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非虚构 让人无话可说的跌宕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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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楠:
那些让人无话可说的跌宕人生,比剧本还精彩！
听越多的跌宕起伏越无话可说。
陈晓楠 一席第440位讲者
陈晓楠，《冷暖人生》主持人
没有什么准确的语言可以为我们描述出人生的况味。在这种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面前，其实所谓的人生，所谓的命运，所谓的人，何其之大，又何其之小。
各位好，我是陈晓楠。
在过去的14年里，我一直在做一个有关人、人生或者命运的一档节目。刚刚那位讲者提到了一句鲁迅的话，我觉得特别好：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这14年来其实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我算了一下，从2003年开播到现在，我们做了将近800个人物。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你听越多的故事，听越多的跌宕起伏，等到这个故事讲完了的时候，你会觉得越来越无话可说。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准确的语言可以为我们描述出人生的况味。而且在这种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面前，其实所谓的人生，所谓的命运，所谓的人，何其之大，又何其之小。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放开自己天马行空地想象，你可以展开你的想象力，你的灵感，你的天才，但最终发现，你写的剧本还是敌不过命运这个大导演为很多人所写下的剧本。所以今天在这儿，我就想给各位说几个被命运之手写好的小人物、普通人的人生剧本。
好多电影或者电视剧，开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黑屏，上面写着“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是今天我在这儿要讲的这几个故事，我想前面一定要加上这样一句话：本故事纯属非虚构。
1
40年，4块钱，太贵了
第一个故事，我们叫它“四块钱的故事”。
有一年，我们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个小豆腐块的文章，《多年黑户终得身份证》，说有一个老人，在上海住，四十多年一直没有户口身份，后来终于补发，他激动不已，说恨不得把身份证裱起来挂在墙上。以我们的直觉觉得这事听起来挺奇怪的，就想探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见面发现是个一口上海话很瘦小的老人，叫曹瑞华。
十六岁的时候，工厂派他到外地出差买扳手，12个扳手，每个八块钱，剩四块钱。回到工厂，正赶上吃完饭，有个工友没饭票了，就问他，能借几块钱不。他一想，反正会计也下班了，先把钱借人吧，明天还了再去报销。然后一切如常，钱也还了，销也报了。
但是几天后，工厂里突然来了一队民兵，当着众人宣布，“曹瑞华挪用公款，贪污，立即逮捕，劳动教养！”众目睽睽之下，曹瑞华被带走了。十五岁，他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贪污这个词儿，走出那个门儿整个人都是懵的。
后来就一直在农场干活，一干就是六年，1968年， 农场开大会，（那个时候文革，有一段时间流行在人民群众中抓特务集团。）领导说：“现在有个反革命集团，叫反共护国军， 他们的司令已经被抓了，经人检举，还有个头子就在我们这儿!”
曹瑞华一听，觉得挺稀奇啊，他还有点兴奋，左看右看，谁啊谁啊，这时候，领导怒吼，“反共护国军上尉连长，曹瑞华，来了没有，站起来！“ 曹瑞华傻了，呆呆立在那儿，耳边响起震耳欲聋的喊声。
这一次和贪污被抓那一刻，他用的形容词都一样，整个人都是懵的，那种表情像是在开自己的玩笑。
后来继续劳动改造，他被发配去养猪，勤勤恳恳地喂猪，猪喂得也不错，几年以后了，有一次领导来视察他就赶快跑过去问领导，领导说你早就被平反了，你不知道吗？
但还是没有什么理由放了他。就这么二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大家都挺同情他，周围的人也觉得他怪可怜的，有个军代表就说，我放你走吧，偷偷走，但是没有地方接收你，你就没有身份了。于是曹瑞华终于回了家。但也就此成为了一个黑户。
那个年代在上海，没有户口身份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粮油，没有房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认为你是一个好人。隔三差五他就成为公安局嫌疑对象，周围的孩子们也特别怕他，觉得他是带点神秘色彩的坏人。
他找不了工作，就去给人推桥头，就是在小桥边，有车子上不去，他推一把，一次五毛钱。有一次，推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学同学，人家回头看他，他无地自容。
他结了两次婚，但仍然家徒四壁，因为所有家产，尤其房子不能写他的名字。到五十岁的时候，曹瑞华还是一无所有，没有家，没有家当，没有房子，没有身份，是彻彻底底的一无所有。
