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走不出北大荒的“知青”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郊区，有一栋僻静、神秘的建筑，2009年当我们初次探访这里的时候，它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这里是中国唯一一所“知青精神病院”，里面住着的，是一群永远也走不出北大荒的人。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郊区
有一栋神秘的建筑
那里住着一群特殊的人
一代人的青春与热血
一代人的泪水和伤痛
他们中一些人
已经永远走不出北大荒
北大荒知青安养院
陈晓楠：2009年的秋天，我们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郊区找到了一栋僻静的看起来有点神秘的建筑，这里住着近百名六七十岁的老人，而在佳木斯这样的东北腹地，这些老人说起话来就代表特别浓重的异乡的口音。比如北京腔、上海腔、天津腔，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已经不再能够复述自己的过往经历，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他们身上的这乡音就成了来自异乡的唯一的印记。这些人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北大荒知青。但是让这些原本散落各地的老人们又再一次得以相聚的却是因为他们共同命运当中的另外一重共同的特殊身份，他们都是精神病人。这里就是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七年前，在我们初次进入安养中心的时候，这里很少为外人所知，也几乎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过。在过去的这七年之间，我们数次走进那里，打探来自那里的消息，是因为那里有着这个世界上最后几十个再也走不出北大荒的人。
据知青安养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曾经的北大荒知青当中，有近三百人，在下乡过程中或返城之后因各种原因刺激而罹患上精神疾病。2008年末，黑龙江农垦总局特地建设了这个安养中心，并开始四处寻找散落在各农场的患病知青以及知青子女。截至2009年秋，中心共聚拢了82名病患，姜盈国，哈尔滨知青，据说当年他在农场开拖拉机时，压了一捆稻草，由于夜深，他误以为压死了一个人，就此犯了精神病。
姜盈国 知青精神病患者
早在2005年，《冷暖人生》摄制组为制作知青系列节目时，在黑龙江勤得利农场结识了李文魁，那时他已经被农场职工康金环一家收养了20年。
李文魁 知青精神病患者
李文魁，哈尔滨知青，当年下乡于勤得利农场。1970年代初，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表现优秀、出生良好的李文魁被选中。然而，当时的李文魁却做出了一个让战友们意外又佩服得决定，为了能让同为知青的女友早日回城，他把自己念大学的指标让给了女友。但是，女友回城上学后不久，就跟他提出了分手，受到巨大刺激的李文从此精神失常。
李文魁唱自编歌曲
2010年1月10日，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勤得利农场找到了李文魁，在和康金环一家商议之后，中心将李文魁接来，这里将成为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又有一位病人被中心省城哈尔滨接来，对于那些返城后发病，有自己亲人照顾的知青，中心同样收留。因为精神病人在家中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疗的。根据农垦总局残联提供的名单，安养中心逐一寻找那些患病知青，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将所有身患精神病的知青全部接回北大荒。
