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毅：普惠并州好河山——晋中插队小记
《普惠并州好河山》
——晋中插队小记
晋中地区的各县从名字的发音上就透着一股凄惶：瘦羊、鱼刺、贫窑、凄现，夕阳（寿阳、榆次、平遥、祁县、昔阳）……不一而足。但在知青们的眼中，所有的县城都是极其美好的。
老榆次繁华地段_粮店街百货大楼_左上角为晋中宾馆
我第一次从深山里的杏林塔返回榆次县城时，突然感觉不会走路了，因为在山里走路不是上身前倾就是后仰，而从出山的敞篷卡车上瞬间跳到平坦的县城柏油马路上时，人一时很难适应这突来的奢侈，短暂的犯傻是很正常的。
榆次城里的行政者对北京知青很重视，把我们送到最深的大山里去回归自然，接受锻炼，而当地中学毕业生的插队去处都是县城近郊的平原或丘陵地区。但北京知青也是凡人，真正具有改天换地的人生规划者甚少，在山里窝上一年半载后就想改变处境，当城市招工的消息传进大山时，便是举例说明汉语中“奔走相告”和“蠢蠢欲动”是什么意思的最好时机。
1971年春季榆次开始向知青招工了，消息传到杏林塔，众人好一阵激动，但细看招工单位时，又有些失望：面向知青招工的单位都不怎么地，在晋中一带声名显赫的大型国企诸如锦纶厂、红卫厂、液压件厂都不招人，来招人的都是砖瓦厂、食品厂、蔬菜公司什么的小破单位。我好高骛远，拒绝如此进城，想等个推荐上学的机会，而北京知青振国猴急，饥不择食地应召去了榆次县蔬菜公司。他下山进城走得匆忙，留下一句话: 进城找我啊。
1969年进城合影，作者（左）振国（右）
振国在榆次卖菜挣工资了，才开始觉得进城后挺美，渐渐就烦了。毕竟此人胸怀大志，诗书满腹，见天卖青菜萝卜不是个活法儿。
一知青进城后回来告我: 在榆次街头远远看见一戴破草帽的老汉坐在地下移动，待走到跟前细看时，才认出那“老头”是振国，他并没有坐在地下而是坐在一辆装菜的小平车上，只是那车太矮，远远看去就像车主坐在地上。那为什么车主会移动呢？原来前面还有一头小驴在拉车，只是因为观察角度问题，加上那驴太小，基本上被驾车人的身形挡住，所以才让人产生了一老头坐着贴地的阿拉伯神毯缓缓飞行的视觉假象。
工作不理想，心情就不舒畅，振国卖菜的服务质量就有些问题。有一日他在公司门市卖黄瓜，一位老太太竟敢挑肥拣瘦，嫌那黄瓜太老，振国礼貌地告诉老人: 再老也比你年轻……
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满腹经纶的振国终于在榆次遭到挖掘。他被借调到榆次县革委会机关专事码字，成了当地一支京牌笔杆子，书写政治正确的空话套话废话的本事了得！
当时榆次还是军代表当家。军人门在当地没有亲友，选材时就容易出以公心，他们也不知怎的就知道了这个经常在榆次街头“坐地飞行”的北京小老头儿有点墨水，很快就把振国调到了县机关。振国喜出望外地给我写信说: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他开始飞了，而且一飞就不可收拾，后来还应征入了伍，还复员回了北京，还考上了人大，还分到了北京市委，还进了中信公司……这些都是后话了，言归正传。
1972年在榆次县革委_振国（右）借调机关期间
振国离开杏林塔后，我进榆次城时就有了落脚点。当时我姐也分在县蔬菜公司，但我进城时并不投奔她，专找振国去蹭吃蹭住，用重庆人的话说，就是“他杀到哪儿我杀到哪儿”。有时我进城时他正在乡下做调查写报告，我就再下乡找他去，榆次的鸣谦、修文、东阳等地的村落我都是这样去的。每次去，他都用好面招待我。好面就是白面，城里人每人每月也就三五斤，剩下的全是粗粮。我不管那一套，总是大义凛然地帮助振国及早消灭掉他的好面，促使他及早回归吃窝头不忘本的无产阶级状态，只是我不清楚：已经挣上工资写开官话的他还算不算无产阶级？
1972年夏季的一天，我又进城找振国帮他吃好面。此时他正在晋中宾馆参加一个历时多日的学大寨大会，作为笔杆子，他自己独占四楼的一个房间，里面虽然没有卫生间，但有一个小凉台，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榆次城。我去了，就分享他的食宿待遇。
文革结束后的晋中饭店
晋中宾馆是我们到榆次后才建起的榆次第一楼，在“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警察一只猴”的小小榆次城里是当仁不让的高大上地标。
我们倆在这高大上里久别重逢，自然感觉都极佳，竟都有些成功者的自得，就像李逵坐龙椅：不管是不是真皇上，反正一般人没这待遇！那晚我们躺下后开聊，振国这次没侃“鸡鹰论”，而大谈诗词所得。他给我背诵了插队后首次回家在火车驶入北京时看到东便门城楼有感而发写下的词作：
《临江仙 插队回京》
急急列车银线驶，寒星明火荧流。
几疑是梦思悠悠，凝眸看月夜，依稀是城楼。
千里离乡插队去，杏林塔畔春秋。
此生于世百无忧，还京离晋远，风雨一年周。
颂毕，振国解释说：这里的最后一句引自文天祥36岁时诗作“石晋旧燕赵，钟仪新楚囚。山河千古痛，风雨一年周”并很谦虚地自我总结道: 一个十九岁的大孩子能把一代英杰文天祥的诗句融入自身的现实感受，不易不易啊！
当时振国只是借调到机关，我还在大山深处种地打粮，我们都在等待命运的转机，期待中的年轻人是富于幻想的，我们聊学校、聊文革、聊爱好、聊出路、……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凌晨三点多钟仍毫无睡意。
