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青春】 冤家
序言 遗落在荒原的童话
1969年初，确切地说，确切地说，是1月9日和17日，先后两批计五万余名北京知青，被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巨潮裹卷到陕西北部荒凉的黄土高原。事件如此轰轰烈烈，在当时，高原的每个角落几乎都被震撼了。
五万余名北京知青，散布在延河洛河流域十三个县里，其中三千二百名，被安置在我们的故事将要展开的Y县插队落户。三千二百，乍一看，绝对数字并不很大，可是当时，Y县城乡人口总共八万，比例不难算出：25∶1。就是说，在二十五个当地人中，就要插进一个操着普通话的北京学生。
这将意味着什么？
三千二百名知青，给Y县历史进程以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们带来了另一重天地许多为当地人所不熟悉的东西——从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到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审视。他们给这块偏僻闭塞的土地带来了塑料床单、卫生纸、尼龙袜子和樟脑丸。办学校，建医疗站，让人们懂得了妇女生孩子不能用做活儿的剪刀乱铰脐带的道理，懂得了头和脚是要勤洗的，而不是一年半年洗一次。他们让许多土生土长的姑娘在择偶时换上一种新的眼光，让许多老实本分的青年萌生了走出黄土地，去外边大世界闯荡的炽热愿望。他们或深或浅地搅动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构形态和人们的思想，给古朴苍凉的高原带来骚动不安的气息，也带来青春的活力。
光阴荏苒。从那时到现在，十八个年头过去了，这期间，历史充满戏剧性地向前推进。当年在这块土地上落脚的京城年轻人，他们后来的情形如何？
1983年和1986年，我两次来到Y县，寻找那出时代大戏留下的踪迹。在县城，在乡村，在沟壑纵横的塬区，在梁峁密布的山地，我到处奔走。县城正街上有座诊所，名曰知青医疗所，想必是北京知青建立起来的。县南的荆义川和守凤川散布着成片的果园，路旁、河边、沟道里，茂盛的核桃树随处可见，都是北京知青当年鼓动当地人栽种的，核桃树是知青从山西汾阳县引进的新品种，果多皮薄油质大，明显优于零零星星还能看到的本地品种。拜水河上，一座二百千瓦发电量的水力发电站日夜运转，而建电站的最初蓝图出自知青之手。在一些村子，我察看了知青办起来的种牛站、养猪场。瑞士西门达尔种牛的后代，以其惊人的挽力，博得庄稼汉的青睐；而一座座别出心裁、用石头箍成、比当地人居住的土窑洞还讲究的养猪场，却早已废弃，只有一长溜一长溜结实而又无用的小石窑尚存路边。在北原牛头店附近一条大路边，三个小小的坟包隐匿在荒草丛中，据说那是因打架斗殴而死的三个知青的葬身之地。还有石霞乡马庄子西沟一排坍塌的土窑的废墟，一个跛腿女知青在一个暴风雨袭击之夜，被覆盖在下边，那片废墟至今无人清理。到处可以看到他们做出的文章，到处都有他们留下的痕迹。
惟独难以看到、难以听见的，是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声音。政府拨款修建起来的知青窑洞，或作价变卖，或收归公有，都换客易主了。
那些把欢乐或者痛苦留在这里的说普通话的年轻人呢？都像大雁一样飞走了？
仿佛历史将一切都甩给了昨天。
其实，并不尽然。
我之所以奔向这里，是因为，在这个县，尚有一些滞留下来的北京知青。他们未能像同伴们一样飞走。他们默默地隐匿在古老纵深的黄土的腹地。命运似乎注定他们要永远这么悄悄地呆下去。
这是一些嫁给当地农民的北京女知青。
仿佛是一个童话。当我最初听人讲起她们的故事时，我的惊异非同小可，事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不仅在于反常规观念的组合形态，也在于内中藏就的许多令人心颤的东西。1983年到1986年，在我追踪采访她们之后，曾感慨唏嘘地将我的耳闻目睹讲给我周围的人听，大城市里的人们似乎在听《天方夜谭》。远方的故事是人们不知晓也不理解的。不止一个人问我：“她们为什么要嫁给农民？”或者：“为啥不活动回城？”“值得吗，这样做？”不能简单作答的问题，使我哑然。
我的妻子也是北京知青，也曾在陕北插队数年，甚至连她也不能理解她们的作为。
几年里，我的心里时时装着她们，我常常长视北方遥远的天际，生出有关她们的种种遐想。我知道我不应该犹豫，而应该把她们的人生历*实地写出来。
下边几篇相对独立的篇章，分别记录了有关她们的故事。
冤 家
太阳刺目地照耀着黄土高原，蓝天空阔，高原坦荡，四野阒无一人，弥漫着一种宁静的原始气息。脚下的小路蜿蜒曲折，引我向沟下走去。沟底有一条小河，踩着石头就可以过去，我捧起河水洗了洗脸，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
越过这条沟，再走七八里，就是我要去的双阁公社。我要找的程幼芬就在这个公社工作。她对我的吸引力，使我等不及乘坐三天后的班车，而决定步行数十里赶往那里。
我一直在猜想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格？气质？长相？是否有些与众不同？她给小小的县城带来过不小的震动，她为高原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这故事曾经在Y县沸沸扬扬传播了一阵子，人们曾经目瞪口呆地见识了她许多不同凡响的表现。如今一切都平静了，然而我的心情却不能平静，从开始听到她的故事那刻起，就翻腾不息。
小河两岸石崖陡峭。岩燕在崖壁上飞上飞下、啁啾鸣啭。不远处一块高耸的岩石上，凝然不动兀立着一只鹞鹰。鹞鹰注视着远方，原野在晴朗的苍穹下高高隆起，呈现出一派静穆深沉的景象。荒芜的草坡和灌木丛闪烁着绿光。不知从哪条沟岔里，传出野鸡嘎嘎的叫声。
这景象古朴而苍凉，那个故事也古朴而苍凉。她，程幼芬，故事的主人公，会真实地向我坦露她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吗？
到了双阁公社，开头我没有见到她，倒是先见到了那个她曾为之奔走呼号、全力搭救的男人，她的丈夫王全民。她到乡下去了。王全民送母亲到附近村子走亲戚，然后折到公社里来看她。她不在，他就等着。
这是一个长得高大魁伟的男人，浓眉，方脸，皮肤黝黑。驮送他母亲的小毛驴拴在公社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他背靠树干，蹲在地上抽烟。在公社客房安顿下来后，我想先与他随便聊聊。
公社一位副书记向他介绍了我的来意。他显得有些窘迫，慌忙从兜里给我掏烟，又抱歉地说程幼芬把钥匙带走了，不能招呼我进房子里坐。我随便和他聊，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的问话。一支烟没有抽完，我便得到一个印象：在陕北农民里，这是一个精明人。
拴在树上的毛驴扬起脖子叫了几声，像是饿了。毛驴很小，一副笨重的鞍架，用皮条、麻绳牢牢地系在背上，鞍架上垫块褥子，鞍架后面，凸出的梯形木脊，上边贴着写了字的红纸条。是一副小小的对子，上款为：日行千里路；下款为：夜走八百程。横批两个字：平安。这一带地势比较平缓，我见公社干部出进都骑自行车，便问他为什么不用自行车送母亲。他说老人坐自行车害怕，出门骑毛驴骑惯了，稳当。我问：“程幼芬骑过毛驴吗？”他笑笑回答：“没见她骑过。”
话题涉及到程幼芬，他变得支支吾吾，不知是不愿意谈，还是不知怎样谈好。突然他抬起头，说：“她回来了，她的事让她给你谈。”
公社大门外响起自行车的铃声，还有链条打在链板上的声响。随即，一个女人的身影从大门口闪进来。她一直骑到我们跟前，才跳下车子。
颀长的身材，眼睛很大，脸颊白白净净，穿戴整洁清爽。这就是程幼芬。不知为什么，这第一眼印象，使我觉得她很像一个教师。我印象中的教师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她没有理会丈夫，先同我打招呼。
“您姓白？”她问。
“你怎么知道？”我不无惊异。
“您在高台公社的时候，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您要来这里。”
程幼芬热情大方，很好接触。她问我为什么要了解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说那些事情发生在她个人身上，但又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兴许人们能从中感悟到一些有关社会人生的东西。她笑了，说：“我可代表不了历史。”
但她还是愿意和我交谈。见面不久，她的情况，我就了解到不少。
但这只局限于她插队初期的一些情况。
她插队的那个村子叫太古村，黄土高原上一个很不显眼的小村子。
她和三个学校的十一个知青一块来到太古村。村里一下腾不出那么多窑供她们住，便把她们分散开，两三个一伙住在老乡家里。
那天村子里很热闹，老人娃娃都涌到街畔上，看这些来到穷乡僻壤落脚扎根的北京学生娃。队长站在人窝里，手里捏一张小纸片，先念村里人的名字，随后再念北京学生的名字，念到名字的村里人便把念到名字的北京学生领回家去。每走一拨，娃娃就呼啦跟上一长串，推推搡搡热热闹闹一直跟到家。学生们一拨一拨快走完了，这时程幼芬听到队长念了一个王什么民的名字，又念到她和沈小兰的名字。
从旁边走出一个小伙子，一身黑衣服，脸也黑黑的。队长对他说：“两个女的，安顿在你家东窑里。”
小伙子闷着头上前提行李。两个很大的背包卷，一手一个，一抡就扛上了肩膀。还有两只箱子，一帮娃娃争抢着抬了起来。他正要扭头走，队长又问：“东窑里的炕修了没有？”他在两个大背包之间回答：“修好了。”
下了一个坡，拐了几拐，程幼芬和沈小兰随他走进一个柴门院子里。“来啦！”他对着一个窑门喊。窑里马上传出声：“快叫回来！”
程幼芬不懂这“回来”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当地人说话，把“进来”都说成“回来”，这倒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进窑后，程幼芬看出，这里就是她和沈小兰要住的东窑，一个小脚老太婆正在替她们扫炕。
这是一个五口之家：老头、老婆、那个叫王什么民的小伙子，还有两个女子。家里三孔窑，一间房。虽说都比较陈旧，但收拾得清清爽爽。她们在房东家里吃了第一顿饭。
饭后，两人到其他几个知青住处转了转，回来时天色将黑。快到房东家，她们看见前边一户人家门口卧着一只大狗。狗没咬，但是不眨眼地盯着她们。两人吓得呆站在那儿，不敢挪动脚步。想喊人，又怕惊动了那狗，扑过来就更可怕了。正六神无主的当儿，她们看见房东小伙子扛着一把镢头，从街畔上走过来。她们连忙向他招手，喊道：“狗！狗！”
他愣了片刻，才明白她们的意思，笑笑说：“那狗不咬人。”话是这么说，他还是放下镢头，走到狗跟前。狗站立起来，他用两腿夹住狗脖子。她们一阵风似的跑了过去。
她们对他印象不错。来到村子里的第一个晚上，她们是在新奇兴奋中度过的。
