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之路

荆楚大地，苍苍茫茫，一碑尤突，那是由一群卑微者垒起。我写下碑文，留住我们曾经的岁月。

《回城之路》
病转：知青的屈辱路

作者：高志远

本文摘自《归来》一书 作者：高志远  来源《山西文学》

作为老三届知青，我经历过病转，也结识了不少病转回城知青，那种阴郁的创痛总是伴随着我。

病转人生犹如蜗牛生涯，背负着重壳，躲躲缩缩、跌跌爬爬地回到城市。所行之处，留下的是弯曲肮脏、不忍瞩目的行迹。因此病转知青被喻为爬回来的人，在知青中被视为异己，不光彩人群。

狡猾、投机、堕落——是病转知青终生抹不去的人格形象。于是我们负罪低头做人，一俟风吹草动，就惶恐不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看到一篇小说，里面有对病转知青的谴责：病转是人性的堕落。

这话对我触动很深，当时我就萌生了强烈愿望，以后我会写一本知青病转的书。

岁月催人老，埋藏于心底的愿望日炽一日。

终于，作为停产企业的留守人员，我决意下岗，获取“人身自由”后开始动笔。

回忆很残酷，伤痛处，泪湿稿纸几多回。最初的稿子却是失败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勇气不足，内心几多冲突。

最终，洪水冲决堤坝，多年积郁的忧愤奔涌而出，我义无反顾，直抒胸臆，这才回复到当年的感觉里。

书终于写出来了，书中有种种色色、耻于阳光的病转，但我的目的绝非展示堕落，炫耀鬼魅伎俩。我要说的是，办病转这一反常现象背后，总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文革”终于过去，1979年，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领导果断地结束了上山下乡的强制政令。由此，病转——十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永远翻过去了。

——作者

还是按我的坐骨神经痛来吧

那是一九七三年秋冬，湖北省对老三届知青招工已全部冻结，而在此之前，我多次被大队推荐招工，却因为我的父亲逃亡台湾，招工政策无法通过。像当时许多困守在农村的知青一样，我开始了病转回城的屈辱历程。

我给自己找的病是右侧坐骨神经痛，然而这种病没有仪器可检查，仅凭积攒的病历、仅凭口述，医生拒绝出具诊断证明，医生要求我查抗“0”、血沉，他们要有凭据。在武汉来回奔走了两个半月需要的诊断书仍未搞到。

我疯了般的抱起了“救命书”——《农村医生手册》想，也许我当初装“肾炎”还好些，至少在月经期间必有血尿。就是不来月经时要查尿，我把手指头弄破掺点血到尿里去，谁也不知道是掺的。一起了这个念头我马上去买来刮胡子刀片，毫不吝惜自己，先从指头试起划了一刀，但没有见到血。第二次就狠狠心，刀片很重地切入，一阵钻心的疼痛，我齜牙咧嘴，用力一挤，一簌鲜血立在指头上，顷刻淌下来，形状宛如一条血红的蚯蚓，我用手绢包扎了。不行，太显眼了，这么大的动作，能在医生眼皮底下做?我固执地认为，取尿时医生定会跟到厕所的，就是跟到厕所，每个便池还可关上一扇小门的话，我就可以在胳膊上想办法，在胳膊上划口子容易，流的血不会像手指头那么触目惊心。

说干就干，我试的是右胳膊脱下衣裳，用刀片在上臂划拉了一下，破了口不见血。于是，紧挨下面又划了同样长的一道，挤，还是没血。我不甘心，再往下又划了一刀，这一次用的是刀尖，划得重然后我用手指捏住第三个划口死挤，划口上才出现一丝淡淡的血丝，这血丝是无法弄到尿瓶里去的，我懊丧地丢了刀片，穿上衣服。

其实，女性的胳膊皮下脂肪厚，切破皮肤后，就是脂眆层，再划进去划的还是脂防，怎么能挤出血?

看来肾炎的路行不通!

