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知青”部落
一
认识老于是在2001年初的新书定货会上，他是写新疆知青纪实文学的作者。
老于浓眉大眼，身材修长，看得出来，当年一定是个非常精神的小伙儿。只是他的头发已然花白，穿在身上的羽绒服也不怎么干净，仿佛缺少主妇照料似的。一问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他离婚了，和儿子生活在一起。
两个男人不可能很好地照顾彼此，也就是凑合着混，难怪有些落魄了。
当天，老于的不少新疆战友来为他的新书发宣传品，全都积极、主动，热情极高。望着他们奔忙的身影，我一时感慨万千，打着无怨无悔旗号的沧桑已搅碎了青春，将韶华无情地推入历史。当年的知青都已不再年轻，鬓角斑白，满脸皱纹。新疆知青似乎更老些，都已是60岁上下的人了，离着“青年”这个朝气蓬勃的称呼越来越遥远。
几天后，研究历史的小明打算去拜访老于，于是邀约我和蓝菲同去。
严格来说，老于只有北京户口而没有家，他的房子是向朋友借的，位于远郊。
那天刮着六七级的大风，郊区的风显得更猛，人似乎要被扯成纸片儿。
听说我们已经到了车站，老于立刻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们。顶着寒风又走了二里路，到一排歪七扭八的房跟前，老于自嘲地笑着说，在城里头看不见这么破的房子吧?
大家一时心情有些沉重，都没答话。打开那扇破门，迎面便看到一条也算是“京巴”的狗，浑身脏兮兮，脖子上拴着条铁链子，链子的另一端固定在一根柱子上，身边放着个缺牙儿的破碗，碗里有块黑得看不出模样的吃食，浸在同样很不干净的水里。那狗呲着不漂亮的牙齿，冲我们汪汪叫个不停，仿佛怀着满腔怨愤……我的心一下子坠下去，简直比看到这破房子还难受。
自打养狗的风兴盛起来，在街上见得最多的就是这种叫“京巴“的狗，他们是爱狗的北京人的宠物。每日早晚，饱食终日的它们被主人牵着，充满着踌躇满志的幸福，甚至是旁若无人地在大街上昂头前行。同一品种的狗，却在这儿受活罪。何苦要养它呢?我忍不住问出了声。
嗨，这是房子的主人养的！老于回答。
我不由在心底责备起这粗心的主人来。老于爷儿俩活得这么艰难，你怎么还给他们增加一条狗的负担?人受罪，狗就更得受苦了。
老于家是我见过的真正蜗居，大约只有七八平方米。门右侧放着一张上下床，见我们进来，从上铺跳下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眉眼与老于长得十分相像，他腼腆地冲我们微笑，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只好不住用一只手抚摩头发来镇定自己。尽管屋里光线黯淡，我们还是同时看到上铺趴着一只老黄猫。见到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它只是睁开眼睛乜斜了我们一眼，甚至都懒得冲我们叫一声就立刻闭起了双眼。
嗬，它倒活得自在！小明忍不住说。
还不快给客人倒茶，愣着干什么！老于对不知所措的儿子说。一定是为了欢迎我们，地上还放着两包水果。添了我们这三位客人，屋子里真没下脚的地方，也无怪乎老于的儿子不知如何是好。
几个人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到摇摇晃晃的椅子上，喝着杯子里有些苦涩的茶，我一边听老于说话，一边看着这房间里的所谓陈设。
左侧是一张非常破旧的长条桌，上面乱七八糟摊满了家用杂品，例如杯子、茶壶之类。桌子对面安放着一个硕大的旧冰箱，虽说相当破旧，可到底是这屋里最现代化的摆设，与整个屋里的东西很不匹配。
出于好奇，我打开冰箱看了看，却发现里面装着锅碗瓢盆。“这是人家送我们的，已经不能用了，拿它当碗柜使。”老于的儿子已经又坐到上铺，见我打开冰箱，忙对我解释。
老于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不少他的经历，他写的书里就有。但他是把几个人的事情编在了一起。其实，他这一生的坎坷就足够成为一本厚重的历史了。
