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石碑静悄悄
延长插队的2300多名知青中，有五名知青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永远的留在了延长，他们是：
张大力：安沟公社王良沟大队插队知青，1969年12月4日在给群众看病出诊途中，因躲避恶狗袭击坠崖身亡；
韩小顺：刘家河公社刘党家沟大队插队知青，1969年3月20日因上山砍柴摔崖身亡；
银淑珍、王艳丽：安沟公社东卓大队插队知青，1971年10月5日在收秋时被雷电击中身亡；
李秋雨：安沟公社吴家瑶科大队插队知青，1990年在北京去世，临终前嘱咐家人将他的骨灰葬在他梦牵魂绕的延长。1990年9月27日李秋雨的骨灰被安葬在延长。
《守望记忆》
这里的石碑静悄悄
那遥远遥远的荒山中，
有一块静静悄悄的石碑
它记载着我的故事，
那是我的苦难、我的生命史记。
张大力
张莉：我从小和哥哥很好。他入队时，我们照了一张像。我入队时，我们又照了一张。他一直在前边领着我。母亲说，你们上山下乡我支持，但最好两个人一起去。我当然很高兴跟哥哥去延安。
张莉入队时和哥哥张大力的合影。(张莉供图)
张大力(后排右)张莉(后排左) 1965年在北京的全家合影
张莉：从北京出发到延长县，途经延安，照了张相。这是我和哥哥的最后一张照片。
北京四中学生赴延安插队途中在延安枣园毛泽东故居。大家手里捧着的是那个时代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左起：朱晓明、彭世弘、马向东、杨子青、张大力、张莉。(张莉供图)
1969年12月4日张莉日记：
照片上就是张大力摔下去的崖。(张莉供图)
哥哥的追悼会是在王连沟村的场院开的，父母都来了。父亲当时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从中国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来。母亲是华北局的一般干部，在华北局天津塘洁的“五七干校”。由于我家当时的恶劣处境，更由于阶级斗争的极端残酷，父母参加哥哥的追悼会都不敢流泪，不放哭出声，那流不尽的泪水，只能强忍着往肚子里咽。我看见母亲的眼睛总是红肿的。母亲要我转回北京，留在她的身边。我怕再受压抑，何况在这里已经习惯了，不愿意回北京。母亲说：“你不回去，我怎么办！?”母亲回去后，得了一场大病，几乎送了命。
张大力和张莉的母亲王文德，在儿子的追悼会上。(张莉供图)
王连沟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奋民在追悼会上发言。(张莉供图)
张莉：哥哥去世后，王连沟村的知青们向当地政府提出几个要求：
一、追认张大力为优秀共青团员；
二、追认张大力为共产党员(他生前曾申请)；
三、开追悼会；
四、宣传他的模范事迹。
由于我们家当时的政治背景，上边决定：不追认，不宣传，小范围地开追悼会。
追悼会没有通知，但四面八方来了很多人，有知青也有老乡，七里地的一条沟，络绎不绝，从沟外一直排到沟口。(张莉供图)
张大力日记摘抄
3月23日 星期日 农历正月初六 晴
夜里三点钟，郭景达和双喜来敲门讨药。郭景达二哥的小孩病了，还不到一岁，真不敢给药。向东给了八片土霉素。早上起来，听说向东给了药，很肝颤。匆忙吃过早饭，准备去罗家山上看看去。路上碰到郭景达和他二哥二嫂抱着孩子去安沟看病。看着贫下中农焦急的面孔，深切感到医药卫生对于五亿农民是多么重要。稍微重点的病就要到几十里路以外去看，误工不说，病人的危险很大。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里一定要有一个人下决心学医。
张大力的日记本(张莉供图)
来年的清明节，安沟公社的北京知青给哥哥扫墓。我们学校(一0一中学)在宜川县党湾公社插队的同学也翻山过来了。
这张照片里有延长县安沟公社插队的北京四中学生朱晓明、彭世弘，铁二中学生霍卫国、宫立新、张连茹、陈玉文，在宜川县党湾公社插队的一0一中学生何淑香、沈战战等。(张莉供图)
在延长县安沟公社王连沟大队插队的北京四中学生张大力的墓碑。（张莉供图）