我合上书本，思想变得现实一点了，从生产队到吕口区知青办都知道我患的是坐骨神经痛，这么厚的病历积攒起来不容易，现在另起炉灶再搞别的病，谈何容易。

我决定继续花钱在武汉查风湿，直到查出“抗0“高出来为止。

至此我右臂就留下三道刀口，刀口愈合后就变成三道隆起的筋纹。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偶然注意到这三道筋纹，就细细地看上一会，以一种平静超然的心境，因为时间会把一切痛苦淡化。今天，当我写到这里，不由再忆起那郡段往事时，还特意脱下长袖，因为我已记不起是在哪只胳膊上划下的印记，我在两只胳膊上搜寻找到了，是在右臂上一寸处。那三道隆起的筋纹经过了年复一年的岁月，变粗了，变松了，但仍然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像个“三”字。

血红脸和苍白脸

看见“天门县人民匹院”的牌子，我下意识地摸了贴身口袋里的信，这封信与病转命运攸关，是小学同学裕玲的姐夫写的，她姐夫为我的病转拜托了他的好友县医院的副院长。那信带着我的体温，稳稳当当地藏在那儿，我放了心。

经过药房，见一个男青年正在往架子上摆药。我上前问：“同志，请问你们这里有个叫张明运的副院长吧?“

那青年抬起头;“有哇，不过他带巡回医疔队下乡去了。”

“那，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我失望地问。”

“半个月功夫吧，你找他有事?他爱人在这里。”

“算了，我改天再来。张院长的爱人也是医生？”

“是医生，皮肤科的，他们夫妻是同学，湖北医学院毕业的，张院长的爱人是本地人。”司药热心地介绍。

怎么办呢?来趟县城不容易，回去还要等着挨队长批评。我决定就此机会去看个门诊，碰碰运气。如果弄不到诊断证明也不要紧，反正口袋里有裕玲姐夫的信，半个月后尽可再来。

天气阴霾，又是下午，内科诊断室静悄悄的，只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医生。我递上病历和抗“0”800单位的检验单，这是我刚查了4天的数字，日期引起医生注意。女医生看了看：“你才在武汉看的结果，又找我做什么?"一口武汉话，是个武汉人。这使我有了一种亲切感，便说：“医生我有风湿性坐骨神经炎，想在这里确诊一下，查抗0血沉，请您出个诊断证明。”

“啊，你是个知青想转回去?”女医生立刻紧张了。她翻着我的病历，我打量着她。此人脸面饱满，面色红润得像泼了血。

红脸医生：“县医院没有查抗“0’设备，你只能查血沉。”又是意想不到的事，我只得到化验室去抽血，心想：武汉才查过，这血沉也有21毫米，连日来舟车劳頓，血沉应该更高才是，谁知查出来的数字是18毫米小时，比在武汉还降了3毫米。要知道，20毫米以下属于正常范图。

我呆若木鸡把结果递给红脸，红脸说：“正常，我看没多大问题，走路很正常。”

我心里顿时虚了，勉强分辩道：“可是我的关节是酸的，右腿一走路就痛。”

“你上床去睡倒：“红脸冷冷地吩咐。

床上红脸双手握着我的脚，一曲一伸，说“还自如嘛。” 乘我不备，她出其不意地抬起我的右腿，抬得很高，我吃了一惊，印象里，没见过像她这样检查的医生，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已经迟了。

“你这叫坐骨神经痛?”红脸冷冷地睥睨着我，“抬腿检查，是真是假一试就是。坐骨神经痛的人，抬超过60度会痛得直叫，你的腿完全可以抬到90度嘛。

红脸拒绝出具诊断证明，她说：“你是武汉人，不安心在农村；我也是武汉人，我不安心在县城，也还是要吃这碗饭，我总不能为你犯错误。

最后这两句才是红脸的心里话，难怪一开始她就把我置于敌对位置。

只怪我太没经验了，才来县医院就碰得好慘。恰恰又迎面碰到司药，他说：“你是要看病?你看，那就是张院长的爱人，我跟她讲了有人要找张院长。司药边走边喊：“代医生就是她找你。”

我忙用手按按那带着体湿的信，心里一阵发慌我觉得司药有点孟浪，他热心得过头了。我不知该不该迎上去，脚又不由自主地跟着司药来到走廊外面。

司药指著个女人说：“她就是张院长的爱人。女人转向我：“你是哪个?找我做什咯?一口天门话，一个道地的天门人。

“是，是这样，我来找张院长，找你也一样。”我完全不能把握自己了。

司药望了望，走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司药在讨好副院长夫人，他以为我是副院长的熟人，连忙地通风报信，以示他的鞍前马后，但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把信拿出来，递给了副院长夫人。

