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69届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作者：李秀人
配音：许明哲 李秀人
摄影：侯玉华等
制作：孔建国
《生命中的兵团》
“小六九”的成人礼
“小六九”的成人礼
上山下乡运动的最高潮出现在1969 年和1970 年两年，全国共安排638.78万知青上山下乡。此时，被动员派送的重点对象已经不再是被称为“老三届”的66—68 届初高中毕业生，而是在“文革”开始时尚在小学6 年级的69 届初中毕业生。
1969 年是黑龙江兵团的“知青丰收年”，这一年兵团共接收各城市送来的15.7万知青，达到了在8 年兵团历史上一年内接收知青的人数之最。这些人在兵团拥有一个整体性民间称谓，叫作“小六九”。根据来源地的不同，他们又被区分为“小北京“”小上海”“小天津”……
兵团从1968 年至1970 年8 月共接收知青30 万人，其中1968 年接收约35％，1969 年接收约52％，1970 年接收约12％。由此可见，“文革”前在小学读书的知青在这30 万知青中占了近三分之二。（信息来源：兵团军务处《接收知识青年统计表》，1970 年8 月21 日制定）
“小六九”在兵团知青中是人数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体，在因上山下乡中断教育的城市中学生中，他们是最大代价的付出者。他们名为“初三毕业生”，却没有接受过正规和系统的初中教育。就真实学历而言，只有小学6年文化水平的“小六九”和受过12 年中小学完整教育的“老高三”相比整整差出了一倍。
人们之所以难以深刻感知比自己年长者的生理和心理，是因为缺少长者们比自己多出的那段阅历和感受。面对兵团的老职工、老三届知青和军人领导，“小六九”们就是这样一群容易被人看懂，却难以看懂别人的孩子。他们在“文革”初期的动乱结束后进入初中，在校期间的活动基本上都以学工学农的劳动为主，获取知识的方式也普遍以学习领袖教导和报刊社论为主。他们缺乏中学生应有的知识，没有充足的社会经验，甚至还不具备独立的思考和设计生活的能力。和“老三届”知青相比，这些孩子在开赴北大荒时带有更多的盲目性，也更少有长期接受生活磨难的思想准备。他们在下乡之时未满18 岁，他们是在兵团时期长大成人的一批知青。
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多种发展潜能，其中哪一种能得到充分激发，人就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并最终在这个方向上找到终生的职业定位。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发现和激发出人身上最具前途的某种潜能，其中，中学教育是最关键的时机，其后人们就要进入人生定向的阶段。
而“小六九”们恰恰失去了这个激发潜在资质的最重要机会。在思想可塑性最强的从小学升中学时期，他们迎来了价值观一律的“文革”运动，知识的汲取和兴趣的培养，被“反修防修”的革命任务全部替代。在他们需要走向社会寻找职业的时候，他们被纳入了半军事化管理框架下的屯垦戍边生活。在同样的新环境里，“老三届”知青可以依靠在中学教育中被激发起的才干特质找到自身的特有价值，比如从事管理、教育、技术、写作，而大多数“小六九”因知识和经验的薄弱只能成为这种才智施展的旁观者，在兵团知青当干部、做老师、搞技术、调机关或返城当教员这些机会上，“小六九”总体上都边缘化了。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老三届”知青普遍具有较强的考试能力，而“小六九”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能作为旁观者看着一批批大哥哥、大姐姐们重返城市里的校园。除了少数在1977 年之前被推荐上大学的人之外，“小六九”中的多数人都长期在基层连队充当大田劳作的主力，北大荒赋予他们更多的是吃苦能力的锻炼和在社会底层的长期阅历。
