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墓碑的青春 谁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谁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作者：贾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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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我们连的李秀云成了纵火犯！ 她是北京女知青，父亲和母亲都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刚到连队时，她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梳着小刷子式的短辫儿，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说起话来京腔京调的，圆润宏响。
那时连队里大学毛主席著作，她学得认真，讲得明白，干活又特别能吃苦，很快就成了我们连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在连队搞“活学活用”讲座时她讲得最生动，很快当上了副排长。她又被推荐到团里讲座，后来又参加了巡回报告团，到师里报告，到兵团报告。几个月过去了，李秀云走了许多地方，她也记不住作过多少场报告。她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大家都说：“这回李秀云前途光明，再也不用回连队种地了！”没想到，巡回报告一结束，她就从兵团回到师里，先在师里帮助工作一段，又回到团里；在团部又帮助工作一段，最后又回到连里，还是当副排长，每天重复着简单的劳作，她已经不适应了，仿佛从天堂掉到了地狱。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当时和她一起进步的知青，人家有的当了副指导员，有的当了正排长，而她当了兵团的典型，还是原地不动。从此李秀云闷闷不乐，干活也不如过去了，话也不爱说了。
那时连里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深挖运动”，团里派来了工作组，在大食堂吃午饭时，工作组长对连队的干部讲：“运动开始了，各种人物都要表演一番，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跳出来搞破坏！”怎么这么巧，偏偏让工作组长言中了！
这天下午连队着火了——有人把一个点燃的小笤帚头塞进了五班长的被子里，刚刚冒烟时就被发现了，放火的竟是北京女知青、昨天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李秀云！
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任树宝当时就在这个连队当副指导员。他对我说，他急忙从连队外的工地赶回来，和工作组长一起提审李秀云，当时她头发蓬乱，低头缩脑地被人扯来扯去。她时而嬉皮笑脸满不在乎，时而目光呆滞满面惊恐。审问开始了：
“快说！你在大宿舍放火，是不是现行反革命？”
“我不是反革命！我是革命战士！着火我不怕，烧死我也不怕！我是救火英雄！你们要向我学习！”
“你为什么烧五班长的被子！”
“她是坏蛋！她是百年妖怪！是老柞树精变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说着她还做了孙悟空亮相的动作。当时任树宝和连里的几个干部判断，李秀云的神经可能出了问题，建议领她到医院检查。
工作组长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意见，他认为，李秀云是装疯卖傻，故意破坏运动！接着召开了全连大会，工作组长宣布李秀云为“现行反革命”！经过一番煽动，全连一片义愤填膺，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但许多人不相信李秀云突然变成了反革命！
当晚，团里派来了吉普车，李秀云被押走了。临上车时她很镇静，像江姐一样捋了一下头发，用目光向围在车前的战友告别。到了团里，她闹得更厉害了，没黑没白的不吃不喝，又哭又叫。后来不知团里的哪位领导开了恩，把她用救护车送到裴德的师部医院，经检查确诊，住进了精神病科。不知是不是医疗事故，医生给她针灸时不知碰到了哪根神经，从此她便瘫痪在床，一卧不起，大小便失禁，其情景十分悲惨。有个北京知青偷偷给李秀云的父母写了一封信，那位延安时期的老革命父亲老泪横流地接走了自己亲自送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女儿，接回北京的条件是他留下了一个字据：一旦病好了，立即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女儿，送回团部接受审判！由于李秀云是戴着“帽子”走的，她的路费和所有医疗费用，全部自理。