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与知青情结
难以评估的评估
知识青年的返城风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相交织的，可以说前者敲响了后者的丧钟，或者说后者又加速了前者的进程。总之，伴随着十年“文革”的破产，大部分知识青年重新回到了城市。一场浩大、劳而无功的社会迁徙运动终于停止了。
在经济上，它一方面给社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每个曾产生过知青的家庭都曾背上沉重的包袱，而国家则为每个知青付出路费、一年的伙食费、工具炊具费和建房费等许多无法收回的投资，这笔数字据说超过100亿。[1]另一方面，它的确缓解了那一时期的就业压力，至少将这一大批人的生计问题由全民所有制的财政支出中转到了集体所有制的名下，使已陷入窘境的经济机器还能够维持。同时，这批人在建设农村中毕竟以血汗创造了财富，尤其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各种机械的使用，技术的更新，科技的开发，均得益于上山下乡运动。
在政治上，它一方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帜下，使相当一些知青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损害，另外不少人则在放任中虚度年华以致染上恶习，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它以独特的逆境方式使这批人经受了实践的磨砺，加快了他们的社会化进程。
在文化上，它本身就是对文化的一种反动。它以片面强调实践知识的形式，否定了书本知识和抽象知识的意义。在摧残文化的前提下使这批人深受“读书无用论”之害，成为“被耽误的一代”。[2]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城乡之间大规模的、广泛的文化交流，为广大农村举办了一次长时间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展览会，提高了农村的文化水平，并刺激了农村青年们对现代文化和都市生活的向往。在某种意义上，它为而后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做了一定的精神准备。
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整个社会传续的十年断层。它表现在文化上、科技上，以及人材上的断层。断层的真正涵义，在于一代人丧失了他们的青春。上山下乡这十年，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人们提高文化水平、熟悉专业技术、工作小有成就的十年，而这代人却将这宝贵的时间消耗在重复简单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上。在一个平均文化水平极低的国度，这是严重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这代人来说，则是青春和生命的耽误，使他们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日后在社会中竞争的潜在能力。
断层的涵义还在于，社会出现了错位。在一定发展时期，社会所能提供的空间位置是有限的。而上山下乡将社会对这些位置的有序继承变成无序，出现后代人超越前代人的越位继承。第三代人首先在升学上出现极大的困难，在恢复高考制度后，这代人曾在77、78、79三届大学生中占据优势(这里指的当然不只是老三届这个群体)，然而随着年龄的超标、家庭的拖累以及知识的落伍，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是被拒在大学的门外。这代人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包括那些重新回炉和自己摘掉帽子的工农兵学员，充其量不过百余万人，相对于上山下乡的2000万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不是说人材一定要通过大学才能培养出来，况且还有大批的各种函授、成人教育、自学高考、大专补习班等等。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衡量的指数。在就业方面，待业是伴随他们返城的新名词，他们中的幸运者以不相称的年纪从学徒工、临时工做起，在专业技术上的熟练程度并不优于比他们年轻得多的后代人。而还有相当多的返城知青长期找不到正式工作。当改革更加深入一步的时候，这代人的年纪使他们在中国国营企业的体制改革中首当其冲，下岗这个新名词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这代人的肩上。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上山下乡对这代人的自身成长过程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通过上山下乡的实践，他们的政治观念彻底改变。许多知识青年目睹了阶级斗争、实质是其扩大化的种种表现，非但没有得出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必然性的结论，反而感觉到其中具有大量的执行政策者的主观因素，往往成为整人的工具。于是，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之后，头脑中原来绷得很紧的阶级斗争的弦松懈了，看问题的出发点也比较实际了，不再把任何事情都先上到阶级斗争的纲上去看了。通过“林彪事件”，更多地是从自身的社会落差和实践中，这代人体味到指导社会运转的思想体系的问题，而成为中国社会最早觉醒，并向四人帮发出呐喊的社会群体。由于这代人与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实际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最积极的社会力量之一。
对旧体制和社会其他弊端的切身感受，又使他们为迎接伟大的改革事业做好了思想准备。
他们的觉醒还表现在他们从当年的个人迷信，从虚幻的集体主义中找回了自我。自我意识的回归是这代人进行历史思索的结果，也是他们极为痛苦的自我否定的结果。“为天地立心，为斯人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添太平”，固然体现了一种人生意义，但并非一般人能做到的。而且也不可排除另一种人生意义，生活并不是教条。即在与社会利益发展的同一方向上，最大限度去追求个人能力的发挥，去追求人生的丰富多彩和种种乐趣。同时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自己到底是谁！你只是你自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众多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
这代人在上山下乡的变异状态中，认识了真理，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民。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人民”、“群众”这个概念的本质，从而逐渐植根于黑色的土地中。人民不尚空谈，人民真正需要的是生活的改善，社会的改革，需要的是脚踏实地。
