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在北大荒一待就是30年
朱晓军 杨丽萍
摘自《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
人物简介：
韦建华，上海知青，1950年3月3日生人，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8月26日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七团，在一连当过农工，1972年1月25日结婚嫁入赫哲族人家，婚后生有一对儿女，儿子留在身边，女儿送回上海，恢复高考时，为婚姻而放弃返城。知青大返城后，调入勤得利邮政局。1993年退休，1977年携夫与子返回到上海，货款置房，凭着上海人的精明，北大荒人的艰苦奋斗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韦建华（右）
1
我在北大荒待了30年。
返城机会？机会倒是有的，1975年，我妈妈退休，我让妹妹接了班。她是六八届毕业的，去北大荒投奔我，下乡到十三连。我让她回了上海。
恢复高考头一年，我们家付中义就叫我去考。
我是六六届老初三的，我记性很好，（读书时）学习一直不错，毕业后才“文革”。
付忠义说：“你复习复习，肯定能考上。”
我说：“我不考。”
付忠义工资低，四十多块不到五十，要养两个孩子。老大在上海我母亲那儿，月月寄钱，再供我上大学，一笔钱分四下，哪够啊。1972年，我结婚那年，父亲已经去世。母亲退休了，也没能力供我读书。
怎么下乡到北大荒的？1966年初中毕业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在家待了两年就开始上山下乡了。我们家姐妹五个，五朵金花，我老大。父亲是工厂的工人，母亲以前是家庭妇女，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就工作了，在一家工厂的食堂。
我妹妹是六八届的，老师吓唬我们：“你们两个得有一个去北大荒。”我想，我走远一点，我妹妹就能离家近一点儿。我有五个闺蜜，两个选择去北大荒。我说我跟你们去北大荒吧，我不太喜欢南方的水田，也有到外边闯荡闯荡的想法。
我是1968年下乡的。刚下乡的时候，我在农工班，本地小青年说我长得漂亮，又冷又傲。机务排的本地的多，他们看到城里的姑娘想接触又不敢，就调皮捣蛋地逗逗。我跟他们是不说话的，个别淘气的来拉我的手一下。我拿出手绢擦擦手，把手绢扔了。
我在连队很不得志，也很压抑。珍宝岛局势紧张后，成立武装连队，我家庭出身比较清白，把我调了过去。武装连队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又把我弄下来，去了农工排。你心高气傲，人家不拿你当个东西，你傲什么傲呀？
收割时正好是雨季，麦子涝在水里头，连抢带割一个多月，来例假都不让你请假。立秋后，黑龙江边已很冷了，脚得咬着牙往田里踩，在水里头一浸浸一天，早上出去穿条干净裤子，回来时脏得都洗不出来，都是褐黄色的泥。下工回到宿舍洗完脸洗完脚，拎着脱下来的裤子到小水沟去洗，洗完晾到外面的晒衣绳上。第二天早上起来，裤子根本不干。很多人身体就这样弄坏了，造完了。我的腰椎间盘突出、腿疼就那时落下的。
从上海到东北，在刘英俊纪念碑前，韦建华（前排右一）与同校同学合影
8月草最肥美，荒草垫子里面蚊子大着呢，就听见蚊子在你跟前“嗡嗡”地飞，吃饭时张开嘴，弄不好就带两个蚊子进去了。东北打草你见过吗？ 男的拿大扇刀，长的80公分，短的也有50公分，靠着腰劲一扭“唰”的一片，一米来宽的草就割倒了。女的没劲，用小镰刀割。冬天牛羊马吃的草料，苫屋顶、编盖粮食用的草帘子，都靠割的草。