这真是一个特别不幸的家庭，李秀云的母亲，在延安整风时曾被打成反革命，也曾经精神失常，现在悲剧又在李秀云身上重演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多少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因为要求政治进步受挫或在“政治运动”中无端挨整而精神失常的，谁也说不清。当时，如果他（她）们能得到更多一些理解和关爱，更多一些宽容和帮助，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可是那是一个多数人都癫狂的时代，少数本来就有心理病灶的人，因突然受到无法抵御的刺激，心里的“魔鬼”就从潘多拉的盒子里跑出来了！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我问起李秀云后来的情况，任树宝说，听北京知青说，经过十多年的治疗，不知跑了多少医院，请了多少名医，李秀云的父母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总算治好了她的瘫痪，当萎缩的两腿逐渐恢复得能支撑起那骨瘦如柴的身躯时，她又开始疯跑，把年迈的老母亲远远地甩在后边。老人伤心地说：早知这样，还不如让她躺在床上，伺候她一辈子。
任树宝回忆说，前几年去北京出差，曾见到了他们连的一个知青。他又打听李秀云的情况，那位老战友对他说，那个满街跑、家人在后面追的疯女人，不是李秀云，而是他们连的另一个叫“小豆豆”的女知青。任树宝想起来了，“小豆豆”是因为个子小，又腼腆，在爱情问题上受挫而精神失常的，后来因病返城了。那位战友告诉他，“小豆豆”一跑出去就数日不归，她的父母也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了。这个人算彻底废了。任树宝问：“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她？”那位战友说：“不好说，她无目标地乱跑，还被收容过。有人说，经常在西城区的一些中小饭馆门前看见她在讨吃的。”他还说，一位当了大款的知青，在一家饭馆请客，席间，“小豆豆”伸手讨要，其中一个客人把剩有几个包子的盘子不耐烦地递给她并轰她走开，她用又黑又脏的手抓起包子就往嘴里塞。这位知青叫她的名字，她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当时他很伤心。如果能治好她的病，他愿意出钱。
那几天办完公事后，任树宝常去西城区几家饭店的门前转悠，他真希望能见到“小豆豆”。一起公出的同事问他，为什么一家家地看饭店又不进去吃饭。老任说，我要找人，找一个“女疯子”！同事瞪大眼睛看着他。
“他哪里知道，我心里的十字架有多重啊！我曾是‘小豆豆’的连队指导员，是全兵团的模范指导员，如果当时，我能多和她谈谈心，在恋爱问题上给她一些帮助，也许……”
任树宝相当沉重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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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青朋友从外地来，总是要喝酒的。酒桌上说到了我正在写的《我们的故事》，都说“我们都老了，快把那些过去不能说、不敢说的故事讲出来吧！”然后大家抢着为我讲故事。农垦报的张总编说：我知道一个故事，当年一个男知青追求一个女知青，被拒绝了，他竟把自己的“命根”割下来了！很惨……老洪马上说，你说的不对，那个知青是我们连队的，我俩还是好朋友！老洪当年在完达山下、蛤蟆通河畔的一个连队当兵团战士，后来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先当Ｘ光医生，又搞装修，再以后到日本搞设计，前几年回国，办设计公司、开西餐馆。他为人热情，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和当年知青战友的联系。 几天后的下午，在他家那个门前爬满青藤的小餐馆里，伴着一杯浓浓的咖啡，老洪给我讲了这个奇异的故事——
他叫小凡，我们是一批的，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８日上兵团的，当时他只有１５或１６岁，是６８届小初中生。他家境不好，在大学当老师的父亲被打成右派，父母离了婚，父亲去了大兴安岭改造，领走了弟弟，他和母亲在一起，母亲在医院当护士。小凡一点也不伤感，每天嘻嘻哈哈的，人很聪明。聪明的人都幽默，经常给我们讲笑话。下乡时正是冬天，他穿着了一件黑色的棉猴，脚上是一双对缝儿的棉鞋，脖子上扎了一条颜色很鲜艳的围巾，很讲究，十分可爱的样子。白天他在园艺排干活，培育果树。晚上和我学拉手风琴，后来请人把家里的小提琴捎来了，又跟我学小提琴。他很勤快，一到吃饭时，他抱了好几个饭盒，帮助我们打饭。然后一起边吃边唠。
我们是个大连队，当时有２００多个知青，北京和哈尔滨的是先来的，大家在一起混得不错。上海知青一来，我们就有点躁动了。他们都穿着黄军装，外面披了一件草绿色的大衣，很有风彩。上海的小青年，无论男女都是白白净净的，比粗糙的北方人显得滋润多了，那些上海的小姑娘样子娇小，更是楚楚动人。特别是他们绵软的沪语，听着很有趣。小凡一有空就往上海知青堆里混，他们也喜欢他，那些小姑娘，一听他说话就笑，他也擅长在女孩子面前表演。不几天他就学会许多上海话。回到我们宿舍，小凡就教我们，连骂人话他都会，这小子真是个语言天才！
