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兵团八年
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兵团八年
作者： 纪道庄(原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
（一）一份百万兵团人交出的答卷
（二）着重解决团结政策两大问题
（三）绷紧生产建设这根弦
（四）接收安置大批城市青年
（五）预防事故 人命关天
（六）大批知青调离兵团
一份百万兵团人交出的答卷
——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兵团八年（一）
我是1969年5月从沈阳军区司令部防化部作战训练科参谋的岗位上奉调到兵团工作的，直到兵团撤销后离开，共在兵团工作了6年多时间。
兵团军务处是集部队军务和农垦劳动两部门职能于一处，并实际以后者为主的业务部门。面临从军队防化改行做兵团的军务和劳动工作，我感到十分生疏，犹如穿着军装“转业”，抱着边学边干、小心翼翼、不敢懈怠的心态做这项新工作，所幸有老处长、抗战干部耿心松（后任兵团后勤副部长）把关掌舵，又得益于老农垦同志的团结帮助，因而在兵团工作那些年月没出大的纰漏。
兵团撤销后，我与几位同志调军事学院（现国防大学）任教，各自重操旧业。之后，我又任总参谋部防化部作战业务部门的主要领导，直至1992年退休。兵团军务处的其他现役、非现役干部在本处工作期间也都能遵纪守法、努力工作、注重团结，并在兵团撤销后走向新的岗位。对此，大家颇感欣慰。
据有关资料记载，党中央确定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时间是在“文革”前的1966年1月。经过筹建，党中央、毛主席于1968年6月18日发布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入沈阳军区建制，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件。这是继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之后，中央确定建立的又一支“屯垦戍边”单位。
兵团从成立至撤销历时约八年。就成员变化说，最显著的是：从成立之初三千多现役军人的进入，和36万城市知识青年（若包括兵团成立前接收安置的则为40余万）赴兵团锻炼，至撤销之后现役军人除少部分自愿就地转业，余均返回部队，此后知识青年按新政策陆续返回家乡。这是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
多年来，每当与昔日兵团战友和熟识的知青朋友见面、聚会，都不难发现，大家对中青年时期曾经工作、战斗、生活过的“北大荒”怀有深厚感情，关注其信息，乐见其可喜的发展变化，还常与家人叙谈那段历史。知青朋友更是感到“北大荒”给了他们很好的磨练，对于此后人生发展极有价值。
毋庸讳言，在兵团时期，由于“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有些知青、老农垦干部和职工，甚至现役军人曾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伤害。兵团有些决策也曾失误。但我们不能忘记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80余万兵团成员（若计老人、孩子家属在内则约170余万人）对“北大荒”所作的无可置疑的努力和贡献。
一位如今已年近60岁的当年兵团知青说得好：对于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应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以“北大荒”的发展建设和对国家贡献作标尺，持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判断是非，避免片面性、情绪化和想当然。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理性和成熟的看法。
我作为当年兵团机关一名工作人员，以所见所闻作如下回忆。
形势是兵团成立和撤销的决定性因素
“文革”前的1966年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省党政军即开始筹建工作。
1968年6月18日，经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文件（即简称的“6.18”批示）发布，决定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入沈阳军区建制，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不久，沈阳军区司令部几位部、科级领导奉命到兵团分别任兵团第一副政委、副参谋长和作训、军务处长，而且限时报到，走得很急。之后，其它人员也陆续调去。与此同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后勤部也有同样举动。成立兵团和迅速调干的信息，引起军区机关很多同志关注。
军区参谋长对此解释说：目前中苏关系紧张，对方剑拔弩张，边境冲突不断，中央运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将位于黑龙江省境内的若干农垦（场）单位组建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任务，以利稳定边防和支援部队作战，同时组织生产，发挥“粮仓”作用，既养活自己，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
这一清楚的解释，正是中央文件明确的组建兵团的决心和意图。
应当说，军事斗争形势是促成和建立兵团的基本因素。
当时中苏关系确很紧张。比如，1968年冬，我去新疆参加氢弹爆炸试验。毛泽东主席是时决定爆炸氢弹，既是进一步试验热核武器，更具警告苏联鹰派人物“勿轻举妄动”。那时全国准备打仗的气氛很浓，生活在黑龙江省的百姓更是感受到边境斗争和战备形势的严峻。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终于在乌苏里江一争议小岛——珍宝岛爆发战斗。一岛之争，兵戎相见，举世瞩目。战斗中，新成立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参战部队进行了有力的支援和后勤保障。
珍宝岛一战后，形势颇有转化。显著的是1969年夏，苏联军队进攻我新疆一支小部队得手，在国际上挽回了因珍宝岛战斗失利而失去的颜面。紧接着在当年10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借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主席逝世之机，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会晤。两国总理达成了有关谅解。从此，两国关系和边境局势逐渐缓和。
在中苏军事对峙态势有所减弱的情况下，兵团遵照沈阳军区指示，迅速将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置于生产建设方面，着力抓紧粮食生产和内部建设工作。
与此同时，兵团在组建初期的1969年、1970年，按照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沈阳军区的指示，结合实际情况，抓紧落实政策工作，适时纠正个别领导人的极左思想，很有成效地对原农垦（场）系统进行解放干部等工作，使内部局势迅速得以稳定，并完成了在京津沪黑浙五地接受安置大量知识青年到兵团的工作任务。
1973年，毛泽东主席依据当时国内情势，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并确定在已恢复建立党委的地方，军队在“文革”初期派出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的人员陆续撤回部队。在此背景下，1974年，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改由黑龙江省领导。
1975年3月25日，中央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后的1981年12月3日该兵团又恢复）。在此前后，于“文革”期间成立的内蒙、兰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云南、山东、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相继撤销。
1975年，沈阳军区党委、黑龙江省委向中央呈报关于撤销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并于1975年12月27日获中央政治局批准。
从以上简要事实经过可以清楚看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和撤销，是当时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主要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决策的结果。
应当说，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基于维护党和国家利益，当时采取抗苏战略，并为此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任务）是正确的；之后，中苏关系缓和，国内情势变化，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使之恢复农垦（农场）体制，当属顺理成章，正确适宜。
有个故事值得记述。当沈阳军区党委、黑龙江省委关于撤销兵团的请示呈报中央后，兵团一时呈现普遍议论这一讯息的现象，现役军人思想不甚稳定，程度不同地影响工作。兵团任茂如政委期盼中央及早作出决定。正在此时，兵团四师因出于减少支出的考虑，准备将一规模较小的团并入邻近另一规模较大的团，受到被撤销团一些干部尤其基层干部的反对，也引起国务院农林部农垦局关注。在此情况下，任政委指示我会同四师邹自强副师长，迅速赴京到农垦局汇报，同时顺便询问兵团撤销问题。当农垦局领导明确告知“中央政治局前几天会议已决定撤销兵团，可向兵团首长报告，但正式传达前务请保密”后，我即赶到总参通信部电话报告任政委（此时已是1975年12月31日晚六时许）。他听后连说“好，好……”，语气中透出如释重负、十分兴奋的情绪。
此后，任政委在一次会议上说：兵团成立于准备打仗、局面动荡之际，撤销于形势缓和、军人归营之时。与会同志明其言意，点头微笑，表示认同。
