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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祭坛》错错错

《青春祭坛》
错错错
作者:吴苾雯

●满村贺婚喜,谁知新娘苦
●当了扎根典型,必须安家农村
●相识不相爱
●舆论可以杀人
●妈不认这门亲,也不认你这个女儿
●讲到伤心处,凄然话荒唐
●当初,是他们让我当典型,让我扎根,让我找农村对象;今天,他们不能不管啊!

——女主人公

这一天,三角洲村激动得发抖!


“噼噼啪啪……”鞭炮从它发明的那天起,就与中国人的喜庆结下了不解之缘。


“仁茂结婚!快看看去!”


全村的男女老幼脸上带着喜气,拥到贴着大红喜字的李家。


在一片恭喜声中,新郎李仁茂有点晕乎乎的。他偷偷瞄了一眼身边的新娘,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的罩衣,秀丽的圆脸红扑扑的。


在他的眼里,她是陌生的,从谈恋爱到结婚,整整三年他们才见过四五次面!

新房里,家具没有上油漆,穿衣柜上没有镜子,一切都是那么简朴。可是,这种简朴更加深了人们对新娘骆姣枝的敬重。然而,新娘的心里却涌动着一股苦涩味…

1973年,骆姣枝被卷进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一个初春的早晨,汽车载着她和同学们向离县城30多里地的联心大队奔去。同车的同学,有的在暗暗抹眼泪,有的兴致勃勃地高声谈笑。骆姣枝茫然地望着车外,她刚刚遭受了一场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


高中毕业前夕,部队到县城招女兵,姣枝在几百名应征女青年的竞争中,成了唯一的佼佼者。接兵的首长给她发了新军装。当她穿着新军装站在镜子前时,一种坚实的快乐充溢了她的身心。辛劳了大半辈子的妈妈,高兴得抹泪。在外地工作的大哥赶回家给妹妹送行。骆姣枝成了只有几万人的小县城里的新闻人物。


可是就在新兵启程的前一天,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她,把她的全家震呆了:县里一位科长的女儿悄悄地挤掉了她!得知这一切,姣枝悲叫一声,昏倒在地上。


晚上,接兵的张指导员脸上积着铅云,脚步沉重地来到她家。他把一份材料递到姣枝面前:“干部的女儿能当兵,难道工人的女儿就不能当兵?”


“你签个字吧,我到上面去帮你告!”这两天他在县里已经为姣枝作了最大的努力。


姣枝一下子扑到妈妈面前,悲愤地哭喊着:“妈妈,为什么我不能当兵,为什么啊!”母亲流着泪颤抖着嘴唇吐出几句话:“孩子啊,你没有好爸爸,没有当官的亲戚。你,你就别怨爸爸妈妈吧…,,”


姣枝不吃不喝,她哭啊,哭得嗓子嘶哑,哭得气息奄奄,她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


县城里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纷纷找上门,愤愤不平地叫她去告。


“去告,告得赢吗?”大哥看看虚弱的老母亲,看看躺在床上瘫痪的姐姐和几个年幼的弟妹,他摇了摇头,“姣枝,你就忍了吧。要记住,你没有靠山,只有靠自己。”


是啊,哥哥的话是对的。靠自己,我要靠自己走出一条路!骆姣枝坐在颠簸的车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她开始“靠自己”了。百把斤的担子,她挑起来就跑,那件打了不知多少块补丁已看不出本色的衬衣,一天到晚湿淋淋的。插秧薅草她总跑在前面,收工她走在最后。


一起来的同学们十天半月回县城一趟,带回些鱼肉,零用钱。骆姣枝不回去,她咬着牙忍住对母亲和弟妹们的渴念,默默地拼命地干着,她要用汗水引起领导和乡亲们对自己的注意,她不为别的干,就为了一个好印象,就为了将来有人推荐她走出这块土地。


人们终于注意上了这个穿得比他们还要差,吃的比他们还要坏,跟他们一样拼命干活的瘦弱的姑娘。她被抽到大队民办小学教书。


她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们身上,每天夜晚,她都在教室昏暗的灯光下给学生补课。孩子们喜欢她,家长们敬重她。


