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家长李庆霖的沉浮人生
长篇报告文学
是是非非李庆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惊雷动地，怒涛冲天，风起云涌，鱼龙混杂。
大浪淘沙，多少风云人物都被时代的大潮淹没了。当年扑朔迷离的许多“政治事件”，大多已水落石出。真真假假，是是非非，都由历史老人评说。
常言道：成者为王败者寇。另一句俗语又说：不以胜败论英雄。
评价一个人，很难用“王”或“寇”定论。
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可能都记得一个叫“李庆霖”的人。这位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一位无职无权无亲无故的平民百姓，居然上书十亿人的领袖毛泽东，直谏上山下乡的艰难困苦，哭诉“无米之炊”的窘境。而且毛泽东亲笔回信，还寄给他三百元钱“聊补无米之炊”，这件中国七十年代的大事当时流传全国。如果说仅仅是毛泽东关怀一个小学教员的生活困难也算不上一件大事，由这个小学教员的一封信而涉及到千家万户和千千万万知识青年的命运前途，却引发了一场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舆论的大变革，它牵涉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庆霖是为困境中的知识青年鸣冤叫屈并改变命运的先驱。所以，他的沉浮荣辱，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命运了。
后来他成了囚犯，被指控为“反革命”而判处无期徒刑。
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
这天是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位小学教员的来信打动了毛泽东的心，他再一次落泪了。顶天立地的毛泽东在感情世界方面丰富而脆弱，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
信是从福建省莆田县寄出的，写信人叫李庆霖。他用朴实的语言平缓的口气向毛泽东倾诉了他的困难、苦恼和不平。他的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因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山村插队去了。他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能锻炼他们热爱劳动、热爱贫下中农的思想觉悟，但是劳动一天连最简单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粮食吃不饱买黑市，每月要到家里来拿钱拿菜拿油，住房也解决不了。原先下乡一个，现在又一个孩子初中毕业，他真害怕再增加负担，他实在生活艰难。他希望孩子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问题，吃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他反映有的人有权力有地位可以不叫孩子下乡，他们可以走后门，拉关系招工、招生、招干。”我一个小学教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
教了二十多年书的农村小学教员遇到了无米之炊的艰难窘境，他不能不管。
毛泽东是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中读到这封信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遇到的许多实际困难，毛泽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他听说过这类问题的简报和汇报，但李庆霖的这封信从一个家长的角度哀婉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苦楚，将心比心，毛泽东理解李庆霖的处境。虽然信中有一些“大胆”和“冒昧”的话，从当时的政治气氛来说，是“污蔑大好形势”的，但毛泽东看出这封信说的是真话，是许多人不敢说的话。
边看边想，特别是读到悲哀处的文字，毛泽东控制不住感情了，他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在眼眶中含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可怜天下父母心，毛泽东老泪纵横。
游泳池值班室里，工作人员们议论纷纷：“主席今天看了一封信，哭了。这个教师儿子下乡了，生活很困难。主席叫我们汇款三百元，从他的稿费中支出。”
护士长吴旭君为毛泽东的爱民之心深深感动。他们轻轻地议论，仿佛怕惊醒一个美丽的梦。一起议论的都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周福民、张耀祠和张玉风等。
这一年，毛泽东已八十高龄。八十岁的毛泽东为这封从福建莆田县飞进中南海的人民来信，亲笔写了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在莆田街上的邮筒中投寄出去的这封寄给“尊敬的毛主席”的信毛主席真的收到了，毛主席还亲自给他回信，“聊补无米之炊”六个字包含着海一样的深情。他收到了一张绿色的从北京飞来的汇款单，三百元钱的汇单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领袖对人民的无限关怀！
李庆霖哭了。他甚至有点后悔，悔不该将自己的困难去打扰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十亿人口的大国有多少事情需他老人家操劳！他感到内疚的是毛主席给他寄的三百元钱，他怎么好意思接受毛主席的钱呢?
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此刻，只有《东方红》这首颂歌才能表达他的心情。是的，“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没有毛泽东，李庆霖仍然只有讨饭！他是穷苦人的儿子。穷人的儿子今天走上讲台当了人民教师，他将以一颗耿耿赤心，教育他的学生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毛泽东给李庆霖写信寄钱的消息传向四面八方！四面八方的人奔走相告，李庆霖家门庭若市，从各地寄来的信件数不胜数！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的复信和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全国，传达到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
显然，李庆霖的信反映了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份中央文件后面，还附上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全国党、政、军机关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对知青工作要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
潮水般席卷全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天，伟大领袖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大潮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牵动了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到一九七八年，全国下乡知识青年达两千万人，耗资约三百亿人民币！这场惊天动地的运动以一句流传的话来总结，即：“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从城市到农村的两千万人制造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两千万人牵动了整个社会！两千万人的苦难象一座巨大的沉默的火山。
李庆霖的信是这座火山开始喷发的一个信号。他倾吐了千千万万民众压抑在心头的苦楚，他喊出了人们不敢喊的“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无奈，他揭露了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他触动了当时社会最敏感的一根神经！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鼓励了这位“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的小人物。
“全国此类事甚多，”七个字象晴天霹雳，各级政府和领导人立即闻风而动。
就在人们扬眉吐气地庆贺毛泽东的光辉批示的时候，小学教员李庆霖感到了一种来自某个方向的压力。他又气又怕，他为有人对毛主席的指示不认真贯彻而气愤，他害怕会得罪人。事实上，他的这封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捅了个天大的乱子！他使上上下下的一些当权者难堪丢脸，他暴露了他们工作中的缺点，他揭发了他们见不得人的阴暗面，他触及了他们的利益，他为自己树立了一群永远不败的对立面！
错综复杂的社会是一张无法超越的网。
气色不好的方脸膛上颧骨更加突出了。他想到了中国古代的一句格言：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也许，他一生中最大的荣幸会成为他人生悲剧的起因?