这么多有血有肉的年轻人在一起，天长日久总要闹出些浪漫的事儿，这也很自然。可是在那个年代，小青年不好好种地打粮，去谈情说爱是大逆不道的。其实，爱情和地里的庄稼一样，它也在生长，谁也挡不住。连队对这方面管得很严，最尽职的是一个姓苏的女副指导员，她的丈夫在外地当兵，她很热衷于对男女知青的跟踪和抓“对儿”，知青说她有点“变态”，也可能是误解，她真怕知青闹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作为领导者，她是有责任的。可还是出事儿了，那事儿和我还有关系！一个姓宋的哈尔滨小伙儿（他爸爸是省里很有名的教授）看上了北京的姑娘小萍，要写封信，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找到了我当“枪手”。小宋读书时是数学科代表，脑袋很灵，说话也是文诌诌的，但写情书就不在行了。那时我读了不少法国和俄国的爱情小说，《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我都很熟悉，写情书对我来说，小菜一盘，不一会儿就写好了，小宋一看很感动，连说好好好！他求我去送信，我说，情书必须自己送。那天也很巧，小萍正看小宋送来的信时，苏副指导员来了：“你看什么呢！”然后抢过来就看——小青年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掌股之间。她越看越生气，“没想到我们连还有这么下流无耻的小青年！”她气汹汹地走了。接着在全连的一次大会上，她宣读了这封信，并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大批判。会后，小萍哭了，痛不欲生。小宋傻了，愣怔怔地坐着，不吃也不睡。几天后，小宋的妈妈来了，把他接回哈尔滨，不久就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探家时，还到医院去看过他。“米沙，你来了！”小宋还认识我。我送给他一条“握手牌”香烟，他竟不知道怎么把烟打开，我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说到这儿，老洪真找了一根烟抽起来，好半天，心绪才平静下来。我又要一杯咖啡，接着听他说——
小宋疯了这件事对连里的知青刺激很大，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男女青年连话都不敢说了，更不敢来往了。只有一个人还是傻乎乎的，那就是小凡。他还往上海知青堆里钻，特别和一个上海姑娘过从甚密，那个女孩儿比她大，他俩经常互相借书看，她还帮他洗过衣服。小凡对她很依赖，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和她在一起，其实当时他对她并没有产生爱情，也不是现在很时髦的“姐弟恋”。按着弗洛伊依德的理论，这可能是种“恋母情结”吧！这事儿还是没有逃过苏副指导员警惕的目光。这回她吸取了小宋事件的教训，她没有声张，只是找了那个上海女知青谈话，好言相劝，不要和小凡来往！否则，对你影响很坏！那个女知青马上找小凡谈话，她哭着说：“你以后别来找我了，人家都说咱俩搞对象，这样影响不好！”好像一盆冷水泼在小凡头上，他很难过，也很委屈。他自言自语：“我也没和她搞对象呀！”
“谁也没想到，后来又发生了那样悲惨的事件！”老洪说，当时我已离开连队去当兵了，有人给我写信说，小凡把自己的阴茎割下来了！转业后，我多次见到小凡和他的母亲，又询问了连队的许多人，他们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是这样的——
那一年，1973年夏锄的季节，大家在正在铲地，小凡后赶来的。不一会儿有人喊：“出血了！出血了！”那人看到鲜血顺着小凡的裤腿往下淌。大家一喊，他自己弯下腰，想扎住裤角，不让人看到，那时他脸色煞白，用手撑着地，已经站不起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已经昏迷的他背回连队卫生所，丁大夫把他的裤子褪下来一看，腿根儿处一片血肉摸糊，阴茎被割去三分之二，贴根处还系了一根麻绳儿。后来才知道，小凡是在大家下地后，在自己铺位的床沿上用镰刀把自己的“命根”割断，为了止血他自己在伤处系了一条麻绳，然后用纸把“命根”包好，埋在宿舍门前的地里。（事后，大家和他开玩笑：“你把那玩艺儿，种在地上想让它长出来一棵树，满树都滴滴荡荡吊着那玩艺儿，好看嘛？”小凡一个劲地傻笑。）丁大夫赶紧做了止血处置，又把小凡送到了团卫生院，最终止住了血，保住了他的命。
一个星期后，小凡又回到了连队。几天后的清晨，睡在小凡下铺的青年感到从上面往下滴什么，掉在了自己的脸上，他打开灯一看，自己脸上都是血！那血正从上铺的床缝向下流。他们爬到上铺掀开被一看，小凡已把自己的气管割开了，他已气息奄奄了。丁大夫和连队干部再次把他送到团卫生院，万幸的是他没有割到动脉，他的命保住了。医生把脖子上的伤口缝合上，他又回到了连队。听说那位苏副指导员很气愤：“你自杀吓唬谁，我看你是作贼心虚了！”几天后，小凡下铺的青年半夜又听到小范的呼噜声，上铺一看，他又把缝合刀口的线都撕开了，顺着刀口淌着血……