刚下乡时的指导员很好，部队营级转业干部，后来提为别的团的副团级了。他走前特意把我叫到家，他老婆也在。他说，新来的指导员生活作风不好，跟小姨子乱搞过，小姨子怀过孕，你长得太漂亮了，要提防点儿他。
新指导员上任后，总有意无意想接近我。我故意疏远他，离他远一点。跟我一起下乡的“小辣椒”偷出我的信件给了指导员，他就借这个引子引诱我。父亲上班路上认识了一个送牛奶的男孩。送牛奶有车，他就让我父亲搭一段路，两个人就熟了。他是1946年生的，属狗，我父亲也属狗，两个人像有缘似的。我父亲有意把我嫁给他，说得也不太明白。那小子上我家来过几趟，可能有那个意思吧。后来，他参军走了。他是上海郊区的，我下乡时为什么没去郊区农场？我那样不等于送上门了吗？跟他又没什么感情，家里来信跟我又说起这个事。指导员见我没上他的当，他就告诉手下的人打击我。
“小辣椒”为了保送上大学，跟指导员发生男女关系。结果没走上，她就把指导员咬出来了。我说，他那时候那么勾引我，我要想上大学，应该头一个走。“小辣椒”还不是自己立场不坚定。
我怎么认识老付家？老付家两个小子跟我在一个连——一连，我老婆婆在一连的缝纫组，跟我挺熟。青年刚下乡那会儿，男孩缝缝补补都不会嘛，我老婆婆手比较巧，一般衣服什么的都会做，给小青年缝缝补补的，跟大家处得挺好。
付忠义的表妹，他大舅的二姑娘跟我睡一个炕。我俩挺说得来的，没事领我去她姑家，离得都很近。他表妹总领我去老付家，就有给我们牵线的意思。当年小青年说我这个人很傲，一般人不敢接近。他弟弟付忠喜却看中了我，他跟他妈说了。他妈说，你大哥还没结婚，你倒先想结婚了，给你大哥吧。我老婆婆有这个意思，时间长了也就成了。
谈恋爱？其实也没谈什么恋爱，说不好听的话，我们结婚前连手都没拉过，我找付忠义，就是寻思找个当地的，有个靠山，不被指导员欺负。当时上海、北京的知青都找我，我不跟他们谈。老付是党员，不归指导员管，只要跳出他这一块，他奈何不了我。我有这个想法才找的付忠义。
我们家老付这个人别的好处一点没有，就是一个老实。老付有过一个对象，赫哲族姑娘，沾着点亲戚，是他二姨夫那边的，属于父母包办的。老辈跟苏联通婚的也不少，以前赫哲族女人难产，苏联动用飞机接到那边去生产。我老婆婆都准备给他们结婚了，领导就找他了。那时跟苏联关系紧张嘛，领导说你刚入党，组织对你还在考验中，不好跟“苏修”扯上关系，这事儿就拉倒了。
我们家老付那时在八岔邮局上班，一米七四，不黑，他们哥们长得挺像的。他13岁就上邮局上班，挣钱养家了。那时，他只要回来了，两个弟弟就偷偷告诉我：“我哥回来啦，叫你去呢。”我就上他家玩一会儿。他两个弟弟都在跟前，我们也没什么好唠。
指导员找我谈话：“听说你谈对象了？”我也不敢承认啊，那时不允许知青谈对象，承认不是找挨斥儿吗？我说没有啊。他说：“没有？我都听说了。”我来脾气了，我说，说我有啥关系？说你指导员的都有。他说，怎么个说法？我说，别人说你的话，我信，我也不信。我不相信你指导员能做那个缺德事。他说那你怎么又相信呢？我说我相信呢，因为说这个事儿的人不是小老百姓，不是一般人，也不是空穴来风。
我实际上是告诉他别动我的脑筋了。他恨我恨得要命，处处想捏死我。
我爸比较开明的，知道我谈对象，就问了一句：“民族政策你了解吗？赫哲族风俗习惯你知道吗？首先不能违反政策，别到时候一杯苦酒喝下去，你连哭的地方都没有。”听说我要结婚，我母亲给我寄了两床被面、两套衣服。我婆婆给我做了两床新被。老付要跟我结婚，调回了勤得利邮局。我们是1972年1月结的婚，我22岁，老付是25岁，他比我大3岁。
结婚生了小孩，我就调到农场物资科去了。老付是物资科的支部委员，邮局就他一个党员，业务归县里管，组织生活要在当地过。人家对我比较客气，物资科有几个上海知青也比较谈得来，不像在一连，指导员偷偷摸摸总想弄你，我的日子就比较好一点了。
韦建华与付忠义结婚照
2
“你考吧，我供你。”
我们家付忠义说：“你考吧，我供你。”
他想让我发挥更大的能力，觉得我这辈子干啥都拿得起放得下。