在记者采访中，有一位老人插话进入记者的视线，这位插话的老人名叫赵印宝，他的知青经历最为传奇，一张大字报改变了他的人生。
赵印宝 知青精神病患者
赵印宝，北京知青，文革时期在北大荒当知青，写了一张“刘少奇万岁”的大字报，被定为“现反”，人生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了。为了能够寻找赵印宝知青岁月的只痕片影，摄制组驱车前往他下乡所在地，距离安养中心大概六十公里的宝泉岭农场十队。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一位赵印宝当年的兵团战友任友善。他也是北京知青，插队后在北大荒结婚安家，至此再没有离开。
赵印宝当年的“贴反标”事件是知青点的一件大事，作为同队战友，任友善是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任友善：它上面写着“……，刘少奇万岁”。赵印宝随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知青点受到特殊监视，并强制劳动改造。
任友善：（在之后的知青生活中）就这么说吧，就是比较艰苦的事儿都得叫上他。
改造期间，赵印宝出现精神病症状，并逐渐恶化，1973年，他被送回了北京。
赵桂兰讲述弟弟的事情
赵桂兰是赵印宝的姐姐，它说说，在去北大荒下乡之前，弟弟在外语学校学习俄语，平常爱好体育、音乐，是师生眼中的才子，也是全家人的骄傲。早在1955你，北京团市委就开始了知识青年到边疆垦荒的倡议，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到文革后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运动。1963年，19岁的赵印宝主动退学，去了北大荒，而十年后回到家中的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赵桂兰：不说，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不说，他不说东北的事儿。
1980年，赵家收到一封发自宝泉岭农场的信函，内容是对赵印宝“现行反革命”平反的通知，直到那时，家人才推测出赵印宝致病的原因。2009年初，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联系到赵桂兰，提议将赵印宝送到安养中心，于是在40年后，赵印宝再次回到了北大荒。
任友善讲给张印宝的话
任友善：赵印宝，我是任友善，咱们是一起来到十队插队的，我希望你呀好好治病，保重身体，你这一生已经是很悲惨了，一定要多活几年。
陈晓楠：据安养中心的医生介绍，很多病人的意识其实还停留在他们发病的时候，之后漫长的岁月在他们头脑当中其实只是一片混沌，没有留下任何记忆。所以，也可以这样说，这些老知青的生命是永远地滞留在了他们的青春岁月里，他们就像是来自那个年代的活着的群雕和化石。
岁月流逝，生命也终将流逝，2016年，当我们再一次探寻安养中心消息的时候，得知因为老人们日渐凋零，现在在院的已经不足40人。那么中心为了维持经营，也已经从专门的知青精神病院转型为了普通的精神病院，剩下的老知青们也就不再统一安置，而是分散在了各个病房。
因为长期服药，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也都在慢慢衰退，所以可以想见，终有一天，当最后一位老人离去的时候，这段历史也将失去最后的认证，只能成为文字和图片里的某种记忆吧。
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幸运，这最后的岁月里，他们将在留下青春和血泪的这片土地上度过，而最后陪在他们身边的还是当年的那些战友。
