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黑土地的知青墓碑
“出事了！”女知青小韩一头撞了进来，正在炉前“炼红心”的我着实吓了一跳。她手指切草间，倚着门框：“快！快！"
"我……我"
"你们快……快点，”她惊慌得语无伦次，瞪着眼睛，突然大哭一声，瘫在地上。
“出事故啦?”我夺门而出，十八团造纸厂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可事故也层出不穷：暖气片爆炸、蒸球喷浆、锅炉干锅、炉排烧塌、臭电石罐上天、大管钳掉入漂浆池……成了家常便饭。
我们提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怕死。毛主席老人家都说要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还怕什么?！一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怎能不热血沸腾，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可碰上事故发生，心里也害怕也紧张。
今天这是怎么了?
来不及思索，我和班长一前一后直扑切草间，心想，生死关头，谁也不是孬种。可我又感到，事儿肯定不小，没准要送命呢！恐惧感突然涌来，腿直发软。
切草间门洞大敞，早就有窗无玻璃，几个女知青已慌成一团，跺脚直哭。切草机马达隆隆闷叫，通向二楼蒸球间的输送带，像一条打断了脊骨的蟒蛇，浑身颤抖，却纹丝不动，到处是高高低低的麦秸垛，屋里的光线很暗，进得门来，眼睛一时难适应，一个女生用手指着大叫，却听不清说什么，顺着方向望去，啊！输送带前端铁架子上跪着个人，身体随着输送带的抖动而微微蠕动，一条胳膊连肩带背卷入输送带轴里，头和身子被卡在三角铁框架上，大号的螺钉已嵌进头颅、肉体，像耶稣在受难，但背的不是十字架而是切草机。
机器还在肆虑，像一只吞食巨兽的大蟒，吞不进吐不出“快停机！”班长声嘶力竭地大吼，吼声惊醒了张惶失措的女知青，电闸被拉断了。四周一下宁静下来，哭声更加凄楚。我清楚地看到一张秀气嫩稚的脸已惨白如纸，双目圆静，淡然无神。喉结微微蠕动，嘴唇微弱启合，只剩一口游丝，这让人想到离水待毙的鱼，使我不禁浑身颤栗。
一把削水果的刀，将又厚又宽的胶皮输送带割为两段，这一霎，从此停滞在我的记忆屏幕，像一把剪刀剪断了婴孩与母体间的脐带;又像打了道劈闪，烧毁了我从梦想铺向现实的彩桥;倏忽，它又凝结为一条冻土带，划分了从夏到冬的分界……
那一刻，我的脑子螺旋一样飞转：从不知所措到“这可是国家财产呀”，从不服班长到油然升起钦佩之情，而后便万念俱灰，如同掉进雪窖冰窟。
我们轻轻将人取下，热血泉水般一涌而出，鼻、口，耳，眼、黑紫黑紫的……
那躯体出奇的软，那是一种始终强烈保持着而又说不清的感觉。
在抬往卫生室的路上，血一直在流，一路淌去，由黑而紫，紫渐变红，落到雪地上，洇浸开来，皑皑雪野上像一点一点绽开的红花。那花有蕊有瓣、连枝带干，啊，是梅花迎着严寒怒放吗?是要用来打扮茫茫雪原吗?
