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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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救火牺牲的14位知青
——记黑龙江兵团11. 7大火作者：郝喜荣
《中国知青终结》第五章“青春似血”中记载：“1970年11月7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35团奉命扑灭草甸荒火，栾英等14名男女知青英勇献身(其中女生13人)，年龄最小不满17岁。”
1970年11月7日，一场大火在穆棱河南岸临近苏联边境的荒原里燃起，为了阻止大火越境，35团全力扑救，带队救火的副参谋长明海涛和14名知青为此献身。团部大礼堂摆满了棺材，成了临时的灵堂。开追悼会那天，全场一片哭声。礼堂外顿时天昏地暗，风雪交加。北大荒的人在哭，北大荒的天也在哭！这悲惨的一幕永远刻在知青们的心里。
1970年的11月7日，是原苏联的十月革命节，这一天也正值我们的休息日。
因为刚入冬，已忙完秋收所以10天放一次假，我们称之为小礼拜，每逢休息日就不出操，两顿饭，大家可以在这一天洗衣服、拆被子、拆棉衣，可以放松放松。
那一天的下午二、三点钟，我们出来进去的就发现远处南部的天边有红色的火光和浓烟，大家也都没在意，以为谁又在烧荒，到了3点吃饭时大家在食堂议论着，这火怎么烧起来没完了？在回宿舍的路上我们看到天边已红红的一大片了。随着暮色的降临那红红的火团越来越明显，我们都开始不安起来，这火是在哪里烧起来的，怎么烧的，虽然离我们很远但全团都能看到，因为三江大平原太平坦了。
我在宿舍还调侃着：今天是“老毛子”过节，给他们烧个人仰马翻，说完这话我又有点后悔，又说今天是他们的十月革命节，他们不会照会提抗议吧？屋里很多人没明白我说的含义，见没人搭腔我也闭嘴了。
由于惦记着外边的大火，我们不时的跑到外边去观看。
大约4点半左右团里来了电话，让连队组织人去打火，说一会就会派汽车来。
连里的钟声响了，全连紧急集合，连长简单的布置了任务，让老职工回家取铁锹和火柴；各排要挑精兵强将参加打火。
大家回屋穿上棉袄、打上绑腿，站在大道旁等待着，20分钟后来了一辆大卡车，老职工和男知青们纷纷跳上车，很多高个的女知青也跳上去了。当时任大田二排副排长的我在车下张罗着，一些个小体弱的女生我都拦下了，上车的都是比较强壮和机灵的人，车上的人直喊：“排长你快上车啊！”汽车也开始发动，连长在车上，我在汽车的后车厢处双手把住车帮一脚蹬在后车箱底，另一只脚迈进车厢里，当我另一只脚刚要迈进车厢的一刹那指导员吴清萍在车下拽住了我的脚说：“你下来，帮助我，我一个人不行”，我只好下来，汽车开走了。
望着远去的汽车吴清萍指导员对我说：“连里还有一大摊子事，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你得帮助我”，我顺口回答一句：“好，没问题！”我环顾一下剩下的人，除了老弱就是女孩子了，汽车和热特拉走了我连两车人，身强力壮者都去打火了。我们这些人怀着忐忑的心情在宿舍里等待着。
从吴指导员那里我们知道大火发生在一连境内。在我连人员上车的过程中已过去了两辆装满救火人员的卡车，我连是第三、第四辆车。
不知道为什么，在漫长的等待中心情一直焦虑，什么事也干不了，安不下心来，大约六点多钟团里突然来电话，让我连准备棉被，有人被烧伤，让把棉被往回来的车上送，好盖住伤员。我们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谁会受伤呢？连里没有公用的棉被，知青们也没有多余的棉被，怎么办？我把事情同班长们说了，共产党员鄂敏立即拿出了自己的一条鸡毛褥子；陈佩珍拿出了一条压脚的小棉被，还有其他排拿出的几床被子。
当第一辆汽车开过来时我们也不知道汽车上躺了几个人、都是谁，只是往车上扔了两床被，车就匆匆地开走了；一会又过来一辆小热特，同样扔了两床棉被开走了。每开走一辆车，我们的心就悬起来、揪起来，都是谁被烧伤了呀？伤势怎么样呀？接连过去四、五辆拉伤员的车，我们也没有棉被往车上送了，后面的车就是裸露着开走了，我们既担心又心疼，七连到我们连开小热特需要近一个小时，从我们连到团部医院也要一个多小时，这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伤员要受到怎样的煎熬，而且是十一月份，身上的棉衣都烧没了，裸露的伤口在寒风中冻也冻死了，再说这些路都是土路，经过秋天的雨水冲刷坑坑洼洼的，车开上去东倒西歪的犹如大浪里的小船，一路的颠簸好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被烧的重伤员！
