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食指，独自面对命运的人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年出生，中国著名诗人。1968年到山西插队，创作代表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1973年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入北医三院就医。出院后继续写作。1990年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治疗。2001年与已故诗人海子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著有诗集《相信未来》、《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诗探索金库·食指卷》、《食指的诗》。
1968年12月20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儿的呢！”这个“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带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衣，左手提行李，右手提盆花——这就是郭路生。
郭路生（中）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甚理解这“上山下乡”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实际我们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杏花村的这二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零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高干、臭老九、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在这山西晋中的村庄里，我们结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了。
我们这帮人都喜欢唱歌，一零一中的孙丽丽、人大附中的张燕林及我是主力。我们重唱，轮唱，上工唱下工唱，唱遍了杏花村。老乡在田头上歇工时让我们唱歌，我们唱《山楂树》及我们喜爱的文革前少儿曲《小鸟在前面带路》 《山歌向着青天唱》等。老乡们说：“这些娃儿们唱得真怪好听的！”
但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诗人朗诵诗歌的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砌厨房；厨房左侧是一个大灶和用木架支起的长条案板，大灶上方的窗户早就没了窗纸，右侧是一口大水缸及一副扁担和两个水桶。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郭路生总是站在大灶旁，身着褪了色的布衣裤，背对窗外的黑夜，灶台上小油灯的微光映出诗人瘦长的身影。烧粥的大锅仍有余热，不断升腾出蒸汽。观众席在水缸和案板之间，座位是水桶、扁担和南瓜。
郭路生通常选一些自己的旧诗来朗诵，有时也发表新作。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们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们的感情。我仍清晰地记得他那独特的、感人肺腑的朗诵。
郭路生
郭路生嗓子略带沙哑，朗诵时声调抑扬顿挫，念到轻处轻得像是把词语用一丝微风送到你耳边，有时还会停顿片刻，让诗句的余味继续蔓延，真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念到激昂处，他的嗓音放大而不失含蓄，洋溢着热情和急切。念到靠近结尾的排比句时，他那急切的声音像炽热的火球不断地滚动上去，把听众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我常想，他的朗诵风格之独特和感人是因为他在念自己的诗，他是用心灵来朗诵的。
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得那催人泪下的诗句：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当时的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1968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下午四点零八分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车徐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笑得像打蜡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书，整齐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而实际情景是车下车下哭成一团。