一辆大板车，我们轮番架辕，在路上狂奔。
时间这般无情…
路竟如此漫长……
血，你慢些凝结……
为了排除切草机的故障，他按老法子，用手去抠缠绕在传动轴上的麦秸，一下被“咬”住，手、胳膊卷了进去，人卡在铁架上…
到了，前面就是团部医院。可由于螺钉卡碎了颅骨，脑部严重损伤。一个十六岁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
这位十六岁的青年，不！还只是少年，叫朱安建。当他父母赶来，母亲早已哭成泪人，父亲欲哭无泪，面对着全体“战士”，他嘴唇抖动，一字一顿地说：“安建，为革命而死，为建设边疆而死，死得其所。”略一抽泣，便再没有说话。
二十年了，当年的知青无不魂牵梦绕着那片黑土、雪原、沃土、热血、青春……
(作者：刘新威，男，北京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
望着窗外十一口白碴碴的棺木，我只感到心在拼命地收缩，收缩……眼睛里似乎不再有泪流出来，流出来的全是血。
泪，已经流干了，干不了的是冰、是雪、是雨、是水。在这渺无人迹，听不到人声的沼泽里，我辨不出时间和空间，人已失去了一切感觉，存在的怕只有垂死的神经。
我要死了。死，非常简单容易，难的是在这死神降临前痛苦中的煎熬;体会死神扑来那一刻的恐怖。妈妈，你为什么不来，不来救救你将死的儿子，我在心中呐喊，我不想死啊！
我们一行十四人是昨天日落后由指导员带队出发的。是来寻找两个可能迷路的拖拉机手，他们开着拖拉机早晨出去，至晚未归。刚刚拖着疲倦的身子爬到炕上，饭还没吃，就冒着雨随着指导员出来了。
“春雪冻死牛”，北大荒的四月没有一丝春的气息。雨点下不大，但逐渐夹杂着越来越多的冰碴子，恶狠狠地扑向这世间的一切生物。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撕裂着人们敢于袒露的皮肉。
天越来越黑，迎着寒风和雨雪，几乎睁不开眼睛。本已被雨淋湿的棉装，又结起了冰，随着人体的移动，机械地哗哗作响。
不多时，我们感到迷失了方向，谁也辨不出前进的方位。这里本来就没有路，我们的每一步，都可能是这片荒原上的第一片人迹。
更糟的是，脚下的冰水越来越深，浸透了冰水的棉胶鞋和棉裤，越发沉重，刺骨的寒冷冲撞着心头。冰面随着我们前进，断裂声响成一片。
水没过了小腿，时而已达腰间。水下开始还是冰冻层，继而发现我们踩到了浮动的草垡子上，忽悠忽悠的。草垡子承受重力后下沉，人过后再浮上来。大家谁也不能停留，尽可能地躲开一次次的恐怖。
想必是误入了沼泽地，一阵恐惧涌上心头。这里是别拉洪河的源头，一望无际的野草覆盖着这片可怖的沼泽。早就听说这是可怕的坟场，进去便难以生还。
谁也难再说话，牙齿以无法计算的频率相互撞击着，那声音瘗人。谁也不敢停下来，挣扎着寻找一块可能的陆地。
在极度的寒冷、恐惧与劳累的冲击下，我终于再也支持不住了。只好像被一种无形力量把我向下拖、拖，那一瞬间，我似乎感到了一种死亡的安逸。
这是躺在谁的怀里？朦胧中是指导员在叫我。人还泡在水里，身上搭着一件浸湿的棉袄，指导员的身体在剧烈地抖着。
“贴紧我，你能挺住”，指导员声音在抖，但有一种力量，这个老转业兵，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我们要坚持住！我现在去找路，大家谁也不要离开，体力消耗这么大，再动就要出危险。”指导员的话不容分辩，他把我的头向一个稍高的塔头上移了移，把棉衣留给了我，走了。留下了一片哗哗水声。
我蜷缩在冰水里，等啊、等啊，听着风雪打在野草上发出的哀鸣，无可奈何地任冰水无情地剥夺肌肤内残存的温度。一次次与死神拉扯，一次次从昏迷中苏醒。能走的人都走了，能爬的也都爬走了，谁也不愿意等死。
我读过《春江花月夜》，而这是北国水泽的春夜，谁能体会到躺在水里待死之人的心境。
死了。我见到了妈妈，布满皱纹的脸，飘动的白发。“衰衰父母，生我劬劳”，她给儿子带来了火和温暖的胸怀，要从死神手中夺回自己的儿子。
卖火柴的小女孩儿，你在哪儿?我渴望那一线的光亮、瞬间的温暖。安徒生毕竟为你设计了瞬间美好的幻梦，可我这里，只有象征死亡的黑色……
我熟知“七根火柴的故事”。当老班长从党证中取出火柴，带着一腔无限美好的希望，可我在这里，尽管没有火柴，但我也不乏渴望。
我不想死，我不想这样去死。我千百次地背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曾高唱过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也曾荡起过双桨;我走过天安门广场，在赤海中接受过检阅……我几次想到过埋藏在心底的恋人，可也只是藏着…
我又回到了人间，那已是第二天中午。
在草甸子里，人们陆续找到了十具尸体，有的缩成一团，有的紧紧抱在一起，有的从水里伸出了一只手……他们瞪着两眼张着嘴。是痛苦、是饥饿、是寒冷、是恐惧、是迷惘，那僵直呆滞的双目闭不上啊！他们要说、要喊，他们渴望着母亲，渴望着命运女神……
尸体拉回来了，其状惨不忍睹。
指导员却一直没有找到，人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找遍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他失踪了，带着无限的内疚。他没能带领大家躲开死亡，可他贡献出了自己最后一滴热血，把自己溶进了这茫茫荒原。