我说：“一方面我如果考上了没有经济来源，另一方面我不想欠你的情。”
为什么不想欠？我们文化差异本来就够大的了，他才（读）小学五年级，我初中毕业；他是乡下的，我是城市的，见识比他强，处事比他果断。虽说我比你高一点，距离还不算太远，还可以平起平坐。如果我考上大学，我们文化上的差异拉得更大了。没有了共同语言，硬捆绑在一起，对谁来说都不好，我在上面，你在下面，我要瞧不起你嘛，人家说我没良心，我也委屈我自己，我也不想这么干。我要上大学不可能再回来了，两个孩子他带一个，我带一个，孩子缺爹少妈，这个家分成了两半。人家会骂我是“女陈世美”，还有两个“孽债”，我不想这么干，所以我就没考大学。
遗憾肯定有的。我家姐妹五个学习都很好，我从小就被我爸当男孩养，他一心想培养我。我爸跟我商量过：“供五个女儿上大学，我是没那个力量。你是老大，英语学得很好，长得也不错。”父亲想让我初中毕业考外语学校，将来当翻译。
我父亲出生6个月过继给了有钱人家，6岁上学读书，读的是1949年前的贵族学校，跳了好几级，11岁就初中毕业了。他本来是苦出身，爷爷奶奶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父亲是最小的一个。他毕业时那家破产了，养父死在监狱，父亲只得到洋行做事。他的英语特别好，能说能写。19岁时，他觉得老给人家听差脸面上过不去，就不干了。
没考大学是个遗憾，我考上大学不是也圆我爸一个梦吗？
知青大返城时，我想不想回来？也想回来，可是我知道家里没有实力，父亲已经走了，母亲没有那个能力，另外回上海有份好活儿还行，没有活儿谁养活我？我一个人回去了，假离婚要变成真离婚也不好，我对感情还是比较专一的。
我属于哪一种？可以这么说吧，真正的贤妻良母，找了一个男的，就不再有非分之想，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
刚结婚的时候，总有一点互不相让，也吵过闹过。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的大男子主义。
我老婆婆爱出去玩，我们家老付就不知道帮我干活，老跟我急眼，觉得我干多少活都是应该的。他们哥们家务活都不干，这一辈子我也挺伤心的。就说洗衣服，老付根本不洗，都是我洗。我还是上海那个习惯，脏衣裳从来不过夜，今天换下来的衣裳今晚必须洗掉，内衣三四天就要换。
勤得利那时候穷，不少人都没有内衣，冬天就是一件小棉袄，外面套一件大棉袄，进屋把大棉袄脱了。一件小棉袄穿一冬天，他们也不洗澡啊。我跟老付结婚的时候，给他买了两套新衣服。那旧衣裳也不能不穿吧，我拿出来一看，我的天哪，他年轻时身上透油啊，棉毛衣裤穿在身上像纥帛似的，梆梆硬，穿在身上能贴身吗？我就给他洗，搞热水泡泡，打上肥皂溜滑，使劲搓，搓干净了，再打肥皂，再沤一会儿，沤好了再搓，搓完了在开水里头煮，来回洗几遍，那件衣裳才洗出来了，软和了。结婚后，他的衣服拿出来除了破的，没有一件乌七八糟的，都清清爽爽的。
在东北，有些人家孩子的尿布子是不洗的，用完了往火墙上一搭，烤干了再用。我们跟前有个老太太，孙女是8月份生的，比我家老大大一点，他们的家不能进，一进屋尿骚味儿打鼻子。我都是弄点水搓搓，搓干净了再拿开水烫一下，完了再搁火墙上晾开。用的时候拿手搓搓，搓软和了再给孩子用。孩子的衣服不多，没有一件穿得嘎巴嘎巴洗不出来的，薄的每天洗，绒的最多两三天洗。
头一个孩子9月生的，再冷的天儿，一周也要给孩子洗一两次澡。连小叔子都服我，说这么冷的天，你还敢给孩子洗澡？小苏（桂兰）就不行，给孩子洗一回澡，孩子感冒一次。我们两孩子洗澡时，冻得嘴唇发紫，洗完澡喂饱他，包好了睡一觉，一出汗，啥事儿都没有了。
我的两个孩子身上奶腥味、尿骚味儿都没有，都很干净。我是属鸭子的，天天要洗的，洗脸洗脚洗屁股，一天不洗都不行。我们家老付叫我改过来了，他要不洗，我说你别碰我，你也别上床，你不讲卫生我要得病的。我老婆婆不怎么洗，她洗头洗脸，夏天到江里头泡一泡，游游泳，搓搓澡，冬天能不洗就不洗了，也算是干净了。