当然，比起那些到现在户口还没解决的新疆知青，以及岁数不达标(不满45岁)的配偶，老于和孩子还算幸运，他们现在总算有了北京户口。可户口不能解决吃喝问题。他从新疆退休后，每月退休金只有450元(据说今年已长到700多元)。由于与妻子早已离异，儿子没人管，办户口这些年儿子的学业耽搁了，高中都没能毕业。北京这地界儿择业的条件或要过硬的文凭，或要过硬的关系，二者必居其一。老于的儿子一样不沾，只能在家待业。两个人靠区区四百多元要维持首都高水准的生活根本不可能，老于有时就去倒腾点儿蛐蛐、蝈蝈之类的生意，儿子则偶尔去客串一回临时演员。生活没有保障，也就只能勉强糊口而已。
为此，他跑了很多部门，但申请廉租房目前还没下文。幸亏一个从新疆回来的战友借给他这间小屋暂住。
老于苦笑着对我们说，我支边把居住权给支没了。
从他口中我才得知，他们这些新疆知青的全称该是“新疆支边青年”。而我们这些“文革”中下乡的青年叫“知识青年”。二者虽统称“知青”，实际音同字不同，严格来说他们该叫“支青”才对。也幸而有关政策没有细究这两组词的区别，这些“支青”才沾了我们这些闹回城风“知青”的光，否则，他们就全都得老死在边疆了。
二
老于说，他离开北京前是有房住的，就在地安门附近。父亲在北京一直当小职员，在地安门附近租了一套房，共三间北房、三间南房。老于离开首都之前，父亲尚健在，母亲已然过世。房子由老父亲和姐姐一家共住。他走后，三间南房一直空着。父亲去世后，姐姐以为老于再也回不来了，全家遂搬到单位的宿舍里，把父亲租的房退了。就这样，老于失去了北京的居住权。
据说，20世纪30年代，他父亲脱离了地论顷、房成片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己到北京来闯天下。至于父亲为什么与家庭决裂，到底老家发生了什么事情，老于没仔细问过父亲，父亲也讳莫如深，这对他始终是个谜。
像当初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老于对党绝对忠诚，把从父亲那儿听到的只言片语全盘向组织做了如实交代，说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结果，福没享过一天，却沾了子虚乌有剥削家庭的挂络儿。
老于从小多才多艺。四五岁的孩子只会背五言绝句，他却能把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他更有音乐天赋，曾学过几天钢琴。只是由于家里没有条件买钢琴，他才改学了二胡。到了初中，他的二胡已拉得相当出色。一曲《二泉映月》拉得如泣如诉，仿佛得了瞎子阿炳的真传。他最崇拜指挥家李德伦了，曾听过指挥家的一场交响乐，还曾做过当音乐家的美梦呢。少年不知愁滋味，没几天他又迷上了美术，参加了少年宫的美术组。
初中毕业，阴差阳错，他考取了化工中专。一年后，赶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收学员，他听说后立刻去报名。以老于的长相和对艺术的挚爱，他是完全有条件考上的，可是因为出身的原因，他最终没被录取，只能继续在他不喜欢的专业里混，毕业后被分到了化工厂。
因为年轻，不知道出身不好就不能乱说乱动，更不明白说了就属思想反动，结果竟沦为阶下囚—老于是因为“反动小集团”的罪名被教养的。他这人喜欢与有学问的人交往，不爱和那些整日空喊革命口号的先进分子及团员接触。他所在的工厂有两名右派，他觉得人家学问不错，就经常和他们泡在一起聊天儿，说话也比较随便。
1959年开始了反“右倾”，积极分子们把两个右派又回锅批斗。批判中，其中一个较年轻的右派挺不住了，反戈一击，把平日一起扯的闲篇都抖搂出来。这一上纲上线，竟惊动了公安局，老右派升级，成为反革命小集团的首领，20岁刚出头的老于也有幸成为该集团的成员，被单位除名，受到劳动教养的处分。就连那举双手投降的小右派也没能漏网，成为该集团的中坚分子。结果，两个右派被送往茶店农场劳改，老于则在1960年被送往监狱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不算劳改，属于最高行政处分。但与劳改队吃同一个伙房的饭，干一样重的体力活儿。不同只在有一面大墙把二者隔开。但是，劳改还有个期限，劳动教养则没有限期。直到1961年才给定了个限期，最高三年。可以前进去的，时间再长也算白搭了。