大巴终于在雪中停了，久违的佳木斯火车站。
四十年前，我在依兰过第一个冬天时，这车站常常是伴了漫天大雪入我梦的。梦醒中，我也问过：难道我一辈子就这么过了？直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我将要去看望的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此度过的。出租车不失时机地过来，司机探头问我去哪？见我不答，摇上车窗。零下26度，他知道我走不了。
下午3点半，白茫茫中的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前已旷无一人。我进了陈旧的办公大楼，经指点，再出门西转。
突然，一座带有圆弧门厅的崭新六层大楼，出现在了远处，楼顶上的九个立体大红字：“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如同暖流，卷走了我全身的寒气。
安养中心暖如仲春，吴斌主任和李萍护士长说患者都在活动厅。我迫不及待啊：有杭州知青吗？吴斌说：有，徐国宝！有护士说徐国宝在洗澡。“方媛，方媛在哪！”李萍又叫另一个，她的脆声没有压倒室内的喧哗：打乒乓球的；打台球的；卡拉OK正在唱“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一个穿大红毛衣的女人，捏了话筒，有东北特有的鼻音高腔，也有跟着哼的；更多的是沿墙排排坐，呆呆地“深思”，像夕阳下的村头。
一个穿粉红夹克式绒衣的男人过来，吴斌说：“他就叫徐国宝，杭州的，是这里恢复得最好的”。徐的外衣有“农垦残联”图案，内里露出白底蓝条病服，厚道地看吴斌的嘴，微笑。
我：住杭州哪里，家还有人吗？他居然一口纯正的杭州话：我是杭十二中的，家里有阿爸姆妈。我阿爸住在下城区万寿亭，现在搬到中河那边了，去么认识的，地址说不出了。我：你哪一年来的？徐：69届的，家里经济条件木老佬佬（很）差，我想趁钞票，一动员，就报名来了。没有来的，后来都分配杭州了（注：1970年，是66、67、68届毕业生动员支边黑龙江的最后一年，次年就恢复了“四个面向”）。
我：当时下乡哪里？徐：香兰，以前我每年回杭州一趟，后来犯病了，住在汤原，不住香兰的（了）。
杭州“知青”徐国宝
黑龙江农垦局最早的精神病院在汤原县，“犯病”是东北话。我说：你犯的啥病？徐撸起裤子，先说是下水稻田，脚烂了。后又说：在砖瓦厂，想入团，想考大学，专门做，拼命做，晚上困不好（觉），精神错乱。我们砖瓦厂没有一个十二中的，没有人际关系，（只有）两个（杭州）男伢儿，一个周济光（音），浙大附中的，一个杭大附中的。
听得出，当时这两个“高才学校”的杭州人和69届（几乎是小学水平）的徐国宝不很融洽，在57岁的徐国宝嘴里，他们依然是40年前的“男伢儿”。我：最初你觉得精神错乱是一件啥事情？徐：两个人在说话语，我晓得是在说我，不是杭州人，哈尔滨的。我：说你什么？徐：说我观察力表现力天下无敌。后来我就多想，钞票么要说人民币，篦（划）根洋火（火柴）么要害毛主席，想想想，想出毛病了。我同领导说，我精神错乱了。他说，什么？你有什么病（徐学的是官腔）！拖了三四年，厉害的（了）。到汤原，一诊断是精神分裂。1978年，我阿爸来汤原领我回杭州，送到古荡（精神病院）。
这时，护士拿来了两张粉红的塑料方凳，亲切地说：“来，徐国宝，坐下来和老乡唠。”
徐：你比我小？我：我是51年生的。徐：我52年。我：你现在恢复得蛮好。徐（笑得很真诚）：你牙齿蛮好，我牙齿没有你好（徐张嘴给我看，牙齿缺了不少）。你啥时候从杭州回黑龙江的？徐：哦，82年一次，97年一次。82年香兰（农场）变成劳改农场，知青一个都没有了。我给小分队挑水，他们是管犯人的。后来要我看大门，三个月，又不要我做了，叫我回去，我也没有做错事情哎（注：这中间应该又犯病了）。汤原（精神病院）不收我（此后应该被送回到了杭州）。97年（再回）到汤原，就没有回过杭州，9年了（注：应该是12年）。
吴斌：他父亲在不在世都不好说了，兄弟姐妹一直没来联系过。
徐：你们记者好，全国各地跑。