上海男人洗衣做饭都会，舍不得老婆干活的。我爸可心疼我妈了，以前没有洗衣机，我们家姑娘多嘛，小的衣服——背心裤衩、夏天的衣裳我妈洗，冬天的大厚衣裳、被单都是我爸洗，我妈从来不洗。上海女人也比较独立，从新中国成立前到现在，女的一直是上班挣钱，不像东北男的出去挣钱，女的在家伺候老的小的。男的拿着大老爷们的架子，对老婆吆喝来吆喝去。
东北的男的，总是有一股大男子主义。老二9个月时，我在物资科食堂，冬天轮着到煤厂帮忙卸煤，到点没去喂奶，孩子不闹嘛。正好邮车也来了，老付要分信，分报纸，分包裹什么的，等不来我就把孩子送过来。他把孩子往地下一扔就走了。孩子哇哇哭，我抱起来。这把我气的，我说我要是出去玩也行，哪有你这么样的，你上班我也上班，你是治我呢，还是治孩子？
我是上海人嘛，比较会做饭，他舅舅在邮局，经常到我们家吃饭。他们的风俗是家里来了客人，男的陪着喝酒吃饭，女的不能上桌。我婆婆属于老一辈的，可以跟客人一起坐。等男的吃完了，女人再上桌捡点儿剩。家里做点儿好吃的，两个小叔子回家，大嘴一扒拉做多少吃多少，等我上桌什么都没有了，就剩点儿菜汤，馒头蘸菜汤，菜汤泡点饭。
我怀孕了，你得想办法叫我多吃点，对吧？人家根本不管，我跟我们家老付吵过好几回。我说你太不像话了，太不知道心疼我了，我吃饭不是给我一个人吃，肚子里还有孩子。你说你什么都不给我留，生出来的孩子长得瘪瘪瞎瞎的怎么整？
我父母拿我当掌上宝似的，到婆婆家拿我当根草似的，确实不能忍受。他舅舅比较开明，就说小韦一起来吃一点吧，别光顾着做了，就是允许我上桌了。我们家不是那种小炕桌，我们有地桌，有凳子，我说你们吃吧，我这边做差不多再来吃。饭菜都弄好了，我也上了桌，挤着吃一口，我不管那些，该上桌就上桌。
赫哲族老辈人生孩子是不能在家生的，要去外面生，在外面搭个小草棚，生完孩子才能回家。我老婆婆的三个儿子都是这么生的。我寻思怎么这么野蛮？本来女人生个孩子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我回上海生孩子。后来没等我回上海，我父亲就去世了，不能回上海生了，最后是在家生的。坐月子的时候，我们家老付不会照顾，我婆婆伺候得挺好，一天几顿饭做着。两个孩子都是九十月份生的，那时候鱼好钓，我婆婆做好饭伺候我吃完就说，我去钓鱼去了，拿个小盆去钓鱼了。一两个小时就端着半盆子鱼回来了，嘎牙子啊，鲫鱼啊，给我熬一盆汤，全是野生的，没什么土腥味，我其实肉吃得不多，鱼吃得多，下奶最好。
我老婆婆挺能耐，爬树、游泳、打猎都会。她在赫哲族女人里头属于漂亮的，比较聪明、开通的一个人。以前的老人跟现在的不能比，当婆婆的总端着个架子，但是她跟我还可以。我在东北呆了三十年，她有将近十五六年是跟我过的，跟小苏过了七八年。
婚后生活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可以了。可以了也不行，那阵儿东北时兴跳舞，我挺好动的，出去跳舞。八点半，不到九点，他上舞厅找我，说这么晚了，回家吧。我就跟他回去了，路上我跟他说，我这次给你面子，明天你再这么来叫我，第二天你就上民政局来找我，我能说到也能做到。我说没有这么管的，管得太狠了，我出去玩玩，也没乱搭咕。乱搭咕你管可以，跳跳舞怎么的？我还不到五十岁，就应该像老太婆似的守在家里头啊？我连上大学都没去，没离开你，你要这么样管我，我可受不了。从那以后，他就不管我了，我爱玩就玩吧。
你等着，我反正要把你弄回上海
