多年，黄帅一直想对那两位好心的老师说声谢谢。
“我上中学学军时，同班长、排长关系很好，回到学校还常联系。我挨批后，不联系了，但我们班长会从很远的军营赶到我家楼下，不便上家，他就在外边盯着我家窗户，直到看见我的身影，才会放心离去。类似关爱我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正是这些有正义感的好心人伴我走出苦难的阴影，他们用行动给我的心田播下了爱的种子，经过多年心血的浇灌，已经开花、结果。我要把这些爱的种子播撒给更多需要关爱的人，这是我对关爱过我的人最好的报答。”
考入大学进入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的全部学业，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颁发的中学毕业证书。她中学5年的学习情况在成绩册上是这样记录的。除了英语科在高中第二学期的成绩是“良”，体育科有三个学期是“中”外，在5个学年的10个学期中，所有成绩都是“优”。学校在她的毕业鉴定中这样写道：“热爱学习，自觉学好各门功课，勤奋刻苦，时间抓得紧，有毅力。遵守纪律，尊敬老师，关心集体。无论在学校或外出学工、学农劳动中，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劳动中积极肯干，不怕苦。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黄帅的学习成绩和学校给她的毕业鉴定，为这个在小小年纪便饱经苦难的小学生做出了公正的历史结论。
紧张的高考复习开始了，同学们有的挑灯夜战，以功取胜；有的深化理解，以巧取胜，大家都在信心百倍地迎战高考。而黄帅却心力交瘁，身心状态糟到极点，常常彻夜失眠。
已被打为敌我矛盾，在单位负责清扫厕所和大院的爸爸在黄帅的案头写下了8个大字：“沉着应战，一定胜利！”还给她画了大脑的兴奋抑制图，告诉女儿，闭目养神也能达到恢复脑力、体力的作用。
晚上，妈妈在她的床边躺下，唱起了那早已陌生了的催眠曲：“小帅儿乖乖，把门儿开开，不开，不开，妈妈不回来，门儿不能开……”
黄昏，父母伴她漫步在田间小路。
黄帅的心灵痉挛缓解了，淡淡的睡意爬上了她的眼皮，慢慢地，晚上她能睡三四个小时了。她抓紧一切时间冲刺，良好的基础，加上扎实的复习，使黄帅在高考中取得胜利。她所在的北大附中重点班有30名同学达到了录取分数线，黄帅名列第9。
在黄帅填写的招生登记表中，她写了四个北京工业大学，共八个专业。她在政治运动中被运动得太久、太惨了，她要远离文科，远离政治。
1979年9月5日，黄帅收到了新生录取通知书。9日，黄帅在双亲的伴送下，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也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黄帅曾经饱蘸感情回忆了在这个大家庭里的温馨：
“北工大是温暖的。同学呵护我：在宿舍，我一转身，衣服便被同窗姐妹拿去洗了；老师呵护我：我病了，一位老师把我叫到他家，给我熬稀饭并开导我；领导呵护我：当我被新闻媒体围追时，'黄帅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始终是校方对我的保护原则。医务室的大夫，食堂的大师傅，保卫处的干部，他们的笑容也总是关切的，友好的，理解的。
“谁不渴望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的周围是个理解的海洋？谁不认为一个充满理解的世界和一个没有理解的世界给予我们的是两种人生。理解就是我的粮食，没有它我便感到饥饿；理解就是我的甘露，因为没有它我便觉得干渴。每当获得它时，我不知要把它拿到心里咀嚼多少次,回味多少回。5年来，母校对我的理解与呵护使我对这所校园产生了一个情结。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要好好报答它。”
为父亲平反
黄帅上大学以后，虽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但父亲的问题仍像一块巨石压迫着她的家庭，压在黄帅的心头。
1957年，黄帅的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随即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一生兢兢业业地从事科研工作。