程幼芬和沈小兰原在同校同班，两人关系很要好。插队前，两家人都叮嘱她们到陕北后不要拆散，要去的地方有想像不来的苦，有个伴总好些。到了这里，她们看到这地方确实很苦，一眼望不尽的土黄色，看不见一星星绿，遍地纵横的沟壑，像是一个不见首不见尾、巨大无朋鳞甲剥落的动物身上皲裂的无数道口子，给人以凄凄惨惨的印象。老乡的脸跟黄土颜色差不多。眼珠儿也黄黄的，没有光泽。一个村子离一个村子老远，相传还有狼，狼吃了野兔子，屎就拉在村口大路上，兔毛都能看见。进太古村前，她们情绪低落极了，有种说不出的恐惧。来到村里，见人们很热情，尤其是房东一家人对她们很不错，加上两个人真的没有被拆散，这一来，她们的情绪又一下子扭转了。
房东小伙子叫王全民，这是她们后来知道的。但除了在村里一些正式场合有人叫他这个名字外，平时人们都叫他跟冠子。这是他的小名。跟冠子二十五岁，念过初中，在村里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像他这样年龄，村里的那些男人们早就结婚成家，有的娃娃已经几个了。可是他孑然一身，形只影单，这使程幼芬和沈小兰感到奇怪。
后来她们知道，他结过一次婚，离了。
谁都说那女的是个很不错的人，针线、茶饭、屋里、地里样样都行，长得也俊俏，可惜的只是不会生娃娃。跟冠子是独子，恐绝后事大，悄悄领着女的投过不少医生。正规医院的门进过，乡间游医的方子用过，女的终究没开怀。父亲母亲终日为这事摇头叹息，跟冠子狠狠心，跟那女的办了离婚证。
事情做得似乎有点过分，程幼芬和沈小兰都这样看。她们暗暗思量，他要再娶，看能娶个什么样的媳妇。据说此地娶个媳妇，少说也得花上千儿八百块钱，二三百斤粮食，看他家家底也不怎么厚，他折腾得起吗？
日后事情的发展，是她们做梦也料想不到的。跟冠子不光没花钱成了家，而且娶的媳妇不是别人，正是她们俩。她们先后替换做了这个脸孔黑黑的陕北青年农民的妻子。
知青生活是一台戏，一台乱糟糟的戏。
在太古村插队的知青都是初中生，年龄小，不懂事，尽在村里惹乱子。他们搞农具革新，不给队长打招呼，便把饲养室推土用的土车子拆开。一堆破木头摊在地上，革新没搞成，想复原也装不到一块了。吵吵闹闹要求队里划给他们一片试验田，说是要进行科学种田的试验，地到手，种子下进去，到需要耕作务弄的时候，人却不见影儿——早对这事不感兴趣了。插队不长时间，一个个就变得匪里匪气，窝里斗，出门也斗。一到双阁逢集，呼啦啦一齐涌到集上，碰见外村的知青，便有意找碴儿，几句话不对劲就厮打在一块。一次吃了大亏，被另一个村子几个年龄大的知青从双阁集上撵出两三里地，两三个头上身上挂了彩。灶上的粮食常常拿出去换鸡蛋、换鸡。炒鸡蛋没油，干炒。鸡在锅里还没炖熟，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撕扯着吃光，远离父母师长的自立生活，几乎使这帮来自文明都市年龄小小的初中生，变成了洪荒时代的野蛮人。
十一个人中四个女生，这四个女生都和男生合不来。好在太古村不像别的村子那样，知青们集中住在一起。这里的知青窑还没箍起来，除了吃饭在一块，大伙仍像初来时一样分散住在老乡家里。这倒避免了好多不愉快。
一天，男生们又滋事生非——跟冠子的小妹告诉程幼芬和沈小兰：她见他们抓了两条狗，拉到村后场畔上去了，怕是要打死剥肉。程幼芬骂了句：“缺德！”沈小兰拉她一把，说：“骂顶什么用？走，看看去。”
程幼芬本来不想理会，再一思量，觉得还是应该制止一下，便和沈小兰赶到村后场畔。
两条狗被他们用绳套拴着牵在手里。六七个男生都在场。
“你们来干什么？”看见她们，有人问。
“缺德事少干点行不行？”沈小兰说。
“怎么叫缺德？”一个牵狗的男生笑嘻嘻的，抖抖手里的绳子，用脚尖踢踢吓得蜷伏在地上的狗的屁股，“我们明明干好事嘛，问问这家伙，看它想不想如愿以偿？”
“叫她们走开。”
“不走也行，想看就叫她们见识见识。”
她们有点莫名其妙。看样子他们真不像要打狗，什么家伙也没拿。但究竟要干什么？她们想看个明白。
有两三个男生坚持让她们走开，她们偏不应从，撵不走，他们也就不管她们的存在了，哄笑着行动起来——把两条狗使劲往一块拉扯……
她们傻愣了半天，终于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脸颊轰一下像着了火，羞得扭头就跑。
原来这帮混小子听说公狗母狗交媾时，即便打死它们，它们也不分开。闲来无聊，他们便弄来两只狗，想验证一下听来的传说是否确实。
这件事情导致程幼芬和沈小兰几天不去知青灶吃饭。跟冠子的母亲知道他们一伙知青搞不到一块，便留她们在家里吃。吃了几天，她们忽然想，为何不跟那帮人把灶分开？
说干就干。给队长打了声招呼，果真就分了。
程幼芬和沈小兰两个人一个灶。灶台盘在她们住的东窑里。
灶台是跟冠子帮她们盘的。他好像很乐意帮她们俩干点事情。吃水必须到很远一条沟底去驮，他不让她们去，帮她们把水弄回来；新买的菜刀不好用，他拿去开了刃，磨得明光锃亮；她们干活用的工具，那些镢头铁锨，不是摇头晃脑，就是笨重得不行，他常替她们拾掇修理。做这一切他都是主动的。他好像时时都在留心她们需要他帮什么忙。有些她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也帮她们干了。
一次队上分麦糠，这玩艺烧火不起焰，她们没要。可是跟冠子却替她们担回来。他告诉她们，麦糠虽说做饭用不上，但到了冬天，煨炕却是好东西。他把担回的麦糠在墙角倒成一堆，上边苫些麦草，再糊上一层泥巴，以防被雨水沤烂。她们过意不去，谢他，他笑笑，说：“我闲着也没事。”
慢慢地，她们和这个大个子、黑脸膛的房东小伙子亲近起来了。
在Y县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和当地男青年结婚的女知青，其中很多人，重要一个因素，是她们需要帮助，而这些当地男青年能够也愿意帮助她们。一场大风暴把她们推到条件恶劣、人地两生的地方。工作、返城、开辟新的生活——这些美好的愿望在开始时压根儿就不存在。宣传舆论反复强调：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的结合，是一辈子的结合，谁也不能不信从这种时代也是命运的安排。可是在这荒凉的高原上落脚，不是一件简单事情，她们尚不具备当地人那种经过千百年的训练而掌握的生活能力。她们需要的帮助，不过是最基本也是最可怜的一点帮助，维持生存和温饱的帮助。男知青比她们强，他们有强健的体格，有比她们大得多的胆量。他们敢跟环境争斗，急了，还敢偷、敢抢、敢扒车、敢说服或者威胁队干部答应他们的什么要求；而她们却是胆怯的驯羊。当本地那些男青年慷慨地向她们奉献出热情的时候，她们易被打动的心，很容易便被俘虏了。
不过此时，无论是程幼芬，还是沈小兰，都没有想到事情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有人给跟冠子说亲。当地男青年找媳妇，不是一件容易事，跟冠子又离过一次婚，媒人找上门就算不错了，可是他的态度却不冷不热。
第一次说的那个女的，也结过一次婚，男人死了，女的才二十岁。他连媒人的面都没见。他的父母也觉得那女的说不定命硬，克男人，没有勉强他。第二次说的是姑娘，听说人样儿不错，上过学，起先眼头子太高，挑来捡去的，最终把自己挑剩下了——到了二十四岁还没找下人家。二十四岁的姑娘在陕北农村是个不小的年龄，但跟冠子已经二十五了，配他也合适。他的父母觉得蛮可心，一口就向媒人答应下来，到了见面那天，他却怎么也赶不到场子上去。
那天说定在邻村的媒人家里见面。他的父母亲早就叫他妹妹把衣服替他洗干净，一双新鞋也摆在炕头。他呢，长挺挺睡在炕上不起来。他的父母亲催了一阵又一阵，他仍然一动不动。父亲气得蹲在地上骂起来。
“睡，睡，往死的睡！鬼迷心窍啦？二十五的人，还不知道把自个一辈子的事安顿好，叫人替你操心操到啥时候！咋想的嘛？”
程幼芬和沈小兰正在东窑里做饭。她们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连面都不愿见？片刻，她们听见他从住的那间厦房里走出来，想着他可能要去了，从窑门望出去，却见他披着衣服，趿着鞋，扛起一把镢头出了门——出工去了。
第二天，他来东窑里闲坐，程幼芬问他：“你不想再结婚？”
他摇摇头，咧着嘴苦笑了一下，不回答。
沈小兰性格爽直，脱口就问：“你是不是在外边有了？”
他一副窘迫的样子，急忙分辩：“没，根本没有。”
沈小兰追问：“那你是怎么想的？总不能一辈子都不解决。”
他的回答令她们吃了一惊：“人活着没意思。”摇摇头，叹口气，又重复道：“啥意思也没有。”
此后，他常来她们窑里闲坐。凡是男女一块出工劳动，他总喜欢跟她们呆在一块，他兴致很浓地向她们打听北京城里的一些事情。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她们面前客气拘束，慢慢地变得随便起来。他在当地，算是一个“能人”，会安装有线广播，会给猪打针，电影队来村上放映电影，放映员总要叫他帮忙接线、装电灯，有时还叫他去开发电机。木泥行当里的活儿，也难不住他，提起家伙来干得很像个样儿。他告诉她们：他瞧不起当地人，当地人过于愚昧落后。他说：他念初中，本来是想上中技学校，可是家里缺劳力，初中没念完就不得不回来了。他还告诉她们：他一直都很痛苦。
她们同情他。看来她们需要他的照顾，他也需要她们的理解和友情。
一个暖洋洋的中午，妇女们在地里锄地。锄地是包工活，早干完早回去。为不耽误做饭，程幼芬让沈小兰早回去一步，剩下的地她来锄。妇女们陆陆续续干完回家去了，地里只剩程幼芬一人。这时她看见跟冠子扛着锄头，从村子那边向她走来。
他是来帮她锄地的。收工回家，听沈小兰说她还留在地里，他没歇息，扛上锄头就来了。
他让她去一棵杜梨树下歇着等他。“一点地，我一个人一会就锄完了。”他说。她没有去，仍在锄，但心里觉得热乎乎的：他很会体贴人哩。
四野寂寥，只有他和她，暖风缓缓地吹，土地干燥松软，从脚下一直向远方扩展隆起。有一阵儿俩人谁也不说话，身边只有锄头撸土的声音和田苗子被触动的刷刷的声响。平时在一块随随便便，两人单独呆在一起，心里便生出一种奇怪新异的感觉。这感觉弄得他和她都有些拘谨。
他锄得不快，以便能和她保持平行的位置。
“听说过一段时间，要在你们知青中招工。”
他埋头锄了好久，才开口说话。说话的时候没有抬头。
“没影的事。是公路段要把工读学校来的那帮学生招去，叫他们去修路。”她说，也没有抬头。
“你可能早就想离开这里了。”
“想又怎么样？由得了自己？”
“不走也好，我也不想让你们离开。”
她诧异地瞥了他一眼，见他正大胆地盯着她。
她低下头锄地。到前边那个坟堆跟前，任务就算完成了。她感觉到他的速度缓慢下来。
又是一阵默然无语。
过了一会，他说：“我爸现在还骂我哩。”
“为啥？”
“就为我没跟人家去见面。”
“怪你。为啥不去？”
“没意思。当地女人跟你们一比，没一点点意思。”
他的锄碰到一块小石头，蹦了一下。他捡起小石头，远远地扔了出去。
“你胡说。”她的脸不由得一红。
“不是胡说，是真的，当地女人没见识，啥事也不懂，就说打扮，逢年过节你看那些走亲戚串门户的，穿戴得花不楞登，可人是一副土样儿，再打扮也不好看，没见识脸面上就带上了土样。你们北京学生，不打扮都看着顺眼。”他很认真地说道。
“那你干脆找个北京学生。”她打趣道。
他低头不语。过了片刻，说：“我不去见面，还怕把你们撵走。见了面，事情成了，办事就得在东窑里办，到时候你们肯定要搬出去。何必哩，干脆不如不见。”
这几句话倒让她暗暗吃惊。她只知道他喜欢和她们接近，没想到心思到了这个份上，一时她不知说什么好。
说不清为什么，她对他竟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
这次锄地后时间不长，不知跟冠子怎么跟家里人说的，他建议程幼芬和沈小兰不要再做饭，跟他们一家合在一块吃，她们觉得好是好，但这算怎么一回事情？他妈说：“住在一搭，就算家里两口人，扯两摊子反显得生分。”话这么一说，她们也就再没什么犹豫的了。
一个锅里搅勺把，她们好像真的变成了这个家庭里的人。
