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涯——土变陶》续
题记“土变陶”：土代表原生态、自然性，陶代表历练态、人为性。中学毕业生本是土，是不谙世事的原生态、自然人，上山下乡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基本生存能力的人生历练，从生活中的“吃”到农活中的“难”，都是本真自然之锤炼，其中也贯穿着知青个人的主观奋争。陶之为器，于个人、于国家各有其用。古稀之年忆芳华，土变陶的经历是苦痛，也是自豪。我们与共和国同龄，我们与国家的艰难发展同行。
知青生涯土变陶（四）
——漂泊中的辛酸与温馨
【那个年代的农活是集体干，时间长，效率低。如何在长时间干活中能歇会儿，其中就有"潜规则"。】
那些年里没冬闲
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有冬闲之说，但在计划经济的生产队时期，其实是几乎没有冬闲的。土地在冬天时要全部深翻一遍。用叉锄挖山坡地跟在关中用板锄挖平地不同，坡地都比较陡，所以叉锄的木把儿要比板锄短。一长排人从山坡下呈扇形向上挖。冬天总是天不亮就上山挖一阵子，大约一口气要干两个多小时，中间不歇火，啥时收工都是听队长的一声吆喝。我们开始都是坚持着跟大家一起挖地，从头干到收工，有时中午、下午挖的时间长也是如此。
挖地的活儿要干几乎一个冬天，没完没了。那时候还都是集体经济，社员们都还吃的大锅饭，谁也没有把队里的地当成自家的地，多打一点儿粮和少打一点儿粮等分到自己手里相差无几。积极性要是比起务弄自家的自留地，那真是天壤之别。那年头吃不饱饭的情况在全国的城市、农村是普遍现象。没有人能认真地从根源上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所谓"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样隔靴搔痒的话没任何意义，哪像现在国家把百姓的生计放在基本国策第一位，要求达到"精准扶贫"、要"一对一"。这才是真给边远地区的穷苦百姓带来的福泽。那个年代冬天被充分利用，比如生产大队搞修水利，以及县上为修县河水库摊派的劳务工等。
商南山区挖地用的是叉锄，这叉锄我在来商南以前没有见过，到现在也没有在其它地方发现过。咱关中用的叫板锄，这大家都知道的。而这叉锄虽也是挖地用的，但样子大不相同，顾名思意，它的形壮似两股长约一尺，如大拇指般粗细的钢叉，两股之间相距约有两寸多，叉尖锋利，而整个钢叉装在木把子上以后形成约8O度夹角，这与关中用的板锄相似，但木把要短一些。这家伙挖山坡地特别实用，给力。首先是穿透力强，轻易就能挖得深，挖的也宽。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它不怕土中有大量碎石，不仅如此，较为疏松的地表沙石在它锋利的钢尖下也被挖碎，年复一年就逐渐变成了土壤，不知道这是哪位先祖的发明? 应该点赞！
关于叉锄还有过这样的一段小插曲。叉锄的打造是按重量收费，又大又重就得多出钱。不知咋搞的?大队铁匠铺给我们仨打得叉锄都偏大、偏重。这农具费与安家费都是上级给拨下来的，我们见不到，可能是公社一级掌握吧。是铁匠铺想打重点儿多挣点钱，或是考虑我们来安家落户能多用几年?这笨重的新家伙比起社员手里的可差多了，不像人家的那么光亮锋利，轻巧好用，木把儿也光滑顺手。有一次挖地时我说起我的叉锄不好用，笨重还磨手，当即有个社员表示愿意拿他的跟我的对换，我大喜过望，当场成交。还偷着高兴好几天，凯林和维哲也都羡慕的不行，打算踅摸着跟谁也换一个。没想到，没几天那个换锄的社员把他的锄又要回去了，不换了！究其原因才知道是队长批评他占“大学生儿”的便宜，他承受不住。后来我懂了，新叉锄又粗又长当然重，旧叉锄用的短小了当然轻，那位农民愿意换，是想省点儿工具更新的钱。