毛泽东的信是四月二十六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室的信封寄往福建莆田的，李庆霖收到时已是五月六日了。
七日傍晚，李庆霖拿着毛泽东的来信到县委给刘书记汇报。刘书记看了后，说：“‘此类事全国甚多嘛，容当统筹解决’。这不光指我们莆田嘛，统筹解决是长期的事！”
李庆霖觉得刘书记的态度不热情。
过了几天，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的信进行反调查。一组到工厂检查有否招工走后门。另一组由县委信访办负责人和民事组副组长到莆田山区了解知青的生产生活情况。十五日上午九点，县革委会一个电话打到东方红街道，来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县委有人找你，在七号楼！”
李良模正为毛主席对他的关怀兴奋而激动，他一溜小跑到县革委七号楼。他是十一日回到家才知道父亲给毛主席反映情况的信主席亲自来了回信，他是来家里拿菜和钱的。因为天下雨，他准备明天回山区去。
“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饭还吃不够！你欺骗毛主席！”信访办负赍人一见面就骂，他一只脚搁在桌子上，身子朝后仰着，木椅子成四十五度斜角。
我去你们那里了解过了，每年有八十到九十元收入，你们还说理发的钱都没有！毛主席给你的三百元钱不是随便好拿的！你的胆子真大啊！”他喝了一口水，给李良模算帐：“我的工资比你爸爸多一倍。我穿的黄军裤，衬衣，你还穿新裤，蓝色运动衣，你还没有工作就穿这么不错，你欺骗毛主席！”
李良模吓得心里发毛。这劈头盖脑的一番训斥像冰雹从头砸到脚，他无言以对。他害怕“欺骗毛主席”这五个字，“欺君之罪”，该如何处置，他是知道的。何况当时是“红太阳光芒万丈”的时候，“欺骗毛主席”至少是个现行反革命！
李庆霖毕竞是一个知书识字的教员，他自认为有毛主席给他撑腰他什么都不怕。他向县革委、地委反映了信访办负责人的这一番话。
刘书记说：“他这个人平时训人训惯了，对不起你老李，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
受福建省委指派，省委常委许彧青在刘书记陪同下来到小学看望李庆霖，他说：“省委派我来看你，有什么话你可以对省委说。
李庆霖没有提什么要求，他就担心信访办负责人说的“欺骗毛主席“。
县委书记出面做工作，李庆霖表示谅解，希望他能认识错误，在团结的基础上治病救人。
这时候，福建省委下令信访办负责人停职反省。
县委副书记带着他来到李庆霖家赔礼道歉。“我水平低，办了错事，对不起你。”那个人说。
见县里领导登门致歉，李庆霖受宠若惊他很感动：只有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才向我们平头老百姓赔礼。李庆霖安慰了他几句，表示决不计较这件事。
第二天李庆霖到县革委去看信访办负责人，他说，“我们按毛主席教导办事，有错就改，治病救人。
“我们重建革命友谊吧“，那个人伸出手来，两双手握到了一起。
事实上，在李庆霖五月六日收到毛泽东的信之前，地委和县委的领导们五月二日就知道了毛泽东写信的内容，长途电话从北京传到福州，又从福州传到莆田。县委刘书记当时十分激动，对着电话耳机喊毛主席万岁！
莆田县委常委及公社书记五六两月集中学了五次。刘书记说：“我参加革命三十二年，第一次听说毛主席给一个老百姓复信，这本身体现了伟大和深远的意义。”
县委一班人认识逐步提高，对照检查中，感到根本问题是群众观念淡薄。
李庆霖正是为这一点才产生了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儿子李良模是一九六九年报名下乡的。走的时候，父亲送他一套《毛泽东选集》，要他永远听毛主席话，还给儿子一双草鞋，要他发扬苏区于部“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革命传统，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
按规定，下乡青年的口粮和生活费发一年，口粮每月36斤，生活费每月八元，可是发了十一个月就停止了。
李庆霖是个认真的人，他对执行政策按文件办事看作是一件神圣的事。他先跑到县革委会民事组去问。
答复是：“下乡知青已经交给公社了，我们任务完成了。你不要把矛盾上交，来找我们麻烦是不对的！”
吃了一顿闭门糞，李庆霖不回头，他到公社去追问。公社说：“这些困难我们也知道，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再跑到县革委民事组，这次的答复更不象话了：真讨厌！又来了，你不要上交矛盾，我们这里是解决不了的！”
不屈不挠的李庆霖又到公社去反映，这一次他不仅提自己的生活困难，他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讲了知识青年走后门招工招生招干的问题，他说依靠权力搞不正之风是不对的。公社干部回答得干脆利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招工、招生和招干是有文件规定的，你的困难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谁能解决你找谁去！”
矛盾上交。李庆霖实在不愿再走进挂有中国共产党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和莆田县革命委员会这两块大牌子的森严的大门，可是为了儿子，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又找到了民事组，这次挺好，没有一个人理他！尽管他小心翼翼细声细气点头折腰强装笑容，仍然没有一个人理他！
他真想哭，他忍住了泪。他相信共产党，他认为这种衙门式的老爷作风是少数人的行为，他找到了地区革委会民事组。民事组接待的人说：“情况不熟悉，我们先打电话跟县里联系一下。
”地区和县都在城厢镇，可是过了好久也没有回音。石沉大海！
李庆霖想不通。他捧起《毛泽东选集》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四十年前的文章。使他想起了写这篇文章的人还在，在北京！
他认为，毛泽东绝对不会不管群众的因难，毛泽东绝对反对干部搞特殊化走后门，毛泽东一定不了解知识青年下乡后的困难。走投无路的李庆霖，决心给毛泽东写信。
给伟大的领袖，他敬仰的大救星写信要讲真话，他抛弃了一切杂念，他横下一条心：秉笔直书。前怕狼，后怕虎，什么事都办不成！
他也想到了另一种命运。因为，信中说的话，在当时的情势下，是冒着风险的！
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投进绿色的邮筒。绿色的邮筒充满绿色的希望。
可是当春风送来喜讯时，激动之余，李庆霖似乎觉察到了另一种气氛。
有人说，李庆霖的家庭生活根本没有落到“无米之炊”的地步，这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有的说，李庆霖反对走后门，他的信就是通过关系才送到毛主席手中的。有人翻出了他的历史算老帐。一九五八年在“拔白旗、插红旗”中他被当作“白旗”拔掉了，降了一级工资，由教导主任改当教员，文革中又审查过。他不服，他一直申诉。“李庆霖胆子真大，受过处分和审查还敢写这样的信！”有人佩服，有人指责。
