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股上山下乡的大潮像飓风一样地扫过黄土地，两万八千多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北京孩子离开家乡，插队到了陕北。
如今，距离当年的那场大运动已过去几十年，大风过后的黄土高坡也早已归于平静，但遗落在这片黄土地上的200多位知青的人生，却仿佛是黄土高坡上抹也抹不去的时代留痕。
少女知青下乡到延安插队
不到一年患精神病
这位年过六十的女人名叫郭春萍，北京知青。插队前在北京一所中学读书，因为长相乖巧可爱，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 " 小洋人 "。但到陕北插队不满一年，她便得了精神病，成了周围人眼中的 " 郭疯子 "。
精神病发后，郭春萍曾在 1974 年回过一次北京，但此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陕北。知青大返城时曾有人问过她家的地址及亲人的联系方式，但此时的郭春萍对于这些信息已全然不知。
当年下乡时这个美丽的姑娘可曾想到她此后的人生竟会以这样一种姿态默然收场。
1969年2月，一千多名情绪激昂的北京知青搭乘专列，经过三十几个小时最终到达陕北。然而初到陕北，眼前的贫瘠与荒凉顿时令这些京城来的孩子们震惊了。
7人住一口窑洞 虱子满身爬
1968年12月，家住宣武区 17 岁的倪道中在街道注销了自己的北京户口，拿到了他的新身份——下乡知青。1969 年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来到延安。
倪道中：我们七个知青，三男四女，就一小窑洞，往那一坐黑不隆冬的，大眼瞪小眼。天刚蒙蒙亮，小白（同屋知青）哇哇哭。我说哭什么啊？他身上都是虱子，抖搂着。我说你不要抖搂了，捏死就对了，你抖搂爬的哪儿都是。
进入一孔孔窑洞后，这些在北京城优越环境里长大的知青们开始和当地的老乡一起拿起锄头镰刀 " 改天换日 "。
倪道中：以前手没有经历过这种体力劳动，猛地一攥那个钁把咣咣干一阵后，会感觉骨头节疼，磨起大水泡。有些人说你们戴点手套，我说戴什么啊？今天戴，明儿戴，后天你还戴，可能吗？没有必要那么娇气。
倪道中：农民干过的活我全干过。当时割麦子社员割 13行，我也割13行，社员割18行，我也割18行，这条腿就在地下跪着，这个手还不停地割。
有人出窑楦塌方而死
生活的艰难还可以一点点适应，然而死亡的危机却暗伏其中。由于缺乏基本的生存常识，各种意外事故也时有发生。
陈汉池，66岁。16岁时来到延安插队，此后的四十多年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这山沟沟，成为 " 扎根农村 " 的一员。
陈汉池：张宝兰、白松敏、滕秋霞、刘可忠，这四个人是北京崇文104中的，到元龙寺公社插队时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他们劳动下到山沟里时突然暴发洪水，水下来后他顺着山沟跑，水比他们快，眨眼工夫就给他们吹走了。
秦润恒
陈汉池：秦润恒，当时就因为出窑楦（把窑洞里的土往外挖）死的。
经历过一段和农民共同生活的体验，这些从北京胡同、从大院里走出来的知青们开始懂得亲近农民。他们在自己的困境中看到老乡身上那份儿最淳朴的情感，他们学会了在头上打 " 羊白肚 "，学会了惹着一身虱子，歇工的时候光着膀子撚 " 革命虫 "，在生存压力极度苦闷的时候，他们也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学会了 " 信天游 "。
在一望无际的山坡上扯开嗓子唱唱老乡嘴里的 " 酸曲儿 "，宣泄宣泄内心的情感。陕北的信天游和知青们带去的城市歌曲就这样在这片黄土地上交织传唱。
" 落叶不能归根，心里也不是那么好受 "
1970 年后，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逐步恢复开始有了社会性的 " 三招一征 "，即招工、招干、招生、征兵。
陆续有部分知青通过各种途径离开农村，知青群体由此发生震荡，并开始分化。通过 " 三招一征 "，大院里长大的 " 有关系 " 的一代成了首批回城的 " 幸运儿 "，工人家庭出身没有任何身世背景的胡同娃们败下阵来。