这种能力和阅历的储备对一个人的成长固然重要，却并非一个人应对多样性社会挑战的全部必备条件。之所以很多返城后的兵团“小六九”在城市生活的竞争中被归入弱势群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基础教育水平一生都停留在了当年下乡时的状态。在改革开放后的企业改制中，这些先天缺乏职场竞争力的人在就业上又承受了人生的新一轮冲击，其中很多人只能在最基本而又极不稳定的职场领域找寻立足之地，并把这种谋生努力维持到退休。
一个正常社会的阶层构成犹如一座金字塔，既有顶尖，也有基础，这一点本无可厚非。但它的形成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人们在进取机会上的均等，其中在教育条件上的均等尤为重要。“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打破了这个前提条件，使“小六九”们在走上社会的起点上就落后于老三届中学生一大步。在我采访的“小六九”知青中，凡是官员和教授，无不是在兵团时期得到上大学机会的人。这些人值得敬佩，因为能被连队推荐上大学的“小六九”通常都是表现杰出的知青。但更值得敬佩的，是那些失去攀登金字塔机会的，长期固守于社会底层却仍然对生活抱有积极心态的人。他们的付出促成了社会反思，他们的隐忍成就了国家大局，他们的道路告诉了后人，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究竟应该如何构建。
“简直就像从幼儿园跑出来的”
我有一个感觉：我们“老三届”初中学生和“文革”前进入大学的人相比，在思想深刻度上的距离是很难缩小的。即使我们后来也读了大学，拿了学位，成为了工程师、教授、总编辑，这种差距仍然摆在那里。我曾经和一个“文革”前进入北京大学的学者讨论过这一现象。他想了想，说：“问题可能就在于是否接受了完整的高中教育。其中在高中三年里获取的知识不是主要原因，这些知识你后来早就补上了。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人需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形成自己独立的思维系统，这里面包括价值体系、学习方法和自我设计。小学和初中的人都是被动接受知识。高中三年是人的主动学习阶段。此时学校教育变为辅助，自身塑造转为重点。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再补，问题不在于智商，智商是不会改变的，问题在于最适当的时间被错过了。这就像学外语错过了最好时机，以后当然也可以补，但要想达到最好的效果就不容易了。所以，‘师范’这个专业有大学问。”
正规的高中教育，对我这个“老初二”来说是一个旧梦。但兵团的“小六九”们就连正规的初中教育之梦也没有圆上。
我和“小六九”是相通的，因为我不到6 岁就上了学，不到16 岁就下了乡。如果按照正常的年龄规定进入小学，我本来也应该属于“小六九”。所以我非常理解这些知青在突然面对一个和城市迥然不同的陌生环境时的感觉，那是一种由强烈的好奇、兴奋和失落综合而成的生活突变感。
5 师67 团参谋长谭祖培说：“我们在1969 年和1970 年接了两批‘小六九’，这些孩子年龄小，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文化程度实际上也是小孩子的水平，小学知识。他们来兵团后整天嘻嘻哈哈的，很可爱。67 团一共接收了700 多人。团里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吃、住、劳动和大家都一样，我们只是要求连队关心他们，还动员知青大哥大姐们多关照他们。
这些‘小六九’是上山下乡运动中受害最大的群体。招兵的数量少，轮不上他们，推荐上大学时，他们也不是首选。团里把上学的指标分到各营和直属单位，各单位再分解到连队一级，动员知青报名，由团里组织一次基础文化知识的考试，然后由连队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推荐录取。结果67 团的‘小六九’一个也没有考上，没办法。”
