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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大逃亡

雪地大逃亡曹伟伟

上世纪1969年下半年,我们这批十七、八岁的毛孩子,为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北大荒,开始了“知青”生涯,尝到了远离父母的艰辛。


“每逢佳节倍思亲”。那年中秋后紧接着就是国庆节,是我们最想家的时候。连队放假,总算不用下地干活了,食堂也改善伙食。吃的是自己种的土豆、白菜、猪肉炖粉条,喝的是酒房烧制的苞米二锅头。我是头一回喝白酒,烈酒咽在喉咙里辣火火的,小半碗下肚,我立马成了关公脸,几巡下来脑袋已经晕晕乎乎。很快大伙儿就造得沟满壕平。回到宿舍后十多人一铺大炕,乘着酒兴聊起了上海的日子,特别是红烧肉、芋艿老鸭汤、大闸蟹等上海吃食是那样诱人,嗓门就一个比一个响。待到这兴奋的吵闹声刚刚平息下来,却听到从女生宿舍传来一阵阵嘤嘤的哭声,顿时我们这里变得死一般寂静,那悲戚的哭声,叫人心里瘆得慌,不一会儿,我们室内有人附和着也响起了声声抽泣,很快传染到整个屋子,终于引发了一场号啕大哭。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算是心肠较硬的,但听到这四处此起彼落的哭声,想起这段日子的艰难和远离父母的孤独,不由也鼻子发酸,伤心起来,加入了大合唱的行列。

寒冬来了,北风呼啸,气温已是零下三、四十度。冬天吃两顿饭,没有风雪依然要出工,到场院瓣苞米,或是抡铁镐刨粪。三点多钟吃完晚饭,战友们聚在一起谈起上海的往事、儿时的憧憬、理想前途,都已付之东流,正如流行在知青之中的《南京之歌》:“告别了妈妈,告别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呀,就伴随着青春的逝去一去不复返,未来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道路就夺取了我的理想……”不由更加伤感,思乡之情愈发浓重。


近期不时传来别的分场知青已开始逃离回城的消息,逃跑之风很快四处蔓延开来。总场已在场部和龙镇火车站设立了“红哨兵”检查站,盘查外出的车辆人员,有通行证的才能放行。由于中苏边境形势紧张,我们也时常半夜紧急集合,打起背包沿着公路跑一圈,回到寝室又冷又饿,这不是折腾人吗?大家满腹牢骚,于是,多在酝酿逃回上海的计划。


可是要逃回上海谈何容易,那年月交通极其落后,从农场到上海起码要三四天时间,囊中羞涩,只能逃票;单单过龙镇关卡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被抓住押回分场,开个批斗会或者给个处分是完全可能的。然而,这些顾虑都被迫切的思乡之情所取代,。我们串连了近二十个战友,铁了心要逃回上海,时间定在两天后晚上,在分场外的公路上汇合。在这两天里做好了一切逃离的准备工作。


行动开始了。这天晚上我吃了四只馒头,一大碗土豆汤。考虑到轻装上阵,尽量少背东西,我把要在上海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上身两件棉毛衫,两件海魂衫,再加两件衬衫,一件卫生绒衫,外面是知青绿军棉袄,下身穿三条短裤、两条棉毛裤,一条绒裤,外面是棉裤,头带狗皮帽,脚穿棉胶鞋,可谓全副武装。仅有的三张十元大钞,卷成一小卷,塞进牙膏底部,藏在马桶包内的小口袋。身边内衣袋则放了四元钱,以备路上开销。


我们等到9点柴油发电机停止发电了,整个分场笼罩在极度黑暗中的时候,一个个溜出宿舍,快速向集合处跑去。大家都默不作声,彼此点点头,算打个招呼,清点一下人数,共十八人。不知谁说了一声“差路!”我们一行人便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嚓嚓地踩着雪,摸黑向场部方向走去。


我感到分外激动和兴奋,想到自己是在为自己争取幸福,内心充满了昂扬激情。


六分场离场部八里地,刚行进了二里多路,就发现前方车灯晃动,有一辆车迎面驶来。我叫了声“隐蔽!”大伙儿立马散开到两旁的路沟里。沟里的积雪有半人多深,趴在里面是很难被发现的,但心里仍怦怦乱跳。不一会,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风驰电掣在我们眼前驶过,雪粉四扬。之后大家陆陆续续爬出路沟,回到公路上,一点人数,少了两人,只听见不远两个同伴陷在积雪里直叫唤,雪太深,爬不上来,我们跑过去,费劲地把他俩一一拽出路沟。后来一路上类似的情况重现过几次,我们有车必躲,那种提心吊胆的情景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场部。几天前我们就有人探过路,探明在引龙河桥边有“红哨兵”的卡子,二十四小时有人站岗,桥上是过不去的,必须绕道走。于是我们就从工业队边上绕了几里路,从冰封的引龙河河面上走过了河。过河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紧张,因为河面在星光下反射着灰白的光,一行黑影在冰上行走,特别显眼,如果民兵往这里瞅来,一定会被发现,那一切都玩完了。