我们站在路边等待着、企盼着，盼望打火的人员都能平安归来。
两辆汽车没有停歇就开过去了，我知道那是团部和加工厂的人回去了。
我们在漆黑的道旁盼望着，期盼我们连的车快点回来。老远的看见雪亮的汽车大灯，我知道我们连的人回来了，满满的两车人。车上跳下来疲惫的、浑身泥水的指战员们，没有了往日的喧哗，没人说话，他们都严肃得令人害怕，我们在家的人也都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与吴指导员在一起搜索着连长的身影，看见连领导最后几个下来，我们走过去没敢吱声，只是用眼睛看着他们，我们生怕他们说出我连有人被烧伤。连长看见我们张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没事儿，都回来了！”闻听此言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我和吴清萍几乎要哭了，我们眼含热泪与连长抱在了一起，不知是悲还是喜。
我们在家的人已为打火的人烧开了一大锅开水和热面汤；可是打火的人都没有心思吃饭，他们都默默地洗一洗就回宿舍了。连长没有回家直接来到连部接电话到团部，然后就守在电话机旁。那时唯一的通讯工具就是手摇电话，在指挥救火救人的过程中都是团首长把电话打到六连或七连，他们再派人把信息送到十几里以外的火场、现场，效率之低都急死人了。
我们在宿舍里，躺在床上不能入眠，从救火回来的人那里得知当场死亡的就有十来个人，其中就有我的好友、篮球队友王晓勤，她是北京第一批的，是团部机关干部股的干事；还有从我连调走的北京第一批知青栾英；工业连的哈尔滨知青薛克萍；照相馆的上海知青付小芳；一个北京小男孩付强……
北京知青 王晓勤
别人我不了解，王晓勤、栾英我是知道的。王晓勤是我团女子篮球队的主力左前锋，打得一手漂亮的好篮球，她的勾手上篮漂亮极了是一般的女孩子所做不到的，她投球特别准，我既欣赏她又佩服她；她还有一付又亮又脆的童音好嗓子，是北京少年宫合唱队的队员，唱起歌来既动听又迷人；她人长得漂亮，亭亭玉立的身材，明星演员方舒一样的脸庞，白皙的皮肤，笑起来甜甜的，她总是喜欢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的海军旧军装，显得精神、靓丽。
栾英很活泼，长得很漂亮，人很随和，很着人喜欢。她俩的音容笑貌那一夜在我的脑中反复出现，使我不能入睡；我们议论着，叹息着，哭泣着，喃喃的念叨着，那一夜电灯破例一夜长明。
我们谁都没有睡意辗转反侧，想着亲爱的战友们……
凌晨四时连里的热特带回了被扔在车上的那些棉被褥，那上面沾满了战友的血和“油”，有人见此哭了起来，我们也都抹起了眼泪，顿时屋里哭成了一片。
被烧成重伤的那些战友们也没有能够逃脱死神的手掌，她（他）们陆续离开了我们，连指挥作战的明副参谋长也未能幸免。一场“11·7”大荒火夺去了15条鲜活的性命。他们怀着“明知山有火，偏向火山行”的壮志，喊着“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冲上去了，却没能走回来。
这撕心裂肺的50年前的三连的“11·7”的那一晚永远定格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
亲爱的战友们，安息吧。你们生前个个都是精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如今你们仍然固守着这片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广袤的黑土地；固守着已经建设得如花园般的这第二故乡。
我们永远怀念你们。
11.7一场大荒火肆虐地吞噬了我们14位亲爱的战友。大火过后团里的重点工作就是处理这些牺牲人的善后事宜。要通知家长，要做好接待的准备。师里已派来了工作组，各团在物质上也都积极支援。
