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林地里的71座知青坟墓

本文摘自《安哥的故事》一书 作者：安哥

第一个在西双版纳丧生的同学

凌瑜

凌瑜是我同年级但不同班的同学。他的父母是右派，1958年就被遣送去劳改了，他是靠姐姐供他读完高中的。凌瑜性格内向，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体很壮，工作很刻苦。印象里，白天他总是打着赤膊挥着锄头，那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肌肉丰满的背影不时在山间显现。晚上，他总是在蚊帐里就着马灯的光看书。我总觉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影子。在那场政治运动中，他和我们大多数同学一样，没有“投靠”造反派，只是默默地但更坚韧地劳动、工作。

1967年年底在门头沟煤矿的合影（凌瑜 左1）

1969年中，他报名去了一个偏远的新建生产队。听说每天他总是最后一个下山，还要扛一棵干树送到伙房当木柴；饭凉了就用开水泡一泡吃。平时，他总是默默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1970年的3月15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从分场场部走10多里路到他所在的连队办事。一进他的屋子，见他上吐下泻，吐的都是绿色的胆汁，已经病得很重了。当时，他的同班同学王惠民正在他们生产队当卫生员，给他吃了药，似乎稳定了一些，我们和队里的老工人们都说要抬他去医院，但他坚决不肯。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凌瑜已经病得昏昏沉沉。我和王惠民还有一个老工人一起用担架把凌瑜抬到了五分场卫生院，医生一看，立刻派拖拉机把他送去小街的总场医院。

两天以后，凌瑜病逝了。死因是中毒性痢疾。那天，我们55个北京知青几乎都聚集到前哨分场场部，围在凌瑜的遗体旁。老工人把他安放在一个大的黑色棺材里。女同学们围坐在周围，手里不停地扎着白花。我已记不清，那一夜我们是怎么过的，只记得第二天一早，全分场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开完追悼会，男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把凌瑜的棺材扛上肩，向墓地走去。墓地在三队的小山上，上山时，有同学把我换下来，我回头一看，送葬的队伍约有上千人，有的老工人、老大娘不时地在抹眼泪。

掩埋了凌瑜，举行完仪式以后，已是中午时分。人们散去的时候，军代表宋天明叫我们北京知青留下。他讲了许多话，我只记得他说：“过去的事谁也不要再提了，谁提谁负责……”

时隔30多年了，我只能粗粗地把过去的事写出来，已没有什么责任好负了。

大勐龙橡胶林地里的71个知青坟墓

疆锋农场五队知青的合影

1969年从北京新来一批知青之后，昆明的知青也来了。

刚来的知青很喜欢打架，我们的一个北京知青朋友在打斗中手被砍成残废，头皮掉下来都遮住了眼睛，后来到总场医院才把头皮缝上。有一次，我们去山里砍竹子的路上，正好看到部队的营房门口放着一副担架，都被血水浸透了，血滴还洒了一路。伤员被抬到部队的医院抢救。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新建连队安置了几十名昆明知青，而这些知青分成了两派，大打出手。他们在昆明就见过枪林弹雨的武斗，在这里他们用砍刀、锄头对垒，生产队成了他们的攻防战场。据参与制止武斗的一个昆明知青干部后来讲，那场面实在是惊心动魄，热血喷张，轻伤、重伤的有好几个，仍没有停战的迹象。在他与分场领导紧张讨论制止武斗的方案时，在争论中他情绪激动，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领导的耳光，被关了禁闭。事后他对我说：自己当时也不知是怎么搞的。他其实是个挺斯文的小伙子，篮球打得特好，动作姿势很像从昆明队打入国家队的篮球明星杨伯镛。