后来，团卫生院又一次救活了这个生命力极顽强的年轻人。他的母亲把他接回家，住在自己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气极败坏的小凡，总是和母亲吵架，有时又很极端，母亲没办法又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他的精神时好时坏，他在医院里也是几进几出。
从部队转业回来，老洪到家和医院去看过小凡，从日本回来后，也常去看他，给他送烟送零花钱，有时还领他出来吃顿饭。他和过去一样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一点儿也不沮丧，对病友和护士都很有礼貌。老洪也问过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做，是证明？是抗争？是自虐？还是割断尘缘？他低着头，什么也不说。后来小凡到上海作了一次阴茎修复手术。老洪和他说，你找个对象吧！他笑着说，他妈妈所在医院的一个护士看中了他，可他妈不同意！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老洪说，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凡是１９８９年，那是在精神病院。他的手用纱布包着，指尖都是黑色的。他说坐火车到外地去看他叔叔，结果下错了站，在大风雪里迷了路，被冻倒在野地里，被好心人送到派出所，他又检了一条命。小凡正在等着作截肢手术。那一天，老洪看着自己的老战友灾难接踵而来，很是伤心，他感叹上帝的残忍和不公！
日落黄昏近。小店点亮了蜡烛，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只好停止了采访，我怕我们不断的哀叹影响客人的情绪。我想，谁是小凡人生悲剧的始作俑者，是那个“变态”的副指导员，大概不全是，她也许是好意，那个时候像她这样的干部还少吗？也许是小凡自己心理、生理的原因，也不全是。如果，能多一些人性和人文关怀，能更多一些对人的人格的尊重，这样的悲剧是不该发生的。
【活着】
知青芳华易逝，病人归途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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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记忆停留在了那个芳华年代
归途另一端
是个可能永远也回不去的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数百万城镇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奔赴边疆。时代远去，罹患精神疾病的他们栖身在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这是全国唯一专门服务知青精神残疾人员的托养机构，2008年由黑龙江农垦总局投资三千万元在佳木斯建成。
安养中心窗外，2017年的第三场雪说下就下。从当年10月到次年4月，是知青科病人的“猫冬期”。老知青们在缓慢而重复的生活中一天天老去，他们所能等待的，只有亲人时隔数年的探望、或时隔数月的一通电话、一个包裹，又或是生命的终章。
在这里，年轻人尚有望归家，但对于老知青们而言，这可能是最后的栖身之所，他们相互陪伴，却又相顾无言。自安养中心成立以来，每年都有老人因躯体疾病离开。
2014年，我们曾前往佳木斯探访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三年后的2017年8月，北京玉润基金会联合院方决定帮老知青病人回一次家。对老人们的体力、病情、家人意愿等方面进行一番综合考量后，幸运落到了李俊英和与他同龄的陈建明头上。回乡之旅虽然只有短短四、五天，但对于已步入迟暮的他们而言，能和家人团聚，看看家乡变化，已是弥足珍贵。
2017年11月15日，陈建明（中）和李俊英（左）在医护人员的陪伴下，乘飞机前往北京，随后即刻坐高铁前往家乡天津。这是23年来，陈建明第一次离开北大荒。李俊英淡淡自语：“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回不来了。”
年青时的陈建明
现在的陈建明
陈建明在1969年成为数十万北大荒知青之一。1972年春天，陈建明却扒上了南归的火车，一路逃票，寻回了家。没人知道是什么驱使他不顾一切地回家，也没人了解他在北大荒到底经历了什么。
“天津南开区南门外。”陈建明偶尔能从支离破碎的记忆里翻出家的位置。从前的家早已不在，他的记忆在25岁的节点上原地打转，毛主席还在中南海。一路上，遍地的水泥桩子和小汽车，使陈建明混沌的眸子里闪现一缕纯真，纯真里流泻出好奇与兴奋。他记忆里的家乡，仅有大片的平房和街头难得一见的老式吉普车。
“我在北京……北京住过。”陈建明还是笃定自己在北京有个家。在他口中，北京的“家”比家乡天津更让他感到亲切。但事实上，他无比向往的首都，是一片他从未踏上过的土地。
列车抵达天津站，陈建明的兄弟姐妹们在出站口守着团聚的那一刻。“建明，认得我是谁吗？”陈秀荣期待弟弟能在某个清醒的时刻准确地叫她一声“大姐”，但一直没能如愿。“说天津话”，陈秀荣还想靠着乡音，唤起他对过去的记忆。