振国说，不行得他妈睡了，明天还得开会呢。我起来要放水，振国说: 同放同放。我要去走廊里的厕所，振国体恤民情，说：要穿过整个走廊呢，别惊动了大家，我们就凉台上放吧……
晋中饭店（原晋中宾馆）已经停业多年静候拆除或改建。在日益现代化的榆次城里，它就如同一个无人瞩目的老者默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图中左侧四层楼的小凉台即是“普惠并州好河山”遗址。
此时的古城榆次皓月当空，万籁俱寂，我们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榆次，春秋时称“涂水”、“魏榆”，后赵、魏、韩联手灭晋，瓜分晋国为山西、河北、河南三分河山，史称三晋。而山西之晋的中心，便是晋中，到战国时期此地称“榆次”。及至宋代，榆次一度夺了太原风头，领并州府之称，且得名“新并州”。晋地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先出武圣，后有晋商，位于晋地中心的榆次自然名头了得。
进入当代，榆次的风头虽被那拥有大寨的昔阳夺去不少，但大寨所在晋中地区的首府却是榆次，榆次依然不可小觑。大寨不过是个村子，容不下源源不断的各地农耕者吃喝拉撒睡，于是接待这些朝圣者的重头任务就落在了晋中专区的肩上，这就导致那些年在榆次频频召开的各种学大寨会议，没有一个大型招待场所已无法胜任迎来送往公款吃住的接待任务，于是当地政府就建了这个当时在整个晋中地区规模最为宏大的宾馆，对“全国学大寨，大寨在晋中，晋中怎么办？”这一严肃的问题给予了最响亮的回答：晋中建宾馆！
由此可见，我们在此宾馆的四楼凉台上凌晨放水之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现实意义在于，我们要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中心地居高临下展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颠扑不破的万古真理。
至于历史意义，要说的就多了。山西何等之地？论老祖宗有尧舜禹，论大文人有柳宗元白居易王维王昌龄，论武将军有吕布关公霍去病，论老娘们有貂蝉杨玉环武则天……在山西这地景儿走路你得特别小心，你不留神踩上的一泡狗屎，没准儿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山西历史名人养的看门犬的后裔拉的。在如此文化厚重英杰辈出的晋地中心的最宏伟之处的最高点放水，那是何等指点江山的情怀！何等笑傲古今的气魄！何等继往开来的胆识！况且当时的炎黄子孙并不知道自家正在“艰辛探索”而在积极准备解放全人类以便让全世界吃不上窝头的人都吃上窝头，在这种形势下，两个北京小子这前无古人之举不啻领风气之先创模式之先开历史之先，雅哉！勇哉！壮哉！
面对这一空前壮举，我心有忐忑，怕完成不好愧对晋中父老，便问振国: 楼下住宿者如闻听来自四楼的放水之声，当作何感想？
振国坦然答道: 窗外雨潺潺。
于是，我们并肩在房间外的凉台上慨然放水，那无拘无束的感觉简直荡气回肠。便是楼下客官听到窗外雨声或看到窗上雨滴又有何妨？睡得五迷三道的人是不大可能质疑这雨水为何只分两股又为何断断续续的。
在半个世纪前，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功能上看，晋中宾馆都是当仁不让的榆次第一楼。即使放到现在看，如此宽大的酒店内庭也是极为罕见的。直至文革结束之前，这里一直是晋中地区重大会议的举办地点，其中最经常的议事内容是“学大寨”和“学毛积极分子交流”。我在1974年曾应北京市革委会派遣的知青慰问团的邀请在晋中宾馆参加了一次座谈会。会后的聚餐让所有到会的北京知青代表都吃红了眼。那是这些有生以来基本缺嘴的年轻人们第一次领教“宴会”为何物，席间且不说菜品如何丰富，即便是主食也上了七八种。公款吃喝的感觉好不好？说不好，至少知青们不信。
不觉之间，快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去年中秋之日，榆次朋友传来一张晋中宾馆的照片给我。那当年豪华了得的宾馆早被更名为晋中饭店，至今虽尚未拆除，但已经停用了，在玻璃高楼林立的今日榆次显得老旧、残败、矮小和猥琐，就如同一个风韵尽去的驼背多皱老妇，再无一丝一毫的魅力，人们甚至都懒得去看她一眼。
我用微信把这张照片转发给了振国。为了淡化这浓浓沧桑感带来的乡愁，我有意附上了两句诗文：
当年窗外雨潺潺，
晋中饮水要思源。
不料振国豁达，在回复的微信中又添了两句诗文：
何期再洒甘泉露，
普惠并州好河山。
最后补充一句：振国目前已是拥有大批海内外宽粉的古体词人，网名为“万点落英”，笔下诗词端得文雅深邃。但不知怎的，我只要一听到这“万点落英”，就会想到大约在半个世纪前他从晋中宾馆4楼凉台上泼洒才情之举，或许他的笔名就由此而来？
2003年杏林塔知青厨房遗址
在我们共同回忆这段往事时，振国不忘初心，郑重表示要专程去一趟榆次做做当地干部的思想工作，争取把晋中宾馆保留下来，改建成知青精神教育基地，基地的运行费用靠出售景点门票解决，景点就是他亲自“普惠并州好河山”的旧址，他承诺可以定期前往宣讲传统并做现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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