兵团撤销后，曾听到有人认为兵团撤销是因为粮食减产、亏损严重，被国务院某副总理批评为“王小二过年”所致。姑且不论“王小二”这种用词是否适当，兵团确实有两年，即1972年和1973年，出现上交国家商品粮减少和经费支出增大的问题。兵团生产、财务部门分析认为，其因主要在抓粮食增产措施不够得力，大面积农田受涝难收，兵团职工人数大幅增加等。当时省农场也有减产问题。
兵团党组织对国务院领导的批评是虚心诚恳接受、严肃对待的。沈阳军区首长曾当面指示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要千方百计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此后兵团即发动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采取许多促进粮食增产的措施。包括兵团主要领导下到基层，实行以点带面推动工作的方法。加之兵团在大庆八家地区的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年上交盈利颇多，还有不可忽视的“天公作美”，灾情很少等。因而到1974年和1975年，兵团均实现了增产扭亏的目标。
至兵团撤销前夕，兵团财务部门根据蒲更生副政委的指示进行财务总结算，结果是盈余累积资金达数千万人民币，并经中央财政部工作组调查核实无误。兵团留存资金大大超出了成立初期的数字，这对后来成立的省农场总局是有利的。因此，把兵团生产经营一时的起落和国务院领导的批评，视为撤销兵团的原由，是不符合实际的。
正确分析和认识兵团历史
兵团历史既属我军军史，某种意义上说，更主要是属黑龙江农垦史的组成部分。
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68年6月18日，时值“文革”已进入第三年。因此，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到1968年，这两年多时间里发生的诸如“造反”、“夺权”、“批斗”、“扫四归”等等，是兵团成立前出现的事，不属兵团史范畴。
严格说，兵团史的时间段应是始于1968年夏，兵团领导班子及其机关基本建成并行使职能，至1976年春向省农场总局移交权力止。这近八年时间发生的事，属于兵团史。
在兵团存在的近八年时间里，正值“文革”十年浩劫时期。同整个党、国家和军队一样，兵团也毫无例外地执行极左路线和政策。这是无庸置疑的。例如，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儒尊法”、“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需要严肃慎重正视的问题是兵团执行极左路线政策的程度及其危害究竟有多大？看来只有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采取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兵团历史进行正确分析，才能获得恰当的正确的认识。
按照中央文件，兵团实行的是军事化体制编制，即组成兵团、师、团、营、连等各级组织；兵团、师、团三级设司政后机关，并编有执行军事和生产建设的相关职能部门。各级建立相应的党组织。这一体制编制，从兵团组建至撤销，除机关编制有所调整（主要是加强生产经营业务部门）外，没有发生变动。
兵团各级干部配备的基本情况是：兵团、师、团（独立营）三级领导及其机关由现役军人、原农垦（场）系统干部和知青组成。其中兵团、师、团现役军人的比例分别占2/3、1/2、1/3，而且这三级组织的主官和司政后主要领导由现役军人担任。原农垦（场）系统干部和知青多担任副职或机关生产经营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营、连基层干部由原农垦（场）系统干部和知青担任。
各级干部任免均通过组织程序由相应党委决定并以行政命令颁布实施。各级党组织成员则按党的有关规定产生。干部配备实现了老中青和现役干部、原农垦（场）干部及知青的“三结合”。兵团这种体制编制，尤其是各级党组织成员和各级干部的产生办法，与“文革”时期地方党和行政机关情况有很大不同，突出的是兵团各级组织没有靠“造反”起家坚持派性的人，也没有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安插进来的人。这就保证了兵团内部的稳定，便于集中精力做工作。
凡是经历那段历史时期的同志都清楚，领导班子和机关若有这种人捣乱，真是“天无宁日”。其例不胜枚举，仅举我所见一例：在“批林批孔”的1972年，兵团机关所在地的佳木斯市某部门召集会议研究交通运输和维持秩序事宜，依往年惯例，邀我们军务处派人与会。当该部门领导宣布开会，没说上几句话时，一“造反派”人物插话，说了些“要正确对待‘造反派’”、“要‘反回潮’”、“‘走资派’还在走”之类与会议主题毫无干系的话，弄得大家面面相觑。
会议结束后，友邻部队一同志问我：“你们兵团没这种事吧！”我答：“没有，从没见过”。由此，也使我更能理解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后下力整顿“文革”出现的混乱局面的必要性。
兵团各级领导班子的组成状况和保持稳定，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兵团领导和机关的情况是：
任茂如政委
兵团领导班子成员：政委、党委书记任茂如（在任茂如1970年调兵团工作时间不久，兵团第一副政委程克廉升任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第一副司令员、党委书记颜文斌，他们两人是兵团主要领导人，按军中习惯被称为任颜首长；副政委、党委副书记蒲更生；副司令员刘竹轩、王统、臧公盛、屈太仁，副政委李子文和蒋寿鹏，参谋长张忠志、政治部主任段景岳，均为党委常委。
颜文斌副司令员
这些领导人中，颜文斌、李子文是老红军干部，其余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干部。除蒋寿鹏是原东北农垦总局的领导干部外，都是从沈阳军区所属野战军和省军区调来的现役军人干部，任茂如和颜文斌还曾授将军衔。他们都是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教育下成长的革命者，历经多次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考验，有我军传统优良作风，廉洁自律，并且都是50多岁，正值做工作的时期。
有几位领导人着实有素养，水平好，能很快适应兵团工作，在领导班子中起着核心和举足轻重的作用。也确实有几位领导人，因工作能力、思想作风、家庭拖累等不同原因，没能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有影响不好的表现。
后增补的5名兵团党委常委，即原农垦系统干部焦德祥、技术干部张自强，北京知青康建军、哈尔滨知青姚桂荣和上海知青朱怀英，都是经过考察选拔的思想、工作表现比较优秀的中青年同志。
兵团司政后机关正副职领导，除副参谋长高学仁原系东北农垦总局密山分局主要领导（兵团组建初期任4师师长），是较早转业的领导干部外，余均为现役干部。他们的资历有红军时期的，也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多具备与兵团领导类似的经历和政治素质，其中很多领导同志文化水平较好，机关工作经验丰富。
至于机关处级领导和参谋、干事、助理员，除少数经历过战争，多系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干部，还有少数入伍不久的青年干部和到兵团的优秀知青。
机关内非军事业务部门，原农垦系统干部和知青较多。在机关中，由沈阳军区司政后机关派出任兵团司政后机关业务部门正副处长，和由原农垦系统富有经验、才干的干部担任兵团机关计划、农业、工业、机务、文教等部门一把手和其他部门副职领导，在兵团机关起到了骨干作用。
兵团成立后，面临着任务崭新、局面复杂和责任重大的严峻形势。概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屯垦戍边”对于兵团领导和机关干部是前所未遇的崭新任务。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课题，需要尽快认识许多新情况，才能确立正确的主观指导。加之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原本就不是一个建制单位，相互之间必有一个熟悉和磨合过程。还有些现役干部，因“文革”初期在沈阳军区20天“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时，曾给军区领导提过意见而被视为“立场错误”，或因出身成份、社会关系“不好”等原故而调到兵团工作，有思想、心理压力，甚至是在忍辱负重地进行工作。还有，到兵团工作，生活条件多不如原部队，得到提拔的机会也少，虽然权力比过去大，但责任更大，容不得谋私。所有这些都需要以党性严肃面对，尽快认识新事物，适应新情况。执行新任务。
——兵团八年处于“文革”中后期，尽管兵团成立的1968年被中央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文革”初期急风暴雨的浪潮已经过去，但极左路线仍在延续，兵团势必受影响。沈阳军区对兵团过问甚少，除在组建工作完成后，于1970年对兵团发布全面指导性的文件，和调整加强兵团领导班子外，主管兵团工作的副政委和军区机关到兵团的次数可谓屈指可数。这种情况从另一视角看，也不无好处。组建初期，兵团机关驻哈尔滨市，省内派性斗争甚烈。之所以于1969年冬将兵团机关移驻佳木斯市，重要考量之一是避免卷入当地派性漩涡。兵团得到黑龙江省的诸多帮助，确也曾有个别人排挤性的非理性举动。上述局面无异是复杂的。兵团各师领导也都有所体认。三师师长、老红军祁生文，曾呼吁兵团领导要当好“变压器”，意在提请兵团做好把关工作，以免事业造成损失。
——兵团管辖着一个庞大的单位，共有6个师、64个团和若干直属单位，遍布于黑龙江省东、西部许多地域，且很多单位地处边境，比原东北农垦总局或省农场局管辖单位还多。兵团6师和石油化工厂、化肥厂等单位是在兵团时期建成的。职工人数大幅增长，除每年按政策安排适龄职工子女就业外，主要是接受安置了京沪津黑浙五地36万知识青年，其数量规模创黑龙江农垦史之记录。人口数量近180万。管理职能近似地方政府，除银行、税收、邮政等，其余管理责任多由兵团负责。兵团的社会化性质很突出。
由上所述可以充分看出，在“文革”时期，在当时的情况下，领导如此规模的单位，执行崭新的“屯垦戍边”任务，要准备打仗，要搞好生产建设，要对干部职工、知青以及家属子女负责，无疑是一副千钧重担。
任茂如政委在一次研究知青工作的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工作做不好，没法交待啊！”。
颜文斌副司令员多次叮嘱机关各处领导：“要好好抓工作！”