再往下，将是很难写的。
不是我有意绕过人物很重要的一个感情发展过程，而是我的采访本上，对此几乎没有什么记录。程幼芬没有告诉我，她到底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行为，只说：“人的感情嘛，能说清楚？”跟冠子呢？在我问到他的时候，也语焉不详，对于程幼芬当时的心理、感情状态，说不出确切的东西来。而外界人对此多是诧异和莫名其妙。尽管如此，结果还是有了——程幼芬爱上了跟冠子，并且于不久之后，不该发生的事情也发生了。
我试图以一种客观的、设身处地的态度去理解这件事情。
只能作出一些推测。最大的可能性是，她太需要人的爱怜了。离开北京，离开父母，像一片随风飘零的叶子忽忽悠悠渴望找到依托，在孤苦无依的时候，他伴随于她的身旁，照顾她，体贴他，这不能不使她心动。而二十岁的年龄，又会有多么强大的理智来约束自己？感情被搅动了，前途又是那么渺茫，爱的漩涡便极容易吸引她沉没。
也许这是一种并不违悖逻辑的推测。
不必过多责怪这个把握不住自己的年轻姑娘，生活给予她的只有疑惧、惶悚、烦恼和痛苦，还有的是终日不息的重体力劳动的折磨。少女的恋情也许使她获得了一点少有的甜蜜和快慰。谁又能忍心只就她的失误说长论短呢？
对于跟冠子，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看待？
不，现在还不能。
原谅我把这一段就这样越过去。
那种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之后，程幼芬是打算和跟冠子结婚的。
一切都是秘密的。尽管村里对两人的关系有了一些说法，但谁也不敢真的相信：一个北京来的“洋学生”，会看上黄土窝里的一个土包子。就连跟冠子的父母亲，还有与程幼芬朝夕相处的沈小兰，对他和她的事情也摸不出深浅。他们谁也没有告诉，他不敢对人讲，她则是等待时机，先给家里父母把工作做通，然后再打算下一步的事情。
程幼芬几次想先给沈小兰谈谈。两个好伙伴，在一块几乎是无话不讲。一次又一次，话到嘴边，又不好意思开口了。她不知道沈小兰对她和跟冠子的关系怎样看。沈小兰聪明敏感，但对这件事倩似乎过于迟钝，看不出一点蹊跷，如果她先开口问一句，程幼芬就会把一切都告诉她。
生活平静而缓慢地向前推移。
跟冠子是个很有心眼的人，为了照顾程幼芬，推说他母亲年龄大了，一个人在家做饭忙不过来，要程幼芬和沈小兰留一个人不要出工，在家帮她母亲做饭。他当然希望程幼芬留下，程幼芬也知道他这个意思，但想先看看沈小兰的态度。沈小兰说她做的饭不好吃，推程幼芬留下，程幼芬答应了。
从此以后，跟冠子挣的工分，有一半记在程幼芬的劳动手册上。
1972年春节，程幼芬回京探亲，打算向父母把她和跟冠子的事情讲明。以前她从未敢给家里透露半分。她知道，父母亲肯定不会同意，草草率率一旦谈崩，僵局将难以扭转。与其如此，不如专门回家认认真真摊开谈，她相信她能打动并说服父母亲。
两个月后，她回来了。她没能说服她的父母，甚至连他们的心一点也没能打动。他们气昏了，简直不能理解她的作为。他们强令她马上和跟冠子断绝关系，首先立即从那个家里搬出去。
她的情绪灰极了。跟冠子仿佛早就断定事情不妙，胆怯似的，不敢像过去那样常到她身边来了。沈小兰春节期间没有回家，见她垂头丧气的样子，问这问那，而此时，一切她都想暂且不讲了。
她极力先让乱哄哄的脑子沉淀下来。
她依旧深恋着他。父母的阻挠，没有打断她对他的爱，反而让她觉得他太不幸。不用说，不幸的还有她，但这不幸是不一样的。她的不幸，是某种世俗观念唤出来的。而他的不幸，只能唤出他的自卑。不能按父母的要求去做，关键在于自己拿定主意。事已至此，只能铁了心去爱他。
然而，让她惊异的是，跟冠子却好像决意退却了。她觉察到，他在她面前，总是躲躲闪闪。她与他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从他那里，再也看不出当初那种大胆果断的劲头，而表现出一种犹疑不定、惴惴不安的神态来。过去一从地里回来，他便钻进厨房，叫他母亲去歇息，他帮她烧火。院子里没人的时候他敢凑到她身边去亲她。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举动了。有时他也企图表现得热情一些，瞅身边没人的空儿，对她表示些亲热，但她看出，这是勉强的，做作的。她心里纳闷，问他怎么回事，他支吾其词，硬说是她心里的事，他仍跟过去一样。
他害怕了。她想。他一定害怕他和她的事情最终不成，反弄得难以收场。要么，就是害怕外人知道，在舆论上搞得沸沸扬扬。
这一回是程幼芬太粗心了。在她回京期间，跟冠子已和沈小兰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回到村里她是应该觉察出来的，然而她压根儿没有往这方面想。
五雷轰顶的那一天到来之前，她一直蒙在鼓里。
那一天还是沈小兰把事情捅破的。
晚上。沈小兰躺下半天睡不着，在炕上翻腾来翻腾去。她问怎么回事，沈小兰坐了起来。
“幼芬，不好了。”沈小兰忧心忡忡地说。
“什么事？”
“有两个月我没‘倒霉’了。”
“怕是累的。”
“不是。”沈小兰垂下头，用手捂着脸，“可能有了。”
“有什么了？”程幼芬不明白。
沈小兰没回答，呜呜地小声哭起来。程幼芬愣了片刻，忽然明白是怎么回事情。
“是跟谁？”她急急地问。
沈小兰在黑暗中小声说：“跟冠子。”
程幼芬“啊”了一声，惊呆了。紧跟着血就往头上涌，胸口堵得难以喘息。过了半天，她才像呕吐似的呕出一口气，用拳头顶住嘴，哭了。沈小兰慌了神，摇晃着她，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
她推开沈小兰，胡乱穿上衣服，奔出窑外；又开了街门，奔向浓重的夜幕之中。
沈小兰急急慌慌找到她的时候，她坐在村口那盘石碾上，已经泣不成声。
沈小兰摸不着头脑，问：“到底是怎么啦？”
她仍抽泣不止。沈小兰急得直跺脚。她缓缓抬起头。望着沈小兰，哽咽着说：“他和我……也早有那种关系了……”
沈小兰半天没说话。天上的星星在她眼睛里闪烁。即便在黑暗中，程幼芬也看得见她的脸孔变得煞白。突然，“哇”的一声，沈小兰哭着跑向远处。这边，程幼芬泪流满面，身子歪靠在冰凉的碾石上。
夜幕低垂，繁星满天，高原已进入梦乡，呈现出一片*的宁静。
跟冠子慌了。
他应该知道事情迟早总会露馅的，也应该懂得必须对事件负责。
但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也不可能负什么责任。
第二天一大早，他看见两个姑娘在分别整理各自的东西，要从他家搬走，便一下子慌了。他堵住窑门，拉着哭腔，可怜巴巴地央求她们不要离开。
“不能，你们不能走。你们一走，事情就捅出去了。”
没有人理他。两个姑娘各干各的事情。
他扑通一声跪下来。
程幼芬、沈小兰冷冷地看着他。程幼芬把一只挎包一扔，伏在炕上哭起来。接着，沈小兰蹲在地上，也哭了。
她们没有搬走。搬走并不能解决问题，事情反倒真会抖露出去。
命运给两个沦落异乡的姑娘出了一道难以解答的选择题。
但是，她们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和他决裂，要么和他结婚。除此而外，她们想不到别的出路。她们没有勇气作出更加激烈的反应。她们明白，那样做的结果，于他不利，于她们也不利。
也许这是令人吃惊的——她们都倾向于选择后者，即：和跟冠子结婚。
对于沈小兰来说，这样的选择比较容易理解。她已怀有身孕，没有勇气也没有条件去堕胎。死心塌地也罢，委曲求全也罢，她只能去当他的妻子，然后把孩子生出。对于程幼芬，如此选择就让人颇费思量了。她具备相对宽绰的余地，这似应促使她毫不犹豫地和那个玩弄了她的男人一刀两断。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复杂。她恨他，但断然分手绝情，又觉得是那样难。在一件事情上他对不起她，伤害了她，可他曾经在无数件事情上让她感激不尽，忘掉他的那些好处是困难的，也是不应该的。何况，与他结婚的念头早就下定了，早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定势，如今突然要颠覆砸碎这一切，几乎如同他给她带来的伤害一样痛苦。
跟冠子表示，她们两个，他不论跟谁结婚都行。他是罪人，听候发落。
于是，两个姑娘，一对好伙伴，在该谁出任这个该死的陕北男人的妻子的问题上，展开了第一次“谈判”（以后她们还要“谈判”一次）。
“谈判”结果，程幼芬退让了。
她不能不体谅沈小兰的处境。她必须给伙伴留一条出路。
大哭一场之后，她打起精神，为沈小兰的婚事筹备起来。
结婚仪式很简单，跟冠子家请了五桌客，招待了一下紧要的亲戚和村干部。没有放鞭炮，没有贴喜对子，晚上也没有允许村里人闹房。跟冠子的父母知道儿子惹下的麻烦，尽量把事情办得平和、不太刺眼。
新房就是跟冠子平日住的那间厦房。程幼芬本来执意要搬出去，腾出东窑让他们办事，大概跟冠子一家人觉得有愧于她，无论如何不让她挪动，村干部也说替她找不下住处。无奈，她只好心里很不是滋味地继续住在跟冠子家。
那天晚上，村子里帮忙的人吃喝后都走了，院子里早早就安静下来。一整天，程幼芬欢颜笑语，招待来客，倒茶递烟，端盘子端碗，尽量显出一副洒洒脱脱的样子。而当人走客散，东窑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她一下子便垮了。身上没有一点力气，脑子里是一片可怕的空白。她和衣躺在炕上，想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但心思根本不管用。她觉得自己像被魔鬼吸走了灵魂，如今剩下的，只有一个空空的躯壳。
厦房的门响动了一下。她无意中从窗户看出去，见跟冠子走了出来。他披着衣服，叭嗒叭嗒趿着鞋，穿过院子，走到猪圈那儿，尿盆忘了拿进屋，他是去拿尿盆。返身走到厦房跟前，她见他迟疑地停住脚步，似乎朝东窑这边看了看。她闭上眼睛，默默中，两串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淌。
在双阁公社以至Y县，我走访熟悉程幼芬和跟冠子当年历史的人们，他们对两人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情节几乎都不知晓，而这个情节却是导致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发生和定夺两人终身命运的有声有色的一幕，它所留下的标记，永远体现在跟冠子身上。他遮掩不住。相熟的人都熟悉他那点特别之处，但他却用简单的借口，把它的真实来由隐瞒了。
我也发现了它，但是我并没有在意。
那是左手上的一根断指。
程幼芬是个坦诚爽快的女性，但她对我谈到即将接近这个情节时，却缄默不语了。她不愿意再往下讲。我没有勉强她，暂且先去采访别人。
数天后，我又坐在她的对面。
对于她，我有一种感觉：相信她会把一切都告诉我。我看出她对我比较信任。在她周围，真正理解她的人并不多，那些久埋心中的话语，几乎难以找人去倾诉。这一点，她一开始就告诉我了。而一个人，要把那些曾经激烈地搅动过感情的东西永久深埋在心，无异于一种隐疾，其痛苦是必然而巨大的。沉重的闸门终将会被撬开，只要遇到合适的对象和合适的时机。正是这种认识与信念鼓动着我，把对她的采访深入下去。
我是坐在她的房间里和她交谈的。炉子上煮着稀饭。她坐在一只小矮凳上，挑拣摊在地面报纸上的一堆红枣，那些红枣有些生了虫。挑拣出的红枣扔进一只水盆里。挑着挑着她不动了，我看见泪水从她的脸上流下来。
“有些事情，我不愿意告诉人，甚至不愿意去回想。”她低着头，缓缓地说道，“给父母讲，父母生气；给这里的人讲，这里人笑话。你不知道，有时我挺恨自己的，恨自己心软，没主意……”