图片来源网络（图文无关）

我的同学李大明在当连队指导员时，有一次他去团部开会，队里的几个小四川拦路抢劫了刚从上海探亲回来的别的生产队的知青。到了晚上，一群上海知青挥舞着锄头砍刀冲进他们连队，见到小四川就砍，把一个老实巴交而且是生产模范的小四川的头盖骨都打破了。据说后来是动手术镶了一块塑料的头盖骨。在混战中，有一个小四川捅死了三个上海知青。据李大明说，他们生产队这几个调皮的四川小知青已经被他调理得很听话了，在山上干活，手上打了许多血泡，包上手绢还继续干。但是在李大明出去开会的时候，这几个小四川又旧病复发了。他们抢劫了从上海探亲回来的知青。上海的生活水平比较高，知青探亲都带回来大白兔奶糖、香肠和香皂等日用品；小四川的家境一般都较穷，有的16岁就背着一个小包到云南来了。而且在“文革”中，四川、重庆的武斗是最惨烈的，不但用枪、用炮，还用上了军舰。有不少小四川来云南时还带着自制的火药枪。那天晚上，几个上海知青冲进小四川住的宿舍，这小四川枕边放着匕首，他躲过了对方的砍刀就抄起了匕首。当对方把他从后抱住的时候，他向后一戳就戳到对方的肚子。杀红了眼的小四川追着上海知青就捅，从背后又捅死了两个上海知青。后来，其他上海知青跑了以后，老工人把几个小四川抓起来审问，这小四川马上承认是他杀的，没有其他人的事儿，而且说出了凶器扔在哪里。后来据说这小四川被关押在景洪的死刑监狱里还跟其他犯人打架呢。

听说，四营有一个知青平时挺蔫的，总被别人欺负。有一天，他请了病假。但是，他在家里磨砍刀，等人们下工回家的时候，他冲出房门、挥舞着砍刀向欺负他的知青同学砍去。

有一次，有个我们二团的小四川步行60公里去景洪城里吃米干、买东西。路过景洪农场的一片橡胶林地的时候，从林子里冲出一个一团的小四川，手持自制的火药手枪指着他，让他交出钱来。我们二团的小四川伸手从怀里也掏出一把自制的火药枪，一枪就把对方打倒了。他过去摸了摸，那个一团的小四川好像死了。于是，他从容地重新把自己的火药枪装上火药和子弹，然后把枪口对向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当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而那个抢劫他的一团的小四川后来被救活了。

我当青年干事的时候，上级曾发下一个女尸的照片，让各营调查有没有失踪的女工。后来查出是一个女知青在放假的时候到其他营去见同学。那时勐龙河的桥被大水冲断了，她在趟过河的时候，被河水冲走了。

在二营，有一天晚上放电影，电影散场以后有一个连队的年轻人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座搭在大榕树上的竹桥。可能是他们一群人热热闹闹、蹦蹦跳跳地过桥，那竹桥不胜重负垮了，十几个人跌进了河里，被水冲走了……听说那一次死了好几个人呢。

十二营有一个北京知青叫赵玉生，1973年他在山上砍树的时候被树砸死了。我曾经在1999年去看过他在橡胶林地里的墓碑，并与他的好朋友，至今仍留在那里的上海知青孟根生在墓前合了个影。

我有一个同学叫黄强祖，他来的时候是我们当中最小的，比我小5岁，那时候大概17岁，我们都给他起外号叫“小孩儿”。黄强祖歌唱得特别好，后来被分在三营的工程连。再后来他当了排长，带着一帮上海知青砍柴烧砖。有一次他在山上砍树，在陡峭的山崖上和一个上海知青锯一棵树，因为经验不足，本来应从靠山崖的地方锯，但他们直接从山坡上锯。那种树是很脆的材质，锯着锯着，当树锯到一半时，那树便开始往山涧方向倒，发出嘎嘎吱吱的怪响，那声音在山涧中回响，很渗人的。只见树干突然被劈成两半，一半仍直直地撑在地上，而带着树冠的另一半被撑上了半空中，嘎嘎作响地倒向对面的山崖。

当树冠轰然撞到对面山崖以后往回一顿，两半树干咔吧一声就挫断了。那悬在半空中的一半树干就轰隆隆地砸下来。他们两个人惊呆地坐在树根的两边望着天空，脚下是陡峭的山崖……那树干砸向了上海知青的一边，把上海知青砸到地下，头都砸进了土里了……惊魂初定的黄强祖拼命爬过去，用手往地里扒……但上海知青在被抬回到生产队时已证实死亡了。

那上海知青的父亲来到西双版纳办理后事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那孩子可是他家的独生子呀！

