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二)上学了
《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
谨以此书献给50年代出生的兄弟姐妹们
愿他们健康、平安、快乐
上学了
四个关键词
50年代出生的孩子，到了1958年左右，年龄最大的一批陆续走进学校，坐到了课桌前。从他们开蒙的第一天起，就频繁接触着四个概念，按今天流行的说法，是四个“关键词”：共产党、毛主席、祖国、社会主义。那时对他们来讲，这些概念当然还不会有太多的感性认识，但孩子有最简单的抽象思维，他们把四个概念“合并同类项”，变成两个，那就是“共产党等于毛主席”“社会主义等于祖国”。这样就直观多了：毛主席的画像孩子们天天能看到，它就挂在教室里，收音机里，电影加片里毛主席经常会出现，每年国庆节他都会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孩子们有具象的认识：毛主席很慈祥，有时候还和小朋友们在一起。
上小学的语文第一课，标题就叫《爱毛主席》，标题下面有一幅毛主席画像，画像下面的课文只有一句话：“毛主席万岁”。课本里还有如《毛主席来到我们家》、《看见了毛主席》等课。这些都让孩子们逐渐懂得了“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确实，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偶像，这偶像在孩子们心中矗立得牢牢的。他们几乎从一会唱歌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也就自然而然相信：“有了毛主席才有新中国”，才有幸福生活。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从小要听毛主席的话，从小热爱毛主席”。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一偶像在这一代很多人心中一直矗立着。也许他们经过了几十年风雨艰辛的磨砺和在曲折生活中的不断反思，理智上对“老人家”的功过早就有了自己的认识，但儿时就已注入心灵的那个闪光的“神位”，却很难被损毁和玷污，那“神位”被今天已经五六十岁的“孩子”们在心里坚定守护着，时常祭拜着，不断“擦拭”着，这恐怕会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因为这是一代人的生命情结。
他们从小生活在春光明媚中，幼儿园里有花，学校里有花，都像花园。到上学了，认字了，这种温暖的感觉上升到“理性”，他们明白，这一切就意味着祖国，这一切都是祖国给的，只有置身祖国，才会拥有这一切。从一上学开始，他们就学会了热爱祖国。
再大一点，会看课外书了，有了一点点分析能力，他们开始知道什么是“党”了，当然那不是“抽象”的党，而是很具体的党：首先英雄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能为革命舍生忘死，坚贞不屈，决不告诉严刑拷打他们的敌人党的秘密，不当叛徒。1950年生人、因病退休的同学江彬告诉我一件往事：几个当时四年级的女孩儿有几天忽然一反常态，总在一起窃窃私语，并“秘密接头”，互传纸条，在一起时总用眼晴盯着同班一个矮个儿男孩儿。这事让老师发现了，把她们叫到办公室，问是怎么回事。开始她们不说，后来学校一个大队委交给老师几张纸条，上面写着“有叛徒”、“找党”。事情最后搞明白了：她们把自己沉浸在一个虚拟的游戏里，假装自己都是共产党员，而那个矮个男孩儿却是叛徒，她们认为“形势”很严峻，周围都是敌人。而平时他们崇拜的大队委就是“党”，她们要找“党组织“。女孩儿们最后承认，这是看了电影《党的女儿》后想出的玩儿法，在老师面前解释时，她们神情严肃，还没有从“角色”中走出来，真的就像电影里那几个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女共产党员，有的说着说着还哭起来，根本不像在做游戏。江彬就是当年的大队委，她告诉我，当那个矮个男孩儿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叛徒马家辉”时，愤怒地大哭。这些今天听起来很可笑的事情，在当年却很“郑重”地发生在那一代人身上，而且在今天谈起这些往事时，他们眼睛里仍透出神往的目光。
慢慢的，他们也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不光因为他们从小就唱《社会主义好》，他们还用对比的方法知道了这一道理，一是新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没有欺负高玉宝的周扒皮，没有日本鬼子松井；旧社会的孩子过着悲惨的生活，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孩子没人敢欺负；二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美国，美国资本家也欺负穷人，穷孩子没饭吃没衣服穿。
60年代初的《小朋友》杂志有个专栏，叫“小问号”，“小问号”是一个袖珍小男孩儿，经常到各处采访，并且提出各种问题。其中一期有这样的画面：“小问号”到了美国，看到资本家住着高楼，就问：“为什么不劳动的人住这么高的房子?”看到一个建筑工人坐在一个栖身的破汽车壳子旁边，问：“为什么你造房子倒没有房子住?”看到一个阔太太牵着一条穿衣服的狗，旁边站着一个光着上身的孩子，问：“为什么狗穿衣服?穷人却光着身子?”
看到一个大肚子资本家正用叉子吃肉，旁边一个瘦骨零丁的人脖子上挂着“要工作要饭吃”的牌子，问：“为什么你吃得肚子这么大?为什么他饿得那么瘦?”
而且美帝国主义还会侵略别的国家，比如古巴。他们看到叔叔阿姨参加反美大游行，于是也学会了唱“要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从《少年报》上，他们能读到这样的诗：哈瓦那街头，/有个小民兵。/年纪有多大?/只有八岁整。/枪杆比人高，/心儿比枪硬。/谁敢来捣乱，/就要他的命。/抵抗美国佬，老少一条心。/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革命。”
小学语文有这样一课，叫做《公社送我上学堂》，课文是：“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所以就像那首歌唱的“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当时还有个歌谣流传得很广：“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得美帝干着急。”他们从小就知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建设社会主义。
在他们的小脑瓜里，已经开始培育自己稚嫩的信仰、崇拜、爱憎和理想。除了知道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祖国和社会主义之外，他们还知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孩子都应该有好品质：不撒谎，撒谎要长长鼻子；要谦让，孔融是最好的孩子，他知道把大的梨让给哥哥吃；不怕困难，凡事要动脑子，那只把石头填进瓶子里喝到水的聪明乌鸦，和能用船称大象的曹冲都是他们的榜样；他们喜欢电影《马兰花》里那首歌谣：“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学生活
我保存着一张照片，照片是18年前，我女儿第一天上小学时拍的。画面是：早上，她已经背好小书包，穿着小裙子，她妈妈正低头为她剪指甲。每逢看到这张照片，我都有一种时光流逝的感慨。就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刻再往前推三十年，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孩子也坐在了课堂上。最近我问已满24岁的女儿：“你还记得你上小学的事儿吗?”她很干脆地回答：“当然记得。”我心里暗想：“是，我也记得。
我经历过两所小学。第一所很大，但很破。教室的墙壁很旧，课桌面也被不知道多少个大哥哥用小刀划刻过，有坑，有沟，考试答题时，不小心会因为桌上的小坑把卷子纸捅破。小学老师我还记得很清楚，姓朱，嘴唇的某处好像有点毛病，衣服是花的，领子却是白的。如果今天看，那应该不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但却丝毫不影响我对她当时的眷恋和以后的怀念。她对我格外喜欢，当时她教算术和语文，我经常得双百。一年级期末，她奖给我一个圆盖的塑料转笔刀，还有两支带橡皮头的铅笔。家访时，她从来都当我姥姥的面儿夸我聪明。到二年级，算术换了一个老师，姓刘，是中年人，颧骨上有两块明显的红，火气很大，经常让算术不及格的同学罚站，当时小学只上半天课，她就罚他们放学不准回家，她也不回家，一边判作业，一边看着他们改错题。班里那时有个大我好几岁的同学总爱欺负人，刘老师沉着脸说你脸皮可真厚，天天放学改错题回不了家，还有闲心欺负人呢?”现在想来，这话够损的。
我问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和朋友，和我一样，他们也清楚地记得那些小学的老师。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真正能对学校和老师留下印象，也就是在小学的那五六年，等到了“文革”和“文革”以后，学校和课堂的记忆已经变得畸形而杂乱。
去年春节，我们小学同学聚会，同学们的话题除了幼儿园，就是小学和小学的老师们：罗长泉、周瑞、汤涛、李慧明、刘耕勋、张亚华。罗老师教语文，我记得很清楚，三年级我刚转学来时，写了一篇学雷锋的作文，这篇作文一共写了700字，很长。罗老师在课上给全班念，当念到作文里“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成语时，脸上是一种兴奋得意的表情，也引来同学“呀!呀!”的惊叹声。自此，罗老师逢人便夸：“我们班来了一个作文好的。”但罗老师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往外拽学生，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有时甚至很粗暴，让他们到走廊上罚站，大约五年级时，他被调走了。