4 师35 团3 连的北京知青宋世琦说：“北京第一批自愿去黑龙江农场的人是1967 年11月走的，我们这批人在兵团的连队里基本都是骨干。而1969 年大锅端去兵团的人心态就和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刚去时没电灯，没觉得怎么不习惯，看到住的是新房子，屋里有火墙，感觉很满足。1969 年那帮人去的时候，连队条件已经好多了，屋里有电灯，农机也到位了，但‘小六九’们还是觉得上当受骗了，失望得哇哇哭。自愿下乡和动员下乡的知青，阅历较多的和阅历较浅的知青，在面对新生活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师16 团33 连北京知青刘健堡在《热土荒原》一书中回忆说：“1969 年9 月份我连又来了一批小北京知青，69 届的初中生，实际上就是66 届的小学毕业生。这群学生太小了，有个外号叫‘小破孩儿’的女孩穿着红灯芯绒的外套，整个像是从幼儿园出来的，在1969 年时他们才十五六岁。”
和刘健堡同在16 团的北京知青钟海明，描述了一群“小上海”刚来时的情景：“五一劳动节刚过，东大甸子第一次响起了哇哩哇啦的上海话，那是34 个年仅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的行装让我们北方的知青大开眼界，当地的老职工更是看得目瞪口呆。这些孩子的家长为他们来兵团准备的生活用品太全了，居然把痰盂、马桶、煤球炉子和煤球装了一箱。外包装是用竹板加固的，特别结实，搬起来死沉死沉的，把帮助搬行李的张会计累得直骂。那场景透着父母们对孩子的关心，更透着上海产业工人干出的活儿够漂亮。换上别人，这样的行李早该半路散包了。”
21团2营14连知青胡宝平如今是天津荒友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他说：刚到兵团时我就是个孩子（左图），个儿小，能折腾，每天就是想玩，直到现在我还挺淘气的。北大荒给了我生活经验，还给了我个媳妇，一辈子都忘不了它。
3 师21 团2 营14 连的天津“小六九”胡宝平如今是天津荒友活动中的热心召集人之一。在2012 年上海知青组织的回访北大荒专列上，他身挎小扩音盒，嘴边悬着小麦克风，一路上哇啦哇啦地喊个不停，把天津的团队带得井井有条。同车一个北京知青开玩笑说：“这小子有备而来，闹不好要夺专列组委会的权。”
果然，他的管理权限很快就扩大到了全专列范围，成为组织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组委会在路上遇到接待情况突变，或分餐、分车、分房时出现争抢类的“群体事件”，总要由他出面摆平。这不仅是因为他有个随身“小喇叭”可以有效扩音，还因为他极度热心又精明强干。看上去很麻烦的事，让他几句天津话就能讲得清清楚楚，很有些号召力。这一路上我和胡宝平成了朋友，我说：“你这么能平事儿，别叫宝平了，就叫‘摆平’吧。”他笑了：“嘛玩意儿？那我不成了‘胡摆平’了？”
宝平在当年下乡时可没有如今这般感召力，遇事只能跟着成年人的屁股后头走。他是1970 年5 月到的兵团。当时他只有16 岁，个头还不到一米五，一旦挤进人堆里便暗无天日，视线中看到的都是别人的前胸后背。他对兵团很想往，觉得这回可以挣钱了，一定给家里多寄一些，要不父母太辛苦了。离开天津的时侯，邻居都出来送行，见他一点儿大的人带着一个人造革大旅行包上路，都感叹不已：“哎，这么小就下乡去了。”
在进天津东站的时侯，把门的人把他当成了来凑热闹小孩儿，说什么也不让他进。他很牛地亮出了知青专列乘车证，一下子把人家搞愣了：怎么兵团连这么一点大的“小屁孩儿”也收啊？
在连队的大田班里锄草时，锄头比他高出一大截，累得实在扛不住了，他决定找个地方偷偷睡一觉，反正个头儿小，好隐蔽。没想到刚一躺下就被连长的媳妇给逮个正着。有一次全连开大会学习，他听听又坐不住了，溜出会场后，他爬上房顶去掏屋檐下的麻雀窝。但他没有逃课经验，所处位置在会场人员的视线中，结果被大家远远看见了。指导员大喊起来：“快，看看那是谁家孩子，别摔着了。”