但是有一次，曹瑞华遇到了严重的车祸，没有了呼吸，人们给他送到了火葬场，马上就要烧的时候，发现他没有身份证。于是，躺了几个小时之后，他醒过来了。醒了之后，曹瑞华仰天狂笑。命运啊！
2001年，59岁的时候，他终于拿到了一纸身份证。他有一番话让人哭笑不得：
“我现在看见人有时候把身份证乱放，我就急啊，身份证怎么能乱丢呢，那是命根子啊，命根子，那是灵魂啊，我今天终于有了灵魂了！”
这就是曹瑞华，给大家看看。
真的，他用了“灵魂”两个字。
但实际上你看曹瑞华，上海老人，一口上海话。实际上在采访时候，他真正扯到灵魂这个高度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绝无仅有。怎么说，其实那是一个让我头疼欲裂的非常非常艰苦的采访。他可能会把我们当成是所谓《生活广角》这样的记者，所以不断地给我们倾诉他现实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还没有医保啊，我的公交卡还能不能用，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是不断地在现实和过往回忆当中，跟他进行一个非常艰苦的拉锯战。
比如我说你讲讲当年那个抓特务大会是怎么让你站起来的，他讲没两句就来句陈小姐，你看我这个公交卡应该怎么办？当时非常痛苦，非常崩溃，但是后来想一想这才是他，这就是他。他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就是被时代的巨大烟尘给裹胁在一起的一粒小沙子，拍到一处，还没站稳，又给拍到一处。
当时我们在节目里就写了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是谁的小拇指动了一动，他的人生就离自己的原点十万八千里了。
这就是曹瑞华，小人物的故事。他最后怎么总结自己的人生呢，他说：
“陈小姐啊，4块钱，40年，太贵了哈。”
2.
我是混在人民群众里的台湾特务
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住在上海，但是住在上海一个特别特别偏远的郊区，据说那是上海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地方。但是有一次，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就收到了一封来自这里的信。
写信的人说他是一个台湾间谍，而且他觉得自己是在大陆唯一公开身份的台湾间谍。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联系台湾政府。这事听起来我们也觉得匪夷所思，所以我们就到了上海，采访了这个叫阚中干的老人。
阚中干还真是一个台湾间谍，而且不是外围的小间谍，他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加入了台湾的军情局，作为顶尖的人才接受特殊训练，他最终被委派的任务，是到大陆去执行爆破和刺杀军政首长的任务。这绝对不是一个小间谍可以干的事。所以可见阚中干应该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天分的。
那个时候他20出头，是热血青年，一心想着打到大陆去拯救水生火热中的人民，他的父母也在大陆，他也希望能团圆，意气风发到了香港中转待命，等待时机进入大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一生的事。他恋爱了。而且爱上的是一个有夫之妇。那时候阚中干22岁，迎来了他的初恋，一下子爱得昏天黑地。因为他整个的人生都是和父母分离，从小长在一个非常冷酷的环境下，又进行这样非常冷酷的间谍训练，突然而至的温情让他如痴如醉。两个人真的也是爱得如痴如醉。
但很快就被发现了。上级警告他如果不马上停止，就把他遣送回台湾接受处理。阚中干完全没有想过割舍感情，他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私奔！先到大陆执行完任务再回台湾戴罪立功。
阚中干跟他的恋人小珍一说，两个人一拍即合，欢欢喜喜拉着手就过了罗湖，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十个小时。到了大陆以后没多久，啥也没干就被逮捕了。其实他早就被盯上了。
两个人都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他被判22年，小珍被判5年。分开的时候，没来得及说一句话。有一次他在窗户里看见小珍在楼下放风，脸色很白，他说，也不敢叫，心都要跳出来了。
22年，他每天都像做功课一样想她，他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在监狱里，但是小珍又像是他生命里很微弱的一盏灯火，一直没有熄灭。
22岁入狱，44岁出来，他连马路都不会过了。小珍出狱后一直在农场改造，于是他走了好几个农场去找她。他说到那一幕，完全是电影一般的画面，
“几十里的路，鹅毛大雪，公交车也没有了，站在冰天雪地里拦车，孤零零的，内心说出不是激动还是恐惧”。
最后总算拦到一个拖拉机，但是到了农场，小珍没有在那里。当地人说，你怎么不早来呢，她一直在这等你，等了十七年，五年前，她得了一场重病，差点死了，实在熬不住，嫁给一个老右派，回上海了。
于是他又赶回上海反复打听，终于在一个单位的办公室把小珍给找到了。他一推门，小珍一回头，两个人谁都没认出对方来。定定神，44岁的阚中干，50岁的小珍，互相认出了彼此。然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一句话都没说。
阚中干