她没有擦拭脸上的泪水。挑出来的红枣是准备下锅的，她却把它推到了一边。在止不住的哽咽声中，她终于向我倾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太古村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个古老的村子。
这里的旧风俗很多。“文化大革命”中破了一阵子“四旧”，过了不长时间，这些旧风俗又抬头了。各式各样的规程，各式各样的讲究，几乎塞满了日常生活。比如一年四季，不知有多少节日，而每个节日又不知有多少名堂。正月里，大年初一自不消说，初五是“破五”，又叫“五穷”，忌出门，中午必须吃馄饨，谓之“填穷”。正月十二是老鼠嫁女节，晚上娃娃们聚到磨道里，听老鼠嫁女。正月十五元宵节，除了点灯笼，还要用面做些鸡、猫、狗、兔，放在鸡架下、狗窝里，旁边再点燃一盏棉花捻条麻油灯。正月二十三天花节，不能走亲戚串门户，入夜，要在院庭里烧棘驱瘟避邪。往后，还有二月二的“龙抬头”，清明节，谷雨，麦子登场后的“献灯”，五月初五端午节，六月初六天贶节，七月初七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十月初一送寒衣，腊月初八腊八节，腊月二十送灶神……
过这些节日，家中大都依靠妇女来操持。跟冠子家里，他母亲年龄大，事情自然而然落到沈小兰头上。她几乎不具备这一方面的知识，勉为其难，差错遗漏常常出现。一家人念她是城里来的学生，也就不怎么苛求，稀里糊涂过去完事。
但有一件事情，沈小兰却做得不能让跟冠子的母亲原谅。
那是跟冠子的大妹妹出嫁。婚丧嫁娶的讲究自然更多些，初聘时，两家要互送庚贴，择定吉期叫“仪活”；议定，男家须向女家“送钱”；婚前三日，男女两家分别“告外家”：请村人亲戚宴饮；次日是“洗头”，或厚或薄，“外家”得送些礼品来。前边的这些礼仪，跟冠子家顺顺畅畅办过了，事情出在结婚那天。
结婚这一日女婿不迎亲，而是打发一位年长老成的妇女迎接新娘。女家的父母不能去男家，也选一位与新娘亲近的同辈已婚妇女送亲。村里帮忙主事的人，选中了沈小兰去干这件差事，理由是：沈小兰是姑娘的嫂子，又是大地方来的人，见识广，主意稠，男家人即便想难为姑娘，也不能不顾忌这个送亲人。
挑选沈小兰送亲，跟冠子的父母本不同意，一是她有身孕，二是她不懂场子上那些讲究，但不好开口阻止——沈小兰已经答应了。沈小兰以为这差事当然是嫂嫂干的事情。公公婆婆只好就一些紧要处，对她作了番叮咛。
结果，沈小兰把事情办砸了。
按照风俗，新媳妇头天进门，无须向人行礼，即便对公公婆婆也是如此。可是男家村里人有意耍弄新媳妇，这个来到面前自称是叔，那个来到面前自称是爷，逼着新媳妇开口叫这叫那。跟冠子的妹妹懂得风俗，口唇紧抿，可是陪伴在一旁的沈小兰急了，公公婆婆的那些叮咛她也记不住，只怕失了礼性，一个劲地催促小姑子开口叫人家。这一下耍闹的人更来劲，新媳妇被逼得解不了围，明知自己屈了辈份，只得一一称爷叫叔，让那些占了便宜的人好不开心。
还有一件窝囊的事，新媳妇进门时，竟忘了讨“红封”，顺顺从从便被人糊弄了进去，显得太掉价，太屈身份了。
跟冠子的父母得知这些情况，对沈小兰满肚子气——都怪这个不知深浅的儿媳妇太逞能。有气不好发泄，便对村里人讲。话又传回沈小兰的耳朵，沈小兰受不了了。
沈小兰脾气不好，叮叮哐哐便和公公婆婆吵了一架。
由此开始，这个家庭的婆媳之间，常为一些事情磕磕碰碰。婆婆抱怨沈小兰身懒、嘴馋，不会过日子，花钱大手大脚，沈小兰则嫌婆婆脏，吝啬抠门，常在跟冠子跟前播弄她的是非。关系越来越僵。到了沈小兰坐月子，生下一个女孩，婆婆就更有些不高兴。月子一满，沈小兰就抱上孩子回了北京，一去半年不回来。跟冠子发了几封信，什么作用也不顶。
家里的矛盾，使跟冠子很伤脑筋。母亲和妻子，他哪个都不能偏，不能向，只想息事宁人。这一来反使哪个对他都有意见，只有在中间受夹板气的份儿。
所有这些，程幼芬一概尽知。她同情跟冠子，劝说过沈小兰，对跟冠子的母亲也比前比后宽过心，讲过一些道理，但无论怎样，很清楚，她不可能改变这个家庭的现状。
令她生气和不安的是，跟冠子又在她面前献开了殷勤。
在沈小兰带孩子回北京的日子里，跟冠子有事没事又常往她住的东窑里跑。家里做什么好吃的，大家一块吃了（程幼芬仍和这一家人在一块吃饭），跟冠子还要再拿一份送到她的窑里。有时居然还零零碎碎地给她买点东西。对此她非常警惕，正颜正色地阻止跟冠子不要这样，跟冠子不听。有一次又送来一包水果糖，她把水果糖摔在地上。
“给你说过了，我不喜欢这些东西！”
跟冠子像当头挨了一棒，站在那儿愣怔了半天，然后捡起水果糖，怏怏地走了。
事后她又有点后悔，自己做得似乎过分了。尤其想到跟冠子怏怏离去的样儿，觉得他真有点可怜。她打算找机会解释一下：她不是有意找他的别扭，只不过希望她的平静不要遭到破坏。
一天晚上，她把他叫到东窑里。
她坐在炕沿，他背靠装粮的瓮蹲在地上抽烟。她把要说的话讲了，告诉他，再没什么事了，意思是他可以离去。他没有离去，不停地唉唉嘘嘘地叹气。
“你过去吧。”她催促他。
“后悔死了，后悔死了。”他忽然用拳头捶打脑袋，呈现出一副异常痛苦的表情。“都怪当初我胡轻狂，一脚踏偏，落得今个心里像猫抓。”顿了一下，又沮丧地说：“沈小兰脾气不好得很，跟我妈咋都弄不到一块，我简直烦死了。虽说跟她一块过活，还总是不断头地想着你。”
“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她冷冷地问。
“说说想叫你心里明白。我妈也常说沈小兰不如你，如果当初娶了你就好了。我妈说你脾性好，勤快，夜里睡前，总要去摸摸大门插上没有。她一辈子把门户看得最当紧，说你跟我们天生一家子人……”
她的心里生出一种说不出的烦乱，下边他再讲了些什么，没有听见，她急于打开窗户透透气。窗户没有打开，他已走到她的身边，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
他的脸上淌着泪水，抱住她，央求她……
她挣脱开来，叫他马上走开。
他瓷愣愣地望着她，片刻之后，灰沓沓地走了。
把门插上，她无力地倒在炕上，泪水又一次漫过脸颊。
此后一连几天，她没有理他，甚至连盯都不盯他一眼。
那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一天中午。程幼芬在厨房里做饭，跟冠子进来了。
他没有出工，已在炕上躺了一个中午。他的脸色发灰发青，眼泡有些浮肿。程幼芬正在烧火，他在锅台前站定。
“今晚上我有话跟你说。”
“不要说，我不想听。
他开始粗声喘气。“你不相信我爱你？”他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声音有些沙哑。
程幼芬没有理会。
他转身走到案板前。程幼芬什么也没有看见，只听见“砰”的一声。声音响过，她仍然没有抬头。
“我叫你看看。”他恶狠狠地说，从牙缝里咝溜咝溜吸着气。
程幼芬朝他那边望去，立即惊呆了——只见他一手提着菜刀，一手淌着血，带血的手在空中乱甩。再一细看，甩动的那只手，小拇指头不见了，案板上，一小节叫人害怕恶心的东西，像突然被斩断的粗肉虫子一样，正在轻微地抽搐蠕动。
她“哇”的一声，扑了过去。
她夺下菜刀，抓过那只淌血的手，瞥了一眼，立即偏转脸，不敢再看，像哭一样喊：“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跟冠子的脸上看不出痛苦，竟是一种不无得意的表情。“叫你看看我是不是真心！”他惬意地看着她恐惧惊慌成一团的样子，“你再不相信我，我还会往这砍。”他用那只好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程幼芬发疯似地抱住他，连声哀求：“不能，你不能！”泪水从她眼里涌出，雨点似地洒在他的胸前。
他傲岸地直直站了片刻，然后俯下头，在她泪水濡湿的脸颊上狂吻。
她跳开来，赶忙寻找东西给他包扎。
跟冠子的父母闻声跑到厨房，见儿子断了根手指头，吓得拍腿跺脚。他不悦地望了他们一眼，阻止道：“甭声张。我的事你们甭管。”
他没有去合作医疗站治疗。谁也把他拉不去。
当他用一团烂布，包着敷有草木灰和消炎眼药膏的伤口出现在街畔上时，他向人们的解释是：破硬柴时不小心，斧头剁在了手指头上。
程幼芬又处于他的爱抚中了。
待到沈小兰抱着孩子从北京回来时，程幼芬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
她感到害怕、羞耻。她又一次陷进深深自责的矛盾痛苦之中。对沈小兰，她有一种愧疚负债的感觉，觉得对不起小兰，也对不起那个头发稀稀黄黄、见了她总转动着圆眼珠冲她笑的小女孩。她还觉得沈小兰仿佛已觉察到了什么，这使她在小兰面前更觉不安和别扭。还有，她的下一步怎么办？似乎什么办法也没有。路看不见了，只有深沟、荒野横在眼前。命运，也可以说还有自身，把她逼上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绝境，她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了。
暂时的出路只有一条：赶快脱离这个家、这个地方。
沈小兰没有挽留，倒是主动帮她收拾将要搬走的东西。跟冠子和他的父母见沈小兰是这种态度，只好默不作声。
这时村里的知青已有招工走了的，程幼芬搬进一孔空出的公窑里。
现在，她能够慢慢地冷静思考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了。
她想回北京去，处理掉身上的麻烦。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医院非但不给做，反会捅到有关部门去，追查个没完。但回北京事情就容易解决吗？证明在哪里？这种事情，没有证明医院理也不理。还有父母亲，在他们面前丢人败兴暂且不说，重要的是会严重刺伤他们的心，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她又想到在西宁工作的一位表姐。能不能去西宁？不，也不能去。表姐倒没什么，表姐夫呢？会怎样看她？还有那些侄子侄女……
思来想去，仍然没个主意。
这时，她才比以往更深刻地认识到，她吞下了一枚苦果，而这苦果怎么也吐不出来了。
跟冠子常来看她。开始，她没有告诉他身子已经不空。在早先那件涉及到她和沈小兰的事情上，她已看出他是指靠不住的。他只会惹麻烦，什么主意办法也没有。到了后来，实在想不出对策，心里越来越慌，她才向他讲了实情。
没出她的所料，他呆子一样坐在她的面前，愁眉苦脸，抓耳挠腮，未了，只是空洞地安慰她不要急，不要慌，容他慢慢想办法。
办法被他想出来了：用偏方打胎。
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草药，其中掺杂了些像石头粉末一样的东西。她熬着喝了。
不管用。只是感到恶心，肚子发胀，没有一点其他动静。
又喝了两次，依然如旧。
她再不去理会他了。在村里，她专挑重活干。搞农田基建，她抡起䦆头拼命挖土；男劳力运土坯，妇女们装车，别的妇女一次端两页土坯，她一次端四页。给地里送粪，从生产队饲养室出来要上一道斜坡，男人们拉车都要人推，她一个人拉着车子往上攀。她企图通过这种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使身上那个讨厌的东西堕下来。但无济于事。那东西竟生根似的盘踞在她的体内。她又开始于夜深人静之际，在窑外折腰跳腾，从三四尺高的塄坎上往下蹦。回到窑里，腹部贴着炕沿，一点一点地往下挤压。她毫无理性地虐待摧残自己，虐待摧残体内那个弱小可怜、尚未成形的小生命。这时候她不像人，而像一只受伤发疯的母兽，一心要把射进腹间的箭头撕咬出来，她什么也不在乎了，一切恐怖都被她那冷酷残忍的决心逼得远远地退却。恐怖也没用。没有别的念头，没有别的出路，她认定，命运吩咐她的，只有这么一种选择。