另外，这代人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经受了许许多多过去未曾体验的艰苦，从生活上和劳动上受到磨砺。他们不仅成为自食其力的合格劳动者，而且培养了坚强的意志。
这样看，这代人失去的主要是和物质有关的，获得的几乎全部体现在精神上。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似乎有点滑稽。
青春无悔的歧义
“青春无悔”的提出，源于成都的知青搞的一次“青春无悔”的展览极其出版的图书。据其发起者之一的王晓梅说：“我觉得青春无悔的含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绝对不赞成上山下乡运动，像这样一场运动是对民族和国家的毁灭。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间，没有办法的时候，被迫走的一条路中间，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生活情况下，在艰难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体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3]这一理解和立意应该说是对的，但是使用“青春无悔”一词为题，却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或者说词不达意，从而引发了知青们、以至下一代参与的大规模争论。
笔者前些年参加过几次关于红卫兵、老三届和知识青年问题的座谈会或讨论会，其中有两次是在国内，有两次是在海外。涉及到怎样看待上山下乡和如何评价自身的这段经历上，每次会上，不同的与会者们无形中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无一例外。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大致把它们归类概括为认为“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问题。这里做一简单归纳。
一部分人认为：在经历过那么一段令人不可忘怀的岁月后，今天回首往事，依然青春无悔。下面简称之为“无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都使用同一词汇，大家对无悔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
有人说，上山下乡曾给知识青年造成了伤害，也带来了收获，有失有得，因此两相抵消，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有人认为，过去上山下乡可能带给我们个人一些伤痛，但时至今日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心理上的伤痕，因为无伤可疗，也就没有悔恨了。
有人认为，“我并不认为自己不行，并不觉得我们那一代人就生不逢时，因为，人无法选择生活本身，但可以选择生活态度。我的青春诚然是在内蒙古的沙漠里度过的，但我年轻的心没有哪一天不是认真的、诚实的，我没有辜负自己的生命。”[4]
有人从理想追求的精神境界或历史使命的角度来谈无悔，一位作家这样说：“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代知青下乡去追求人生价值，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理想，不管他这个理想你后人看起来怎么样评价，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我现在还是一直这样的想法。”
有人从人生经历的丰富多采并转化为财富的角度来谈无悔，譬如一位画家回答“客观不幸，主观无悔”时谈到：“主观是否无悔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我可以谈一谈怎么判断你提出的那个‘客观’。现在一些回忆录总是在说‘被耽误的一代’和‘夭折的一代’，我很不赞成。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因为中国当代史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很多，在人类历史上都算是大风大浪、是罕见的、荒诞的了，可能以后再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从人生体验这个角度，这一切对于我们是大大的财富……”[5]
有人甚至从自己脱离了“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认识问题：“‘文革’也好，上山下乡也好，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种千载难逢的锻炼。如果要没有这种机会，可能我们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说做大事，连见大事也见不到。这种对政治眼光的开拓和对中国国情的切身体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都是千载难逢的，实在是很幸运，应该说是一代幸运人。”[6]
另一部分人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上山下乡运动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否定，这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当然，在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并不否定这场运动的一些伴随物，它们对红卫兵这代人的成长具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但它只是一种坏事变好事，毕竟是从属的，而坏事变好事本身就首先明确了其性质是坏事。因此，我们对在上山下乡中那样地虚度青春当然是悔恨的。
一位学者指出：当年对于个体而言的“下乡”意义也正是整个上山下乡原初所宣传的意义——战天斗地、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接班人等。当整个上山下乡的意义被否定后，知青也不再从这个角度观照自己行动的意义了。……这样看来，悖论似乎不复存在：即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被否定，而知青却执着于“青春无悔”，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仅仅存在于表面。知青的“无悔”已经是另外一种意涵。今天知青的述说，很明显是简单化的、甚至于已忽略掉当年的意义，而去把持另外一套意义系统。事实上，这种行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也是一种否定。[7]
严格地说，这位学者的定义是正确的。青春无悔是针对上山下乡而言的，但是多数人则转换为对自己的经历而言，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偷换概念。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对文化的反动，是对知识的反动，是对一代人青春的扼杀，它本身就是一场罪恶；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至今还有着大量的后遗症，许多人受到在正常人生过程中不应有的伤害，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思就是对历史的悔悟。