在那个年代的农活是集体干，时间长，效率低。如何在长时间干活中能歇会儿，其中就有"潜规则"。一天晚上，有一个跟我们玩儿的比较熟的小伙儿来谝闲传，其间他问我们为什么不抽烟?我们如实相告，一者不会，二者也没有闲钱买烟。他劝说我们必须学会抽烟，没有钱买可以向社员讨要烟叶自已卷着抽，"烟酒不分家嘛"，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经他一提醒，我们仨恍然大悟，实实在在是接受了一次"再教育"。原来在农村干挖地等等一类持续性劳作的农活儿时，一般是一口气儿干到收工，中间不歇火(休息)。但早上天不亮就饿着肚子上山，在寒风凛冽中挖几个小时地，或者在下午更长时间的持续劳动，就是再磨洋工，总是得慢慢地干着呀！虽然中间原则上不休息，但抽烟或到一边儿找个地方方便一下还是可以的。这就要说到"潜规则"了。除了我们仨，全部的农会(男劳力)都会抽烟，其中包括十几岁的。只要能挣工分的男劳力，挖地时总有三三两两的社员把叉锄往地上一戳，找个背风的地方抽一会儿烟。有的人烟还抽得挺勤，挖不了一会儿又抽烟去了，烟瘾大呗！谁也不说谁，理所当然。原来是这样呀。谜底揭开了，我们没啥说的，学呗！从此我们仨也学着抽烟了，主要是向人家現要烟末儿，現卷。不会卷没关系，慢慢来，多卷几次就会了。
当然也不能老白抽人家的烟，过段时间就买几盒廉价的纸烟与大家共享。我们仨不论谁回西安，也都想方设法带些烟回来。当年西安流行一种从阿尔巴尼亚进口的烟，味道奇怪，质量低劣，但很便宜，一毛三一盒，带到生产队大受欢迎。因为毕竟是进口货，换换口味，尝个鲜。
公“干”平凡意切切
还有一些老乡信任我们并委以“公”干的事儿，虽平凡但亦难忘。
一个是派我们晚上看场放心。收包谷不像收红薯，每天的收获都当即记帐分给各家，场上不留。记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收的包谷棒子经常要在场上过夜，堆好大一片儿，晚上要派人在场上看守，其实也就是在包谷堆儿的四周边儿上睡觉。往年遇到这事儿往往要派五、六个人，而这几个人还要开会经大家推选，认可才行。因为生产队的社员中存在几派家族，互不信任，不能谁一个人说了算，队长都不行。目的是能互相监督，防止合谋偷窃。自从我们仨插队来了以后，这事儿一下变的简单了，凡是类似这样的活儿都尽量叫我们仨承担，社员们都相信我们不但不会偷拿集体的东西，也不会偏谁向谁，做事公道。其实这些活儿都是美差，睡觉挣工分，谁都愿意干。不过说心里话，我们那时候脑子也比较简单，还真有扎根的思想，很注意平时的行为，不想留给大家不好的印象，坚决不做损害集体的事儿，还真的是问心无愧。
再一件事是让我们知青做记工员和会计。在下一届队上开会评选记工员和小队会计时，大家让我当记工员，同时推举凯林当会计。凯林再三推辞，说连算盘都不会打，干不了。没想到咋说都不行，大家都说"大学生儿"办事儿公道，大家放心。侯队长也说，算盘可以慢慢学，会计得先当上。没完没了地说服，急忙散不了会。话都到这份儿上了，还能说啥?我和凯林都只有认了。