有时感到疼痛，她就咬着牙，关上窑门，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等待那个时刻来临。可是往往疼痛一阵过去，又什么事也没有了。
她再也没有勇气将那种残忍的行为继续下去。看来那小东西不该遭到摧残，他（她）的命太大了。她淌着泪水，抚摸着腹部那个微微鼓胀起来的地方。那儿光滑柔软，有一团温暖的软块。突然，一种母性的柔情潮水一般溢满她的心间。这柔情是她从来没有体验到的，像从天而降，又像沉睡了一百年、一千年，一下子不经意就被唤醒了。这种新鲜的感觉使她激动不已。她静静地躺着，闭上眼，继续用手抚摸那团温暖的软块，想看看他（她）有什么动静。没有试探出来。没有动静。他（她）还不会动。但这一刻，一个新的决心她已下定了——保住他（她）。他（她）是无辜的，是她的血、她的肉，是她生命开出的花骨朵。即便是苦苦菜顶头上的花骨朵，也要叫他（她）开放在人世间，开放在太阳底下。别说村里，全世界的人想怎么看，就让他们怎么看去。
主意一定，程幼芬的心里平静下来。
跟冠子还想寻别的偏方，被她阻止了。他胆怯而又疑惑地问她有什么好办法，她说一切都不用他管，她自有主意。
日子慢慢地向前滚动。
一天，队上不出工，全村人坐在村头听大喇叭实况转播公社召开的“落实中央文件批斗公捕大会”。会上，公社领导先传达了中央新近下发的二十六号文件，主题是打击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犯罪行为，其中有一条：凡采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的，一律严惩不贷。传达完文件，便开始批斗下屹崂村一个会计，这个会计和一个女知青通奸，被人抓住。批斗之后，会计被逮捕了。
大喇叭里的实况转播尚未结束，程幼芬就像被人拆了骨头一样，坐在那里几乎软瘫了。会一完，她懵懵怔怔回到窑里，往炕上一仰，两眼直直盯着窑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跟冠子完了。跟冠子完了。
不一会儿，跟冠子神色慌张地闪进来，哭丧着脸，张口就说：“这可咋办呀！”说完，求救似的看着程幼芬。
程幼芬坐了起来。她极力排开纷乱的思绪，默想片刻，对跟冠子说：“你死也不要承认！”接着又说：“今后你少再往我这里来。”
“那你……”跟冠子仍然不安。
“我的事你甭管，我有办法。”程幼芬咬着嘴唇说。
跟冠子走后，程幼芬关上窑门，先找了块包袱皮，撕成两块，再把两块接成一个长条。她撩起上衣，用长布条把腹部紧紧地缠起来。她已渐渐显出身形了。不能让外人看出。这样一来，或许还能遮挡一阵子。
此后几天，程幼芬是在极度的煎熬痛苦中度过的。
看来，她想保住孩子是不可能了。有了孩子，一切都会暴露，跟冠子的厄运将不可避免，为了拯救跟冠子，她只有尝试她曾经尝试过的那种办法了。
晚上，脱去衣裳，松开布带，她静静地注视着那块孕育着她的小生命的地方。看着看着，泪水便模糊了她的眼睛。她靠在被垛上，伸出手去轻轻抚摸那儿。小东西已经会动弹了，隔一会就一动，不知是踢脚还是伸胳膊。她的心里像刀绞一样疼痛。自从发现他（她）会动弹，每天夜里，她都要长久地抚摸他（她），在心里和他（她）说话，干活后累得不行，她生怕自己睡得太死，不知不觉中翻身压着他（她），便在身体两边垫上东西。正因为她曾虐待过他（她），现在才格外地疼他（她）。她很想知道是男是女，像她还是像跟冠子。不论是男是女，不论像谁，他（她）一定非常聪明，因为人家都说这种孩子聪明，她思量过，即使再难，她都将亲自把他（她）带大，不叫他（她）受委屈。她曾经恨过这小东西，而现在，在这万籁俱寂更深人静之际，在她一个人孤零零呆在这寒窑里的时候，他（她）成了她的陪伴、她的安慰，她的心因此而战栗，因此而甜蜜，一切不幸也因此而变得无关紧要。他（她）尚未出世，她就把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让给他（她）了。
然而，所有这一切母性的甜蜜的柔情，她的尚未开绽的花骨朵，都将被无情地掐断。她不得不再次扮演那个冷酷无情的角色。她的心碎了。
她轻轻抚摸着那块隆起的地方，闭上眼，流着泪水，紧咬嘴唇在心里默默地说：“原谅我，原谅你的母亲。如果你会哭，就大哭几声吧；要是会踢会咬，就踢咬你这狠心的母亲吧。我不能再育着你、护着你，不能再跟你心连心、肉连肉地呆……呆下去了……”说完，她禁不住要失声痛哭，赶忙用被角死死堵住嘴。大把大把的泪水滂沱而下，枕巾被打湿一片。
天快亮的时候，她照旧缠好那块布条，起身穿好衣眼。像曾经做过的那样，开始在炕沿挤压腹部。可能腹中那东西长大了，刚一挤压就觉得一阵钻心的疼痛。她咬牙忍着，又连续挤压几次。汗水从头上渗出，她气喘吁吁，身子歪倒在炕沿。喘息了一阵，估计事情已经成功了，便挣扎着站起来，没有点灯，在黑暗中找见锁子，走出窑，把窑门锁上。
阴历十月天气，地上落了一层白花花的霜。天色尚未放明，村子里有公鸡的叫声，除此以外静悄悄一片。她朝跟冠子家那边望去，一团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他还睡着，整个大地都还睡着，她定了定神，朝寂寥空旷的村外走去。
去哪儿？不知道，反正必须离开村子，越远越好。
此刻，她的头脑已经完全麻木了。她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有知的人，而是一台会行走的机器。她沿着大路走，又沿着小路走，身体摇摇晃晃。她迫使自己不要停住脚步，她辨不清东南西北，辨不清周围的景色。太阳出来了，眼前仍然是一片模糊。腹部时断时续作疼，疼时用手按住，稍一缓解便腾手撑住腰部——那儿瘫软，总想朝前俯下去。两条腿是一种僵硬的感觉，向前移动时，不时被地上什么东西磕磕绊绊。有一阵，她觉得口干舌燥，过了一阵，这种感觉消失了，口腔里涌上一种又涩又苦的滋味。冬日早晨的太阳是雾濛濛的，懒洋洋的一派死相。太阳在她眼里，只是一团混沌的光点，像在城市里隔一层斜面玻璃看远处的灯泡一样，洇出一圈虚光。地面上和枯草上的白霜融化了，打湿了她的鞋，閟起的黄土再蒙上去，一双脚便像在泥水里浸过。有时走着走着，会碰见一只野兔子。野兔子不怕她，斜歪着脑袋静静朝她观望。也会碰见人。每当这时，无论多么难受，她都会用强硬的决心和毅力支撑着自己，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她不愿让人看出蹊跷，不愿让人对她生出丝毫怀疑。一次腹中的疼痛发作得厉害，腰都直不起来，偏在这时远远从对面走来一个牵毛驴的小男孩，毛驴上坐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咬牙打起精神，极力摆出平日随便的样子。老女人远远就盯着她，来到跟前，问：“姑娘，走哪喀？”她知道自己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不敢抬头，慌乱回答：“串门。”脚下一紧，赶忙闪了过去。
不能叫人看出什么，不能叫人认出她。越远越好。越远越好。
中午时分，她不知道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腹中的疼痛一阵紧似一阵，变得异常尖锐，像有只钳子在夹扭。额头冒汗，背上冒汗，眼前一阵一阵发黑。她有气无力地倒在路边一块石头上。
不行了。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她勉强睁开眼，向周围打量了一番，又垂头丧气地闭上眼。不行，这里是大路，不远处又有一个村子，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她喘着气，歪头靠在石头上，歇息了一会，又鼓动起全部力量，挣扎着站了起来。
不能叫人看见。再远点。越远越好。越远越好。
一切都荡然无存。她的全部生命，就支撑着这个惟一的念头。
又不知走了多远，她终于倒在一片草窝里。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血从裤腿流出来。她松开缠裹在身上的布条，扒开裤带，仰面朝天，企图静静地躺一会，以便积蓄气力，施用于那最要紧的关头。但她安静不下来，撕心裂肺的疼痛，使她扭曲成一团，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她大声*，用手揪扯肚皮，揪扯头发，将地上的枯草大把大把连根拔起。声音哑了，嘴唇咬出血，挣扎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腹中依然是刺心的疼痛，像有一团火球灼烤着五脏六腑。她蹬着腿，曲着腰，觉得自己要死了；是的，肯定要死了，要死了……
她突然一阵害怕，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后悔。也许不该这样折腾。她没有想到死亡，长到二十多岁从来没有见过死亡，可是现在，死亡却狞笑着向她逼来。死亡是黑色的，是一团捉摸不定的影子，现在她清晰逼真地听到了它沉重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声。在极短暂的时间里，宛如电影的回闪镜头，她的眼前划过父亲的面影，母亲的面影，家里所有亲人的面影。她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还划过跟冠子的面影，不是想见他，而是恨，直恨得牙根发麻。她哭了，嘶声地哭……
剧痛又使她翻滚扭动。她感到昏昏沉沉。死亡之前恐怕先要昏过去。她不想昏过去，不想把眼睛闭上。她鼓圆眼睛，仄偏着贴在地面上的脸。越过一蓬野蒿的尖顶，她看见了天空、太阳、远山远树，还有附近青色的石头和黄色的土塄。一切都亮晶晶的，漂浮着一层悠悠颤动的光芒。这是哪儿？她来到了什么地方？不知道。她一直朝前走，朝前走，也许走出了三十里，也许足有五十里。这儿一片荒凉，是不会有人烟的，即便想喊人，也喊不来了。她看见了染在草棵和地上的血。血还在往外流。
又开始了剧烈的疼痛。这一次，她觉得死亡和她挨得再近不过了。她的心已被抓出胸膛，肠肠肚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下边往出揪扯，一寸一寸，一寸一寸，慢慢地被揪出身体，大腿根上的骨头像要裂开。终于，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掉在两腿之间的地上。
她真像死过去一样，一动不能动了。身上的汗水变得冰凉，太阳晃眼地照着。
迷糊中，她隐约听见羊叫声。随后不久，听到一个小孩的声音刺耳地尖叫：“死人啦！有人被杀啦！”好像还有一个老汉紧张的声音。再往下，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她醒来的时候，是在一个村子的合作医疗站里。村里的拦羊老汉和娃娃把她弄到这里来了。赤脚医生已经替她止住血，他们问她是哪个村的，她不回答。不过她这个样子，别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追问。听口音赤脚医生也是北京知青，他打算叫人把她送到公社卫生院去。她不顾一切地坐起来，苦苦哀求不要送她去卫生院。赤脚医生不再坚持，她挣扎着要下床离去。赤脚医生同情地望着她，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