韦建华与付忠义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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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儿子高中毕业，本来想叫他考大学，却赶上邮局最后一批接班。我说，邮电局多热啊，你不如接我的班呢。他想想也是，考大学也不外找个好单位，邮局不就是好单位么，他就接了我的班，我也就退休了。这一步走错了，应该叫他考大学，有文凭还是好的。
1997年，听说上海有政策，知青退休后户口可以迁回上海。邮局那时候也松，只要你提出来退休就给你办。1997年6月给老付连同儿子一起办了退休。9月，我和老付回到上海，11月户口就办了回去，一切都按照我想的，办得挺利索。不过，儿子没带回来，那个时候他刚结婚。我说，你等着，我反正要把你弄回上海。
我本来没想到退休以后还能回上海，在东北还盖了一个房子，120平方米，花了6万块钱。
我们俩在赫哲族里头是老大，比我们小不少的都管我们叫大哥大嫂。我回东北，回同江，回勤得利，他们都抢着请我吃饭。我上八岔也好，街津口也好，到谁家都受欢迎，好比说今天没打着鱼，想办法出去给我弄条鱼回来。杀鱼做鱼丸子，拿鱼油烙饼，拿熬好的猱头油炸做窝窝头，那个好难吃啊。
赫哲族比较纯朴，我们俩结婚时，付忠喜花80多块钱买一个红灯牌收音机，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30多块钱。我生儿子的时候，老三可高兴了，说哎呀，我们老付家有根了，大嫂，这个月的工资都给你。两个小叔子对我是没什么说的，大嫂长，大嫂短，对我都挺好。
我们家老付有个表弟，结婚比我们早，两个孩子比我们的大。他说，嫂子你来。我去了他家，他用白面、鱼油给我烙了一张饼。那时候白面很少，大都是大馇子、高粱米、小米。他那两个孩子看着我吃，眼珠儿扑腾扑腾瞅着那个饼，我就咽不下去了，我就把那个饼分给他俩吃了。
赫哲族喜欢喝酒，老一辈没有不喝的，一天一宿不落桌地喝，没菜也喝，干拉。打一斤酒，就个咸菜疙瘩，弄两棵葱，两瓣蒜，沾点大酱，就这么喝。这是喝酒嘛？这不是作践自己吗？肝肾都损伤了。
按说上海人不喝白酒，我倒是喝白酒，我在家的时候，我父亲一小就培养我像男孩子那样，抽烟喝酒我都会。刚下乡那会，过年过节他们打酒喝酒，我拿个缸子也去要酒了，他们说你还会喝酒？我说为什么不会喝呢（笑）？他们跟我打赌，说你能喝多少？我说喝就喝，跟他们喝了。后来他们都知道我会喝酒。我们家付忠义不喝酒，他说我看那帮老的喝酒就没个人样，喝完就作妖，自己身价都掉了。
我老婆婆喝酒，我从来没有限制过她。那时候打酒不像现在，哪个商店都有打的，我跟我老公不在邮局么，哪个连队都走，哪个连队的酒好，我们上哪个连队去打。那时，十四连烧的酒好，告诉他们送点儿酒过来。
我说喝酒就要吃点儿菜护肝保肾，对吧？酒精对肝损伤很大的，亲戚朋友端我的饭碗，是瞧得起我，我招待他喝酒，拌个凉菜，再炒个菜，反正好的我没有，春天搞点韭菜，炒两个鸡蛋；秋天弄两个辣椒炒炒；冬天了，炒个土豆丝，白菜粉丝里放点肉丝。不管喝好喝坏，待客之道嘛，怎么也得给他们垫巴点。老的小的都愿意上我们家来。
我们家肉从来不断。我不像他们有肉的时候一炖炖一锅，干拉的肉。我没有，我把肉切成一二两一块，炒菜了拿一小块，切点肉丝就够了，借个味儿嘛。我过日子始终是细水长流。付忠喜打猎打到野猪了，我们大家伙都帮着往回抬，往回拉，弄回来大家再分着吃。打到鱼，回来也给我们分点。小苏做点好吃的就来叫我，我做点好吃的叫她，反正两家人处得亲。人家一说起来老付家，都挺羡慕，好像哥仨挺有本事的。你在上海看不到这些，这是一家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在勤得利的时候，小苏他们生活比我们好一点，付忠喜上山打黄鼠狼和猱头，一张差点的猱头皮能卖到二十，打鱼也能卖点儿钱，我们俩始终这点工资。我父亲去世早，我有时候还得接济一点给我母亲。