他坚信毛泽东会撑他的腰。毛泽东的信传到莆田地委后，正在召开三级书记会议的干部们既震惊又感动，他们谁也想不到毛主席会对莆田的一个小学教师写信并寄三百元钱。在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这封信飞到莆田比接到皇帝的圣旨还要神圣和神秘。
二十个人的调查组分赴所属四个县的知青点或插队农村。汇报的情况证实：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所说的更为严重！口粮多数都不够吃，住房大多寄住农民家中。中央拨下来的安置费和木料有的存入银行，有的挪作它用，还有贪污的。不少地方不同工同酬，还有逼婚和强奸女知青。当调查组把毛主席的信传达给知识青年时，许多人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是发自内心的祝愿。
地委的态度比较积极，但下面跟不上。于是，派三个人专门去莆田县秋芦公社解决知识青年的吃、住、用的问题。秋芦公社是李庆霖儿子李良模所在的地方，这里是一个重点，可是公社的干部态度消极，认为李庆霖在毛主席面前告了秋芦公社的状，毛泽东的信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秋芦公社。从某种角度来理解，也许这是事实。
虽然中央文件在全国传达后，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给李庆霖寄来钱和粮票，他不能收。他要靠自食其力的劳动，他认为有了毛泽东的这封信这把尚方宝剑，領导总应该对他另眼相看了。他对县委刘书记说：我现在生活困难，我爱人现在打短工，能否帮助我找个临时工干干?”李庆霖一家五人，除一个孩子在省体工队，四个人全靠他一人负担，虽然下乡的良模能分到一点稻谷，但不够糠菜半年粮。
刘书记不耐烦了：“啊呀！行了、够了，你的钱也不少了，工资不算低了，四十多元一月了，还有三十多元一月的呢，你不要谈这个了！”一盆凉水从头淋到脚。
也有人来找李庆霖。吹捧他，吓唬他，支持他，挑动他。“你敢给毛主席写信，有人要把你打成反革命！”“你说干部拉关系走后门，有没有证据?没有，我们提供。”“拔白旗的事要平反，清队审查的事也要平反，我们负责！”他们要利用李庆霖达到自己的目的。李庆霖成了一面旗帜，各种力量都要争取他，拉拢他。
无疑，李庆霖凭着给毛泽东的这一封信，他赢得了人心。
雷厉风行，紧锣密鼓。对毛泽东的指示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革命派和反革命的标准。出于种种目的，掌管权力的领导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和马虎。
莆田县自然是落实的重点。从六月十一日开始，刘书记、刘副书记和刘常委三人分头下到农村山区，他们手中有权，不断地批粮批款。按照原定每人每月三十七斤的定量，保证知青们在夏粮登场前有饭吃。并强制规定，县委领导们批的粮款，保证六月二十五日前粮到户、钱到手，不开空头支票。毛主席的指示要落实。
不仅解决吃饭和吃菜问题，县委领导下去的时候，还带了十五名医生，当场送医送药，需要手术的，立即介绍住院。
山道弯弯。庄边公社有一个知青农场，八十四人开了一百四十亩山地。他们象孤独的鲁滨逊。他们没有想到突然有一天来了一队人，幸福降临了！县里领导爬山来慰问，送粮送钱，还给了理发工具、保健药箱和一台缝纫机。
“还有什么困难?”
“山上没有水，我们一天一担到山下去挑。”
好，给一台抽水机。
“还缺什么?”
青年们觉得这是一场梦。多少年没有人来问，怎么突然间来了财神爷?他们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有人鼓起了勇气：“我们的厨房、厕所太简陋，自己搭的，能不能帮我们造一个?”
“还有，修打谷场没有水泥。”
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
再想想，还缺什么?”
不缺了，不缺了！”青年们高兴得发疯了，他们心满意足。
秋芦公社的副书记带着县委领导到了水办大队。李庆霖信中写的就是这里的情况，李良模就落户在这个村子。村子里来了干部，成立了再教育小组，盖房、分粮、送钱，每一个知识青年都感受到了毛主席送来的温暖与关怀。据统计，秋芦公社发粮三千三百三十七斤，发钱六百七十二元，全莆田县下乡知青一千一百四十五人，发大米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七斤，发钱一万二干四百七十四元！
县委刘书记说：“前一段我们对知青的关心不够，工作没做好，让毛主席操心了，我们心中不安。
我们有信心把这项工作重视起来，我们一定能把这项工作搞好。”
在这个时候，这一番话是真诚的。刘书记是一位军人。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奉命到地方支左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莆田，矛盾百出，一团乱麻！当时，稳定形势，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他们没有管理地方的经验。对于毛泽东写给李庆霖的这封信，他从内心中感到作为一百二十万人口的第一把手，他感到内疚，他感到对不起毛主席。他很感动，八十高龄的伟大领袖，竟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他也受到鼓励，他要更好地工作，挑起这副重担子。
革命委员会作为地方政权，支左的军代表担负着主要职务。他们奉中央命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挑起了特殊的重任，他们忠心耿耿。常丰茂是县人武部长，他奉命到莆田地区的闽清县任书记，听到毛泽东的来信，他还在医院里住院，他打电话给县委要认真学习贯彻，第二天他就出院，他到农村去了，去看望知青，问寒问暖。
闽侯县委书记徐毅是县武装部政委，他有高血压，他组织人到每一个知青点检查有没有缺吃少穿没有居住的。他和知青们开座谈会，心与心的交流，达到了理解和亲近。莆田地委在贯彻中央(1973)21号文件时，采取应急措施，共拨出二十四万元经费二千立方米木材和五十万斤粮食解决知识青年的生活困难。
没有毛泽东的“统筹解决”这四个字，就没有这一切。
比经费、木材和粮食更为宝贵和值得珍惜的，是毛泽东的这封信在人们心中特别是领导们心中所激发起来的责任感。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路线，是必须时时刻刻记在心中的，因为你是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而每一个老百姓腰杆硬了，嘴也硬了，似乎更坚定、更明白了自己的主人地位——毛主席替我们说了话。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去找为人民服务的干部！
干部和群众挽起了臂膀。
毛泽东的信传到福建的时候，正是狂风暴雨的季节。受台风影响，临海的莆田三面受袭。海堤冲垮了五十二处，长达二百二十多丈！全县农作物受害，许多村房倒屋塌，县武装部干部战士紧急出动。阔口大队、拱辰大队、顶墩大队地势低洼。白浪中闪出一队红星，三十多个战士在凌晨四点的激流中游向村庄，从拱辰大队救出八十多人！
军分区领导紧急部署，现场指挥。独立营立即腾房做饭。五月四日这一天，他们接待了灾民二百八十三人，男女老少吃了四餐。军车在风雨中飞驰，拉粮、拉人、拉馒头。司令员亲自到被围困的村庄中慰问，干部战士头顶干粮，淌着齐胸深的水，向茫茫洪水中的村子前进。
营区的礼堂、走廊和一切空地上摊晒着从水中抢出来的稻谷、蚕豆。一排排新架起来的铺板安置了千多位受台风暴雨袭击的群众。