蒲更生副政委在1971年初兵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话时说：“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执行兵团屯垦戍边的光荣任务”。
这就是兵团党委书记、副书记出于责任意识所发出的心声。
事实证明，兵团领导成员是努力的，是率先垂范的。尤应看到，兵团党委常委多运用集体研究的方式作出决策，避免个人主观武断，以使领导班子能保持清醒头脑，减少失误。那时，兵团党委常委开会的频率很高，担负党委秘书工作的组织处副处长杨春文忙个不停，即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在那个历史时期，和全国一样，兵团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对毛泽东主席奉行“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学习毛泽东著作抓得紧，还不断开展学典型活动，虽然热烈程度已不如“文革”初期，但这种潮流仍在延续。尽管事后看这是一种现代迷信，但当时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长期接受毛泽东思想正确方面的长期教育和熏陶，因而思想革命化程度确实比较高，都以舍己为公、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遵纪守法、道德高尚、廉洁自律为荣。反之则被视为思想觉悟不高，甚至被唾弃。
兵团撤销后，我与一位曾在兵团机关担任处级领导职务的原东北农垦总局干部谈心，询问他对现役军人有何评价？
他坦诚告诉我：兵团领导确有几位水平高的，带领兵团做出了很大成绩，有目共睹，功不可没；兵团机关是个能干的指挥部，不乏德才兼备的干部，与现役干部共事八年，博采众长，受益匪浅。
但现役干部也有令人遗憾和讨厌的。他列举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兵团机关有个别现役干部生活作风有错误，违反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不可原谅的；二是个别领导好骂人，又不善于团结干部，主观主义比较严重；另一位领导虽有能力，却为疾病、家庭所拖累，经常不上班，造成部门“群龙无首”的局面；三是有的现役干部盛气凌人，尾巴翘得很高，只能疏而远之；四是少数现役干部功底薄，又不抓紧学习，干了几年还不适应工作需要；五是比较普遍存在着军人优越感，虽经反骄破满教育有很大好转，但这种带有倾向性的思想情绪在军中是很危险的。尽管有这些问题，客观看，它们没有对兵团建设大局造成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干部队伍的主流方面和积极因素，抵制和弥补了支流及消极面的影响，使之形不成气候。
应当说，这位同志的看法很有见地，并且中肯公正。相比之下，兵团机关的非现役干部和知青确都比较谦虚谨慎，勤恳学习工作，成绩明显突出。应该看到没有当年十万官兵、老农垦干部职工征战“北大荒”的艰苦业绩、丰富经验、及其宝贵的精神力量，没有数十万知青离开故乡，朝气蓬勃地投入生产战备并发挥其知识文化的作用，兵团执行“屯垦戍边”任务，难有作为。
着重解决团结政策两大问题
——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兵团八年（二）
为了凝聚人心，表达意志和决心，兵团提出了“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口号。
兵团六个师的通信地址，从一师到六师，分别冠以“建、设、钢、铁、边、防”，字样。
兵团八年的功过是非、成败优劣，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再分析再认识。
政治和思想方面，首先解决如何面对农场和农场干部——
否定“旧农场”之说 肯定原农场成绩
首先是对编成兵团的原单位——即原东北农垦总局及其所属单位和省及其它若干农场如何正确看待的问题。
“文革”爆发后，在兵团成立之前和兵团组建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度有些混乱。有的说“旧农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的则持有异议，不予认同；有的认为应严肃慎重，由上级明确才对。总之是众说纷纭。
反映在文件和讲话上就出现了不同的调子，比如有的称“旧农场”，有的称“原农场”。这个原则问题直到落实政策和解放干部的1970年，才获得统一明确的认识。兵团党委和主要领导在纠正个别人极左思想后，做了很有成效的解放干部工作。原农垦(场)干部没有一个被定为“走资派”，而且在“反骄破满”教育中，充分肯定原农垦(场)系统干部职工的业绩，加之认定原农垦(场)的管理条例章程是周恩来总理批准颁布实施的，因此否定了所谓“旧农场”的说法。
此举对于统一思想、增进团结、做好工作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仅以兵团司令部为例，分别担任计划、农业、工业、机务部门正副职领导职务的任兆奎、王强、郭茂连、张锡久、张福如、张立中、石玉斌、王泽翼和彭茂生等同志都是原农垦(场)系统的干部。他们任职后，兵团领导尊重他们，倾听他们的意见，放手让他们工作。他们和现役干部之间的团结也很好，共同为“屯垦戍边”事业做贡献。
也有些事不免遗憾。比如，兵团机关移驻佳木斯市后，机关院内有几栋宿舍楼及其他地方，原住着东北农垦总局机关的干部，让他们搬家了，由现役干部入住。此事虽非属“扫地出门”，但毕竟是不痛快的，甚至是伤感情的。兵团当时这样做，似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份。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并不鲜见。黑龙江省军区搬进“哈军工”便是一例。好在不久，兵团在佳木斯市迅速修建了几栋宿舍楼，改善了大家的居住条件，缓解了矛盾。
虽然无力摆脱“左”的干扰，也搞政治运动，但能——抓住兵团工作实际 解决团结与政策两大问题。
再看兵团在“文革”期间按中央部署进行政治运动的概略情况。
1970年冬，中央于九届二中全会后，在全党开展“批陈(伯达)整风”。依此精神，兵团召开全委会，除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主要是结合兵团组建两年来的实际进行整风。
这次整风是严肃认真的，许多党委委员会前进行调查研究，会中畅所欲言，使会议取得了重要成果，对兵团此后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兵团党委经过“梳辫子”，归纳为两大主要问题——团结问题和政策问题。
这两个问题涉及面很宽。团结问题包括兵团党委内部、上下级、现役与非现役、与友邻部队和地方等多方面的团结。政策问题主要包括对原农垦(场)干部工人、知识青年和生产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事宜。
党委副书记、副政委蒲更生，在当年召开的有机关干部列席参加的兵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就兵团党委这次整风结果做了报告。实践证明，这次整风对兵团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例如，增强现役与非现役干部干部之间的团结，其意义主要在于联系实际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反骄破满的指示精神，消除有些现役干部存在的优越感和骄傲自满情绪，明确“屯垦戍边”任务是“北大荒”农垦事业在新形势下的继承与发展，确立虚心向老农垦干部工人学习和主动搞好团结的思想，共同做好兵团工作；同时也要求非现役干部不满足已有的经验，继续学习和适应新情况，团结一致立新功。
又如，知识青年探亲假问题，也是经此次整风加以明确和解决的。这是在纠正了那种把知识青年视同解放军战士， 而不了解对农垦系统知识青年，应完全实行农业工人劳动保护政策，给予享受探亲假待遇的结果。随后，兵团机关即专门就知识青年探亲假事下发文件，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兵团党委整风过程中，与我比较熟悉的四师李义坦政委对我说：这次整风总结了兵团组建以来两年的经验教训，找出了团结和政策两大问题，可说是抓住了关键。产生问题的原因，有缺乏经验的问题，还有思想政策水平问题，而这又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因此，他建议兵团党委常委多运用集体智慧作出决策，避免失误。此后，兵团领导采纳了李义坦政委的建议，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有很大提高。
各项政治运动波及兵团 基本生产秩序得以保证
1970年9月13日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不久，沈阳军区肖全夫副司令员即指示兵团首长“加强战备，密切注视边境动态”，但没明示其因。当时兵团首长以为苏联可能有动作，于是采取了严格战备值班、加强情报搜集研究、和有关值班部(分)队进入等级战备等措施。过了一段时间，苏方宣布尼·谢·赫鲁晓夫(1964年被赶下台)逝世。兵团首长获此信息，仍对采取战备措施疑惑不解，又不能有丝毫懈怠。直至中央将林彪叛逃事件传达到军级领导，兵团首长才解开迷团。兵团机关干部也从首长签发文件中删除“林副主席指示”(当时行文必先冠“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中获知“林彪出事了”。之后，兵团遵照中共中央文件指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文件，组织批林，划清界线。
在中央追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时，兵团将仅遇到的一个情况如实向上级汇报。那就是，林彪的妻子、办公室主任叶群为给其子林立果择媳，办事人曾到哈尔滨市找到兵团，可能是兵团女青年多是干农活的，没有人符合他们的条件，也就作罢。
机关曾有人议论说：“咱兵团是干庄稼活的，偏僻得很，住得最好的地方就这个佳木斯，又没有实力，有谁看得起咱们啊!中国有个黑龙江兵团，恐怕林彪都不一定知道呢。”此话引来周围同志一阵笑声。
1972年、1973年和1975年，兵团依照中央批示和上级布置进行了“批林批孔”、“评《水浒》”等活动。其中批孔即“批儒尊法”。印发的材料说孔子是最大的儒家人物，是“反动”的，而被杀的少正卯是法家人物，是进步的，还要求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后来听说“四人帮耍阴谋，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不过这股歪风没刮到兵团，没发生批总理的问题。