拦羊老汉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他的老伴替她换了裤子，又打了鸡蛋，熬了小米稀饭，让她吃下去。这是一个心肠慈善的人家，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老太婆一直在她身边照料着，嘴里一个劲地抱怨她憨、胆大，把命提在手里抡着戏耍，又抹着眼泪，说北京娃娃可怜，大人不在身边，啥遭孽事都会落到头上。她感激地望着这位好心的老太婆，只流泪，不说话。
晚上点灯的时候，老汉把老婆和儿子叫到另一个窑里。不一会儿，一家三口来到她面前。
老汉神色郑重地盯着她，说：“姑娘，是我救了你，救人救到底，这没说的。不过，你得跟我说实话，你是啥村子人，我们心里得清白，也好给你们村里报一声。要不出了事情，我们得担责任哩。”
她透过泪水看着他们，过了一会儿，才哽咽着小声说：“大叔、大妈，歇过这一夜，明天我就走。我忘不了你们一家人。”
老汉摇摇头，说：“不是撵你走。你这个样子明个也走不成。我想你明白，你是知青，这里头有担不起的责任哩。”
老汉的话是对的。她不能再说什么了。自己这个样子，不一定能挺下来，不能再给这家好心人添麻烦。她横了横心，告诉老汉，她是太古村的知青。
“太古村！在双阁公社，五十里路哩！”老汉吃惊不小。
“可怜天神神，咋能拖着身子跑这么远嘛！命都不要啦！”老太婆连声抱怨。
她求老汉的儿子跑趟路，去太古村把跟冠子叫来。
“官名叫王全民，小名叫跟冠子。”她详细地向小伙子叮咛，“进了村，下一个坡，朝西拐，从东往西数第四家，门朝南，门口有个石墩子。叫跟冠子来，不要叫别人。”
第二天天不亮，小伙子上路了。
天黑时小伙子返了回来。跟他来的不是跟冠子，而是队长派遣的另一个人。跟冠子出门不在家，小伙子便找见队长。队长打发一个社员，套上毛驴架子车，来接她回去。
一见来人，她就明白完了，一切全完了。她冒死企求守护的秘密，全揭底了。
我很少见到一个女人在我面前那样伤心地哭泣。揪心扯肺而又不出声音，两个肩头剧烈地耸动而腰身又缩成一团。我的心里酸溜溜的，不知怎样给坐在我对面小矮凳上的这位女知青以安慰和劝解。我不忍心再看她那极度痛苦的样子，站起来面向窗外，企图让心情变得平静一些。
此前，我去过一次太古村，与跟冠子交谈过，也与那位套着毛驴架子车接程幼芬回村的汉子交谈过，但从他们那里，我了解的情况太简单了。我也采访过村中的老人，他们所知道的仅是程幼芬怕丢人，才跑那么远去折腾身子，再就是一点很深的感触：她那样折腾，居然能把性命逃出来。此外再也讲不出什么，彼时彼地程幼芬精神和肉体上的那种惨痛经历，人们并不十分明了。而在此之后，回到城里，我曾和妻子去医院看望一位刚做了母亲的年轻朋友。年轻产妇抱着婴儿，娇嗔地责骂在一旁傻笑的丈夫，讲述生产时痛不欲生的体验。在她觉来，她所经历的痛苦，恐怕在人生中是无与伦比的。我给她讲了程幼芬的经历。她不信，说我讲的是小说情节。“即使有这回事，放在我，才不那样干哩。”她退了一步又说：“我就叫那男的送我去医院，弄吃弄喝，然后由他蹲监坐牢去。”
看来人们的想像能力、理解能力，在程幼芬的行为面前，都显得迟钝和落后了。
公社院子里，两只麻雀正在打架，忽儿从树枝间翻飞到地里，忽而又从地面翻飞到树枝上。一只花狸子老猫，三只爪子伏在地面，一只爪子搭在树干上，脑袋时上时下地扭动，死死盯着肆意嬉闹的两只麻雀。远方的天空飘浮着白云，是高原上那种常见的淡淡的白丝丝云。
我身后的抽泣声还在继续。我又回到座位上，同情而又充满感伤地望着她。她站起来，从门后扯下一块毛巾揩脸。她的眼睛红红地鼓胀起来。回首痛苦不堪的往事，咀嚼已经沉淀下去的苦酸，对她来说一定是残忍的。我的心里涌上一种深深的歉意。她重新坐回矮凳上。炉子里的火早已熄灭，她把稀饭锅端下来放在地上。我让她先吃饭，她摇摇头，拿起火钩子，在地面的砖缝间慢慢地一下一下地勾画。
被毛驴架子车拉回村，躺在她的窑里，跟冠子和他的父母亲并不敢明打明地过来照顾她。他们怕得要命，慌张得不知如何是好。队长派了一个妇女白天经管她，给她做饭，到了夜里，那个妇女走了。他们才敢过来，送点吃的喝的，来去像做贼一样躲躲闪闪。从他们口里，她知道沈小兰与跟冠子不停地吵闹，她伤害了这位昔日的好伙伴，心中抱愧，很怕见到她。而沈小兰也一直没到她的窑里来过。
回村后的第十天，她悄悄收拾了一些随身带的东西，打算去西宁表姐那儿。她只给跟冠子说了一声。跟冠子没有拦挡，看来他挺愿意让她躲一躲，他给她五十块钱。她的钱不够，收下了。
到了西宁，她没对表姐讲实话，只说是来玩玩。白天，表姐一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屋里只剩她一个，她便昏昏沉沉地躺下休息，快下班了，她硬撑着离开床，开始帮表姐准备饭。腰一直疼痛得厉害，干什么都得哈着腰，而一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她便立即咬牙打起精神，装出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快步敏捷地走路，喜笑颜开地讲话。她庆幸自己这一切还都能做得出来。表姐早就发现她的脸色过于苍白，又见厕所里她丢下的纸常不干净，疑心地询问她。她只推说有点贫血，例假不正常。她不能让表姐知道。脸面已经丢到太古村，不能再丢到西宁来。说什么也得瞒住。表姐一知道，肯定会告知家里父母，那时候她就会把老人气死了。
饭后，表姐一家人又去上班上学，她便垮了似的倒在床上动也不能动了。
身在遥远的西宁，但她仍然不时担惊受怕地猜想村子里可能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有人张扬出去？公社会不会知道？跟冠子会不会平安无事？这一切她心里都没底。她摆脱不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折磨得她惶惶不可终日。
愿老天保佑，一切都平平静静地过去。
然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双阁公社两名外调干部突然敲门而入。公社获悉发生在太古村的事情，找她了解情况，却不知她的去向。问跟冠子，跟冠子推说不知道。为了寻找她，公社派了两名干部专程赶到北京，得知她没回京，再根据家里人的介绍奔到西宁。
一见到他们，她就知道事情难以收场了。
至此，表姐一家方知她来西宁的真相。
她不顾表姐苦苦哀求和劝阻，立即动身回到陕北。
一进村子，她就得知跟冠子已被公安机关拘留了，不过人没关在拘留所，而是在县医院里。那天，公安人员坐着吉普车去抓他，进村后，知道他在水利工地上。吉普车开到水利工地，正赶上炸石头放炮。车子在警戒线外停了一会，炮声响过，开了进去。可是他们仅仅晚来了一步——他们要抓的人，就在刚刚炮响时，被落下的石块砸中了脑袋，他们看到的是人们正在抢救跟冠子的场面。于是，警车变成了救护车，把跟冠子送到医院保外就医。
被石头砸伤了，又被抓起来了，跟冠子完了。程幼芬自己也像被石头砸中一样，瘫倒在她的窑里了。
跟冠子的父母听说她回到村里，匆忙赶来，哀求她想办法救出跟冠子。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救跟冠子只有靠她了。
是的，只有靠她了。她不能束手眼睁着看他被关押、被判刑。她必须行动，必须拿出办法来。
第二天，她来到县医院。
沈小兰在这里护理跟冠子。看见她，沈小兰显然吃了一惊，不过没有理她，脸色很难看。跟冠子躺在床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看来伤势不轻。他见她走进来，更是吃惊，挣扎着想欠起身，被沈小兰一把按住：“躺下，别动！”
三个人都沉默着，谁也不说话，场面异常尴尬。
过了半天，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程幼芬转身走出病房。
她来到县公安局。
接待她的是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公安。她告诉对方，她就是程幼芬，那个跑到野外生孩子的北京知青。她说：责任不在跟冠子身上，责任完全在她，是她主动找的人家，希望公安机关放了跟冠子。
对方惊异地打量着她，显然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说：事实他们已掌握了，抓跟冠子没有错，希望她不要包庇他，接受教训回去好好休养身体。
她不改口，咬定是她的责任。
对方态度变得严厉起来：“他有女人，而且也是个北京知青。有人反映他是先给人家搞上孩子才结了婚的。结了婚，成了夫妻，事情也就不予追究了，可他还要继续胡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怎能轻易放过？”
她心里一片绝望，懵懵怔怔地从公安局出来，走到大街上，不知去向。在一家百货商店门口，她坐下来，想把乱哄哄的脑子理出一个头绪。她反复思考公安局的人说的那番话，渐渐地生出了一个主意。
用这主意也许能够救出跟冠子。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这主意是：沈小兰与跟冠子离婚，她再同跟冠子结婚。“结了婚，成了夫妻，事情也就不予追究了。”这是公安局那人说的。要不，跟冠子一辈子完了，沈小兰一辈子也完了。上次公社批斗会上抓的那个会计，已被判了十五年。
然而，沈小兰会不会同意？怎么向她开口？
程幼芬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在城外的马路上盘旋来盘旋去，又在城西的小河边坐了半天。天将黑的时候，她咬咬牙，鼓起勇气，再次来到医院。
沈小兰不在病房里。她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天天很早就去旅馆里歇着了。跟冠子指指一只小方凳，让程幼芬坐下，问她从西宁跑回来干啥。她没有对跟冠子讲她的想法，只让他把责任往她身上推。他闭眼微微摇晃缠裹着绷带的头，告诉她：啥事也不顶了。
她没有在病房久留。在旅馆里，她找见了沈小兰。
沈小兰依然是冷冰冰的态度，矜持地招呼她坐下。沉默。令人窒息的尴尬。沈小兰不说话，程幼芬便不知怎样开口。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不知过了多久，当两人同时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双双眼里都蓄着泪水。谁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两人一下子搂抱在一块，失声痛哭。
两个年轻知青，一对被苦难无情折磨的女人，就这样，在县城小旅馆的房间里，在伤心的泪水中，就以后谁来充任跟冠子妻子的问题，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沈小兰退让了。事不宜迟，她答应尽快和跟冠子办理离婚手续。
商定之后，两人搂抱在一块，又是一阵大哭。
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跟冠子木然地在申请书上签了字，公社没打绊就批了。
然而，程幼芬申请与跟冠子结婚，就不那么容易了。她跑公社，跑公安局，人家非但不批，反而将此看成一个笑话：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被损害的女人要求与损害她的已被拘留的人犯结婚。这种事太新奇、太荒唐了。