没有人为损失了财产而悲泣，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风雨和艳阳同在。
对于中国人来说，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平。同样的知识青年，有的就不用上山下乡。下乡后，有的几个月就完成了“再教育”入党提干招工上学了。他们有关系，他们有后门。
李庆霖心事重重。虽然，他看到了领导们为贯彻毛主席的复信拨钱拨粮盖房子，忙得热火朝天。可他觉得这只是一个方面，他同意用“应急措施”这个提法。他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某些领导不敢也不愿落实他信中提到了另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锻炼自已，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
这番话受到了民众的欢呼。莆田街头刷出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 ”向不正之风开火！“ ”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
对于一些当权者来说，这些标语太刺眼了。因为，不到两年，莆田县人武部安置了七个家属的工作，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上山下乡，他们的子女都招工和当兵去了。正在贯彻落实中央21号文件的时候，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发出通报：六月十五日，×县武装部长带两名部队同志对县高招办的同志说：“有个首长的孩子在农村插队，希望能考虑一下。”他要县里保送上大学。后来被公社书记顶住了。通报的第二个例子是两个县都从县的名额中拿出两个招生名额，照顾当地驻军首长子女，美其名“搞好军民关系。”
何止是领导干部呢?莆田驻军在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复信时，一些干部子女也忧心忡忡。侦察连一位战士说：“我母亲在机关当干部，她也走后门，弄不好这次要换整。”父亲任地区副主任的战士李新担心：他的一弟一妹下乡后很快上来了，他知道是走后门上来的，他听了毛主席的信后一夜没睡觉，他怕弟弟妹妹再退回农村去。
走后门是社会的流行病。
毛泽东的这封信成为上山下乡的又一次动员令，广泛的传达，认真的宣讲，接下去对照检查。雷厉风行，声势浩大。
福建成为贯彻的重点，福建的重点是莆田。采取应急措施后，原来倒流回城的知青，公社派人把钱和粮送上门，感动得他们第二天就回乡去生产。
在这股热潮中，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一种角色。特别是领导干部，下面群众盯着，上面中央督着。行动最快的是县团级，从莆田地区来说，闽侯县委机关干部闻风而动，他们有十一名子女在传达贯彻毛泽东来信时带了好头，干部的行动带动了群众，县城中马上又有二十多个知青报名，三十多知识青年在锣鼓声中胸佩大红花去了广阔天地。
李庆霖又带了一个头。他把刚刚中学毕业的小儿子李良雄动员下乡。这是他身边唯一的一个孩子，他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我应该带头听毛主席的话。”小儿子去了永泰县东星青年果苗场，那里也是山区。
这个时候，正好大学招生，公社党委和贫下中农一致推荐他的大儿子李良模去上大学。良模知道在这个时候去上大学，无疑是由于毛主席的一封信的原因，他不能凭借某种外界的因素改变自己的处境，他要靠踏踏实实的劳动来贏得农民们的称颂，他刻苦劳动，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凭着毛泽东的这封信，李庆霖被罩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光环。出于种种需要，省、地、县三级都委任他各种职务：福建省高校招生办公室副组长、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他还在任教的东方红小学里任了个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全是副职！
由毛泽东的这封复信引起的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浪潮又一次冲击全社会，许多人的心里产生了新的倾斜。
两年后的一九七五年四月，莆田地区为了纪念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两周年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这是一次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的会议。莆田地区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个知青基本做到了有饭吃，有房住，有钱发，有人管。毛泽东复信后盖房八万八千四百多平方，无偿投资和贷款三十六万元，各部门都自觉地支持知青工作，一九七四年动员了二千九百人下乡，下乡率达百分之九十八。驻莆田地区的部队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按文件规定应下乡的子女是一百四十二名，实际报名一百四十七个，五个年齡未到的子女也坚决要求下乡，极大的鼓舞了当地群众。走后门现象有了根本转变，四次招生基本公开推荐，群众评议，连原先拉关系招工招生的也有部分清退，仅漳州地区就清退招工人数五千五百八十人！
李庆霖说：“主席复信后;各级对知青工作普遍重视了，办了青年点，盖了房，贪污建房经费和迫害知青事件大大减少了，百分之八十的知青有房住，百分之六十的知青达到了自给。粮食不够吃的由国家补，每月二十斤，每月发八元钱。
李庆霖对现状仍然不满，他讲了十个方面的存在问题，如领导干部子女不少仍然不下乡，建房工作少慢差费，迫害知青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大齡知青婚姻问题无法解决等等，总之，长期落户、扎根农村仍然有困难，绝大多数知青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这个时候的李庆霖，精神面貌已经不是当初收到毛泽东的信的时候那样激动和兴奋了。他显得无能为力，他遇到了强大的对手。
有人说，有些人要整他，丑化他，有人写大字报，揭露他的“拔白旗”问题。最强大的势力来自一些掌权的干部，他们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
他有不少对立面。地委一个白头发的常委几个子女都不下乡，却在台上起劲地批错误路线。一九七四年七月高校招生时，他又将当工人的女儿通过关系到福州大学走后门。省高校招生办副主任李庆霖把住了关，这仇恨当然要记一辈子。
李庆霖非常苦恼。他想自己全心全意贯彻毛主席的批示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小学教员想不通，他有些单纯而天真，他认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谁敢不听?