50 团16 连的“小北京”张振娅在1974 年转山西插队时，相信从此远离北大荒，没想到后来会成为老连队战友聚会的积极分子。她曾经两返查哈阳农场，多次乘火车专程到外地看望战友，还组织了两次连队老战友的山西游。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上，她被战友们评为“16 连形象代言人”。
张振娅是5 师50 团3 营16 连的卫生员，也属于“从幼儿园跑出来的”一类。说起“文革”带给她的命运转变，她最大的感觉就是遗憾。她说：
“我出生在1953 年3 月，北京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的69 届初中毕业生。去兵团时16 岁。
“上小学时，我们一个年级10 个班，500 多名同学。我学习最好，老师上课提问题时，要是没人能答上来，她最后总会说：现在请张振娅同学告诉大家答案。‘文革’爆发之前，我上到了小学六年级，升学的安排已经定下来了。北京舞蹈学校和解放军艺术学校同时到我们学校挑人，要挑一男一女俩孩子，一个学校要一个，结果这两个名额都给定在了我们7 班。考试选拔是在景山少年宫进行的，不光看相貌，还要求穿上泳装，看看你身材怎么样。我在女生中被选中了。我喜欢艺术，更渴望当兵，这回眼看着要梦想成真了，我高兴极了，二话不说就选择了解放军艺术学校。
“我家是中医世家，爷爷是老北京名医，在民国时期在民间得了个‘金针王’的称号，这是患者给爷爷树的口碑，还送过一块大金匾挂在我们家大门口。爷爷行医一生，治病无数，还带出了一些徒弟。可我爸不想学医，学了律师，于是我妈就成了我爷爷的关门弟子。爷爷思想不守旧，没有什么医术‘传男不传女’的老观念。解放前他开的是私人诊所，解放后给并入了北京中医医院，他在那里当中医科主任，一直到去世。我们家现在还留有一个传家宝，那是一套用纯金打造的金针。我妈把它珍藏着，一般人不给他看。我爷爷曾被国家选为去苏联给斯大林治病的中医专家，但在去机场时接到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没有能成就一段神针救名人的中医传奇故事。他晚年时还给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看过病呢。
“本来爷爷的医术是可以传到我们这一代的，但我哥自小学了京剧，爷爷和妈妈就把继承家学的希望放在了我的身上。我一说要去当兵学跳舞，他们都不同意。爷爷说，这家里已经出了个‘戏子’啦，你非要再上加一个啊？
“学校的校长也找我谈话，说你的学习成绩在本届孩子里名列前茅，希望你能继续好好念书，学校准备保送你上101 中学。但我太向往穿军装的那种感觉了，又漂亮又光荣，谁说什么我都不听，一门心思就是想去‘军艺’学舞蹈。就在我参军的梦想马上要变为现实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军艺’的录取通知书成了废纸一张，我的美梦在瞬间化为乌有。
“按理说，我当不成兵，跟爷爷学医总能自己做主的吧？但‘文革’开始后，爷爷成了反动权威，我们家被红卫兵抄得乱七八糟，我怎么可能再继承‘反动权威’的衣钵呢？没办法，等着命运的安排吧。
“北京的学校开始搞‘复课闹革命’以后，我进了太平桥中学，稀里糊涂地当了一阵中学生。学校里也不上什么正经文化课，除了下乡劳动，剩下的时间就是同学们在一起玩。前途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连大人们都看不清，我们小孩子还能想什么？高兴一天是一天，每天上学成了例行的同学聚会。
“就在这时，一条上山下乡的金光大道铺到了我们学校门口。这时已到1969 年夏季，是我们这批人毕业的时候，我们这批只有小学文化底子的‘69 届初三毕业生’就这样集体得到了一条别人为我们安排好的就业出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对去兵团一点没有抵触。军队式的管理，自食其力的生活，神秘好玩的北大荒……这一切都在召唤着我，我恨不得马上就离开北京，总这么玩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