大队领导看她是棵好苗子,又把她从学校调出来,担任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看到当地文盲多,她办起了大队扫盲班。半年后,成绩卓著,团县委在这里召开了扫盲现场会。


姣枝的名字终于被大队以外的许多人知道了,被公社领导知道了,他们欣喜地发现,这个女知青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典型。于是,她被调到公社扫盲学校当了校长。不久,又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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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她经受更大的锻炼,公社党委又让骆姣枝回大队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她没日没夜地干,足迹踏遍了全大队的角角落落;她风里雨里,几乎每块田里都洒下了她的汗水,脸上晒得脱了皮,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老茧…,…,


骆姣枝的名字在一次又一次的宣传中,越传越远,她成了全县知识青年中小有名气的先进典型了!


典型,在那个年代里,意味着什么?对于“靠自己”的她来说,当上了典型,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对她的个性,究竟是一种完善还是一种压抑?姑娘还太年轻,对于这些,她没有想,也不愿想,只是暗暗感到庆幸。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县知青办主任的家的。周围笼罩着深沉与神圣的寂静,暮色无声地降落在天地之间。


“小骆,你是党员,是典型,任何时候都要起带头作用。你想想,这些年没有组织上的培养,你能有今天吗?党号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你要听话啊……·”她的眼前出现了知青办主任那张忧心忡忡的脸。老主任高烧40度,脸烧得通红,说话有气无力,但是,她还是把骆姣枝喊到床边,对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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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上午的全县知识青年大会上,不少知识青年跑上台,慷慨激昂地表态,要扎根农村,要一辈子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大家的情绪都是那么高涨,口号喊得震天响。这些人都是有门路有办法的,我能和他们比吗?骆姣枝没有上台表态。她拘谨不安地低着头坐着。她感到背上有许多双希望的、疑惑的眼睛盯着她。上台吧,一个声音在叫她,你是党员,又是典型,这种场合你应该带头。不,我不愿意扎根,我不说假话,我想离开农村。当初,我并没有想入党,想当典型,我只是想好好干,早点被推荐走…这种话,当然不能说。不能说就不说,总比说假话好。


她用一种执拗的天真,保持了缄默。


散会了,她站起来,这寒冬腊月里,她的衬衣竟全湿透了。几个刚才在会上表了态的姑娘,昂着头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向她投过来一撤冷冷的,鄙视的眼光。她到食堂吃饭,一些人端着碗,交头接耳,朝她指指点点。她感到脸上发烧,好像一下子矮了一大截。


下午,学习班临时改变了原来的日程安排,不接着开大会了,党员过组织生活。会的议题是:对骆姣枝同志进行帮助。各种言辞激烈的指责包围了她,使她感到震惊,感到头晕。她想申辩,但话没出口,就感到那辩白是那样地无力。她潸然泪下。主持会议的人见她哭了,以为她觉醒了,悔悟了,宣布散会。


在这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寒冬的夜里,骆姣枝踟蹰在县党校的院子里。老主任的话,生活会上同志们的批评,使她自责,她为自己的思想不纯洁感到羞愧。她在内心深深地自省:我愧对党啊,没有党,哪有我骆姣枝。父亲去世后,组织上每个月都给我们送来生活费,使我能上到高中毕业。我愧对组织的培养,这几年,各级领导,一步步扶我成长,我的每一点进步,每一分成绩,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我怎么能忘记这些。…可是,我靠自己的努力,难道就是为了换一个扎根的典型吗?只有像她这样真诚的人,才会有这么多的自责和矛盾。


“小骆,今天晚上的大会,你可要发言啊,”她记起了老主任的话,快步向礼堂走去。


在一双双眼睛的注目下,她向台上走去,不知怎么,她感到两条腿是那样地沉重无力。站在台上,她抖索着嘴唇终于说出了:“我,我坚决扎根农村,在农村干一辈子……”该死的眼泪却在这时夺眶而出,她说不下去了,捂着脸跑下了台。