其实照片和他现实生活中还稍稍有一点出入。在现实生活当中，阚中干瘦小枯干，谦卑局促。所以如果不是他至今能倒背出小珍给他写的几十封情书的每一个字，如果不是他讲到这段爱情时眼中放出的那种让人非常讶异的光芒，我觉得我们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凄清的、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会发生在这样一个躲在上海偏远郊区楼群里的瘦小老人身上。
我们去见阚中干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封信，信上面的字体特别娟秀，字里行间完全像是言情小说。这个信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他弟弟的。大意就是说我和老阚见面太痛苦了，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这就是小珍给他写的这封信。他天天揣在身上，想看又不敢看，每次看又觉得特别特别地痛苦。
其实我们去找阚中干他特别特别紧张，因为他非常怕别人对他好奇。他一生最怕的就是别人对他好奇。
他住在这个楼群里，周围没有任何一个朋友，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是谁。我们搬摄影器材都把他吓得够呛，“小点声，小点声。”
他非常怕邻居们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殊之处，可是他一直还保持着一个老特务的习惯：他随身带一个小本，记录着楼上楼下每天干了什么。他每天最大的一个生活内容就是去社区的图书馆，最喜欢看的还是两岸关系。
其实我们采访完了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还仍旧在给我们写信，就是想让我们把他的信通过什么渠道转给台湾政府。但是我知道这非常非常难，因为他的信都是杳无音信。实际上在他当年被捕之后，据说台湾政府已经宣布他死亡了。
最后阚中干是怎么总结他的人生呢？他说：“陈小姐，大概我这个个性不太适合当间谍吧。”
但是有一件事他说得特别理直气壮。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还住在上海吗，这里这么贵——
“我知道小珍在哪儿。我知道她现在身体是什么样，她有高血压。我知道她儿子在哪儿上大学。我现在人生剩下来唯一的任务就是等着她的先生死。”
我们曾经在节目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试图联系他，但是已经失去联络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有没有最终等来他和小珍的一个爱情的大结局。
3
八十岁了，我终于敢说我是“王成”
阚中干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但还有一个人，我们找了他很多次，等他同意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82岁了。
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个电影叫《英雄儿女》，那里面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英雄王成在一片炮火当中，向自己的战友呐喊“向我开炮”。然后他牺牲在了“向我开炮”的那一刻。
这就是英雄王成的原型，他叫蒋庆泉。
不过，现实中，他没有牺牲在那英雄的一刻，不仅如此，他并不英雄的命运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因为他没有死。而且生活总是比电影还要离奇吊诡，事实是，当他喊出“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之后，并没有炮弹向他袭来，因为，我军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炮弹了。
蒋庆泉晕过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一个美国大兵正在踢他的身体，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怎么办，我没有死！
他成了战俘，他在战俘营待了几年的时间，后来被关到了韩国战俘营，终于九死一生回到祖国。当年在战俘营经历了非常血淋淋的一场甄别，最终选择回到大陆的，都是冒着极大的生命代价。后来他背了一个处分，复员回了家乡。
50年代村子里放露天电影《英雄儿女》，他一看，那个人不是我么？他抱着孩子，把头抵在孩子的后背偷偷的哭。回到家，被窝里偷偷哭，他说，哭了一两个月这个事才过去。
实际上不仅是那一刻，这之后的三十几年，还是没有人知道蒋庆泉和王成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从来没有跟周围的人，也没跟自己的儿子孙子说过他在朝鲜战场上打过仗，更别提是英雄了。只要提打过仗，他觉得别人必会想起“战俘”这一个他自己认为巨大的耻辱标签。
但是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王成。就是当年写那篇战地通讯的记者洪炉。蒋庆泉当时是一个步话兵，当他喊出“向我开炮”的那一刻，步话机那头听到他喊这个话的人叫陆洪坤，陆洪坤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战地记者洪炉，洪炉马上写了一篇通讯。这个通讯大家都觉得特别感人、特别好。但是就在马上要发表的时候，上级就获知了蒋庆泉被俘的消息，通讯马上被撤下来了。但是这个故事后来还是被改编成电影。