为了联系实际，改进工作，兵团首长分别召开司政后机关干部大会直接听取意见，还允许贴大字报，一些同志在二楼小礼堂和一楼门厅张贴了不少大字报。不论何种形式，目的在于畅所欲言，改进工作，而且也确实取得了积极效果。突出的是，上下一致千方百计增产粮食扭亏为盈，并且实现了计划目标，士气更振作起来。
但是，兵团党委常委交心会开得并不理想，没有很好地解决几位同志间的团结问题。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举国悲痛。兵团同样处于哀痛之中。兵团机关举行了沉痛的悼念仪式。几位知青还以诗词和歌曲倾诉对周总理的怀念。在追思、悲痛、平静的气氛中度过了那段日子。
当毛泽东主席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使邓小平同志陷于再次被打倒的境地时，兵团已将近撤销，加之许多干部对沈阳军区奉上峰之意提出现役干部“就地转业”的做法心存抵触，哪有心思去“批邓”。这是实在情况。
综合看，兵团在那八年时间里，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基本情况是：兵团领导班子及其机关是稳定的，没有发生林彪、四人帮集团直接插手的人和事，也没有依靠“造反”起家坚持派性的人；批陈、批林批孔中没有走斜路，摆脱了省内的派性干扰，端正了对原农垦(场)单位的看法，继承发扬了“北大荒”艰苦创业的征战传统和精神，落实政策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使原农垦(场)干部和技术人员得以发挥作用，齐心协力执行“屯垦戍边”任务；经周总理批准颁布的农垦(场)管理规章继续贯彻执行，保证了正常的生产秩序；有关知青的政策、待遇得到解决等等。
这种状况的出现，从大背景说，是由于兵团组建之时已非“文革”初期，而是毛泽东主席要求全党贯彻安定团结、消除派性、落实政策的部署，也是兵团经过几次整风总结教训适时纠偏的结果。客观地看，在兵团八年的时间里，政治和思想领域，有毛泽东主席晚年发动“文革”及极左思潮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面(如“北大荒”艰苦创业的征战精神，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党的三大作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同时继续在发挥作用。这是事实。
绷紧生产建设这根弦
——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兵团八年（三）
一切围绕增产和扭亏
在兵团机关，尤其是兵团主要领导成员头脑里，生产建设这根弦一直是绷得很紧的。他们更多的时间在盘算增产粮食和扭亏为盈这本账，以及与此相关的建设和工作项目。喜笑怒骂常由此而生。若是增产增收了，犹如打了胜仗，喜笑颜开；遇到减产亏损，苦脸愁眉即时呈现，继而苦思其因和教训。这种情绪有时是任颜两位主要领导传染给机关的。虽说任颜两人性格各不相同，任多内向，颜呈外向，但都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有一年，我去拜访老首长杨琛(原沈阳军区司令部防化部副部长，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他与兵团任茂如政委和颜文斌副司令员都曾长期在39军工作，彼此比较熟悉，问我对任颜两领导同志印象如何?
我说：他们都很努力，干劲足，领导生产建设兵团比在野战军担子更重。颜经常下部队了解情况，注重抓工作进度；任是位读过书的人，能很快把握问题的关键。
杨点头认同说“是这样，是这样”。
我还介绍说，颜在冬天下连队带头用镐刨粪，任在基层劳动，有时几乎是跪在地上干活，他们都是高级干部，而且都有一把年纪，能这样做的恐怕不多。
杨听后很是感动，对我说，颜历来作战勇敢，执行命令坚决，有不完成任务不罢休的劲头，曾多处负伤；任不但能做政治工作，还会指挥打仗。兵团主管生产建设的刘竹轩副司令员，山西人，长期做后勤工作，很会谋划。负责分管兵团九大建设项目的部领导同志，如副参谋长鲍鳌、后勤部长冯映离等，更是奋战在一线，确有志在必夺、每战必胜、以求建功的气势。主管生产建设的业务部门，尤其是原农垦(场)的干部，有真知灼见，是兵团机关指挥生产建设真正的台柱子，受到兵团领导的信任和尊重。
在一次参加兵团领导召集的会议上，我见到任茂如政委在遇到一个需要下决心的问题时，询问计划处长任兆奎说：“一家子(指他们两人都姓任)，这个问题你说说”。表现出很亲切、尊重的态度。颜文斌副司令员对农垦干部也很和气，视这些同志为搞好生产建设的左膀右臂。至于兵团机关的其他部门，也都围绕中心各司其职。比如我们军务部门则主要在劳动资源调配、组织编制和安全生产等方面配合生产建设工作。
总之，兵团领导和机关的绝大部分同志都在为生产建设努力工作。
完全可以说，兵团领导和机关把搞好生产建设视同执行作战任务，上下努力，以求打胜仗，取得好成绩。
兵团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粮食。在近八年时间里，兵团粮食产量呈“马鞍形”状态。即兵团时期的前三年情况较好，中间两年减产，后两年迅速回升。至兵团撤销的1975年，兵团粮食总产突破垦区历史最高水平。当然，这与兵团组建六师、开发抚远三角洲、耕地面积有所增加有重要关系。
在六师党委和王少伯师长的率领下，二、三、四师给予有力支援，尤其是农垦(场)干部职工、复转官兵和知识青年发扬“北大荒”艰苦创业精神，在沼泽地区筑桥修路、开荒建点，显示出“第二次征战北大荒”的战斗气慨，为抚远地区建设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此举有重要的经济、军事价值。
兵团第一副政委、老红军程克廉去六师检查工作回来后，对机关干部深情地说：六师干部职工、知青们的士气和取得的成绩使他感动流泪，有这种精神就一定能把兵团工作做好。
发展工业交通 改善住房通讯
兵团九大工程(石油化工厂、化肥厂、糖厂、造纸厂、收割机厂、查哈阳水库、二抚公路、福前铁路)建成，对改变兵团单纯农业生产的格局，扭亏为盈、开发抚远三角洲、改善交通和增产粮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2年，我到大庆凌源八村“兵团石油化工厂建设指挥部”，面见兵团后勤部副部长、总指挥冯映离，研究调集建厂工人和组织编制事宜。只见他住在八村一家已买下的农村民宅(矮平房，砖瓦结构)里，既作办公室，又当宿舍，用具很简陋，墙上图表占据大部分视线。冯原系沈阳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分管招待工作，我们认识，但不熟悉。我见到冯在如此艰苦环境下担当建厂重责，心想若不是为了兵团建设，何必自讨苦吃! 因而对这位新四军老干部顿生钦佩之感。
冯见到我，开门见山说：好，你来了，帮忙解决问题。我赶紧说：这是责任，老部长辛苦了。
1974年，我再度到凌源时，该厂已建成投产。厂领导说，主要产品是燃油、丙烯腈以及毛纺织品等，每年至少可上交兵团三千万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在建设石油化工厂的成功链中，有国务院康世恩副总理的支持、兵团党委的重视、大庆油田的帮助和干部工人、知青的艰苦努力，而冯映离副部长，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其他建设也颇有成绩。例如，为接收安置知识青年，兵团修建了许多砖瓦结构住房；将相当数量职工原住的“披头散发掉眼泪”的老房子，改建为砖瓦住房；加强医疗系统建设，改善了医治条件，地方病防治也取得明显效果；建成了较完整的有线通信联络系统，使兵团到基层单位都能通上电话，还能在相应范围召开电话会议，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摆脱了依赖地方邮电系统、效率不高的局面等等。
兵团在生产建设上也曾有败笔。其中撤销位于密山的八一农大，就是一突出事例。在当时全国推行极左的“教育革命”路线的冲击下，于1969年决定撤销这座对垦区培养人才有重要作用的农业大学。虽然过后不久又依据毛主席有关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恢复了农业大学，但其间酿成的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一定程度的损失，师资人才的动荡不安，以及四师师部搬进搬出形成的浪费，则是无可置疑的。
关于生产上的“瞎指挥”问题
现役军人到兵团工作，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全然不懂以机械化为主的农场管理和生产组织。我到兵团机关工作后，曾听到几则议论颇多的“瞎指挥”事例。在知道事情的原由及其影响后，才得出较为恰当的认识，避免人云亦云。
“小镰刀打败机械化”
兵团组建第二年的麦收季节，部分地区持续多日下雨，降水量较大，出现涝灾，农机不能下地作业。兵团领导很是焦急。在研究解决措施时，一位任职处长的现役军人建议说：我们不能眼看到手的粮食泡在水里，既然不能用农机，何不组织人力用镰刀割……在这种时候，小镰刀能够打败机械化。
本来这是一个正常、恰当措施，但对经历以劣势装备对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和美帝国主义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兵团领导来说，听了都为之一振，认为是个好建议，遂令机关通知有关单位依此精神执行，千方百计把粮食抢收回来。
不料，这位处长“小镰刀打败机械化”一语传开后，被不知细情者误解为不要农业机械化的“笑料”。弄得他很无奈地说：观点、建议没错，只是用语严密点就好了，以后引以为训。
其实兵团领导和机关是十分重视农业机械化的，并为此在司令部农业处中，将农机干部抽出来，专设机务处，增加农机装备，新建收割机厂，指派臧公盛副司令员组织农机涝地收割科学研究等。事实说明，这件事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瞎指挥”，但以此为训十分必要。
“不要政策性亏损”
政策性亏损，本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基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的事实，而对农垦单位实行的一种容许性亏损的政策。这既是经济知识，更是经济政策。兵团有的领导起初对此不甚清楚，以为“政策性亏损”终究还是亏损，企求通过努力，彻底摆脱包括政策性亏损在内的种种亏损，而不知这种想法主观愿望虽好，客观实际却不可行。
通过解释，使领导同志得以知晓。应该看到，长期在野战军工作的领导同志不了解经济工作，出现这种认识不足为奇，需热心帮助为宜。这种由不知到知，且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也不能说成是“瞎指挥”。
“一割到底”
