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浪潮起落纪实
我国先后有1700万知识青年加入上山下乡行列，这是举世无双的壮举。然而，“文革”开始后，全国出现两大问题：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和主管知青工作的机关受到冲击，指挥失灵，业务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处于混乱状态。二是这期间又有500多万城镇知青被动员上山下乡，这数字比文革前5年下乡总数还多3倍。于是，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弊病越来越多。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
毛泽东历来主张青年人读完书后，应到社会实践、特别是农业生产实践中去经受锻炼。他反对“光是读书，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早在延安革命根据地，他就把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接受生产实践的锻炼和农民群众的教育，体验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生产过程，体察劳动人民的疾苦。
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农业生产跟不上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步伐，城市工矿企业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为了多产粮食，党中央除了在农村大力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生产力，抽调数十万部队在新疆、黑龙江等地垦荒种地外，还鼓励城乡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恰好建国初期，我国大抓普及教育，教育事业发展很快。1953年，全国中小学毕业生猛增到213。4万多人，大批毕业生无法升学，就业成了一大社会问题。组织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到农场、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既利于学生解决就业问题，又利于稳定社会，就顺理成章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使命。
1955年，毛主席在一篇文章的按语中又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按语，对城乡知识青年具有巨大的号召力，随后大批青年学生豪情满怀，争先恐后响应号召，纷纷到农场、农村参加火热的农业生产，形成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高潮。
从那时起，我国先后有1700万知识青年加入上山下乡行列，这是举世无双的壮举。然而，“文革”开始后，全国出现两大问题：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和主管知青工作的机关受到冲击，指挥失灵，业务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处于混乱状态。二是这期间又有500多万城镇知青被动员上山下乡，这数字比文革前5年下乡总数还多3倍。于是，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弊病越来越多。
下乡知青人数的急剧增加，大大超过了各地的安置能力和与生产规模的容纳程度，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以农垦系统为例，1972年与1966年相比，职工人均耕地，由18。9亩下降到15。l亩，人均产值由1378元降为1104元，人均利润由60元降为亏损80元，人均生产粮豆由2972斤降为2037斤，人均上交粮豆由1036斤降为530斤，人均年工资也由404元降为386元。广大农村同样如此，原本一穷二白的农民，认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是抢农民的工分，分农村的口粮，夺他们的饭碗。有些地方歧视、冷漠、排斥城镇知青，使知青们心情压抑，情绪很不正常。
党中央、国务院对知青下乡极为重视，考虑到他们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故而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有专项资金，作为知青下乡的安置经费。并采取一些补助措施，以便知青下乡后能顺利度过生活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据统计仅1967-1972年国家划拨的安置经费约在17～18亿元左右。但“文革”中，相当一部分钱被基层干部贪污挪用。
知青生活困难也尤为突出。他们下乡初期，口粮、食油由国家负责供应一年，以后生活自理，一切开销要靠自己劳动所得维持。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农场的知青，每月发二三十元工资，生活尚有保障。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则同农民一样靠天吃饭，出一天工，挣一天工分。自然条件好的富裕生产队，经济发达，工分值高，一个劳动日可挣一二元，生活不成问题。自然条件差的贫困生产队，工分值低，一个劳动日只挣几分钱，生活难以为继。遇到灾年则问题更大。
据1973年调查，全国在农村插队的400多万知青，生活能自给或自给有余者，约为34%；生活大部分能自给的（伙食自给，穿用靠父母补贴），约为35%；生活不能自给的，约为31%。
70年代初，我国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中央确定从上山下乡早、表现好的知青中，招一些人进工厂、学校、部队，但指标有限，“僧多粥少”。于是，成千上万的知青和家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刮起“走后门”之风。尽管中央高度重视，严厉批评和制止。但一部分知青毕竟通过这种方式离开了农村，最终返回了城市。据统计，到“文革”结束时，先后有736万多知青进厂、参军、升学，接近知青总数的一半。这些离乡返城的知青主要集中在七十年代初，仅1973年就达100万人以上。
席卷全国的返城浪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大转折点。从那时起，尤其是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人们开始理智地审视过去走过的历史道路，包括重新认识上山下乡运动。
李先念副总理认为：文革以来，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先后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但因当时亟需保持社会稳定，中央政治局确定知青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励支持知青安心农村，有步骤、有计划、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具体对策是：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不动，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进一步放宽。
原以为国营农场知青集中管理，条件好，问题少，故而采取“稳”农场、“放”农村的策略。殊不知，农村插队知青人数虽多，但因为分布范围广，历年招工、招生、征兵的指标多，返城的机会相应也多。而国营农场招工、招生、征兵的指标历来较少，返城的人数远远低于农村插队知青，两者差距很大，引起兵团和农场知青的不满。加之，联系到婚姻、恋爱、生活艰苦、探亲路远等因素，不满情绪更大。兵团和农场知青迅即利用集体居住、人数集中、联系方便等有利条件，飞速组织起来，研究对策，开始行动。于是，云南、新疆、黑龙江等垦区的知青游行、请愿、示威、罢工和冲击政府机关等事件相继发生，形成了席卷全国的返城上访大浪潮。