他预料到他会遇到麻烦。在这次会议上，李庆霖对来参加会议的国务院知青办一位姓刘的同志说：“我想再给毛主席写封信，不知能不能收到?”
“一定能收到的。毛主席关心你。”
我不想再在莆田了，我想调个地方。”李庆霖已经感受到无法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立足了。这是一九七五年四月。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同样惊动了中国的上层领导。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晚上，距毛泽东批示后的第四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研究解决知识青年的生活困难问题。
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王洪文等出席会议。
“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不能再让主席把自己的工资寄去了！”周总理说：“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要提髙，要考虑解决已经下乡的这部分青年的实际困难。”他提出，全国目前在农村插队的按三百万人算，平均每人补助三百元，需要九个亿，请财政部研究并作预算。
周恩来认真地阅读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针对知青缺口粮等问题，周总理说：要调查一下，每个知青一年需要多少口粮才够吃。有下乡青年的地方，要加强合作医疗，要培养赤脚医生，对于有重大疾病的下乡知青，要给予医疗补助。有严重地方病的地方知青不要去。
关于知青的婚姻问题，周恩来也极为关心。他还说，要对女青年进行卫生常识的教育。
会议特别研究了保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问题，对于侵犯知青权利的行为，会议发出了十分严厉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通报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和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恶性犯罪事实。周恩来十分愤慨，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这是林彪的团长！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畏缩缩，要大胆管！”
叶剑英元帅一字千钧：“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共和国不容许邪恶，正义之劍高高举起！(1973)104号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首开杀戒：黄砚田，黑龙江建设兵团十六团团长，李耀东，十六团参谋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接着，国务院、中央军委签署命令，批准判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蒋小山、张国良等四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
……
不久，国务院组织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习调查小组”，分赴十二个省、自治区调查研究。一个月后，调查小组起草了一份《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
六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形成了《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份报告经过毛泽东圈阅后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的公社和城镇街道，它与毛泽东对李庆霖一封信的批示的21号文件一起，成为调整知青政策的权威依据。
对于千百万知识青年来说这是一次命运的转折！
就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领导十分关心福建的李庆霖，并派记者了解李庆霖的有关情况。
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领导同志给福州军区司令员兼军管福建地方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韩先楚通过电话的第二天，福建省委把李庆霖从莆田接到福州，韩先楚亲自接见并赞扬他的信写得好。谈话间，了解他有什么要求，并问他有没有要求入党的愿望。
李庆霖要求给他平反。他说：“我头上还插着白旗’，怎么能入党呢?”
所谓的“白旗”，是一九五八年春的反右运动中，李庆霖刚调到前坑小学任教的毕业班因为原来基础差，毕业时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公立初中，大多被农业中学录取了。县里说他给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废品是工作的严重失职，于是决定撤销了他的教导主任职务，工资从每月的五十元五角减为四十二元五角，政治表现被“插上白旗”。李庆霖多次申诉要求平反，他对这个处分不服。他曾向县、省直到国务院写信要求撤销这个处分。县教育局一直拒绝平反。
韩先楚司令员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锴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福建省委立即指示莆田县委，应该把李庆霖提拔为小学革委会副主任，恢复相当于当年教导主任的职务，并调整他的工资。
七月一日是共产党的生日，福建省委再次将李庆霖接到省会福州，叫他在六万人的大会上发言。李庆霖受到了重视和关心，他不能辜负领导的希望，于是，一九七三年的七月八日，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可是，有人揭发他历史上有问题，在一九六八年底的小学教师清队学习班上，有人捡举他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美蒋特务”，在毒打和体罚下，他被迫承认是“三青团员”。虽然文革后期组织上没有给他什么处分，并承认清队扩大化了，但对于李庆霖来说，这个”三青团员”没有结论，没有结论总使他不踏实。
福建省委对李庆霖的入党要求，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组织上通过调查敌伪档案，终于查明李庆霖不是“三青团员”。敌伪档案上关于“李庆霖”的名单，是他一九四四年即十五岁那年在仙游师范学校上学时全班同学的花名册。名册上有些人的名字上打有圈，他的名字上没有打圈。
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八月二十日，省委领导接见了正在参加省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的李庆霖，告诉他写一份个人思想演变过程的材料。
在这以前，莆田地委书记韩依民、许集美和莆田县委书记刘功联名写信给福建省委，同意李庆霖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大”已定于八月二十四日召开，李庆霖已经赶不上参加“十大”了，省委打算让李庆霖参加四届人大。
十月，福建省革委会全体会议选举出五十二名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会的九十二名委员一致认为，李庆霖在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办了一件大好事，表现了可贵的反潮流神、选举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合适的。
在这之前教育组的六人考察组深入到李庆霖执教过的下办学和东方红小学征求意见。干部群众纷纷评功摆好，一致赞同他能代表人民的利益，符合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条件。也有个别同志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认为李庆霖有时候讲话不够注意场合，有时不够谦虚。
李庆霖从一名小学教师走上了政坛。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
李庆霖已经不是原来的小学教员李庆霖了，他的头上已经罩上了五光十色的政治光环。
就在为李庆霖平反“白旗”和吸收入党的同时，福建省委督促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要采取措施，保护李庆霖的人身安全。
据分析，对李庆霖的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有三种人。一是破坏上山下乡的罪犯，二是“走后门”严重的干部，三是在文革中整过李庆霖的人。根据这个分析，地委和县委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调李庆霖到县城的东方红小学教书，理由是离家路近，往返方便，学校在地委机关对面，有警卫站岗放哨。
在改变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从学校到机关，从地方到中央，似火箭冲天，青云直上！
有道是：高处不胜寒。乡村小学的教书匠登上了政治舞台，它的结果必定是一场悲剧！试看文革年代从纺织女工、卖菜营业员、开大寨田的老农到舞文弄墨的哪一个逃脱了可悲的结局！
自然，李庆霖自有他的人生轨迹。随着权力和地位的上升，他树立了越来越多的对立面。他陷入了那个年代的政治漩涡！