她哭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当时为什么哭。但是,领导的解释和台下听众的解释是一致的:她是激动得哭了。


骆姣枝成了典型中的典型。连她自己也弄不明白,当时那么多人都表了态,为什么只有她成了典型中的典型。事情过去了若干年后,她苦笑着说,或许是当时的领导认为我没有靠山没有后台,飞不了,抓我这个典型保险,靠得住。而今,她有过瞬间的动摇,这样的典型更有教育意义,更有说服力,更具有典型性。她这个普通的工人女儿的手,被县长握过,被县委书记握过,被一个个含着钦佩眼光的知识青年们握过,她成了全县知识青年中引人注目的一面旗帜。

时间一晃,到了1976年下半年,骆姣枝带着农村户口,借调到县知青办工作。当初表态扎根农村连舌头都不弯一下,并且指责批评过她的知青,却有不少已经远走高飞了。


一天,公社书记和妇联主任来找骆姣枝。“姣枝,你23了,该找对象了。你是扎根典型,要真正扎下根,就要找个农村对象…...”


姣枝愣住了。她还真的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是呀,扎根就意味着在农村定居,就意味着要找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对象,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子孙。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才是真扎根。当初,自己不是表了态么,说出去的话,怎么能收回来呢?


看她不吭声,公社书记说:“姣枝,我们帮你物色了一个,就看你的态度了。”


谁?

李仁茂!

他?


李仁茂和姣枝是一个大队的,仁茂住6队,姣枝住7队。姣枝离开大队前不久,仁茂才从部队复员回乡,担任大队民兵连长。

没几天,姣枝就到县知青办来了。她对他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觉得这个小伙子话不多,好像很憨厚,虽然长得不算好看,在农村的男青年中,也算是个出众的。


姣枝点了头。


没几天,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大队级以上的农村于部都聚集在县城里。李仁茂红着脸来找姣枝。

“你来了。”

“嗯。”


两个人尴尬地坐着,都想找个话题打破难堪,可是搜肠刮肚怎么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坐了一会儿,仁茂起身告辞,他眼睛望着旁边丢下一句话:“有事写信。”


“嗯。”


这一分手,将近半年,他们没有见面。断断续续通了几封信,那信上也无非是谈谈近况,问问寒暖。没有缠绵悱恻的思念,也没有山盟海誓的诺言。他们的恋爱按照农村那种古朴的方式进行着。


骆姣枝自己也没想到,最后她会作出那种让大家惊愕,又让大家无可奈何的决定。


她到知青办后,老主任放心地把知青档案柜的钥匙交给了她。从最底层浮到上面,使她看到和听到了许多使她震惊,使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事。县里那些干部的子女竟没有一个在农村扎根的。


靠着爸爸妈妈,早就回城了。当年和她一起表态扎根的坚定派,也快走完了。


一天深夜,急切的敲门声把她惊醒了。来的是一位武汉下乡知青。当年,扎根表态会上,她是第一个站出来表态的;在党员生活会上,也是她指着骆姣枝说她不配党员的光荣称号,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有事吗?”姣枝问。


“嗯,是这样,我父亲……”她结结巴巴地说着,脸色通红。


骆姣枝终于听明白了。这姑娘父亲的单位来招工,点着要她。她是来取档案的。


骆姣枝掏出钥匙,给她取出了档案。她高兴地拿着档案道了谢。


不知怎么,骆姣枝从那眼神里,看到了得意、怜悯和一丝讥讽。她可怜她,可怜她没有一个好爸爸,只能永远在这里扎根。她讥讽她,典型有什么用,充其量也不过当个农村干部。她肯定听说了自己在农村找对象的事。


突然,一种幻灭感产生了。她感到躯体内有一种什么东西正在悄悄离去。她摇摇晃晃地向宿舍走去。


什么扎根,什么干一辈子,都是骗人,都是为了捞一张到城里去的通行证。她感到自己被欺骗,被愚弄了。


她又想起了那次当兵所受到的屈辱,一个科长,就可以把她踢得远远的。她又想起了妈妈的话:“你没有一个好爸爸,没有当官的亲戚……”她又一次实实在在地认识到权势的力量。


“我不当这个典型,我要让你们失望,我要走……”瞬间她下了决心。


凡是真诚的人都是固执的。真诚而固执的骆姣枝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报复欲望,她要报复那些愚弄、欺骗了自己的人!