周老师好像来自北京农村。每次上语文课写板书，头三行肯定写得特别整齐，到了第四行，就开始乱了。一位姓徐的女老师，长得漂亮，穿得也漂亮，能教音乐课，也能教算术课。我们高年级算术，她总是启发同学一道题找多种算法。有时同学找到一种新算法，她一时没反应过来时，习惯用拿粉笔的右手食指关节顶着鼻尖想一下，然后笑着说：“对了!”地理课是一位现在想不起姓和名的中年女老师上，讲得最好，从她那里，我开始知道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地球、季风、南北极和南北回归线。体育老师叫刘耕勋，中等个儿，体格硕壮，我们都怕他。他常年脖子上挂着上体育课用的哨子，最高兴的是体育课踢足球，他和我们一起踢，他在哪一拨儿，对面那拨儿就一边喊着“赖皮”，一边极度兴奋地奔跑。一位同学回忆，有一次放学，同学们排着队走，他不知为什么很大声音骂了一句脏话，正好让后面的教导处李主任听到了，提高嗓门儿说：“那是谁骂人呢?”大家立刻安静下来，队排得特整齐，也没人揭发他。
朋友珍静，1953年生人。说起她的小学生活，嘴像打开了闸门。她说：“在小学，我觉得很幸福，因为老师们都喜欢我。孩子并不需要天天表扬，只要有几句鼓励，有一个笑脸，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就经常收到这样的‘礼物’。我从小就写了一笔好字，作业本总是整整齐齐的，老师经常把我的作业本拿在手里，有字的一面冲外，给全班同学讲：你们看珍静的作业多整齐多干净。记得上三年级时，语文老师突然问了一个很深的课外问题：‘同学们谁知道为什么会有多音字?’当时班里没有同学举手，我举手了。我说：‘当一个字组成不同的词时，有的字的意思就变了，所以就有了多音字。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蒙着回答，因为年龄那么小，根本就不可能讲得清楚。但老师却表扬了我，说我敢于回答问题。老师喜欢我的原因，今天分析，可能因为我学习好，又听话吧。现在的孩子都讲张扬个性，但咱们那个时代的孩子不要求有个性，只要老师讲的话你听，你就是好学生。我到现在还是这种观念：‘听话就是好孩子’。这是那个时代形成的观念，改不了了。”
她讲到记忆中的一位女老师：“有着一双大辫子，走起路来辫子一摆一摆，真是太漂亮了，那是真正的婀娜多姿，那种美，当时就是我的偶像。到今天，每次我听张也唱：“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奇，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我就想起我的那位大辫子老师。”
说到大辫子老师，1955年出生的朋友大雁，也提到一位大辫子老师，也那么美丽：头发有点自来卷，眼睛有点像新疆人，嗓子有点沙哑，一笑特灿烂。她才18岁，今天看，还是个孩子，可她工作那么负责。当时小学生只上半天课，规定中午回家必须睡午觉，老师要家访抽查。有一天，大雁中午躺在床上正和低她一年级的弟弟聊天，一抬头，老师已经站在了床前，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的屋。她并没有批评大雁，只冲大雁笑笑，食指往嘴唇上一放，低低嘘了一声，就走了。后来据说她和学校的体育老师搞对象，班里的女孩子有的都哭了，觉得老师要被人抢走似的，特恨那体育老师。大雁说，她小学之所以每天都很高兴地去上学，就因为她有一个好老师，听着她的课，她觉得很幸福。觉得老师是那么圣洁，自己暗想：“我要好好学习，长大我也要当老师。”她还记得，每到快过新年，班里的同学就会给老师做贺年片，她用牙刷蘸上水彩，在苍蝇拍的铁纱窗上一下一下地刷，颜色就从纱窗小孔喷到纸上，再写上祝福的话，纸就变成一幅彩色贺年片。老师每接到一张，都用惊讶的表情夸个不止。大雁还记得她们学校的校长。一次老师病了，由校长来代课，那是位慈祥的老太太，给她们讲《三颗黄豆的故事》。父亲临终前给了三个儿子每人一颗黄豆，老大把黄豆烤着吃了，老三把黄豆扔了，只有老二把黄豆种在地里，浇水锄草，第一年收了很多粒黄豆，接着第二年又种，又丰收了，几年过去，勤劳的老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老校长缓慢地讲着。大雁说，她还记得自己的学号是“41”，可想而知一个班有多少孩子，但教室里当时安静极了。大雁记得，她上小学哥哥带她去报名的那天，学校的枣树正在打枣，大雁往兜里装满了枣，然后走到一个筐前把兜里的枣往外掏，校长看见了，冲她笑，用手摸摸她的头，摸摸她的脸。那种温暖的感觉至今也忘不了。
说到当年的小学课本，其实大多数人都已经没有太多印象了，一是因为年代久远，二是因为年龄小。开智的初端，懵懵懂懂，诸事无心。但反过来说，还是那句话，那时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划上一道，多高级的“橡皮”，想擦得全无痕迹也难。我访问的50年代出生的一些人，时过半个世纪，一开始都说：“那么长时间了，谁还记得住。”但稍一沉吟，多少都能背出自己印象深刻的几句。
比如小学一年级的：滴答，滴答，哗啦啦下雨啦。种子说：我要发芽啦…
再比如：“新谷晒在晒场里，金光闪闪真美丽。我和弟弟场边站，不让小鸡吃谷粒。忽然我家的花母鸡，一个劲儿地冲到晒场里。我和弟弟看见了，拿起竹竿去赶鸡。母鸡母鸡告诉你!快到那边捉虫去!你要敢吃队里的谷，我们决不答应你!
还有：“从前冬老头有两个孩子，一个是蓝鼻子哥哥，一个是红鼻子弟弟。有一天，弟兄俩在空荡荡的田野上，在密密的树林子里，跑来跑去。
还有：那时有个武将叫戚继光，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从小就很有志气，努力学军事，学会了一套用兵本领。
朋友力志，是我遇到的最能背课文的一位，生于1951年。他说，那时最听老师的话，老师不让背的课文我不敢说，只要让背的，我现在都还能背下来。
他顺口背道：“社里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河边收红薯，笑笑嚷嚷闹呵呵。忽听有人一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还有：“青竹子，节儿密，砍根竹子当马骑。骑到东来骑到西，还要骑到北京去，去见咱们的毛主席。”
他背的最长的有一段：“过新年，锣鼓响，一个炮仗飞上天。飞上天，天上逛，看看祖国好景象。到处都是新工厂。新工厂，好处多，工人叔叔日夜忙。日夜忙，忙得欢，一望无边水稻田。水稻田，绿油油，明年一定大丰收。大丰收，大发展，帝国主义干瞪眼。干瞪眼，挡不了，社会主义往前跑……
后面力志开始打磕巴了，但已经难能可贵，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力志回忆，三年级以前，为了怕学生驼背，课上老师让把双手背后，除了举手回答问题，整堂课没人把手拿到前面来。老师有时很严厉，但也很有耐心，很懂得孩子的心理，同一个问题提出来，可以叫半个班的学生挨个儿回答，谁都有站起来回答的机会，大家都很踊跃。
到了四年级以后，上课就不强调把手背到后面了。
当时小学生还有大字课，一周一次。在米字格的大字本上写大字，每人带一只黑电木墨盒。老师走走看看，把着这个的手写一个字，扳着那个的身子让坐直。一下课，不少男生的脸上手上都沾着墨。下周发作业时，就能看到自己的大字本上会有几个老师用毛笔画的红圈，半天安静不下来，大家离开座位，互比谁的红圈多。一位朋友回忆当年上图画课，老师教同学画一个闹钟，先让画一个圆形，是钟的“身子，再画两个小的半圆形，是铃，再画两个小的竖长方形，是钟脚。
教画一头牛，先让画一个长方形，是牛的身子，再画4个竖着的细长方形，是牛的4条腿，再画一个梯形，是牛头，在这几个图形中，老师一点一点教同学用各种弧线最后描出一头牛来。
今天50多岁的人，有不少人不会用手机发信息，也不会用电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学好拼音。这不能怪他们不好好学习，而是当时各地小学的教学计划不同步。其实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就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议案，我们上学时，正好赶上学习新拼音。当时学拼音，课本上都配有很形象的图画，像“a"”，就画一个张着的大嘴；“e”，就画一只鹅；“j”，就画只鸡；“er”，就画一只耳朵。很容易记住。但当时偏远一点的小学仍然还在学习旧拼音。
记得我们的朱老师经常训一些刚从外地转来的同学。因为学拼音是和学普通话分不开的，不会普通话，拼音就学不好。当时班里的一个大我们七八岁的孩子，山东口音，别的功课都很棒，就是拼音学不会，原因就是改不了口音。老师让他站着，说：‘吃昂长’，二声‘长’，你怎么老念成四声啊，那不成了‘唱’啦。当然课堂上不可能总是很安静，总会有些淘气的学生不专心听讲，爱出洋相。大雁记得她后面就坐着个淘气孩子，老师在上面讲，他在下面讲，问大家：“你们谁知道什么是腚?”把大家的目光吸引过来之后，他自说自话：“告诉你们吧，腚就是屁股。”老师让他站起来，他一脸无辜的样子，很像电影演员梁天，那双眼睛不笑时也像笑。据说长大后很出息，还曾参加了南极科考队。
珍静讲了件往事。他们班有个同学上嘴唇是兔唇，男生给他起个外号，叫豁子。一次老师让用“突然……原来……”造句，一个淘气孩子站起来说：“突然一阵风把门吹开了，为什么风那么大，原来门口站着个豁子。”全教室哄堂大笑。老师却格外严厉地大声说：“大家不要笑，用同学的缺陷开玩笑很不道德。”指着那淘气包说：“这节课你就站着。”
课外活动
朋友全福生于1950年，小学在北京清河附近的朱房小学念书。虽然是郊区的小学，但因为校长是位老知识分子，擅长文艺，教学和课外活动都搞得好，当时很出名。那时每年都组织“红五月歌咏比赛”，每次预赛名次好的学校都集中到八一学校进行决赛。当大幕拉开，人们眼前一亮，朱房小学歌咏队的服装是最棒的，前排的女生一色红裙子、白队服、黑腰带。那年月，就算千部子弟集中的八一学校，都没有那么整齐鲜亮的演出服。大家都想不明白，地处城乡结合部、农村孩子居多的朱房小学，哪儿来那么多钱装扮自己。演出一结束，一位同学卸装时不慎把演出服拉在后台，才最后揭开谜底，原来那红裙子是用皱纹纸做的小围裙，黑腰带是用牛皮纸裁成条，用墨染黑了。