“因为参加下乡劳动，我右手得了腱鞘炎，本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但在学校征求我意见时，我坚决要求走，还写了保证书，说如果去了病情加重，后果我自负！没几天工夫，我就把销户口、领服装的事情都给办了。我抱着一大堆绿不绿黄不黄的棉衣棉裤棉帽，又蹦又跳地跑回家，兴致勃勃地给家人显摆，也不理会妈妈在一边悄悄擦眼泪。
“等我后来有了孩子后，我才算真正理解了妈妈当时的心情：她不知道这个还没有长大的宝贝女儿能不能面对北大荒。
“我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三代同堂，一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文革’之前家里长期雇了一个三轮车夫，专门为我们家服务。听说那车夫的儿子后来也干了这行，不过多了一个轮子，改开出租车了。人家是代代传承，可我爷爷的‘金针’到了我们这一代就传不下去了。本来爷爷和妈妈都看好了我，想让我接班，但我要去兵团了。因为家境一直不错，我从小算是娇生惯养的孩子。那时整个胡同里只有我家有电视，我跟邻居的孩子们说：谁跟我好我带谁看电视！一群孩子跳着脚表示跟我好。我上学时和一个同学‘合资’买三分钱一根的冰棍，我出两分钱她出一分钱。冰棍到手后，由我把着，自己‘唆啰’一口，再让她‘唆啰’一口，谁叫我出资比她多一倍呢？
“我最爱吃胡同口一家小店做的‘糊涂糕’，那是用一个小江米碗装的山楂糊糊，两分钱一碗，太好吃了。这个美食的制作者是个姓王的老头儿，胡同里的孩子都叫他‘老王八’。每次我一有了零花钱，就找他去买糊涂糕。有一天我一大早去敲人家窗户，一边敲一边喊：老王八开门！老王八开门！还在睡觉的王老头儿在屋里说，谁家孩子这么闹？看看现在才几点啊！
“我从小脾气拧，认准了的事大人们说什么我都不听，爱谁谁！上小学时，我经常早上倚着门框不走，奶奶不给我一毛零用钱，我就不上学，每次‘斗争’的结果都是我胜利。和妈妈不高兴时，家里煮好了面条我一口不吃，说看着像蛔虫。她没办法，只好让保姆给我单做别的，保姆叫我‘大小姐’，奶奶叫我‘小祖宗’。
“这样一个没成年的‘小祖宗’一下子去了北大荒，妈妈能放心吗？
“1969 年9 月25 日，是我这一生忘不了的日子。这是16 岁的我走上社会的第一天，也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的日子。北大荒是什么样？我一无所知，但有那么多同学一起走，这终归是件好玩的事。我们穿着肥大的兵团服，像参军的新兵一样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北京火车站的专列。妈妈、妹妹和弟弟一起来为我送行。
“站台上得有好几千人，车厢内外热闹得像开锅。突然，站台上响起一阵刺耳的铃声，火车即将开动了。在那一瞬间，站台的气氛突变，就像一盆冷水突然浇进一口烧红了的大铁锅里，哗地激起一大片哭声，我浑身突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分别和远行，就在这一刻突然要转为现实了，这个现实狠狠地揪扯了一下大家的心，疼痛之下，车厢内外的几千人泪如雨下，北京站里一片嚎啕之声。家人呼唤孩子，孩子呼喊家人，‘孩子小心啊！’‘去了来信呐！’‘放心吧！’‘快回去吧！’……都是这些。我一边哭一边向妈妈和弟弟妹妹使劲挥手。我看见有的家长已经哭倒在了站台上。那种场面我一辈子忘不了，现在想起来还会落泪。兵团知青返城后对老人都特别孝顺，我想，我们对亲情的真正理解，就开始在离开北京下乡的那一刻。站台上的工作人员早就习惯了发送知青专列的场面，他们不为所动，表情严肃地阻断了车厢内外一双双紧握着的手，目送着这趟装满了半大不大一群孩子的专列缓缓驶离了北京站。