没多久,武汉市一家建筑公司到县里招工。那时,知识青年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况且这个单位流动性大,工作艰苦,没多少人愿去。骆姣枝找上了门。招工的已耳闻了她的表现,当然满口答应。


她去找公社书记,提出要走。书记愣了半天,问:“小骆,你怎么突然想走了,你不是决心扎根么?还有仁茂,这怎么行呢!”


骆姣枝这次是破釜沉舟了。她咬咬牙:“书记,这次放我走,我和仁茂的婚事就成;不放,这婚事就不成!”


那么多的扎根典型不是都走了么?骆姣枝完全可以据理反驳,可是,她还把连同扎根一起施加给她的婚姻,作为恪守的“信物”。


“软弱,你的名字叫女人!”连处在固执的反抗之中的骆姣枝,也仍然被这位西方哲人不幸言中了!


从填表到办完户口只用了三天。当听说姣枝要走时,仁茂没说什么,他只是默默地东跑西跑,帮她办好了一切手续。


汽车开动了,看着渐渐远逝的村庄,她的眼睛潮湿了。能说她对这里没有依恋么,这里毕竟是她生活了4年多的地方啊!她在这里流过泪,洒过汗!在这里,她苦恼过,但她也欢笑过,她在这里做过圣洁的梦,虽然这梦破灭后,留给她那么多的苦涩。

远处,那片村庄像团灰色的云,低垂着。她感到自己身上还被根扯不断的线拴在那里。是啊,那里还有她的对象李仁茂。

“小骆,你的信!”有人喊她。谁来的呢?是仁茂吗?这段时间,她心烦意乱,已经有一个多月没给他去信了。


信封上的字是陌生的。她拆开信一看,是公社书记写来的。


“……小骆,听说你好长时间没给仁茂写信了。你是党员,要注意影响,不要做不讲良心道德的事。你是我们看着成长起来的,我不能看你犯错误……”

进城两年来,和仁茂的关系一直这么不冷不热地维持着。学徒期间不能恋爱,她向一切人隐瞒着这个秘密。但是,这桩婚事却直像个包袱压在她的心上。她犹豫徘徊,她感到痛苦,但这种痛苦又无处诉说。如果他们曾经深深地相爱过,也许甜蜜的回忆会加固爱情的基石。可是他们相识,并不相知、相爱。进城两年多来只见过一次面,断断续续地通着干巴巴的信。她千百次地嘲笑自己当初太荒唐,太幼稚,但是,却不敢在生活的道路上,重新迈出哪怕半步。甚至想一想都不寒而栗。舆论,舆论是可以杀人的呀!


学徒期满后,不少热心的老大姐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了。一天,一位老大姐笑着问她:“小骆,别人给你提对象,你总推,是不是有了哇?”她脸一红,只好点点头。


“在哪儿?”

“乡下。”

“干么事的?”

“农民。”

“咦……”老大姐惊奇地张着嘴。


姣枝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关心,但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是啊,如果这桩婚事成了,她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别人会施舍给她多得盛不下的同情和怜悯。她也会遭人议论,议论她傻,嫁了个农民。可是,如果她抛弃了农村的对象,那些准备送给她同情和怜悯的人们,那些议论她傻的人们,马上会聚到一起谴责她,指着她的脊梁骨骂。


喜新厌旧,历来是千夫所指、十恶不赦的啊!


人们可不管你这桩婚姻形成的背景、原因。他们只知道,抛弃别人的人是不道德的,被抛弃的是可怜的,人们向来只同情弱者。


他们宁愿看着你背着痛苦的十字架,在人生的路上蹒跚,陪着你洒一掬同情的泪,也不愿你扔掉十字架,重新开始生活。


善良、率真、愚昧、糊涂的人啊!