张大力是北京四中高一的学生，1969年2月带着妹妹张莉与4位同学来到安沟公社王连沟村，劳动之余，兼任赤脚医生。1969年12月4日上午，张大力出诊，途中坠崖遇难。几天后葬在罗家山上，参加葬礼的老乡和知青八百多人，公社革委会追认他为“模范共青团员”。当时的县革委会拒绝了张莉和知青们提出的追认张大力为中共党员并确认为革命烈士的要求，理由之一是：张大力出身不好。张大力的父亲张广学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研究员，当时即为我国昆虫学权威(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
1988年春，张莉和许平等三人重返陕北，祭扫张大力，看望乡亲们。3月23日得知，早在1982年，张大力的坟就被挪了。那年，村里连续出怪事。先是冯占彪的儿媳妇突然患上迷症，口口声声说要到北京看什么人去。接着，茂胜婆姨没来由地疯了，成天漫山迷走。茂胜的儿子叫“记力”，是1969年12月茂胜婆姨挺着大肚子非要参加张大力的追悼会后，把他生在了回家的路上。“记力”这名字是知青们给起的。人闹腾，牲口、家禽也跟着添乱，前晌儿还欢蹦乱跳地觅食，后晌儿便气绝身亡，倒地一片。罗家山的一个老太婆病死了，家人请来一个风水先生择地下葬。这位大仙口吐莲花，硬说是张大力的坟惹的祸。村民们便把张大力的坟刨开，将棺木拖到背凹处的一面陡坡上，草草地浅埋在一片灌木中，连个标记都没留。在此后的半年里，经过张莉和其他知青的不断奔走，申诉，1988年11月12日下午，张大力被迁入第三座坟—安沟农场。
又过了9年——1997年4月，张大力终于死有所终，安葬在安沟知青烈土陵园里了。
第3次迁坟前，中共安沟乡委员会于1988年7月15日作出了“关于追认张大力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部分满足了张莉和其他知青们当年的要求。令人不解的是“决定”中的“党龄从1970年算起”这句话。一个自然人的生命中止了，他的党龄却开始了，下限在哪里?(王建勋文字)
延长县安沟乡的北京知青陵园于1998年落成。这里安眠着三位当年在这里插队的北京知青，他们是：张大力、银淑珍、王艳丽。(张莉供图)
1971年10月5日下午，一场雷雨在距离我50里之遥的西方出现，清楚地见到那浓浓的雨幕和划破天空的闪电，之后便是震耳的雷声。当地有句谚语叫作“九月雷，不空回”，意思是这种反常的雷雨会造成灾害。这场雷雨带走了两位女知青的生命，她们正好在塬上收割庄稼。为了躲雨，银淑珍、王艳丽钻进了一个高粱垛中，闪电击中了她们。(张莉供图)
1971年10月5日下午5时左右，在延长县安沟公社东卓大队插队落户的银淑珍、王艳丽，秋收时被不期而至的雷电夺去了年仅21岁的生命。1969年，她们满怀希望和理想，从北京女36中来到这块贫瘠的土地，胼手胝足，栉风沐雨，努力实践着毛泽东的伟大畅想。当她们脆嫩的生命之花被大自然无情碾碎的时候，她们的希望、理想，还会被延续、传承吗?
30年前位于东卓村东南的姊妹坟。(沈受元供图)
1971年10月10日上午，召开了银淑珍、王艳丽的追悼会。(沈受元供图)
银淑珍、王艳丽牺牲前一天留下的珍贵照片。1971年10月4日，东卓大队的知青们在劳动之余虔诚地学习“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前排右二是银淑珍，王艳丽坐在她身后，被挡住了。(沈受元供图)
1971年1月6日，胡连喜代表东卓大队的北京知青出席陕西省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归来，伙伴们合影留念。前排左起：银淑珍、王艳丽(沈受元供图)
1997年4月5日，“北京知青陵园”落成后，原在东卓大队插队的部分北京知青先后在张大力、银淑珍、王艳丽的墓前献花，默哀。
位于延长县安沟乡安沟河畔的“北京知青陵园”在有关各方的长期努力下终于落成，前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为陵园题名。图为陵园揭幕式的当天——1997年4月5日(时值清明)，当地的干部、群众和从北京、香港赶来的知青代表云集陵园，深切缅怀永远留在了黄土地上的三位知青—张大力、银淑珍、王艳丽。
那一天，大雨滂沱，天昏地暗，电闪雷鸣。忽然，一道形状怪异的闪电急窜下来，随即一声轰响，震得大地一阵颤抖。随着隆雷声的渐远渐息，银淑珍、王艳丽这样两朵刚刚盛开的生命之花在倏忽之间凋谢了。