一年麦收季节，兵团有的领导见到某团运用割晒方式收割小麦，颇为赞赏，贸然要求该团不分早晚熟期“一割到底”。该团副团长(一位老农垦干部)闻知后赶来解释，才得以阻止。应当说这种现象才是瞎指挥。
类似问题虽说主观动机好，但终因其不科学和脱离群众，势必受到种种方式抵制，难成气候。
事实说明，兵团在近八年时间里，生产建设取得了一定进步和发展。虽然其间受到“文革”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想的影响，但由于生产建设本身不是“文革”特定的内容，兵团广大干部、工人、知青还是为生产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扩大视野，当时全国也是这样。
据《兵团农业生产基本资料汇编》记载，1968年垦区粮豆播种面积1230万亩，总产266838万斤。到1975年，兵团粮豆播种面积为1672万亩，总产387768万斤。总播种面积由1968年的1294万亩，增加到1975年的1805万亩。上交国家粮豆1968年为16.3亿斤，1975年为21.5亿斤。因此，臆言兵团存在期间的生产建设是“退步”、“停滞不前”、“濒临危机边缘”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接收安置大批城市青年
——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兵团八年（四）
兵团接收安置京津沪黑浙五地约36万城市知识青年，主要是在1969年和1970年组织实施的。此后因输送上学、调入工业单位和其他地区农村，因病和家庭困难返城，以及征兵等原因，部分知青离开兵团。及至1979年，国家实行新政策，知识青年大部都陆续返回故乡。这种现象在黑龙江农垦史可谓前所未有，以后也不可能发生。它实质反映出“文革”期间和结束之后，国家因政局变化，在知青政策上出现的变动、调整和拨乱反正，并为此付出了相当代价。
城市知青在全国性的大潮流中来到兵团，确是“屯垦戍边”的一支强大力量。在兵团各级组织和各条战线上，到处可见朝气蓬勃的城市知青，他们之中人才济济。在兵团生产建设和战备、支援作战的艰苦岁月里，城市知青付出了劳动、心血和智慧，并在总体上做出了不逊于其前辈的贡献。兵团八年的种种成就，都载有知识青年的艰辛和功绩。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在兵团基层连队，和垦区职工一起战天斗地，取得了难能可贵的经历和磨练。
如今，当年的城市知青已渐步入老年，在我所认识的知青朋友中，多能恰当分析、判断和认识当时的各种事物，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和成熟。在北京，我还知道当年知青互相之间友情深厚，还常以艰苦经历教育后代。尤其令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屯垦戍边”过程中，那些因公致病致残的知识青年，特别是牺牲、埋葬在黑土地上的知青英烈。
接收安置有计划
兵团大量接收安置城市知青，始于组建后的第二年，即1969年。
接收安置计划是依据国家和沈阳军区、黑龙江省的指示，结合兵团实际制定的。之所以在1969年和1970年两年接收安置达30余万之多的城市知识青年，最根本的原因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通讯，其中的编者按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们应当欢迎他们去。”
从此，掀起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全国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浪潮。
据有关资料记载，“文革”期间，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达1600多万人，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兵团领导当时基于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加之考虑兵团是全民所有制农业大单位，条件比农村好，此前北京、上海等地知青也多愿到黑龙江农场单位，相信大量接受城市知识青年到兵团，有利于完成“屯垦戍边”任务。经综合考虑，决定克服困难，做好接收安置城市知青这一重要工作。
具体计划制定是，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安置城市知青的计划方案，和沈阳军区、黑龙江省指示精神，由兵团军务、计划、财务处联合组织，与各师研商具体接收安置事宜(其中接收安置数量主要依据各团生产规模、发展生产和进行战备所需人数、安置容量等因素确定)，从而形成方案，经兵团党委讨论，呈报上级批准实施。
由此可见，兵团对接收安置城市知识青年态度是积极的，计划是认真缜密的，
保证了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其间也有师团领导提出减少接收安置数量的意见，兵团也认为此议有一定道理，但出于顾全大局，并认为“人多地少”乃全国性矛盾，相信通过“屯垦戍边”实践能够逐步缓解，因而不愿与上级机关“讨价还价”，坚定地实施了接收安置城市知青的计划。
兵团派员赴当地接收
接收安置城市知青，大部分是由兵团派员赴当地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少部分由当地政府直接护送来兵团。
1969年7月至9月，我参加了由时任兵团一师副师长王少伯率领的工作组到北京接收知青的工作。当时我在二师军务科工作。在北京集中后，王少伯传达了兵团指示，要点是：坚决贯彻毛土席指示，认真完成接收任务；密切配合地方工作；严格遵守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卷入地方“四大”；把握接收知青的政治和身体条件等。市、区教育部门负责知青工作的同志说，他们已经基本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只待我们接收安置。
兵团在京接收知识青年，在政策把握上，一度出现偏差。当兵团某些接收人员与学校方面洽商接收名单时，曾发生拒绝接收所谓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有严重问题”学生的现象，并且迅速反映到市和兵团工作组。若不解决，势必延误接收进度。
周总理指示
——除病残者外，都要动员和接收安置
不久，北京卫戍区李仲奇副司令员在一天晚上十一时许，约见兵团王少伯副师长，我也在场。
李仲奇副司令员言谈和气，开宗明义地说，北京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任务十分繁重，数量多，时间紧迫，希望兵团给予帮助。
接着话峰一转，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除病残者外，都要动员和接收安置。
王少伯副师长认真记录后，表示将立即报告兵团领导和贯彻执行。会后，我们建议王少伯副师长向兵团领导汇报时，要说明兵团接收安置知识青年不是征兵，以使兵团领导转变想法。兵团领导得知情况后，迅即答复：照总理指示办。这一问题解决后，使得之后在各地接收知青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至1970年兵团党委开展“批陈整风”和反骄破满的自我教育时，仍然将应吸取1969年在京接收知青不恰当地要求政治条件的教训，和尽快落实知识青年探亲假待遇两个问题，作为政策问题加以认识和解决。
1970年，北京市有关部门与兵团联系，欲将60余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送来兵团安置。兵团领导欣然同意，并由兵团机关妥善安置。
我们看到，当时北京市组织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确很认真严密，气氛也很热烈。这种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实属罕见。
到北京接收安置城市知青的单位不仅有我兵团，还有其他有关兵团和省区。北京市采取分批输送的办法将知青送往接收安置单位。各校出发当天，学生到校集合，有组织地搭乘公交车辆(包括无轨电车)到北京火车站。站台上，人员密集，锣鼓喧天。那时，到兵团的知青多为十六七岁，还未成年。许多知青还穿着当时颇有荣耀感的绿色军装和背着军用挎包。红旗、红布横幅和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呈现夺目之色。这一切都反映出当时“文革”特色。火车开动前，欢送的人们尤其是知青的亲友还在与知青作深情的交谈，而在火车启动时，则爆发出难免的哭声和眼泪。
兵团一位战友与我交谈，都认为如此大规模地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是一时性的，不可能持续这样做。
当时“文革”已进行了三年，此间学生基本没怎么读书，加之许多大学中止教学活动，城市经济发展缓慢，因而没有得到适时的升学或就业。于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大规模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以缓解矛盾。
但长远看，大学总是要办的，城市经济也必须发展，这都需要青年学生在城市学习、工作和发展。尽管“文革”前也有知青上山下乡，但数量、规模都比较小。
我的外甥女在上海于1969年被动员去淮北农村，她对我说“生不逢时”。那一代知识青年损失是大的。1975年国务院知青办同志来兵团检查工作时说：国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用了很大力量，得到的结果是“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贫下中农不满意。
知识青年到兵团后有个称谓叫“兵团战士”。兵团办的报纸叫《兵团战士报》。兵团政治部还编了《兵团战士歌》，歌中唱道“兵团战士胸有朝阳，胸有朝阳……”。
我们军务处还曾酝酿给知青配发类似八路军、新四军臂章样式的“兵团战士”臂章，后因缺乏可行性而作罢。
谈到知青工作时，程克廉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要将心比心爱兵如子 让中央放心 让家长放心
兵团接收安置数十万知青，深感责任重大。
1969年11月，我到兵团军务处工作。那时兵团机关刚移驻佳木斯市。兵团第一副政委程克廉在谈到知青工作时，指示：要以爱兵作为指导思想，做好知识青年的教育、培养和管理工作，使他们健康成长，让毛主席、党中央放心，让知青家长放心；机关各部门都要按职责分工，做好知青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要爱兵如子，我们自己的孩子也都是知识青年，应该将心比心啊!