到1961年给老于定了个三年，他实际等于已坐够四年。比起五八年进来白白多教养三年的，他还算不幸之中万幸的。劳教的那段时间正赶上困难时期，有自由之身的尚且吃不饱，何况他们这些有问题的劳教分子。活儿重粮食又少得可怜，刚开始还讲瓜带菜，一把米能就着野菜熬稀饭喝；后来，连野菜、树皮都难找到，饿得前心贴后心；再后来，由瘦变胖，由胖变亮，人人浮肿，一个个倒下，再也起不来了。人们大面积地死亡，那些埋死人的也是气息奄奄，因而埋人的活儿干得极为浮皮潦草。老于就是在后期饿倒的。人们以为他已经咽气，将他拉到野外，浅浅地挖了个坑，掩了一层浮土就算处理完毕。也是命不该绝，郊外的冷风一激，他竟慢慢苏醒。撩撩身上的土，他悠悠晃晃站了起来。仔细一打量，发现自己竟然与众多死人为伴，不免吓出一身冷汗。这一激灵浑身有了些力气，他连走带爬又回到农场。难友们看他又复活了，都认为他命大，简直是个奇迹，便给他又是喂水又是喂汤。将息了几天，他总算真正活了过来。也亏不久困难时期终于熬了过去，要不，他兴许就第二次饿倒，再也难以复活。
1966年，老于的教养实际已经解除，却不允许回家，强迫他留场就业。强迫性的就业尚未落稳脚跟，就又赶上了支援边疆建设的动员令。兵团来的领导说得天花乱坠，还给他们放了场电影，叫《军垦战歌》。多数人看得热泪盈眶，第二天就激动地踊跃报名，只有少数人踌躇着，甚至不愿报名。
老于就是这些落后分子中的一员。他看穿了这些人的把戏，这是变着法儿要把他们轰出北京城呢！
第二天，干部们就轮番对他进行轰炸，逼迫他报名。队长说，反正你得走。你们这些有问题的，一个也跑不了！他们这群人就这么半骗半逼地被押送到了新疆建设兵团。
老于说，当年送到新疆的支边青年大多属三类人，所谓的边缘分子、危险分子和坏分子。五十年代末期，有位领导提出了要把北京建成“水晶城”的口号。既然要水晶般透明，“社会渣滓”当然要扫地出门，送去劳动教养。这批人包括到政府机关无理取闹的，听敌台的，打架斗殴的，谩骂街道积极分子的，甚至包括无职无业、游手好闲的。
当时还没有知青这一称呼，因为他们属于三类人，领导和老支边当然不能称他们为同志，就对着他们“你们”、“大家”地叫。虽是在“文革”中，也不允许他们搞串联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他们往大沙漠一放，住地窝子，干苦力活。
记得一上来就让他们修公路。在沙地上修路不容易。他们从远处运来黏土，浇上盐水和泥，铺在路面上，大太阳一晒，就都裂开了大嘴，又加上沙子，还是不成；最后，干脆用砖铺路，可大卡车在路面一轧，砖全变成了碎饼干和一道道的沟沟壑壑。
在新疆一晃二十多年，老于干过的活儿不少，当过工人、农民，甚至还做过老师，结局却跟修这条路差不多，全部不成功。他事业最辉煌的顶峰就是当过近一年的语文老师。能够为人师表，对于曾经在反革命生死线上长期挣扎的他来说特别知足，因而决心大干一场。
不久，他在作文课上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理想》。孩子们都写的是要当工人、农民。老于在作文讲评中说，你们为什么不想当哥白尼或华盛顿呢?人都应该有远大理想，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他的侃侃而谈很快就传进书记与校长耳朵里，认为他毒害少年，从此对他印象颇坏，偷偷在心里给他记下一笔黑账。不到一年工夫，正赶上精简老师，老于虽然在老师的位置上屁股尚未坐热，却首当其冲，被轰出了教师队伍，仍旧去做他的工人。
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干过的活儿已经有些模糊，印象中清晰的唯有怎么挨整，怎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以及怎么顺着塔里木河没日没夜地逃亡。他经常会从噩梦中惊醒，梦中的他困得迷迷糊糊，却仍在举着斧子伐木；或是气喘吁吁地狂奔，后面是鸣枪的追兵，前头是拦截的卡车……