还有一次，黄强祖带着一群上海知青进山砍竹子。当大家扛竹子往回走时，有一个上海知青从简易的竹桥上跌进河里被冲走了。黄强祖跳下去几次，也摸不到人。当时水流湍急，他也不敢游太远，于是跑回队里汇报。上级派来一帮人沿河漂下，去找这个上海知青。他们在路上曾经见到一个人的骨架漂在河面，从河里一拎出来，见这个人下半身还没烂，身上有刺青，一看这刺青就知道他是个傣族。漂了两天，在一个傍晚时分，一群人漂到中缅边境上的澜沧江边，于是他们就在江边过夜了。这时带队的领导干部在擦枪的时候突然走火了，把自己的屁股打了个洞。第二天大家扎了个担架，抬着领导往回走。经过两天的跋涉，回到营里，大家已经是破衣烂衫的了。这时上海知青的父母已经从上海赶来了。看他们那个模样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家长从行李包里翻出一条肥皂来送给他们。

有一个北京知青叫李二兵，他报名参加开辟东风农场的九分场，当时叫二团九营。他在山里劳动的时候抓到一只小蛇，小蛇的直径就像火柴棍那么粗，大概也就十多公分长，很漂亮。我在疆锋五队的时候见过王开平玩过那种蛇，他平时就把它放在火柴盒里带在身边。

在一天吃完晚饭，大家在打篮球，李二兵在场边看别人打球时把小蛇拿出来玩。突然间小蛇张开小口，咬了他的虎口一下，当时不太疼，他也没在意。轮到他上场打球了，他把装小蛇的盒子放在凳子上，就跑去打球了。才打了一会儿，他突然晕倒了，大家发现他中了蛇毒。于是大伙儿七手八脚地用担架把他抬去医院。但是，因为山高林密，路很难走，结果走了不很远他就去世了……后来他的父母把他的骨灰带回了北京。

三营的一个北京女知青曾在北京学过针灸、按摩和赤脚医生的知识。她在给他们队的一个长期瘫痪的“老昆明”知青看病的过程中，医疗效果非常显著，那个“老昆明”已经可以拄着双拐站起来走路了。“老昆明”对她产生了感情，但后来“老昆明”发现她有一个北京知青的男朋友……

在一个漆黑的雷雨过后的夜晚，她发现“老昆明”不见了。凭着直觉她追到勐龙河边，只见“老昆明”拄着双拐，站在桥上。当她正要冲上桥去时，他喝令她：“站住！”双方一个在桥上，一个在桥下，说了很久……“老昆明”突然把双拐扔进了河里……又谈了很久，他让她回他的宿舍帮他取东西，并把他的箱子的钥匙扔给她。于是，她捡起钥匙转身跑回连队……当她再回来的时候，桥上已是空荡荡的了，桥下是波涛翻滚的河水……

后来，她和她的男朋友都被关了禁闭，调查“老昆明”的死因。那期间，她曾经自杀未遂。后来，她的神经不正常了，被送回了北京……

三营有好几个北京知青都对我讲了她和他们的故事。每个讲故事的人都会讲出更曲折的细节和更离奇的猜想。张瞎子告诉我，那个“老昆明”是和他一批来到东风农场的，他在没瘫痪以前曾经是个有名的劳动模范。

我们分场宣传队所在的五营五连一共有一百多人，除了我们宣传队十六个知青之外，还有二三十个上海知青。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先是林政莉因为得了脑型疟疾去世，接着还有一个叫胡国权的上海知青也去世了。小胡去世时正好我也在场，当时我已是代理副连长。

那一天，大家上山砍柴，小胡在山沟里砍了一根碗口粗的树，有两米长。他正扛着木头顺着小溪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就一头趴进溪水里了。恰好有个我们宣传队的北京知青王泽田与他同行，见到这情况，就把他抱上岸，却叫不醒他了。王泽田喊来其他人守着胡国权，然后跑回来叫我。我叫上几个宣传队的人一起跟着王泽田跑进山里，我们轮流替换着把胡国权背了回来。本来胡国权比较瘦，体重并不很重，但他浑身是软的，我背起来就显得特别费劲。他一路口吐白沫，流在我的背上。到了连队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呼吸了，老昆明知青魏宁对他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也不起作用。等营里的医生来看时，确认胡国权已经死亡了。后来，医生给的结论是先天性心脏病发作。后来我和其他知青把他的身体洗干净，换上新衣服。老工人给他准备一个棺材。大家把他停在生产队的会议室中间，旁边点着蜡烛，轮流给他守夜。第三天全队男女老少给胡国权开了追悼会，把他埋在凌瑜和林政莉的墓地旁边。

