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作家朱维毅作品《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朱维毅：二战纪实文学作品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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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中的精品之作
知青作家作品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代序
朱维毅博士在其纪实文学作品《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以下简称为《另泪》）的第二版即将付梓之际，邀我写一篇代序的文字，我欣然从命。这不仅因为他是我结识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殷殷之情难却，更因为从他开始在德国收集资料时我就了解，他是以一种怎样庄严的使命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这项工作的。
朱维毅采访德国老兵罗迪
在构思这篇序言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首先浮现出了两个国内熟人的影子。
一位今年三十岁出头，接受的虽然是金融财经类的高等教育，但对近代历史的兴趣浓厚，常愿探究我在德国十多年时间中的见闻与看法。当我述及在德国和欧洲早就成为常识的一些史实时，他的眼睛常常会从眼镜片后发出疑问的光，蹙眉问道：“是这样的吗？”
另一位学者四十多岁，曾去过欧洲，不能说没有见识。有一次我偶然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红军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的历史，他脱口而出的反应是：“活该！”只这一句，便让我再也无话可说。
这两个例子使我意识到，我国公众关于“二战”欧洲战场的历史知识还远远不够，更缺乏透彻的思考。《另泪》恰好在这两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填补空白的机会。
《另泪》记录了德国老兵的“二战”经历，以及他们在战后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的内心经历，这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也是对一个鲜为人知的参与“二战”的群体——战败国普通士兵的命运和思想的解读，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历史，反思战争都具很重要的意义。德国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欧洲虽然有着共同的历史，却没有对历史的共同感受。从《另泪》中可以看到，老兵们的个人感受不同，反思的角度不同，认识的程度各异，对某些事情甚至还有人表示“不服”，他们“既不为其战争经历而自豪，也没有流露出负罪感”。而他们又一致谴责把德意志民族拖入这场罪恶战争的希特勒，是他们的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命运让他们悟透了这一点。这不仅是对普通老兵精神状态的真实可信的反映，也和当今欧洲（不仅仅是德国）极右翼势力和新纳粹拒绝反省纳粹罪行、吹捧希特勒的行为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诚然，他们的反思还没有达到德国主流政治家和史学家的高度，但须知战后西德总统把5月8日纳粹德国正式投降的日子认定为“解放日”而非“战败日”是在战后四十年的1985年，这就足见德国人认清历史之过程的漫长。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从战争结束到耄耋之年，这些老兵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反省和思索。他们或重新踏访战争故地，或收集历史资料，或跟踪国际研究成果，一直在苦苦探求着那场罪恶战争的根源。正如书中的一位老兵所说：他学会了反省。这不正是这个民族身上令人钦佩的地方吗？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反省努力，促成了时任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1970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纪念碑前那历史性的一跪，而时任西德总统理夏德·冯·魏茨泽克在1985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认罪演说，不也正是以这些普通德国人孜孜不倦的思索作为民意基础吗？