当时朱房小学还有一支很有名的笛子队。笛子便宜的只有几分钱一支，学校吹笛子成风。几乎每个男孩子放学，手里都拿着一支笛子，边走边吹。教室里经常有一股大蒜味，因为学生经常用大蒜粘笛膜。学生大多数家里不富裕，有的连笛膜也买不起，就用胶布粘。一到对外演出时，就由学校统一发笛膜。
全福回忆，那时还有手工课，其中有“泥工”课，但很多孩子买不起橡皮泥，老师就发动孩子用课余时间去挖胶泥，把泥挖来，摔“熟”了，用来做手工。当时理发的手推子一块多钱一把，每个学生每学期交5分钱班费，就用这钱买了把推子，每个月有几个“理发活动日”，会理发的同学就用课余时间给同学理发。
全福说，中午有不少路远的同学带饭。50年代末60年代初，城乡结合部比城里的生活水平更低，学生连饭盒都很少，因为很少吃米，也没人带炒菜。每人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窝头、饼子、菜团子和咸菜。每班有一个线网兜儿，课间操时，值日的同学把所有的小布袋都装进去，一起提到给老师做饭的伙房，网兜儿和布袋都不打开，直接上笼屉蒸。等中午下了课，就去伙房取，伙房里闻不到饭菜的香味，而是一股特难闻的杂味，因为连网兜儿带布袋，加上各种吃食的味儿混在一起；家里孩子多，大人管得少，布袋不常洗，酸、咸、馊、煳、臭，五味俱全。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连这种“五味”都没有了。那时为应对食品缺乏，保持热量，学校号召“劳逸结合”，小学生只上两节课。老师嘱咐：回家就躺着，躺着复习功课，趴着写作业。一位体育老师还教学生练气功，说练好了可以不饿，同学们都去学，全福说根本不管用。全福回忆，他一个本家大哥，上初三正准备考高中，为了有问题能随时问老师，不能回家，就在教室里把课桌拼在一起，躺在上面复习功课。
我也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已经是困难时期，院子里的礼堂天天放电影，还免票。大人孩子天天有电影看，想用电影让人们忘记饥饿。
50年代出生的孩子，几乎都记得他们的第二课堂：少年之家。每逢寒暑假，孩子们都会到父母单位或街道办的少年之家参加活动。那里有书，虽然不多，但总比家里多。一位朋友就记得，他把一本叫《人参的故事》看了三遍。50年代前期出生的孩子，有的已经记得在少年之家里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还是竖排版。还有《红旗谱》等大部头的字书。
朋友王清记得，她们的少年之家由一个很慈样的老太太管着。很喜欢她，因为孩子不多，经费比较充足，少年之家有时会买来硬纸的“手工作业”让大家做。这种“作业”一面印着虚线轮廓，涂着颜色，并印有说明。按虚线把每个部位剪下来，折成规定的形状粘起来，就成了一架小飞机，或一辆小汽车。每次她都做得最好。
快开学时，少年之家评出“优秀同学”，油印出奖状，然后让孩子们用彩笔把奖状涂成各种颜色，写上名字，发给得奖的孩子。王清记得每年寒假各少年之家还要组织汇演，她父母都在轻工业部工作，部里职工宿舍很分散，分成若干片，每片的少年之家都要出节目，到“白广路一号”轻工部礼堂汇演。在幼儿园就是文艺骨干的她，有一次因为试唱《花儿朵朵》，声音不知为什么总发抖，没被选为领唱，郁闷了好多天。
同学春玉记得，学校少先队大队委员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全校过队日，清明节过队日内容最固定，每年都是去给烈士扫墓。同学们自己做好白花，别在胸前，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鞠躬、宣誓、朗诵。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小学去八宝山烈士公墓，去给革命母亲夏娘娘扫墓。那时已是春暖花开，但革命公墓里还是显得寂静清凉，还是我们的歌声和诗朗诵惊动了松树上的喜鹊。那一排排烈士墓让孩子们心生肃穆，脑子里浮现出枪林弹雨中冲锋的英雄。老师留了一篇作文就叫《给夏娘娘扫墓》。
每年春天，就在清明节过后不久，孩子们就都蠢意欲动，打听着去哪儿春游。那时家里条件好的孩子，春游会带上一个面包，几个鸡蛋。条件不好的孩子，最少也要带上一张糖饼。我记得有一次春游，同学们说：谁谁谁可阔了，除了带面包，还带了一块钱。那时候一块钱真的是天文数字。
王清又回忆了一件事，那时放学后同学们都会分成固定的学习小组，一起写作业。她们组4个同学，都是女孩子。在一个住平房的同学家里做作业。房子很小，大家都上了床，盘腿围坐在一张小炕桌旁。等做完作业下床时，一个同学不小心，一脚踹进放在床边的粥锅里。幸好是剩粥，没烫着。那时已经开始粮食困难了，大半锅粥怎么办，倒了舍不得，要喝挺恶心，最后还是那位同学的爸爸，把粥热了热，给喝了。
朋友永生，1950年生人。天生是个做生意的胚子，现在已经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他回忆上小学时，一到星期天，就坐上烧木炭的36路汽车，1毛5分钱从展览路直奔门头沟。那里有不少土岗子，上面长满了酸枣。他拿着小口袋，摘一天酸枣，回来蹲在胡同口卖，2分钱一小盅，5分钱一大盅，一回能挣一块多钱。把大头给家里，拿着零头，到庙会吃扒糕，看小电影(拉洋片)。
再有就是捡煤核儿。放学了就到垃圾站等着，一有人推车倒炉渣，一帮孩子就冲上去，先尽量把炉渣搂到自己跟前，然后连扒拉带敲，把没烧透的煤核儿捡进篮子里。有时还是烫的，孩子们都带着破手套，拿着自制的小铁丝粑子。捡来煤核儿，一半拿回家点炉子用，一半就送到胡同里一个捏泥人的老大爷家，每送一小口袋煤核儿，就能换两个泥人模子，回来可以用胶泥扣泥人，然后晒干，染上色，拿到庙会上去卖，3分5分一个，弄好了卖上一两毛钱，还是吃扒糕，看小电影。另外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摆小人书摊，在家门口路灯底下铺上一块布，把小人书都排好，放上几个小板凳，街坊邻居的孩子、大人看小人书，一分钱一本，厚一点的二分一本。他用赚来的钱“扩大再生产”，再去买小人书。
到了我上五六年级时，同学中兴起了一股风，就是装矿石收音机，进而装半导体收音机。当然小学生装的收音机都很初级。当时最时髦的半导体收音机就是单管再生式。买一个耳塞机，那种耳塞机有核桃大小，有两个可以互换的耳塞。那只装耳机的厚纸盒有六七公分长、三四公分高，便成了收音机的“机箱”。买一只瓷片的可调电容，用上面的螺丝可以调出两三个电台；买一只高频三极管，那大约要二三十块钱，是最贵的元件，再买一根扁磁棒、几个电容、电阻，加一个5号电池，就装起一台用耳机听，可以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能随身携带是一种飞跃)。这种收音机，在我们班上大约有三五个人能装，为了显摆，有时会偷偷上课时听，老师发现后当然会不客气地没收。但下课一顿教训后，会照例还给他们，因为老师也知道这东西很贵，弄丢了不好交待。我记得到我已经上了中学，有一次遇到小学的班主任汤老师，他那时也就20多岁，问我是不是还在玩儿半导体，原来他那时也在玩儿。
当时城市都有少年宫，对小学生开放。在少年宫当老师，是一种非常受人尊重的工作。他们都是对有某一专项擅长的学生，对小学推荐来的学生分项进行辅导。朗诵、唱歌、棋类、绘画、体育、航模等等。这些少年宫都属于各地的共青团组织，因此办得蓬蓬勃勃。朋友黎明的父亲就曾领导过一个省会城市的少年宫，他同时还兼着团市委宣传部长。家里4个孩子都分别有各自的“一技之长”，也算是那个时代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50年代出生的孩子，对于小学的记忆是明朗的，绝大部分是幸福的。大一点儿的孩子在“文革”前就上完了小学，小几岁的孩子，到“复课”后仍旧回到小学课堂。今天他们对小学生活的诉说，听起来都很欢快，趣闻趣事很多，没有描述自己后来生活时的沉重和忧烦。这当然一方面是与孩子在那个年龄的天性有关，同时也和那个时代祥和的社会大气候密不可分。应该说：“文革”前对孩子的教育是正面的、单纯的。是一种近乎纯粹的“无产阶级”教育。孩子们心中充满“无产阶级”理想，这些理想无不和祖国的强大，人民的富强有关。长大了不是想保卫祖国，就是想建设祖国。不是想当科学家，就是想当飞行员。从小他们就知道，自己一取得成绩，都是党、祖国和人民给的，和今天的孩子一有成绩首先感谢父母不同。这种理想教育虽说失于空泛和模式化，但对于培养孩子的无私、培养孩子的宽广胸怀却不无益处。50年代出生的孩子“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热情，直到今天恐怕也不比年轻人差。再有让他们快乐的是，整个社会充满正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类赞美太平盛世的比喻，在那时就是现实存在。大人可以放心让孩子在外面玩，不必害怕像今天会被拐卖；被倡导的社会美德，大人孩子都身体力行，互相学习，互相感染。那时的儿童读物里，诸如汽车让座、保护环境卫生、爱护花草、爱护公共财物等题材充满眼球。60年代初，有这样一组宣传画，题目叫《节约二分钱》
图一：弟弟向妈妈要了二分钱；
图二：哥哥跑来问：“你要钱干啥?”弟弟说：“买风车。”，
图三：哥哥把二分钱还给了妈妈；
图四：弟弟正玩着哥哥给他做的风车。
孩子在这种充满正义感和美好事物的社会环境中，心里很少杂念，“有利他人”，“积极向上”，是社会风尚的主流。
在那个年代，孩子们的幸福指数绝对不比现在低，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自小就有一种“主人翁精神”，除了极少数孩子因家庭原因被歧视，被摒弃在群体的边缘(如果说那个年代有什么不和谐，这是最主要的。但不能不承认，在孩子们中间，这种歧视比大人要小得多)，其他绝大部分孩子都享受着“国家小主人”的待遇。他们随时感觉到祖国的欣欣向荣，就连三年困难时期，他们虽然饿着小肚子，但从来没有悲观和消沉，因为国家的教育仍然是昂扬的，大人的情绪，也基本是良性的，他们受到的消极影响不大。再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的分配形态是平均主义的，最高与最低的收入差别不大，工人的收入和干部比起来并不处于劣势。孩子们所看到的是，布少，大家都穿补丁衣服，粮食少，大家都挨饿。除了极少数高级干部，一般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待遇是一样的，干部还要带头减薪。中国传统的“不患寡就患不均”的思想，在当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社会气氛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孩子，他们心理宁静，没有不平衡，也没有从大人那里传染到愤懑和不满情绪。全福回忆他们朱房小学的合唱队到八一学校参加比赛，整齐的纸裙子把八一学校合唱队都镇住了，当年八一学校的孩子大都来自部队干部家庭，生活水平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很高的，但他们也都是临时凑起来的花裙子，遮挡着后排男生的补丁蓝裤。
