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婚知青， 蹉跎岁月一首难忘的歌
农婚知青，
蹉跎岁月一首难忘的歌
时光易逝，岁月荏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对于曾经身临其境且又融入社会各个阶层的知青来说，不管回忆是清晰还是混沌，是醇美还是苦涩，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这段历史，对于每一个过来人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虽然那些大的社会背景，政治风云，生活形态大同小异，但就个人而言，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遭际，就会产生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及至形成不同的思想积淀和多元化思维。不管彼此之间的差别有多大，透过知青的人生轨迹，都会清楚地看到那些曾经的历练煎熬，曾经的苦楚悲怆，曾经的磨难艰辛。
1998年，大连电视台拍摄过一部知青插队30周年的访谈节目。有一位大连在朝阳插队的女知青，还不到50岁就显得十分老态。主持人问她：“你想不想回大连。”她窘着回答：“我做梦都想回家啊！要是我死在老伴前面，对不住了，我不能再伺候他了。要是老伴先走了，我立马收拾收拾就回大连。”说完，这位女知青热泪盈眶，主持人也落泪了，现场的观众个个泪流满面。
时至今日，这位大连女知青已是古稀老人了。在知青这段特殊时期中，她代表了一部分特别的人群，名字就叫“农婚知青”。也就是说，她们是当年在农村同农民联姻，成家立业的知青。从当年那个历史时期来讲，这可是一个新生事物。据当年国家知青管理机构提供的数据，1977年已婚知青达到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些已婚知青中，与农民结合的知青便被称之为农婚知青，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与同为知青的其他人相比而言，她们付出的代价最沉重，命运也最值得同情。
对于所有的知青来说，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年复一年，数以千万计的在校学生毅然决然地告别父母，告别城市，义无反顾地奔赴祖国的山区，奔赴祖国的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在近十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中，无论自愿还是被迫，“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是知青们下乡初始时最普遍的感受。不过，他们很快就被现实击倒了。无论是当初写血书积极下乡的，还是无奈被动而来到广阔天地的，在经历了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回到城市。
正如一位知青所说：“我们把革命想得过于浪漫，豪情壮志很快就被艰辛的农活、琐碎的生活细节消磨掉。农村并不因为有了一群热血青年的到来而有太大的改观，它以它固有的缓慢而沉重的节奏，在历史的长河流淌，封闭落后的思想意识，也令我们十分迷惘……”
1977年—1980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期，下乡插队的知青陆续返回城市，然而，同农民联姻、成家立业的这些知青，却眼睁睁看着别人一个个的离开，自己无可奈何。当时，中央允许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的政策中，就有已婚知青不能回城的限制，一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不惜与配偶离了婚；那些为了保全家庭的，当招工、招生、招干、征兵从不征招已婚知青时才明白，自己将留守农村一辈子。
这些农婚知青大都来自大中小城市，基本上是应届初高中学生，下乡时的年龄大都在20岁左右。可以说，当时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他们到了农村，在接受锻练，经受了艰苦生活后，看到同龄的农村青年相继成婚，建立家庭，同往的知青都有了对象，自叹回城无望，想有一个依靠。那个时候，新闻媒介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理念，使他们的思想有些许倾向于扎根农村；其次，加之当地的农村干部和农户的种种因素，使他们别无选择地与农民结婚成家，成了蹉跎岁月中一首难忘的歌。
知识青年一旦与农民联姻，在当地安家落户，各种新的困难便接踵而至。有些困难是他们共有的，有些则因人而异。首当其冲的，是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有的农村干部认为，招工去不了、升学没人要、过筛子剩下没出息的人，才会在农村与农民结婚；很多农民对自己的处境产生自怨自艾的心理，进而对这些落入到他们群体中的知青也十分轻视，看不起；几乎所有农婚知青的父母，在一段时间内都与扎根农村的子女中断了家庭关系，也断绝了经济资助，认为她们不争气；农婚知青回城探亲时，还时常遭到来自亲友、邻居、老同学的冷嘲热讽。现在，所有的知青都老了，仍然留守在农村的农婚知青，那些生活在富庶地区的，或许日子过得比回城的知青还滋润；那些生活在贫困偏远山区的知青，日子肯定好不到那里去；那些在农村里混不下去，四出打零工的，有可能还没能享受到城里知青退休后每月领取养老金的这种待遇。
知青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知青年代的当事人，目前大多已离开工作岗位，成为社会边缘人。不久的将来，作为这一特殊年代的参与者，我们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不管我们如何以平常心对待过去的岁月， “知青”这个话题并不轻松。那曾经的岁月，留给我们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无奈。其中，就裹括了农婚知青这个一言难尽的话题。
嫁给农民的女知青
女知青闹离婚被骂“陈世美”
我自己曾是知青，在农村生活了8年。恢复高考后，我进入安徽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大概是1996年冬天我到淮北采访，当地留有不少与农民结婚的上海女知青，其中一个是乡镇干部。
1968年，她就读于上海大同中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令她热血沸腾，于是插队去了安徽阜阳。农村生活很苦，一天劳累下来，知青们趴倒床头不想动，但她不一样。她在夜里悄悄到地里借着月光割麦，白天照常出工。地里的麦子被连夜收割许多，生产队长来查，她一举成为知青标兵。那时，媒体大力宣扬河北大学毕业生白启娴下乡后嫁给农民的事迹，“结婚扎根论”迅速在全国推广。她以白启娴为榜样，嫁给当地农民，很快也成为知青典型。公社领导为培养她，送她去教师培训班学习。毕业后，她成为教师，不久又升为镇党委干部。但她的婚姻生活，也如白启娴一样不如意。丈夫的封建夫权思想根深蒂固，何况她一连生了3个女儿，令丈夫在村里抬不起头，挨打受骂便成为她的家常便饭。她不甘忍受，要求离婚，但法院不判。周围无人同情她，对她冷嘲热讽，骂她是“陈世美”。
讲到这里，她的脸上写满痛苦。我问她今后的打算，她吐了两字：“离婚。”而后又喃喃自语：“怎么离呢？”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但常常想起她，很想知道她的近况。
来源：《快乐老人报》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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