我知道徐国宝向往“外面”，我没问他“想不想家”的废话，或许他的父亲已经年迈；兄弟姐妹也有难处。听得出，徐国宝的敏感，已经不能适应一个以财富为等级的社会。或许，一句弱肉者已经习以为常的呵斥，都会激活他潜在的狂躁。
孙萍和病人，坐着是方晓媛
孙萍：“方媛来了，方媛来了！”一个一脸笑意的圆脸中等个儿的女人，也是粉红夹克式绒布衣，看不出病态。孙：他是杭州日报的，特意来看你们。方说的是普通话：杭州的？我：是的。
徐国宝为我介绍：她也是香兰的，七分场。我：一个农场的啊，原来认识？方：不认识的。我：你杭州话不地道了。方：杭州话我说不好了。徐：杭州话，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问方媛：你杭州哪里？方：东园巷，我叔叔在那里。吴斌：她在汤原成家了，丈夫是当地人，有两个孩子。方：一个是儿子。我：老公也在农场？方（不好意思）嘿嘿，到台湾去了。
吴斌后来说，方的丈夫在汤原务农，去台湾是方的臆想。方在当地结婚较早，知青全都返乡，应该是她再次发病的根源。在她的想象中，现在的人都在趋富附贵，包括她的男人。她的意识还停留在改革初期，台湾有亲戚，几乎就是大陆“陈世美”们的祸根。
我：方媛，你是哪个“媛”？方：我叫方晓媛（她一笔一划描）。哦，我想起了东北的风俗，三个字的姓名如果省略中间一个，那是一种家人式的亲切。我在黑龙江时，有一个王国邦，有人叫他“王邦”，怎么听都像“王八”，但叫者应者却真挚可亲。
方晓媛问我：你是坐什么车来的？我：飞机到哈尔滨，火车没赶上（其实我说的是动力火车没赶上，但对于她，毕竟是一个没有联想的概念），坐的是汽车。方：我的婆婆也是台湾人，不来看我了。徐国宝（向方说）：我在杭州晓得你的，你七中的。方：我没回过杭州。徐：我从杭州古荡（精神病院）出来，我兄弟拷（打）我，我要用刀儿杀我兄弟。他们把我送到安溪，住了三个月。徐国宝应该是想说在杭州怎么晓得方晓媛的，回忆还是岔开去了。我：你兄弟为啥拷你？徐：看不起我。
我问吴斌：还有浙江人吗？吴：有，一共五个，那是宁波的。宁波人被吴斌招了过来，我：宁波哪里？宁波人答非所问：萝北。萝北是黑龙江的一个县。吴：那个是上海的。被指的上海人有点木呐。我：上海什么地方啊？上海人眼神发滞。孙萍说：完了，又傻了，又说不出来了。孙的话有一种家人的亲切。
吴斌指另一个：他也是宁波知青，新华农场，以前的兵团十七团。吴斌说：我也是十七团出来的，我父亲是哈尔滨卫校的，1963年下的乡，先是在阿城插队，后来到新华农场卫生院。69年后，知青来了很多，和我父亲关系都不错，常常一帮一帮在我家。我老师也是知青，我对知青真的很有感情。
活动大厅的患者纷纷站了起来，向门外走。我：吃晚饭了？孙萍：活动结束了，晚饭还早。这几乎是患者生物钟的反应。方晓媛也站了起来：太感谢你了，这么关心我们，这么远，这么大冷的天，还来看望我们，谢谢你。我：你住哪里？方：三楼。征得护士同意后，我和方晓媛一起走。
我：你怎么得病的？方：我没事，就是打仗（打架），四五个人，全让我打翻了，起不来了。说这话，方晓媛有一种“气场”，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代人曾经的“尚武”豪气。我：打的是谁？方：杭州人。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事。领导问我，你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就这么一回事。医生都说我没病的，我在农场打稻谷、扛麻袋、扛饲料，力气蛮大的。
香兰是黑龙江为数不多的水稻产地，以前是一个劳改农场。1969年，为了安排知青，迁走了犯人，管教留了下来，对知青的管理，依然有对待犯人的痕迹。1970年，我去香兰一分场看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打架，他带了脚镣在地里干活，有人看守，不让靠近。方晓媛的那一场打架，结果是送进了汤原精神病院。
副院长古国防与负责宣传的兰博来了。我提出晚上能不能睡安养中心？多了解一点。古副院长很为难：我们院长去哈尔滨开会了，他很重视你来，宾馆都安排好了。我还是坚持。古副院长让步。但护士说：患者超员，被褥没多余的。
