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青春记忆(第1集)村里来了年轻人
“大风从坡上刮过”
黄土地青春记忆(第1集)
村里来了年轻人
背景资料：
中国四大高原之一的黄土高原西起祁连山脉东端，东到太行山麓，北邻内蒙古高原，以古长城为界，南到秦岭，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
它因地面覆盖着厚厚的黄土层而得名，历经数百万年的风雨剥蚀，那里沟壑纵横，人烟稀少，其独特的地貌特征为世所罕见。从整体看，黄土地自古就是我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这里相当一部分农村至今仍处于贫困状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中国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世界所瞩目。它曾震撼过当时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家庭，波及几乎所有偏僻贫困的山乡，并且触及到整整一代人的灵魂。
一、知青下乡像一阵风刮过黄土高原
解说：中国四大高原之一的黄土高原，它因地面覆盖着厚厚的黄土层而得名，历经数百万年的风雨剥蚀，那里沟壑纵横，人烟稀少，黄土地自古就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强生旺：陕北有两次闹红，红军到陕北来，老百姓敲锣打鼓接回来。二次是北京知识青年到农村来，打着彩幪，敲锣打鼓也接回来。
邓小虹：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陕北的吹鼓手，一个个脑袋上戴着那个白羊肚手巾，吹唢呐的人，两个腮帮子吹得鼓圆鼓圆的。
李朝英（馀傢沟老支书）：我们这些土包子，哪能管这些有文化的人，根本就不行，
张路（北京知青）：我是陕北知青。
杨存（北京知青）我们就是革命青年，而且到农村去吧，特向往。
庞沄（北京知青）
陈朝红（北京知青）：当革命成功了，发展壮大了，确实老少边贫，它有它的天然的困难。说老实话，这些老乡，这些陕北的人民，我就没听说他们抱怨过，说你们进北京享福了，我们在这受苦。
王子冀（北京知青）：提起自己受苦，都说的很诙谐，诙谐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好意思说，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呢？因为你受的那点苦，比起老百姓受的苦算个球。
王克明（北京知青）：所有的社员都站在上面，站在旁边山上看，老乡就跟我说，说那个，都在那说这是王克明做下的好事。
袁立本（原北京市委秘书长）：这批知青在当时来讲，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忍辱负重，应该说，可以说感动我一辈子，我是个非常爱动感情的人，感动我一辈子。
孙立哲（北京知青）：知青下乡确实像一阵风，刮过了农村，刮过黄土高原。我们企图改变农村和黄土高原的状态，其实没有改变，或者改变的很有限。
陈晓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处黄土高原腹地的陕北，迎来了一批年轻的客人，当地老乡称他们叫“北京娃娃”。他们的年龄一般在十五到二十岁之间，在陕北老乡的记忆中，这批北京娃娃是被当时席卷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送到陕北来的，跟几十万整编到北大荒、新疆、云南，以及内蒙古建设兵团的知青有所不同，这2万7千多名北京知青分散插队，住进了黄土地深处的一个个农家窑洞。
他们零距离的跟当地农民接触，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亲历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的生活状态跟当地农民并没有太大差别。农民的记忆就是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记忆也就是当地农民的记忆。
二、大风之后 留下的是思乡的人们
解说：1996年冬天，陕西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找到了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王胜利。王胜利在延安汽修厂工作，他是在1976年经过招工，从他插队的志丹县腰子川村，调到这里工作的。他在插队时摔断了右腿，留下了残疾，王胜利总是用一种北京人特有的神气，掩饰着生存的困境。
王胜利（北京知青）：我也有当官的材料，这插队的时候就有，但是人家给我官我没要。
记者：为什么没要？
王胜利：为什么没要？因为我体制弱小，那时在农村给你个官，在县上给你个官，但是你必须蹲个点，白天你得要劳动，晚上你还得要开会，一开就是半夜。考虑到我体制不佳，弱，受过伤，弱，所以这么着就没要。那时候要真抓出个点来，我现在最次也是个县委书记。
解说：对于回北京，王胜利显得很自信，他坚信女儿将来考上北京的大学，他也就自然回北京了。