倪道中：有的都是些地市级的子女，咱们没法跟人比，人家哗哗都调走了，咱们心里确实也很羡慕人家，同时也有一种失落感，自己没有那本事调走，只能听天由命。
1973年4月，通过积极争取，陈汉池、倪道中获得了当地企业的招工资格，进入到延安黄陵县下属的一家煤矿，成为了一名挖煤工人。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八年。八年间，他们习惯了吃黄馍馍，习惯了黄土地的风沙，很多人开始结婚生子。
然而八年后，又一场席卷的大潮让他们再次骚动了起来。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等各种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大规模的返城潮至此彻底拉开了序幕。
但当时，北京的返城政策只解决知青个人的回城问题，不解决其子女的回城指标。大批在陕北已经结了婚的知青为了回京甚至纷纷离婚。由于无法联系到接收单位，加之不忍心放下陕北的妻儿，倪道中最终在返城大潮中遗落下来。
1982年，倪道中所在的工厂倒闭，此后为了生存，他摆过地摊，做过小买卖，在工厂又做了二十几年的保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接受了留在陕北的事实。
父母去世后，他便彻底放弃了回京的念头。现在倪道中和老伴每月靠一千多元的退休金过着简单的生活，对于北京这个曾经的故乡来说他们已是地地道道的 " 外地人 " 了。
倪道中：现在更不现实了，住房制度改革了，你让我买房买不起，我一千来块钱我还买得起房？人家买个汽车，我连个车轮也买不起。
回北京后又回陕北"
山沟沟 " 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天地
由于工作单位地处大山深处，陈汉池直到 1994 年才得知大返城的消息。此后通过各方奔走，他终于在一年后调回了北京，然而在陕北生活了 20 几年的他回到北京后却发现，家乡对于他来说已变得如此陌生和遥远。
陈汉池：北京的生活也不适应了，太忙，五六点钟就起来去上班了，晚上八九点、十来点才回来，跟不上北京的节奏，马路上转一天没有一个认识的，认识的人都不知跑哪儿去了，很失落。
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后，陈汉池最终作出了一个旁人无法理解的决定，他带着妻儿再次返回了陕北。
2010 年，陈汉池也从一家炼油厂退了休，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都选择到北京打拼，但对于陈汉池本人来说，这片当年下乡时来到的山沟沟才是真正属于他的 " 广阔天地 "。
陈汉池：我只要回永平我天天在山里头待着，山沟里头，为什么在山里待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嚷嚷就嚷嚷，你想哭就哭，你想跑就跑，你想跳就跳，没人说你。
现在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已不超过百人，几十年过去，岁月渐渐染白了他们的两鬓，经济条件好的仍在试图落叶归根，更多的人则是已然认命，归于田野。
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
陈汉池：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一滴水、一粒沙子。这一粒沙子扔在沙漠里后哪个是你，哪个不是你，你看不出来，这一滴水到了大海里你说哪儿属于你？哪里都不属于你，人也是一样的。
将来我也会在这里长眠
在延安市北郊有一座名为“仙鹤岭”的人文公园，倪道中和陈汉池在2013年4月，送别一名叫陈立胜的北京知青，此人曾是倪道中的邻居。因车祸结束了自己在陕北40多年的生活。当时有100多位从各地赶来的知青参加了葬礼。对于这些知青来说，每去世一位，就意味着他们这个特殊的群体就缩小了一分。
“仙鹤岭”人文公园，是由宝塔政协委员宣永红创建的公益性墓园。在2009年为纪念北京知青到达延安四十周年之际，开辟了一片专门集中安葬已故老知青园区——北京知青园。目的是为了让历史永久记录下知青这一代人。