其实后来几十年间，洪炉一直在想着，我知道这个人是蒋庆泉啊，他去哪了呢，还在世吗，他知道自己是英雄吗，如果不知道，该多么遗憾，所以这几十年，他一直在找他。
直到2001年的一天，《电影传奇》播出了一个对《英雄儿女》的采访，其中就采访了洪炉。洪炉接受了《电影传奇》的采访，专门提到了呼唤王成蒋庆泉，这个节目恰好被蒋庆泉村里的乡亲们看见了，就告诉他儿子说好像电视上说你爸的名字呢。儿子赶快跑来问他，他还是不敢承认，蒋庆泉说，“重名重姓的人多了，肯定不是我。”
直到又过了很多年，洪炉带着另外一位老人来到了辽西的这个小山村，找到了蒋庆泉。蒋庆泉一看来人，扑上去抱头痛哭。然后喊着：“你来了，我就有证明了。”
这个人就是当年步话机那一头的陆洪坤。陆洪坤的出现才让蒋庆泉敢于承认他就是王成。我们采访的时候他刚刚承认这个事情不久。
我们来看看82岁的蒋庆泉是什么样子——
蒋庆泉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82岁了，但是声如洪钟，腰杆挺直，还像一个战士。而且让我特别惊讶的是，他有三十多年，从来没跟人说过他打仗的经历，人家问他，是不是去过朝鲜啊他，他就说，我给你唱首歌吧，混过去。可是三十多年没讲过，他对所有的细节记得一清二楚，一气呵成。完全不像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的记忆。
他很朴实。他说他原来是被国民党抓壮丁，后来觉得太小就跑了。跑的路上又被共产党的军队看见了，说小鬼，你留下来吧。我说你这回怎么没跑呢，还是那么苦。他说我班长对我特别好，他天天给我洗脚。就是最朴素的一个概念让他爱上这支队伍，爱上这些人，然后从此认为自己就是应该无比忠诚。
讲到打仗讲到战俘营，所有的那些都像讲别的人的事情似的，经常就是放声大笑。
他讲到当年那场惨烈的战役，狮岩洞北山，他说天上一个蓝亮一个蓝亮的，地上掉一根针都能看得见，身边是噗噗噗战友倒下的声音。160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20人了，所有排级以上的干部全部阵亡。上级就说你步话兵现在就是阵地的司令。他把战友的尸体摞在一起，坐在上边死守。看见敌人越来越近，40米。20米，10米，他冲着步话机高喊：
“向我开炮。”
步话机那头喊，那太危险了，他说，少废话！
就在他晕过去之前，他说他看到天上一抹血红，身边的战友都站不起来了，趴在地上挣扎着摸手榴弹。讲到这一刻的时候，他突然一拍我的大腿，说：
“大侄女儿，你看，我都把你说哭了。谢谢你。”
然后，放声大哭，哭了很久。这么多年，他发现终于有人听他讲话，竟然还被他说哭了，他就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哭了。
蒋庆泉私下还告诉我一个小秘密，他说他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炮兵。他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年那个炮为什么没炮了，为什么没有把他炸死。他说甚至很多年以后去参观一个军事博物馆，他到了炮兵的橱窗前面，差点给人家砸了。就是因为没炮，他觉得让他过了截然不同的一个人生。
4
我就是陪他们哭一场
我们也不是都采访中老年男性，老大爷，也有老大娘的故事。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个老大娘的故事。
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人叫文香嫂。她在海边开了一个特别小的小旅馆，只有十几间房。二十多年了，这个小旅馆还是这么大规模。可是她在当地特别特别有名，为什么呢？
文香嫂有一个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到海边去溜达，专门去看那些神色有点不一样的人。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从海边捡回来100多个自杀的人。
二十多年前，她看到一个逃婚的姑娘陷入人生的绝境，想要自杀。她就把她请到自己的小旅馆里，然后陪着她，最终送她重新回了家。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在这20多年里，她捡回的这100多个自杀的人，有外遇的，有被强奸的，有破产的，有找不到工作的，有打游戏离家出走的，有传销的，有得了绝症的，等等等等。
我问她说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啊，可以把这么多不同的形形色色的陷入人生绝境的人都拉回来。她说我有什么，我一农村老大娘。我又没文化，我有什么特异功能，我有什么绝招啊。
“我就是给他们煮碗热汤面，陪他们哭一场。然后再给煮碗热汤面，再哭一场。”
她给他们专门准备的旅馆的房间一定是有两张床的，一张想自杀的人住，一张她住，整晚上都不敢合眼。我也问她为什么呢。她就说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话：
“我不能撒手啊。我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不能撒手啊。”
但实际上，当她把这些人重新送回原来的生活之后，她撒手撒得是非常彻底的。回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人，很多人给她写信、给她打电话等等各种方式找她。她都从来不回。因为她觉得这些人是死过一回的人，他们肯定不会愿意再想到这一刻。她也不希望他们能记得这一刻，记得她。所以我们到那儿去的时候，她也是坚决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一个她曾经救过的人的联系方式。