他是1970年被打成反革命的。运动中要求自己揭发自己，每个人必须写自己的材料。他第一次写的没被通过，领导评价“太不深刻”。为了过关，他就往深刻了写，一下子刹不住车，写自己当年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认为有些冒进；甚至说自己思想深处感觉“早请示，晚汇报”是政治迷信。这回倒深刻了，竟跌入反革命的深泥坑，想挣扎出来都不可能了。
以后的遭遇像弯腰、坐飞机之类，对于他都属于家常便饭，挨打，甚至被吊起来打也不新鲜。挨打的是老于这类支边青年，打人的也是他们中的成员，北京、上海的都有。你不抡起皮带或棍子，说不定哪天早上起床，皮带和棍子就会往你身上招呼。为了生存，不少人只能把良心踩在脚底下。可这些人也没什么好下场，有的是现世报，还没积极几天，自己的问题就被揭发出来了。例如有个人带头喊他口号，整人特别卖力气，还得到过指导员、连长表扬。可惜好景不长，那人的日记本被翻了出来，里面有很多牢骚话，说社会待他不公平，他仇恨这个社会……结果被另一些积极分子反捆起来，扔到沙堆里，往他的身上砸砖头。
还有个人原本是流氓，打人最凶，甚至把拳头粗的棍子都能打折。但他在政治上没捞到任何稻草，后来也出了报应，老婆专和别人乱搞。大家都当面嘲笑他，说你老婆做得对，就得这么待你，因为你当年太缺德了！
那时，老于被整得死去活来，想逃跑的念头从没断过，可只是想想而已。跑，往哪儿跑啊?当时失踪的太多了，有几个真能逃出虎口的?劫难中人唯一的念头就是想活下去，他只能咬牙忍着。
然而，有人却不想让他活。看管他的人不叫他睡觉，他们轮流睡，他却得白天黑夜地伐木头。目的不是干活，是“熬鹰”，恨不得把他熬垮、熬死。为了活下去，从1972年开始，他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逃亡、被抓，又逃亡的生活。这些，在他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中有着详细描述。
孙悟空似乎永远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他最终还是被送回新疆兵团，直到1979年平反，宣布他不再是反革命，可档案中的黑材料没销毁，也没补发工资，更没做任何善后工作。
将近十年的反革命生涯伴着他的青春逝去，留下的纪念是鬓角过早生出的华发，两条终日如站在冰窖中的老寒腿。
三
从1979年始，这些已经不再年轻的支边青年开始了迟到的上访。这还是受了“文革”中下来的上海知青的启发。为回城，他们当时闹得特别凶。于是，这些北京支边青年也陆续回京反映情况了。后来，上面终于发来文件，说当年把老于他们这批人放在三类人中是错误的。从此，这批人中在当地找了老婆的可以正式安置工作了。
当时，这些人还没有产生回北京的念头。不是不想，是不敢想。谁不说俺家乡好，谁不想把骨灰埋在家乡的土地里啊?可一想到当年灰头土脸被押送来的情景就不寒而栗，不敢继续做回去的美梦。
自打安置了老于他们这些人，“文革”前从部队转业和流浪到当地的老支边们不干了。他们说，怎么这些北京渣滓倒混得比我们好?上海知青闹着办回上海，老支边闹着改善自己的处境，随着政策逐渐松动，眼看着上海知青一个个走了，老于他们的心也开始浮动。
但1986年前这批人中办回北京的极少，从1986年之后，他们才陆续回到北京。户口却一直解决不了，在京城只能当黑人，或是泡在家里，靠高龄的双亲及兄弟姐妹吃饭，或是偷偷打点儿零工混口饭吃。一边混着，一边上访，想着引起北京市委的重视，以尽早解决他们这批人的问题。
大约领导也是两难，按知青政策解决吧，他们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青；按支边处理既没政策，他们又不是敲锣打鼓自愿去的，而是被枪杆子押着去的。
老于从1990年开始上访。可信访办回答，凡北京市公安局处理的，一律不平反，你就别耽误时间了。我们只针对冤假错案。告诉你实话，你的问题确实解决不了，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不了，那就解决户口吧，老于又开始往公安局跑。他前后共跑了3年零2个月，一共开出了23个证明，有原开除他单位的证明、现在所在农场的证明、派出所的证明、老婆孩子情况的证明、接收人证明……共盖了19个公章。