假如没有“小学生事件”，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中国科学院的其他专家、学者一样，努力在自己的科研领域里辛勤耕耘，从容收获，过正常的专家生活。而今父亲的处境是：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特别是父亲，不仅是她给他惹了大麻烦，更是基于父亲对她高山雨露之爱。
她忘不了自己的生命故事：自己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正值国家3年自然灾害。粮油限量供应，鸡蛋价格昂贵，生活入不敷出，温饱难解。在一个黄沙漫卷的傍晚，他父亲抱回了一只母鸡，兴冲冲地对妻子说：“小帅有鸡蛋吃喽！”母亲看了看这位孱弱的不速之客，摇头叹道：“该用什么来喂你？”在那个岁月，连菜帮菜根也早已成为几亿人的充饥品。
在他家四面透风的小阳台上，黄帅的父亲搭了一个保暖的鸡窝。他每天下班后挖些野草回来。一进门，便把家里的切菜板翻过来“咚咚咚”地将野草剁碎，开始忙起他的“科学实验”。
经过一套完整程序的加工，几日后野草中居然钻出了一条条幼虫，“科学实验”成功了。如此困难时期，家里的这只鸡竟能每日摄取高级动物蛋白。母鸡渐渐强壮起来，很快便开始下蛋。这位声学家在一个笔记本上，对母鸡的出产情况作了详细记录，末笔是“此鸡产蛋共计256个，滋养了我家帅儿。”
黄帅忘不了，她刚出生时，是父亲为她亲手制作了一张小床；在她羡慕别的同学穿上的确良时，是父亲为她亲手缝制了的确良裤子；母亲在干校劳动改造时，是父亲为他们蒸出了开口笑馒头；她曾把父亲亲切地称为“巧父”。
黄帅忘不了，在她遭受精神重压时，是父亲伴她散步，给她写信，讲述人生坎坷，阐释做人真谛。没有父亲这个精神靠山，黄帅也可能只有昨天，没有今天。
黄帅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平反父亲的冤案奔走呼号。1981年1月1日，她大胆给当时的中共中央zong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没过多久，耀邦同志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1981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做出调查。同年，黄帅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父亲单位召开了全所大会,宣布“定性不准，处理不当，恢复党籍，恢复公职”，补发了工资，并为父亲恢复了名誉。
从此，黄帅一家被还了历史清白，过上了普通人的太平日子。
留学日本
黄帅在北京工业大学苦读5年，1984年9月，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
她的外语非常好，她申请报考了西德、美国等国家的多所学校。不久，她收到了西德一个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并获准了奖学金，她决定西行。可偏偏鬼使神差，一个偶然的机会竟使她改道东渡了，从此开始了遥遥10年的东瀛路。在日本，她先学了一年日语。后来考入日本的名牌大学——东京大学大学院，专攻广域科学。
黄帅说，日本的留学生活是紧张的，但谈不上艰苦。她在回忆这一段留学生活时写道：
我不曾在料理店洗过碗，眼前的这双手依然纤细嫩白；我不曾住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屋，家里的走廊还能容纳一盆君子兰；我不曾为签证忧心忡忡，护照上总是如期多了一块方章，年复一年；我不曾受学费的重压，当我入不敷出的时候，学费总是得到了减免。
但是，在日本岛上我毕竟还是流下太多的泪水，承受了漫长的孤独岁月。
1993年初春，我的毕业论文进展顺利。可偏偏就在答辩之前，我在洗澡间滑倒，背部扭伤了。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是疼得想打滚。医生给了我解疼的膏药，每片膏药都是大大的，富有弹性。回家后对着大镜子，我试贴了好几次，均告失败，因为我的两只手怎么也够不着疼痛的部位。无奈，我把膏药拍在门上，然后用背去蹭门，依然屡屡失败。从背部，从心底钻出来的两股疼痛合流、并轨，把我击倒了，我趴在床上痛哭了。我又一次明白了，在日本，我有学上，有工作做，可是我没有一个最最渴望的家。异国的孤绝，思乡的殷切，我是尝尽了。