其实文香嫂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可是我觉得特别奇妙。确实也有一些导演看了来找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太好的本子了。因为文香嫂她的这间小旅馆，想想看，特别像一个大戏台。迎来送往，世态炎凉，悲欢离合。是各种各样陷入到人生极致状态的人和她在这里相逢，她看到各种各样人生的样本。
而且在过去的这20年当中，可能这些人的故事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极致的悲欢离合在她的这个大戏台上，或者在她的这个万花筒当中一一上演。你甚至可以看到时代变迁最真实的一个缩影。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也挺像文香嫂。我们其实也是和文香嫂一样，在人生的海边不断地溜达，不断地逡巡。然后非常有幸地捡到了一个又一个我们所认识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们。
每次想到这些，会觉得特别谢谢这些讲故事给我们的人。我们因为非常偶然的机会和他们相逢，然后坐下来有几个小时非常深入的交谈。他们给我们放了一场自己人生的电影，然后互道珍重，再各奔西东。
其实你可以看看，曹瑞华，阚中干，蒋庆泉，文香嫂。没有哪个人长得特别像一场电影的男一号女一号，没有哪个人特别像是一个真的非常光鲜的电影的主人公。可是他们的故事在我们心里有了那么多的触动。
有时候我会想，可能随便你走在街上，擦身而过的可能就是他们。也许这些故事就会发生在现场在座的你，我和他的身上。可能还是刚才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们有关。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是每个人长得都像电影的主人公，不是每个人都长得像电影的男主角女主角，可是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又有谁是配角呢？每个人都是这场人生的主人公。
谢谢。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还活着。他就是那个高呼着“向我的碉堡顶开炮”的步行机员蒋庆泉……
《英雄儿女》中王成原型 蒋庆泉
“王成”还活着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之一 还活着。
电影《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但是，在那场艰苦的战争中，只有一名战士，他的事迹直接激发人们创作了“向我开炮”的经典情节。
1953年4月，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行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绝境中，他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的故事被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了解后，写成了通讯《顽强的声音》。同年7月，23军73师217团的步行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
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
与洪炉相熟的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创作电影《英雄儿女》时用“向我开炮”的情节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并根据另一位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烈结局。
于树昌与杨根思确已牺牲。但是蒋庆泉，这个最初促动洪炉写下“向我开炮”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
《顽强的声音》因何未能发表？活着的“王成”为什么没能获得引人瞩目的荣誉？带着这些疑问，《瞭望东方周刊》对蒋庆泉---当了56年农民的老战士进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采访。
在长江边摘下国民党帽徽
辽宁锦州松山新区大岭村，1928年蒋庆泉就出生在这里。父亲蒋福林一直在外做工，土改前家里有房子两间半，成分“贫农”。小时候蒋庆泉给地主打小工、在店铺当学徒，还去黑龙江放过羊。1948年春节刚过，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表兄蒋庆云找到了他，拉他加入国民党军队。
师管区就是国民党拉壮丁、训练新兵的地方，当兵可以有饭吃。秋天打辽沈战役之前，我们都被拉到葫芦岛在海边等着。如果锦州打赢了，我们回去；如果打输了，就坐船撤退。
葫芦岛离锦州100多里地，我听见打炮打得厉害，但不能回家。后来上船去了南方，驻扎在长江边上。我当兵是在国民党54军198师539团2营5连。都知道长江是守不住了，肯定还要往南撤。我想，再撤离家就越来越远，而且我们老家都是共产党的地方。我再跟着国民党，就更回不了家了。解放军是晚上过江的，这天白天我找到蒋庆云说要回家。
蒋庆云说，你要跑我就枪毙你。我说我要回家，枪毙我也要回家！他就放我走了。
第二天白天，我走到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有过江的解放军在那吃饭，我说我要加入解放军！那时候也不换衣服，我自己还带了一支枪。摘了帽徽，我就跟着解放军追击国民党。我参加的这个部队是第三野战军23军67师199团1营3连。