他在政治舞台上唱做念打，粉墨效劳。自从一九七三年底选上全国人大代表到一九七七年初被隔离审查，他的“政治生命”只有三年多一点点。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经历了十个月的批斗审查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曾经光荣和辉煌一时的李庆霖在福州被正式逮捕，这是经福建省委研究决定，“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在全省有二百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当场逮捕的。
大会的批斗发言说，李庆霖“在历史上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并认定“李庆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右派”。
逮捕了一年零七个月后才由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福建省人民检察院莆田分院作为公诉机关，起诉李庆霖为“反革命案”。
李庆霖当年已五十一岁，城市贫民出身，学生成份，莆田县城厢镇人捕前系全国四届人大常务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知青办副主任。
(79)莆地法刑初字第001号的《刑事判决书》说：
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多次写信给“四人帮”，诬陷中央和省地、县委领导。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受到江青的接见和赞赏。以后又与“四人帮”亲信派来福建的“联络”人员相勾结。串连“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提供了大量颠倒是非的材料，诬陷省、地、县委负责人，诽谤福州军区领导人，狂叫要与省委“对着干”，要改组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被告在一次会上竞数十次以极其恶毒的语言点名攻击中央领导人。“四人帮”利用了被告诽谤的材料打击迫害省委领导。
被告李庆霖大搞篡党夺权。一九七六年二月上、中旬，接连向全省发出《公告》、《清醒头脑，坚持斗争》等个人署名的煽动篡党夺权的大字报。还利用接见所谓“上访团”和各种会议，偏动向省地、县委夺权。二月下旬，被告指使同伙多次揪斗省、地委领导，抄了省委领导的家，强逼地委撤换县公安局、邮电局领导。三月间带头强迫省地委撒换莆田地区公社一级领导班子。被告及其同伙还将帮派成员塞进莆田县委，并向各公社派出“主持人”在全县层层建立“运动办”，篡夺县、社领导权。在被告等人在大搞篡党夺权的冲击下，全区不少县社领导机关陷于瘫瘓、半瘫痪，大批干部被掀斗撤掉或免掉了职务。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资本主义泛滥，大量乱砍滥伐森林，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七六年一、二月间，被告极力为坏人翻案，带头强制党委释放了许文候等三名在押罪犯，还在福州向各地“上访”人员介绍了莆田强制释放在押犯的“经验”，在全省刮起了放人风。这些罪犯出狱后，大搞打砸抢危害极大。被告公然违抗军委和省委指示，一九七六年五月间就策动同伙非法建立莆田县“民兵指挥部”。同年九月，还亲自到武斗据点煸风点火，并支持永太县同安武斗队要“坚持对着干”，在各地刮起打砸抢妖风造成大批干部、群众被非法关押、打伤和打死的严重恶果。
被告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诽谤党中央。烧毁罪证，筹款筹粮准备潜逃。听了打招呼会议精神后，还煸动同伙负隅顽抗。本院认为，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是“四人帮”在我省的亲信，是猖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民愤很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应从严惩处，但归案后，尚能认罪。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之规定精神，判决如下：判处反革命犯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六年前的六月，正是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在全国城乡大张旗鼓地传达贯彻的辉煌时光，李庆霖做梦也没有想到，六年后的六月，他会被作为反革命犯在铁窗中度过人生的下半辈子。
大喜大悲的李庆霖！大起大落的李庆霖！
是人嘲弄了历史?还是历史捉弄了人?
省委第一书记亲自拔掉了的“白旗”，如今重新插到了李庆霖的头上。这次不仅是又一次肯定一九五八年的“白旗”，这次升级了，升级为“漏网右派“，历史在某些人手里，是一块随意揉捏的橡皮泥。
当初吹捧李庆霖“路线觉悟高”，“敢于反潮流”，“代表人民利益”的人，这次变成“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
在导演拍摄《铁证如山》的纪录片时，李庆霖被人带到县委宿舍的一间房子里，墙上早已挂了几支枪。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二百0一个，参加人数有六千七百多人！
李庆霖从来没有在这间房子里组织过“武斗”，他也没有这些枪，他不知道这些枪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这些枪挂在墙上干什么。
在隔离审查批判游斗的十个月时间里，李庆霖先后被押到二十多个公社和附近的仙游、永泰、长乐等县轮流批斗，怀着对“反革命”的仇恨，批斗时，常常饿饭和被拳打脚踢。在莆田南山广化寺批斗时，李庆霖两手被墨汁染得漆黑，高举头上，举不动了，就用绳子吊起来打。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査，他的妻子张秀珍被开除了公职。理由是：“你是李庆霖的老婆，当然要开除！”开除后也被隔离审查。
因为身边没有子女而按政策回城安排的儿子李良雄，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的办事员工作，回到知青点，知青办不要。到街道，街道不收，他只好把户口装在袋里，去深山修公路、看山林、三年不供应口粮。
一九七四年，李良雄还在上高中一年级时，他曾对父亲说：“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会很苦。”他有他的根据;你揭了人家的老底，人家会放过你！”
家里已被翻箱倒柜抄过了两次，一切文件、材料、笔记本、会议代表，等等统统被搜走了，连许多来信也一封不存。来搜查的人几次追问“毛主席寄来的三百元钱在哪里”，一家人咬紧牙不说。这三百元钱，一直以“李庆霖”的名字存在中国人民银行莆田县支行，后来怕被人抄走，才把它和另一笔存款混在一起。李庆霖说：“这笔钱一分都不能用，这是纪念。“
低矮破旧的老式平房里，始终张贴着毛泽东主席的标准像。
李庆霖被捕，社会上流传着两则故事。
一说：毛泽东主席曾经接见过李庆霖，他老人家摸着李庆霖的头说：“你头上没有角，身上也没有刺嘛。
还有一则是近些年才流传的。有人说，李庆霖本来早放出来了，可他在监狱中又写了一副对联，所以就不让他出来了。对联云：“上正中歪下乱来，民穷商富官发财”
民间的传说，反映了一些人的心态。
对于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李庆霖不服。他承认有严重错误，他认为他是按上面的部署干的，他不承认犯有判处无期徒刑这样的重罪。
刚进监狱时，李庆霖被分到铸造车间当清砂工，一身煤灰，两手黑炭，累得腰酸背痛，这是改造。
后来被押到武夷山区。开始叫他烧开水，当伙夫。不久管教干部又分配年过花甲的李庆霖管理图书、出版墙报和早上广播。他享有住在教学楼单间的优待。
直到一九八二年的秋天，儿女们才可以去看望他。正是闽江桔子红的时候，乘火车、坐汽车，再在深山中步行十多里路，涉过崇阳溪，就到了一个叫做“黄土”的地方。
孩子们在会见室里等待他，他们已经五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
父亲老了，头发也白了，一身灰布衣看起来灰溜溜的。有高血压的李庆霖看起来有些虚弱。
他很激动。李庆霖一一叫着儿子女儿的名字，四个人中一个人他不认识，这是他的未见过面的女婿。
他们给父亲带来了麦乳精、白砂糖、三合面和肉松、花生等等。李庆霖一一拒绝，他不要，他一样都不要，连送去的新衣也不要。
孩子们要他保重身体，不要乱想。
李庆霖关切地问家里的情况，问他的年迈的母亲，孩子们的奶奶身体怎么样。李庆霖也思念他的妻子。
妻子是他在小学读书时的老师的女儿，老师看他读书勤奋，文章写得又好，十分喜欢，后来想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师娘嫌他家里穷，不同意这门亲事，直到解放后他俩才自由结婚。她为他吃了很多苦。
李庆霖的生活非常刻苦和节俭，就在他大红大紫上北京参加全国人大进人民大会堂时，他穿的仍然是打补丁的衣服。
儿女们经常去看他。他不需要一点物质的东西。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决：罪犯李庆霖在服刑中有悔改表现，准予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减为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一九九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执行机关观其改造表现提出减刑意见。法院组成合议庭，经审核查明罪犯李庆霖在服刑期间，能接受改造，遵守监规，虽年老体弱，能服从分配，尽力完成中队交给的各项劳动任务。管理监内图书阅览室及音响器材，均能认真负责，并积极向干部提出图书管理的合理化建议，健全图书管理各项制度，图书排列整齐美观，并设计印制了借书证，做到图书杂志管理无丢失、无损坏，每逢节日能主动布置好监內环境，活跃节日气氛，受表扬多次，百分考核获奖励，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罪犯李庆霖准予减刑貳年(刑期自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起至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六日止)