我爬了起来，站了起来，坚强了起来。我咬住了牙，顺利地完成了答辩，会场中竟然没有人发现我有何异样。答辩完后，导师拍我的背，同学楼我的脖，他们每对我亲昵一下，我就要叫一声'哎呦——我疼！’
1993年3月，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个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
1998年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10年的留学、工作，回到祖国，她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走出历史阴影
走出历史的阴影，这对黄帅来说就像愚公移山，需要每天挖山不止，持之以恒，才能奏效。她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叙述了移山的过程。
“过去”好大，好高，好沉，是一座山。我背着这座山沉甸甸地长大。
我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自觉沉重”。
长大以后，我的承重能力在磨难中提高、拔节。我背着山，一步一步，奋然前行，心中充满了时代的悲壮感。
从少年向青年迈进时，我在一镐一镐地刨山，让那颗沉重的心一点点释重；从青年向中年过渡时，我在一锨一锨地移山，让那颗拥塞的心一点点透气。
1979年夏的一个黄昏，我挽着父亲漫步在中关村的田间小路上，那是我们父女俩每天必至的'谈心路’。父亲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使我倒下，这个人便是我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人可以使我挺立，这个人还是我自己。
天边灿烂的晚霞似乎帮助了我的悟性，我顿时领会了父亲对我的人生点拨。从那天起，我开始刻意在心中不再挽留沉重；从那天起，我开始本能地拒绝将使自己倒下的重压。我学会与沉重抗争了，我不再自残了。我的精力和心力可以放在'体验沉重’以外的事情上了，我读书'入’了。
大学时代，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用巨大的温暖将我心头的冰霜一层一层融化，对她每回忆一次，便感动一回。如今，我又回到母校工作，每天漫步在芳香的校园里，不断地触景生情，不断地感慨万千。
现在，办公室是我每天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领导和同事都是向周围辐射温暖的人，没有人会在那里感到寒冷。当今日的温暖和旧日的温暖融合为一体的时候，感动中的我不知不觉地远离了沉重。
丈夫用宽阔的肩膀和宽阔的胸怀帮我挑去了一半的沉重；儿子小松树般的茁壮成长冲走了我心中的一堆堆乱石；朋友们的在乎与理解使压在我心头的大山摇摇欲坠了。
我依然在“移山”，作最后的扫尾工程。我知道应该怎样完成这个人生课题。
总而言之，多想想他人的不幸，少想想自己的不幸；多想想应该如何原谅他人，少想想应该如何原谅自己；多想想如何去温暖他人，少想想如何去保暖自己；多想想人生是个美好的概念，少想想人生是个苦的概念；多想想怎样才能不去伤害他人，少想想别人应该怎样不伤害我；多想想别人形成这种态度的原因，少想想自己是否受得了。
总之，关爱父母，关爱丈夫，关爱孩子，关爱朋友，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的半径越大，自己的心情越不会沉重。”
黄帅在文章的末尾兴奋地写道：
学会感谢，学会报恩，学会理解，学会宽宏，学会不要过分关注自我。当自己的一颗心为父母，为丈夫，为孩子，为工作，为朋友，为社会，为更多的人和事忙得叫苦不迭的时候，愚女移山便可望实现了。
看来，我得道了。
黄帅打心底这样认为：一切一切都是那个非理性时代造成的，在那个时代受到伤害的人千千万万。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片树叶，被政治风暴卷入其中，或飞向高空，或跌落深渊，都是不由自主，都不仅仅是个人行为。