有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的父母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有的父母是剃了阴阳头的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哭昏了，被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
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自己亲人的手，可是太挤了，已分不清哪只手是自己亲人的，只能任意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北京”。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的感觉。
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确切地写出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了。对在那次离别后失去父母亲属的或再不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来说，那确实是“最后的北京”。
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心热爱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得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着相信未来。诗是以低沉但坚定的情调开始的：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气魄最大、情调最浪漫的是这四句：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杏花村的春天美极了，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杏花开得绚烂一片，点缀了那古老的青砖瓦房。背景再衬上那青青的紫华山和山顶缭绕的白云，天然一幅古香古色的农家美景。这或许就是引发杜牧写出“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佳句的原因吧。尽管这美景和当时的艰苦生活成反比，郭路生还是写出了优美的《新情歌对唱》。
一天清晨，郭路生在村里走，先是遇见一个叫二宝的眉清目秀的男孩子，骑在一头缓缓行走的老牛身上吹笛子。后来他走到果园，听到有人在头上叫：“路生！”抬头只见村里最漂亮的叫金莲的小姑娘坐在怒放的桃花树上，脸比桃花艳。景和少男少女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写出了《新情歌对唱》这首极富民间味道的诗歌。
具体的词句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诗的风格很像《刘三姐》中阿牛和刘三姐的对唱，但比那更俏皮活泼。男方热切追求，女方连嗔带怪地拿搪。郭路生写诗的路子很广，他能写《还是干脆忘掉她吧》这类洋诗，也能写《新情歌对唱》这类土诗，而且都能写得韵味十足。
他插队后写的另一首韵味十足的土诗是《窗花》。写的是一个农家少女，家穷只能用纸糊窗户，见富人家玻璃窗上结的冰花很是羡慕。可唯一能做的只是买下红纸，靠她 的心灵手巧照着冰花剪下来。温暖的太阳出来了，富人家的冰花化了。少女欣喜地看到她贴在纸窗上的剪纸在阳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芒。这首诗写得质朴、流畅、细腻，极有意境。
由于多年辗转，我当时抄郭路生诗的笔记本失落了，没法在这里引用原诗。希望《郭路生诗集》能早日出版，让更多的人欣赏。
郭路生的诗集
郭路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自编自讲中外故事。讲中国故事时他还就地取材，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顺手牵羊扯进来，引得哄堂大笑。如今只记得中外故事各一则。中国故事叫《夜明珠》，是一个推理故事。讲故事的地点还是厨房。当讲到古代公主头上戴很多首饰时，他顺手扒拉几下案板上放炊具的瓦罐说：“公主头上还戴炒菜铲、菜刀什么的，结果把枕头划破，夜明珠就滚出来了。”把大家笑得直哄。讲到清末年代客人们收到去丰泽园赴宴的请帖时说：“这些人整整饿了三天呀，就是为了能多吃点儿。”这真说出了我们这帮长期肚里没油水的人的想法。
我们坐在昏暗的破厨房里，却被他故事渲染的气氛带到前门大栅栏， 好似看到那些身穿长袍、留山羊胡的遗老遗少一脸道貌岸然，而私下却是勾心头角、阴险毒辣。