知青园前有一座被环形玻璃包围的半截纪念碑，寓意他们本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却英年早逝、折戟沉沙。玻璃上蚀刻着在延安插队十年间死亡的76位知青的名字、性别、年龄、学校及插队时所在的县、乡等信息。据资料，这76人中有32人是在劳动中牺牲，非正常死亡和因病等死亡40余人，平均年龄18岁。
陈汉池对记者说，当时他们都非常年轻，缺乏生活技能和常识。在山里发水时有人顺着山沟跑被水冲走了，有的是修水坝时塌方了。这里安葬一位叫秦润烜的知青就是因为箍窑时塌方，去世时年仅21岁。陈汉池说：“将来我也会在这里长眠”。
作者： 张力 《青年周末》
延安宝塔山下的延河大桥，现在是车来人往，周围建筑密集，满眼红红绿绿的广告。40多年前，这里曾经有过另一番景象。土黄色的山河，土黄色的汽车，土黄色的队伍和土黄色衣服夹道欢迎的人群，从首都北京来的男女学生们正浩浩荡荡到这里插队落户。
我们拜访了几位留在那里的北京知青，发现延安的当地人已经不怎么住窑洞了，而他们却还都住在窑洞里。他们好像真的扎根在那个地方，留在那个时代了。
她想找个本地的能出那山沟
■车停下，他伸出头说上来上来
北京知青许明
我们从城中心的这个地方向老街的岔路走出不远，上了一处有些陡的高台阶，在旧楼房中隐蔽着一排大窑洞，绿油漆的门窗，家家户户小花的门帘。西头的一家出来个笑盈盈的女人，足有1米8高，看上去40来岁。实际上在40年前，她就在那来延安的知青队伍中。她叫许明，还是讲一口让人感觉亲切的北京话，她笑声爽快，说话也很爽快。
那会儿动员插队的时候，街道的、学校的都到我家来做工作。我妈后来说，毛主席可有政策了，就是说可有头脑了。一开始搞文化大革命让红卫兵小将起来造反，无价值地把那些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富，都给国家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呢，让红卫兵小将都串联去，满世界大串联去，我妈说的，串得心也野着哪，又让你们都去插队了。
我觉得外边的世界可好了，那会儿串联跟同学一起去了天津、上海、厦门，没去农村，就觉得外边的世界可好了，可愿意出去了。我们家孩子多，工人家庭，生活条件也不好，到号召插队的时候，我就愿意走，我妈不让转户口，我偷着把户口拿走给转了(笑)。因为这个，后来走的时候我妈没送我，让我弟弟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学校集合。
我们晕晕乎乎到了陕西的宜君，正好下大雪，一尺多深的雪，拄着根棍儿，穿的都是板儿鞋，塑料底的，滑得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90公里路，不通车走过去的，走到村子里面，老乡们出来接我们。
哪想到农村是这样。一看大山沟什么都没有，荒山野岭，我们女生就哇哇使劲儿地哭。住在山顶子上面，喝的是下雨下雪的水，挖了水窖存水。
有一天我下沟里去担水，快担到山顶上了，爬那么一座大山呢，那时候十几岁能担动吗？好不容易晃晃悠悠，快到了山顶上，正好有个斜坡，我说歇歇，刚往下一放，那个桶咕噜咕噜眼看着滚下去了。我坐在那使劲儿地哭，哭得嗓子都哑了。
你们是想听听后来谈对象的事啊？那说说怎么跟我们家那位认识的吧。说出来也挺不平凡的。就是有一次我要回北京，正好碰上一个顺路车，那会儿在任家坮的沟里头，90多公里，没有车，正好我们那一个女的，她弟弟在大修厂，开了辆卡车带着他未婚妻，也是北京的，我说干脆搭上你们的车。
开到洛川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就住旅社，他们俩一块儿住去了，我住集体的大炕。说第二天早上来叫，我早上四点多一直在门口等，等到快11点，还不来。我就提个大包，背个黄挎包，可劲儿往前走，那会儿可天真了，就觉得不远，其实从洛川到铜川去坐火车还有好几百里呢。
到后来，一边走一边哭，使劲儿哭。出了洛川的城外，这边是山崖，那边是种的庄稼。也没有人，反正也不嫌害臊，哇哇地使劲儿哭。正好这时候，他的车从车站出来，碰上我了，他就把车停下来，车上拉了黄陵的一个女教师。他伸出头说，来，上来上来。我还挺自觉，还往车厢上爬呢，他说来，下来坐。