有人从这代人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的角度来谈有悔。一位教授这样说：“有悔无悔要以是否有益于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为衡量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当别人突飞猛进地发展生产力，进入爆炸的知识领域，我们却在接受知识无用的再教育，去学习自秦汉以来几乎未加改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这不是体验生活，而是被要求扎根的十年呀！说得尖锐一点，这是反生产力方向的。即使在精神方面，除了极少数既得利益者，整个一代人在上山下乡过程中是受到摧残的。如果按照国际上的心理健康标准，这代人的多数在当年多少都会有点心理问题。如果还有人对这两方面的负面作用视而不见，仅仅对在摧残下获取的悟性、砥砺的性格而不悔，我就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有人从这代人的整体和个体关系，体认历史的角度来谈有悔与无悔。美国著名学者汤本对笔者说：“从整体看，这代人的青春应当有悔。在这场逆境中站起来的成材者毕竟是少数，而虚度年华的、因辍学导致今天丧失竞争能力的、遭到毁灭的是多数。而从体认历史必然的角度，这是已然发生而无可挽回的事情，它产生了经过熬炼的一代青年，又是无悔的。他们的经历都是难得的终身受用的财富。”
再一种意见是，所谓悔与不悔，都是相对于自己的主观而言的，上山下乡对这代人大多数来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也就没有悔与不悔的问题了。不过，这只是从个人的主观选择上看，而作为一代人十年之久的社会活动，毕竟还有一个反思与否的问题。
我看知青情结
这场争论的本质，除个别人外，双方并不在于一方对上山下乡充分肯定，另一方完全否定。而在于双方看问题的角度的差异。对于上山下乡的得与失，笔者认为，也许可以把它分成政治运动和实践锻炼两个层次来看待，这样会更贴近历史和人们的感受。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上山下乡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必须要否定的，可以说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是在全球人类向国际化、工业化、都市化迅速发展中的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首先，其目的是错误的：它是在阶级斗争理论下的反修防修实践；它企图以城乡人口对流来消灭城乡差别；它是以农民来教育知识青年以培养接班人；它是以行政手段的迁徙而不是以发展经济来消灭失业，这些目的性没有一条值得肯定。其次，其客观效果是灾难性的：它使国家承受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损失；它更使广大城镇家庭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它人为造成了社会大面积的、不必要的骨肉分离；它更是耗损掉整整一代城镇知识青年的青春。如果说它还有历史意义的话也是可怜的，如我们在社会发展史中所看到的，人类的文明发展和社会的传承进步，是必然要走一些弯路的。上山下乡这段弯路的最大社会历史功效，就是这代人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活化石，这种化石效应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山下乡运动仅仅在于它宣示了在当代的社会条件下“此路不通”，从而杜绝了人类社会实验中的这条“理想之路”，足以在世界范围警示后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8]在这一层面的认识上，应当说过来人和研究者罕有“青春无悔”的情结，当然不排除今天还有这样的痴迷者，对此笔者也只能无语了。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作为这代人的上山下乡实践活动，它使知青们在一种特殊的变异状态下，或者说在人生逆境中走向了成熟，并塑造了这代青年一些特殊的品格。就是单单从其正面效应看，它并不足以改变这场运动破坏性的本质。道理在于，不能因为吃苦可以锻炼人们的坚毅性格，就去吃没有什么社会效益的苦，更不要说还强行要整整一代人去吃苦。
部分人的无悔情结是建立在对自己逝去青春的留恋上。他们对曾使自己激动不已的那种革命理想至上的社会氛围，对当年那种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和历史使命感，对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磨练，对自己曾做出的自我牺牲，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斩断的留恋。总之，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感动的自恋情结。有人形象地比喻：“我们的上一代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说，老子扛过枪；我们这一代也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说，老子下过乡。”这样的比拟实在不敢恭维，如果说扛枪的一代自豪，是因为他们在抗击法西斯和争取独立解放的战争中，于历史、于社会、于民族有功。而下乡的一代给社会带来了些什么呢？
多数人的无悔情结则建立在对自己曾经生活和成长的第二故乡的留恋上。他们对那段与父老乡亲朝夕相处的淳朴情感，对曾经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土地，对自己在那段经历中养成的一些受用终身的良好品格，以及由虚妄的责任感被扬弃而转化出的、对那块土地和父老乡亲的承诺，所表现出的深切留恋。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乡土情结。总之，这是人们心灵深处善良本性的表露和理想主义在这代人血脉中的升华。即使在海外，还经常见到一些老插们在谈到父老乡亲的苦难时而热泪盈眶的场景。而许多老插们今天带着子女回到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有些人还为当地捐献投资帮助发展教育和经济，都是这种知青情结的使然。这是一种正常的、善良的、也是有价值的人生情结，而由于第三代人的特殊发展条件，这种情结成为他们主要的代意识之一。