那时候没有计算器，当会计全靠打算盘，打不精根本就应付不下来，没法儿干。那个阵势我是見过的。到了对账的时候，大、小队长坐一边儿，大、小队的几个会计坐一边儿，一个人拿着帐本报帐，几个会计各把自己的算盘拨拉得“哗哗”响，快的很，报一阵子就要停下来叫几个会计互相对数儿，数字一致则记下来，继续。对不到一块儿那就再来一遍，都是老手，谁错谁丢人，谁能开得起这玩笑，反正我是不敢。
凯林算是给人套住了，没人能救得了他，只有赶紧学。一连好些天，一吃完晚饭他就自已一个人钻在厨房里练算盘，每天晚上弄到几点我和维哲也不知道。我俩天天上工己经累得够呛了，睡的香得很，真没他那精神头儿。那时是热天，我们睡觉都得用蚊帐，大部分社员也都用，蚊子厉害得很，隔着薄衣服照咬不误。凯林在厨房里点个煤油灯，一边儿放一瓶儿碘酒。他皮肤不如我俩，是过敏性皮肤，蚊子咬过就起泡，化脓。他倒是想出了对付的办法，被咬后不等起泡，直接就挠破，抹碘酒，消除后患。我和维哲都还记得，那段时间凯林身上凡是裸露部分就没法儿看，斑斑点点整个儿是个花人。不管怎样，凯林硬着头皮闯过了算盘关，据别的会计说还是个很不错的快手。真给咱知青争气，令人佩服！
队长和乡亲们信任我们，我们也努力表现自己，背篓背出的表扬是我们的劳作之一。
山路运输东西常靠背背篓，我们还没到队里时，队上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农具，包括三个大背篓。按正常的装法，一背篓能装百斤左右，但队上不知出于啥考虑给我们买的三个背篓都是大号的，而队上只有少数人家有大号背篓，大部分是中等偏上而已。按说大的可以少装些，小的可以多装些，但其实不然，有些事情说不了那么清楚，这里有个面子的问题。大部分背小点儿背篓的人不但装满了，还在背篓沿儿插上一圈儿，装的冒出尖儿，显得还真是不偷懒，肯出力，叫人只能称赞，没话可说。可我们这背大背篓的就难办了，装一平篓其实就一百二、三十斤，跟小篓冒尖儿的重量已不相上下，但不好看呀！只能硬着头皮装满。当时我们仨身体都行，算有劲儿的，一点儿也不愿落于人后，每次装满不说，甚至有时也插上一圈儿，从不示弱。有一次记不清是俺三个里的谁，背到场上过秤时竟然是一百五十多斤，当天的最高记录，连生产队长都说这几个"大学生儿"按说就没背过背篓，但一上阵就能背这么多，真是好样的！
除了体力好之外，我们仨还真是感觉背篓要比挑担子好得多。背篓再重，走到半道儿可以靠在山路一侧的坎儿上歇一会儿，走不动了还可以再歇，气喘匀了再走。只要背得多，没人敢说你，因为大家都歇。若是挑担子，山路上没平地，根本没法歇，担子一上肩就得走几里地，那肩膀头真是吃不消。
在商南富水公社下乡的部分同学山乡留影，1970
漂泊中的辛酸与温馨
每一次我回家，都须先到西安，再转车到合阳县的下坊公社才能回到我家。需要说明一下，1969年11月我随六中插队去商南县的半年前，我父母亲已经都被双方单位强行停止工作，被迫随居民下放到合阳县农村，还带着我的三个正在上学的弟弟。
在我的眼中，父亲不爱说话，生性耿直，也不善与人交往，总是严肃认真的样子，几乎从来不说自己过去的事情。我有时候追问他的事，也不行，不理 ！这可能与他多年的境遇有关吧?覚得影响了我们儿女，再不愿意给我们惹任何麻烦。他给我留下的总印像一句话就能说清楚: 天生的军人。历史问题可把他害苦了，尽管这些个问题已经于“文革”前结案了，他已是正常的公民身份了。而我母亲则更是冤的没法儿提，她是师范毕业的大专学历，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但因受我父亲问题的牵连，先是被分到西木头市小学教书，后来又被一块儿撵到了农村，随我父亲吃了大半辈子苦。