当然这种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在今天看来，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但孩子就是孩子，能让他们高兴的，他们就感到幸福。
1950年6月19日，毛泽东在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一封信中指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时隔半年，毛泽东又致信马叙伦，再强调：“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由此，当时提出的教育方针并不像后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是“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既然要把学生身体放在第一位，那么除了体育锻炼，讲卫生当然成了必须注意的问题。
讲卫生”在当年有点搞政治运动的味道，像“除四害”就搞得轰轰烈烈。但又和搞政治运动不同，它确实给老百姓尤其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好处。孩子们都知道“生吃瓜果要洗烫，饭前便后要洗手”。小学生上学时要求“四带”：“带手绢、带手纸、带蝇拍、带水杯”。有的朋友回忆要“四有”：水碗、水碗套、手绢、口罩。
如今超过50岁的人胳膊上都会有几个浅色的疤痕，那是当年小孩种牛痘留下的。已经上了小学的孩子都得排着队去接种，老师对那些怕疼不愿去的孩子说：你愿意脸上长大麻子吗?不种牛痘将来就成大麻子。孩子们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学校卫生室去挨“针”，而且还不是一次，要三次。有的会肿起来，有的还会化脓，我当年就因种牛痘感染化脓，最后胳膊上没留下别的孩子那种疤痕，而是留下了个小坑。因为有过敏症，我开始时不能种牛痘，心里很害怕，总是问老师：“我会长麻子吗?”当年毛泽东对扩大《参考消息》发行，曾有过关于“牛痘”的论述：“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有次聚会，一位朋友提到小时候的一种“糖”，叫“宝塔糖”。于是大家都纷纷想了起来，说起关于宝塔糖的往事，十分兴奋。那时候零食很少，孩子们都很喜欢这种宝塔糖”，那其实是一种打蛔虫的药，幼儿园和小学都发，因为它不要任何票证，凭学校证明和家长工作证就可以在药店买到，3分钱一颗，家长怕孩子长蛔虫，也经常会买一些预备着。一来二去，宝塔糖就成了孩子们惦记的零食。有位朋友形容宝塔糖的样子和滋味：圆锥形，有点像今天的“火炬冰淇淋”，但比冰淇淋小得多，只有一公分半高，包着层半透明的纸，红、白、黄、蓝4种颜色，上面有沟棱；吃起来沙沙的，味道酸甜，沾舌即化。小时候，谁脸蛋上或手指甲上有白色的“虫斑”，老师、家长就会给两颗，吃完后肛门就开始发痒，一会儿就会有蛔虫拉下来。有的孩子一次可以拉下十几条蛔虫。为了想吃“宝塔糖”，有的孩子会故意装肚子疼，甚至会故意吃些不干净的东西。北京人把宝塔糖”俗称“塔儿糖”，那时如果生了个儿子，就说“生了个带‘塔儿糖’的”，因为“塔儿糖”的形状很像小男孩儿的小鸡鸡。一位朋友笑着说：“真新鲜，那时那么多蛔虫，连大人也有，现在倒没有了，肯定是现在吃的东西沾农药太多了，在肚子里都把虫卵杀死了。”
阳光少年
崇拜抗美援朝英雄
今天十几岁的孩子，有很多祟拜的偶像，崇拜得很狂热，但周期却很短，被崇拜者大多是明星之类。至于崇拜过去的英雄，那已经是很少有的事了。黄继光、董存瑞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遥远，尽管现在的小学课文里还保留着一点这些英雄的影子。雷锋经常被当成呼唤社会公德的口头禅：“雷锋叔叔回来了”，或“雷锋叔叔哪儿去了”，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至于像向秀丽、孟泰、王进喜、蔡永祥和草原英雄小姐妹，今天的孩子就更不知所云。“可歌可泣”这个词会是什么含义可能在四川大地震中他们感受到一些，但估计很快会归于平淡。这不能怨孩子，这是因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所致。有人说，“这是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这话不确切，因为每个时代都会有英雄，只是含义不同。
“80后”的年轻人在国外保护奥运火炬的爱国激情，就很可爱，很像英雄。而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十余万救灾部队的主体恰恰是“80后”，救灾志愿者的主体也是“80后”，这说明这个时代并不缺少英雄。
而50年代出生的孩子，从他们一懂事，就知道崇拜英雄，长征中的“十八勇士”，抗日战争中的“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但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恐怕要属抗美援朝的英雄。在幼儿园他们就会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从一上小学他们就知道黄继光、邱少云。
不能不说，50年代出生的人，和抗美援朝有一种特殊的缘分。这代人里有大量的人从一出生就被以抗美援朝“冠名”：和平、抗美、援朝、北援、中朝、平壤、绿江……以及类似的名字，随时都会遇到。有人说，这种名字都是参加入朝作战的军人的子弟才会起，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这些名字也像“文革”中的保东、向东、志东、卫东一样，是那一时代时尚的产物，因此并不绝对，我知道的一位当年的劳动模范、村支书，儿子就叫中朝。从时间上讲，抗美援朝与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除了他们的名字，并没什么直接关系，因为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时，这代孩子最大的也还不满1岁；到带有标志性的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最后撤军，有的孩子还没有来到人世。但历史的影响往往在事件发生之后，越重大的事件，影响越不定在当时。
40年代出生的人，抗美援朝开始时，已经懂事，正在小学或初中读书，在全国人民奋力生产，捐钱捐物，以实际行动支援志愿军保家卫国、奋勇杀敌的热潮中，这些小学生和中学生中流行着一种孩子们的“实际行动”，那就是给在战场上的“志愿军叔叔”写信，鼓舞他们的士气。至今存世的一些50年代的宣传画中，就有不少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比如画家蒋兆和的《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就很典型，画面上两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正手握毛笔写信，信纸上已经写出了“抬头”“最可爱的志愿军叔叔……”这种写信式的交流，作为战时政治工作的部分，确实给在前线处于极为艰苦条件下的官兵们以一种“祖国就在你背后”的巨大鼓舞。这种感人的交流，在当时流传着很多佳话。有的写信的“对子”，友好情谊一直维持到今天。前两年有篇文章说：60岁已经退休的当年的“小学生”，要去给已经写信和交往了50多年的志愿军叔叔”过70大寿。
然而，如果说40年代出生的孩子，在抗美援朝中受到的影响是直观的、即时的，所看到的场面是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有着切身的感受，那么带有几分历史遗憾的是，抗美援朝所带来的这笔巨大精神财富，那时还没来得及提炼和升华，这笔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资产，经过几年的“反刍”和“蒸馏”，到了5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懂事时，正好变成了课文、电影和文学作品，这代孩子就成了这些“精神营养”最早的摄取者。当时的儿童读物中经常会有抗美援朝故事，短小生动，直接镶嵌在孩子们的小脑瓜儿里。我在最近收集到的一本那时的儿童杂志上就看到了一篇关于邱少云的连环画，一共11幅，画旁的说明文字是这样写的：
1.志愿军部队要攻打敌人的一个阵地，连长说：“我们和敌人的阵地，隔着六里多路的空地，部队一出动，敌人就会发现，得派一些同志在头一天晚上，先摸到敌人跟前去埋伏。
2.连长派邱少云和一些战友先去埋伏，连长说：“等发动攻击时你们突然扑上去，消灭敌人。你们得在那儿一动不动地趴着。”邱少云和他的战友说：“是，坚决遵守纪律!
3.夜里邱少云他们身上披着茅草，悄悄地摸到敌人跟前，一动不动地趴在草丛里。敌人的铁丝网、地堡和来回走动的哨兵，都看得很清楚。
4.他们给冻得两腿发麻，好容易才盼到天亮，身上才暖和起来。可又来了些小虫，尽往裤管里钻，痒得多难受啊！可是他们心里说：“不能动，要遵守纪律。”
5.敌人下山来了，越走越近，邱少云看见战友焦急的脸色，连忙挤挤眼晴，好像在说：“为了胜利不能动！”可是有两个战友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吓得连忙往回跑。
6.志愿军的指挥员看到这情形，马上命令开炮：“消灭这些敌人，不能让他们跑回去报信。”
7.下山的敌人被消灭了，敌人又派了飞机来投燃烧弹。有一颗落在邱少云的身边，立刻燃起熊熊的大火。
8.邱少云身上着了火，他只要打个滚，就可以把身上的火扑灭，可是他想：“不能!我一动就会被敌人发现。为了胜利，坚决遵守纪律!