即使带有利害考虑的纯粹个人行为，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共同本性，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高尚、纯粹。
“学会感谢，学会报恩，学会理解，学会宽宏，学会不要过分关注自我。将自己的身心浸泡在浓浓的爱中。”
这就是今日黄帅。
惧怕记者
黄帅一直惧怕记者，使从事了18年的专业记者的我羞愧、汗颜。由于我们承担的特殊“使命”，特别是“文革”期间，出于政治的需要，我的同仁们自觉不自觉地深深伤害了黄帅。使她至今谈起记者来仍然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没有她这种特殊经历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特殊心情的。她在一篇短文中袒露了自己的心情。
长大以后，我一直惧怕记者，怕他们编故事，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让世人都花了眼。我被涂上的五颜六色怕是一生也洗不去。
其实，我不仅仅是怕记者，更怕的是我自己，怕自己对文字的安全性把握不好。
经过了很久的岁月，我的心态向着自然回归了一大步，藏在心中的许多怕缓和了很多。我想起了1984年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发生过的一件事。
有一位年轻的外地记者，坐了一夜火车专程到北京来采访我。我虽然心中过意不去，给他买北京果脯，买北京瓜子，但始终没有回答他提出的任何问题，包括可以回答的和难以回答的。我当时实在是怕他写下大段大段的'黄帅说’，再打上冒号和引号，然而那些话却是我下辈子也想不出来的。
与他握手道别时，他说：我是你的同龄人，是抱着理解你的心情来采访你的。你拒绝理解是很伤人的。
他的忠告是诚恳的，如今我深深的歉意已不仅仅是对他一个记者，而应该是更宽泛的。
我虽然沉默了很久很久，但不曾忘记过来自你的温暖。一切搭救过，帮助过，理解过，关心过，同情过，在意过那个小学生的人，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笔至此处，那一份份遥远的和身近的温暖一齐在我的躯体里融化开来，我的双眼发潮了。
正因为如此，黄帅对我敞开心扉愈加可贵。
痴心妈妈
黄帅是地地道道的痴心妈妈。她对儿子的爱，是从周身每一个细胞中喷涌出来的。是那么炽热，那么无私，那么无微不至。她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10张照片，9张是儿子的，只有一张是自己的。
儿子要钻工地上的水泥管，她便从家拿了墩布将水泥管里的土擦净让儿子去钻；盛夏因担心空调对儿子身体的危害，她一整夜地充当人力风扇。开空调时，按一下电钮就万事大吉了，可开人力风扇却需要不间歇地按感情钮或体力钮去操作。吃每口饭时，她都在小勺上一丝不苟地布局，米饭垫底，动物蛋白或植物蛋白类夹在中间，蔬菜类高高在上。勺勺营养均衡则必然顿顿营养均衡，顿顿营养均衡则必然日日茁壮成长，儿子多吃了一口，她便能联想到将来的他身材魁伟；少吃一口，她便担心他将来会成为二等残废；几乎每天，她对孩子都要说上几十遍'你是妈妈的命根子，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妈妈永远永远爱你……’”
黄帅后来也反思自己的母爱：你对孩子爱得如此淋漓尽致，你希望孩子也同样地爱你吗？
最近她心中冒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念头，就是不要让孩子太爱妈妈，不要让他对妈妈的感情过浓，母爱应该是轻松的，而不是沉重的。妈妈的使命不是让孩子一直依附着，而是让他将来能够脱离母亲。
她在想：我们这样的痴心妈妈会不会使孩子变得脆弱不堪？不是吗？我有一天忙得忘记说“你是多么可爱，妈妈是多么爱你！”儿子会莫名其妙地不安起来。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我们也许真的需要一点母爱形式的更新、母爱含义的升华。也许应该更多地爱在心里，也应该让孩子不只是一味地吸收爱，而是渐渐地懂得收到的爱是应该向周围辐射，向外面传递的。