1971年10月10日下午，追悼会后，银淑珍、王艳丽被葬在东卓村南面的塬上。追悼会上有这样一幅挽联：“革命圣地炼红心，壮丽青春献人民”，是知青们送的。
我在10年前写过一段文字，摘录如下：金黄色的糜子已近成熟，时有高亢、悠扬的信天游飘荡在沟沟峁峁之间，回翔在蓝天白云之下：
妹妹你咋这就走，
扔下我一去不回头
陕北有个古老的风俗—结鬼亲，即未婚的男人或女子夭折后，家人要为其寻一个年龄相当的异性合葬。否则，死鬼在阴间看到其他的亡灵或先后或同时，皆夫妻相伴地游荡在冥府之中，便会在凄寂中躁动不安，寻衅闹事。这样，首先殃及的就是其阳间的亲属，不是人畜得病就是田舍遭灾。夫妻非独世上有，阎罗依旧效于飞。
于是，已在沉寂、厚暖的黄土怀抱中安睡了15年的这对北京知青姐妹，被中了邪的人视为劫持的目标。盗墓者认为“娶”走这二位年轻俊美又有文化的姑娘，她们远在北京的亲属不会知道，东卓村里的人谁又会出头阻拦！1986年荞麦扬花时的一天夜里，几双手伸向了姊妹坟。
鸡叫二遍，盗墓人撇下挖了一半的墓穴，谋划定待天黑了再回转来完成这个勾当。东卓村的乡亲们打着呵欠，系着衣扣，陆续走出各自的家门。日出前的雾蔼尚未散去，早春的高塬，清晨依然很冷。出村南口下地干活的人发现姊妹坟赫然张开了两个阴森森的大口子，人们惊呆了。乡亲们在清冷的晨风中，用双手把被盗贼挖出来的封土一饹饹地重新填回去。他们撒向姊妹坟的一把把黄土中，包含着多少爱，寄托着几多情！星散在地球四面八方的当年的北京知青们，你们可曾心领神受?
没有任何人组织，没有谁来动员，东卓村的乡亲们自动轮流值班，连续十几天守护在乍暖还寒的春夜里。后来，安沟知青烈士陵园落成后，1997年4月，银淑珍、王艳丽的坟也迁进去了，直到现在。(王建勋文字)
李琦是宜川县新市河公社的，我没见过面，但我听说过他被埋在这儿。1990年我回村时，见到新市河乡书记张宏。我对他说，请你去看看李琦的坟还在不在?他去了，回来告诉我说还在。“请你给他立块碑吧！咱们公社就他一个北京知青留在这儿了。留个纪念吧！”张宏是宜川人，他小时候，他们那个村也有北京知青，其中有的还是他的老师。1991年，张宏主持了立碑仪式。谢谢你，张宏。(王子冀供图)
宜川县新市河乡党委书记张宏1991年5月20日在祭奠李琦的立碑仪式上。(王子冀供图）
“人不能回来捎上两句话，魂灵儿跟在你身旁”，这首信天游的曲名不记得了，翻捡照片时这两句词儿却忽然从心底冒了出来。第一次听到它，是1970年夏天在修白清公路的工地上，一个俊秀的陕北小伙儿“圪蹴”在石料堆上，凄婉、悠长的歌声从他的口中幽幽流出，唱得人心里酸酸的。那阵儿李秋雨和我同在陕西延长的安沟公社吴家瑶科大队插队，是所谓“知识青年”。其实那会儿我们一无知识，二也不是青年，刚刚16岁半。
1990年8月18日下午3点，秋雨病逝于北京的空军总院。临终前，他托我把骨灰送回陕北。
1990年9月27日，秋雨永远留在了陕北，留在了延长，留在了安沟。他背靠双峰，忠诚地守望着这片雄浑、苍凉、贫瘠而又古老的土地，直到永远。
图为那天的安葬仪式上，李秋雨的夫人明晓艳将秋雨的骨灰捧给我送入莫穴中。(王建勋图文）
1990年9月27日，李秋雨的墓碑立起来了。(王建勋图文)
碑额上覆盖着的是一床红绸被面和一套匠人的刻碑工具—锤子、凿子和錾子。这三件铁家伙是雕刻这尊石碑的一个石匠的，被面是订做石碑时送他的花红之一。这石匠从“上头”下来，当时寄居在延长县城刻石为生，手艺不错，声望不小。老汉刻碑的那些天，我陪明晓艳每天都去看看。闲聊中，他略知了碑主的行状后，拒收工钱，奋力赶做，精心雕琢。安放骨灰的那天，他撇下手里的活儿，坚持和我们一道上山，说要亲手竖碑。
通高四尺七的大青石碑身在老石匠的吆喝声中稳稳地座落在一尺三高的花岗岩墓座上后，他从怀里掏出用旧报纸裹着的红绸被面，仔细捋平整，恭恭敬敬地铺在碑额上，再把他的那几样家伙小心翼翼地挂压在被面上。老汉笨拙地从架子上爬下来，摸出一瓶也是花红之一的西风酒，咬开瓶盖，仰脖灌了一大口，用树皮一样粗糙的手背把嘴一抹，将剩下的白酒咕嘟咕嘟地倒在碑座上，然后倒退几步，双手抱拳，冲着秋雨深深地鞠了一大躬。直起腰来，他仰天大叫：“死鬼，恓惶！”吼罢，他两眼通红，死盯着墓碑，一动不动。俄顷，他猛地转过身来，大步朝山下走去。
老石匠那年63岁，姓钟，榆林人，好像在家里过不去什么坎儿，跑下来避祸。他与秋雨素不相识。碑身的字是赵玉玺写的，前郑庄公社书记，也不认识李秋雨。
1990年9月27日(农历庚午年八月初九)，明晓艳把从北京带来的月饼送给她亲爱的丈夫。