9.邱少云身上的火越烧越旺，他两眼盯着战友，紧咬着牙。“胜利是我们的……”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就光荣牺牲了。
10.太阳下山的时候，志愿军部队发起攻击，邱少云的战友从草丛里跳出来，冲向敌人的阵地，不到二十分钟，就把敌人全部消灭了。
在朝鲜上甘岭右边的一座山峰的石壁上，刻着一排大字为整体，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邱少云这位伟大战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文字简单明了，有些生字还注着拼音，让人仿佛一下就回到了少年时代。这个不知道被多少人讲了多少遍的英雄故事，读起来仍然让人激动不已，因为它铰接着这代人儿时的情结。
如果说，40年代出生的孩子，从旧中国的战乱和黑暗中走进新中国时，已经稍稍变得有点“复杂”的话，那么50年代出生的孩子，就是一张白纸，纯净无瑕，最早进入他们思想中的英雄和故事，先入为主，印在脑子里深刻鲜明，抹也抹不去。他们从记事起所认识的第一批英雄和故事，很多都来自抗美援朝，那些事迹新鲜贴近，就发生在几年之前。既不是发生在昨天，让孩子们来不及理解，又没发生在很远，让他们有历史的眩惑感，所以他们觉得，那是最真实的，虽非触手可及，却看得异常真切。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英雄和故事，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一生。一位50多岁的工人从水里救出了一个孩子，当孩子家长上门表示感谢时，他爽朗一笑说：“从小就学罗盛教，这点事算什么。”
当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经过几年的加工重塑，出现了一批定型的文化产品”时，50年代最早出生的孩子开始上学了。他们一踏进学校的门，就知道了那些披着战火，洒着热血的英雄。
黄继光、董存瑞
孩子们的作文如果写到他们，习惯的顺序是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他们把解放战争炸碉堡牺牲的董存瑞夹在两个志愿军英雄中间，不能说只是孩子们对时间认识的混乱，还可能会有孩子对英雄事迹直觉上的侧重。听英雄故事，是当时孩子最愿做的事情，这些故事的感人程度，不要说当时，就是价值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从人性角度看，也是难能和高尚的，因此在当时不可能不对孩子们产生影响。
大约是小学二年级时，学校请来一位志愿军叔叔作报告，报告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但他那拄着双拐走路的样子，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有一条腿是在朝鲜冻掉的、当时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里还都穿着单裤。
同学老宋讲的当年发生的一件事，很典型：一天中午，学校老师突然接到报告，说一个三年级的男孩爬上一个大烟囱，下不来了。忙乱之下，老师们请来附近施工的工人，把孩子用绳子捆着背了下来，气急也吓坏的校长，不敢冲孩子发脾气，摸着他的头问“你上烟囱找什么呀?”惊魂未定的孩子，一句话出人意料：“我要学杨连弟。”杨连弟是志愿军的“登高英雄”。
还有一个孩子手被玻璃扎了，伤得很严重，要取玻璃碴子，要缝针，爸爸鼓励他，让他学邱少云，不哭。孩子咬着牙，紧张和疼痛令他小鼻尖上直冒汗珠，但他终于忍着没哭。包扎完后，孩子慢慢睁开眼问：“爸爸，我怎么没牺牲啊?”
一个孩子把自己的枕头横一道竖一道绑上绳子，枕着睡觉妈妈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这是炸药包，杨根思就是用炸药包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这些现在听起来很可笑的事情，当年那一代孩子却做得那么“郑重”，而且直到今天讲起来，仍是那么郑重，没有半分自嘲和自谑。
朋友珍静说起当年的英雄：“没的说，就俩字：崇拜。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几句课文：我回来了，亲爱的祖国，我回来了，美丽的故乡；已经8年没见您的容颜……’我在全班朗诵着，眼泪直流。”
抗美援朝故事，给孩子们所带来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是无与伦比的。这些英雄让他们对祖国的概念比起《我们的祖国是花园》那首歌更深刻了一步，他们知道了祖国需要去保卫，不准坏蛋来侵犯。同时还带来另外一种教育，那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憎恨和蔑视。当时电影《上甘岭》、《长空比翼》，以及后来的《英雄儿女》是孩子们最爱看的。它们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恐怕是后来的教育学家无法估量的，是任何说教都无法达到的。他们从小就不怕“美帝野心狼”，他们看到的美国兵，总是在我们的英雄面前失败。这种民族精神，埋进那时幼小的心田，使这一代人知道什么叫恨，却不知道什么叫怕，直至今天一位朋友酒后豪言：“他们(美国)要敢来(侵略)，别看我五十多了，照样收拾他们，大不了不就是拼上这条老命么!”
小时候记得很清楚，到一位同学家去玩，他父亲就参加过抗美援朝。他拿出父亲回国时朝鲜人民军送的纪念品：一双银筷子和一只银戒指，那戒指上刻着毛主席像和和平鸽，心里羡慕不已。据说志愿军回国时，朝鲜赠送了很多纪念品，其中最多的就是筷子。有的部队，团级以上干部，每人送一双象牙筷子，营以下干部，每人送一双银筷子。
除了抗美援朝，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军人参加的战争是有限的，中印自卫反击战时，50年代出生的人年龄还小。但后来的抗美援越、抗美援老和对越自卫反击战，都有大量50年代出生的军人，尽管他们那时仍很年轻，但绝对是孬种很少，“好样的”很多。
一位参加过抗美援越的1968年的老兵告诉我：“那时美国装备先进，B52飞机成群而至，晴天都被遮成了阴天。一轰炸起来，咱们只有挨打的份儿，钢珠弹打得高射炮的炮体全是麻坑、气浪弹把指导员掀到了房顶上，但那时就是不知道怕，反而觉得特神圣，特过瘾，什么死不死的，根本不去想。”一位参加过抗美援老的战友回忆，当时还是新兵的他，从北京集结的第一时刻，就发现发的是2斤的棉衣(当时往南方走的部队发2斤棉衣，往北方走的部队发3斤棉衣)，就问新兵连长“咱上哪儿?”连长一眨眼说：“小子，你们赶巧了，打仗啊!”在此前他已经隐隐约约听说要去老挝，这下证实了，当时浑身热血沸腾。在昆明3个月的新兵训练期间，他的兴奋劲儿分毫不减，多苦的训练都不在话下。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同一连队有个新兵逃跑了，因为他听说“老挝的敌机比蚊子多，老挝的蚊子比敌机大”。这个兵，因为还是在新兵训练时期，领章帽徽还没发，严格讲还不算个兵，没受什么处分，被从火车站抓回来，直接押送回原籍。整个新兵连都以此为耻，那个“逃兵”所在省的老乡，更是心里恶心，羞愧难当。一天，“老乡”中一个年龄最大的兵，人称“老大哥”，来到连部，交出一份请战书，那不是他一个人写的，是所有“老乡”一人一字用血写成，要求分配到湄公河沿岸的连队去，因为当时传说那里的战斗最激烈。我这位战友记得，自己被分配到位于老挝“二号公路十一公里”的连队。当天深夜，指挥所就拉响了美机凌空的警报，他的动作比老兵还快，只穿一条裤衩，不顾一切奔向山头阵地，老兵骂：“滚回去，你会干什么!”虽然挨了骂，但那一刻，他的兴奋“永生难忘”，听着高射炮装弹的“哐当、哐当”声，满脑子就一个念头：一定要立功，一定要当英雄。有人说，当年的英雄已经“过气”了，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无足轻重了。
我们说，不排除历史会有真相被弄错或隐去的可能，尤其在“左”的年代里，会为政治的需要人为树起一些典型，而把他们的缺点掩去。但在如抗美援朝这样的战争中，涌现出一批舍生忘死的英雄，是毋庸置疑的，决不会只有一个黄继光或邱少云，他们只是众多英雄的“符号”而已。英雄，作为时代和公众的理想，他们决没有“过气”的问题，如果再发生保卫祖国的战争，他们照样会被人们记起，会被作为榜样。和他们一样有英雄行为的人，照样会被后代赞颂和景仰。
学雷锋
没打过仗也是英雄
50年代出生的孩子，自小就在党给他们准备的经过严格净化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有人说，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左”的世界里，其实，如果从孩子成长的角度讲，经过“提纯”的生活环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与后来“文革”中的极左相比，解放后十多年倡导的很多事情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不符合人性和儿童成长规律的，至于他们是否会如有人说的：因过于净化而思想单纯，以至于造成后来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和偏激”，这恐怕没有多少必然联系。个人崇拜和偏激是某个时代的特征，并不专属于哪一代人。
比如解放之初，对儿童教育提倡“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这于今天来看，都不过时，是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儿童做到的。这种“五爱”教育，对50年代出生的孩子影响很深，“爱祖国”，“爱人民”抽象一点，不容易从行动上体现出来，但“爱”的种子却从小种在心里，至今“日本鬼子”、“美国鬼子”、“汉奸”、“叛徒”是他们最痛恨的；“爱科学”因为年龄太小，除了矿石收音机和航模等少年宫可以组织的活动，与孩子们也有些距离，比较淡漠，而爱劳动，体现得最丰富。放学后抢着做值日，往往一把笤帚几个人争夺，抹布成了好东西，每个人都有一块。劳动课去校外种树，去农田拔草，孩子们都兴致勃勃。“爱护公共财物”，则从小就身体力行。