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愿化作一团热腾腾的空气将儿子温暖地包围起来，使他不致寒冷。也盼他长大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在那里留下—片温暖，一片人情。
是啊！对孩子的爱不仅需要感情，更需要理智，尤其对于母亲。
为何没改名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人默默无闻时，一切生活都是正常的。一旦出名，麻烦就全来了。黄帅对此深有体会。
黄帅这个名字，对于她的同龄人，或者比她大的公众来说，那是响当当的。特别是在广大城镇，几乎无人不知。出门在外，一听“黄帅”，大家一齐投来惊讶的目光，紧接着，找她聊天的，采访的，公开议论的，窃窃私语的，合影的等等接踵而来。
我问黄帅，你为什么不改名，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她说，这个名字是有些来历的，不能改。初到人间时，我是一个不会啼哭的“死婴”。不知在暖箱里呆了多久，小生命才渐渐复苏。父亲说，应该给这女娃起个强有力的名字，不然这个孱弱的生命说不定就会夭折。于是我有了一个硬邦邦、响亮亮，很赋有男子气概的名字“黄帅”。幼时，我体弱多病，包裹着我的红锦缎斗篷随着爸爸妈妈的身影飘遍了京城的各大医院。为增强体质，7岁时父亲开始教我游泳。我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才渐渐强壮起来。
噢，原来黄帅这个名字寄托了她父母的无限希望。
她与日记
黄帅此生与日记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写日记。写日记，锻炼了她观察事物的能力；提高了她的文字表达水平；增强了她感悟生活的灵感；提高了她分析问题的能力。是日记使她出名；日记曾经带给她荣光；是日记给她惹了祸，日记也将她推入了苦难的深渊；她高兴时，用日记抒发她的兴奋；她苦恼时，对着日记倾诉她的烦忧；她伤心时，日记帮她疗养伤口；她孤独时，日记陪伴她走过寂寞；日记，练就了她的隽永的文笔；日记，练出了她一笔秀丽的好字。非理性时代，她惧怕日记再给她带来灾难，曾含泪将许多本日记付之一炬；“文革”过去后，日记又回来找她，她又开始写日记；日记，是她每天都离不开的朋友；日记，是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记，是她半生历史的浓缩写照；日记，是她顽强生命的真实记录。
黄帅谈到日记时，说：
“很久以来，我不愿意让思绪在'日记’这个概念上驻留，因为它给我带来的创伤还刻在心灵的深处。
“在母亲眼里，文字是世间最可怕、最不吉的符号系统。母亲曾经跪在地上求我永远不要再记日记，永远不要再写文章，好像女儿一动笔就会酝酿成灾难。
“我虽然从少时起便对文字有所偏爱，但是母亲的眼泪总是纵横在我的心里，残酷的政治风云在划破了时代、划破了一代人的同时，也彻底地划破了我。心灵上绽裂的伤口一碰就向外翻，就流血不止。
“是的，我对日记常常感到惊悸。为此，我曾在日记本的首页写上假名'毕凡’（避免麻烦），但是，这多年来，我没有和日记告别。
“日记对我的真诚是可想而知的。无论你吐出多少苦，它都全部吞下；无论你唱出多少欢乐，它都洗耳恭听；它记录着我的思想轨迹和生活悲欢，每每重读日记，总是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一次新的启航，完成一次自我反思，况且，日记还是一种廉价的人生摄影，无需多少代价，你便能获得你生命的全息镜头。难道日记还不能算是一种自我欣赏，自我回味，自我激励的完美形式吗？”
这里摘录黄帅的一篇日记，看看她在怎样记录、激励自己。那一年，她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两个春秋。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
读起我的业务书，就像一条小溪缓缓向前延伸。一个概念，一个框图，一段程序给人一种安宁的情趣。
读起文学书籍则迥然不同了。心灵的原子开始碰撞，开始自激，开始兴奋。
我喜欢在这两个长廊里漫步。专业是我的工作，我的立身之本，我的社会责任，也是我的所爱。