知青安养中心大楼落成于2008年12月25日，前身是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八科。按农垦总局“残联”的统计，2008年以前，每一个严冬过去，系统内就有近40名精神病患者在流离中不知所终。现在，发现一个接收一个。去年与团中央所属的光华基金会携手成立了光华知青安养中心后，农垦系统外的知青病人也收了，知青子女也收了。
男病区的晚饭，站着穿白大褂的是吴斌医生。晚饭的菜是土豆，豆角炖肉片
古国防副院长走后，我去看病人吃饭，男女分开。菜是土豆炖豆角，有肉片，一人两只馒头。馒头很大，是我一顿只能吃一只的那种“高庄馒头”。吴斌掰开一只说：这里的馒头发得特别“玄”（松软）。一个将两只馒头落肚的患者，盯了吴的手。吴：给你吧！护士拦住：不能给他吃了。吴：哦，忘了，这人没有饥饱，曾经一顿吃过四个馒头，吐了一地。
这时，我看见披了棉衣的徐国宝，端了饭菜要出门。我：你去哪里？徐：有个病人住在骨科病房，去喂饭。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黑龙江的冬天黑得特别快，五点刚过，浑沌一片。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有白的雪地。从暖气中走出，不觉得太冷，雪在脚下“吱吱”响，不一会，寒凤在耳朵上凌迟似的割了。
当晚院外的雪，以及扫成大堆的“雪山”，徐国宝每晚在此行走，去骨科病房。
我：前几天零下30多度，你也这么走？徐：晚上不回来了，在那住。
徐：1997年，是那边医院把我送回来的，农场欠他们一万多块。
我：“那边医院”是谁？徐：古荡咯。徐的记忆又开闸了，可惜骨科病楼到了。床上的患者听到开门声，睁了一下眼，无神、乏色。我：他哪里的？徐听岔了：是别人不小心推了一把，没站稳，大腿骨折。动手术时才晓得骨头老早有毛病了，不骨折，早晚也要住院的。病房很热，徐脱了棉衣，我没脱，我说，国宝，喂饭咯，我拍一张照就走。徐说，护士交代过，刚打了胰岛素，要等10分钟才能喂。要不，胰岛素没有起作用，血糖要上升的。
杭州知青徐国宝在给骨折患者喂饭
10分钟后，徐国宝开始剥鸡蛋。我：你们晚饭没鸡蛋啊？徐：特别给他加的，中午还有大骨头汤。我：食堂为他做的？徐：护士长炖的。我突然觉得胸口有点发堵，岁月与磨砺，我的理智已经远远超过了情感，但在这一个佳木斯的傍晚，我还是被孙萍感动，不仅仅为她北人南相的秀丽与细腻，更为她那份对知青患者的情感。吴斌后来告诉我，除了大骨头汤，孙萍掏钱还买过鸡，用电饭煲炖的。
徐：关怀病人，关爱知青，这个病院连美国都晓得的，凤凰电视一放，美国的一个大老板就来了，送来10万美金，30只手机。徐说的这话我后来在资料上得到了证实，美国的ABAT集团主席付治国，曾经的哈尔滨知青。手机是按“安养中心”的医生护士人数配的。
喂饭，骨折病人每张一次嘴，也睁一下眼，看徐，也看我。我知道他的经历并不会像他的眼神那么空乏，安养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应该有一段跌宕起伏的身世。可惜，他们大多已忘记了以往；我也不能像凤凰卫视那样驱车百里去患者的原地寻找知情人，还原那一段让人唏嘘的历史。2005年，我曾去过我插队的谢屯，当年赶车的王叔半瘫在炕上，他一家对我35年前的还原，连我这记忆不错的人都感到茫然。譬如，王的女儿说，我曾经剃过一次光头，屯里的小女孩好叫我“方块K”。
北京知青赵印宝，你问他怎么来的这里？他会老马嚼食一样费力地说：“写刘少奇万岁”。但他忘得干干净净的是写这五个字的后来：“批斗、非人的劳动、监狱”。当他假释后被人送回北京姐姐家时，浑身裹满了干屎，傻傻的乐。5年的监禁，永远的失忆，2009年，赵印宝被安养中心接回。
不少患者是知青大返城时被遗留后忧郁多思发的病，方晓媛是一个，哈尔滨知青肖景秀也是。肖的妹妹是另一个农场的，返城临走，想去看姐姐，要打边防证，一时半天批不下来。妹妹返城心切，等不及了，等她回到哈尔滨与姐姐通信时，才发现姐姐已经精神失常。患者李启的经历更离奇，整天叨咕：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当年，他精神失常后，背了锅四处流浪，不离不弃跟着他的，是一条狗。要不是当地老乡韩富财的收留，也许，一场大雪过后，他就不在人世间了。