花草、小树就像对待朋友，从不伤害，对打碎玻璃，在墙上乱涂乱画都知道是坏孩子干的事情。记得小学时一个同学用小刀在课桌上乱刻，老师不仅批评了他，还把家长叫来受“教育”。当年《少年报》上有个小故事，一个小同学“除四害”打苍蝇，苍蝇落在花上，他举苍蝇拍刚要打，另一个同学提醒他：那要把花打坏的，于是找来一个鱼头引诱苍蝇落在鱼头上，然后再打。
向秀丽
孩子们把为抢救公共财物在大火中牺牲的向秀丽视为英雄，一位朋友一提醒，又让我想起了当年18岁的银行营业员徐学慧为保护现金，与坏蛋搏斗，被砍断了双手的事迹。老师讲这个故事时流眼泪了，女生也有哭的。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手被砍断了，还可以安上假手。这些故事的教育作用并不是一时的，就是在“文革”中，红卫兵的抄家和打砸抢，绝大多数东西都上交了“组织”，自己私占的事情很少发生，一是对党的“忠诚”，一是良心的忌惮，这后者，不能不说是小时候受教育的结果。当时谁如果发生了偷拿抄家物品的事情，会被“战友”们鄙视，会被踢出“革命组织”。
有人说50年代出生的人“幸运”，这恐怕大多指的是精神层面。这话不无道理。当他们长到10岁左右，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等英雄在头脑中生根的同时，又涌现出一群和平年代的英雄。这些榜样闪着时代的光辉，走入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这群榜样的代表，当然就是雷锋。
雷锋的事迹好像是突然就闯入这群孩子的记忆。雷锋的照片是黑白的，模样并不鲜明，那时没有电视，他的样子，还不如电影《雷锋》里演雷锋的董金棠给人的印象鲜明。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和才旦卓玛唱的电影插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却比什么都深刻。解放后新中国掀起的热潮不少，但学习雷锋恐怕是50年代出生的孩子懂事后亲身感觉到的第一个热潮。
关于学雷锋，同学欣欣记起的往事很有意思。欣欣家住在工程兵司令部，爸爸当时是工程兵政治部的领导。雷锋是工程兵部队的战士，他的事迹发现后，最早就是工程兵政治部组织宣传的。当媒体还没有大规模宣传雷锋，国家领导人还没有集中题词时，在工程兵大院的食堂里，就已经办起了学习雷锋事迹的展览，组织干部、战士和中小学生去参观，欣欣看着雷锋用过的木箱，回家说，雷锋用的那是什么破东西，他又没打过仗，为什么要学习他?结果正好让她爸爸听到，立刻挨了顿臭训，说：“你们就是应该学习雷锋的艰苦朴素和钉子精神。没打过仗他也是英雄。”
当时对孩子们来说，最直接最浅显的理解，就是学雷锋，要做好事。那时能做的好事格外多又格外少。多是因为每天老师都在说谁谁谁做了什么好事，给予表扬；少是因为大家都在抢着做好事，能把“好事”抢到手很不容易。
今天朋友们回忆起“做好事”来，都带着甜蜜的微笑和对孩童时代的几分自嘲。有人说，那时很多孩子放了学就在马路边上等着，只要有老人过马路，就都跑过去搀扶。有时一个老人，由一群孩子扶着，外加一位怕出事在边上护着这些老老小小的交通警察。后来有个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很能反映那时孩子的心理，不少孩子放学都低头走路，盼着能捡到哪怕是一分钱。那时有两类人最受孩子们关注，在农村是“五保户”，在城市是敬老院。报纸电台经常有孩子们如何帮助没有儿女又上了年纪的“五保户”，如何帮助敬老院里的老人送饭送水。农村很隔膜，也没见过“五保户”什么样，但有一次去敬老院的经历，我还有印象。那是一次愉快而满足的活动，去的孩子经过了挑选，没选上的可能是太淘气了，还有人因此哭鼻子。那真有种要上战场的自豪感，知道这次是真正的“好事”来了，一定要做个痛快。
记得那是城里一个普通的院子，并不大，不像《少年报》上画的敬老院那么宽敞。里面只有几位老人，但也没有像今天的康复中心那样都躺着不能动，老头儿有下棋的，老太太有坐在床上纳鞋底的。我们兴冲冲去了，当然是由老师带着，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大人跟着，现在想来，或许是当地街道的办事人员。那时街道不仅自办幼儿园，也自办敬老院。到了以后，同学们就拿出自己带的笤帚扫地，那地其实本来就很干净；然后擦玻璃。这期间有两个女孩儿突然有惊人之举，她们竟跑到老太太们屋里找出一件衣服泡在水里，打算要为“老奶奶”洗衣服。这一招儿使原本看着她们微笑的老人，踮着小脚跟了出来，说，你们还小，不会洗。依当时的记忆，恐怕她们真的不会洗，那么小的盆儿那么一点儿水，洗一件外套，本身就不像那么回事。肥皂那时凭票供应，人们都用得很在意，普通人只有洗脸才用那种黄色的能一切两块儿的肥皂，用香皂的很少。老人很慈祥，说，我教你们。于是从屋里拿出一块儿白色正方形的碱块，这是洗大衣服用的，一老两小蹲在院儿里，说说笑笑。最后还是老师把衣服拿到压水井边涮洗干净。回来以后，这件事立刻轰动了全校，“在敬老院帮老奶奶洗衣裳”，这样的事迹招来很多孩子的艳羡。
学雷锋在当时是无处不在，热气腾腾。宣传雷锋精神形式多样。媒体自不必说，电影、戏剧也有很多以好人好事为题材的作品。一位朋友回忆，她们所在的小学就曾排演过做好事的小节目，演给郊区社员们看。二年级的她是剧中的主角—个捡了钱包、拾金不昧的少先队员。剧中她把捡到的钱包交给“老师”，然后下场，等“失主”来时，老师”要把钱包还给“失主”，并接受感谢。这时闹了笑话，不知道导演”怎么“导”的，“失主”和“老师”都已经上场，而那个当道具的钱包，却不在“老师”手里，也不在“失主”手里，居然还在场下的她手里，台上的两个“演员”转着圈找钱包，面面相觑，台下已是一片笑声。
那时学雷锋的最高境界，是做好事不留名。但整个社会的风气又都在表扬做好事的人，并且一些做了好事的大人被评为“学雷锋标兵”，孩子则被评为“学雷锋好少年”。所以“不留名”和受表扬之间，是一对很尖锐的矛盾。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就遇到了这样的事，他真的捡到了一个钱包，里面的钱多得让他吓坏了，他毫不犹豫交到了派出所，警察记下了他的姓名和捡钱包的地方。临走时，他要求警察叔叔不要把这事告诉学校。警察叔叔表扬了他，并且答应为他“保密。但回到家里，他不免有些后悔，问妈妈，警察叔叔会不会把这事告诉学校，妈妈问，你想让学校知道吗?他说想，但又说，可雷锋叔叔做好事从不留名。孩子的内心经受着高境界与爱荣誉的斗争。当然最后警察叔叔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学校。
1955年出生的振中回忆：那时小学都有学雷锋小组，任务是帮助学习不好的同学。他们小组一共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农村孩子，比他们大几岁，都叫他大敏子。他数学很差。这4个孩子就下课去他家，帮他补数学。大敏子的妈妈是个半大脚，很热情。家虽在农村，但很清洁，大敏子穿一件黑棉袄，也很干净。他记得很清楚，大敏子当时怎么也绕不过“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这个弯儿来，一个女孩儿灵机一动，用纸剪了一个圆，告诉大敏子，这个圆是一；然后把圆叠成半圆：这就是二分之一；然后再对折，叠成小扇子形：这就是四分之一。大敏子豁然开朗。振中说，听说大敏子长大了在生产队赶过大车。振中他们还用课余时间去捡碎玻璃卖，钱用来做班费。因为住在郊区，一群孩子下课还背着小筐去拾马粪，然后交给学校旁边的生产队。看了电影《雷锋》后，振中说，我真的很感动，想着中国还有这样的好人，能和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真是很幸福。学雷锋见行动，那时学校教室都是平房，冬天取暖就是在教室里生个大炉子。低年级的教室，专门有一位韩大爷管生炉子。虽然那时班里实行轮流值日，振中仍每天早早赶到学校，抢着先把班里的炉子生着，然后再去给韩大爷帮忙。看着同学们在自己生的炉火旺旺的温暖教室里上课，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了一冬天。期末，学校的黑板报上对他进行了表扬。
学雷锋，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学”法，就是模仿雷锋写日记。《雷锋日记》称得上是一部极深刻的笔记作品，20多岁的年纪，能写出那样文笔生动，思想阳光的日记，就是21世纪的今天读来，都不能不承认是高水平的。当时的学校有一股风，就是把写日记纳入家庭作业的范畴，每天要写，主要写做了什么好事。但哪有那么多好事可做可写呢?那时的孩子很诚实，好人好事绝对不会杜撰和造假。于是便有了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自我检讨：打架了，作业不认真了，没帮妈妈做家务了，没帮同学拿书包了等等，都是“没能做到像雷锋叔叔那样”。总之检讨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并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加以自我批评。这让人想到“文革”中，毛泽东“要斗私批修”的“教导”和一位叫门合的部队干部提出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这些提法让“文革”期间的人们，都学会了“忏悔”，其中不少人因此而心理被扭曲。而“文革”爆发前几年，孩子们的日记已经多少有了点儿那种味道，当然“左”的程度远没有后来厉害。
一位朋友找出她1965年的日记本，封面上写着：“遇到困难想雷锋，忘我劳动比雷锋，助人为乐学雷锋，艰苦朴素超雷锋。”这话现在听起来不像那时才十几岁的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恐怕也像中国每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四六句”、顺口溜儿一样，是为了做好宣传工作而由什么文化人总结出来的。但让人觉得可贵的是，那时的孩子是那样虔诚地把它奉为格言，那样深入他们的灵魂。这位朋友说：“直到现在活到快60岁了，我无论工作上生活上所遵循的原则和条律，都还是当年学雷锋的那点儿底子。”‘