副院长夫人生着方方平平的脸，面色很苍白。她接过信看了一遍便冷冷地扫射了我一眼。

这一眼仿佛要把人穿透。是不是因为她看到信上介绍的我妻妹之同学这种关系，就变得这样冷。

白脸的副院长夫人指着落款名字问：“写信人是哪个？“

我感到事情不妙吞吞吐吐说：“是张院长的熟人。“苍白脸嗤地一声冷笑，咄咄逼人地叫起来：“你没有病，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刚才你走到我跟前，腿子正常得很，有坐骨神经痛的人，走路肯定是跛的，你想病转，应当照规矩办，到内科去检查不应该钻后门，可见你是在装病。既然你是张院长的熟人关系，就当爱护他，我想你不会让张院长犯情误吧？告诉你张院长出差去了，要去很长时间，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

她转而更加盛气凌人地教训：“你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农村的，只有安心劳动才有前途，歪门邪道的事不要去做。就是张院长回来了，也不会帮你的忙。我俩都是湖医毕业的，还不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武汉分到这里来的，都像你这样要转回去，县城的医院还要不?

我无地自容，想拔腿走掉.可脚又像是被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我感到在这种正统而冠冕堂皇的理论面前，我失去了自卫能力，无法辩解。惟有谦恭地听着。它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冷酷地刺穿我的灵魂。我为之羞愧，为之战栗……。

但是苍白脸还不算，她的声音已是在咆哮。她逼到我跟前，气咻咻地吼：你这种人，就会削尖脑袋钻营，我们和你非亲非故，你会七拐八弯钻到张院长名下，你这不是要害他?幸亏我碰到。我一生见不得这种事，这种人……

我被她吼得簌簌发抖，目光在哀求她，求她停下来，可是苍白脸依然气不平。我被吼得脑子都木了，意识里却明白这一点，这个苍白脸恨我，以为我是来害她丈夫的，要毁掉她丈夫的前程，因此她决不容忍这件事。

终于训够了，苍白脸把我的信往口袋里一揣。

“完了。”望着信，我心疼得直抽气，我明白了，之所以乖乖地由她训了这么久，就是放不下这封信。

苍白脸的唇边露出一丝得意，表情明摆着这封信亏得被她截获了。她不仅恨我，也恨写信的人。

不知道是怎样迈出县医院大门的，走在县城的街上，觉得自己做了一桩极丢人，极可耻的事。路上的人都在盯着我。那阵急风暴雨的袭击，使我对自己发生了怀疑：我真是个可耻的人吧?可我仍然心痛着那封信，不该仓促交出，以至于弄得一败涂地毫无希望了。要晓得张院长半个月之后会回来就该马上走掉，回队去等半个月，到时再交给张院长本人。啊！我办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眨眼间就把命根子般的信丢了。进医院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就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我对不起可怜的妈妈，想到了妈妈，我的泪大滴大滴涌出来。

多少年来，我不敢回想这场面和自己那副样子，苍白脸夺人的气势把我的精神击垮了，我像被剥光衣裳押在光天化日下示众一样。我对自己发生了怀疑觉得自己很丑恶。因为我无法反驳她那革命的大道理。可我异常害怕这高高在上的正统理论犹如高悬在头上的利剑，以至于后来一次次的噩梦中我的灵魂在黑暗里挣扎，有如坠入深渊不能自拔，从惊恐中醒来，我无限压抑，无法解脱。

还有更不幸的知青

后来，随着病转路的一点点掘进，我积累了一些经验，并且结识了患难之交的病转知青，从这些知青口中，我了解到还有更为悲壮的病转之举。

毫无疑问，病转是个曲线回城的好办法，但病转也要有门路，除非你真有病。有的求告无门而又无病的知青，就采取了残忍的自残手段。一个男知青本来是近视眼，偏偏又达不到规定的近视度数(800度)，他强自戴上了800度近视眼镜，进而戴到了1000度，期望加速近视眼的病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图片来源网络（图文无关）

还有个男知青决定铤而走险，把自己搞成骨折。他邀来了知心好友，然后趴在床板上，要求好友举起石磨子的上半部，对着自己的椎骨砸下去，砸的部位定在尾椎上。但同伴临阵手软，迟迟不敢下手，趴在床上的知青失常地吼叫：“你妈的，快点给老子来一下！快！别他妈的不够意思。”好友终于不忍心，错过了机会，事情却在不经意的小道上传开去。要砸断尾椎骨的知青被公社大会上点名批判。病残生没当上，反弄得名声臭烘烘。

这两个知青都是武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生，武汉“共大生”里，80%是“杀、关、管”家庭出身，因此这些共大生被强迫下乡，当了知青，他们招不上来是必然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你没有路子，又想搞假病转的话，那其实是得拼智商、拼心理承受能力的。综观五花八门的病残之举，文化素质高的老三届高中生，成功者居多，少有失手的。