过惯了集体生活，吃惯了知青科的大锅饭，面对摆满圆桌的家乡菜，陈建明光是发愣，无从下筷。这是23年来兄弟姐妹五人第一次在天津团聚。尽管都已步入花甲，但他们仍坚持每年去佳木斯探望陈建明。
回家的第三天，是父亲的忌日。陈建明被领到父母坟前，烧纸、洒酒、磕头。“爸爸妈妈，我回来看你们来了”，在二姐陈秀玲的引导下，他机械地复述了三五遍。这是陈建明自得病以来头一回喊爸爸妈妈，他出神地望着火堆，生死似乎与他毫无瓜葛。没人知道此刻他在想什么。
“这个头像是谁？”陈建起指着印在一百元票面上的画，问哥哥。
“毛主席”，陈建明没有犹疑，他对这张陌生纸币上的人物再熟悉不过，“毛泽东是共产党，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四个伟大”使陈建明焕发出了感情，他的曲库里全是半个世纪前的歌曲。下乡前，他在天津市少年宫吹横笛。那时，红卫兵在台前拿着毛主席语录唱歌跳舞，他就在一旁伴奏。1968年，陈建明16岁，学校推荐他报考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他考上了，但由于父亲的“特嫌”身份，卡在了政审上。同学入选了文艺兵，唯有他被落下了。母亲没敢告诉他，骗他血压太高，体检没过。
陈建明坐在三弟陈建起家的小卧室里，听着弟弟和发小王德明回忆以前的生活。他可以一口气唱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错误，但却记不起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和从前的生活。
年青时的李俊英
现在的李俊英
1980年底涨工资的事儿，那是李俊英记忆里的一大刺点。那时涨工资实行匿名投票制：屋里搁块黑板，每人进屋划票。李俊英敏感内向，朋友少，票数自然少得可怜。一连几轮都没选上，1981年开春，李俊英就病了。
11月16日，刚从外地探亲回来的孙秀琴赶到宾馆接李俊英回家，李俊英高兴地和妻子拥抱。病休在家后，李俊英打扫家里、负责做饭，毫无怨言。但一到犯病，他就变了个人似的，在枕头底下藏菜刀，半夜起身就往外走。
“给我照张相呗”，孙秀琴把手机递给李俊英。“不会照”，李俊英把手缩回口袋里，他对照相的理解还停留在胶卷时代。青年时代的李俊英是文艺分子，他在文艺宣传队里，唱歌、跳舞、打快板样样在行，甚至在下乡时期就拥有了第一台珠江牌相机。
在天津水上公园，老人们伴随的音乐跳着广场舞。李俊英拉着孙秀琴走到人群的深处，学着旁人的姿势，一本正经地跳了起来。
11月不是观光天津的好时节，海河边的游船生意清冷，只有稀疏几个垂钓者还在冷风中坚持。李俊英离开的八年里，沽水流霞依旧，河两边却变了样。岸边的共享单车、路旁的林立高楼，都让李俊英感到新鲜。孙秀琴搀扶着他，一路走走停停看看。
300米后，李俊英走不动了，这一天的运动量比他在安养中心一周的还要多。他拉着孙秀琴在岸边坐下，凝视着远处高楼间的夕阳，燃烧的火球渐次变成橘黄色的圆盘，然后收尽余晖沉入淡紫色的暮霭中。
老照片上的李俊英还没得病，他怀抱着女儿，身旁站着爱人，个子不高但也精神。
以前每逢回乡，一大家子人都会到水上公园玩，热闹非常。背景里的眺远亭帮孙秀琴找到了当年拍照的地点。37年后，李俊英和孙秀琴故地重游，再次合影。
在女儿李津妹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文艺分子”，能唱会跳。李津妹理解父亲发病时不受控的痛苦，但她也不忍心让父亲往返于精神病院。在她看来，远离喧嚣的城市，宁静单纯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更适合父亲生存，那里应该是他晚年最佳的栖身之所。
因为李俊英的疾病越来越严重，女儿初中毕业后就被送回了天津上学。这些年，他们极少有机会团聚，但孙秀琴每年夏天都会去佳木斯住一段时间，给李俊英过生日，并且每天做饭、送饭给他吃。孙秀琴曾说：“我是他一辈子的监护人”。
11月19日，陈建明和李俊英搭上了返回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火车，短暂的五天已足够珍贵。在知青科，还有38位像他这样的老知青病人。他们都已至迟暮之年，对生活没什么奢望，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回家看看。
即将从天津返回北大荒当天，李俊英和陈建明在北京逗留了几个小时，两人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特意去了趟天安门广场。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天安门城楼下，李俊英突然又唱又跳起来。
“还得回来”，李俊英像个孩子似的向随行医生保证，自己绝不任性，“黑龙江这地方绝对好，都待习惯了，我这心已经印在北大荒了。”他说着一口普通话，只是个别字眼有着像果仁张似的津味儿。
来源：贾宏图 《没有墓碑的青春》、腾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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