雷锋有一段名言，叫做：“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这四个“对待”，比喻巧妙，排比工整，朗朗上口，说绝对点儿，50年代出生的孩子没人不记得。而这里面最后一句“对待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影响很大。
雷锋是个苦孩子，不满7岁成了孤儿。很小就上山砍柴，可是当地的柴山都被有钱人家霸占了，不许穷人去砍。一天雷锋砍柴被地主婆看见，破口大骂，并抢走柴刀。雷锋哭喊着要夺回砍柴刀，被地主婆在雷锋手背上连砍三刀，长大后手上还留着伤疤。
在学习雷锋事迹时，这段故事孩子们都记得很清楚。雷锋的苦难童年，让孩子们知道了“忆苦思甜”。那时毛泽东已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记得那时老师利用上课时间经常讲一些故事，比如：旧社会天津的资本家扒光童工的衣服，换上特制的“囚服”，因为受不了非人的劳累和毒打，有的孩子逃跑了，但因为穿的是囚服，又被抓回来，当然又是一顿毒打。还有：火柴厂的童工给老板干活后，脸上被盖上印，这印不能洗掉，如果洗掉，就不给钱，还要挨打。时间长了孩子的脸上盖满了印。
在旧书市场上我买到一本1965年出版的40多页的儿童读物，名叫《童工血泪仇》，在前言里有这样的话：我们新中国已经建立十六年了。十六年前，现在在小学读书的小朋友，还没有出生，对新中国诞生前的旧社会是什么样子，知道得很少，或者一无所知。在旧社会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对农民、工人进行野蛮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他们用血腥的双手霸占农民的千万亩良田，在千百万农民的白骨堆上筑起了商楼大厦，使自已变成大富翁，而劳动人民则过着苦难重重不如牛马的生活。同时，旧社会的反动政权，又代表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政治上的的迫害。对于过去这些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我们不能不知道，也不能忘记掉。在我们当前的新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
也就在学雷锋的同时，孩子们加深了对“敌人”的认识，不光旧社会“收租院”里有刘文彩那样的敌人，在新社会也有在公社地里偷辣椒，并且砍死少先队员刘文学的敌人。美国鬼子不仅在《椰林怒火》中侵略越南，也在《赤道战鼓》中欺负刚果。这使孩子们小小的脑子里装满了“斗争哲学”。一位朋友记得当时上小学的他们，看到一个拾破烂的人有些“鬼鬼祟祟”，随即指派两个人去派出所报告，两个人继续跟踪，最后证明他们判断正确，那人的筐里真的有好多偷摘的桃子。
不能不说，当年的学雷锋运动，把中国社会的净化程度推向极致。孩子们因此愈加心地纯洁，助人为乐，济困扶危，无私心，爱人民，成了他们人格和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后中国涌现的舍身保大桥的蔡永祥，拼死救儿童的刘英俊，扑地雷救民兵的王杰，拦惊马救火车的欧阳海等等，一批以生命实践学习雷锋精神的青年英雄，又成了孩子们的榜样。如果说以“文革”爆发为标志，以他们由少年走向青年为分界，那么学习以雷锋为代表的这批英雄，是50年代出生的人思想上的最后一次升华，在他们世界观最初形成时，起到了加固作用，成了他们成长中的精神里程碑。一位朋友告诉我，1973年，正在当兵的他，无意间听到收音机里播出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是配乐诗朗诵。经历了多年动乱纷扰，思想已掺杂了很多对生活消极理解的他，顿觉心潮汹涌，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使他抱着收音机跑到连部，让指导员一起听，很快连部挤满了人，大家静静地一起把它听完。他说，当时这帮平时除了睡觉没个安静的战士，谁也不说话，激动都印在脸上。那一晚，他们班的战友熄灯以后竟讨论起了雷锋，回忆加争论，喋喋不休。这种被窝里的自发讨论如此热烈，不善言词的农村兵也参加进来，实在罕见。当时“评法批儒”之类的话题从不会让人“自发”，也从不会让人激动。这位朋友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感觉，反正那段时间我很想念雷锋。”
学雷锋，从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号召至今，已经45年过去了。尽管今天对学雷锋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见解，但作为彰显民族美德的一面旗帜，它始终不倒。一到每年的“3.15”，它就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一起成为人们的话题和行动。在“抛弃”和“推翻”盛行的今天，却没人提出取消它。一位当年曾当过“学雷锋好少年”，今已皈依佛教的朋友说：“其实剔除雷锋精神的时代烙印，从整体讲，它的向人性中注入‘善性’的内核，是超越时代的，今天的人，如果都来虔诚地学习它，仍是社会风气净化的动力。因为雷锋做过的事情，今天的人们只要愿意和努力，都能做到。社会再怎么前进，文化再怎么演变，律己’和“利他’总是人生追求的高境界。四川大地震中，老师的舍身救学生和舍学生先逃命，无论用多‘高深’的理论做比较，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前者的高尚。
最近美国的比尔·盖茨因把自己的巨额家产捐出来，贡献给慈善事业而名声大振，国内网上曾引述一篇外媒的文章，题目叫《比尔·盖茨的名气在中国盖过雷锋》，有朋友看过后平静地说：“比尔·盖茨做的是不错，但说他在中国的名气超过雷锋，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也可能在年轻一代中，比尔·盖茨名气大一些，但就中国整体而言，他还差得远。再说那根本就没有可比性，那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两种文化产物，只是在行为的某些点上看上去他们相似，但从文化传统上讲，雷锋仍属于中国人。”
饿的回想
年龄最大的“50后”，到10岁左右时，也就是到了1958年以后，便遭到了“平生”第一次不幸，当然这不幸不仅是他们的，而且是整个中国的，整个民族的。不幸是什么?孩子们最直观的感觉，就是饿。一连两三年挨饿。
说来应该惭愧，我们记得的所谓“挨饿”，都是城市中的“挨饿，和农村中的重灾区相比，城市孩子的“待遇”真的是很“优厚”的，想想似乎都没资格谈那个“饿”字。
横向与农村孩子比，无疑，城市孩子是幸运的，而如果自己和自己纵向一比，那两年不能不说“挨饿”的记忆深刻。朋友天亮就说到当年他们小学食堂的变化。那是一个大机关的子弟小学食堂。他记得几乎是一上小学，就在小学食堂吃饭，因为大人没时间管他们。小学食堂的经历，今天想来，和上幼儿园差不多，充满温馨。放学就去，吃完就走，进门热气腾腾，排队闹闹嚷嚷。菜有时可口，有时不爱吃，那时已经学会了挑食。他最不爱吃的，要算炒芹菜末，肉不多，一股中药味儿。最爱吃的当然是肉，红烧丸子之类。小学食堂从不吃鱼，想来可能是怕孩子小，被鱼刺卡着。饭当然管够，吃肉包子要比平时吃饭时间拉得长，因为蒸的不如吃的快，在等包子出锅的空当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淘气孩子会“抽空”打上一架；等得不耐烦了，像雷阵雨一样，有一个带头敲饭盆(搪瓷的)，立刻敲盆声就会响成一片。
但好像突然之间，这种情况就变了。先是发糕变成了“金银糕”，白面中间夹上了棒子面，接着就很少有白面了。窝头的浪费最初是很厉害的，在小学食堂与学校的沿途，经常会发现被扔的半个或整个的窝头，孩子们当然知道它没馒头好吃。菜也变了，似乎一下就没有了肉，记得有一天是过“六一”，大家忽然觉得今天食堂会有肉，幻觉中似乎从教室就闻到了肉香，其实那根本不可能，学校离食堂要走10分钟路。到了食堂，果然有肉，但很少，在炒青椒里能看到两小片，那好像是小学食堂最后的两片肉，从此再不记得有此“美味”。一个秋天和冬天，都是萝卜和大白菜。主食开始限制，孩子的小肚子里没有了油水，再也看不到有人扔窝头了。这时有一种美味出现了，就是在食堂的柜台上，中午会有一大盆儿腌辣椒，极其的辣，但是可以随便夹，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孩子看到了“花样”(在食堂最兴盛的时期，孩子们把常规饭菜以外的改善食品称之为“花样”)，都一窝蜂地抢。其中意志不坚强”的孩子会被辣哭，一度望而却步，尤其女孩子。因此这盆儿辣椒每顿会剩下半盆儿。但没多久，孩子们就练出来了，全都学会了吃辣，这一盆儿就再也不够了。不久，“美味辣椒”也没有了。
记得在一年的冬天，那大概是过年前，放学来到食堂，大家看到了一大堆肉堆在食堂外面，接着就知道，这些肉是内蒙古打来的黄羊，接着食堂就有了一顿“管够”的羊肉吃，整个食堂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让人恶心的膻气。接着就是一个班有半个班拉肚子，那并不是羊肉有什么问题，而是孩子受不了长时间不吃肉，一下吃那么多肉。听说食堂主任挨了批评。天亮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早上，食堂忽然吃炸油条，那是多长时间没见到炸油条了呀，所有孩子都情不自禁地大叫：“有油条!”但那油条并不像以前的好吃，有股怪味儿。有的孩子吃不下，偷偷扔了。就在那天，学校组织开大会，校长拿着几根吃了一半的油条严肃地说，浪费粮食就是犯罪，这油条是不太好吃，但还有很多同学吃不上这种油条，还有的同学根本就没见过油条。最后，大家才知道，这油条是用黄羊油炸的。那几根捡来的油条，最后被几位老师吃了。
天亮说，吃油条的前后，大概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不久，小学食堂就停办了。