19909月27日，秋雨插队时的房东生财(右一)和秋雨在队里时的忘年交“延长老汉”(右二，名字记不得了只想起他的绰号)，在给秋雨敬香。
1990年9月27日，李秋雨追悼会。(王建勋图文)
1997年11月5日。这是阎生财家的院子，老阎已在村东口的场下面另打了5面新窑，现在是他二儿子六指烈烈的家。右侧的那孔窑就是28年前秋雨住过的。(王建勋图文)
1997年11月5日。我和明晓艳在秋雨生前住过的窑洞前与乡亲们共话桑麻。这窑现在是烈烈家的粮仓。(王建勋图文)
1997年11月6日。明晓艳在祭扫时依偎在丈夫的墓碑上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王建勋图文)
1997年11月6日。吴家瑶科的乡亲们在祭扫秋雨时，第二拨人恭立在墓前垂首默哀，忽然，王文显(右二)厉声喝道：“死者为大，咱给他跪下！”言罢，“扑通扑通”……几个人陆续跪了下来。男儿膝下有黄金呵，山里的汉子岂肯轻易跪拜！左起：张高生、李世杰、肖建臣、王文显、张振兴。(王建勋图文)
1997年11月6日，吴家瑶科的乡亲们在给秋雨扫墓后合影。第二排左一是王文显，左五是明晓艳；第三排右是肖建臣，右一是我。(王建勋图文)
“于春魁栽崖了！”学生娃的一声呐喊犹如晴天霹雳，我只觉得脑袋轰地一下子，随即汗珠水一般汩汩流下。我拔腿向出事地点跑去。这以后，几经抢救，虽然他的命是保住了，但终因伤势太重，造成了终身瘫痪。乡亲们总是说：“春魁为咱长命村害下了这病，咱对不起这娃哩！”
左起：宜川县新市河公社长命大队插队的刘丹华、于春魁、高冰正在阅读《毛泽东选集》。(刘丹华供图)
韩小顺的死，是我们公社知青心中永远的痛。他是我们北京十三中的同学，插队在延长县刘家河公社刘党家沟大队。在学校时，他是体操队的成员，在双杠上练就了一幅好身材。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女孩子们说的“帅哥”。仗着强健的体魄，在生活中也显出强者的姿态，胆大敢为，不输人后。却不想，偏偏是他，成了最早的牺牲者。他死的时候，我们到达陕北还不足两个月。
我还记得，那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底的一天傍晚，我到公社大院去取信，推开一间窑洞的门，只见屋中停放着一具担架，上边用被子严严实实地蒙着，几个人垂头丧气地呆坐在炕边。我认出是刘党家沟的知青杨家樯、向泽等人，我以为是有人病了，要往县上送。还没等我开口问，杨家樯看见我，指着担架道：“陈幼民，你来了，这是咱们小顺兄弟，他，摔死了！”他声音不大，却似晴天霹雳，惊得我汗毛倒立，张口结舌，不由得打起冷战。陕北生活虽然苦，我想到过累，想到过穷，想到过病，可就是没想到有人会死。而且死在我面前的还是坐一辆车来的同学。
隔了一会儿，杨家樯慢慢讲起事情的经过。上午大家都在山上掏地，休息过后，却不见了韩小顺的踪影，时间一长，众人觉得不妙，四处喊叫寻找，最后，在一处悬崖下发现了他。他头朝下趴在山坡上，口吐白沫，已经昏迷不醒。周围有一些散落的土块。众人急忙抬着他往县城赶，送去医院抢救。可生产队离县城有几十里，山高路远，刚走到半路，韩小顺就没了气。
杨家樯说，韩小顺摔下去的山崖顶上，有几棵较粗的梢柴，大家猜想，他一定是想够到那柴禾，却不想脚下的土塌了，才掉了下去。那处悬崖有几十丈高，直上直下，一般人看了都眼晕，谁敢虎嘴拔毛，否则，那几根梢柴也不会留到今日。
韩小顺静静地躺在担架上，周围是一群伤心惊恐的弟兄。我无话可说，不知是该安慰他们还是安慰我自己。我没敢掀开被子，看看韩小顺的脸，因为我惧怕死亡。我甚至都不记得，我是怎样离开的那间窑洞。回村的路上，天已擦黑，我一路狂奔，漫长的上山道，我竟一口气都没歇。回到家，浑身透湿，人都瘫了。我们队的知青听了此事，个个变色，唏嘘良久，彻夜不安。
兔死狐悲，要知道，我们当时还只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响应号召，告别父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城乡生活的转变，已经使我们精疲力竭，哪曾想到，还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只对韩小顺一个人，我们谁都有可能遇得到。那时人们虽然还没有安全感的概念，但已有了丧失安全感的恐惧。我只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人孤零零被撂在山顶上，四周没有依靠，生死存亡，全得靠自己了。