接待这些人的家长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团里特别召开会议研究，要在全团抽调精干人员组成接待组，并在全团抽调了十几位知青参加陪同家长并要做好工作。我是团里抽调的接待人员之一。
连里接到团里要我迅速报道的通知，连长就派车专程送我到团部，政治处胡作恒主任跟我单独谈话，他告诉我要我负责接待王晓勤的父亲，因为他听人说平时王晓勤与我很要好；同时指示我还要接待薛克萍的家长，他们家里来了三个人，要我做好思想准备，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一下子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这么艰巨的任务我能完成吗？我所面对的都是失去最亲爱的人的家里人，我该如何面对他们，这个问题搅得我在招待所的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怀着忐忑的心情准备着、准备迎接那些失去亲人的家长们。
北京知青 王晓勤烈士
王晓勤是团部机关干部股的干事，北京知青，是团女子篮球队的主力前锋，我俩打球默契，说话投机，有共同的语言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
我听说晓勤的父亲是东海舰队的一名副政委，一名身经百战的、身上有多处伤痕的老战士。当时20多岁的我，负责接待这样一位老首长，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该如何接待，不知用什么话语来安慰这位痛失爱女的老首长。好在还有晓勤的同学、闺蜜赵五一，我们一起准备着。
团部招待所在走廊的右侧腾出一间房屋临时布置了一间贵宾室，室内有一张床，一套木头沙发，一张木桌子，上面摆放着暖水瓶和茶杯，脸盆架上摆放着崭新的脸盆、毛巾、香皂。
从牡丹江开来的火车徐徐地进站了，师、团首长们进入卧铺车厢，团仇政委走到老首长面前低头哈腰小声地说：“我没有照顾好晓勤，我有罪，请您处罚我”老首长一边扶着政委一边缓缓地说：“晓勤是一名战士，这是她应该做的”，只说完这句话就再也没说什么了。就是这句话即使已经过了近50年了，至今还时时的响在我的耳旁。两位年轻的战士（警卫员）扶着老首长下了火车。
一身灰色的海军军装，细高的身材，笔直的腰板，消瘦的面庞，浓黑的眉毛下闪烁着一双深邃晶亮、洞察一切的眼睛；红色的领章更衬托出老首长指挥千军万马、身经百战的军人的风采。老人的脸色苍白而憔悴，但精神矍铄，腰板挺拔。站在这样一位老首长的面前，我们肃然起敬。
在接待老首长的两天时间里，首长都再也没有提起过他的女儿王晓勤，我们知道老人的心在流血，想找一些宽慰的话语安慰他，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说什么好，望着老首长那坚毅而惆怅的目光我们的喉咙哽咽了，我们跑到外边的女厕所里痛痛快快地流了一通眼泪，以宣泄心中的痛。
在接待的日子里我还听说在晓勤牺牲的几天以后，海军某部就邮来了一纸调令，一张王晓勤的入伍通知书，这份迟到的通知书可能是晓勤盼望已久梦寐以求的东西，如今它来晚了，没有用了。
面对着老首长我们真的无言以对，不知道是老首长的威严使我们局促不安还是有警卫员在身边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反正我们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倒是老首长时时找一些话题来打破僵局。
他从政治处胡主任的介绍里知道我是王晓勤打篮球的队友就问我是哪里人，当他知道我是哈尔滨人以后就说：“晓勤的妈妈也是东北人，那是我在解放东北的战役中我们认识的，晓勤也是半个东北人呢”。
因为唠起了家常我们就不那么拘束了，我们像跟父亲说话那样说起了警卫员的“坏话”，我们抱怨警卫员不会来事，像木头一样站在那里什么也不会干，倒是我们跑前跑后的忙活。听了我们的“告状”老首长告诉我们说：“我正在九江休养呢，军委通知我到北京去，我还以为是开会呢，所以也没带警卫员，到了北京以后，军委的领导什么也没说，就让我到北大荒去一趟，我就知道晓勤出事了。现在的警卫员是军委临时派的，不是我的警卫员，他们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也很拘束，不知如何是好，你们不用介意”。一席话反倒把我们说得不好意思了。