讲外国故事是用电影剧本的方式。他用蒙太奇手法把镜头拉来拉去，把我们拉得神魂颠倒。故事讲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被上帝不断地变为各种人，尽管抗拒也无济于事，而且每次变后就会忘记他的前身是谁。一次他邂逅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并深深爱上了她，便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我会变成别人的，请记住我这双眼睛，只有我的眼睛不会变。”结尾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小伙子已变成另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美丽女郎姗姗走过来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爱你！”小伙子诧异地说他并不认识她。女郎说：“可我知道你是谁， 因为我认得这双眼睛！”最后的镜头是女郎挽起小伙子，两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走远。
这个浪漫的故事再加上郭路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听得心旷神怡。 郭路生还爱开玩笑和编顺口溜。一次晚饭时他笑嘻嘻地走进厨房，说要告我们他找对象的标准：“一要出身好，出身不好父母不同意；二要心眼儿好，心眼儿不好我不同意；三要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他用手扫一圈儿男生，“哥们儿都不同意。”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
郭路生在杏花村没和任何人红过脸，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年纪大些，大家有事也爱找他倾吐或商量。当我们几个女生说到命运太惨，生活太艰苦时，他就给我们讲他曾扮乞丐体验生活，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街头的经历。他说真正的苦不是生活艰苦，而是受侮辱。他还鼓励我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常常要他再给我们朗诵一遍《相信未来》的时刻。
郭路生
我还清楚地记得郭路生的各种表情。他沉思构诗时特别严肃，任谁叫他或和他开玩笑也不理，可在其它时候却大大咧咧。一天早晨他扛着锄头上工，裤子后一个大洞忽闪忽闪。我大叫一声：“路生，裤子后面有个大洞。”他脚不停，只是回头眯起双眼、用他开玩笑时惯用的谲谲表情说：“没事儿，又不找对象。”
焦援朝的妈妈马瑞莲阿姨曾来杏花村看她。这位副部长夫人一点儿架子没有，把每个孩子都审视一番，想帮上一把。看到郭路生裤子上的大洞 ，她拿起来坐在炕上就补，边补边问他写诗的事，因为她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关于诗人的故事。郭路生红了脸，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连连说自己只是瞎写。
马阿姨不信地摇摇头感叹道：“这孩子多好！干活儿那么苦还不忘写诗！”这下把郭路生闹个大红脸，把我们全逗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路生在长辈面前羞涩得像个孩子。
我想杏花村每个人记忆最深刻的一定是郭路生朗诵诗时的表情：念到低沉处，他半闭眼睛，眼神幽沉而迷茫；念到抒情处，眼睛里充满快乐和跳跃的波光；念到激昂处，他执着地看着前方，眼里充满热情。 他的表情和他的朗诵自然地融为一体，对听众是最大的感染。
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他的诗才在村里出了名，尤其受村党支部书记唐庆信的看重。这个壮年汉子是复员军人，见过世面，识文断字，是个通情达理的大好人。
当时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锯倒的大树。我记得好多次看见郭路生和唐庆信蹲在粗树干上，一边抽烟一边聊着什么。一次唐庆信对我们说：“路生这娃儿，可不是一般人，有学问哪！”山西省汾阳县自古是个有文化的地方，敬重有文化的人。老乡们尊重郭路生，说“路生是文化人儿！”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
这种活动多是在下雨天歇工时才能进行，来者多是男生。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棉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土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 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古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照片的，有些还是名人之女。郭路生还险些因为诗而大祸临头。