这件事，给全公社的知青和乡亲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有的生产队开始禁止知青自己打柴，让各家各户给知青送柴烧。时间长了，知青们也过意不去，人家打柴，难道就没有危险吗，还是得自己动手，只不过，危险的地方是再也不敢去了。后来，知青们也学会了山地劳作的安全常识，行至崖边，先用镢头探一探，土是否结实，在坡度大的地方，先掏好了脚窝，站稳了再动作，山路陡的地方，脚要撇成八字，才走得稳。要说再教育，这恐怕是最深刻的第一课。
过了几天，就是清明节，公社为韩小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韩小顺的父亲和姐姐特地从北京赶来。这时我们才知道，韩小顺母亲已经去世，他是家里惟一的男孩。葬礼我没有参加，以下的情况都是听同学说的：小顺的父亲是一位电影演员，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整个葬礼过程，他表情严肃，没掉一滴眼泪。他只说了一句感谢为韩小顺举行葬礼的话，就再没有出声。韩小顺的姐姐则泣不成声，悲痛欲绝，不能自持。葬礼过后，父女俩回到窑洞歇息，几个同学不放心，悄悄跟了去。又不敢打扰，在门口偷看，只见韩小顺的父亲抡起拳头一下砸到炕沿上，仰天长啸：“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说罢，父女二人抱头放声大哭。我的同学讲到此处，已是满眼泪水。听者皆戚戚，无不动容。相别方两月，阴阳天地分。再通达的人，也承受不了。
小顺的坟，就在公社院外的公路边。来往的人们，都可以看得到。虽然那时，我们常用“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但看到小顺的墓，我们还是觉得，死人的事最好还是不要发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不管环境多么艰苦，都要好好活下去，不仅为自己，也为了关心你的人。
后来，知青伤亡的事仍有发生。延河对岸安沟公社的张大力，是队里的赤脚医生，同年底，在出诊途中不幸坠崖牺牲。还有两位女知青，在塬上秋收时遇雷击身亡。至于摔伤者就无法统计了。
“山之上，国有殇，”这些年轻的生命，长眠在这片他们为之流过汗水的土地上。就像刚出土的庄稼苗，远没有等到收获的季节，就夭折了，令人惋惜。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这段历史，是生者和死者共同创造的。不管人们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它总能为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不该再写这些伤心的事，遗忘或许是医治心灵创伤最好的方法。我们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事情，却不能求得心里的平衡。起码我们应该从这些事中知道，生命的价值，无论多与少，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受到尊重。
如今，他们被安葬在延长人民为他们修建的“北京知青陵园”内。
五位北京知青（左起）：银淑珍、王艳丽、张大力、李秋雨、韩小顺长眠于斯，终为土灰。
忠魂祭
岁在庚寅，清明祭奠，
四十年前，离京赴陕。
翠屏山下，延河水畔，
老区人民，呵护相伴。
小顺西游，大力赤诚，
艳丽质朴，淑珍和谦，
秋雨魂归。县委政府，
关怀备至，英灵重聚。
北京延长，路远神伤，
薪火相传，辗转周章。
感念仙逝，苍天为泣，
忠骨不朽，祈望安息。
延长县部分北京插队知青
二零一零年清明
来源《守望记忆》、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中国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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