根据程克廉副政委的指示，由兵团军务处主办，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于1970年初在兴凯湖4师43团召开了兵团管理教育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以我军当时实行的《管理教育条例》为依据，结合兵团实际，确立以“爱兵”为指导思想做好知青工作，使干部明确树立严格管理、耐心说服，防止和克服简单粗暴及放任不管的思想，重点解决内务卫生、改善伙食和预防事故三个问题。兵团各师团和直属单位主管该项工作的领导和业务部门干部参加会议，兵团臧公盛副司令员主持会议，还参观学习了27连的经验。
会后，各师团将会议精神传达至基层。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将知青行政管理列入各级重要议事日程，掀开了做好知青工作新的一页。
与此同时，兵团机关有关业务部陆续开展了改善居住条件、做好防疫卫生和活跃文化生活等工作。
预防事故 人命关天
——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兵团八年（五）
严酷的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兵团对知识青年的行政管理工作，必须把预防事故这一人命关天的大事置于首要位置，下大力气避免伤亡。
1970年春节刚过，沈阳军区召开师以上单位参加的预防事故工作会议。兵团派屈太仁副司令员和我出席会议。使我感到惊愕的是，军区部队近40万官兵1969年因行政责任事故死亡近100人。这是前所未有的问题。军区首长为此大为恼火，说“一个连就这样没了!”分析其因主要是干部不能严格管理，部队组织纪律性松懈，不遵守规章制度，和忽视军事训练等。其实是受“文革”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的影响和必然反映。会议期间，军区军务部单独向我交待，兵团预防事故工作应紧密结合实际切实抓好。
军区预防事故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分析，从1969年8月开始，大批知识青年陆续来到兵团，至1970年3月半年多时间里，兵团行政责任事故少，与这段时间多系寒冬季节，生产活动少，有直接关系。
为了迅速贯彻军区预防事故工作会议精神，兵团决定立即召开电话会议，紧密结合实际进行部署。由屈太仁副司令员宣读讲话稿。他系四川人，虽是乡音，但口齿清楚，抑扬顿挫，收听效果很好。突出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重点做好知识青年的预防事故工作，一切生产、战备活动都要有干部、职工带领知青去做，严格遵守安全规定，搞好传帮带，杜绝发生事故。
然而，意料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70年，兵团三起极严重事故，尤其是4月四师39团扑打荒火致26名知识青年牺牲，更是震惊了整个兵团，兵团和军区领导极度不安。我们业务部门同样是悲痛、沮丧和惶恐，耿心松处长和我那时不断嘀咕：“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那一年是兵团八年中行政责任事故最多、知青死亡数最大的一年。
三起极严重事故，我所知大致情况是：
三十九团一把火
1970年4月一天凌晨3时许，警通连值勤战士敲响我办公室的门(那时我的妻小仍在沈阳，我住办公室)，叫我速到三楼小会议室开紧急会议。姜利江副参谋长告知我：四师39团一个连队扑打荒火造成20多名知青牺牲，任茂如政委、程克廉副政委已乘直升机赶赴现场，由我和保卫处范干事两人于7时前到空军佳木斯机场乘返回的直升机去39团处理事故，听任、程首长指挥。
我问：还有没有其他人去?姜答：没有。
我与范干事赶到机场，飞行中犹如坐坦克，噪音很大，约两个多小时到达39团团部。范干事径直去找团保卫部门了解情况。
四师军务科张副科长向我介绍情况说：昨日上午9点多钟，连驻地前不远处有荒火，火势不大，几十名青年为了不让荒火烧到连队，拿了扫帚、铁锹等工具想把火扑灭，刚出去打火，左前方突来一股猛火，比汽车、快马速度还快，扑火的人躲闪不及，被窒息烧死。尸体已集中，惨不忍睹，就不要细看了。还说：张和副师长到现场调查去了，中午回来；李义坦政委明天赶来；扑打荒火，按职责分工由作训部门管，这种教训应该由他们总结。
我听了张副科长介绍，集中想了两个问题：那股突如其来的猛火是怎么回事，和怎样处置善后事宜。
中午，见到张和副师长，他说：荒火源头他也查看过，建议我再去看一下，他要去调查哪股突然性大火从何而来?
下午，我们分头去现地调查。
晚饭前，张和副师长告诉我：事情复杂，初步认定那股突然性大火是另一开荒点违反规定，乘别人烧荒，借机点火，酿成大祸。建议次日与我一起再做调查，搞准后再报。我表示同意。
军区政委发来电报
当晚得知，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已发来电报，主要精神是对牺牲的知青表示悲痛和哀悼，对其亲属致慰问之意，并指示兵团做好善后工作等。
晚间，在39团团部，任茂如政委、程克廉副政委召集会议，在研究有关情况之后，指示四师和39团领导务必查清事故原因，切实做好善后工作。
39团政委张然请求处分。
任政委问张：怎么处分啊?