何去何从?!她提起笔给李仁茂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她准备回三角洲。

一列慢车喘着粗气在一个小站停下了。骆姣枝走下火车。绵绵不断的雨丝,在大地上空扯起了一张密密的网,远处的一切都是那么模糊不清。她在雨中,朝五六里外的三角洲村走去。

还是泥泞的小路,还是灰蒙蒙的村庄。这几年,外面的世界在剧烈地变化,而这里似乎还是那样安静,那样古朴,它安静古朴得像一只古老的石磨,严肃地、单调地唱着一只沉重的歌!


当她的身影出现在村口时,三角洲村人惊呆了,他们窃窃低语:她回来干什么?退婚?……然而,他们马上又脸堆着笑围上来。


姣枝,回来啦,我说你不是那种不讲良心道德的人,这不,到底回来了。”


姣枝,仁茂等了你几年,没白等啊!”


她笑着和大家寒暄着,心里却在暗暗地哭泣。


她和仁茂默默地沿着村外的河沟走着。他们自相识以来,还是第一次在一起散步。他们都感到心情沉重,沉重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在沟边的草地上坐了下来。仁茂双手抱着头坐着,一动不动。姣枝侧过脸,蓦然,她看见一张满是泪水的脸。这张脸在痛苦地抽搐,厚厚的嘴唇抑制不住地哆嗦着,却没有哭声,甚至没有一声叹息。他要用多么大的毅力才能压抑住那从胸腔内冲出来的哭声啊!


她突然觉得自己太自私,自己千百次地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平,可是命运对他公平吗?在部队,他也是个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入了党,正准备提干时,部队改编,让他脱下军装回乡了,这几年,没有一句怨言地苦苦等了自己几年,他今年30岁了啊!

过了好一会,仁茂从胸腔里迸出一声重重的叹息。这几年,他承受了多么大的舆论压力啊,村里人说他攀高枝,总有一天,要摔个嘴啃泥,连弟弟都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许,他早该自知之明,趁早撒手,但是自尊心,还有那么一点虚荣心,使他不愿让别人看笑话。他知道,如果他一个跟头栽下来,在三角洲村人的眼里,他就会成了一个永远被嘲弄、被耻笑的可怜虫。他又常常在内心自责,鄙视自己的自私。这种难言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姣枝,我们的事,你自己拿主意,我不会怨你……只希望你早点告诉我。”


第二天,她离开了三角洲,沿着泥泞的路,赶回了县城老家。


“妈,我要结婚了。”


“对象是谁?”母亲紧张地问。女儿那年离开农村进城时告诉她,在农村找了对象。她又急又气,把女儿狠狠地骂了一顿,告诉她,要是那小子敢进门,非打断他的腿!这几年,从没见那小子来,女儿每次回家来,又总是心事重重的,她也不敢多问。


“李仁茂。”


“他!”母亲气得差点昏了过去。


“你在哪找不到个对象,偏找他,背上这个包袱,以后怎么办?


母亲哭着说。她从心里可怜女儿,从小吃了那么多苦,参加工作后,为了补贴家里,每个月只留10元生活费。20几岁的大姑娘了,从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她常常想起来就落泪,她不能看着女儿过一辈子苦日子。


“妈,你就答应了吧。”姣枝凄苦地哀求。


“妈不认这门亲,也不认你这个女儿。”母亲狠狠心说出这两句话,又老泪纵横。


女儿哭着离开了家。


结婚前夕,她将同事们凑的200多块钱寄给仁茂的弟弟,让他帮在县城里买几床被子,买两口皮箱,工作几年了,她身上竟无一分钱积蓄。


1979年11月24日,她拎着一个旅行包来到三角洲与仁茂结合了。

婚后的生活是平淡清苦的,也是平静和谐的。仁茂仍然在三角洲种田。一年后,他们有了儿子俊俊。孩子给这个平静的家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苦恼。姣枝的产假满了,要回武汉上班,可是孩子怎么办!这时,她已经是公司团委书记了。她常常要跟着施工队东南西北地奔波,怎么带孩子呢!