他和女教师聊天儿，人家有想给他介绍对象的意思，问他多大？他说三十了，还说他家是下中农，说当过兵什么的。我在旁边一听，哎哟，还没结婚哪，心里边好像就有点儿那意思(笑)。那会儿司机可吃得开了，给个县长都不换。
后来路上我们就说话了，他聊起粮食不够吃，我还拿粮票给他，他不要，我说我有全国粮票呢，给他拿一点，他推开不要。
第一眼看到反正还可以，像个男子汉。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儿，身体挺魁梧，一米七几，比我矮。会说，人家会说话。
有的车碰上了，喊他范大脑袋，我就知道他姓范。他给我送到车站。
■他说他大舅能给我调出去，我就跟的他
自从那年路上偶然搭车以后，大个子的北京姑娘许明，又去找了那位开大卡车的司机。
到第二年的7月份，正好任家坮有个压面机要拉，我就想起他来，到队上找他去了。这么着又联系上了。那时候特害臊，不敢主动找男的。也有一起的北京知青对我有点儿那意思啊，但是想想都是知青，谁也出不去。不如找个当地有点背景的，也好出了那沟，那么大的沟啊。
我找机会到他们家去了一趟，他说过他家在贺家湾。我自己主动去的，骑着自行车。这次他跟我说了，那意思就是咱俩处对象吧。
你不知道，那时候司机人家都看得可高级的那么个人物，那就是说给个县长都不换。因为那会儿车少，交通特不方便，开大车的都可那什么了，人家都来求你。那会儿车少，不像现在有钱就能坐车。
我已经想过了，我为什么没在任家坮那儿找个北京学生？去了50个哪。我就是想找北京学生出不了那个沟，那么深的沟哪，90公里，又没通车，一辈子窝到沟里怎么办。所以我说找个本地的，还好他家有个亲戚，他说他大舅在富县供电局当局长，说能给我调出去。所以我就跟的他。说白了找个本地的能出那个沟。你要找个北京知青，俩人都没当地亲戚朋友，出不来那沟。
那次跟他见面完了以后，天也不早了，那天就没走。那会儿他们开卡车的行李都在车顶架子上放着，让人给偷走了，他就没了铺盖。队上给他联系了东关旅社，在车站旁边，让他在那儿住。晚上他就跟我说，你在这儿住，我睡车上去。我说不，我睡车上，你住这儿，好歇歇。他不同意，去车上了。
到了夜里有人在外面推门，门插着的，我问谁？他说是他，后来……说真实的？(笑)后来他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呢，他说车那边睡不成，我说睡不成，你就在这儿睡，你睡，我坐着。
他说你也睡。正好有三张床，两张靠墙，一张在门口那儿。我怕人家检查，趴上边小窗户一看就能发现，就叫他到边上的床，各躺各的床，中间隔着过道，这么就睡了。我说你别脱衣服，你就这么靠在被子上睡，他可好，嗵嗵嗵把那衣服也脱了，就穿着个短裤、背心，钻到被窝里。
我就不敢睡，心跳得咚咚咚、咚咚咚，那会儿可紧张了，这个男女关系国家管得可严了，完了我就咚咚咚的心跳睡不着觉。一会儿迷迷糊糊地听见他又叫我，他说许明，许明，我说啊？他说咱们说说明天怎么走。他的头冲着门这儿，我的头冲着那边的墙，离得可远了。
那会儿我没单独住过旅社，害怕男女住在一屋有人管。怕人家听见一男一女说话，我说你过来咱们悄悄说，我那意思是让他把头调过来，不是离得近一点，别让人家外边听见。他还以为我让他过来呢，嗵隆一下子就跑过来了！
就这么着，完了就发生了第一次关系。我们第二天走了，回去我就天天哭，那会儿不懂，以为说在一块儿一睡就有孩子。后来人家说“害口”，就是想吃这、想吃那，我以为说害口就是嘴烂了，那谁看不见呀，我就天天哭。后来我们那个管理员说你一天哭什么呀？我跟她说了，她说你就把他粘住。粘住就是把他给赖住，她这么告诉我。我给他写了封信，让他来，他就来了，又接触了两回，我们就决定结婚了。
80年代打扮入时的许明
许明的这一番心思实属正常。那个时代，凡是有了两性关系的，女的就跟定了男的。一旦要吹，男的几乎是流氓，而女的也几乎低人一等。女的到男方单位控诉的情况时有发生，那样一来，要么复合，要么男的受到处理。
■想有个亲近人，就跟他结了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是三个7月。见面一个7月，拉压面机一个7月，结婚一个7月。其实也没见几面。一开始就是挺感激他，人家主动把车停下让我搭车，挺感激的。
当中有一次我骑车又去了他家一趟，因为我们那儿有个送信的，他说这个老范家是富农，我心想他当初骗我说是下中农，骑上自行车就找他去了。