文学，则是我的另一个天地，是我的点缀，我的色彩，它可以使我去观看无数个人生，无数段历史。使我学会爱人类，爱祖国，爱人生，爱自己。
寥寥数笔，写出了她的事业追求、业余爱好，写出了她的敬业精神、博爱之心。
为工作快乐，为快乐工作
《职业》杂志曾发过一篇刊首语：《为工作快乐，为快乐工作》，这一题目引起了黄帅的共鸣。她觉得这是一个好题目。作者用慈爱的笔触由衷地祝愿我们大家都能“高高兴兴享受每一件工作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喜悦”。
黄帅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内心开始响应。她说：
“首先回望一下自己近20年来时断时续、海内海外的职业生涯：我做过技术，当过记者，搞过研究，干过翻译，现在是一名编辑。
“应该说每一个阶段都感受过工作的快乐。
“做技术时，当我用软件将图书馆管理起来，我向系统查询什么，它便对我回答什么，我兴奋过；当记者时，我穿过泥泞的小道，亲临印刷厂帮助排版工人拼版，在我写的第一篇科技成果信息化成豆腐干那么大的铅字时，我兴奋过；搞研究时，当我在庞大的数据挖掘中发现规律时，我兴奋过；干翻译时，一想到日本制的彩电、照相机、计算机……的说明书说不定就是我翻译的，我兴奋过；现在当编辑，更是一个幸福的职业，每天过着窗外有竹、桌上有书的风雅生活，快乐本身就是我们编辑部的空气。
“概言之，工作是美好的。进入工作就是进入好感觉，就是进入快乐。”
黄帅有时候也这么想：何苦与自己较劲呢？明明已经身心交瘁，还要待到身心俱碎？不如普通一点，少挣一点，少痛苦一点，多自在一点。虽然你没有大房子，也没有车子，但当你的孩子头枕着你的臂弯恬然入梦时，你心中不甜吗？这又何尝不是你的事业呢？
前不久，黄帅调离了出版社，尽管原单位舍不得她走，她也十分留恋那和谐的工作环境和朝夕相处的同事，她还是接受了一份新的工作。好在没有离开她喜欢的北京工业大学。新的工作，新的业务，带给她许多新的挑战。但她十分愉快而勇敢地迎接了这一切。时间不长她就适应了新的岗位。过去所学的专业以及日语、英语都更好的派上用场了。她在继续实践着她“为工作快乐，为快乐工作”的信念。
好好孝敬父母
黄帅同父母的感情是最深的。除了一般家庭都具有的骨肉情，哺育情外，他们还有患难情。
黄帅和父亲既是父女又是朋友。父亲是她的靠山，也是她的良师。他们可以无话不谈。当她抱怨在日本读不到很多中国书时，父亲说“没有机会读书时，可以读人。每个人都是一部书。”
黄帅说，她读得最多的人还是父亲，与父亲谈科学、谈人生、谈未来，总能使我的思想疆域开阔很多。我非常庆幸自己身边有一个可以随时翻阅的父亲。
她曾和父亲谈起祖国的经济大潮和东京的商业诱惑，父亲嘱咐她：“千万别让你的宝贵年华被钱赚去。”从此，黄帅明白了：虽然当今很多观念已经更新。金钱的味道已不完全是“铜臭”，它也具有了象征能力与智慧的光环。但是，不能将青春全部供奉给它；不能因了它，开始精神贫瘠。
在父亲的启迪下，黄帅觉得：对人生的画卷应该采用“大手笔”，算“大账”，做“大买卖”，即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
黄帅说，父亲是我的心理银行、精神马达。心贫时即可获得补充，消沉时便可得到激励。在我历经坎坷的人生路上，一只无形的大手一直在为我断惑开智，呵护着我的精神。
黄帅谈到母亲时说，那是我的空气、我的海洋。她在日本留学、工作的10年，几乎没有一天不想到她的妈妈。谈到她的学习、工作，她觉得特别充实、饱满。那10年是空寂的，因为在日本的上空望不见故乡的星辰，在它的大地找不见妈妈的笑颜。每当乡情泛起，黄帅便坐在窗口将视线一点一点接长，用心力穿它。就这样，视线会被一颗热烘烘的心送到很远而又很熟悉的地方，仿佛那里就是她的港湾。她好比一叶小舟，漂泊得越远越久便越想接近她。
可是，当心力交瘁的时候，她的视线往往会被千山万水阻隔、中断，无法抵达那方热土。
思念妈妈的时候，她便在灯下取出妈妈的照片，有笑的，愁的，黑发的，灰发的，常常摆“一桌的”妈妈。当她端详妈妈的每一张照片时，总能读懂特别多的内容，并坚信那便是妈妈正要对她嘱托的。有时，她甚至会听见妈妈从前的和今后的声音。可是，无论她如何倾听，妈妈的声音也无法在耳边真实地回荡。
来源：《婚姻与家庭》转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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