据说有一个内蒙古知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竟有人写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的诗……”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手”江青手中。幸好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撂下了。没人能证实这段传闻，但足可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
郭路生在杏花村只待了两年，但对许多人都有不小的影响。我从郭路生处受益最深的是他介绍给我的1968年在中国并不出名的一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深深地被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所感动。从杏花村到汾阳县、太原、北京工作直至去英国、来美国留学，我一直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
由于是从那个年代起步，又“具备”了狗崽子的身份，我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每当我处在低谷，就会想到《老人与海》中老人怎样在风浪中拖拽着大鱼，哭喊着咒骂那成群的鲨鱼把大鱼身上的肉一片片吞嗜，最后拖回岸上的只是一条鱼骨；同时又会想到郭路生问我；“你觉得老人败了吗?没有，因为他试了！”就是本着这种“拖回一条鱼骨也要试”的信念，我才能多次从低谷中走出来。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我总告他们因为我在插队时认识了一个叫郭路生的人，这人竭力推荐给我一本叫《老人与海》的书。我就是用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以工农兵学员的知识基础，先去英国留学， 拿到英国文学硕士，又来美国苦读，拿到美国商业管理硕士，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主管国际销售。之所以有今天，我要感谢郭路生。我过去的路有成功有失败，我没拖回一条全鱼 ，但我拖回的绝不是一条鱼骨。郭路生，谢谢你，我成功了，因为我试了！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真诚互助，这一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称自己为“杏花人”。1980年代后，随着“杏花人”陆续回到北京，最起码每年12月20日我们都要聚会，庆祝我们的“杏花生日”。杏花人对这份感情特别认真，一次赶上郭新生(路生弟弟)去欧洲开会，大家硬是推迟了聚会等他。但是我们的诗人郭路生病了，总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 。
19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三，焦援朝的父母在家设宴招待杏花人，郭路生因病不能前往， 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话上和他说了话。他说他身体很不好，但声音还是那么热情，语句还是那 么幽默。我们都未报家门，让他猜。他不但猜得准，还记得每个人的轶事。他听到我说话后马上说：“你是猫！”(我的小名是“猫咪”，杏花人都直呼我小名)，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郭路生
最后见到郭路生是随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张燕林家聚会，郭路生身体状况较好也去了。 大家要求他念诗，他站起来念了两首新诗。只记得一首题目似乎是《我愿》，把自己的感情形容成蓝天的白云或是电闪雷鸣。郭路生的到来确实使大家高兴万分，笑声叫声此起彼伏。张燕林的丈夫刘健民也受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在给我们照合影时不由得大叫：“杏花人，笑 一笑！”引来的是一片大笑。；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郭路生，那张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杏花人和郭路生的最后一张合影。一晃已是1997年。年前，我收到杏花人的来信。他们在北京一家餐厅过了我们杏花人的28岁“生日”。大家特别高兴，又吃又聊又唱卡拉OK，还唱了我们当年喜爱的苏联歌曲，可是我们的诗人因病仍未能前来聚会。
从插队到现在28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裤，面对坐在水桶和南瓜上的听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写于1997年 作者系翻译家戈宝权之女，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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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食指：独自面对命运的人文：杨楠