绕了几里路,避开哨卡过了河,回到了通往龙镇的公路上,我们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这里到龙镇还有二十多里地,我们都有点累了,但我们每个人都在想,走一步就离上海离父母近了一步,想到再过几天就能回到父母身边,这一路上吃多大的苦也值了。沿着公路又走了二个多小时,前方闪烁着一抹灯光,那就是龙镇了。


到了镇上,已过午夜时分,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一行人走在街道上,脚步刷刷,不时传来狗的狂吠声。七弯八拐地,火车站就在眼前了。龙镇火车站是个简陋小站,每天只有几趟短途列车,其中两班到哈尔滨的客车,分别是上午8点多和晚上9点多到来,停个二十多分钟,然后再开回哈尔滨。我们要乘的就是这趟车。但现在晚班车也早已经开走了,车站上冷冷清清,只有值班室和候车室亮着灯光。进入暖呼呼的候车室,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哈哈大笑。每个人都像雪人,满身是白白的霜雪,连眉毛胡子上都挂满了晶莹的霜花。


暖和过来后大家就开始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最后认定明天上午不能在龙镇上火车,因为明天在等火车时,场部的“红哨兵”就会赶来候车室把我们统统抓回去,所以决定再继续往前走一站路,到下一站蔡家岗车站等火车比较安全。想到蔡家岗离龙镇有40多里路,比从六分场到龙镇还要远,好容易到了龙镇,想歇歇手脚休息休息了,却再要走更多的路,实在令人可怕。但为了回家,为了能成功的回上海,再大的苦也只能承受呀。大家默默的起身,走出候车室,沿着通向蔡家岗的公路,又开始了艰苦的跋涉。


凌晨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寒风阵阵袭来,肚子早就饿瘪了,裤子穿得太多,连尿尿都困难,露在寒风中的鼻子冻得生疼,需不时用手摩擦才能防止冻伤。就这样有的同伴暴露在外的肌肤仍然冻掉了皮。道路坎坷,大伙都已筋疲力尽了,时不时有人给大家打气:“快点走呀,前面就是蔡家岗,晚上就到哈尔滨,过几天就到上海了,加把劲呀!”我们相互鼓励,搀扶着继续前进。天蒙蒙亮,我们终于走到了蔡家岗火车站,一宵走了七十多里冰雪之路,终于艰难到达了目的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大伙儿不由高兴得击掌庆贺,把疲劳都暂时抛开在一边了。


我们找了一家紧挨着火车站的小饭铺,敲门进去,肚子早饿坏了,大伙吵吵叫老板赶紧整点热乎面条垫巴垫巴,很快服务员端出来热腾腾的炸酱面。我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填饱了肚子。看着天已大亮,我们兴高采烈,好像已经坐上了火车回到了上海。

正在兴奋中,忽然听到外面有刺耳的刹车声,有人拉开布帘子往外一看就惊叫起来:“不好了!场部“红哨兵”来了!”我赶紧出外看,两辆解放大卡车停在饭店门口,穿着军棉衣戴着红袖章的“红哨兵”已把饭店围住了,一个堵在门口的头头高声喊叫着:“一个不要跑,统统上车回农场!”我们这些人顿时傻眼了,几乎要软瘫下来。跑吗?哪跑得了,就是有力气也无法跑得过这些如狼似虎的武装民兵,真是一点招都没有。于是前功尽弃,只能可怜的羔羊似的,一个个低着脑袋沮丧地上了卡车,很快便被押回了分场。好在这几天各分场逃跑的知青多如牛毛,我们又是集体行动一大帮人,法不责众,所以被批评教育了一番,并没过多的为难或处分我们。

这次无功而返对大家打击很大,好几天受挫感盘踞在心头,挥之不去,但回家的信念依然强烈。有经验的哈尔滨青年给我们出了不少主意。他们分析我们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时说道:“像你们这样一大群人都穿着绿棉袄绿大衣(统一发的服装,成为上海知青的标识),目标实在太大了,不抓你们才怪呢,必须化整为零、化装潜逃才行。”有高人指点,我们又蠢蠢欲动。