当时全国的兵团都已解散，只有新疆建设兵团尚存。但人浮于事，相当一个农工要养四个人。这些人已不再是壮劳力了，老的老、病的病，残的残，兵团也就对这些人发了慈悲，大开绿灯。直到1994年北京市正式下发了文件，这一遗留问题才终于得到解决，老于和相当一部分新疆支边青年的户口落户到了北京。
老于在北京等待的时间不算短，整整八年。但比起撂在荒漠的青春和壮年，也不算长，比起整个太阳系形成的时间甚至连一瞬间都谈不上。
老于的户口是以退休人员的身份落在北京的。刚开始，退休金每只有300多元，根本养不活他和上学的儿子。
因为从小喜好艺术，老于对照相蛮在行。万般无奈，他只有向亲戚借钱，买了台照相机，非法到天安门去给游客照相。
这些年，北京一直是旅游旺地，人比蚂蚁多，生意好做。特别好的季节，他一天能挣一百多元。平均下来，一天怎么也能弄个纯利四五十元。
在天安门给游客照相的，有不少是外地人，有的投机取巧，使用假胶卷。本来，照相不申请工商执照就是违法，再加上用的又是以次冲好的劣质胶卷，警察和工商局当然要管。第一次客气，可能仅是罚钱；第二次再看见熟面孔，说不定就把相机没收。相机等于照相人的饭碗，当然不能轻易脱手，一挣绷，挨顿打也是有的。
老于因是北京人，亲不亲的总算老乡，管理人员对他也就比较客气。第一次把他带走，仅罚了十块钱。以后再见着他，就绷着脸说，再看见，别说没收你的相机！老于这时就点头哈腰对他们咧嘴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折腰。
为了生计，不干行吗！别说下次，就是下个月，也得在广场上坚持啊。
1998年广场翻修后，摊位固定了，生意开始变差。后来，管得越来越严。再下去，甭管是不是北京人，相机早晚得被没收。老于只好收摊儿。算起来干了仅一年多。他又开始卖花，卖蛐蛐，鼓捣假古玩。一到天暖和了，他就到山东等地去批发蛐蛐，然后到北京来零售。每年夏秋挣上点儿钱，闹好了，有时能相当于一年的工资。就这样，凑合维持着他和儿子的生活。
看着老于满屋子不像样，又满满当当的东西，竟连一块写字的地方都腾不出来。我奇怪，他那一本厚厚的书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写出来的?
抬起头，瞧着老于坐在上铺的儿子。他仍旧在冲我们憨厚地微笑，显得特别真诚，却有几分木讷。“支边青年”的称呼几乎已被历史所淹没，但愿被遗忘的部落不会生出又一群被历史遗忘的后代。
2002年6月14日
拜访老于一年多后的早春，我们几个朋友又去过他家。他这次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是让我们去庆贺新居的。新居在后海边，位置相当好。虽是廉租房，只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但自己又接出一间，显得比过去宽敞多了。家具还是过去的家具，基本没添置什么，已完全是一种旧貌换新颜的感觉。据他说，除500块工资外，公家又补助他300元，这300元正好够他租房子的租金。言谈间他透着知足，我们也都替他高兴。
可是，老于儿子的工作还没有着落，高不成，低不就。想起这点，我们又替他着急起来。后来，我曾介绍他到一个朋友的饭馆去打工。因为活儿累，他干了几天便辞工不干了。不久，又听说他儿子在超市找了份工作。
又过了几年，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又搬了家，找了位老伴儿，儿子还在超市上班，一切还好。
有个朋友对我讲，北京生活花销太大，两个人付廉租房租毕竟比个人的压力小。或许，这也是老于再婚的原因之一吧。但听说老于的老伴儿对他不错。
希望老于一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2008年1月29日
文章来源：逍遥著《燃情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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