遗留者的痛苦、恐惧，也许不只是对前途，更多的，是现实。一位女知青告诉我，她17岁去大兴安岭，父母是右派在外地，她一人在闸口上的车。当时一位男同学的妈妈问了她一个很私密的问题，她一脸茫然。这妈妈赶紧叫女儿去买了，塞进了她的包。到了大兴安岭，由于水土的变异，生理发生了变化，那“东西”她马上就用上了。很难想象的是，那“东西”在大兴安岭根本就没有，替代的是柴灰、净土和苞米帮外皮。这女知青是12月份被动员去的，没有春夏秋的过渡，一头扎进了零下30度的深山。她说第一次上茅厕，四处通风、落地冰挂，手麻木了，根本系不上扣子。那时的女裤哪有拉链，她只能站着哭。想不通的也有，和我从小长大、一起下到依兰县团山子的一个邵姓知青，大回城的前半年，想把户口迁往浙江农村。“公社”的知青办头儿，将他递上香烟扔在地上认为太差，绝望的他回来后就悬梁自尽了。
次日一早，在兰博的陪同下，我再次进了安养中心，电梯里有一桶牛奶。兰博说：这是医院自办的奶牛场，给患者免费喝的。我先到女饭厅，牛奶桶前的桌上摆满了不锈钢茶杯，分奶的是那个穿大红毛衣好唱歌的患者，拿一个大勺。
我：昨天是你在唱歌？她：我唱歌好听吗？你喜欢，等一会儿我唱“千年等一回”给你听。我：你是知青子女？她：是啊，你吃糖，我妈寄来的，她在广州打工，不来接我了。这时，我看见了方晓媛，我：记得杭州的牛奶瓶吗？你这么大一杯奶，抵得上杭州两瓶了。方：记得。
有人怯怯地挨近我：你是记者吗？你对人民负责吗？我不是精神病。我：你能写名字吗？她写了“曹瑞兰”。曹穿的是安养院的粉红外衣，内里一件姜黄色部队卫生衣：我是851农场的，我老头子（丈夫）是上海知青，我是唐山的。为了户口去上访，送这来了。
作者（左）与曹景兰以及牛奶杯
吴斌告诉我：曹景兰刚来时是有精神病的偏执现象，现在好多了。我们得对她负责，这么冷的天，她要走，只能他丈夫来接。吴斌的话给了我温暖。
孙萍带我去看病房，一间房两张床，被褥整洁；两开门的一只立柜，两人共用；桌上一只彩电。有一间房内躺了一个女患者，佝偻干枯，一双鸡爪似的手露在被外，眼似睁非睁。孙萍说：她叫鲍莉莉。我看见有一张着地的席梦思，孙萍说：这住的就是那个地上爬的患者，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长期在野外睡造成的，上不去床了。
护士照料鲍莉莉
孙：鲍莉莉，来客人了，握个手吧。鲍似乎不太情愿。孙：鲍莉莉，你是北京哪的啊？又忘了吧？鲍：海——淀——区。哪年下的乡啊？鲍发了一个很模糊的声音。孙：鲍莉莉来时不到40斤，肚皮和脊梁贴在一起，命都快没了。现在很“逗”，有的小护士好零食，也分给她吃，有一次喂她，说“这叫八宝粥”。鲍丽丽后来一见到这护士，就叫：“八宝粥——”。
兰博说：哪怕受金融危机影响，职工发80％的工资，都没亏待过患者。有出生日期的，护士还出钱买大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手脚不便的患者，不管男女，都是护士帮洗的澡，不少护士还是小姑娘呢。为此，我问护士王文革、刘杰、李莉，她们的外表，几乎是40、30、20岁三个档次。王与刘说：小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知青，他（她）们给北大荒带来文化，带来了繁荣，回报她（他）们是应该的。
方晓媛送我一把糖果，我说谢谢，我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方又捧出了几只新鲜桔子，浙江的特产。她说这里什么都能吃到。真难为她了，桔子很甜，我还是吃了。喝完牛奶的患者大多沉思状的坐着，有一个闭了眼在做眼保健操，腰板挺直，四十年前的学生样子，也许，这也是她尚剩的记忆。
有智障的男知青由护士帮助剃胡子，刚才还迫不及待，现在是一副享受的样子
男患者区正在搞个人卫生，一个20出头的女护士拿了电动剃须刀给一位穿蓝条服的患者刮胡子，围在一起的一个穿粉红病服的患者等不及了，不时用手去碰护士剃须的手。护士说，一个一个的来，不要急。