他一听说我来了兴奋得就往家跑。进门我就哭，我说你骗我，你家是富农。那会儿家庭出身影响可大了。他说根本不是，富农家的根本不能当兵，不信你问去。
我倒不嫌他家是农村的，他家就两孔石窑。他说赶快把结婚证领了吧，一领了到时候他舅舅就能帮着把我往出办。那会儿真是无依无靠的，想有个家，想有个亲近人，就跟他结了。
结婚就是村里人来吃饭，办一个婚礼，那会儿行礼最多才行两块钱。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拜完以后吃饭，第一天吃饸饹，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饸饹，到中午还是饸饹，到晚上做稀的，第三天再吃饸饹。
完后把我调到运输公司，单位那一拨人里长得都没我好，我那会儿年轻，人还漂亮着哪。
他原来认识个女的，上咸阳中医学院，他一直供着上学。认识我以后，那个也毕业了，人家说要分配到延安来。他有了我，就跟那边说了，那个女的气得使劲儿哭。他跟我结婚，他说就想找个北京的，觉得可自豪了。我们女知青的那些同伴，她们也挺羡慕我。她们要坐车还过来求我，让他给拉上。
结婚以后我回任家坮，他还是开卡车，有时候七八天，有时候四五天回来一趟，白天没在家待过，晚上回了，一大早又走。一直跑车，就是偶尔修车在家待一天。到1986年才调到一起，在延安运输公司他开上客车，一天在家一天不在家，下午回来，第二天早上又走，就是那样。
完了以后，1991年他得了脑血栓。是他好心帮人家卸车，结果上面的大包砸下来，他当时硬挺回来，说人家也不容易，没有找人家的责任。后来就不行了，我在医院看了他一年，三个孩子自己在家瞎弄吃的。一年以后慢慢能走了，拄着棍儿，半身不遂。到1997年去世了。
你说好好的，得了那样的病。就是命。其实我跟他在一块儿生活也没几年，都是两地生活。
知青返城那阵子，我们考虑孩子多，回去没工作，没房子。我在北京的家就住两间公房，一大家子，没有我的地儿。回去租房，孩子上学，我们俩工作还得慢慢自己找，没法生活，就没回去。如果说只有一个孩子的话就回去了，三个孩子带上，好家伙，一家子人哪。
他走了以后，我也没再考虑组织个家庭。为什么呢？我觉得一个人挺省心的。不想再婚了，麻烦死了(笑)。
她咬着牙说：是我愿意的
■我说了句，要在家都擀饺子皮儿了
北京知青李桂平
离开许明的家，她带着我们向延安城外走，往北上210国道，左边是山坡，右边是河滩，车开出几十里地，紧邻路边出现个大村，有窑洞也有砖房。眼看到了村子尽头，一座院子的门外站着一个女人，车上的许明喊她：“李桂平！”她兴奋地招手。到她们拉着手站在一起的时候，李桂平笑着，但不停地擦眼泪。她把来人让进窑洞式的屋里，靠里面是一盘大炕，邻屋有铁锅灶台。她笑着说：我是给你们做北京的茴香馅儿饺子，还是陕北的油馍馍？
她一说话，也是一口的北京腔。不过看得出跟许明的性格可是不一样。坐下来的时候，先从离开北京的那天聊起。
记着哪，记着哪，永远记着哪。那是1969年的2月7号……(哭了)。永远记着哪，走的时候我爸哭了，我爸说孩子，到那儿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爸送了我一套“毛选”。(哭)
李桂平在北京的大家庭合影
到火车站的时候，我还高兴着哪，我妈走在后头，我姐夫说，妈哭了，我说哭什么，我又不是死去，我还回来呢。
那年18岁的北京60中女生李桂平，人长得标致，性格又要强。她说，我那时候在班里头挺红的，挺积极的，老师叫我起带头作用，和同学们报名插队。再一个，我爸也给打倒了，他是北京供电局输电公司的书记。家里这种情况，不走也不行，不走就给我爸扣帽子，说他拉后腿。
李桂平记得，延安来了个人，到学校作报告。说延安怎么怎么好，有好多柿子树、大枣树，好多羊，种了好多豆子。还说毛主席的枣园怎么怎么好。当时我的心就像飞到延安一样，毛主席在延安的那个课文我学过。我和同学说咱们能到延安看一看，多幸福啊。人家作完动员报告，我一高兴就织了一个围脖，七天把围脖织好了，我就上延安来了。
而且，我总觉得可走了，离开家没人管了，自由了。你们没法相信，我还想，最起码我妈总说女孩子来月经的时候，不让喝凉水什么的，这回没人管我了，我能喝凉水了。就这样想。