解放军有意思：吃饭、洗脚、学写字都是任务。领导看我脑子好使、学习快，就让我当步行机员，就是步话机员。
虽然我1949年4月才加入解放军，但1950年10月就在浙江新昌入党了，入党介绍人是后来67师202团3营的参谋长邢德良。别人入党都是班长、连长当介绍人，我表现很好，所以营领导给我当介绍人。我一共立了两次三等功，奖给我日记本、授奖状。
我们部队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后驻扎在那里。我当了解放军，但离家也越来越远。我本来想，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在部队受到很大教育，解放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我们还要解放别的穷人。老家土改又给了我家土地，我就老老实实地跟着部队。
我们在1952年入朝，是第一批轮换部队。
入朝第一夜看见战友墓碑
坐上火车，蒋庆泉从浙江回到东北。路过锦州站，他没下车，在车上喝了两杯慰问者送来的家乡水。
列车终点是丹东。蒋庆泉记得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和战友们站在鸭绿江边，面朝着火光闪耀的朝鲜宣誓。他们唱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然后踏过鸭绿江大桥奔向战火。
过江没走多远，一颗照明弹让蒋庆泉看清了路边墓碑上的名字：那是他的一个战友，先期入朝。蒋庆泉跑过去向墓碑郑重地敬了个军礼。他的心情沉重而庄严，虽然并不知道战友牺牲的细节，但烈士的墓碑震撼着蒋庆泉年轻的心。
我们先在东海岸修工事，防止敌人登陆。12月底，到“三八”线接替38军防务。跟我对口交代工作的那个步行机员一见面就说，我们是38军、万岁军！牛气啊！
我们在丹东和东海岸时，部队教育我们，讲烈士的故事：黄继光、邱少云。听了他们的事迹，心里很激动，很期待到前线去。文工团给我们表演节目，国内慰问团发的糖我是吃了的。他们鼓励我们勇敢杀敌。我心里就想，我如果不勇敢战斗，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不过，那时并不知道战斗有多残酷。
我们在石岘洞北山，对面是美7师，王牌。这个地方山很矮，比较高的是346.6高地，就是346.6米高。北山分主峰和次峰，在西南边有个很长的小山梁，我们叫西南山腿。头两次就打它这个西南山腿。
第一次是1953年3月初，我是跟着5连上去的。那个姓朱的连长就是这次进攻时阵亡的。打完以后我们就撤下来了。
第二次是3月底，我又跟着5连。这次连长姓刘，也阵亡了。我回来时候在交通壕里突然遇到两个美国兵，都举着枪，大高个、胳膊上全是毛。前边那个上来一枪就扎在我肚子上。我用手抓住枪头，和他滚在一起。那美国兵也害怕，扔下枪转身就跑了。结果又立了一次三等功。4月16日这天晚上，我们三打石岘洞北山。
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此时朝鲜战争已进入尾声，双方在“三八”线附近进行拉锯战。时任67师201团副团长的黄浩后来回忆说，经过前两次战斗他们总结可以在占领阵地后留少数部队扼守，然后组织火力配合，“借此大量杀伤反击之敌，并与敌人反复争守。”
这一战术，力求以最小代价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志愿军普遍使用的对敌策略。在第三次攻打石岘洞北山的计划中，由201团5连和团警卫连一个排攻占北山，然后指引炮兵打击敌反击部队。在战前，炮兵还将敌人的运动通道及各类目标都进行了标记，火炮也做了测距和试射，“以求准确打击反击之敌。以4、6、1连依次担任轮番守备。”
我们大概是晚上8点进攻，5连打头阵，然后 4连接应，再后边是6连。5连是加强连，一百五六十人，营长带队。我们冲上去就剩十几个人，连长、排长都牺牲了。我本来是要跟营长下去的，但是后来上来的4连的步行机员也都牺牲了。我就留下来。4连也没上来几个人，打到第二天天黑时，又剩十几个人了。
6连没上来啊！我们晚上先打退了两次进攻。敌人叫红烟炮，就是先打一发，落地冒红烟，然后根据这个烟再打。晚上亮得跟白天一样，满天都是“天灯”，就是照明弹。敌人的炮打得像下雨，我们后来枪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地上的土被炸起来，呛的。用布包着枪都不行，就扔手榴弹。
我们最后退到碉堡里。除了伤员，就几个人能打枪。我没怎么受伤，因为他们拦着我，让我呼叫炮火。
我说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弹就打在我们附近，敌人不能过来。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见咱们的炮了呀！敌人就在我们碉堡外边10米的地方，围着我们打，用机枪封锁我们的射击口。
我就向步话机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们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战死在这吧。那时候没想别的，就是让炮弹向我们开炮，把敌人也炸死。
但是，我还是没看到炮弹。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堵着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们。那时候耳朵都震聋了，就见火箭弹打进来一闪光，一下就把我打晕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血从头顶流下来把眼皮都粘住了，还有腿、后背都受了伤。