没有等到刑期满，李庆霖回到了阔别十七年的家。因为八十四岁的老母病重，她希望能见一面狱中的儿子。孙子李良模一面发电报到监狱要求请假，一面打了报告用快件寄去。监狱的领导很快批了三天假期，还派出一个管教干部送李庆霖回家。
家人团圆了。李庆霖扶着白发苍苍的老母，泪水涟涟。他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两位儿媳和两个可爱的孙女。他尝到了天伦之乐。
第二天就要归队。陪同来的管教干部黄科长说，你到外面去看看，上街走走，看看社会的变化。两个儿子一左一右陪着父亲在莆田城里转了一个多小时。“不认识了，变化真大！”李庆霖感慨万分。
李庆霖在狱中读报
历史象奔腾的浪涛滚滚向前。
到一九九四年的八月十七日，李庆霖将重新获得自由。经过历史沉浮的人，将在新生活面前，书写新的人生历史。
又是一年新春到，李庆霖挥毫泼墨，书一副春联贴在监狱大门口：迎春妙舞添辉河山 改造凯歌弥漫崇安
文章来源《雨花》 1994年第05期 作者：徐志耕
李庆霖：一位斗胆向毛主席
告御状的小人物
刘晓航(右)与李庆霖(左)1998年2月在福建蒲田李庆霖家门口合影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交的一封人民来信，他边读边想，特别是读到悲凉处的文字，毛泽东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写信人是福建省莆田县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们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
这位执教20多年的乡村小学教员从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不平和不安。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的，辗转数月，终于交到毛泽东主席手中。毛泽东读到这封信后深为所动，当即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让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毛泽东还问，李庆霖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他还说，可考虑将李庆霖的信编入中学课本。
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以及对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度重视。其实他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所闻，所以并不以信中揭露的问题为怪。李庆霖的告状，虽有锋芒，并没有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这个“新生事物”的大方向。毛泽东主席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小老百姓寄钱，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殊荣，生动体现了伟大领袖体恤民情的人格魅力。
20多年后，李庆霖回顾向毛主席告御状的动机时说：“当时我看到知青像鸭子般被赶到山里去，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孩子们那么小，连照料自己都不行，还要去干农活，有时还吃不饱。我的孩子回家拿米、拿物、拿钱，我心里难受。当时我们这样有孩子在乡下的家长，见面就唉声叹气。我相信毛主席说的话不会错，但他老人家对下面的实情肯定不完全知道，于是有了向上反映的念头。我先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信发出后，几个月后没有动静，但孩子们在乡下的情况越来越糟，我的忧虑更深了，看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工作没有着落，生活没有着落，将来的婚姻怎么办?这使我这个父亲产生了一种无力保护孩子的自责，于是只能斗胆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告御状了。信写好后又不敢寄，经过再三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决定多说说自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只捎带说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的不平。信是用300字的稿纸工楷抄写的，一直不敢寄，怕信被人卡住，回头整我。我担心这封信毛主席收不到，便想起当时给毛主席当英文翻译的王海容能经常见到毛主席，就寄给她，请她直接送到毛主席手中。”就在李庆霖将信寄走后，莆田县城里发生一起知青张贴非议上山下乡运动的匿名大字报而被查出，被狠狠批斗的事件，他担心向毛主席告状的信被查出自己将步其后尘，但覆水难收，后悔也没用了。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向他了解知青下乡状况和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的经过，还让他拿出信的底稿。李庆霖说没有底稿。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抖抖索索将信纸展开，
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毛主席回信的原件当时就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了)，另几页是李庆霖给毛主席信的打印件，注明是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学习讨论的，这份文件一共只打印了12份。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汨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呆呆傻傻想了一天。第二天傍晚，他才清醒过来，找到莆田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他心想这下好了，毛主席说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同时也为打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就自己那一封信，他的孩子和全国几百万知青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里们闻讯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存入仓后街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那以后一直没取出。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
“文革”时代的官方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阴暗面，却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他在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劣迹一旦上到中央，昭然于天下，自然于仕途不利，所以这些当官的坐立不安了。县委派出两班人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信访办某负责人将李庆霖的儿子找去大加训斥：“你这二流子，不好好劳动，还欺骗毛主席寄钱！”还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同志们，要提高警惕，阶级敌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啊！”最大的对手是一些有实权的干部，他们说：“李庆霖专门跟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但是，这些人不光彩的小动作，在当时是“蚍蜉撼大树”，有毛泽东复信为依托，往日忍辱负重的李庆霖现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组织20人赴下属四个县调查证实，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待，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提出一个要求：1958年插在他身上的白旗要拔掉。韩先楚司令当即表态：“教学生不比种庄稼，成绩基础差，短时间怎能拔高，把白旗插在小学教师身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昔日一介平民的李庆霖，此时大红大紫，他居住的幽静的居仁巷，一下子热闹起来。除了许多知青和家长来看望他，感谢他外，还有各种素不相识的人找他办事，称他为“李大胆”、“李青天”。在那一段时间里，李庆霖每天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少则几十封，多则100封。使李庆霖感到沉重和不安的是寄自黑龙江和云南的女知青们哭诉被奸污迫害的遭遇，她们希望通过李庆霖将这些情况直接反映给党中央，来解救她们。李庆霖悲愤地读完这些信，并且慎重地将这些信转寄给国务院领导。半年后，李庆霖收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这些奸污女知青案件查处的通报与回复。
以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为契机，全国各地上千万知青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就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第二天——1973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抽调大批国家机关干部分赴13个省调查，周总理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毛主席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中发(1973)21号文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报经毛主席圈阅后传达到全体上山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做到了家喻户晓。