师、团领导来看望老首长并询问有何要求，老首长不但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和责备，反倒安慰大家，还说给我们带来麻烦等等的客气话。
北京知青 王晓勤烈士
我知道王晓勤是他几个儿女中最疼爱最喜欢的一个，晓勤人长得漂亮，聪明伶俐、乖巧，懂事、善解人意，稳重大方，不但聪明睿智还善于处理问题；她还打得一手好篮球，她的勾手投篮相当的漂亮！是我们球队的绝对主力；她的歌声也非常美，是又甜又脆的小童音，她曾经是北京少年宫合唱队的队员。失去这么优秀的好女儿，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悲痛啊！他是用什么样的毅力来忍受这痛失爱女的痛苦啊！
在处理善后事宜的过程中，团里安排了好多议程，如到着荒火的地方查看烈士牺牲地；到烈士陵园向遗体告别；汇报扑火及抢救过程等等，所有这些活动老首长都没有参加；女儿的遗物他也没有带回，委托赵五一把晓勤的遗物分发给其他的战友。他只告诉赵五一在晓勤的遗物中要找到一支特大号的自来水金笔，他要带回。那是一只黑色的特别大的像友联金笔那样的五六十年代用的自来水笔，当这支金笔放在老首长的面前时，老首长拿着这支金笔沉默了，他在极力地忍着悲痛，良久他指着这支金笔对我们说：这支金笔是一名苏联将军送给他的，他送给心爱的女儿王晓勤是因为她到了反修前哨。
老首长只待了两天就带着警卫员走了。他没有眼泪，没有埋怨，没有责备，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把心爱的女儿留在了北大荒的荒原上。
老首长只是牺牲战友父母之一，是他们的代表，所来的家长没有一个哭闹的，他们默默地跟随着团里的安排，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要追认他们的孩子为烈士。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老首长及这些家长们的所作所为，我都十分感动，对我的教育是刻骨铭心的。
我忘不了王晓勤那可爱的音容笑貌，更忘不了她的父亲——那位身经百战、饱经沧桑、宽宏大量、无私坦诚的老首长。
送走了王晓勤父亲之后，团里又让我接待哈尔滨知青薛克平的家人。
薛克平烈士（哈尔滨知青）
薛克平家一共来了三个人，她的父亲、姐姐和弟弟。她的父亲当时是哈尔滨第一工具厂的厂长——他是沂蒙山区三八式老干部，是革命老区支援哈尔滨的老革命。她的姐姐当时是黑龙江省望奎县的一位教师。她的弟弟也是我们的一位战友，他是34团（原858农场）的、34团男子篮球队的一名运动员，他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非常健壮的一位帅小伙！
当他得知我与王晓勤同是35团篮球队的队友时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们攀谈起来。他对我说：“她（指薛克平）也是运动员，应该很机灵、很灵活呀，怎么会烧死呢！”他很疑惑。是啊，我也疑惑，王晓勤也是运动员啊，怎么也未能躲过这一劫呢？
薛家人住在招待所的一个单独房间里，便于他们商量事情，每当他们做出一个决定就由我去汇报，我是他们的联络员。
他们提出的要求很简单：
一、为薛克平平反，她不是“反革命”！
二、要追认她为烈士。
这第二条也是所有家长和我们战友的一致要求，然而结果是出人意料众所周知的，此次“11.7”大火定性为“事故”！牺牲的战友白死！指挥者的失误却让牺牲者承担！寒心啊！时至今日战友们还在为这些人申请烈士而奔波着……
而薛克平是在牺牲后三年才被平反的！
烈士陵园坐落在一座山丘的向阳坡上，它的前面是一片沼泽，可谓“依山傍水”。几十里内没有人家，可谓是坟茔地。
车队的到来给这里带来了人气。人们下车后缓缓地向墓地走去，心情都很沉重默默无语，没有任何声音来打破这死一样的沉寂……
当到达烈士陵园门口时，突然一声凄厉的尖叫声打破了这荒原的静默：“小芳！”是那位上海母亲叫她牺牲的爱女的发自内心的呼喊，随着这声哀嚎人群中有了哭声……
当工作人员把家长们领到各自孩子的墓穴旁时，这沉睡了上亿年的荒原被那些凄惨的呼唤声叫醒了，声音最大、最急切的还是那位上海母亲付小芳的妈妈。