程幼芬顽强不屈地坚持着自己的要求。为此付出了多大努力？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人们只见她脚上肩上时常蒙着一层黄尘，焦灼火急地穿梭于公社和县城之间。她好像不知饥寒劳顿，口袋里装着跟冠子的父母给她做的干粮，跑了一圈，回到村里干粮仍在口袋里装着，隆冬天气，滴水成冰，她的脸被刺骨的寒风吹得通红，嘴唇干裂，耳朵手上生起了冻疮。谁的劝阻她也听不进去。北京家里知道她的事情，来信劝她，骂她，警告她不要再傻下去，早早谋求新的出路。她不去理会。绝望的跟冠子也劝阻她，她还是那句老话：“什么事你都往我身上推。”她太善良了。因这善良她才决心用自己终身的命运作抵押，去营救那个给过她些许快慰也给过她无限痛苦的人。不到黄河不死心，她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被动的是法绳已经套在跟冠子的脖子上，主动的是结婚的自由谁也不能剥夺，法律必须同样予以认可和保护。她四处奔走，寻人、讲理、哭求、威胁、吵闹、赖着不走……一切可以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她惹恼了不少人，也感动了不少人，然而冷冷冰冰的法律却无动于衷，跟冠子伤好后，即刻就被从医院转送到拘留所森严的高墙里边。
程幼芬更是火烧火燎，情急如焚。事态的不可逆转把她逼上绝路。她豁了出去。
在县公安局门口，她开始静坐了。
小小县城一时被搅成一锅滚粥。机关里的干部、商店里的售货员、医院的医生护士、理发馆的理发员、剧院里卖票的、学校里的教师学生、进城的农民……都涌到公安局门口看新奇，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闹得最热闹的时候，人们不时听说这儿绝食，那儿静坐，可是Y县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如今，这个双阁公社太古村的女知青打了头一遭，而静坐的原因以及风传的这个姑娘的经历，又给围观的人们增添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人们议论纷纷。程幼芬什么也不管不顾，只要求结婚，要求放人。对从公安局出来的人这样要求，对围观的人群也这样要求。她脑子明显受了刺激。她的脸色是一种可怕的苍白，目光铮亮而又执著。公安局的人先是劝她离开，劝不下，又要拉她去里边谈，她仍然不起身。县知青办的人来了，县革委会的人也来了，谁也对她没有办法。静坐坚持了三天。
第三天傍晚，公安局的人把一封电报交给她。是北京家里给她拍来的。公安局的人实在没办法，给她父母挂长途电话，讲了这里发生的事情。父母亲在电报上说，如果她还要闹下去，他们就从北京赶来碰死在她的面前！
她怔怔地看着电报，犹如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慢慢地高高地把脸扬起来。突然，“哇”地放声大哭，扔了电报，发疯似的向公安局大门里冲去……
当然，事情不能就这样结束。她能行动，就不能罢休，她仍然劳而无功地四处奔走呼号，毫无作用地寻求支持和同情。她开始往地区跑，还打算跑西安、跑北京。她已经变得神经质了，在路上碰见一位素不相识的人，也求人家为她呼吁，告诉人家她爱跟冠子，她和她爱的人不能结婚。在地区她找公安局，找知青办，找革委会的头头脑脑。一连跑了两回。第二回地区知青办的人告诉她，他们立即给县上打招呼，解决她的问题，只要她不再乱跑乱闹，安安静静回县上呆着。她回到县上，然而，地区给县上的吩咐是，想办法解决一个招工指标，把她招到外地去了事。县上同意这样做，她却上当受骗似的又疯疯癫癫赶到地区。她什么也不同意，只要求放人，结婚。
僵持，仍然是僵持。她蹲在地区不走了。她不知道应该再去找谁。看来只有去省上，省上解决不了，再去北京。她的脑子已经不是那么好用，但决心、勇气还保留着，这两样东西足以够用，足以继续支撑着她。
恰在这时，听说省上一个大领导来延安检查工作。什么领导？不知道，她立即找到宾馆。领导没见到，却见到领导的秘书。她的哭诉显然使这位秘书动了感情。不知是这位秘书，还是那位大领导，随即便向有关部门指出：一个北京知青，愿意嫁给一个普通农民，立志扎根陕北农村，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不应责难，而应予以成全。
就这样，历经种种磨难，竭尽酸泪苦心，事情奇迹般的解决了。
在太古村，在跟冠子栽种的烤烟地里，我和这位幸运地被从铁窗救出并理所当然（似乎理所当然！）重新做了丈夫的汉子长时间交谈。我们蹲在地头。地雀子在尺把高的烟丛里鸣叫着钻来蹿去。长期高原上的风吹日晒，使得他的皮肤显得粗糙，但身板结实，从衣衫里裸露出的肌肉很发达。他拘谨而诚恳地告诉我：至死他也忘不了程幼芬对他的恩情。还说：从小家里就他一个男娃，娇惯着长大，养成一副野性子，想干啥就干啥，所以非栽跟头不可。他感动地对我说：和程幼芬结婚后，她只字不提往事，从来没有跟他算过旧账，对老人也很好。沈小兰后来招工出去了，给他留下了女子，程幼芬把那女子当亲娃娃一样抓养。即使后来他和她又得了一个小子，她也没有另眼看待那女子。女子把程幼芬也看做亲妈一样。
跟冠子讲得很动情。他担心我蹲久了会累，脱下一只鞋，在地上磕净鞋壳里的土，扔给我，让我坐在上边，我坐在他的锄把上，他把那只鞋垫在自己屁股下面。
他低着头，手里抓起一个土坷垃，捏碎；又抓一个土坷垃，又捏碎，叹口气对我说：“唉，咱对不住人家。人家这样待咱，咱有一阵心里还诡模溜道，不放心人家。这话说起来，叫人都恨，都耻笑。”
他指的是他想代程幼芬出去工作的事。
1982年，县上得到上边指示：给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北京知青安排工作。
跟冠子先听到消息，但他没有告诉程幼芬。
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陕北农村，几乎没有这样的事情——女人在外边吃公粮，拿国家工资，男人却在家里种庄稼，打牛后半截。有的只是男人在外干事，女人在家当家属。假如这种颠倒的事情出现在他的家里，程幼芬真的被招出去，他跟冠子像一个女人那样在家当家属，就太可笑了。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程幼芬一旦出去会不会变心？跟上他跟冠子有啥恋头？她为他已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即便工作后一脚踢了他，也没有啥对不起他的。他感到前景有些可怕。
他先没吭声，私自到公社跑了一趟，打探消息是否确实。
消息确实，国家真的要给这批人安排工作。
他不得不告诉程幼芬。先弄清程幼芬的态度也好，看她想不想出去，想不想离开这个家。
程幼芬不喜不忧，态度相当平淡，说：“出去也罢，不出去也罢，日子总得往前过，怎样对过日子有利就怎么办。”
跟冠子稍稍得到安慰。程幼芬既是这种态度，留给他的余地就比较大。过了两天，他又没吭声跑到公社。
他对公社干部说：程幼芬不愿意出来工作，同意由他来顶替。答复是：顶替不行，如果程幼芬本人不想工作，国家给一千块钱，此后便永远与知青脱钩。
事情不能按心思来，回到家里，忧心忡忡地思量了几天，他又拿定一个新的主意。
他对程幼芬讲：其实国家不只是给她这样的人安置工作，还给钱，两种对待由自己挑选。钱不少，一千块，一个农民一辈子也攒不了那么多。家里的窑太旧了，厦房也快住不成人了，得翻修。有一千块钱，家里啥问题都能解决了。一个女人出去工作，总不能不顾家里，两头子扯着，想轻松也轻松不了。所以他思来想去，觉得要了钱还是实惠。
程幼芬默默听着他的陈述，脸上冷冰冰的。她说她先去公社问问再说。
他不能阻止她去公社。程幼芬从公社回来，脸色难看极了。婚后跟冠子从来没有见过她有这样的表情。她把跟冠子叫到跟前，问他去了几趟公社，都说了些什么。跟冠子闪烁其词，她再也忍不住，泪水一下子冲出眼眶，冲着跟冠子大声哭嚷起来。
“我并不希图招工出去，不希图吃那碗轻省饭。要希图我早出去了。事情咱们可以商量，让你出去也行，人家不答应，我去说。我不怕呆在家里，不怕当农村妇女，不怕在地里刨挖吃苦。不怕，早就不怕了！把什么都赔在你身上，这次再赔上也认啦。可是你不该骗我、瞒我，不该三番两次背着我跑出去活动。一千块钱，你是看上钱？你就是怕我出去！女人出去了男人在家里不光彩！你这样亏人心，我也不让了，这次非出去不可。就是要出去，不要钱。有了工作就能挣钱，我攒钱，翻修房子我攒钱！……”
劈头盖脑一通伤心裂肺的数落，砸得跟冠子懵头转向。他羞愧得无言以对，抱住脑袋蹲在地上。
程幼芬被安置在双阁公社做会计。
公社离太古村不远，八里路。跟冠子三天两头跑来看她。程幼芬一离开家，他像守不住魂儿，在家里再也呆不安稳了。家里栽种了六亩烤烟，务弄烤烟费事劳人：春上育苗，先在火炕上育出小芽，再在塑料棚里增育。待苗儿长出五到七片叶子，再移栽到大田里。大田管理的活儿就更忙了：高垅培土、追施肥料、引水灌溉、锄地翻土、喷药杀虫、打顶尖、打根部的楔叶子……正是忙的时候，跟冠子却很少再去地里了。来公社他就要住下，一天两天，甚或三天四天。
开始程幼芬不好说什么，她知道他离不开她。后来想想不行，这样下去，地里的烤烟非荒芜不可。必须劝他回到土地上去。
“你是放心不下我？”一次跟冠子来了又要住下，她对他讲，“咱不能把地撂了，三天两头守在一起。咱一家几口人，靠什么过日子？我有工资，能接济家里，但还得靠土地，靠那几亩烤烟。我是你的人，有什么不放心的？你该好好作务那几亩地，我能抽出空，就回去帮你，反正不远，借辆自行车，一会儿就到家了，咱得从长想想。”
跟冠子知道她说得对，回去了。
程幼芬果真像她所说的那样，一有空就回到家里，看一眼两个孩子，袖子一挽便下了地。这个时候，她不像一个已经工作了的国家干部，仍像早先当农民一样，干起活来不顾一切，特别贪心。一般她是吃了下午饭后回家，下午饭后公社干部就没什么事了。她陪着跟冠子一直干到太阳落山，干到什么也看不见为止。回到家里，又给孩子洗洗涮涮，家前屋后打扫一遍，再收拾归整那些摆放得乱七八糟的东西。第二天天不明，又骑车返回公社。
这一年地里的收成不错。烟叶子打下来，该装炉烘烤了。烤烟是确定烟叶成色关键的一环，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烤糊了不行，烤青了也不行，火候须把握得恰到好处。跟冠子是个能人，他不请技术员，自己烘烤。烤一炉烟得三四天，程幼芬请假回家帮他。烤炉是间小房子，两个人终日呆在里面，一炉烟出来，跟冠子倒没显出什么，但程幼芬的眼红了，声哑了，嘴唇上起了一串燎泡，人整个儿瘦了一圈。
但是这一年，家里却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不光包住了一家人的生活，还有节余。跟冠子决心翻修那间破厦房了。
在跟冠子家里，我看见了一栋新盖起来的三间瓦房。在瓦房的厅堂里，我喝着跟冠子的母亲倒给我的茶，从跟冠子父亲的手里接过他们种植的烤烟叶，试着卷起来品尝那烟叶的味道，同时听着两位老人向我叙说盖房时的种种艰难，厅堂没糊顶棚，我留心到房脊的大梁上，有用毛笔书写的一段文字：
公元1983年岁次癸亥3月25日吉时建修竖柱上梁主木人王崇德男全民孙平定阖家之人吉祥如意大吉大利
倒着个儿还有一段：
谨志梓匠河南省温具扬万州 张玉祥