看来任政委当时认为事故原因尚未完全查清，不便谈追求责任问题。
是日晚11时，任、程两领导乘直升机返回佳木斯。
次日上午，我随张和副师长到现场找到新开荒点的副连长，他大约30多岁，在临时搭建的窝棚旁，他坦诚地承认：因有开荒任务，准备烧荒，但没做好准备工作，见到别处烧荒，便想图省事方便，经一位副团长同意，便趁机点火烧荒……
张和副师长脸色沉重，但克制了自己的情绪。
知青家长都很理性
牺牲的知青，其亲属很快抵达39团。
一天晚上，四师李义坦政委主持开会，向因扑火光荣牺牲的知青亲属简要叙述了事故经过，肯定知青扑火是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行为，决定授予烈士，按国家政策负责做好善后工作，并说明沈阳军区和兵团领导对事故的重视，表示承认错
误，接受上级批评和给予处分，更希望都能节哀，共同做好今后工作。
李义坦政委的诚恳负责态度，使知青亲属理解接受。
会上，大家都很悲痛，有几位家长低声哭泣，但都很理性。四师专门组织了工作组做家属工作和处理善后事宜。
特大事故 教训惨痛
过了几天，李义坦政委认为在39团工作可告一段落，建议我随他去密山四师师部，进一步研究事故教训和检讨报告事宜。在师部经讨论后，李义坦政委、张副科长和我都认为，这次事故属极严重特大事故，教训惨痛，由作训部门认真仔细研究具体教训，制定措施，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但有两点尤应注意：
其一是，首次荒火接近连队时，火势较小，且与连队建筑物之间尚有道路、土沟可以阻断火势蔓延。在此情况下有无必要出动那么多人去扑火，值得研究。即使必要，也应考虑扑火组织、派遣人员等具体问题。知青刚来兵团，年纪都小，缺乏经验，加之又没能很好组织，绝非扑火上策。因此，哪些情况必须扑火或无需扑火，和一旦需要知青参加扑火，应如何组织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些都应由职能部门作出明确详细规定。
其二是酿成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突然性的猛烈大火，使知青躲闪不及。对于违反规定擅自烧荒，导致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应在专门调查后，依党纪国法严肃处理。
至于检讨报告，我们都赞成李义坦政委的意见，以四师名义发出，据实报告，并且强调师有关现役领导干部的责任，不谈师的领导班子和非现役干部的责任，也不讲客观原因，以利改进今后工作。
因我与李义坦政委比较熟悉，便依照其意执笔草拟了检讨报告，交其定夺。
返回兵团后，我向有关领导详细汇报了情况，建议屈太仁副司令员、张忠志参谋长督促兵团机关有关部门，落实3月兵团预防事故电话会议精神，各司其职，做好安全工作。
不久得知，那位擅自批准烧荒、酿成大祸的副团长因过失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我向本处副处长原农垦干部张振生讨教。
他说：过去也曾发生跑荒扑火和伤亡事故，但没有那么严重；比较之下，老农垦职工子女不大容易出事故。
此议很有道理。
可以想见，老农垦职工子女成长于北大荒，有实际生活经验，且耳濡目染，颇具安全防危常识。而城市知青初来乍到，年龄小，不熟悉生产、生活，预防事故知识薄弱，又易受当时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过激思想影响，因而比较容易发生事故。必须使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牢固确立爱护知识青年的思想，并普遍加强知识青年的安全意识和知识教育，才可能竭力避免事故的发生。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三团超载沉船
1970年5月28日兵团又一次发生了极严重事故。据一师军务科报告：三团在黑龙江捕鱼织网的一位排长(退役军人)和7位女知青为免走山路改乘小船返回连队时，明知严重超载，仍麻痹大意，又遇强风大浪，造成沉船事故，7人溺亡。我们接获报告，大为震惊。
耿心松处长在事故报告单上写了事故说明该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管理教育差、应严肃处理的话，急报兵团首长。兵团任茂如政委迅即打电话给该团政委。据师军务科同志说：团政委检讨时捶胸流泪。
应当指出，这完全是安全意识薄弱造成的事故。
任茂如政委强调
一级抓一级 千方百计预防事故
当年夏天，在兵团召开师以上干部工作会议上，任茂如政委作总结时专门讲了预防事故问题，强调必须认真贯彻三月屈太仁副司令员电话会议所做的部署和要求，深入抓好落实工作。
他还讲了三个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
一是39团和3团两起极严重事故，暴露了一些干部、职工和知识青年安全观念淡薄。他谈到在一个团检查工作时，看到一些人正在奋力扑救房屋失火，团部一位股长(现役军人)拿着喇叭筒大声喊着“一不怕苦，而不怕死”，号召大家勇敢灭火，而现场又很混乱，缺乏组织，效率低，搞得不好会出现伤亡，便当即告知团领导迅速组织一下，无关人员离开现场，同时制止那位股长的行为，结果很快将火扑灭，也没发生人员伤亡。
任茂如政委感慨地说，过去打仗，既要完成任务，也非常重视减少伤亡……毛主席号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坚决执行，发扬光大；毛主席同时也告诫我们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兵团执行屯垦戍边任务，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要注意，避免片面性。搞生产、战备都要重视安全，千方百计预防事故。
二是知青工作是个大问题。几十万知识青年来到兵团，做不好工作没法交待。要纳入各级议事日程，切实抓好。机关部门要履行职责，做好工作。要采取措施，竭力避免知青伤亡事故。
三是按级负责，一级抓一级。安全工作做得好的，要表扬；出了事故，必须严肃追究责任。
为了做好落实工作，兵团紧接着召开各师军务科长会议，传达任茂如政委指示精神，研究具体措施。除已提出的要求外，一致认为，各师必须将兵团领导指示传达至基层，通过《兵团战士报》广为宣传，敦促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知青工作和预防事故工作，重点做好“水、火、车、船、爆’’五种可能导致大事故的预防工作，研究开展无事故团活动等。
应当说，通过兵团电话会议、师以上干部会议和军务科长会议这三次会议的持续推动，兵团预防事故工作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各级组织增强了安全意识，认识到做好知青预防事故工作的严峻性，纷纷采取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在1970年夏秋生产的繁忙季节，虽有多起单人伤亡事故发生，但事故发展势头已初步得到遏制，没有发生重大和特大事故。由于管理生产和车船部门的努力，这方面的安全工作做得较好。
三十五团扑打荒火
是年11月7日，四师35团在扑灭可能烧过中苏边界酿成涉外事件的荒火时牺牲13位知青，团副参谋长烧成重伤后也牺牲。这件事，我是在出差后回到机关才得知的。对于此事的定性和善后处理，系由4师和兵团机关其他部门处置。但扑打荒火牺牲很多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文中指出我国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认为是否重视安全生产是执行那条路线的问题，并分析其因主要是无政府主义和合理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要求全党采取措施迅速扭转。
中央发出这一文件，史所罕见，可见问题之严重性，实质是“文革”混乱局面必然造成的结果，但也确是安全生产领域纠偏的积极举措。
各级狠抓预防事故工作 知青伤亡明显下降
兵团党委借此东风，要求各级党组织紧密结合实际，贯彻执行中央文件，从而掀起落实预防事故工作的高潮，取得了行政责任事故逐年减少，知青伤亡明显下降的效果。
1971年初，沈阳军区召开预防事故工作会议，安排兵团领导大会发言，实际是作检讨。屈太仁副司令员代表兵团实事求是地讲了思想认识、组织措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数十万知青来到边疆，兵团领导工作跟不上的表现，并表示将不负军区所望，下大力做好预防事故工作。会议期间，我们听取了野战部队的工作经验，也获知全军事故颇为严重，尤其是空军经常发生坠机事故，此后还采取派出陆军帮助空军做预防事故工作的情况。
1972年，兵团依然参加了沈阳军区召开的预防事故工作会议。由于兵团预防事故工作情势有所好转，军区副参谋长张蕴钰(原军区驻旅大地区第3兵团参谋长，后调任新疆第21基地——即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在分组会议上，对兵团说了些勉励的话，对兵团做好数十万知青安全工作的难度表示体谅，希望继续深入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还说若能把抚远三角洲兵团6师中心地区建成有吸引力的城镇，其意义更大……
我认真记录着他的意见。因我曾参加上世纪50年代在东北举行的两次军事大演习(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和中朝苏三国联合军事演习)，耳闻目睹时任三兵团参谋长的张蕴钰之领导水平和军事才能，对其所言颇感敬佩。