笔者认为，众多知青的“青春无悔”，其实是自恋和乡土两种情结交织相伴。这两种情结中，如果要做区分的话，前者是不健康的，后者是健康的。如果一个人的“青春无悔”是建立在历史无法改变而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之上，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更多的“青春无悔”者，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可能往往二者是融合在一起，难以区分的。这样的“青春无悔”还不能称为“自为”，严格意义上，这代人的知青情结中，其自恋情结所占的成份越多，说明其反思的程度越浅。而且，很多人的这段自恋情结还是与其红卫兵的经历紧密联系的，是对当年那种理想主义的感动和眷恋不舍。这是一种更不健康的自恋情结。本书开篇曾引用了金观涛的一段名言：“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笔者将它改为：“我们是一群残存的、却是不死的，而且是失去了“理想”的理想主义者。”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对当年理想主义的内核进行扬弃，不能对那个时代的自我进行痛苦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无法重建适应于今日社会的新的自我。受“文革”浩劫之害最深的第三代，如果自己还没活明白，何谈国家和民族的反思。
另外，如果把吃苦作为骄傲的资本，而不是以社会效果衡量功过，就会产生不健康的情绪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标准。“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一定有价值”，王小波的这两句话是正确的衡量标准，否则不仅不能作为拍胸脯的本钱，反而是负面的作用了。作为已经跨入知天命和耳顺之年的一代人，道理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对上述问题的种种不同评价，特别在有悔和无悔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反映了人们认识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人们在今天社会中所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上的差异。
可以说，上山下乡对这代人的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程度、甚至不同方向的影响。
例如以行业论，今天从事于自然科学工作的老插们，几乎没有人不扼腕叹息那段光阴耽误了自己出成果的机会，相对于下一代人，他们几乎不存在什么在知识积累和专业经验方面的优势，而知识结构、年龄、精力等等使他们已经失去了夺取诺贝尔桂冠的时间。
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或走上仕途的人来说，这段经历却使他们获益匪浅，为他们今天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实践的基础，对国情的洞悉和丰富的阅历就成为他们相对于下一代的优势。恰逢中国正在处于一个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对于前所未有的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的经验是如此地游刃有余，而他们在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中打开的眼界、创新的精神又如此地为社会所需要。
对于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们，那么这段经历更可贵了。无论是早期的朦胧派诗人，伤痕文学或知青文学的作家，电影界的第某代导演，画坛的某某流派等，其多数都是从他们的知青生活开始其艺术生涯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若缺乏这样的磨难和体验就成为不了艺术家。但是像上面引述某作家、画家和非“普通老百姓”的那几段话，如果作为自己或个人的一点感触也许还能成立，但是放之四海，称“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应该说是一代幸运人”则会谬之千里。
这里涉及一个原则，对于一个有能力把昔日的苦难变成今日财富的人，他有理由认为自己的青春无悔。他的主观感受可以通过那些大风大浪、痛苦、荒诞的经历得到升华，以丰富人生。但是，对于这代人当中绝大多数凭体力讨生活的老插们，这段经历除了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他们与其他人的竞争中却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甚至起到的是负作用。如果他们的人生意义和需求，都已经远超出了解决生存和温饱的层次，他们就会主要从追求自身经历和体验的丰富多彩等精神层面去检讨人生了。因此，那些有本事把苦难变为财富的人们，那些有能力把灾难转化成精神享受的人们，切忌去为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大多数说出“青春无悔”！因为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物质生活的水准，灾难只能就是灾难，穷其一生它也无法转化。
另外，人们今天的经济条件也决定着人们对此问题的态度。
比如说，现在生活条件、经济状况较好的人们，大多不会再计较那段经历蒙受的损失，而容易用宽容的眼光浏览过去。但对于一些至今尚未脱贫的人们，因为工龄或本单位工龄的限制，与那些比自己几乎小一轮的弟妹们拿着相差无几的工资，不能分到按情理来说应当享受的住房，面对着下一代青年纷纷进入大学校门而自己却只能在下班后攻读着各种文凭或补习班，或者完全与现今的各种文凭无缘，他们回首上山下乡的往事时，又怎能不把现状中的这些叹息归咎于斯呢？至于那些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离异之苦、伤残之痛、变态婚姻的折磨，以及因此受限终身失去遇到知音机会的男女们，上山下乡简直是一场噩梦。
伴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作为政治运动无疑是要被彻底否定的。但它作为第三代人的一次整体实践活动，毕竟给这个社会、给他们自身留下了些东西，其褒贬毁誉自然应当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些不同认识注定要通过这代人强烈地表现出来，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符合于时代发展潮流的抑或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它留给这代人的痕迹太深了。
大约是1995年夏天，笔者曾经应邀参加一个由《光明日报》和《北京青年报》举办的关于老三届的座谈会，恰好与已故作家王小波同席。英年早逝的王小波是一位很有潜力成为文豪级的小说家和杂文家，当然也是一位第三代人，有幸还是比笔者晚一届的校友。因为对他不熟悉，也许是他的口头表达远逊于他的笔头，总之他在那次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引起笔者过多的注意。而开始熟悉他，是他故去后出版的系列作品，特别是其颇有思想深度的杂文。其中就有几篇论及了这里谈论的主题——青春无悔还是有悔的问题，这里摘引几段，也表示对他的一点追思。