“俊俊放在家里吧,我带。”仁茂说。


她流着泪亲亲儿子,狠狠心走了。

从此,仁茂当爹又当妈。孩子突然断奶,嗓子都哭哑了。他整夜整夜不能睡,抱着孩子在屋子里不停地走着、哄着。俊俊的衣服破了,他笨拙地拿起针,一针一针地给孩子补。小俊俊终于会在地上走了,他常常喊着妈妈,可是妈妈呢?妈妈在他的记忆里是模糊的。虽然妈妈也回来过两次,每次回来都不离手地抱着俊俊,但他却记不起妈妈的模样。


三角洲在200多里外,姣枝虽然日日夜夜牵挂着儿子,思念着儿子,但是她却很少回家,连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也放弃了。公司团委就她一个人,工作千头万绪,争强好胜的性格,使她遏制住对儿子的渴念,把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到工作上。


1984年5月的一天,仁茂牵着儿子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姣枝扑上去抱住儿子,她发现儿子瘦多了,小脸黄黄的,大大的眼睛里没有了以前的灵气。


“俊俊怎么啦?”她抬头问丈夫,这时,她才发现仁茂的脸蜡黄憔悴,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原来,仁茂两个多月前就感到头晕乏力,食欲不振,但他不敢去医院看,看病要花钱,他舍不得。后来他发现儿子也有了和自己相似的病症,这才慌了…


虽然,姣枝每个月将工资的大部分都寄回去,但父子俩的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的。为了让俊俊上幼儿园,父子俩两年前就搬到县城姣枝的家了。善良的母亲看女儿的婚事已生米煮成熟饭,也就默认了。她只有用默默的操劳帮女儿分担一点困苦。仁茂在县里做临时工,但是在频繁地清退临时工的情况下,他在这里干一天,那里干两天,有时,一连两个月找不到事干,就靠妻子寄回来的二三十元钱生活。为了让儿子吃得好一些,他总吃着看不见几颗油花的萝卜白菜。粗壮的汉子日渐衰弱。


检查结果出来了,父子俩患的是一样的病:肝炎!医生开了药,嘱咐回家要多休息,要加强营养。去拿药,仁茂倒抽了口凉气,药费花了几十元。吃完药,妻子又要领她去医院,他怎么也不肯去,他说:“不用看,养养就会好的。”妻子又气又怜,硬把他拖到医院。


这时,他们的生活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困境。姣枝每个月四五十元基本工资,加上粮贴等零头碎脑,也不过五十块钱挂点零。要看病、要吃饭,每个月要买几十厅议价米。孩子有病,不能让他苦着,但是也只能三两天给他煮个鸡蛋。他们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到了月尾,也常常还是浑身找不出个钢鏰儿。


仁茂死活再不肯去医院看病了,姣枝看着丈夫虚弱的身体暗暗伤心。无可奈何,只好红着脸去找患过相同病的同事,问有没有吃剩的药。同事同情她的境遇,将没吃完的药全给了她。她感激不尽地把药拿回家,让仁茂服下去。


日子越来越艰难了。仁茂的病不见好,俊俊的病情虽有好转,但还是很虚弱。肝炎病要营养,可他们没有钱。每顿饭,端上桌的不是白菜就是榨菜。有时,姣枝抠出块把钱买点荤的,让丈夫和儿子吃,仁茂又常趁她不注意,把盛在他碗里的肉扒拉到她碗里。最难的时候,他们连几分钱一斤的白菜也买不回来了,仁茂就到野外去挖野马齿苋,这种红秆绿叶的野菜,虽然有点涩口,但总比开水泡饭强。

生活的困窘压得姣枝喘不过气来,她面黄肌瘦,心力交瘁,自尊心又使她不愿向任何人吐露出自己的困窘。她仍然是那样拼命地工作,在人前,她尽量做出轻松愉快的笑。只有在夜深人静,丈夫和孩子都睡着的时候,她才敢偷偷地饮泣。她不知道这苦日子何时有个尽头。