相比之下，薛家一家人却平静很多。他们一家三口站在墓穴旁边，父亲和弟弟站在北面，姐姐站在南面。我紧紧地挽住姐姐的胳膊，生怕她有激动行为。
大家往墓穴里俯瞰，当工作人员把棺盖打开时，里边现出了薛克平的遗体，她的双腿屈曲、面朝上，脸已经烧黑了。团里统一给买的黄军装。很多烈士都被烧得体无完肤，太惨烈了！
薛克平烈士（哈尔滨知青）
薛父站在墓穴上面，低头看着女儿，然后拉着儿子的手缓缓的下到墓穴里，在棺椁旁他俯下身为女儿轻轻地整理一下偏转的头，生怕弄疼她。他又默默地看了一会儿，那是怎样的心情啊！而后他又用颤抖的手慢慢地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用红绒布做成的大大的红心，上面有一个金色的大字“忠”。他把这个带忠字的红心放在女儿的胸口上；又仰头向他的大女儿要了笔和纸，这位老父亲就站在牺牲女儿的旁边即兴写下了一首诗，然后递给了他的大女儿，她接过了那张纸，面对着荒山大声的朗读起来，那么的庄严、那么的肃穆，全场的人都被她的声音震撼了！没有了喧嚣、没有了哭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这里。诗句我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赞扬薛克平是位好同志，是祖国的好儿女，是父母的骄傲，是英雄！
姐姐大声朗读完之后就又把那张纸递给父亲，薛父又把这张自己亲手书写的赞美女儿的诗句轻轻的放在女儿的胸口上。
这一切做完以后，父亲又仔细地端详了心爱的女儿一会，才被儿子拉上来，然后示意工作人员可以盖棺了。
在工作人员盖棺的同时，我担心其姐姐激动，紧紧地挽着她的胳膊，但出乎我意料的却是她格外的平静，她对我说：“你放开我，我没事的”，说完她就挣脱了我的手，然后整理了一下衣服，站直了身体，双手往后捋了一下头发，昂首挺胸，沉吟了瞬间，然后对着荒山激情宣泄：
克平妹妹，你像青松一样挺拔，
你像翠柏一样坚强，
你用身体挡住了熊熊燃烧的烈火，
你用忠诚实践了你为之奋斗的理想......
她用那清脆的洪亮的嗓音，滔滔不绝地、发自内心地表述着对妹妹的赞扬和肯定。后面再说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
她的激情发泄再一次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很多家长也都忍住了泪水，全场安静下来，都在倾听她的慷慨激昂的，震天动地的，如泣如诉的，发自肺腑的倾诉！
我知道这是她在为妹妹平反昭雪的心情迸发！是为含冤长眠地下的妹妹鸣不平！是对团里、连里一些人对妹妹的不公的愤恨，更是不知如何表达对妹妹的缅怀的心境表露。
他们用特殊的葬礼表达了对失去亲人的心情和感悟；他们没有常人的大哭大喊，不能真实地表露自己的心态，这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残酷！他们要用怎样的毅力来忍受着失去亲人的剧痛！
请看我在薛克平的弟弟薛克建写的《打火》里摘录的几段话：
“我这个姐姐是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人中最优秀的。她是老高三的，学习成绩一向非常优秀，体育项目更是突出；小学时就破过速滑纪录，初中时曾被国家游泳队选中，是我妈妈想让她读大学，去北京又把她接回来的。她的文艺修养也很好，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中音，拉着手风琴唱起歌来跟收音机里没两样。她原来准备报考哈军事工程学院，因国家要培养女外交官，被省里指定报考北京的外国语学院。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下了乡，她走哪条道路都会有成绩的”
"现在这么好的姐姐突然没了，让人怎么能接受得了？我心中堵满了悲痛无法排解，只得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而我的母亲却一病不起，从此再也没能上班。母亲抗战时期就参加了革命，骑过马挎过枪，经历过多年战争风雨考验非常坚强，却怎么也受不了和平时期女儿牺牲的残酷打击。”