本文刊登在第699期《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4月是郭路生离开精神病福利院13年整，2002年4月之前，他在北京市昌平区的精神病福利院住了12年。自被文学史发掘出来后，郭路生便承载了“一代诗魂”“朦胧诗鼻祖”等盛誉。
在过去的日子里，郭路生曾对友人崔卫平说：“疯了倒好，疯了就能面对命运了。”
“疯了”意味着被抛弃，所有社会的属性被迫剥离，投入一个被严格管控的封闭空间。这个空间，一无所有，了无牵挂，郭路生唯以坦然面对的是赤裸裸的自身，和难以把握的命运。“痛苦对于诗人是一种财富，而诗歌是释放和治疗。我内心的痛苦变为诗了，我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满足。”
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20岁开始郭路生获得了中国当代诗人罕见的殊荣：成千上万知青手抄他的代表作。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作者是谁，作品却自由而悄然地在这片土地蔓延。1979年，他以“食指”为自己的所有作品署名。
2002年4月，郭路生离开呆了12年之久的福利院，现在他生活平和、和妻子感情稳定，不再痛苦。
之后这十二三年，郭路生清晰地感知到自己诗人的敏感正在减弱，但珍惜、也热爱眼前平淡的日常生活。只是没有了痛苦这笔财富，他面临灵感枯竭的危机。
郭路生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创作生涯的一个逗号，或者时间将证明这是创作的终止符。
但他知道，自己的诗歌创作从未断裂。
“不被干扰的平静生活”
出院后13年的创作中，郭路生愿意展示给读者的是《给寒乐四首》。
翟寒乐是郭路生生命的转折点，2002年，她将郭路生接出福利院，二人结为夫妇。郭路生用出院之后看到的一棵巴西木形容自己的心情，“粗壮饱经沧桑的一截树干上长出充满生机的绿芽，一看就让人感慨万千。”郭路生的发小杨益平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他要是没找到寒乐，说不准现在都不在了。老郭没有自理能力，喝酒抽烟生活没规律，犯病的时候就送医院去，那么一折腾，对他身体健康没好处的。”
2002年郭路生写作了《冬日的阳光》，4年后又写了一首《家》。这两首诗他给不少朋友都读过，内容都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享受，传达自在内心的喜悦和珍惜。
郭路生开始在平静的日常中品咂生活的滋味，他称，“这是中国人欣赏艺术特别高级的感觉‘韵味’。”夫妇二人住在北京西北郊，临着稻香湖湿地，靠两人不高的退休金为生。他们在屋外种了大豆、葫芦、向日葵等，还养着两只白色的小京巴。跟过去只在诗作上署日期不同，食指现在诗作的末尾，有时候落款“于上庄家中”或者“于西玉河小树林”。
《给寒乐四首》的另外两首完成于2013年和2014年，出现了“恶从来是呼啸着，被人啧啧称奇”“请不要将我的善良当软弱可欺”(《寒风中的鸟窝》)、“窗外的一阵寒风从心头吹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堵在咽喉眼睛酸酸的，心中惨惨的”(《命运的平衡木 我的独木桥》)这样色调偏冷的诗句，郭路生说这就是他自己近几年与近几十年的“活生生的”经历。几位与郭路生相交多年的朋友都不大能理解这两首所想表达的，郭路生的近况，他们都了解不多了。朋友们以为，郭路生近几年的创作，依然是温暖和安稳的。
“这13年的创作主要是记录了生活的轨迹，心态是逐渐的放松、平和。”郭路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将诗人的两个特点归为“敏感”和“痕迹”，因为敏感感受到的痕迹多了，累积在心里，要表达出来。“对于命运和现实中的问题，我总是努力做出回答。但我的诗更多的是有关个人的感情。”近两年来，郭路生每年只有一首诗的创作量。
诗人的敏感正在减弱，但郭路生更愿意此刻自己不再是无牵无挂，独自面对命运的世界。生活步入常态，自在而平静，更多的是自我思考。没有风吹来，感情的大河也少起波纹。
如今翟寒乐替他谢绝了大部分外界的拜访，包括一些食指的旧友，所有的采访都通过她来转述。
今年年初，一场“中国当代诗歌手迹拍卖会”引起了她的愤怒，她曾明确告诉拍卖公司不参与此次拍卖，郭路生的手稿《相信未来》却依然在现场拍卖出9万元。虽然拍卖公司此举并无不妥，但翟寒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的感受：“这家拍卖公司对我们很不尊重，很伤害。”对这种伤害的应激反应之一，是翟寒乐代食指表态，“从今以后老郭再也不会给向他索要诗稿的人写一个字了。”
对翟寒乐来说，最重要的事是他们的生活“不被干扰，平静的生活”。翟寒乐喜欢食指的诗歌，军医出身的她对郭路生日常起居照顾妥帖细致，给了郭路生一个绝对安静的修养环境，也基本控制了郭路生与外界的联系，一切都“寒乐同意才可以”。