把丈夫的户口转到城里来,是遥遥无期的希冀,是没有任何希望影子的等待。这人生痛苦的十字架,难道一直要背进坟墓?有时,骆姣枝真想一死了之,那样就可以得到永久的解脱,不会像现在这样时时刻刻受着痛苦的折磨。可是看到儿子那双只有大人才会有的忧郁的眼神,她下不了这个决心。儿子不能没有妈妈。可怜的孩子,只有几岁,就已经跟着大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有谁相信,他连巧克力都没吃过。那天,一位阿姨给了他两颗巧克力,他拿在手上半天不敢吃。他不知道那是糖!他从没有像一般孩子那样天真地撒娇,从不开口要爸爸妈妈买这买那。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酸!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谁的家里像我们这样寒酸,竟然连台收音机都没有!她想起那次去总公司开会丢的丑。。


每次外出开会,她总穿着一件已很少有人穿的春秋衫,那是70年代初流行的式样。一起开会的同伴说:“小骆,你也该换换样子,买件时髦的衣服穿穿。”她脸一红,没吭声。


她也是年轻的女人,她也爱美。但是,她能拿出几十元钱去买衣服吗!那次总公司又要开会,她不好意思再穿那件衣服去了。恰巧,公司给每人发了一件雨衣,浅黄色的,还带腰带。她穿在身上照照镜子,很像风衣。她穿着这件衣服去了。恰逢那天气温高,雨衣裹在身上热烘烘的,不一会儿,里面的衣服全湿透了。她坐在那里开会,又不好意思把衣服脱下来。不料,坐在后面的一位同志发现了,叫起来:“你怎么穿雨衣来了!”当时,她羞得满脸通红,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些心酸,这些苦楚,找谁说去。就在她偷偷饮泣的时候,仁茂并没睡着,他的心也在哭泣。


结婚这几年来,他默默地把全部家务都扛在肩上,他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这样做。他觉得自己欠了姣枝一笔债,一笔也许永远也还不清的债!他看妻子的脸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丰润和光泽,额上过早地爬上了密密的皱纹,他心疼得暗暗落泪,他深深地悔恨和谴责自己当初的自私。

一天深夜,这两颗都在掩饰着的痛苦的心终于相撞了。


姣枝,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当初我真没想到路会这样难走啊!你跟着我,只会受罪吃苦,我们还是分手吧。让俊俊跟着我,仁茂哽咽着。


别说了,别说了,已经到这一步了,再苦也苦在一起…”妻子靠着丈夫的肩哭了。静寂的夜,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这哀哀的哭声听了让人心伤,使人落泪。


不知哭了多久,姣枝突然停住了哭声:我们到县里去!找他们去!当初,是他们让我当典型,让我扎根,让我找农村对象;今天,他们不能不管啊!

“奶奶,关心关心我们吧……”俊俊脸上挂着泪珠站在妈妈身后,低低地哀哀地说。


这个才5岁的孩子过早地懂事了。从小跟着父亲,他得到的是不完整的爱。他也和一般孩子一样渴望母亲的抚爱。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在一起。这几天,他跟着爸爸妈妈东奔西跑,从妈妈流着泪的诉说和凄苦的神情中,他已朦胧地知道这个家庭的不幸。


县长的老伴抚摸着孩子的头掉了泪。县长不在家,她答应,等县长回来后,一定跟他说。


走出县长的家,姣枝感到全身无力。这几天,她把所有当年的领导找遍了,除了同情的泪水和叹息,除了对她始终没抛弃农民丈夫的赞叹,好像大家都无能为力。


在原知青办主任的家里,老主任已退休在家。听了姣枝的诉说,她眼圈一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都是当年极‘左’路线害的。当时,从上到下都要抓扎根的典型,我们也是听上面的…谁想到今天会这样呢……”听说这位老太太后来还去找了有关部门,帮姣枝申述,请示解决他们的问题。


原公社书记听了姣枝的诉说,跺跺脚说:“这都是我办的糊涂事。可是也不全怪我啊,当时层层抓扎根典型,公社典型抓得少了,上面怪罪下来,我也吃不消啊!……这样吧,我帮你写个证明,证明在当时‘左’的路线下,是我们做工作让你扎根,让你找农村对象的,看县里能不能给你落实政策。”


姣枝拿着证明去找县有关部门。他们听了她的申述,看了原公社书记的证明后,为难地说:“你这件事不好办啊,给地富摘帽,给右派’平反,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中央都有文件,可是没有哪份文件说要给当时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落实政策啊!