“当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姐姐与我一样正在加工厂工作，她作为工作组成员参加了运动。姐姐当时坚决反对用极“左”的方式对待老农场干部职工。工作组写好的批判农场干部的材料，经团政委批准，让我姐姐发言打头炮搞大批判。我姐姐不肯读，提出反对意见，工作组就反过来把她当成敌人整。不知谁把针掉在被里，还有人把高锰酸钾放到暖瓶里；就是这种鸡毛蒜皮的破事被工作组说成是阶级敌人破坏，找人污陷是我姐姐干的，甚至把姐姐看押了起来。”
“到了三十五团，我看到姐姐被人看押着走了过来。她平静地告诉我她没事，已经去兵团司令部告过状，这件事千万不要让妈妈知道影响身体。看押的人不准我们接触，我找到工作组副组长某现役军人宿舍里，看见一个女知青正在帮他干活。副组长跟我说：你姐姐太犟不听领导的话，私闯边防站，游泳过穆林河逃跑，在虎林火车站有人看她衣服湿了才被抓回来。回来以后一眼没看住，她又跑到佳木斯兵团司令部去告刁状。我说我与姐姐一起长大，她的为人是不会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副组长讲：你姐姐的事儿多了。她私带一把日本军刀想干什么？她在日记中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说哪派她都不参加，要参加就参加保爹保娘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一听就心头冒火：看来这帮人真是要把我姐姐往死里整，连私人东西和日记都抄了。我说那把刀是父辈在日本鬼子受降时留作纪念的，是把指挥刀，根本不能杀人；原本是我带到兵团的，姐姐怕我惹事才从我那拿过来的。有本事你们找我，刀与我姐姐无关。至于日记的那些话，她又没对外讲过，最多算是思想落后，能定多大问题？这位副组长又不耐烦地说了几句官话，随后就不再理我与那个女知青说笑起来。后来听说就是这位女知青污陷的我姐姐的。真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姐姐的最后一面。没多久她就牺牲了，她的问题是死后三年才给平反的。”
大家看到这里就知道为什么薛家要给薛克平办这样一个特殊的葬礼了。
一个出身革命家庭，父母都是老区革命干部，受过良好的全面的教育，有着刚直不阿的性格，文武双全的优秀人才就这样的殒灭了。怎能不让人心疼！
而烈士的亲人们却忍受着痛失亲骨肉的悲痛，不能大声的哭喊，不能完全把自己的悲愤心情表露出来，这该是多么残忍、多么大的悲剧啊！
他们没有眼泪，没有哭闹，没有责备，更没有索取；有的的是宽容，是谅解，是真诚的建议，这些牺牲战友的父母们大多数来自北京，而他们的职务最低的也是十三级干部。
他们把自己的儿女、亲骨肉献给了北大荒，把亲人留在了那一片荒凉的黑土地上。
在战争年代，他们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今天的一切，他们献出了青春、献出了幸福、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如今他们又献出了儿女！他们是那样的崇高、那样的伟大！我敬佩他们！
薛克平烈士（哈尔滨知青）
薛克平战友，我哈尔滨的姐妹，你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看到你的弟弟薛克建写的《打火》我才知道你是一个那么优秀、那么完美、那么美丽、那么文武双全，那么无私无畏、那么不畏强暴、不畏艰险、追求真理、追求理想、像你的父辈们一样为真理，为理想与一切不合理的人和事做着顽强的斗争。面对我的这个学姐我肃然起敬了。这么一个革命家庭出身，受过这么多良好教育的人会是一个反革命？鬼才相信！
葬礼开始了，最揪心的一刻来了。
那天吃过早饭，两辆大客车和若干辆吉普车早早地等在招待所门前的公路上。
我陪着薛家一家人上了大客车，前往团里已经修好的烈士陵园。
薛克平，我哈尔滨的好姐妹，我崇拜你！
这个特殊的葬礼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是挥之不去的。
我们给你记大功回忆
——11.7大火中的高连长