《另泪》是一部口述史的书。写这样的书，如果作者不能把口述材料融会贯通到一个历史脉络之中，作品就很容易流于零碎、单薄甚至枯燥。作者以战争的主角——德国老兵们的经历为我们搭建起了一个了解“二战”时欧洲全景的平台，突出地介绍了国际专家学者根据最新披露的材料得出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很多在欧洲和德国已成为常识，而对我国公众却依然陌生的重要史实。这些史实集中体现在第七章“燃烧的家园”、第十章“铁丝网记忆”、第十二章“解放者”和第十三章“另类解读”之中。多年以来，我国读者所熟悉的“二战”欧洲战场史不外乎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突袭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诺曼底登陆——易北河会师——攻克柏林等一系列作战史，而对“二战”的政治史和人民生活史了解不多。沉淀在我们脑海里的，往往是泾渭分明的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以及正义大获全胜，希特勒灰飞烟灭的历史画面。在阅读《另泪》的上述章节之后，相信许多读者会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原来“二战”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如此错综复杂！比如波兰战俘惨遭苏联杀害的卡廷森林惨案；比如刚刚摆脱了纳粹德国魔爪的许多民族的人民迎来的是两千万人被驱逐出家乡、流离失所的命运；比如苏联红军强奸上百万德国妇女的史实…等等等等。事情虽然过去了将近七十年，但当我们读到这些浸透着血泪的历史之际，又怎能不在震惊之余扼腕长叹？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旨在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罪行，而强奸妇女和屠杀战俘的行为难道不是罪行？战后发生在欧洲许多地区报复德国平民的暴行难道不是罪行？正如西方舆论所说，罪行就是罪行，即使它是胜利者犯下的。这样说决不是在为纳粹德国开脱，并不能减轻纳粹的罪行的一丝一毫，但道义和国际法不容偏袒历史中的任何一方。作者在向读者介绍这些史实时，其鲜明的立场呼之欲出，表现为对这场战争中道义问题的严肃拷问，其中也包括获胜方的道义问题。这是贯穿这部作品的一条思想主线。
环顾当今的欧洲，虽然战争的踪迹已基本消失，但是“把共同的历史变成对历史的共同感受”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德国历史学家诺贝特·弗莱一语中的：各国都在“争当受害者”。荷兰记者赫尔特·马克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在其遍访欧洲考察在该世纪中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时，他发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里都多少存在着刻意歪曲“二战”遗留下的历史问题的现象，表现为夸大自己的光明面，掩盖自己的阴暗面，对自己的受害历史浓墨重彩，对自己的历史过失则轻描淡写。
1938年7月，在法国埃维昂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来自32个国家的代表坐在一起讨论了因希特勒排犹所造成的大批犹太难民的去向问题。由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愿意接受犹太难民，导致会议不仅无果而终，甚至连一份谴责纳粹德国反犹行径的决议都没有做出。国际社会的这种见死不救的态度从客观上说放纵了纳粹德国的反犹暴行，最终导致了600万犹太人被迫害致死。面对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二战”之后深刻反思“埃维昂过失”的胜利国可谓凤毛麟角。
朱维毅采访德国老兵豪斯特曼
法国在战后长期竭力夸大戴高乐反抗纳粹的光荣史，却一直刻意回避触及当年以贝当为首的法国合法政府与纳粹德国狼狈为奸，以及很多法国人参与迫害犹太人的史实。《另泪》提到了1944年发生在法国奥拉杜尔村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战后站到法庭被告席上的21个案犯中，法国人竟有14个之多。在他们被判刑后，在他们的家乡亚尔萨斯竟然出现了激烈的抗议活动，这场抗议最终导致这些案犯全部被法国政府赦免。在1981年到1995年担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也曾经长期阻挠对维希政府罪行的追究。