屈太仁副司令员将他的意见转告兵团其他领导，也引起很大兴趣。
自1973年后，兵团领导关系发生变化，由黑龙江省领导。据此，沈阳军区司令部军务部明确通知我们，除军事实力统计和军人伤亡仍报军区外，其他事宜由省管理。此后，我们再没参加军区军务部组织的活动，包括不参加预防事故工作会议。兵团由省领导后，有关知青工作仍与省知青部门保持联系，但对预防事故工作，他们只负责了解情况，不过问具体管理事宜。而负责安全生产的省劳动部门也很少相互联系。省编委(负责编制工作的部门)则与兵团来往较多，还曾派员到兵团做调查研究。我们只能适应这些客观情况，做好所承担的工作。
曾有三位副司令员分管军务工作
兵团分管军务工作的领导曾有臧公盛、屈太仁和王统三位副司令员。
臧管的时间短，主要是主持召开了兵团管理教育工作会议，打开了局面。
屈管的时间长，我们提出的建议通常能被采纳，互相尊重，上下合作关系好，但因其健康欠佳，因而兵团党委确定在屈患病治疗时由王分管军务工作。
王统副司令员兼任兵团司令部党委书记和分管司令部工作后，更有责任抓军务工作。他来兵团前系64军参谋长，此前曾担任沈阳军区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王统副司令员领导我们在预防事故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在密山兵团农业大学，举办团以上单位军务部门干部培训班，专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和兵团常见事故的防范措施，时间10天，每课都有教员讲课。王统副司令员和蒲更生副政委先后作了“做好党委安全工作的好参谋”和“爱护知识青年，做好安全工作”的讲话。会后还印发了培训材料汇编。我们发现参加培训班的近80名学员有七八成是知识青年，他们学习愿望强烈、领会能力好。蒲副政委赞扬培训班朝气蓬勃。
本次培训对于提高位于第一线的军务部门组织实施预防事故工作的能力大有裨益。有些单位还相继组织了基层干部培训班，提高其预防事故工作能力。将《中央军委关于预防事故的通令》传达到基层。对兵团驻佳木斯单位采取召开干部、职工大会的方式，传达贯彻这一通令，落实预防事故工作。
总结推广二师15团开展“年无严重事故”的经验，推动团一级预防事故工作实现这一要求，尽力避免发生事故。
编发知青事故教训事例通报，要求团转发至基层单位，以资吸取教训，推动兵团连队认真做好知青安全工作。
在全面部署预防事故工作的同时，重点抓好由“水、火、车、船、爆”可能引发的事故。对兵团九大工程的安全工作，由兵团首长直接向工程负责人明确交待任务。实践证明，九大工程虽多系新任务，但因思想重视，措施到位，却很少发生事故。对兵团为数很少的煤矿，由我们作专项现地调查，配合有关部门，确认安全措施，明确安全责任，始准继续生产。
查处二师11团一连队，因拖拉机拖车车轮掉脱翻车，造成三名职工死亡的重大事故责任，并通报全兵团吸取教训。
每年召开两次预防事故工作会议，即年初一次(电话会议或结合师团以上干部年度工作会议进行)，七八月份各师军务科长会议，以保持预防事故工作处于常抓不懈和不断改进的势头。
军务处始终保持由我和许香樵、郭大有、董文未参谋专门做具体工作。我们每月向分管预防事故工作的副司令员和参谋长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凡遇单位有严重事故报告，一般都由郭大有参谋迅速报送事故报告单，以致李光兮副参谋长说：最怕见郭大有。我们也曾因事故通报晚发了一个多星期而受过张忠志参谋长的批评， 以此为训改进工作。
平心而论，兵团党委、首长对预防事故工作是十分重视的。
由于各级组织的工作，加之当时政令比较畅通，尤其是随着知青逐渐成长，逐步熟悉北大荒生产、生活和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兵团行政责任事故和知青伤亡呈现逐年下降的情况。这是应予肯定的事实。
兵团从成立到撤销，因行政责任事故知青伤亡数究竟有多少?
现时隔30多年，我记不准确切数字了。据我们军务处负责这项业务的郭大有参谋最近回忆，兵团1968年至1975年7年多时间里，因行政责任事故各地知青死亡400多人(不包括因自杀、他杀酿成的政治事故和疾病死亡数)。当然，要列出准确数字，还必须查找当年的历史档案。
大批知青调离兵团
——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兵团八年（六）
各地知青到兵团后，除由干部部门承办将知青送入大学学习(当时称“工农兵学员”)而离开兵团外，还有因征兵、招工、转调其他地区和病退返城、家庭困难返城等而离开兵团的。这主要是1971年之后由军务部门依据国家政策原则进行的工作。
我在兵团军务处工作期间，一直分管行政管理，重点是预防事故，虽然后来主持军务处工作，但对知青、职工调动事宜一直采取只过问原则政策和概况，具体工作仍由王惠治、周家兴副处长和有关参谋办理。虽有同志曾提出调整分工、互相熟悉业务的建议，但我始终坚持原分工不变，以利团结和避免发生波动。
征兵，几乎每年都有。除组建兵团警通连现役警卫排外，其他皆由野战部队到兵团征兵，最多达年召近千人。野战部队普遍认为兵团兵员质量好，其因是城市知青文化程度较高，见识多，又受过艰苦生活锻炼，因而都愿来兵团征兵。我们见到几位当年兵团知青现已担任部队指挥员和机关领导干部职务者，说明其底子好，到部队后努力上进。
兵团征兵皆依据每年国家征兵命令实施。其间也发生“走后门”问题，主要是来自比兵团权力大的领导和部门的“批条子”、“打招呼”。我多次听到本处同志的抱怨。对这种特权，业务部门很是无奈。
招工，数量不多。这和当时经济发展不无关系。最多一次来自铁路部门，数量为百余人。外交部也曾来招工，只10多人。他们都是带着“内定名单”来的。我们理解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照顾本单位干部、职工，因而均予协助。对招工数量较多的铁路部门，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曾将符合条件且比较熟悉的知青推荐给他们，经审查无疑义后也予接收。
转调其他地区的知青数量较多。一般持县或公社的户口准入和行政单位证明， 由兵团团级军务部门和管理户籍部门办理。此事曾发生争议，有位团长认为这样做太宽松，放走了不少包括已担任干部职务的知青，将意见直接反映到兵团主要领导。经我们解释，这是国务院知青管理部门的意见，才作罢。
病退、困退(即知青患病、难以坚持劳动，和家庭困难确需知青返城回家
照顾)。由于这方面的情况把握，主要在城市有关部门，尤其是京津沪三直辖市更是严格，因此数量不是很多。
当时“走后门”现象确实较多。
我们也清楚这种不公平的问题，对于广大知青扎根边疆带来的冲击。坦率说，我本人对此也很反感，但当接到兵团领导批转过来的信件时，我也确感无奈。我接受处里同志的看法，只要符合条件，对于上面来的“条子”和熟悉者的“招呼”，该办的还得办，该照顾的还得照顾，不做出格的事。我提醒分管调配的几位同志，千万不要把调配权用来谋私，以免玷污部门，个人犯错误。
直至兵团撤销，据我所知，个别同志曾有收受糖果、玩具这些小礼品的，没发现别的问题。
做知青的接收、调配和预防事故等工作，是我们主要任务之一，除责任意识外，我觉得处内同志对知青都怀有同情心理。这种潜意识也是促使大家恰当处理知青工作的重要因素。
那时处内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也都是十七八岁参军，原籍多在城市，且有艰苦经历，见到知青们小小年纪远离家乡来到北大荒劳动锻炼，以及其间产生的种种想法，都能予以理解。
在耿心松处长的带领下，兵团军务处的同志作风都比较正派，处内风气比较好，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那种盛气凌人、趋炎附势、油头滑脑的人。这是值得欣慰的。
两件事留下遗憾
一是当我到总参谋部防化部主管作战的业务部门工作，参与国家核事故应急准备工作时，见到国务院和秦山、大亚湾核电站的应急管理部门，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颁发的安全导则，对核电站附近地区民众专门印发有关核电和应急的公众宣传教育手册，效果很好。我联想当年做兵团预防事故工作，若能编印知青预防事故须知之类的小册子，必能更好地使知青获取安全知识，减少事故。可惜我们没想到这个点子，成为憾事。
二是我和机关两位同志曾提出成立兵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建议，当时被视为“职责重复”、“没有规定”，遭到诸多反对，未达成共识，而无奈放弃。当年若有这样的组织，全面领导和负责知青工作，适时分析形势，采取有力措施，势将更能提高工作效率。
1978年，党和国家在粉碎“四人帮”后，进入全面拨乱反正的新历史时期，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位副主任，冒风险向中央提出知青返回城市的政策建议，获得批准。从此，知青陆续回到家乡，开始人生新的一页。
那时兵团已经撤销，我在北京、上海见到不少认识的知青，大家都庆幸国家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个人又有了新机遇。但也想到，现役军人撤走了，自有新的机构、人员接替；知青们返回家乡，会造成垦区一时冷清的现象。但“北大荒”仍会继续发展，黑龙江垦区将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我们相信，怀念那片土地的军人和知识青年都在这样祝愿……
来源：黑龙江兵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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