那个拦着我不让我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血。我使劲起来，敌人又扔了一个毒气弹，好像是蓝光、灰烟。我们被呛得不行了，在碉堡里还呆了有20多分钟，就想往外冲，大概是刚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英雄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上
在志愿军主阵地和部队出发阵地之间有上千米空旷地。战斗开始后，敌人的炮火就彻底覆盖了这条必经之路，支援部队伤亡惨重。
当时团部与蒋庆泉直接联系的是步行机员陆洪坤。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67师不仅使用了自己的全部炮火，还借用了其他部队的火炮和炮弹，“后来军首长让把喀秋莎也开上去了！”
陆洪坤在步话机中听见蒋庆泉不断报告敌人的位置：200米、100米、50米、20米，“他说，直接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问他，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他说，别管了，快开炮吧！”
但这时，志愿军方面已经没有炮弹了。
后来的两个多小时里，炮兵断断续续向北山阵地支援。陆洪坤听见蒋庆泉说敌人把炸药吊到了碉堡门口，“炸我了！炸到我了！”还听见他高喊：“共产党万岁！”⋯⋯一直到步话机中完全沉寂下来。
惨烈的第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一直持续到4月18日晚，小小的北山饱浸鲜血。前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中，几经补充的201团5连前后有200多人阵亡，包括3名连长、1名政委，12名正、副排长。
7月，67师以14个步兵连、30个炮兵连、16辆坦克再次进攻石岘洞北山。经过几乎一周时间的反复争夺，终于彻底控制了石岘洞北山，使其在停战协议签订时划归中朝一方。
洪炉就是在第四次进攻时登上石岘洞北山的。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战士们在挖工事时根本没法下铁锹，因为沙土下就是敌我两军阵亡者的尸体，层层叠叠。
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发现蒋庆泉的遗体，但是他呼叫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却在步行机员中广为传播。洪炉根据对陆洪坤和另一位步行机员谷德泰的采访，写出了《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泉》，政工机关也准备为他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
从战俘营回家
我突然感到头和身上都很痛，特别是后脑勺蹭着痛，昏昏沉沉地感觉有人倒拖着我的腿。我哼了一声，不拖了。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话，还笑，但是听不明白说什么。我眼皮都肿了，睁开一条缝，脑子嗡的一下：哎呀，我没死，还活着，被抓了俘虏！我心里难受啊，眼泪就流下来了，身上却没劲动。
4个敌人把我从山上架下来，我看到还有碉堡里一起战斗的人也被俘了。敌人用卡车把我拉走。我躺在车厢里，上边架的就是美国人的尸体，血滴在我下巴上、脖子上，都凝成血块了，我也没劲抹一下。
那天晚上敌人第一次审问我，问我去哪？我说我要回家！
我先被拉到汉城的医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后来转到釜山战俘营。刚到战俘营时，战友们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检查。结果看见我有俩肚脐---另一个是刺刀扎的。后来又转移到济州第八战俘营，我所属的那个队都是要回大陆的，曾经在战俘营里升五星红旗。为了升旗，牺牲了很多同志。这都是我去了以后知道的。
我们还偷偷组织学习。我写字好，发给我一根铅笔，是战友们用药品和敌人私下换的。敌人来搜查我就把铅笔藏到肛门里。咱们在战俘营有组织，领导我们和敌人斗争，我都是参加过的。
送我们回来那天，板门店搭了一个很大的门。我把战俘上衣脱了，使劲扔在地上。裤子没敢脱，因为敌人不给发内衣。我就这样光着膀子走过去了。
走过去，就抱着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180师那个团参谋长是先回来的，他给我们讲话，说祖国欢迎你们回来！我记得特别清：给我们发慰问品，有一盒“大中华”，抽到这个烟，我们就是回家了。
被俘的阴影笼罩一生
按照当时的规定，被俘人员不得进行宣传。洪炉写好的通讯也没能发表。后来担任23军军长的黄浩在回忆石岘洞北山战斗时特别提到，虽然于树昌“与蒋庆泉事迹相同，被宣扬出去，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为此深深感到遗憾。当年的战斗中，有多少这样的无名英雄”。
洪炉和战友后来以于树昌为主人公写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顽强的声音》。这篇文章由《志愿军一日》主编刘亮、申述将标题改成《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几年后，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改编巴金小说《团圆》时遇到一个问题：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团圆的故事为主，哥哥王成是个过场人物，只有几行文字，并没写他牺牲的事迹。