一场荒火卷走了14位知青的年轻性命，同样是去打荒火的我连87人却毫发无损，他们只是前后车的距离，一场荒火却是阴阳两界的两重命运，差距之大令人深思。文中所述高升文连长：1930年生，祖籍辽宁省台安县，1950年入伍，曾任战士，通讯员，学员，班长等职。1951年在朝鲜参加过第五次战役，突破临津江，铁文狙击战，保卫开域战，1953年入党，曾在石家庄步校学习一年零两个月，1958年授予准尉。同年转业到858农场和平分场(既现在的庆丰农场)，曾任小队长、副连长，指导员等职，知青期间任生产建设兵团35团3连连长，退休前任工程队队长，2013年辞世，终年84岁。
我不想再陈述打荒火的过程及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了，他们都有非常详实的报导；我也没有亲自参加救火，火场上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是这些年来萦绕在我心中的那个不解之谜一直困惑着我；高连长在救火回来对我和吴清平说的那句话：“没事！都回来了！”一直响在我的耳边，救火时连长在想什么？做什么？这是我一直想知道的问题。尽管当时回来的战友们已经说了打火现场的情景，可是有些细节还是不够完整，为了了解得更细，我在与战友们聚会的时候经常提起这个话题。
2007年我与先生到宁波，宁波的战友们热情地设宴款待了我们，从吴明霞的口中得知了一个细节。
2012年京、津、沪、甬在回北大荒的途中路过哈尔滨，在聚会时我家先生又与三连的老职工耿庆丰大哥聊起了11.7救火的事，从耿大哥的口中也知道了一些细节。
我把我了解的一些细节告诉大家，让我们三连的人知道我们的高连长是怎样的一位优秀的连长、指挥员。
是他让我们三连的人在11.7大火中毫发无损；是他能让我们去救火的人担负起救人的使命，为受伤的战友赢得了时间；是他使我们三连的上空没有被“阴霾”覆盖；是他能使我们有今天的欢乐。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的连长是军人出身，他当然要服从团部下达的救火的命令！
敲钟，全连集合，挑选救火人员，命令我连出动60人，可最后竟有87人！连长的肩上扛着87条人命！
团里派来的汽车到了，人们争先恐后地上车，这时的连长却不急，他让老职工下车回家去拿火柴、铁锹。
在这段时间里团部和加工厂的汽车已经过去了。（这是我在场时的亲眼所见）当老职工们回来上车后，等急了的知青们早已迫不及待了，纷纷嗷嗷地嚷嚷着快点开车，连长又回过头向指导员交代了一些事情才上车发出开车的指令。
吴明霞告诉我说，汽车到达目的地以后，前车下来的人纷纷冲向火场，而我连的人下车以后也往火场冲去，这时只听连长非常严厉地一声大喊：“都回来！站队集合！各排清点人数！”这一声大喊效果奇佳，镇住了所有参战的知青和老职工。清点结果60人的队伍竟变成了87人！连长知道他的肩上又多了17条生命的份量。
当队伍站好后，连长非常严肃地布置任务，他说：“天黑，荒野，三个人一组，要互相照应，中间人为组长，不许走散！要知道你的左右是谁，必须记清楚，这是命令！记住没有？”大家齐声回答：“记住了！”然后分组。
在分组的过程中，老职工们也耐不住性子了，耿庆丰大哥告诉我先生说：“当时我也有点急了，就跑到高连长跟前说,咱们快下去吧，你看前边的人都下去了，咱也不能落后啊！”高连长十分深沉地对我说：“唉！这时候立功也容易，可犯错误也容易啊......”。他想的是火不但能烧草也能烧人那！他想的可不是立功，而是不能犯错误！一旦犯错误就不可挽回，要以数条知青的生命为代价。他要保护好他的战士，他要把他带出去的兵再平安地带回来！
着火的地方是一片沼泽，脚下是过膝的水和一个个的塔头墩子，所以人走起来比较困难、速度也慢。高连长是边走边观察，他们看到前边是一片火海，两三米高的火苗窜动着，狂舞着，这时连长果断地下命令：清理脚下的荒草；让有经验的老职工赶紧就地在下风向点火，一人多高的野草点火就着，火借风势很快烧出一片空地，连长马上让大家都站到只有几十平方米的空地上。
突然形势发生了逆转，一股强大的气浪把老职工们点燃的火头一下子就给打灭了！再抬眼望去，四周全是火了！全连人处在被大火包围中；这时的知青们可懵了乱跑乱窜起来，四周都是火不知往哪跑，这时的老职工们发挥作用了，他们拽过不知所措的知青们，两手握着对方棉袄的前大襟用力一拉，棉袄上的扣子就纷纷落下了，然后用右手拽着后脖领子、左手按住脑袋、用棉袄盖住头就势按倒趴在塔头上。当老职工们把所有惊慌失措的知青们按倒后也用棉袄盖住自己的头趴下了。
过了几分钟，当呼呼的响声过后，他们慢慢地抬起头来才知道大火已经从他们的头顶上过去了。这时发现在他们的前边有一个个的“火柱”在乱动、在倒下，连长大喊一声：“不好！赶快救人！”全连所有的人都投入到救人的战斗中。