可是在火车要开的时候，喇叭里播音员说了一句话：送亲人的同志们，请你们往白线后边站，火车马上要开动了。再见了，亲人！就这么一句话，站上的人都哭了，由欢送变成哭成一片。我看见我姐在站台上晕倒了。
坐火车到半夜里，就开始想家。到铜川以后，换大卡车往延安拉，全是盘山路，看边儿上大山沟深着呢，眼看车要翻下去，害怕得瞎叫唤，人家司机就骂我们。男生女生都挤在一起，紧张得搂成一团。
到了地方已经按名单分好了，集中在公社，队里来人给接走。赶着小马车、小驴车接来了。村里的农民扭着秧歌，打着腰鼓欢迎，一蹦三尺高地把你带到各自的生产队住下来。一看，都是土窑洞。
2月7号从家起身，2月10号到的生产队，那天是腊月二十三。老乡都过来看，跟来了亲戚似的，大地方来的人，看着新鲜，稀罕。我们把面包什么好吃的给人家。
头几天还好，到过年那天晚上，我、焦香、王建华、徐艾琴我们四个一间窑洞，都洗完头洗完脸准备过年了，王建华在炕上躺着，焦香在炕边坐着，徐艾琴也坐那儿，就我一个在地下站着。
我就说了一句：要是在家都擀饺子皮儿了，都过年了。这一句一说，都哭了，谁也拉不住谁，都想家了，年三十哭了一晚上。(哭)
当初的李桂平没法想到，两年后她会嫁给这里的一个农家后生；她更不可能想到，在这片黄土梁上一住就是四十多年。
■房东家的后生，不时会帮她一把
正聊着，屋外的院里有动静，是李桂平家“掌柜的”回来了。他晒得黝黑，话不多，是一位憨厚的陕北大哥。夫妇俩带着我们去看看以前住过的窑洞。
上到后山的半坡，看到几孔破败的土窑洞，李桂平指着说，我们四个女知青就住的这个窑洞，点煤油灯。迈进门槛，她四处摸摸，自言自语地说，这边是炕，都塌了。这是灶火，烧饭也能把炕烧热了，烟就从这儿出去。另外她们三个女知青，现在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宝鸡，一个在深圳。都走了。
问她旁边的窑洞是谁住？她说，我们主家的。主家就是房东家，也就是她后来的夫家。那时队里安排知青娃和房东住在一起，也好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在这排窑洞前面的坡下是大片的河滩地，就是他们长年种的地，播种、挑水、施肥、收割，都围着这片地转。这个队的自然条件算是不错的。
丈夫说，她一来的时候，我家隔壁那个窑就是她们知青的灶房，做饭的。本身农村人都落后，她们过来那种穿戴虽然比现在是不行，从卫生各个方面比这儿的当地人那是要好得多。
到1971年，同来的八个女知青，人家都通过各种机会和渠道调工、调干，或转到别的地方了，就剩下李桂平一个。她也想走，但是家庭那个情况，不可能。想回北京的家去，也不行，还在隔离审查她父亲。她二哥从外地偷着回去了，有人在他们家看着，查问谁回来了？都要遣送回去。李桂平心死了，她想这辈子就在这儿待着吧。家里本来条件那么好，但是却留在这里了。
一个人孤单无靠，为了安全，她住到了房东家的灶房里。李桂平说，他妈对我特别好，说我可怜，城里娃娃来到这，也不会做饭，老帮我做饭，我衣裳破了，她给我缝。
住在山坡上，吃水是个大难事，晚上收工回来挑水，要走那么远，爬那么高的坡，很吃力。再一个分粮食分土豆什么的，也都要收回来往坡上扛，累得不行。身单力薄的李桂平实在需要有人依靠，房东家的后生很朴实，不时地就会帮她一把。
李桂平说，还是在其他女知青没走的时候，我们都用他家的灶房，他们在那边吃饭，我们在这边吃饭。他家吃的玉米面，我们吃荞面卷，我吃不惯，就把荞面卷给他换着吃。我说你吃荞面，我吃你家的玉米面，他也乐意，荞面更顶饱。干活什么的，他帮我担着。
李桂平说，老乡们一开始把我们供着，说是毛主席叫来的孩子，都不敢接触。后来也出了一些事，上面有了“26号文件”，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要判刑的。
怎么叫“破坏”？谈恋爱就不行，他们这些青年都不敢跟北京的学生谈。停了一下她说，怎么说呢？我跟他，也是这种情况。
■你可想好了，你是不是自愿的
生产队为了他们俩的事可下了大工夫。有一天晚上11点多，派出不少民兵突然上他家来查，结果他在家睡着，她在自己的灶间睡着，什么也没逮住。
但是有人检举了，风传得很多，说看见他半夜从窗户钻进女知青的屋里。公社革委会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反面典型，先把他关起来再说。一旦定了案，少说得判十年。情节恶劣的，死刑也不是没有。