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商量后，用“向我开炮”和杨根思的情节重新塑造了一个王成，从而突出“英雄儿女”的主题。
蒋庆泉并不知道这些。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到国内后就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本刊记者意外地查询到了保存完好的蒋庆泉的档案。厚厚的被俘登记材料占据了蒋庆泉档案的主体，而那段被俘经历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
蒋庆泉在自家房前
想见见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
大约在60年代的一个夏日傍晚，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英雄儿女》。回来的路上，蒋庆泉哭了。他想起那个亮如白昼的夜晚、那部被打坏的步话机，想起那个喷洒鲜血的阵地。回到家，他在被窝里又哭了。
2004年前后，崔永元的《电影传奇》请了洪炉等老同志去讲《英雄儿女》的幕后故事。洪炉谈到了这位他从未见过面、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过电视，蒋庆泉的妻兄和同村一个农民找到他，问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蒋庆泉。蒋庆泉说，没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蒋庆泉的儿子蒋立询问，他却从来没听父亲讲过抗美援朝的经历。蒋立又去问蒋庆泉，他沉默许久后说，“没有开炮那不是我的原因。”
蒋庆泉不让儿子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但2009年他还是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这个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立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50多年，可蒋庆泉内心的那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
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运动的时候要斗争我，说我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我的大字报，墙上也是，绳子上挂着也是。结果没几天林彪就摔死了，没斗争起来。我算是躲过一劫。我们这一片儿有两个被俘回来的，一个在山海关车站那边，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粪都归他挑。
早些年，蒋庆云从台湾回来。我们俩就说当初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去台湾的，我是怎么投解放军的。我回来就是农民了，但我不后悔！
八几年，有一天突然市里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在大队部公开宣布，取消对我的党内处分。我在石岘洞北山那么苦都没哭，这次哭了。30多年了，我委屈啊！
后来每个月给我发钱，从4块、6块，现在一个月是七八百块。政府对我好。前几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边的沟里，医院说是白内障。我儿子找到民政，民政给我写了个条子，拿着去医院看病不花钱。可是大夫说我眼睛里有东西，一做手术就影响另一个眼睛。他知道我以前打过仗，说可能是打仗时留在眼睛里的。其实好几十年了，天天头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难受。姑娘结婚时，我自己跑外边溜达去了。儿子说是什么神经官能症。
去年我儿子领我去丹东，纪念馆里那个石岘洞北山的地方只有炮兵的照片，我为啥要撕它？我后来看不见他们打炮了呀---他们打炮我就死了，就不会被俘了。
不管怎么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着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就好了，我们见见面，现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
每逢集市，蒋庆泉依然会和老伴去离家二里地的集市卖鞋垫。出发前，蒋庆泉要将几百双鞋垫搬到家中那辆已生锈的三轮车上，用麻绳捆好，然后招呼老伴出门。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被俘的屈辱感一直困扰着蒋庆泉。这使他对今天所得到一切都感到满足。
《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还有多少个蒋庆泉就在你我身边？
《英雄儿女》半个世纪后的相逢
来源：一席、瞭望东方周刊、凤凰视频、腾讯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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