在经过大火的洗礼后，三连的全体救火人员马上变成了救护队，他们脱下了自己的棉袄，两个棉袄搭成一副担架，四个人抬着一个被烧的人往大路上送；知青们知道被烧伤的都是自己的战友，在抬出几个人之后，他们还在拼命地寻找，他们低下头往远处望去，在星光的照耀下发现有冒烟的地方就往那跑去，近前一看准是一个人，他们用这种办法又找到几个人......
他们含着眼泪把被烧伤的战友抬到路上；他们忍着悲痛把被烧焦的战友轻轻地放到路边；太惨了！......
当汽车把一批批被烧伤、烧焦的战友都运走时，连长下令：“全体集合！清点人数！”当清点完毕报告一个也不少，一个伤员也没有时，连长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了，他长吁了一口气！大声说：“全体上车！回家！”
此时的连长是怎样的心情啊！他带出的兵没有伤亡，而且在火场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我们连的这些人，救人都很困难！我终于明白了连长回来时说的那句话：“没事！都回来了！”这句话的分量！那是一个指挥员指挥一个胜利战役的心底的呼喊！那是胜利的代名词啊！
谢谢您啊，高升文连长，参加救火的人都心存感激，没有高连长就没有今天的他们，如果当时没有高连长的磨磨蹭蹭，“拖延”时间；没有他的精心布置；没有他的果断指挥，那伤亡将会更惨重！三连就不会有笑声，笼罩在三连上空的将是永远的阴影！
敬佩您啊，高升文连长！您这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在抗美援朝时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在和平建设时您又听从党的召唤来到了北大荒这块荒无人烟的大荒原上，克服了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您接来了父母在北大荒扎根、娶妻生子；您又带领着战友、知青在这块神秘的荒原上战斗着，辛勤地劳作着，为国家打出更多的粮食，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仰慕您啊，高升文连长，您高风亮节，博大胸怀，无私无畏，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到三连以后盖过很多房子，您把这些房子分给了他人，直到我离开三连您一家五口还是住在那间低矮的要倒塌的小草房里。
2005年高连长和知青在北京（二排中）
敬爱的高连长啊，您的好处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们尊敬您，我们跟随您，我们感激您，我们热爱您，我们给您记大功！您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您是我们永远的连长！
这里安葬着在这场火灾中牺牲的团参谋长明海涛和14位知青的遗骨。
北大荒啊，如今您已是祖国的米粮川！您从无到有，以至到今天这么光辉灿烂，几十年里，有多少老铁兵、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各地移民……，为您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几十万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为北大荒作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也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
作者：郝喜荣 哈八中67届高中毕业。68年11月去兵团四师35团3连（现北大荒集团虎林庆丰农场）。1973年上学就读哈师大地理系，后当老师，高级教师。退休前在哈尔滨开发区工作。
文章来源：知青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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