当年的“朦胧派”诗人群体中,仍坚持写诗并能保持长久影响力的为数不多。“朦胧派”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诗人群体，除郭路生外，还有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王小妮、芒克、多多等人，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后回到正常轨道。北岛、舒婷、王小妮近年来写文章不写诗;芒克为谋生改当画家。
郭路生是少有的仍能保持纯洁心境、专注于诗歌创作的诗人之一。老朋友们都熟悉他，见面先问“你最近写了什么?”偶尔调侃一句“别写诗了，你写散文得了。”郭路生笑哈哈，却要用力摇摇头，“散文有什么意思啊!”
他给朋友们去电话，像老人家嘱咐年轻人一样，“注意身体啊，要写啊，要写诗啊!”只比郭路生小两岁的芒克觉得他挺逗，“老一拨人的人品都挺不错的，特别关心别人。”
时代大概也对得起郭路生了
郭路生是真正的少年成名。
17岁写诗，18岁完成代表作，20岁迎来创作的黄金年。
1968年，20岁的郭路生获得了中国当代诗人罕见的殊荣：成千上万知青手抄《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其中绝大多数人并非出自对诗歌的特殊兴趣。
每一个经历过与家人在车站分别，之后被火车送走的知青，都反复诵读过他的诗：“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或者依靠着“我依然固执着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诗句(《相信未来》)度过没有明天的日子。
没有多少人知道手抄诗的作者。这绝不同于今日的“诗人”。
直至1979年初，北岛、芒克主编地下文学刊物《今天》第二期出版，郭路生第一次以“食指”这个笔名为自己已被广为流传的作品署名，“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故名食指。”
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生活陆续结束，地下文学刊物《今天》停刊，新诗诗人也逐渐涌现，直至80年代初新诗繁荣，大多数读者不再需要郭路生的诗了。而这段时间的郭路生，正式刊发的作品少，也不曾参与有无数读者追捧的公开活动。因为“有病”，《今天》每周的作者会议，他也一次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过。日后人们说起这段岁月，用“被掩埋”来形容郭路生，诗人多多写了一篇《被埋葬的中国诗人》。
又一个十年之后，文学史记起了郭路生，曾经是诗歌圈边缘的朦胧诗研究者逐渐成为了圈中主流，他们需要回答一代人的诗歌精神。
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评论者、郭路生的好友林莽与其他诗人一起提出“让食指浮出水面”的呼吁，使正在福利院的“地下”诗人郭路生，带着一种被时代和历史赋予的责任进入主流诗坛的视野。他被北岛、多多、芒克追认为他们那一代70年代“写新诗的第一人”，崔卫平、廖亦武、林莽、杨健等评论家撰文严肃讨论这一现象。默默无闻的诗人食指，在很短时间内又以“重要诗人”的身份步入大众视野，被赋予“朦胧诗”“文革中新诗”的“先驱者”和“一个小小的传统”的显赫地位。
1993年，在福利院之外，一场通过口耳相传的《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新书发布在北海文采阁举行，90平方米的空间里涌进了近两百人。一场关于新书的介绍演变成了知青们向郭路生的致敬，现场充满了说着说着就哭起来的女知青，还有强调自己常读常新的男知青。
林莽、刘福春主编《诗探索金库·食指卷》时，已有少数的诗稿遗落，是凭着知青李恒久的背诵才寻回，他曾在狱中日夜背诵郭路生的诗歌。林莽将郭路生推向了大众媒体，他也终于开始获得官方话语体系的认可，同时得到无数终于获知他姓名的知青纷沓而至的致敬。
1998年，诗集出版，他和刘福春在甘家口大厦为郭路生办了一次签售。如今回想起签售的场面，他们两人依然很激动，“全满了。”郭路生也傻了，签了六七个小时，来者大多数是已到中年的知青。二十元的一本书，有人拿着一千元塞到食指口袋，也不断有人上前给郭路生献花。这本诗集卖得的近三万元，林莽和刘福春全部给了郭路生。
大众和媒体在追逐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精神病人可以写出这样的诗歌?也将知青一代的情感寄托在了他身上。在林莽看来，“一代人为一代人写作，他把我们那一代人的东西确实写到了位，确实有历史价值。食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芒克更是说，“诗可千万不能对不起食指啊!”就怕他的诗歌写了没人知。食指说，诗的命运由时代决定。到这时，时代大概也对得起郭路生了。