刚回上海时，我们住在我老妈那儿，那种两三家合租的公房，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我老妈有两间房，我妈住一间17平方米的大屋，我住一个12平方米的小屋。妹妹都结婚搬出去了，我回去有地方住，也算很不错了。
2000年3月，我花9万在奉贤区买了一套86.55平方米的房子。我考虑到母亲百年之后，这房子姐妹要争，另外按当时的政策，一次性付款买80平方米的房子给解决蓝印户口，这样就可以把儿子一家的户口解决了。
哪有钱？1996年儿子结婚，1998年姑娘结婚，手里没有钱，全是借的，9万元对我来说已是天文数字，我就敢借这笔钱买房。以前的房子？谈恋爱时，婆婆江边的房子拆了，一连给了间小草房，俩弟弟在连队住宿舍。结婚后，我们住在邮局，靠着江边。赫哲人离不开山水。有两个房间，我们住大屋，婆婆住小屋。婆婆做饭给我们和两个弟弟吃。二弟结婚时，我们已搬进银行的空房子，有两大间，他们跟我们住在一起。一年后，电厂分了房子，他们才搬走。
在老付家三兄弟中，我做事往往出乎他们意料。盖房子时小苏他们还议论，说就凭他们俩的工资，两个孩子在外面读书有钱盖房子？她能盖得起来吗？结果我盖起了，还给儿子娶了媳妇。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听说我在上海买房，他们说这家伙好厉害，人家又在上海买一套房子！现在上海那套房子值200来万了，这在他们民族引起了轰动，不管勤得利的，还是同江的都说我有远见。赫哲族对我比较信服。我的经济头脑可能遗传了我爸爸。
4
1997年我回上海时，女儿已经二十七了。
女儿两岁半时，我把她送回了上海。我在东北待30年，她基本上是在上海长大的，所以她跟我在心理上总像有点儿隔阂似的，不是十分亲。
什么原因把她送回去呢？这个就跟我老婆婆有一点关系了。我们结婚早，那边又没有幼儿园，没人带孩子，应该是老的帮忙带吧，我老婆婆却爱串门子，上她兄弟姊妹那儿去玩玩，一玩就十天半个月。她一走，这两孩子我弄不过来呀。
我父亲过世了，女儿回去后，我妈跟她好像有点相依为命似的，走哪儿带哪儿，左右邻居都说她是我妈的第六个女儿。我妈也给她撑腰，四个姨要管她，她就告诉外婆。外婆就说人家小孩爹妈不在跟前，由我管，不要你们管。她就很横了，谁都敢顶，谁都敢吵。
孩子不在跟前，我在物质上能满足就满足她，她就觉得好像有人撑腰的，跟她几个姨就明着干仗了。我回去看家里的杯子不多了，就买了2盒24个杯子，都叫她打了。几个姨说你怎么又打杯子了？她说你管得着吗？那都是我妈妈买的。
小学四年级前，她都在上海读的，寒暑假也不回来。长期跟我不在一起，心里头还是有阴影。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回上海无意中看到她写的日记，说爹妈不要我了，把我自己扔在上海。开家长会，别的小孩都是爸爸妈妈去，我没有爸爸妈妈替我开家长会，都是外婆去。上下学别的小孩有爸爸妈妈接，我没有。她有点儿被抛弃的感觉。
我就跟她说，我原想把你带在身边，把你弟弟留在上海。你外婆生了五个姑娘，没有男孩，让她领着外孙子；你奶奶生三个儿子，没姑娘，领着孙女。可是你精啊，知道上海条件比东北好，说啥不肯回去了。你弟弟比你小十四个月，哭着闹着要跟我走。不是我们抛弃你，是你要留在上海的。
她说是这么样吗？我说是的。
五年级她回到东北，没有上海户口，不让考中学，升到初中后，1986年还是八几年，黑龙江发大水，县里发了一个文件，说有亲的投亲，没亲的靠友，我就拿着这张通知书，找到上海有关部门说，我们那边学校都没有了，发大水了，我的孩子只能回上海来。上海挺支持，二话不说都收了。儿子在上海读到小学毕业，女儿初中毕业，没有户口升不了学，必须回来嘛，两个孩子回到东北，女儿进了齐齐哈尔民中。