两位老人向我叙说，盖房时家里钱不够，粮食也不宽裕，可是跟冠子铁了心非盖不可，还说，既动一次工，就再扩展一下，盖它三间。程幼芬支持他的想法，把自个每月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全都交了出来。家里原先说过，她攒下的钱先给自个买辆自行车，人家干部都有车子，她没有，不光面子上不好看，公社家里来回跑也不方便。她不同意，说盖房当紧，还说她出去工作前就讲过，挣了钱先拿回来盖房子。盖房跟娶媳妇嫁女一样，是一场大事。可是家底子薄，不敢兴师动众，只请了两个河南匠人，叫了一个侄儿帮忙，又向亲戚和队上借了八斗玉米、二斗麦。动工后一家子齐上。程幼芬给公社请了一个月假，成了一个主劳力，扛木头和泥，搬土坯撂瓦，空中地上，啥活都干。一个月下来房盖好了，她累得躺倒三天。谁都说她干得太蛮了，就是男人，像她那样干也受不了。
老人言谈之中透出对儿媳的满意和爱怜。
我与两位老人交谈的时候，院子里，他们的小孙子平定正在玩耍。这小子挺淘气，爬上墙角一堆柴禾，嘴里喊着“一二”往下跳。老人喝止不住，这时，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放学回家来，把男孩子领到隔壁房间玩耍去了。
这小姑娘就是沈小兰留下来的孩子平芳。
在Y县，我没有见到沈小兰。她先是招工到县上，过了几年，远远地调到外地工作去了。她放心她的孩子吗？她的心里牵扯不牵扯这块地方？如今她生活得怎样？这一切，我都无从知晓。也许她已建立起幸福理想的生活，昔日的痛苦已淡化，或者只是一片被尘封的不愿翻动的记忆。她走了，她应该远远地离开，应该有新的生活。愿她幸福安宁。
但她的女伴、从她手里“夺走”丈夫的程幼芬是不能离开这块地方的，她还有行使不完的责任与义务。
1982年烤烟的丰收，使跟冠子发家致富的信心大增，1983年又种了一年。但这一年虫害严重，农药涨价，收获时天气又不好，六亩地的收入刚刚保本。跟冠子丧气了。他把土地转包给别人，领了一帮子人，自己当包工头，一年四季在外边包活干：盖房，修涵洞，砌公路护岸，给公路铺沙石……他把家里一摊，放心地甩给了程幼芬。
程幼芬是个要强的人，在公社工作，不愿让人说闲话，一心要把事情干在人前头，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还必须照应，她累得明显地消瘦下去。女儿平芳念书不错。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能帮着干点家务了，可是一旦她在家时，就不让女儿干，逼着孩子去做功课。她知道城里的家长是怎样抓孩子念书的，紧抓慢抓，升学找工作都难乎其难，农村教育水平比不上城里，还不督促紧点？不亲又怎么样？反正她把孩子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孩子长大，心里会有一杆秤。两个老人年迈体弱，尤其是婆婆常常心口疼。每次回家，她都要把馍替他们蒸好，牵着毛驴给缸里把水驮满，再洗涮一家人的脏衣服。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后，她才放心地回到公社。
好在这一年她买了一辆自行车，来去也方便。
双阁虽然是公社所在地，但算不上热闹地方，不过是一个村子多了几所公家机关，但公社领导人气魄不小，动员全公社各村各户集资八万元钱，在公社对面修建了一栋巍峨高大的戏楼子。戏楼子竣工后，请来县剧团作烘台演出。那一天，方圆村子里的人们，一溜一串热热闹闹来看戏。程幼芬回家把公公婆婆也接来了。
她拉着架子车，车上铺着褥子，让两位老人坐在上面。她先把他们拉到公社，在她的房间里，让老人喝了白糖开水，舒展了一会腿脚，然后再把他们送到戏楼子前。四乡里来看戏的村民们，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屁股下垫块砖头坐着。惟有这一对老两口，舒舒贴贴地坐在儿媳给他们搬来的条凳上，这就够让周围人们羡慕的了。不一会儿，程幼芬又买来两大包瓜籽，送到老人手里。公公婆婆也不推辞谦让，似乎还有点故意要在乡邻面前显示一派自得其乐的福相，一边悠闲地嗑瓜籽一边看着戏台上的演出，这愈发使得周围的人们刮目相看。
这天跟冠子也从修涵洞的工地赶回公社看戏。凡是认识他的人，见了他不说戏演得好坏，直夸他娶了个好婆姨。两个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人们用那样羡慕乃至嫉妒的眼光注视过他们，心里自然分外陶醉。戏一散，精神头好得不行，回到儿媳房里，不夸程幼芬，倒是兴致勃勃不歇气地臭骂跟冠子，说他黑了心，十天半月不回家一趟，忍心让媳妇公社家里两头忙活受罪。老两口异口同声地警告儿子：今后他若再敢有半点对不起媳妇的地方，媳妇啥态度不管，他们先跟他拼了老命！
吃了饭，把两位老人送回家，跟冠子返身回到公社。
这一夜，跟冠子在程幼芬面前流泪了。
他告诉她，他也不用再剁手指头，他的心，让她以后慢慢去看。假如他还是过去那个跟冠子，他就会让两个孩子、两个老人，让全村全公社的人，一齐来扇他的耳光子！
程幼芬也流泪了。
1986年，我再次到Y县，又往过去的双阁公社、现在的双阁乡跑了一趟。这次我没有见到程幼芬。她回北京探亲去了。依然在乡政府的院子里，我见到了跟冠子，不过这次他不再是牵着毛驴来送人，也不是来办其他什么事情。县上在年初，给与北京知青结婚的身在农村的配偶都安排了工作。跟冠子成了双阁乡合同制水土保持专干，吃上商品粮了。
他不像我上次见到那样拘谨，而显出一副洒脱大方的派头。他告诉我，现在家里啥都好，两个老人身体不错，他母亲心口疼的毛病，吃了些药，不太常犯了。老父亲身板好像比前几年还硬朗，不让下地还硬要去，甚至还能背三四十斤重的东西来双阁赶集。女儿平芳在石霞镇念初中，村里七八个娃娃小学一块毕业，连她一共才考上三个，小子平定念小学三年级，调皮捣蛋得不行，不怕他，但是怕他妈。盖房拉的账还完了，粮食上花销上都比早先宽裕了许多。言谈之中，他掩饰不住对家中生活的满意甚至是得意之情。他向我叙说了很多。他变得很健谈了。
我到双阁乡的时候，跟冠子（乡政府干部没人叫他这个名字，都叫他的官名王全民）马上要去县水利局参加一个水土保持方面的会议，只与我聊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他走后，我来到太古村。
在跟冠子家里，我见到了身体果真显得比前几年硬朗的他的父母亲。两位老人像他们的儿子一样对小日子感到舒心。老汉对我说，他的寿材已经割好了，是程幼芬托熟人弄的木头，二寸半的红松料，料不错，匠人的手艺也不错。眼下正想法子给老婆子弄木头，去集上买吧，尽是杂木，程幼芬说还是要弄松木料。这里做寿材讲究柏木，下来就是松木。柏木这些年很少见了。老太婆很得意她的牙齿好，还能咬动干馍蛋。说到干馍蛋，她又说到孙女平芳。平芳刚到石霞念书时背馍，一个礼拜回家背一次。娃在学校里怕馍拉丝长毛，一到礼拜二、三就把馍掰开，晾成干馍蛋，拿开水泡着吃。程幼芬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叫娃上了灶。老太婆说到这里，突然气愤起来。骂平芳是个憨女子，憨得没有一点心眼儿，做出的事情由不得叫人伤心。
原来，在外地工作的沈小兰，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悉女儿平芳在石霞镇读书，也许是压抑不住思念女儿的感情，给平芳往学校写了一封信。平芳对家里谁也没讲，给沈小兰回了封信。随后沈小兰又给平芳寄了一条拉毛围巾。收到围巾，平芳大概觉得不给家里讲不行了。便对程幼芬说了此事。程幼芬没有料到沈小兰暗地会与女儿联系，想不通，一下子就哭了。平芳见她一哭，有些害怕，也有些后悔，抱住程幼芬也哭起来，母女俩哭了一场，程幼芬转念觉得沈小兰也可怜，亲生女儿不能见，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写封信，寄点东西，不算太逾外。同是女人，她能理解沈小兰的感情。她迫使自己变得豁达一些，问平芳想不想见生身母亲，要是想见，待到再长大一些，家里给路费，让她去见亲妈。平芳哭着直摇头俯在程幼芬的怀里，说：“你跟我的亲妈一样，我就把你看做是亲妈。”弄得程幼芬又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早已过去了，跟冠子的母亲只是突然想起来，才又重新把它提起。老俩口还对我说，这阵跟冠子对程幼芬很好，给程幼芬买丝光袜子，买丝绵袄。刚一到乡上工作，跟着乡长去延安办了趟事，回来给程幼芬买了一身西服套装，程幼芬不好意思穿，一直藏在箱子里。老俩口说，儿子对媳妇再好他们也没意见，人家对得起他，他该疼人家。
对于跟冠子类似的评论，在双阁乡政府的干部中，我也听到了。乡干部对我讲，王全民把婆姨当宝贝一样服侍，婆姨的洗脚水都是他打他倒。婆姨回北京，从山西走怕坐不上卧铺，多花几十块钱绕道西安。他亲自送到西安，为买卧铺票，硬挺在售票处受了一夜洋罪。乡干部们讲这些，态度是认真的，但也含有某些对跟冠子的戏谑成分。
石头揣在怀里也能暖热。我想，程幼芬对于跟冠子所付出的一切，完全应该换来跟冠子今天给予她的这一片心。她应该得到幸福。
我从双阁返回县城，在大街上，碰见开完会议的跟冠子。我们站在大街上又聊了一阵。我问到程幼芬从北京回来他还去不去接，他说不用接了，回来走山西这一路，从北京上车是始发站，票好买。他忽然笑了，说：“唉，你跑来跑去了解我们的事情，其实我们是一对冤家。”
“冤家？”
“这是程幼芬常说的话。老戏上不是女人常把自个的男人叫冤家吗？她借戏上的话这样说我。”
我恍然大悟。又恨又爱，离不开，摆不脱，不就成了“冤家”？
我不知今后程幼芬还会不会使用这个词儿。即使再使用，但愿她是笑着说的。
文章选自《苍凉青春》作者：白描 图片来源：网络
白描：原名白志钢。陕西泾阳人。中共党员。197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1982年调陕西省作协，曾任《延河》文学月刊主编，省作协书记处书记。1991年调北京，历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专家工作通讯》杂志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国国际人才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等。1999年调中国作协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编审。曾任全国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委会副主任，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奖项评委。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苍凉青春》、《人兽》，长篇纪实文学《荒原情链》、《陕北：北京知青情爱录》，中短篇小说集《恩怨》以及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散文等约300万字，任《遭遇昨天》等多部电视连续剧编剧。报告文学《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1992年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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