王小波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我们知道，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是脑子里的病，假如脑袋受到重击就可能复明。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楼梯，有个不良少年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脚踢了下去，这位盲人因此复了明，但盲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楼者当然是个下流胚子，绝不能因为该盲人复明就被看成是好人。……那种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它来源于伟人，在伟大的头脑里是好的，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就不起好作用，又是弄得人好赖不知，香臭不知。[9]
……很多中年人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虚耗了青春，这本是种巨大的痛苦；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还说：“青春无悔”。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10]
王小波的观点或许可以这样归纳一下：一、要彻底否定上山下乡，反对青春无悔的提法；二、这代知青从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获取的收益，是从属的，次要的，不能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三、把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当成崇高的感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希望没有理解错他的意思。
另一位同代人这样看：对于“青春无悔”我有些格格不入，同时又感到它是值得理解的。这可能是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找齐”心理：像老红军回忆长征，老八路回忆抗日战争，老志愿军回想抗美援朝。可是我们的青春却没有办法和他们任何一代人“找齐儿”，我们只有上山下乡。找的意义，实际是更大的失落，是无情地显示了自己的“老”和“过气”，所以这个模式里隐藏了一个悖论。和老红军们不一样，我们的价值在于是否对环境进行了抗争？最有价值的青春应当是这样的：别人和环境一样，你不一样；同样的环境，会出不同样的人。如果你成功了，不要感谢苦难，而要感谢你自己以及曾经帮助你战胜逆境的人，悔与不悔的分界线在于你当时有没有顽强地抗争愚昧与沉沦？你今天是不是清醒地确定了自我认识与外界评价的关系？[11]
关于青春有悔还是青春无悔的问题，是在这一代人中曾引发广泛争论的一个问题，至今也同样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笔者希望通过上述的定义、概述和总结，对人们认识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帮助。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反映的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即人们究竟有没有对文革那段历史进行过认真的反思，所以它归根结底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范畴。另外，它还是一个概念并不明晰的命题。因此，在提出赞同还是反对“青春无悔”之前，首先应当明确其概念，即上山下乡运动的内容是什么，否则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争议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最后，笔者认为，作为一个个人，青春的意义实质并不在于有悔还是无悔，而在于是否做到了无愧。
（后记：本文成稿于2003年，为2005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聚焦红卫兵》中的一节。值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之际，献给当年“老插”们。）
[1]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24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说句题外话，这笔钱账是算在知青身上，但钱绝不是都花在知青身上的，类似于历来统计中的扶贫款。
[2]据统计，1965年全国在校各类学生13125万人，由于“文革”全部停课失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文献与研究》，第5卷，第276-27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4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4]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51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5]钟岩：《中国的新三级学人》，第23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6]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39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7]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8]请读者注意，这一结论，是建立“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文革中出现的政治性运动的定义之上的，详见笔者拙文《论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并非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9]王小波：“我看老三届”，《王小波文存》，第326-32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10]王小波：“人性的逆转”，同上，第295-296页。
][11]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第15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作者简介：米鹤都，1952年生，北京人，祖籍陕西。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一附中；1968年到陕北地区上山下乡；1972年应征入伍，于陆军第47军服役；退伍后做过工人。1978年3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后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等专项研讨。1988年后，先后在美国南伊大、斯坦福等多所大学做客座研究，后从事科技研发的管理工作。
文章来源：新三届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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