我觉得胡国权的死，其实并不是因为劳动强度大，除了他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之外，估计跟营养不良也有关系。我们连队是老连队，生活条件在农场里应该算是最好的了，但是，油、菜、肉很少，全连老老少少二百多口人，每餐的大菜锅里只撒上一小酒盅的油；常吃的一种菜是把萝卜叶晒干，加进辣椒淹成的咸菜。我们蹲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的时候，一笑都会把碗里的菜吹飞了。有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电，我们吃的玉米是没有碾碎的，混在少量的大米里一起蒸熟的，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吐玉米皮儿。

我们一年就只能吃两三次猪肉。生产队的猪瘦得很，肉也老得很，杀一次猪，每个人能分一碗肉，一半是肥的，一半是瘦的。我把肉端回来先把肥肉狼吞虎咽地吃了，再慢慢品尝瘦肉。第二天早上，连队的厕所就排队，很多人都拉肚子。我们的男女厕所下面的粪池是相通的，那拉肚子的声音也是交响的。

有一天晚上，我就着马灯翻看着那本已经被我翻旧了的小说《红岩》。看到地下工作者闲来无事，在书店里吃着花生米聊天，我立刻口水直流，书也看不下去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花生米了。

1974年，上级允许每户私人可以养一头猪了。我们连的老工人多，私人养的猪也多。上边规定，私人杀猪要分一半给连队，没过几个月，我们连队几乎每个月都能吃一次猪肉了。可是那些新建的连队很多都是老知青带新知青，大家都不会种菜、养猪，经常要吃“韭菜一汤”，就是在米汤里撒点儿盐和一些韭菜就当菜了。长期以来，在大部分连队里，一年到头，油、肉、蛋和蔬菜几乎少得等于没有，又由于种橡胶的劳动强度很大，再加上西双版纳是瘟疫区，很多知青得了肾病、肝病或者疟疾等疾病。

王开平

1976年1月，我刚回到广州一年，就从西双版纳传来噩耗：我的好朋友，同班同学王开平出车祸去世了。他当时在九营的一个连队当连长，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他到五营旁边的寨子里买了一车甘蔗，又在五营借了一部带拖斗的四轮拖拉机把甘蔗拉回九营。

肇事的轮式拖拉机，车上还装着部分成捆的甘蔗

在押车回山里的路上，拖拉机在一个湿滑的陡坡上突然打滑，向后倒。王开平从车头上跳下来推车，不幸被夹在了车头和打斜了的车斗的中间……知青同学们在山上给他开了追悼会，并给我寄来了照片。

王开平同志追悼大会会场

1976年1月21日下午夕阳西下，部分北京知青赶到九分场，在王开平下葬后默哀

看着照片，我想起一年前他送我回城，我们在九营路口告别时，他告诉我，他上次回北京探亲时，我妈曾对他说：“我们安哥太老实，他要是被人欺负了，你们可要帮他呀！”开平说：“阿姨，您放心，就因为安哥太老实，大家都会帮他的。”我妈又开玩笑说：“我们安哥可是跟上你才去的西双版纳，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跟你要人啊。”开平对我说：“你现在回城了，这我也就放心了，也算是可以向你妈交代了。”如今，他却永远地留在了西双版纳。

王开平（左）

王开平比我大一岁，我属猪，他属狗，我们高中同窗三年，加上“文革”两年，西双版纳7年，共相处了12年。他为人热心、诚恳。在西双版纳每逢同学聚会，他都会到傣族寨子去买许多芭蕉、甘蔗、菠萝或是芒果，光着瘦弱的脊背，挑回来给大家吃。他去世的时候是29岁，再过10个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再过一年多，就恢复高考了，我们“老高三”的同学很多都考上大学了，我想他如果健在，会去参加高考的，也一定能考上很好的大学，他应该去学无线电……

记得在上高中时，受他的影响，我也喜欢上了自己动手装电子管收音机。有一次，我将全部材料都准备好，到他家去“总装”。他的收音机很快就装好了，而我的收音机却只会发出刺耳噪音，急得满头大汗，仍不肯罢手。直到他们家父母、兄弟都钻进被窝了，我才抱起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告辞回家。