房东大妈拉着李桂平的手说，好闺女，我儿的命就在你手里了，就看你的一句话了。
李桂平到公社去，人家都问她的态度，她说，是我愿意的。人家说你可想好了，如果不是自愿的，没你的事，他是破坏知青政策罪，该怎么办他就怎么办。如果你说是愿意的，那你就按手印，就要和他处对象，和他结婚，我们才能不办他。
李桂平咬着牙说：是我愿意的。用力按了手印。从那一刻起，她就真正把命运交给了这个山村。
那时候乡亲们议论，这小子胆子真大，家里那么穷，什么都没有，敢找李桂平这么漂亮的北京女子。实际上可能不是他胆子多大，而是多亏了她把事情给压住了。
问大哥：你追求大姐的时候考虑到她会愿意吗？
他说了句陕北话：也就冒碰了。冒碰了就是没谱，没把握，试试看。他说，那时候的人哪敢像现在这样，不敢明目张胆的。
为什么不敢？他说，那时候你一个农村人，破坏知青了是要劳改的，有的是要犯罪了。问他当时怕不怕？回答说：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听天由命吧。也有出事的，也有结婚的。又问他，村里像你这样追求女知青的后生多吗？也有，反正有一个判了刑。如果政府要是不同意，那我就得坐监狱了。
李桂平说，队上有这种现象，有一个因为和北京学生的事坐了好几年牢。所以我不愿意叫他坐几年牢，我宁愿受罪一辈子，跟着他算了，就这么个情况。北京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我知道的有四五个，反正留在这儿走不成的基本上就嫁给这儿的人了。
其实大哥当年在庄上也是蛮不错的青年，浓眉大眼，还是生产能手、团支部委员。而且有一点让李桂平能够接受他的是，在那个时候他是刷牙的，村里的人还为这个笑话他。
问她去登记的时候，心里头什么滋味儿？
她低头了一会儿说，这句话你问得我实在是那什么……矛盾肯定是矛盾，走到那儿的时候，心里头那什么，完了，这一辈子就在农村了，完了。
后来他们庄里人都说他，说人家不是你门上站的人，跟他爸他妈说，不是你门上站的人，虽然结婚了，不可能跟你往下过。我说我非要站定了。我是自己说了愿意，我非要过下来这一辈子。再以后别人什么话都没有了。
问大哥，如果大姐当时说不想结婚你会怎么样？
那就非坐监狱不行，就那样。有人一看这种事，就是说你结不了婚，你非遭殃不行，非坐监狱不行。
那么大哥知道您的家庭情况吗？李桂平说，知道，我都跟他说过。要不然我怕我们家有政治问题，有一点什么事牵扯到人家。
大哥听了以后怎么说？他说他才不管这套。
又问大哥，您当时知不知道大姐家里的事？他说，知道的。
谁告诉的？除非她本人说。
她说了之后您怎么想？咳，那时候也就不想那么多。
村里别的后生是不是也有喜欢她的？也有。
她当时比较出众吧？嗯，漂亮。泼辣。
长得好看？是。
娶了北京媳妇，村里人怎么看？要说这个，我们这儿也没什么，有时候说这小子还可以，只能说这样。
别人羡慕吗？是。只有这么样，再还能说什么。
她对公婆对家人呢？这方面一般人比不上她。
您对自己的生活知足吗？就马马虎虎。
挺知足的？是。
那还是在知青们到延安插队不久，从北京来的干部专门在大会上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谈情说爱，第二不许唱陕北小调。
但后来，陕北流传着一段顺口溜：“香烟好不好大前门，媳妇好不好北京人。”当时的大前门香烟算是很够档次的了。
■结婚时，婆婆把装粮的瓦罐交给了她
问到当初的新房是怎么布置的？李桂平说，就这么个，布置也没布置，什么也没弄。
丈夫说，像我们那个年代，以前就凑合着穿上一点，有个铺盖什么的，木箱子搁上两个，凑合着就行了。
那么婚礼是不是也像陕北农民那样的喜庆？她说，没有婚礼，有什么婚礼。他家穷得真的是一分都没有，他舅舅来了，给了我6块钱。就在窑洞铺上褥子，铺上被子，被子还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再一个他妈给了我两个瓦罐，装米装面的。
在那时的农村，吃粮是最紧要的。婆婆把装粮的瓦罐给了她，大概就等于把这个家交给了她。
来了我们几个同学，插队的几个知青，送了脸盆，吃了顿饭。我记得是白面掺玉米面的两面馍，炒俩菜，自己种的瓜子。再什么也没有了。连唱歌的，连笑声都没有。(哭)
能说说最开始是怎么过来的吗？她想了下说，噢，我知道你问的意思。不懂，真的不懂。这是实话。最后我问他妈了，我跟她说还流血了怎么？他妈说的，都是一样的。我说疼着呢！他妈说，女人都这样。