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中断了七年的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授予郭路生。如今，对于新千年后入学的中学生而言，“食指”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相信未来》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作入选中学课本。
这些头衔为郭路生带来了更多的媒体关注和拜访者，对他而言，仅此而已。“夸张点说，都像‘朝圣’一样，总要去看看食指。”文学评论家唐晓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疯了，就可以面对命运了
郭路生一生都被美好和自由所吸引，敏感和善良的天性捕捉到所有细微处，也放大了这一切。
但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并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力量时，绝望和恐惧，把郭路生推向了一个新世界。
1967年“破四旧”，家中烧了郭路生所有的书，只有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放在床下得以保留，当晚郭路生砸坏了家里所有的灯泡。
次年，因为被怀疑是反革命，在小道消息频传的日子里，郭路生一杯接一杯的喝酒。他喝到酩酊大醉，躺在地板上起不来。但一句牢骚的话都没有，而是不停哽咽说：“毛主席，我热爱你，我就是死了也要歌颂你。”
年轻的郭路生英俊、自信，又期待着未来，他隐约感受到自己或许表达了一代人的声音。1968年初，红卫兵运动受挫，郭路生在诗作《鱼儿三部曲》里写到“冷漠的冰层里鱼儿顺水漂去，听不到一声鱼儿痛苦的叹息。”
1971年，他在济宁入伍，做了文书。朋友们事后分析，可能是在部队的生活与他心中理想发生冲突，也可能是恋爱受挫。1973年2月退伍后，他郁郁寡欢，同年，郭路生被北医三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1990年郭路生开始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治疗。摄影|江小鱼
25岁生日刚过没几天，郭路生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开始承受因为病痛带来的重压。第一次，郭路生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也失去了自由。
第二年出院后，郭路生因在火车站被偷，寻亲友不着，再次发病，他夜宿车站，乞食度日二十余天。之后，他数次出院又入院。
1990年，郭路生再次入院，因属“三无人员”，他被家人送进北京市昌平区的精神病福利院。福利院是个严格管制并且物质贫乏的空间，郭路生觉得自己看到了太多野蛮和自私。病房里，病友间争抢私人物品，或者突如其来地对他攻击，“有一天我正在打水洗脸，他照着我的后脑勺给了我一棒子”。
郭路生不喜欢病友们的邋遢，他主动承担下福利院内的清洁工作。每天擦两遍楼道，洗三次碗，在没有消毒碗筷的时候一天洗六次碗。这些都结束之后，他被允许去男护士那里点一支烟，并获得了一小段独处时间作为奖励。
郭路生好抽烟，如果不被其他病人抢走，他手上会有几包亲友送来的廉价烟，但福利院不允许病人有打火机。每次点烟后，就像传承革命的星星之火，手上的烟不敢灭，一根点着下一根，一根接一根抽下去，直至无烟可点。郭路生会用这一小段时间来写诗，想起几个词儿，就记到本子上。
在福利院，郭路生喜欢在晚上思考和写作，病友睡觉了，他也觉得清净。“一杯茶，考虑点事，写点东西。”有时候他也会朗诵给病友们听，他们似懂非懂，没有褒扬也没有不满，“他们文化层次比较低，最高就小学生，再就是文盲。”
1997年《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出版半年后，郭路生曾和林莽、刘福春一同回老家山东参加了一些活动。在归京前最后一晚，郭路生迟迟不肯离开茶餐厅的聚会。“福春，我明天就要回精神病院了。”刘福春摇摇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那样一个环境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也清楚地知道，明天就要回精神病院了。”
在福利院时，郭路生最多曾一年内写出11首诗，其中一句是这样“年年如此，日月如梭/远离名利也远离污浊/就这样在荒凉僻静的一角/我写我心中想唱的歌。”
郭路生自在了，唯有自己在。他写道，“我不求酒色财气，很多东西，我放下了。”他有一个自己的王国，独自思索，当自己的国王。
“疯了倒好了，疯了就能面对命运了。”从年轻起，郭路生偏爱写命运的诗，“很多人喜欢普希金，我却格外喜欢莱蒙托夫，他的诗直面命运，只是活得太短。”
疯了，他写出来的诗，直面命运。
青年郭路生写诗，是面对外在的东西，寄托外在的东西抒发自己的感情，他也曾写过革命诗。疯了以后，他完全被周围抛弃了，只能独自直面命运。郭路生的诗歌创作不再仅仅是记录一刹那情感的抒情，从“纯净”变成“浑浊”。诗歌渐渐离开以前支撑他的社会道义、理想，而代之以对自我的关注。
“命运的跌宕，能引起诗歌比较大的变化。”郭路生深知痛苦是诗歌产生的源泉。“疯了”，关于未来的规划和想象便再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万念俱灰，更不要说别人背后的指指点点和冷嘲热讽了。只有忍着委屈，听命运的摆布。”