你记得那时候你最爱吃的是什么?”我问朋友福建。“酱油稀饭，”他毫不犹豫地说。福建感叹：“简直再也没有比酱油稀饭更香的东西了。”他说，直到现在，他还爱喝这种稀饭，尤其一到生病时，非喝不可。而且只要是头疼脑热，一喝准好。
那大概是最困难的时期了。大人们开始浮肿，学校已经没有体育课。他家所在的那个部队学校里，已经把大操场“开荒”种上了粮食和菜，只要有空地，就种上东西。那操场上种的东西，晚上有战士站岗。听说有位学员是个团长，可能是实在饿得不行了，晚上去摘了个茄子，站在那儿生啃。战士过来说：这菜不准随便摘。那学员当然知道不能随便摘，打哈哈说：“小鬼，别嚷，我赔。”战士说：“那也不行，你得跟我去见我们排长。”那时的团职干部至少是老八路的资格，让这位“不开眼”的战士弄急了，他大声喊：“吃一个茄子也要见你们排长，你们排长是不是要给我来个处分?啊!”结果，他还真的为一个茄子背了个处分。所以父母们一再嘱咐孩子们，这是学校种的东西，是大家的，没事不准靠近。但饿的折磨，连大人都扛不住，更别说孩子了。
那些茄子和玉米的诱惑，比小学食堂里红烧丸子对天亮的诱惑强烈得多。于是就有了“集体行动”。以福建为首，几个孩子精心谋划，声东击西，半夜引开战士，几个孩子开始摘茄子、掰玉米。当他们把两口袋“战利品”扛着刚要撤退时，情况突变：一群战士呼喊着奔来，像逮兔子一样从不同方向“围剿”。这时如果他们放下战利品乖乖投降也不至于惹那么大的事，但他们从小学英雄，岂能当“俘虏”，他们在这片不大的操场上拼命来回奔逃，结果当他们全部被俘时，回头一看，那块地，就像今天电视里播的野猪祸害庄稼一样，被踩压得一片狼藉。事情闹大了。
当第二天凌晨，这帮孩子的家长被这块地的“所有者”——校务部分管伙食的副部长“请”去认领孩子时，这位当年的老红军听说眼睛里都冒火，大声嚷：“你们怎么管的孩子?食堂这点补贴都泡汤了，你们怎么负责?”孩子当然不能像大人一样受处分，大人们还是把自己的“孽障”都领回了家。别人家是怎么处置的不清楚，福建被捆成团，丢在床上，大人就去上班了，中午父亲没回家，扛着锄头和战士们一起扶秧培土，挽救损失。
被捆的福建，头天“忙”了半夜，又被在抓捕中一惊一吓，接又饿了一整天，他回忆，已经接近昏迷了，等他妈妈下班回来一看、孩子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再一摸脑门，正发着高烧。不用说、和气了头的爸爸大吵一顿。说来可怜，家里竟没有什么吃的，好东西就是一点儿大米，连一点儿菜都没有。正是这次，妈妈煮了点儿粥，粥里放了点儿酱油。这种如“山珍海味”般的食物，让福建记了几十年，再也忘不了。
我下面说的，是我收集到的几位朋友对饥饿的记忆。只是他们的家庭条件好一些，所以饥荒对他们而言，没有太多切肤之痛，更没有性命之忧，听起来比较轻松。但决不是他们就不饿，也决不是他们就能比普通人家的孩子优越到什么程度。他们那时也是孩子。
战友秋一，父亲是抗战干部，部队到了安徽，他爸爸当了屯溪市委书记，接着又调到洽淮委员会当工会主席，最后调到安徽省某厅当副厅长。在安徽，这也算得上“特权阶层”了。秋一回忆，当时，因为安徽省主要领导把本省的灾情向上报告时，说得比实际情况要轻误导了中央的视线和支持力度，由此造成安徽百姓成了全国挨饿最厉害的重灾省份之一。但秋一因为父亲是领导干部，并没受太多委屈。
他父亲所在的单位，有下属农场，生产的东西可以给每家补助一些。父母每个周日带着孩子到农场参加劳动，那天可以饱饱吃一顿儿，所以孩子们天天盼着去“劳动”。秋一至今还记得那两个救了他们命的农场，一个叫二里铺农场，一个叫大楚山农场。尽管那样特殊，他还是记得父母都浮肿得厉害，他们也是见了什么吃的都不要命。
朋友民，长在北京，他总结得很经典：“三年自然灾害，说城市孩子受苦，也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滋润了，但有粮食定量摆在那儿，再苦也要不了命。像我，那几年没记得饿，就记得馋，什么都想吃。”他回忆：他妈有一次烙了几个三合面的饼，锁在柜子里，他把上面的抽屉拉下来，伸手把柜子里的饼都掏出来，一口气全吃了。半夜他爸回来，他妈想给他弄点儿吃的，结果发现饼都没了，气得想揍他，当时他已经睡着了，他爸说算了，喝了点儿糖水就睡了。他妈恶气不出憋得慌，第二天一早，把他从床上拉起来揍了一顿。他说：当时馋得什么都想往肚子里装，他妈是大夫，一次拿回一袋儿葡萄糖，被他发现了。他一口气吃了半袋儿，那东西太甜，吃完后立刻就说不出话来了，肚子也痛。当时大人都忙，没人管孩子，他自己拿着医疗证去“看病”，医生问他怎么了?他哑着嗓子说：说不出话来，还肚子痛。医生忽然发现他衣服上有白色粉末，问，你吃什么了?回答：葡萄糖。问吃了多少?回答：半袋。医生说：“去，回家喝水去，你没病。”说起那几年，为解馋，他干尽了坏事。冬天楼下合作社运来了白薯，他和一群孩子围着白薯互相“推搡”，故意往白薯堆上摔，摔一跤就往怀里搂两个白薯，然后就往家跑，放下白薯再回来，最后孩子们全都一身是泥，家里就有了一小堆白薯，接着就生吃、煮、烤，弄个“肚儿圆”。他很感激夏天一个合作社看水果的老头儿，老头儿知道孩子们又饿又馋，看得懂他们想打水果主意的眼神，有时故意躲开几分钟，让他们“顺”几个，那里的孩子最后都和老头儿有了默契，决不多拿，“浅尝辄止”，既解了馋，又不让老头儿负失职之责。
困难时期的后期，国家为了回笼货币，开始有了高价商品，比普通商品丰富得多，只是一般老百姓买不起。一位朋友家里解放前是资本家，那些年还有定息，家境不错。
记得一次他爸爸妈妈带着他去个食堂，里面有富强粉的花卷，小笼包子，但没有什么菜。有了这种美味根本就用不着菜了，他当时才二年级，自己就吃了一盘包子一盘花卷，撑得蹲在地上动不了。他记得妈妈有时带他去一个地方看内部电影，其实看电影是次要的，主要是电影院可以买到不要粮票的高级点心。他回忆，一位邻居叔叔，长期在外地，一次回到北京，就是这种“高级食品”让他送了命。他卖掉一件裘皮大衣，带着老婆孩子吃了一次“大餐”，撑得要命。第二天，孩子还吵着要吃，他又卖掉了手表，又去吃了一顿，结果胃出了问题，巨痛难忍，到医院打开肚子一看，已经是癌症晚期，加上吃得过多，不久就死了。
就这些高级食品，同学晓明还记得当时一句顺口溜：“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儿上茅房……”当时尽管困难，社会对孩子还是关爱有加。晓明在父亲单位的门诊部看病，发现转氨酶高，担心有肝炎，送到附近的大医院看，说不是肝炎。但他所在的小学还是不放心、他送到儿童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按现在的话说，有点儿“疑似“。医院立刻给开了证明，用这证明，妈妈给他买了一包糖。这事传到同学中，不少同学也跑到老师那儿说：“我不舒服，可能也得肝炎了。”
50年代出生的人，如果在一个家里，他正好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又是个男孩子，那他在这个家里渡过困难时期，应该是记忆最深刻，他应该比别的孩子挨的饿更多。再如果家里不是一两个而是六七个孩子，那荒年是最难度的，哪怕他是在城市。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叫广善。他家就是6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三，他最小的妹妹那时才4岁。他受的苦，是我在城市的朋友中最多的一个。他说：“那几年，我就没有一刻不饿的时候，最饿的时候，腿发软，身子打晃。”工人家的孩子懂事早，上面两个姐姐在外面上学，家里他就是老大，底下他要让着弟弟妹妹，帮着爸爸妈妈。他几乎不记得那几年吃过细粮，都是用细粮票跟邻居赔着笑脸一斤对一斤地换粗粮票，不少人不愿换，因为粗粮“扛饿”。他帮着爸爸在房前屋后开小片儿荒”，第一年还种点儿菜，第二年他不听爸爸的，坚决不种菜只种粮食，他曾经在一个又阴又潮的墙角旮旯种过几棵玉米，记得秋天收了5个棒子。他还种白薯，每天放学就去他的地里“侍弄”，到快拉秧的时候，他晚上就穿件棉袄蹲在白薯地里“防贼”，那时他也才10岁。他说，记得最好吃的，是棒子面菜团子，那菜都是捡来的菜叶晒干的，不光菜叶菜帮，还有菜根儿。捡垃圾箱里的白菜根儿是他很大的乐趣，一个菜根儿洗干净了，外皮拌点儿盐可以当咸菜，里面嫩的部分绝对是好东西，晒干剁碎包菜团子，不拉嗓子。春天他吃槐花儿、榆钱儿，一把一把，撸下来就吃，可以一天不吃饭。他烤蚂蚱、烤蜻蜓；他吃过同学的亲戚从农村带来的用榆树皮磨面做的饼子，又滑又黏又苦又牙碜；他用10只上好的蛐蛐换过一块扑克牌大小的豆饼，他说：“你细嚼，比豆面儿香，就是老放屁。”
广善说：“我就这么懂事儿，可我妈还是不向着我，有什么好吃的总是掖着，给弟弟妹妹，甚至给姐姐。其实就是给我，我也不会吃，我得让着小的。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懂事儿的孩子反倒不招爹妈待见。”
有一次，他却感觉出了父亲还是很在乎他的，那缘自一次和父亲徒弟的打赌。父亲的徒弟也就才十几岁，现在想来还是个孩子。很调皮，却很喜欢广善。有时广善到厂子玩儿，这位“小叔叔”就带着他到处转悠。一次“小叔叔”说：“你要晚上敢进坟圈子，我就输给你俩窝头票。在他父亲工厂附近，有一片很大的坟地，里面长满了树棵子、酸枣刺儿，听说还有蛇，下过雨经常能看到白骨，被冲刷浮露在地面上，很是瘆人。女工下班，宁可绕道，也不敢穿行。广善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但“小叔叔”说：“你去没去得有证据，光嘴说不行。”说着拿起一只当板凳坐的绕漆包线的木头线轮一晃，说，以这个为证，我把它藏好，你能找出来，窝头就归你。”广善说，那是一次难忘的“探险”，还不敢让父母知道，半夜偷偷起来，跑到那坟圈子里，一手拿手电，一手扒拉树棵子、酸枣刺儿，倒是没遇上蛇，但蝎拉虎子满地乱窜。“小叔叔”不错，没有难为他，那只线轮就放在一个坟头上，不算难找，他赌赢了。第二天他真的得到了两张窝头票。两个窝头，他自己只吃了半个，其他分给了弟弟妹妹。这事本以为就完了，没想到有一天父亲虎着脸回来，进门就问：“窝头票呢?”他一愣说：“买窝头吃了。”父亲没再说什么。晚上他睡梦中听父亲跟母亲说起这事儿“那小子(徒弟)让我打了一巴掌，窝头票我又给他了，都玩儿出圈去了。这要把孩子吓出毛病来，多少个窝头也治不好啊。”母亲说：“也不赖人家，咱这孩子就是天生亏嘴。”
（待续……）
摘自：黄新原 著《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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