又如在“二战”中受害最深的波兰。1941年7月，在德国占领下的耶德瓦卜内的波兰人在纳粹的怂恿煽动下屠杀了1600名犹太邻居。其手段之残忍，与纳粹德国的做法并无二致。时隔60年后，这件惨案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苏联和它后续的俄罗斯在反思“二战”方面的态度。长期以来，为了维护头顶上“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光环，苏联对其历史上犯罪的一面一直讳莫如深，从否认“二战”前苏、德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的存在直到在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的事实。为了永远掩盖卡廷森林的秘密，苏联在战时就试图把惨案的责任栽到德国身上，战后也曾试图通过纽伦堡国际法庭把它办成“铁案”。时至今日，俄罗斯仍然拒不归还当年苏联以战胜国身份从德国等地掠走的大批艺术珍品，其中包括有案可稽遭受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的大量珍藏，这些珍宝至今还堂而皇之地陈列在各个博物馆里。
朱维毅采访德国老兵约根斯
平心而论，很多国家在反思“二战”教训、纠正历史错误方面，都走在了德国的后面，尽管德国的历史反思和总结同样没有完结。不能认真严肃地处理好历史遗留下的教训和问题，会对战后的国际关系、民族素质、相关国家的地位和声望产生极大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持续多年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历史争论中看得很清楚。
以“二战”为主题的写作无疑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尤其是写我们所不熟悉的欧洲战场。平心而论，本书任何一个章节都可以扩展成一部专著。作者十分聪明而理智地放弃了历史学家的叙述方式，而选择了让亲历者现身说法的方式，辅之以必要的文献和背景介绍，并将大量采访素材和历史资料进行了适度的剪裁，既达到了全面传达有关“二战”的知识，又把人的感情、感受、思索置于全书的中心，从而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使六、七十年前的往事变得生动鲜活，让我们读来没有翻故纸堆的感觉。
采访一支战败军队的老兵，又是一支以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建立希特勒暴政为目的的罪恶军队的老兵，无疑是个棘手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是一味反映战败国军人的忏悔和诉苦；要么给人一种置身于非正义一方立场上解读历史的观感。作者以正确而鲜明的立场恰如其分地运用了他的采访资料，既写出这些德国老兵们的大彻大悟，又如实地反映出他们对种种舆论界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的不同看法。所以，这本书不是单纯的“忏悔录”，更是反映当今的德国乃至欧洲反思“二战”经验教训情况的一面镜子。
朱维毅采访德国老兵科尼希
作者以工科领域的学术训练背景去写历史，这一点看似意外，却又恰恰体现了他的独特优势。正是德国学术界传统的严谨作风，锻炼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奠定了他写作的基础。作品文采飞扬，无论是修辞功底还是行文风格，都堪称上品。在《另泪》一书中，作者巧妙地把观点立场的表达、历史背景的交代和丰富的采访内容有机地溶于一炉，使书中的一个个人物，一幕幕场景变得栩栩如生，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故事。作为一个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的人，作者虽然最终没能以自然界为对象来施展其才能，却在一个重要的历史领域发掘了一座富矿。这两个领域虽然看上去迥然不同，然而寻找、挖掘、清理、分析和总结的过程和严谨的作风却是相通的。看看他考证了多少历史的细枝末节，查阅了多少文献，我们就不难掂量出这本书的分量了。以这样的勤奋认真的态度写出的作品，一定是可信的，也值得每个关注这段历史的读者把这本内容厚实、形式轻松的书放进自己的书架。
2011年4月于北京
寻访德国二战老兵的中国人文 唐骋华
理解他人的处境
蓝衬衫、黑西裤，配以瘦削的身材，朱维毅看上去相当年轻。尽管他出生于1952年，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他的宾馆房间井井有条，没有零散衣物或随意摆放的拉杆箱，似乎他不是旅人，而打算长住。说话时他身体略前倾，思路清晰，句子与句子之间互有照应。这一切都显示出某种德国式的严谨和整洁。朱维毅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放弃了德籍身份。
他也有中国北方人的豪爽。多年前采访一位老兵，午饭时聊得兴起，不知不觉干掉了一瓶北大仓白酒和两瓶啤酒。老兵告诉朱维毅，他的酒量是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炼成的。老兵叫段松魁，保定人，十八岁参军，拼过刺刀。后来段松魁被任命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团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于1968年6月，包括70多万老垦区人及其家属、30多万城市知青及3000多名现役军人——为之付出了青春岁月。