“孩子就是孩子，悲伤来得快，也去得快。当北京站消失在视线里之后，我和同学们又哭了一阵就拉倒了。那时北京市区的范围不大，过了丰台站就是农田了。大家开始把随身带的零食拿了出来，摆在小桌板上一起吃。就像约好了一样，差不多所有得家长都给孩子们带上了零食。我的衣兜里装满了妈妈给塞的瓜子，嗑起来又香又带劲儿。有了零食，离开家人的心酸很快被冲淡了，加上对即将到来的半军事化生活的好奇和向往，我们开始变得有说有笑了。
“我们乘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在齐齐哈尔转了一趟车，然后继续北行到了拉哈车站。各连派敞篷大卡车来接站，我被分配到5 师55 团，后来又被转入50 团。好嘛，又是师又是团的，听着就像进了部队。
“车队开到嫩江边后，我们乘船过江，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大江，觉得又新鲜又爽快。过江后，我们上卡车到了连队。西城区的31 中、36 中和太平桥中学的30 多人被分到16 连，男女生的人数完全一样，后来大家把这种安排称作：‘分配分配，连分带配’。2012 年5 月我们16 连的京沪津三地知青聚会时，大家谈起当年那些成年人给我们做出的这种分配时，开玩笑地‘追认’了一个连队里的单位，叫计划生育委员会。
“到连队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因为中途转车的缘故，行李还没有运到，当天夜里怎么睡觉呢？不想那些吧，反正有人管。我们这一群孩子就站在连队的知青宿舍外面，规规矩矩地等待大人们的安排。
“一个女知青干部把我们带进了女生宿舍，对屋里的大知青们说：大家发扬发扬风格，每人领一个新来的‘小北京’进被窝！天津女知青王英‘认领’了我，她说：这个大眼睛孩子像我妹妹，就是她吧！我怯生生地向她走去，被她一把拽上了炕。对于一个刚刚远走他乡的小姑娘来说，这一丝温暖足以让我铭记一生。就这样，我在别人的被窝里渡过了我在兵团的第一个夜晚。我知道，从此再也没有‘大小姐’和‘小祖宗’的日子过了，我是兵团战士了。
“第二天行李到了，我们被带进了一个大宿舍。这里原来是牛圈，连里把牛拉了出去，把牛圈清理一番后盘了两个大炕，一个炕上睡20 人。我被分配到2 排。女排长邓亚荣是个快人快语的当地老职工，她一见到我们就说：妈呀，这是知青吗？怎么这么小就到俺们这旮旯来了啊？怪疼人的！
“16 连是个老连队，全连300 多人，知青来自京、津、沪、哈和鸡西。和那些白手起家的新建连队相比，我们到老连队的人是坐享其成，该有的都有了，宿舍、伙房、水房、机房、场院、连部、牲口圈舍……一样不缺。尽管如此，北大荒的生活对我们这些从未远离家门的北京孩子来说，还是充满了挑战和艰辛。
“我们到兵团的时候正赶上嫩江地区大涝，大片的麦田被泡在了膝盖深的水里。我们一到连队就被派到‘水田’里去捞麦子。收上来的麦子都受潮发霉了，不能上交国家，只能当我们的口粮。在后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们吃的都是用发霉的麦子磨出来的灰色的面。我开始想家了。那种感觉不是用流泪两个字就能形容的，那是从心里疼。
“我们到连队时离国庆节没几天了。面对着粘牙的霉面、荒凉的原野、简陋的住房、枯燥的劳动……我们觉得这一切和我们想象中的军营生活差得太远了。失望之余，几个孩子凑在一起商量开了：‘这什么地方啊？算了，回北京吧。’王府井的暮色、电报大楼的钟声、胡同里蜂窝煤的烟味……这一切此时变得那么亲切，那么让人难以割舍。未成年的孩子考虑事情只能想一步，不会有第二步，这一步就是回家。至于回去以后该怎么办，根本不考虑！