王胜利的女儿：老在山区里不好。
记者：山区里不好，城市好。
王胜利：三十年过后，我就给他不干了。
记者：不干以后干什么？
王胜利：不干，到了北京可能还有差事，九四年他们就给我一个差事，光管理游泳池，挺好，给钱还多，还管饭，管住，就是不许回家。最大的愿望，那我还得要回去，叶落归根。
记者：回北京？
王胜利：嗯。我不能说因为看见它这里有个坟头，有个坑，像我这孩子真要走了的话，我还得要监护她监管她，为人不当父母，当了父母你就要管她。
解说：延安，这座以中国革命圣地著称的城市，如今已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城市的繁华已经让人很难与斯诺笔下那个红色圣地联系在一起。时隔11年，2007年的7月，凤凰卫视《黄土地》摄制组再次寻找那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北京知青，此时王胜利已经留在陕北延安39年了。
谢党恩（王胜利的好友）：现在说不成话？
王胜利妻子：不会说话。
谢党恩：什么话也不会说？
王胜利妻子：嗯。
谢党恩：我们是同学，还认识我，他不认识他不笑。
记者：我看过1997年他接受采访时还好着。
谢党恩（王胜利的好友）：对，1997年还好，2001年发生的。
王胜利妻子：2001年7月7号得的病，得了病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反正就这号了。
记者：那时候不是还说能回北京吗？
谢党恩：那会儿还想回北京来，1997年。
王胜利妻子：能回去，回个啥回，北京又没地方。
谢党恩：这一待也三十九年了，明年就四十年。明年咱们知青聚会你来不来，来不了了吧。光笑，就是个笑。
记者：女儿怎么样？
谢党恩：女儿可以，女儿考到上海华东理工学院了。
王胜利妻子：华东理工大。
谢党恩：可以，相当不错。
记者：把女儿培养出来了。
谢党恩：女儿培养出来，老子倒不行了。
王胜利妻子：女儿上初二就得了这号病了，女儿去年才考上的。
谢党恩：也可以，培养出一个大学的女子。
解说：爱说笑话的王胜利已经中风瘫痪，无法说话了。他的女儿如愿考上了大学，可是他自己再也回不到北京了。青春的记忆和远在北京的梦一起，永远定格在陕北延安的这孔窑洞之中。
陈晓楠：至今留在陕北的知青其实为数不多，不超过三百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选择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几十年过去，他们有了家室，有了儿女，有了皱纹，有了白发，当然有一些人也有了病。其中的一些人乐天知命，日子过的还算有滋有味，但也有一些人还在苦苦挣扎，偶尔也会在睡梦中，找回他们儿时的记忆。当然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虚幻，不可琢磨了。
在陕北，他们自认为是北京人，回到北京，他们又觉得自己是陕北人，所以他们的心，好像始终是有游移不定，他们弄不懂，青春的记忆何以如此的飘渺，让他们既欣慰，又有些惧怕，不堪回首，又柔肠百转，难以舍弃。
解说：当年的知青大多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他们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幸福地成长着。住在北京城的孩子们，更是倍受羡慕，他们的童年和少年都沉浸在成为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梦想之中。可是突如其来的文革改变了歌声的旋律，他们人生的轨道也在瞬间转换了方向。
邓小虹现在是北京卫生局新闻发言人，是人们关注的公众人物，她的弟弟邓壮是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他们都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1966年的北京，却在在他们的心灵上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1966年4月，邓拓、吴晗、廖沫沙，因合撰杂文集《三家村札记》批评时政，而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一时间，全国上下，愤怒声讨黑帮的声音不绝于耳。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自尽身亡，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个罹难者。邓家姐弟也从此体味着人生冷暖，世态炎凉。
邓小虹：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因为我们家人受冲击，那么经常会有造反派、红卫兵跑到家里来造反，后来我们被抄家，给轰到一个只有不到20平米的一个小平房里。这房子就是前面有门，后面有门有窗户，白天经常门窗上趴满了院里的小孩，会朝里面窥望，就像看笼子里的动物一样。而且在院子里行走的时候，甚至在胡同里，也经常会有人在那儿喊口号，或者往你身上扔土，什么。所以我们觉得在北京，住的非常压抑。