朱维毅在山西插队
朱维毅曾两度赴山西榆次插队，吃过不少苦。于是有了《生命中的兵团》。朱维毅访问数百位亲历者，加上大量历史文献，用120万字记述了这个特殊群体。在上海、北京举行的聚会上，“北大荒荒友”们感慨：“朱老师是懂我们的。”朱维毅的说法则是：我能理解他们的处境。理解，正是打开被访者心灵的钥匙。
老教授的“战备物资”
这种对于人的理解力可追溯到学生时代。朱维毅祖籍江苏，幼年随父母定居北京。“当时的学生跟今天不一样，兴趣爱好十分广泛。”课堂上他认真学习，课余去北京市少年宫学画画。学校还定期把学生组织起来，进工厂劳动，或下乡去果园。
此番磨砺使朱维毅既能掌握生活技能，更加深了社会认知——对各行业、各阶层他都建立起了同理心。
1968年朱维毅自行选择到山西榆次做插队。对当地现状他十分淡定，“不觉得很苦，也没有迷失。”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着“每天12小时最原始的体力劳动”。整整二十年后，朱维毅作为公派生赴德攻读博士，旋即将妻儿接了过来。出国助学金每月810西德马克，不够开销，他就利用节假日去打工： 搬家、卸货、挖地沟、送邮包、清除建筑垃圾……都是体力活，以至于他笑称足可攒一本《西柏林重体力劳动大全》。
朱维毅坦言，是插队的经历助他度过了艰辛时光。他也开始打量这个新世界。初到柏林，市中心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令朱维毅印象深刻——它太破了。当地人告诉他，二战中，这座教堂屡遭轰炸和炮击，战后，德国人将残骸整体加固，保留下来以警醒世人。
日子久了，越来越多的“战争遗迹”呈现眼前。最典型的就是老人。覆亡前夕，纳粹不断降低征兵标准，青壮年男子基本都当了兵。最后连孩子都拿起枪杆。1990年代的德国街头，那些面容安详的老人八成就做过“孩子兵”，包括朱维毅的博士生导师克拉茨教授。
朱维毅与克拉茨教授
一开始他并不知情。1990年两德统一，克拉茨教授拿出家中存货，当礼物分给研究所同事，朱维毅得到了两包烟丝。他很疑惑：教授又不抽烟，存什么烟丝啊？一打听，原来这些是“战备物资”。老一辈德国人生逢二战和冷战，饱受物资匮乏之苦，养成了储备日用品的习惯。克拉茨教授生性善良，存烟丝是为了必要时帮助他人。
后来翻看克拉茨的简历，朱维毅更为惊讶：教授不仅亲历过战争，而且参过军。“那是1943年，他未满十六岁，是个孩子兵！”两年后克拉茨被美军俘虏，在战俘营待了一年多。
一个人的“零点”
在采矿破坏学领域，克拉茨属国际顶尖级学者，朱维毅就是冲着他去的德国。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导师居然是一名“二战德国老兵”。朱维毅对这一群体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经历过什么？战后如何生活？又怎样看待那场战争？这个工科博士决定转向口述史。
困难显而易见：你一个外国人，人家凭什么接受采访？朱维毅想通过官方机构或民间老兵协会联系，效果很差。“他们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觉得你很奇怪，因为德国人对老兵都没多少兴趣。”于是转而从德国朋友入手：请他们的家中长辈找老兵，老兵再找老兵，“这样就形成了网络。”2002年布隆贝格市甚至为此举行了一次老兵座谈会。
信任感一旦建成，沟通就很顺畅。老兵们坦陈，纳粹上台时他们群情激奋，为希特勒欢呼，觉得国家有了希望。他们是抱着“为国尽职”的信念奔赴战场的。直到二战结束，纳粹暴行被相继揭露，他们才幡然醒悟：自己曾经为非正义一方效力！
采访德国老兵哈摩斯坦博士
经历过二战的德国人将醒悟时分称为“零点”——从这一刻起直面往日的耻辱，从头再来。很多老兵把被俘视作个人的零点。尽管当战俘需要承担繁重劳作，还有面临未知的风险；但那也意味着自我救赎。走出战俘营那天，生活重新开始了。朱维毅访问的数十名老兵，战后都勤勉工作，有六人还获得了博士学位。
从2005年起，朱维毅陆续发表二战德国老兵的口述史，2010年出版了《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如今，那些老兵多数已凋零。
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是朱维毅的零点。他父亲曾入读华中鲁艺（1941-1942），爱写爱画，子女们深受其影响，也热爱文艺。然而命运拨弄，朱维毅必须靠工科改变命运。可他并不甘心，觉得“三书生活”（写书、教书和看书）才适合他。毕业后他打过工，开过贸易公司、咨询公司，甚至合办了食品厂。这一切都是为“三书生活”打基础。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的出版意味着朱维毅“弃商从文”，全身心投入写作。他放弃了德国护照，返回故土。他要给中国人做口述史。他用近两年时间走访、写作，并推出了《生命中的兵团》。“我的事业和生活在中国。”朱维毅拍了拍电脑，那是他一个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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