云南垦区知青起事最早、最厉害。那里有10多万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知青，上海知青是主力，他们主要从事天然橡胶种植业。1978年10月底，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上海知青、共青团员丁惠明执笔起草《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反映云南知青的种种困难，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签名者974人。
信件发出后，杳无音讯，而且受到了农场领导的严厉批评。半个月后，他们又发出第二封信，依然无人问津。绝望之中，他们愤然发起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先后征集数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发表罢工宣言。派出以丁惠明为代表的上访团进京请愿，并在知青中为上访团募集资金。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活动，迅即在西双版纳垦区风起云涌地展开，而且很快波及河口、文山、金平、临沧等垦区50多个农场，3万多知青参加集体罢工，形势紧张。
另一批城镇知青，在云南西部的勐定农场，又兴起了更大的风潮。该场先后安置了7000多知青，成都知青占5000人，其余是上海知青。勐定农场是滇西最大的天然橡胶农场，比邻缅甸，位置重要，影响很大。那里的知青不仅搞罢工，而且闹绝食。1000多人连续绝食三天，此事惊动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和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赵凡，火速前往处理。
那时，交通条件很差，滇西地区不通飞机，赵凡率领工作组乘坐军用吉普车整整奔驰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勐定农场。一到农场，赵凡立即找了七八个知青代表到招待所谈话，听他们诉说生活苦、劳动苦、生病苦、见不到父母等伤心事，让他们发泄不满情绪。整整谈了一夜，摸清了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
第二天上午，赵凡带领中央调查组赶去和广大知青见面。只见农场l000多知青，黑压压一片跪在大广场上，有节奏地齐声高呼口号：“我们要回家”，有些人还嚎啕大哭。赵凡首先表明自己是国务院派来专门调查处理知青问题的。尔后，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说：“我也是知青家长，四个孩子都在乡下插队，所以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绝食不吃饭，我们心里很着急。”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党中央很关心你们的健康，对你们的要求，党中央很重视，会认真处理的。”短短数语，情深意长，迅速在感情上把知青和中央调查组拉近了距离。随后，他开诚布公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要求返城，这是件大事。我们要向国务院汇报，还要同你们所在的城市商量，你们要给我们一个时间啊！”在场的知青觉得赵凡部长讲话亲切，合情合理，态度诚恳。原先对立紧张的气氛，逐渐趋向缓和。大家听从劝告，恢复吃饭。一场惊动中南海的千人绝食风波，顿时宣告平息。
赵凡松了一口气后，又风尘仆仆赶回昆明，迅速向国务院汇报。并按中央指示分别同上海、北京、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紧急联系，希望他们在知青返城问题上能有积极态度。然而，这几个城市都确有难处，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面临一大堆麻烦问题要处理。如今又有这么多知青返城，返城后要就业、要吃饭、要住房，负担重，难度大，所以态度都不积极。赵凡苦口婆心做工作，经过反复磋商，四川省委开会研究后首先表示：凡按照政策应该回四川的知青，我们全部负责接收安排。当时，在国务院主持工作的李先念同志极为高兴，立即表扬，并向上海作了通报。上海市委顾虑较多，因为这几年他们已先后批准在各地上山下乡的3万知青返回上海，待批的还有8万人。大家担心大批知青像潮水一样返城，人口高密度的上海势必更加混乱。但经反复工作，上海最终还是表示顾全大局，同意按中央调查组的意见办理。
云南农场知青兴起返城浪潮，并非孤立、偶然事件，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退潮
知青返城浪潮声势浩大，严重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深感震惊。1979年8月17日，在京紧急召开部分省、市知青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会议开了半个月，30日才结束。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力表彰知青先进典型，表扬他们为中国青年找到了方向，促进了社会风气进步……。原希望通过表彰先进，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遏制汹涌的返城大潮。然而，会后知青返城浪潮势头有增无减。原先全国在乡知青尚有502万人，1980年6月只剩150万人，而且返城势头还在继续发展。
中央书记再次进行专题研究，万里副总理表示：“以后不要再提倡上山下乡了。”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也大胆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农业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让农村多余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逐步走城市化道路，这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我们一方面发动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一方面又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显然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实际也挡不住这一时代潮流。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央书记处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从当年（1980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从此，建国后倡导了近30年之久的政治方向——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知青返城大潮形成的情况更为复杂，它是种种社会矛盾积存的一次大爆发。因此，党和国家在处理送一问题时，态度极为慎重，尤其是定性更为严格，没有定为政治事件，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政策。对破坏捣乱、打砸抢分子，坚决依法惩处：对广大知青的合理要求，则妥善解决。从而较好地平息了这起震惊海内外的知青返城大风潮。
风行20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悄然退出了政治舞台，成为历史。但是，广阔的农村和边疆农场，毕竟是千万知青生活、劳动过的地方，他们当年在那里与广大农民及农场职工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有苦难，也有磨练；有损失，也有贡献：有泪水、也有欢乐：有坎坷，也有怀念……尽管他们返回城市，但仍时时情系农村，始终眷念第二故乡的土地和人民。
作者：许人俊 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所长
文章摘自《中国改革》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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