邓壮（北京知青）：这么一个班集体，摊上我这么一个全国著名的黑帮的孩子，那也就成了他们表现政治忠诚的一个活靶子。所以当时那个班集体就贴着一些大字报，其实也谈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无非一条，让我出来所谓揭发自己父亲的罪行和自己的父亲划清界线等等。然后因为我当时对于一开始贴出来的东西不予理睬，所以这大字报越挂越多，最后就成了教室里横的拉了好多铁丝，四壁全都挂满了。
解说：邓拓的五个子女都隐姓埋名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女儿邓小虹去了延安，母亲丁一岚担心邓小虹孤单无助，就让弟弟邓壮陪姐姐一块去延安。邓壮大当时只有15岁，丁一岚把他托付给了大院里的“孩子王”宋小刚。
宋小刚：丁阿姨当时也是在广播电视部的时候，也是马上就要给下放到农村去了。后来丁阿姨有一次说起来，我的小名叫毛头，说毛头你能不能跟阿壮走，因为阿壮小，他不属于分配，但是留在北京我们也觉得不放心，早晚是要去插队，去他姐姐那。当时丁阿姨也希望就是说有人帮助他一下，别受人欺负，毕竟我大一点，我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
另外还有其他就是，去延安还有几个我们学校同学，我管她们叫大姐姐了。我说没问题，仗义，反正都是走，我还不愿意跟学校一块走。丁阿姨走之前在我们走之前，就送给我一幅她写的藏头诗，名字就是叫《毛头志远》，上面写的赠送宋小刚，实际你这么看，毛头志远，“毛毛双颊一少年，头顶草笠赴延安，志传真理实践勇，远道崎岖心盖坚。
解说：邓拓的妻子丁一岚，是当年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在30年代，延安就曾是许多城市青年心中的圣地，当年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后来许多人都成了共产党的新生力量，但一场政治运动，又让他们变成了被改造的对象。
如今他们的孩子却在又一轮革命大潮中走进延安，走上他们人生的起点。当时的北京面临空前的压力，人口的压力，就业压力，社会安定的压力，形势严峻，人口流动成为必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一场前所未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速掀起高潮。据《中国知青史》提供的材料，在文革十年，上山下乡的1700万知识青年中，大约有400万老三届中学生。到1969年初，他们全体离开学校，其中绝大部分下到农村。
这是一张普通的北京火车站送别纪念照片，1969年的1月28号，邓拓的五个孩子就要离开北京，孩子们脸上的笑容仿佛在告诉人们，他们没有离别的悲伤，因为那时的北京有着他们人生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人的一生当中，并非所有的日子都能被记住，但那一天给知青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那是他们成长的开始，也是他们走进知青历史的第一天。而很多人的命运，将就此改变。
宋小刚：我走之前要销户口，户口没有了，邓壮跟我一块到派出所去销户口，5分钱手续费，我们俩出来高兴极了，我们俩说了一句话，“哎呀，可不是北京人啦，没人管咱们啦，咱们是陕西人啦，咱们是延安人啦”，高兴的不得了。
张路：临走，火车一开动是一片哭声，车内车外哭成一团，但是我没哭，我和弟弟没哭。
记者：为什么呢？
张路：怎么说呢，我当时还是比较想得开的，我是觉得男子汉吗？就应该出去闯荡闯荡，另外一个也想反正会有一种新的生活在等你。
邓小虹：真正如果能够到农村，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相当于全身心的解放。所以离开北京的时候，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宋晓明：当时没有那种忽然要失去生命当中什么东西的感觉，我没有，我当时觉得很愉快。因为我总觉得一个世界里，只要有一帮哥们就够了。我当时就是想法那么简单，然后当火车，我们在车厢上面，蹿上去又下来，就是感觉到，怎么感觉呢？感到是很多的人在一起，要做一次远途的郊游。
解说：延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长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不朽的马列主义光辉著作，早在30多年前，毛主席就指出革命青年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今天北京知识青年幸福地，一批又一批地来到革命圣地。
强生旺：陕北有两次闹红，中央红军到陕北来，老百姓敲锣打鼓接，第二次是北京知识青年到农村来，敲锣打鼓老百姓站两行接。
邓小虹：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陕北的吹鼓手，一个个脑袋上戴着那个白羊肚手巾，吹唢呐的人两个腮帮子吹得鼓圆鼓圆的，就跟过去油画上画的陕北老乡吹唢呐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个样子一样，那个时候就觉得，照陕北话说一满鼓噪的不能，吵的要命啊。