有一个高中67届男知青，父亲虽逝，却给他留下了工商业主兼地主的出身。他家住武昌，其女友招工后抛弃了他，他一度伤心不已，变得阴郁寡言，让家人担惊受怕。痛定思痛后，他终于看开了，暗发誓言：“我一定要回去。”他与哥哥、姐姐密谋于暗室，达成共识，决定以女友的背叛为新生的契机，装疯卖傻，谋求一条逃生之路。当然，这一切必须瞒住他们的母亲。

每天，他围着住处附近的塘边转，嘴里喊叫着悲伤的歌：“失去了伴侣的人，情意两相离……”引得人们团转拢来看稀奇。“疯子”忍受着小孩砖头瓦块的袭击，大人们的哄笑，持之以恒地表演着，歌声悲凉、高亢。“疯子”的妈妈终日以泪洗面。

某日，“疯子”昏倒在小学门外，于是，身上仅有的毛角子钱被人搜走了，脚上半新的鞋被人下跑了。“疯子”竟死了一般地动也不动。可见，没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理素质，根本无法忍受这超越常规的挑战。

然而，他成功了！

家人叫了辆白色的救护车赶来，在“疯子”的妈痛彻心肺的哭声中，“疯子”被送往精神病院，他终于获得一张“精神分裂症”的病情诊断书。为避免“疯子”弟弟再出意外，哥哥将他送到河南的姐姐家休息治疗。“疯子”的户口由农村转回武汉了。“疯子”却始终住在河南。

哪年哪月，“疯子”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面目，回到自己的故乡武汉？

而那些心智简单、又自以为是的初中生做得荒唐不说，反把自己推向了更为不幸的深渊。

在我下乡的昌口区，有个初中68届的男知青，绰号顺子，下乡前，他就会用水彩笔自己画月票，用“红山”肥皂雕月票章子，把章子盖在月票和照片上，外面蒙上一个透明塑料皮的月票夹。乘车时，顺子回回都混过去了。

由于出身之累，顺子招不回去，拖到1972年，下乡整四年，他决心办病转。但他过分相信自己的篆刻技术，因此，武汉医院和县医院的章子都是他雕的。后来，病转证明材料最后审查时，被武昌区中学毕业生办公室的人看出了“马脚”，顺子的章子与众有些不同，字迹模糊，线条粗细不匀，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区毕办将此事交由“公、检、法”调查处理。由于顺子的父亲是旧军官，反动出身兼私刻公章，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抗拒上山下乡，判了他三年有期徒刑，监外执行，在生产队监督劳动。

公社召开了顺子的现场批判会。全公社各届知青及贫下中农代表都去了。知青们低着头心里不好受，私刻公章还不是为了回武汉！会场气氛好凄凉。

这个当口，顺子的命运发生了小说般的变化，队里有个曾姓姑娘，暗恋着顺子又羞于启齿。见顺子成了改造犯，以为机会来了，她对顺子表达了爱意。顺子接受了，只想快点结婚。但姑娘同族的长辈死活反对。原来，姑娘的辈份是“国”字辈，而顺子也姓曾，却是“凡”字辈，由辈份推算，姑娘和顺子应为姑侄关系，尽管顺子与姑娘并无血缘关系，同族的人却认为这种结合有辱先人。最后昌口区知青办出面将顺子和姑娘分到了区里的十周农场，十周农场一派汪洋，只有七家农户，都住在半岛上。这里人烟稀少，自然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工分低。把这对青年发配到那里，简直有点流放的味道，然而，顺子义无反顾携着爱人去了。他料定此生难有出头之日，惟有死心塌地扎根农村了。

沉重的代价

到1973年，我的病转办了已整整一年。在反反复复一管一管地抽血检验中，我的抗“0”出现了600和800单位的数字，这说明我至少患了关节炎，尽管程度不重。为此我抱定决战的勇气，第三次来到县城，刚巧县医院增设了抗“0”设备，我的抗“0”结果是650单位，老实懦弱的我，竞用瞒天过海的方法，将血沉16改为26我终于成功了，获得了一纸县医院的风湿性关节炎”诊断证明书。

由过去的“坐骨神经痛”变成关节炎患者，那一刻我的人生信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老师的课堂教育产生了疑问和叛逆心理。

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在血泪筑就的病转路上，我一步一挪，跌跌爬爬，终于爬回了武汉。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一本文学期刊上，看到一篇小说，那里面有对病转知青的看法，大意是病转是人性的堕落。