经过这次行动后,农场的干部对知青的动向已非常注意,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要打着手电到各宿舍查点人头,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几天后,我们做了更细致的准备,很多方面都吸取教训,进行了调整,服装也换上了哈尔滨知青的黑面袄,打扮得和当地“北佬”毫无两样。临走时,为防止查夜查岗被发现,我们每个人的被褥照平时一样铺好,被子里塞进不少东西,垫得胖鼓鼓的,做出我们仍在被窝里睡觉的假象,尽可能延迟被察觉从而被追赶的时间。半夜12点,我们鱼贯溜出分场,二十多人分别三、五个人一组,拉开距离,悄悄潜行,那神秘劲就像当年八路军武工队一样。我们又一次踏上了逃跑返乡之路。


一路上仍然小心翼翼,卧雪爬冰,避开哨卡。天亮时已到达龙镇。在镇上大家分散在各个饭店,饱餐一顿,等待上午九点多往哈尔滨的火车。八点半,火车徐徐进站,我们也陆陆续续靠近火车,只不过都在车厢的反面晃悠,利用车体遮挡住红哨兵的视线,而因此车厢前人并不多,那些红哨兵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车站的进口处。离开车还不到五分钟时,我们同时从各节车厢的车轮下钻过来,就像从地下突然冒出来一样,纷纷从开着的车门窜上列车。刚登上车,火车就鸣号启动了,红哨兵们一下傻了眼,等反应过来,我们已在车厢里向他们招手再见了,气得他们直摇头。其实我知道,他们中不少也是下乡知青,也一样想家,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对我们不过是眼开眼闭而已,并不认真。

晚上七点多,列车顺利到达哈尔滨站。下车后,我们不能出站,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车票,从心底里也没打算过买票,无票者进出站是件麻烦事,所以我们就只能滞留在车站内,在纵横交错的铁路边上游荡,等待着57次开往上海的列车进站,直接上车。过了一个半小时,总算盼到了57次来了,站台开始放人,我们混迹于旅客中上了车。八点四十五分,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开动了,我们的心随着滚滚的车轮澎湃激动,就仿佛已经回到了家一样喜悦。没有座位,只好挤在车厢连接处栖身。车厢暖和,浑身痒痒,怀疑长了虱子,所以大家就说,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到浴室好好洗个澡。也有的说,一到上海,叫母亲烧顿红烧肉解解馋。随着列车颠簸晃动,疲惫不堪的我们都昏昏欲睡,很快便有人打起了呼噜。午夜,吉林省会长春到了,火车停靠十分钟,上来的人很多,蜂拥而入,有一拨人我一看就是我们的同类,火车一开,他们彼此间就说起了上海话,并问我们上哪里去。“回上海!”我们回答。他们顿时惊愕万分,说:“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北佬呢。”相互聊了一会,才知道他们是插队吉林延边的上海知青,日子过得比我们还要惨,出工一天只有几分钱,有的女生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延边地区又都是朝鲜族人,语言不通,特欺生,经常发生不愉快的事件,有的女生还时常让当地人欺负。说着说着,有两个女知青眼圈红了。类似遭遇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有谁来可怜我们知青呢?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几张幼稚、迷茫、满含泪水的脸。


火车刚过四平站,有一溜人匆匆从前面车厢赶过来,神色慌张:“查票的过来了!”我们闻声也只好向后边的车厢转移。我们发现无票者越来越多,过道上挤满了人,堵得水泄不通,好容易提着颗心挨到下一个车站昌图车站,刚停车,我们就挤着下了车,并从站台上跑到已查过票的前面车厢上车。一路上,用这样的方法逃票,赶下挤上了好多趟,都顺利躲过去了,只是到了济南车站,终于被赶下车,并被押出站外。这时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不愿再如此遭罪下去,就从济南买了火车票,稳稳当当的坐车回上海。两天后,我们终于踏上了日夜思念的上海的土地,回到了阳光明媚的故乡。

时间已过去四十多年,我们这些快进入老年行列的知识青年,现在变得格外怀旧,这种心态已上升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当年下乡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即使看起来淡如清水,也变得像陈年的醇酒,越来越有滋味,越来越有分量,也越来越有嚼头,望广大的战友们不要忘记我们当年所经历的一切,像逃跑回家之类的拌和着风雪和血汗的故事。


文章来源:引龙河畔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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