“就这样，我们几个北京的同学选了一天晚上偷偷溜出了连队，沿着来路往回跑。一路上我们个个都很兴奋，好像从此就能告别这个地方了。跑到了嫩江边上，我们才知道夜间是没有摆渡船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就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卫兵，毫不留情地阻断了我们逃离兵团的去路。就在我们进退两难的时候，连队派来的‘追兵’赶到了，他们找到我们后二话不说，直接把这几个‘小逃兵’押回驻地。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小了，回到连队后领导没有处分我们，只告诉我们说：兵团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离队必须经过请假和批准。就这样，我们每人写了份检查就算过了关。这让我明白了兵团真的不是部队，部队抓住‘逃兵’可不会这样处理。这回老实了，踏踏实实干吧。
“在北大荒我知道了什么是工资。每月发32 块钱，吃饭交8 块，随便吃。查哈阳地区是北大荒的好地方，不缺粮食，而且主要吃细粮，唯一的粗粮就是大碴子粥。冬天修水利，连队炊事班往地头送的不是白开水，是牛奶！我们每月交完伙食费能剩24 块，除了买日用品、衣服和邮票信纸什么的，攒下的钱就留着回家探亲时用。我最大的支出就是回北京的费用。好不容易攒了点钱，回去一趟连吃带买东西就差不多都‘造’光了。
“老三届的那些知青能干也会干，我这样的‘小北京’任嘛不会，还和他们拿一样的钱，说心里话有点惭愧。别看我上学时成绩在全年级最好，但说到社会经验真是一点都没有。有一次连长让我在谷子试验田里间苗，事先教了我半天如何识别谷苗和杂草。我觉得听明白了，结果把活干反了：谷苗全部锄掉，杂草全部留下，还留得整整齐齐的。连长看了哭笑不得，他说：看看你们这‘小北京’，不但五谷不分，连草苗也不分，不上山下乡锻炼一下怎么能行？第二天，我又被派去补苗。
“我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赶上了兵团历史上著名的5 师查哈阳水利工程大会战，我们全团都给拉上去了。大平原一望无际，没庄稼，没灌木，没土包，连一棵树也没有。刚上工地我就遇到了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大难题——去哪儿上厕所呀？我从小在家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自家的四合院里有装着抽水马桶的厕所。从小上厕所，我都习惯于把门锁死，就连号称‘京城金针王’的爷爷都给我锁在外面，让他在院子里憋得直转磨磨。奶奶急得大叫: 小祖宗，你爷爷要拉一裤兜子不能上班，我找你算账啊！
“刚上水利工地那天，我突然尿急，左看右看找不到一个可以方便的地方，急得我直跺脚。老职工女排长过来说：直接蹲那儿尿吧，在北大荒的人哪儿来那么多讲究！天哪！大天白日，人山人海，让我一个小姑娘就地解决？不干不干就不干！排长情急之下想出一招，招呼了几个女知青围成一圈，刚把我围住了，我哇的一声哭起来。排长喊：‘哭什么？还不赶紧办事！’我说：‘实在憋不住了，尿了。”排长问：‘是尿了一点还是都放了？’我哭着说：‘要放还不都放啦！’排长一看我的棉裤真的湿了，急得大喊：‘这是连队还是幼儿园哪！’
“没办法，她叫来两个老高中的天津女知青，把我这‘北京幼儿园的’架回了宿舍。两个天津大姐真好，在炉火边架起几块砖头，烧热了给我烘烤棉裤，我在暖烘烘的炕上用被子把自己围起来，坐在一边看着，闻着我棉裤被烤出来的尿味，那种感觉真好，伤心的事儿都给忘了。听说连长从我排长那里得知此事后大发感慨：‘我这哪叫当连长啊，简直就是托儿所的男阿姨！一泡尿就撒走了3 个人！’
“连长姓周，我们暗地都叫他‘周扒皮’。在高玉宝的小说里，周扒皮半夜装鸡叫催长工下地，我们连长是早上三点钟吹集合哨赶大家出工。北大荒天亮得早，连队也不讲个工时，天一亮就出工。下地割大豆是个很苦的活儿，扎手，还要弯腰。大田大田，那田真叫大，一根垄长上千米，每人骑两根垄往前割。排长照顾我岁数小，只分给我一根垄。
“有一次‘周扒皮’来到我们排，远远看见我一马当先，就跟大家表扬我说：你们瞧瞧人家‘小北京’是怎么干的！在我身后的男知青说：连长，‘小北京’一趟还没割到头呢，我们这可是第二个来回了。
“可能是因为我出身中医世家，身上带点搞医的气质吧，再加上我下地劳动不是强手，连队后来让我当了卫生员。我学会了一些基础的医疗技能，打针很利索。后来转插队后，村里人生病也找我，碰上不怀好意的家伙，我下针后就多搅合搅合他。