这话对我震动很大，当时我就萌发了强烈的愿望：以后我会写一本关于知青病转的书。后来书终于写出来了，书中有形形色色的病转，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我的目的决非是展示堕落，夸耀鬼魅伎俩。我要说明的是，办病转是逼良为娼，一种反常的现象后面，总有其强大的政治因素和深刻的社会背景。

同时病转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纯真友谊。我们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信任。我们很孤独，直到今天还痛苦着。

我有个好友，她叫应笙，高中68届生，和我同校。这是个热情爽朗的人，富于理想激情，由于父亲的问题未定性，她也只能依赖病转谋求出路。她把自己变成一个癫痫病病人，并用信函招我去她家，详细地介绍了她“发病”的状况，说得面不改色煞有介事。以此封住我的口，也不再与我交往：后来她转回来了，在武昌解放路上的繁华街道，我们相遇了，分明她看见了我，却慌慌张张东躲西藏，硬是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我曾沮丧地自问：“啊，病转、病转，为什么人一踏上这条路就会变成了另一种人?”

这种人就是蜗牛啊!背负着重壳，一生躲躲缩缩。

和我同大队不同知青组的先梅，是66届初中生，家庭出身资方代理人。她的回城轨迹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记得批准我病转的通知来后，我下了户口、粮油关系，郑重其事地去与先梅道别。先梅却气得呼呼直喘，说：“这些个歪门邪道别个搞得，我也搞得。

她对我好一阵讽刺挖苦，不依不饶。弄得我像丧家犬一样，无人送行就孤独地走了。

事隔三年，她也回了城。也是搞的病转，病因：“精神分裂症”。我与她在武昌粮道街相遇见，她面无人色，但眸子里透射出来的神态是正常的。她神色傲慢对自己患的精神病似乎也很坦然，但我能感觉到这不过是一种外强中干的掩饰罢了。

谜底的揭开是在27年后，2003年，我在修改《回城之路》时辗转寻访了先梅的同组男知青一撮毛。一撮毛是69届初中生，同组人招走后他与先梅在同一知青屋里生活了整5年。以下是一撮毛对先梅的描述：

“先梅依据哥哥姐姐的策划，在1975年春上，她得了精神分裂症，再不去上课了(原先是代课教师)成天坐在知青屋门口麻木地望着人，时不时还冒出一两句奇奇怪怪的胡话，之后，先梅的姆妈老天拔地地赶来了给干部和熟悉的社员送了礼，干部社员也以鸡蛋、酿糟、腌菜回送，造成了众人都来探望先梅的景象。

“我清楚先梅是在演戏话，又说回来，人落到这一步谁还管谁呢。那天我的女朋友新新来会我，我俩淘了米，洗了莴苣叶准备做饭。哪知先梅来到厨房，不望我俩抓起生莴苣叶就吃。我和新新先是奇怪，等明自了先梅是在装疯卖傻，我俩就相视而笑，先梅赶紧转身离开。我注意到先梅从脸到耳根都羞得通红。

“第二天，先梅的姆妈唉声叹气带着’精神失常'的姑娘回了武汉。为避人耳目先梅一直躲在大姐家脚不出门，痴痴呆呆的样子，由家人出面为她奔波病转的事情。

硬是演了一年半华子良的角色，到1976年秋天，先梅才算病转成功，从大姐家回到了父母身边。

我回到武汉这多年了，只碰到过先梅两次。头一次，是1991年，先梅的单位童装社垮了，她在武昌胭脂路摆了个缝纫机，替人换拉链补脱了线的衣服，看到我以后，就把头低着，脸都红了。

第二次是前年，先梅和她儿子一起走路，儿子长得比她高了，迎面和我碰上，我本想喊住她，问问她的伢多大了，想给她的伢买点吃的。哪晓得她像碰到鬼一样，头一扭，拉着儿子就冲过去。

为什么?”我问。

“还不是因为当年装精神病，吃生菜那些事情，其实不必这样。”

这么说，不管是我的好友应笙，还是同大队的先梅，都想割断过去的历史。

往事不堪回首啊！

那是一种阴郁而隐秘的创痛，挥之不去，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我们常有负罪感，多少年来，一俟风吹草动，我们会从半夜的噩梦中惊醒。

病转的人，被喻为爬回来的人，弄假也成真，病残知青只能进集体所有制工厂，这种工厂专门收病残生、智障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垮得最快，以至于许多病转人，弄得老来衣食无着。

病转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好在这种故事不会重复了。

文章来源《山西文学》2005年第08期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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