宋晓明：当时看得场面也很震惊，也很欢欣，头一次你真正看到那么多人，上千人甚至，我不敢说上不上万，就延安全部是夹道欢迎，我想当年红军都没有受过这种礼遇，那么知识青年在接受这种礼遇。
解说：然而初到陕北，当他们真正走进延安的大山深处，面对呈现在眼前的贫瘠与荒凉，却仍然感到震撼、惊讶、唏嘘不已。他们沿着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大山深处进发，越往里走，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庞沄：一到了山上傻眼了，我们当时要翻山过这个村，我到现在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清楚，冬天下完雪，天苍苍、野茫茫那种感觉，完全是秃山，黄土高坡，大老远还看到远远的山上有那么一棵树，这是那消息树，抗战时那的消息树，就这种感觉，当时去了，就是要扎根一辈子，什么也后果也没想。但真到了那山上面，第一感觉，哎呦这是有人烟的地方吗？
张路：怎么说呢，到村里，因为我们那个村是我们这个公社里最远的一个生产队，离公社是20多里路，25里路吧。所以就是开始是一大队人，我们这道沟是四个村，一大队100多人，这个浩浩荡荡，走到一个村，留下二三十人，虎傢坡，又留下十几个人，第三个村又留那么多人。到最后我们这个村还剩下十几个人，而且走到里边，就是一片大山，又刚下完雪，天阴沉沉的，反正感觉这地方够偏僻的。
宋晓明：仔细一看才发现，沟里有一些黑的是柴垛，然后有一些黑的洞，没有石窑，今天我们去延安很好，很多的石窑。我当时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像我原来参观过的山顶洞、周口店。就这种感觉。哎呦，这不是穴居呢嘛，
王克明：跟着后来天黑了，天黑了之后，就点上油灯了，好像就是那第一晚上，5个男生，一个炕里头，这个油灯一点，油灯就这么一点点，还不是玻璃罩的油灯，是农民用的老麻油灯，特别粘稠的火苗一蹦一蹦的。屋里就很暗，还不如点个蜡烛亮。5个男生一起在炕上大哭，这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样的地方，这是头一晚上。
解说：然而知青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老乡们朴素的情感却给了这些在城市里，体味着世态炎凉的孩子们一丝温暖。
我们当时刚刚一到延安去的时候，大家自己的记忆当中，还是北京应该说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我并不喜欢的当时这样一种政治氛围，所以当这么多人趴在窗户上的时候，大家想到的，那回对延安的老乡还没概念，所以可能是把北京的印象移到了陕北。那么最后窑洞门推开了，来了几个小伙子站在门口，说你们这里边谁是邓榕，谁是罗点点，他们说你们出来一下。
说实在的，当时她们心里是比较紧张，然后等着站在窑洞门口一看，那院子毽盘上，就是说陕北窑洞前面那块平常叫毽盘，实际就是院子了，站满了老乡。然后最后这个年轻人就说我爸我娘想见见你们，然后那边就有几个年岁大的长者，把她们带过去，然后这个老人当时跟她们讲，说你们的父亲当年在我们这扎过，我见过他，其实也无非可能就是指挥一场战役的时候，这么一种很短暂的相识，谈不上相识，可能也就是看见过。他们就讲，你们都是龙子龙弟，今天遇难了，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要保护你们。
解说：大约3个月后，一张照片经过放大处理，被加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题，镶嵌在北京一家照相馆临街的橱窗里，没有谁知道照片上的知青是何许人，甚至宣传栏的制作者都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就是当时正在批判地黑帮人物邓拓。
陈晓楠：相对于建设兵团，插队知青的政治环境要宽松得多，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是所谓黑帮子弟，所以某种程度长还很庆幸自己被放逐到了陕北的土地上。在城市他们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甚至无家可归，但恰恰是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他们年轻的心灵得到慰藉，而一度少时肆意放纵的偏执与狂躁，在最偏僻的山乡，在那些贫穷而缺乏文化的农民当中，也渐渐冷却下来。待下去的日子长了，知青们宁愿相信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越是偏僻的村庄，政治风浪的波及越小一些。那里的人们生活会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状态。
视频来源：凤凰台《凤凰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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