“在兵团时，春节回家探亲是件大喜事，也是一件大难事。路上的辛苦和转车的麻烦还不是最重要的，要命的是你不一定能换上车。这时候大家都特别羡慕黑龙江的知青，他们下乡走得没多远，抬抬腿就回家了。有一年我到哈尔滨转车，买不到去北京的火车票。每个车厢门口守着一个当兵的，没有票的人不让上车。我们想先挤上车再补票，没戏！在车站送我们的一个哈尔滨知青外号叫‘老短’，他个儿不高，歪点子挺多。他买了站台票送我们进站，看我们不能上车，就带几个当地的朋友悄悄接近了在车厢门口验票的战士。几人交换一下颜色，‘老短’突然伸手摘走了战士的军帽，然后转身飞跑！军人丢了帽子可是大事故，那战士急了，拔腿就追，看看要追到了，帽子又被传给了另一个人，搞得那战士满站台四处狂奔。这下车门口没人看了，我们一拥而上进了车厢。列车开动时，我们都向站台上的‘老短’招手，此刻，这个哈青小淘气成了我们‘小北京’心目中的英雄。
“第一次回家时，我弟弟老远看了半天才认出了我，然后掉头大喊：妈，赶紧的，把咱家门框卸下来，我姐回来啦！为什么呀？我在兵团吃得太胖了。
“在连队干了几年后，大家刚到北大荒时的激情消磨殆尽，每个人都在找理由回家。有一次我们正在萝卜窖里干活，有个战友接到了家里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奶奶去世速归’。他兴冲冲地起身要走，旁边有人大喊：‘嗨，你奶奶去年不是已经死了吗？今年又来一回啊？’大家都笑，他也笑。
“我刚到兵团时还未成年，什么社会经验也没有，遇到点难事儿就会哭。连里干部总说，管你们就像管托儿所！在兵团时间长了以后，我的眼泪少了，本事多了，心也活了。这五年，我接触了社会，认识了边疆，长成了大人，有了让我受益一辈子的吃苦本事。可是，今后发展的机会在哪儿？我什么都看不到，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啊？难道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我想往前走，我不甘心这辈子的文化水平就停留在小学六年级！
“我为前途着急，家里为我着急。我妈说，你北京回不来，怎么也得离北京近一点吧？后来家里人费了不少劲，帮我活动成了转山西榆次县插队的事儿。我一看地图，榆次离北京这么近啊？才四百公里左右！我还听说榆次有好几家大工厂，经常招下乡知青去当工人，这就是希望啊。我当机立断：到山西插队去！当榆次知青办给我发来接收函时，我那份高兴呀，绝不亚于直接被调回北京！我把接收函和转插申请书交到了连部，连里又上交到了团部，团部很快就批了。
“1974 年底，我告别了连队。当年大家成群地来，现在我一人悄悄地走。当年我对未来只有好奇，现在我知道了规划未来。我不清楚今后的命运会是怎样，但我已经有了目标：第一步离北京近一些，第二步在当地寻求招工的机会，第三步争取回到北京……我不知道自己是成熟了，还是世故了，反正在五年的兵团历练之后，我已经不是当初的‘托儿所小孩儿’了。
“非组织安排的离开兵团，不管是返城还是插队，都带点‘弃守’的意思，我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逃兵’，走的时候不但连队没有派人送我，就连和我一起到兵团的同学们也离我远远的。我带着自己的那份不容拆看的档案和简单的行李，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拉哈车站。在空旷的站台上，我回身朝着白雪皑皑的嫩江大平原高喊：北大荒！永别了！呼喊之间，眼泪已经流了下来。
但我没有和北大荒永别，时间越长越想它，那里就像总有一种磁力在吸引我，让我回忆，让我思念。2008 年我们一群当年的战友结伴回访了连队。当时觉得农场的景象变得很凄凉，知青在时种下的树木好多都没了，连部成了仓库，我们住的宿舍变成了猪圈，墙上还依稀可辨当年刷下的字迹：屯垦戍边，扎根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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