(作者：孙建国，男，北京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十团)
小方叫方荣娟，来自上海黄浦区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矮矮的个子，黑里透红的脸上总挂着微笑。
如果说在当时那种凭体力论好坏的年月里，最吃香的人是“能干”和“会干”的话，那么，小方是属于既不“能干”也不“会干”但是肯干的一种人。
正因为如此，小方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刚到农村就马上红”起来。她的“走红”和后来的死也都与这肯干有关。
1977年初，知识青年返城就像上山下乡风起云涌时一样势不可挡。不论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还是浙江的、黑龙江的，知青都纷纷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手段搞来了五花八门的证明，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渠道返回了城里。而恰恰在这时，小方却入了党，担任了知青排排长的职务。
肯干的天性使小方在伙伴们返城面前仍能把握住自己，而入党、当排长又正像作家李存葆笔下的靳开来说的“上级给了我一个先死的官”那样，使她受命于危难之时。大批的知青走了，意味着留下来的人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而伙伴们的离去，又搅得人人心神不宁无心干活。这时当“官”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
就在这时，小方病了。开始是发低烧，不想吃饭，她只当是感冒，仍坚持着带领女知青们下地干活。
当小方实在坚持不下去，被送到医院时，医生们的诊断把大家惊呆了：“出血热晚期”。
“出血热”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疾病，普遍流行于东北地区。在当时，除依靠病人自身免疫功能之外，尚无治疗此病的特效药品，得了这种病的人可说是九死一生。
在医院的急救室里，看着小方仰卧在手术台上，四肢的毛细血管渗出殷红的鲜血，在场的人都难过极了。我这从不知愁的人也背过身去，悄悄拭去已流到眼角的泪水。而这时小方却还喃喃地说：“我会好的，还能干活。”
然而，小方终于没有熬过来，死神过早地夺去了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女青年的生命。
大家都为这位单纯的姑娘的死感到惋惜。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可能会上大学当博士，也可能进工厂当技术员;如果不来这北大荒，她可能不会染上这种该死的疾病;如果她干活不那么卖力，发病后及时就诊，或许不至将病情延误。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
历史安排了它的错误，却要让我们这一代青年承担，而我们却没有回天之力。
埋葬小方那天，村子里的人都去了。因为她是回民，在一位回民老乡的指点下，人们按照回族习俗在兴凯湖畔的沙岗上为她砌了一座墓穴。安放小方遗体时，人们无不痛哭失声。
从此，这位来自上海的憨厚的女知识青年，永远长眠在北大荒这块肥沃而荒芜的土地上了，陪伴她的只有滔滔的兴凯湖水和岁岁枯荣的原上之草。
(作者：陈宝琪，男，北京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十三团）
往事不堪回首，一想起来思绪的闻门就关不住，尤其是想到太早太早去了的两位同学，想到荒野上的两座孤坟…
她们像两朵淡淡的花蕾，不待绽开便凋零谢世，悄然无声地坠到了大地上。她们是老六六届初中生，一个叫任俊兰，一个叫张美丽。中学时我们是同学，后来又一道来到北大荒。一个初中学生，当时谁能摆脱得了天真、幼稚、浪漫的色彩?大伙儿把心中的北大荒描绘成了翠绿的原野，乡间的小路，一派田园风光，一切切都是那么多姿，那么情趣盎然。
1968年10月，我们一路风尘来到了北大荒，迎接我们的是寒风、是飞雪，先一步的梦幻早已飘逝。我们茫然了，女同学躲在宿舍里哭了起来。
我是学校委派带队的负责人，面对此情此景也傻了。但我发现，任俊兰和张美丽两个女同学在一旁静静地收拾行李，似有“既来之则安之”的大将风度。
两个女孩子，浑身透满了青春的朝气，她们性格开朗，少有女孩家的小心眼儿，说话甜甜的，劳动也很认真。不到一年，连队上上下下都注意到了这两朵小花蕾。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逐步克制了思乡的心绪，劳动苦是苦了些，然而青春毕竟更加美好。当我们辛劳在生机勃发的田野，相伴着少女欢愉的说笑，听着感觉着自己青春的心声，谁都能体会到一个青春集体的力量，我们也都喜爱这个集体。
然而，悲剧竟发生在这个集体中间。
那是一天下午，一阵痛彻肺腑的嘶叫令我根根毛发竖起，“压死人了!”