我从合阳父母家再返到西安后，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大姑家，还住过维哲家、凯林家，王长兰家，偶尔还住过我姐的单位宿舍。因为我家原先在德福巷是租住户，我插队离开西安后房子就被房东收回了。这样说吧，从我下乡一直到1981年我父母落实政策、平反后回到西安，将近十二年间，我在西安市是没有家的。后来我父母平反后回到西安市，无处落脚，第一站就先暂住在凯林家临时腾出来的一间门房里，那是由于我大姑和凯林家是一个巷子老邻居的缘故。从西安回商南前我买了几条“阿尔巴尼亚”纸烟，到维哲家和凯林家都去打了招呼，说过两天就回商南了，有啥事没? 带啥不?凯林大哥问我“咋回?”我说 “只能买票坐班车呀。”大哥说“你先别急着买票，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你找个顺车。”隔了一天大哥通知我，“车找好了，明天一大早6点你来家找我，我送你走。”第二天大哥送我到鐘楼邮局，坐的是一辆邮政车，往商南县送信和邮政包裹的，跑得比班车还快，大约四点来鐘就到清油河了。
说起凯林的大哥，难忘的还有他来商南探视时给乡亲们看病的事。
凯林的大哥是医生，曾经在我们下乡期间到商南生产队住过几天，看望我们的生活状况。记不清楚具体时间了，只记得那时我们仨的日子过得还行，有白面吃。那几天除了天天吃红薯糊汤外，每天还烙一次锅盔馍来招待大哥，但基本没有啥菜吃。大哥每次就剥几瓣蒜就馍吃，我们虽有歉意却也没有办法。但大哥却说:“你们没听说过吗?家有万贯，吃不起锅盔就蒜。只有财东家才能吃得起，很不错了。”社员们听说凯林大哥是医生，纷纷前来找他给看病。那年头农村医疗条件很差，“赤脚医生”几乎都不是正规科班出身。听说有西安市来的正规医生，那还得了！每天来人不断，大哥都认真接待，说病因，讲预防，开药方等等。社员们都极其满意，非常感激，把自已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还有招待重要客人或过年才舍得吃的腊肉等等，送来表示谢意。大哥深知村民们生活不易，坚辞不收，但有些社员们的诚意往往使人始料不及，好像不收下点儿东西，就惹人生气似的。万般无奈留一点，最后都是让我们仨沾了光。
苦乐交织及自责
曾有一段时间我们仨实在是忍不住了，决定去一趟县城，干什么?想着下馆子好好吃一顿，去解解馋。那天一大早给队长编个谎说有事儿必须去趟县城，请一天假，然后饱餐一顿红薯糊汤就出发了。先翻两座山走小路到试马寨，再走公路到商南县城，来回有80里路。中午就到了县城唯一的一家国营饭馆，每人要了一大碗拆骨肉汤，三个烧饼，这是我们再三比较的决定。当时那碗汤实惠极了，足有大半碗碎肉，还有粉丝等等，已经冒出汤的表面，三个人狼吞虎咽吃的满嘴流油，心满意足，感觉幸福的不得了。一算帐，一碗汤一毛五，一个烧饼五分钱、二两粮票，仨人总共花了9毛钱，1斤8两粮票。吃饱喝足了趁着心情好，还顺便用了十分钟时间把县城逛了一圈儿。当我们仨不慌不忙走回清油河时，天还亮着呢。
我们西安市六中的学生总共下乡插队到商南有一百多人，大部分在富水公社，少部分在清油河公社，两个公社之间隔着县城，相距有6O多里远。两公社之间的知青互相走动的有，但很少。同一公社之间互相走动的就比较多，尤其是同大队的或相距较近的，走动就更多些。毕竟都是背井离乡的落难者，农村生活又那么单调乏味。当时的互相串门儿都习惯称"混饭“，因为串门儿往往与吃饭有关系吧?比如明天上午想到七队去串个门儿，那就说:"明天上午咱请假到七队去混个饭吧?"