我婆婆对我好，跟他儿子结婚她高兴。给我做面，等着我下工回来吃饭。一家人都舍不得吃面，你说我能吃下去吗？我说我也不吃，要吃就一块儿吃。
娘家人怎么知道你要结婚的？不知道，等结了婚我才跟他们说的，要不家里头不会同意，那时候我也不指望回家了。我跟我妈说，我这一辈子完了，就在这结婚了，也不准备回去了。当时的反应是娘家人谁都不理我了。
我爸爸1975年平反出来的，为我的事生气，要跟我断绝关系，不想再见到我。
那年我带孩子回北京一趟，搭钢厂的顺路车回去的。到家以后，我爸没在屋，我正跟我妈说话呢，我爸回来了，看见我，看见我带着孩子回来，他很伤心。后来就叫我走，说你不要回来了。
这是李桂平插队以后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最后一次。她抱起孩子就走，去了火车站。等她哥哥几个人追来的时候，她已经坐上火车，车开动了。自此，她再也没有回去。
她说，我爸爸最喜欢我，所以寒了他的心。临死的时候都叫我，他寒心。(哭)
他们元月份结的婚，下半年又来了招工的，这次可以录取她。她说，要是招工的早来几个月，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我跟他们学的，都把丈夫叫掌柜的
到70年代末大返城的时候，已变成大龄青年的北京知青们，似乎拼命要抓住命运的尾巴，争先恐后向着那座久违的城市奔逃。结果有不惜离婚的，有放下孩子走的。直到今天，还有长大成人的子女不知道他的父母现在何方。
那时候像您这个条件能返城吗？李桂平说，能啊。
怎么没有回去？他不回去，那时候我们家里也考虑这事，他不回去。回去的话，不是本地人，说话人家听不懂，再一个没文化。只要他对我好一点，凑合过就算了，孩子能办回去就行了，就这么着没回去。最终，儿子还是沾到了我爸爸的光，顶替到北京供电局当上了司机。
1979年，按照政策，李桂平调到延安市里，有了正式工作，吃商品粮了。问大哥那时候是怎么想的？他说，她出去以后，如果过得来就过，过不来就算了，我也没有考虑害怕她出去变心，要过不在一块儿，我也不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干什么？
李桂平说，那时候不少这样的都离了，也不是没想过，但是又撂不下孩子。我们家也不叫离，人家挺老实的，嫌离婚丢人。
在灶间里说着话的时候，她一个人就把饺子都包好了。往灶膛里添柴火，大铁锅的水一烧开，就开始下饺子。
这儿的饭您都会做了吗？就是当地过年摆席的饭我也都会做。什么炖肉、烧鸡、烧肘子、炸丸子、素鸡什么的都会。陕西的油馍馍也会。跟着婆婆学，日久天长都会了。
饮食上都习惯了？习惯了，炒菜、熬菜，面食什么的，黄米、小米都吃惯了。
当初您不是还想嫁个吃大米的？她叹口气，哎……环境真的能改变人的一生。
在那个年代，陕北能吃上大米的，一定得是城里的。不少女知青心里向往的就是能嫁个吃大米的人。
问她这边是把丈夫叫“掌柜的”吗？就是。都这么叫。我跟他们学的，他们这儿叫掌柜的，受苦的。受苦的就是干活的。叫女的呢？家里人，婆姨。
有人做过统计，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一共有28000多人，不知是否有意安排，正好与当年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数字大体一致。而知青返城以后，绝大部分陆续回到北京，最后留下来没走的是298人，又恰好与当时留在延安的老红军数字基本吻合。也许历史常常就是这样书写的吧。
留下来的这298人，或是因为感情，或是因为婚姻，他们把自己留在了那里，也把不一样的故事留给了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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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台冷暖人生、青年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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