在“东方红”链轨之下，任俊兰已是血肉一团，一张惨白的脸，似乎已见不到一丝痛苦，嘴角流着鲜血，只有胸口略有一点起伏。还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她就死掉了。悄悄地没再有一句话。
悲剧还悲在肇事者竟然是她的一个好朋友。任俊兰正在擦前灯，那位好朋友无意中踩动了离合器，那庞然铁物猛地向前开了过去，令任俊兰连惊叫的时间都没有。那位朋友也由此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祸不单行，也许我们还没有从悲痛中摆脱出来，张美丽就告别了人世。
这是一次惊马事故，我在田间远远见到了飞惊的马车。车上的人一个个被甩了下来，张美丽是最后一个掉下来的，掉下来就再没醒来。
在团医院，我们争着为一丝尚存的美丽输血，可再难挽救那条太年轻太年轻的生命。
两个同学去了，我们久久沉浸在悲痛中，或者男同学们更有深一层的情感，心里像坠满了铅，沉甸甸的在一片清秀的原野里，我们默默地安葬了这两朵逝去的小花蕾，她们将永久地相伴在一起，岁岁凝视着她们曾经耕耘、播种、收获过的土地。
(作者:王宴青，男，天津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团)
六一八”是批示组建黑龙江兵团的纪念日。在光辉批示六周年那天，我们几个人在团部餐馆买了些酒菜，围在一起正聊得起劲。突然，从外面闯进一个人来，神情慌张，满脸汗水，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们嚷道：“你们还他妈吃喝！刘学文出事了！”
“刘学文出事了?”我站起来，分开人群就向外跑。刘学文是我的同学，又在一个连队一起滚了几年，平时他少言寡语，甚至说话都脸红。但是，他乐于助人，又有一手木工活，无论谁求他都肯帮忙。
刘学文刚到兵团时的照片
我心急如焚，一口气赶了五、六里路，跑进了连队。
井台边，两个人躺着，一个脸上盖着件衣服。卫生员是刘学文的弟弟，正哽咽着给另一个昏迷的做人工呼吸，他是黄习羊，也是北京知青。
我一把掀起那件衣服，露出了刘学文苍白的脸，他鼻孔和耳孔里已塞上了棉球，双眼紧紧闭着。我呆住了。很久才放声大哭起来。
这突来的变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一段，天旱无雨，连队几百人用的水井难以供应吃用。这天，天气闷热，电工黄习羊到三十米深的井底修理水泵，他把井绳系在腰间，知青小张摇着辘辘，把他往井底放。摇着摇着井绳松了，小张喊黄习羊，井里没有应声，他慌忙往上摇，但井绳绷住摇不动。往井底看，只见黄习羊的身体横在了井壁上，一动不动，这下他更慌了，又不敢再往上摇，恐怕把绳子绷断了，于是小张便扯开嗓子喊：“救人来啊！”
刘学文闻声赶来，他甩掉脚上的拖鞋，顾不得往身上系安全绳，让小张按住辘辘把，双手倒着井绳往井里下，没想到离开井口就“咕咚”一声跌落到井底。
连队里的人纷纷赶来，争着下井救人。副连长把安全绳系在腰间，绳子刚放一段，井里便没了回声，大家忙往上拖，拖上来，人已经没了知觉。女知青急得直哭，男知青们争抢着下井救人，但大家已感到了是井下缺氧。
到团救护队赶来输通氧气后，才救出了黄习羊，然后又把刘学文打捞上来，但是已经太晚了。
刘学文的弟弟强忍着悲痛，一直给还有一线希望的黄习羊做人工呼吸，直到团卫生队的医生赶来，他才扑到哥哥身上…
知青们自愿组成的送葬队伍缓缓走上了南山，刘学文默默地死去，此时正默默地躺在棺木里，失去了同伴、同学、战友。
刘学文追悼会现场
大家轻声啜泣，眼泪在我脸上不停地滚落，可我总觉得心里正淌着血。
黄习羊还在半昏迷之中，长时间的缺氧，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只剩下游丝般的一口气，告诉人们这里还有一条生命的存在。他的父亲从事地下通风研究几十年，从四川干校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他也走在为刘学文送葬的队伍之中。泪水在苍老的脸上流着。在那新隆起的黄土前，他撒着热泪，“我搞地下通风几十年，气压低，井下缺氧，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我教给了无数个学生，却没有给儿子讲起过，他竟不懂这起码的知识。”
老人说着，哭着，“悲剧，悲剧，我没有尽到责任，我不能尽到责任吗?”
当这位父亲带着奄奄一息的儿子赶到北京的第二天，黄习羊也去了。去了，两条生命、两颗生灵，无声无息，像林中的一片树叶，像大气中的一粒浮尘，亘古荒原无知无觉地吞没了他们。
孤独的坟茔，伴着无声的魂，一年，一年，又一年。
(作者：宋长山，男，天津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团）
文章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北大荒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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