1986年高二学年结束时，政策下来了，知青子女可以有一个回上海，我就把她办回去了。上海高中的教学进程比东北快，再说南方跟北方的教学质量也不一样，她只考了个大专。填志愿的时候，正好我妹妹在自来水厂，人总得喝水，自来水厂是不会倒闭的，她报了，毕业后就去了自来水公司，在控制室当调度。1997年厂里培养后备干部，她是少数民族，又是女的，就让她去读专升本，读三年。
我们回去时，女儿还没结婚，未来的女婿在携程网站下边的公司当土木工程师，通过校领导给我在通河高级中学找了个活儿，管理学生宿舍。那些学生也不太好管，结果最调皮捣蛋的学生都挺听我的话，学校管不了的，我都给他们管好了。第一个月600元工资，第二个月就加到800元。
两年后，那位校领导调到了吴淞中学，通河中学不要我了，我就回家了。他们找了一个宿管老师，根本压不住那些孩子，学校又来找我，想叫我回去干。我说我不干，你们既然已经不要我，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就没去。
吴淞中学请我过去，也是管理学生宿舍。我去了，在吴淞中学干了三年，月工资一千。
我们家老付？回到上海他没做什么，他就协助我，帮我看管学生，我一个人也干不过来，对不对？我吃饭的时候他帮我四处看看，学校发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给他干，不合算嘛。
学校给我一间房，中午管一顿饭。我有一顿饭，他没有，一大荤，两小荤，一个素菜，加一个汤，食堂阿姨也是临时工，跟我关系搞得挺好，学生扔的鞋子、衣服我捡回来，谁能穿谁拿走；有时我打开洗澡间的门，让她们进去洗洗澡，打饭的时候总是手下留情，多打一点，别人给一小勺，给我可能是一大勺或两大勺。我自己再做点，我和老付基本上以中午那顿饭为主，晚上买一些蔬菜，去学校饭堂打点汤。汤是不要钱的，早餐买两个馒头，很省很省的，一个月200块钱生活费就够了，那段时间我俩攒钱挺快的。
姑娘结婚时跟老婆婆住在一起，很小的两间房子，没有客厅。她买了一套跟她老婆婆一样的房型。前年又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她现在在一个企业当书记。过年给我拿点儿钱，拿点儿东西，感情交流不多，小时候不在身边的缘故吧，这也是一件憾事。
到上海后，我就给我们家老付买重大疾病保险，体检时发现他的肾一大一小，而且两个比正常的小。我最小的妹妹是大夫，他们医院让做ECT。妹妹说：“大姐，做ECT要将近800块钱，你舍得吗？”那时候，我退休工资也就700多块钱。我说，那也得做，不做咋整？这人没了每月七八百不也就没了吗？做吧。结果出来了，肾功能不全，尿蛋白没有，肌肝偏高，尿酸高。
医生给开了一种药，很贵，50来块一盒，每月要吃四五盒，这就要200多块吧，还要吃一些降压药，我都给他买。十五六年过去了，他的肾功能恢复正常了。他现在73岁了，头发白的少，老二付中喜基本全白了，老三60岁时就全白了，现在已经去世了。老三老婆也不知道珍惜，现在后悔了，什么都晚了。
韦建华与付忠义夫妇合影
我们家老付在上海待不惯，说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老吵着要回去，后来我们买了新房，装了空调，冬天不冷了，夏天不热了。我还跟他说，“你要是在勤得利可能早就作古了。”
北大荒这30年怎么看？这我倒没想过。没有上山下乡也不可想象啊，怎么想象？我现在当翻译官，高高在上，住着高楼？这些好像很空洞，离我很遥远。
现在的生活嘛，我感到也挺好的。我一喝酒就想起我爸，从小就培养我抽烟喝酒学外语。
北大荒？我们这些知青经常聚会呀。聚会就聊北大荒的事，在北大荒那些年收获的确挺大。我们这批人吃的苦最多，遭的罪也最多，我现在腰椎间盘突出、腿疼，都跟那段生活有关系。
本文摘选自《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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