好友鄂复明曾经去拜访过食指的主治医生，医生明确告诉他，食指所服用的药物会软化脑蛋白，这些药物能让病人的脑力和生命力一点点降低，“最多活15年”。
鄂复明曾亲眼看见，郭路生的病友们在产生药物依赖后，多么期待吃药时间到来，大把的药片发到手，他们就一股脑地赶紧吃下去，然后表现出明显的心满意足，或者说是安全感。
但在他看来，郭路生属于“生命极其顽强”的病人，他的大脑和身体没有全部被毁掉还能清晰地思考复杂问题，还能有大量准确的记忆，“简直奇迹”。
寻诗似寻我
在曾经是非颠倒的年代里，郭路生表现了一种罕见的忠直——对诗歌的忠直。“这是一种在被摧残年代里，可以战胜环境的光明和勇气。”文化学者崔卫平认为。
和多数新诗诗人不同，郭路生重视对诗歌节奏韵律的探索。“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出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崔卫平说。
这之后五十多年，无论在哪里，郭路生跟朋友聊天的话几乎都是诗歌，每到此时，他健谈，思路也清晰;若是聊些别的，说着说着，郭路生就憋不住了，“我给你们朗诵首诗吧。”这一定是他最近写的诗，他的声音沙哑低沉，恰到好处把握住诗歌的韵律，除了假牙有点漏风，别的挑不出毛病。有时候郭路生克制不住自己，就一首接一首地朗诵下去。大家都知道他和诗歌圈子里的其他人不一样，他很单纯，也很痴迷。“他特别认真，很可爱，他特别认真地给你背诵他的诗，问你们怎么样。”芒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郭路生也是诸多诗人和文评家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把自己诗歌全部背诵下来的人。“新诗不比古体诗，长短句层次，又长，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记得一个思想感情。”诗人林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种朗诵，有时候并不是要让别人听，而是在急迫地热切地用眼睛、大手和全身心表达。他疯狂的眼神和富有表情的一双大手，强大的情感力量曾令身旁的观者感到窒息。
大部分去拜访郭路生的友人都不大感觉他有异于常人之处，除了有时郭路生兴奋起来，会讲述一些听起来煞有其事的故事，“那都是臆想”。这些故事往往与他的过去有关，受文革影响。他曾告诉画家张爽，墙面的背后，有一台巨大的机器在监视他，这种强大的心理暗示下，逼得张爽用尽全力，四处寻找准确表达的方式，在9年后，他画完了郭路生画像《2002年，离开福利院》。
张爽为郭路生所画的肖像画：《2002年，离开福利院》
张爽形容出院两年后的郭路生“看上去几乎恢复了青春，他没有吃过很多精神药物的木讷，眼睛明亮得如同星星。”
他会拿出三种茶给朋友喝，然后很得意地告诉他们，他会去菜场买菜了，并且知道什么时候买菜最便宜，就是快到中午菜场快要散了时。他去买菜，然后回来在街道跟老头老太聊聊天，感觉特别好。
还在福利院时，朋友来探望郭路生的真实目的都为了给他改善伙食。经济拮据的朋友点完菜后不动筷子，所有的菜都留给郭路生。有时候郭路生能惊到朋友，“食欲太好了。”芒克说。福利院维持着最低生活标准，90年代末的生活费是160元/月，郭路生曾告诉芒克，在福利院给表现最好的病人最高的奖励是加半个馒头，“谁要是能吃上这半个馒头甭提有多乐了!”芒克说。
出院后的郭路生不再饥饿，“现在喝茶抽烟那么自由，高兴时还能喝点酒，水果、点心不断，有充分的时间自由思考，共产主义又怎么样呢?莫过如此吧!”对于生活，他有一种知足的感恩。
郭路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福利院或者医院外生活这么久。朋友记忆中的他，永远如同一个停留在旧时代的人，穿着蓝黑的褂子或者白色的汗衫，无法适应新变化，也不知道新事物。
出院后，郭路生曾用“生动”来形容中国，他说，他正在观察当下的中国，看书读报，“现在觉得有变化，但还说不准。”因为精神状况，郭路生依然和外界保持距离，2008年，他们婉拒了《今天》30周年的活动。当时的老编辑想上门给他送一本纪念册，郭路生对他说，“别来，你来之前我三天睡不着觉，你走之后我三天睡不着觉。”
杨益平和郭路生一起在北京西城的百万庄一个院落长大，那是一个隶属国务院的大院，谷牧也住在里面。特殊的家庭背景，帮助身处百万庄的家庭更容易接触到“黄皮书”“灰皮书”这样的内部读物。百万庄只出了一个出名诗人，“郭路生跟一般百万庄的子弟不一样，我们父母都是当兵打下来的，我们都糙，他不糙，他文气。”杨益平反复表达，“老郭这才华是天生的，没得选，要有的选，谁去当诗人啊。”
食指也说这不是自己选的，是“寻诗争似诗寻我”。
文章来源：成蹊当代艺术中心、中国新闻周刊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作者：食指 朗诵：欣然相信未来作者：食指 朗诵：李进本文由“老知青家园”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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