也有患者在剪指甲，护士表扬说：剪得真干净。被表扬的面无表情。也有不愿剪的，说指甲“不长”。护士说“你看，还算不长？黑东西都在哪！”光听声音，像是在幼儿园。
有人在吹口哨，很委婉，听不出曲子的由来；也有很轻的嘀咕，被人“举报”在骂人，护士批评了，一个20出头的胖子在笑。胖子说：我叫毛松翔，爸爸是上海知青，下大雪了，爸爸来不了。
毛松翔的爸爸说好是接他回去过年的，他指了一边的白发者告诉我：他是上海的。我：上海哪里？那人一口上海话：“虹口区”。我：会写名字吗？他在我的本上写了“戴志坤”，一笔一划的楷书。我：什么时候来的黑龙江？戴：1968年。我：怎么生的病？戴：到这里9个月头，没生病。戴的“月”发“额”音。
上海知青的孩子毛松翔知道助人为乐，对上海知青戴志坤很亲。
戴说话恬淡：上海同学送阿拉来的，先送到荣军农场，农场送到此地。阿拉（我）爹（父亲）在，姆妈没了。毛松翔：他的胳膊坏了。戴纠正说：肩周炎。毛抓了戴的右手，帮他上举：来，扳起来，扳起来，自己摸自己的脑袋！伸，向上。毛的一举一动，学的是医生。
患者除了农场送来的，也有医院去接的。吴斌说：2008年4月去北安分局接患者时，正好冰冻开化，路泛着稀泥，车子开了一天一夜。有一个佳木斯知青邬淑芹，丈夫是上海知青，是不是走了？不清楚。邬淑芹在一间暗屋，一天给一点吃的，她不吃，也没人管。没有炕席，吃拉都在上面，那味儿啊，熏人。
护士在给女患者剪发
孙萍：她的头发是一个大包，棒棒硬，一碰哗哗掉灰。没办法，贴了脑皮剪，拿下来像一只锅盔。身上七层衣服，粘在一起，也是硬壳，外层全是土。几个人按住，层层剪，换了病服，到车上还是有味。
一车来的还有一个王金香，和邬淑芹完全一样。你说，这一路怎么能进饭店吃饭？一箱面包，饿了就啃。那个爱唱的穿红毛衣的，也是一车来的。傻的傻，唱的唱，从上车唱倒天黑，睡觉才闭了嘴。从齐齐哈尔一早走的，第二天凌晨车才回到佳木斯。黄院长不放心啊，还守在办公室等我们。
吴斌、孙萍还指着后窗的漫天雪地说，天暖和时，患者也去地里干一点农活。不少患者，铲地、喂牛很在行；搓苞米，女的还会手把手教护士。我看过兰博提供的录像，除了农活，他们会将“欢欢喜喜迎九大”，和那个年代的语录歌唱得一字不差。他们也会唱张敏敏的“我的中国心”；一个牙齿剩得不多的老头，唱“松花江水波连波”时，尽管快得像机枪的连发，模糊得如同周杰伦的Rap，但也能看出，他们的记忆深处，依然有知青岁月以外的痕迹。
中午的时候，毛松翔的爸爸毛振国风尘仆仆地来了，满口东北话，一脸沧桑。毛说：855农场大雪封道，从密山到勃利，差一点没赶上火车。我问：侬是上海咯？啥学校？他也用上海话回答：上海孝和中学（以王孝和烈士命名），66届毕业生。
毛振国的身上，有一种类似“孝和中学”那样久远的质朴和忠诚，和他同样朴实的，还有站在一边的他的东北老妻。我：你们完全可以要第二胎的。毛：一直没要。毛振国的话透出的是对儿子的深深地爱，他说残联的理事长是上海人，劝是将儿子送到（安养）中心，他来考察过两次，才下的决心。他说：八月节（中秋节）我想接松翔回去，他说这里好，不愿走。过几天要春节了，我还是想接他回去。
中午的天空灰灰的像是傍晚，我看到的却是明媚，一种孩子在父母怀抱的明媚！温暖得让人眼眶潮润。当年十几万来黑龙江的“知青”，有慷慨激昂写血书的；有大雪天被彻夜办“学习”班的。曾几何时，慷慨激昂的早就走了，留下的大多是被彻夜办班来的。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徐国宝，方晓媛，鲍莉莉、戴志坤们；还有毛振国们。
我想，这未必是他（她）们的不幸，毕竟这是一个以富为荣、并越来越注重虚拟交流的社会。而他（她）们需要的，却是实实在的亲情；也许，他（她）们生命中这最后一站，会过得比常人更加温馨。
——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
来源：凤凰网、凤凰纪录片、杭州曹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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