同年6月22日至8月7日在北京的前门饭店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中央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使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一定解决。各地严厉打击迫害女知青案件，大开杀戒，对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从1973年到1976年中央财政拨付安置经费总数达到33亿元。对插队方式也作了改进，从以往的分散插队发展到适当集中，同时建立知青点。介绍推广了以厂队挂钩建知青点的“株洲经验”。明确了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从1974年到1977年知青的返城人数高达438万人，相当同期下乡总人数的57%。
李庆霖的个人命运也发生变化，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到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主任、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李庆霖因毛泽东的复信而名扬天下，他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反潮流英雄。然而在“文革”变幻莫测的险涛浊浪中，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小人物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困难的。小学教员李庆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他只不过是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他“发迹”伊始，即被地方上极左势力大肆吹捧，认为他与中央领导声息相通，有很大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大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炫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投降派”的狂潮中到处表态、作报告，这样便为他后来身陷牢狱埋下了伏笔。
这位迂阔的书生，此时正担任福建省高校招生办副主任，他在招生工作中严格把关，抵制任何企图利用职权为子女上大学“开后门”的不正之风。
在这一点上他严以律己，他的大儿子李良模自毛主席复信后入了党，成了莆田县秋庐公社一名党委委员，李庆霖这时完全可以凭职权，将李良模招生、招工抽调上来，但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否则太对不起毛主席了。1974年大学招生，省招办工作人员向他汇报，某大军区几位将军打了招呼，要为他们的子女留几个大学招生名额。李庆霖断然拒绝，说不能开这个后门，将军的子女和老百姓的子女一样，要通过基层推荐，不能搞特殊化，并在省招生工作会议上将这件事公开捅出来，让那几位老同志下不了台，他们愤然道：“江山是老子打的，留几个招生名额怎么不行?”李庆霖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自己也弄不清自己怎么会被视为“小爬虫”并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某军军部，失去了人身自由，并被押到各地批斗，几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反革命”罪判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决没有犯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但他的申诉一直没有下文。
1979年底在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省劳改总队崇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五旬的犯人，与周围那些蓬头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犯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于是都很敬重他，管教人员让他干些烧开水、办大批判专栏的轻活。
19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崇安劳改农场服刑，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路去劳改支队探望他，这些知青的真诚感动了监管人员，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人。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像亲人般围住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1990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李庆霖的改造表现准予减刑，他将于1994年8月获得自由。1994年3月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莆田世代居住的老屋，他无限感叹道：“自失去自由，直到获释回家，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真不堪回首！”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他和老伴没有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仅靠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她因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李庆霖捐款，总数达万元，使得他还清医药费欠账，并为老伴办丧。
这些年赋闲在家的李庆霖经常拄着拐杖到离家不远的莆田市政府信访局看报聊天，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子，推倒一些不实之词，信访局的人对他很客气，茶礼相待，但对他案子的申诉，杳无音讯。
但是，这些年来，千百万老知青没有忘记他。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他们在寻找他，关注他的命运。当李庆霖还在武夷山下劳改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一本本知青生活纪实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文章纷纷问世。它们高度评价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之举，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及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注这个命途多舛的老人的近况，纷纷给他写信问候，寄钱给他治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记者、虔诚的基督徒。信和钱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的。
1998年2月，笔者专程去莆田采访李庆霖三天，写出报告文学《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被国内外近30家报刊转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李庆霖还挥毫赠送笔者两幅墨宝，其中一幅就是坦诚拳拳赤子心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李庆霖的人生最后几年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的，他患的是最令人头痛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和喘息型气管炎。前者是当代医学无法根治的病，他的三个子女为照料父亲疲于奔命，许多热心人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他还是在痛苦中走了。他在2004年2月19日带着许多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天，笔者从他家人处获得这个消息，当即在“华夏知青网“发布了这个信息，海内外许多老知青在网上发唁电，悼念这位老人的去世。
现在李庆霖安眠在莆田福山墓园里，今年清明节，他的子女们新拓了一尊墓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那封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客当统筹解决。”
秋风衰草，夕阳无语，这是一块举世无双的墓碑。（2005年）
文章来源《风吹来，满天都是白色的伞》刘晓航 著
本文由“老知青家园”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红色边疆荒友家园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