失望和痛苦折磨着她,她想不通:当年,我不是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么?“左”的路线种下的苦果,难道要我独吞?她心里暗暗有股怨恨。可是,怨恨谁呢?恨那位知青办主任和公社书记么?不能。恨那些在知青扎根表态会上指责她的人么?也不能。这到底是谁的错啊!这到底是谁的错!!她脚步踉跄地走着,口在问,心在问。


也许由于良心上的不安,和对不幸者的同情,那位公社书记又主动来找姣枝,带她去找县长。听了公社书记的叙述和请求,县长摇着头苦笑:“同志,你真是办了一件糊涂事啊!” 一听这话,公社书记急了:你们县里不也抓了这个典型吗?那时候怕她跑了,让她在农村找对象,千方百计保住这个典型,你们不也是这个想法吗?……


县长默然。真的,这到底是谁的错呢?这是历史铸成的错!左’的路线铸成的错!


后来,在一次会上,县长提出了骆姣枝的问题。不料,具体办事的人顶住了:她那问题是“左”的路线造成的,值得同情,但是,她人已经走了,让我们解决她爱人的户口问题……可是我们自己还有那么多干部工人的家属在农村,这个指标不如解决我们自己的人。


大家听了也觉得有道理,肥水不落他人田,何况她已经走了。县长只好又一次默然了。

她的这一切鲜为人知。


人们只注意从她的婚姻事实中,去挖掘和追寻传统的美德,而不知道,一颗苦涩的心是怎样在痛苦中挣扎、哭泣。


人们只凭着一颗善良的心,去理解它、赞美它、歌颂它,却不知道,这一切更加深了她的痛苦。


所以,她拒绝一切采访,她不愿当那种身上镀着一层金光的典型,她当典型已经当怕了!


但是有一天,团市委几位干部来公司检查工作,发现了她。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只有她一个人的团委,竟连续两年夺得总公司流动工作奖杯;公司500多名青年的家,几乎家家都留有她的足迹,20多名后进青年在她的耐心规劝下,走进了先进行列……他们还听说,这位女团委书记的丈夫是个地道的农民。


记者这个职业的敏感,使我决意去采访她。


在公司团委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她。她比我想象的要美,秀气的眼睛微笑着,眼神显得有点疲乏,有点黯淡。


“你打电话说要来,昨晚我想了整整一夜……我没法按你的要求谈。”她固执地说。


停顿了一会,她抬起眼睛看着我说:“我不愿你那样去写我,我心里本来就够苦的…你愿意听听真话吗……”


也许,这是她第一次向外人倾诉痛苦,讲到伤心处,黯然落泪;讲到荒唐处,凄然苦笑。


她的命运中不为周围人知的荒唐痛苦的一面,在我面前赤裸裸地揭开了,令我震惊,使我窒息。


夕阳从敞开的窗户射进来,照在她的脸上,那上面有两颗清冷的泪。

“你爱人的户口有进展没有?”我重重地吐出一口气问。“公司领导倒是很关心,可是,听说上面认为我工龄不够,卡住了,等我熬到工龄够了,我都40岁了……”说完,她叹了一口气。


离开骆姣枝走上街头,江城已是万家灯火,白天弥漫在上空的嘈杂的气浪,已渐渐隐去。一股恬静温馨的气息,从一扇扇敞开的门里漫出来,渐渐充实了整个空间。

一切都归于平静。然而那个过去了整整20年的荒唐的年代留给人们的创伤,虽然有的已经愈合,有的已经深藏在记忆的深处,可是有的却仍在流血……

文章来源:《青春祭坛》章德宁、岳建一编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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