王开平是我的好兄弟，32年来，我已经回东风农场六次，在那里他和凌瑜的坟墓是我和同学们最牵肠挂肚的。几乎每次都是我的老连长张良和好朋友张瞎子，陪我去给王开平和凌瑜还有林政莉和胡国权的墓锄草、扫墓。

从1973年以后，农场里通过各种途径回城的知青越来越多，有当上工农兵大学生的；有走后门当兵的；有因落实“父母身边没子女可以回城一个”的政策回城的；有“病退”的；尤其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后，大批知青考上了大学。于是，留在西双版纳农场的知青就更慌了。1978年由于一次医疗事故，一位待产的女知青去世了。这件事引发了知青们抬着女知青的尸体游行，后来发展成大规模的抗议、绝食、请愿……

正是由于西双版纳知青要求回城的抗争行动特别强烈，才促使中央制定了知青回城的政策，才使全国上千万知青得以回城。1978年发生在西双版纳农场的事情，云南的“小四川”知青邓贤在1993年出版的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里已经都写出来了。他在这本书的开头就讲到我们北京55个首都支边红卫兵所做的一个“梦”。

我近年在与新闻界同行小朋友们吹牛的时候说：“要不是我们西双版纳的小知青们1978年罢工、绝食、游行、请愿，就不会有全国上千万知青大回城。如果没有知青回城和其他大批落实政策的人们回城，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么大的社会基础，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哥哥我又在提虚劲儿了。

我第一次回农场扫墓是1987年4月。我与广州的作家舒大源和黄茵等人一起去云南老山前线采访。舒大源的叔叔就在前线当师长，他们部队正准备打一次大的战役。我们在进入前沿驻地的时候，还不时有对方的炮火轰隆隆地响，部队的司机很警觉地根据炮火声在盘山路上时快时停地开行。我们在阵地上采访了两天以后，上级传来消息说：中苏谈判成功了，中越双方也停火了。

我们在老山麻栗坡的烈士陵园采访的时候，正好是清明节，陵园的山上有许多烈士们的家属来扫墓。他们的哭声让我动容。在回部队的路上，我和陪我们一起来的作战部长老陈和后勤部参谋贾来朝讲起了我在西双版纳去世的同学。于是他们两位经请示领导后，在送我们回昆明的路上，绕道去了西双版纳给我的同学扫墓。在凌瑜和王开平的墓前，他们端起了冲锋枪，向着橡胶林上的天空，“哒—哒—哒—哒”地打了两梭子，那凄厉的枪声在山林里回荡。王开平的坟墓所在的橡胶林地下方，是九分场的小学校，小学生们也表情肃穆地聚拢过来。他们的老师告诉我，他们每年清明节都来给王开平和他旁边的几个知青扫墓。在和小朋友们一起合影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开平叔叔的照相技术比我好。”

东风农场于2004年把凌瑜、王开平的坟墓迁到总场附近的龙泉公墓，当时墓碑上还没有遗像和碑文。

2006年，东风农场“为了感念知青对祖国橡胶事业的贡献”，把当年在西双版纳去世的知青的坟墓，从各个分场的橡胶林地里迁到小街旁边的一个墓地里，还给每个人都竖了一个墓碑，一共有71个。因为李二兵的骨灰已经被父母迁回北京，所以这71个墓碑里没有他的。据说，还有些知青的墓找不到了。

我的同学王开平和凌瑜的墓排在最前面。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不久前，有一个从北京来扫墓的女人趴在王开平的墓前哭了很久。她哭得好惨呦！

 赤脚的安哥站在一起下乡的同学王开平和凌瑜的墓前

2006年，我为我的同学王开平和凌瑜装饰墓碑并扫墓我把他们俩的相片放大，做成瓷像镶嵌在他们的墓碑上。

2012年，我和30多位北京、昆明、上海和四川的知青一起回到西双版纳。扫墓的时候，我们给71个同学都烧了香和纸钱。他们永远都是20多岁，而我们都老了，几乎都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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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安哥的故事——哥哥不是吹牛皮》》花城出版社出版
来源：梦远书城、安哥的博客、南方都市报、李再延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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