混饭吃有几种情况，大部分是哪个队的知青有啥好吃的，比如从西安才回来带了啥吃货儿，或是买了鸡、买了肉，或是有狗肉吃，等等。有专门通知叫来的，也有男同学拆洗被子之类专门叫女同学来帮忙缝被子的，后一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没有女同学的队，比如我们仨为了缝被子，就叫过七队的刘有荣、龚丽兰，涧场二队的张玉梅，涧场五队的郝振荣、赵仲英等，当然都不是白帮忙，我们管饭。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不请自来，不定哪会儿有了时间不用打招呼直接就去了。但不管是啥情况，管饭是必须的。有一年我们队上给分油了，三个人四斤半香油，提前一天我们就通知了附近几个队的同学，来吃炸油饼，但有个附加条件，得自带白面来才行，因为我们仨的白面早就吃完了。谁带的面记不清了，反正男男女女来了将近十个人，女生和面炸油饼，男生都在一边瞎谝，炸好一盆儿吃一盆儿，一直到把油炸完了，也谝够了，才纷纷打道回府。那一次还不错，虽然油完了，面却没吃完，剩下的我们又美美吃了几顿面条。下乡期间生活苦，满足口腹之欲常常是最大的乐。但有一种乐让我们在数十年后极为自责。
那是清油河七队的知青苑健去县城办事，返回时他发现有一只大狗竟然一路跟着他走了40多里，他路过清油十一队时同这个队的同学谝了一会儿才走，而那条大狗却自己留在十一队不走了。十一队当时有三位知青:顾明生、张季梅、董鸿满，一连几天大狗都在他们门前待着。别队的知青王卫国等几个人来串门，觉得奇怪，就问"怎么你们还养了这么大个狗?"顾明生说明了原由，这使在场的人们动了心思：这是只野狗，何不吃一顿狗肉?一拍即合，于是就把这条狗给收拾了，当天还买了二斤散白酒，烙了锅盔馍，还熬了一大锅白糊汤，叫来了附近十来个同学到他们队上会餐吃狗肉。当时我们仨也受邀参加了。那顿饭简直像过年一样吃的痛快，我们也是几个月都不见荤腥了，有这顿饭解馋，又能管好长一段时间不至于太闹心。
多年后我和明生在一块儿谝闲时说起了当年在他队上吃狗肉的事儿，明生十分内疚地说:“那条狗和咱有缘，从县城走了40多里来到俺队，不走了，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我当初咋能那么狠心！不敢想这事儿，实在是对不起得很。”明生还说：“怪不得那天把苑健叫不来，后来硬叫来了也不吃一口肉，唉！”其实我们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当年那都是咋地了?心咋都那么狠?是不是饿了、馋了就什么都不顾了！狗是人类的朋友啊。昔日贪吃的丑陋，几十年后是扪心自问的自责。
在三队时我们还吃过一次野猪肉，也是直至現在我的唯一的一次。那是某一天的中午，我们在家中听到清油街上闹哄哄的，出去才知道是“狗班子”在卖野猪肉。商南县是大山区，经常有野猪出没，一晚上就能糟踏一大片庄稼，为了保护庄稼少受损失，县上专门以退伍军人为主成立了几个打猎队，三、五个人为一队，都带着枪，而队中最主要的成员是十几只猎狗，他们一般晚上在山里到处转悠，全靠猎狗发現目标。猎狗们都训练有素，一旦发現野猪就会把野猪团团围住，并大声狂吠，引导猎人用枪来干掉野猪。由于打猎队里狗比人多的原因吧?当地人就叫成"狗班子"。同猎人闲谝才知道，狗聪明的很，知道跟野猪斗往往要吃亏，故只围而不攻，当叫来猎人后，猎人一个口令，全体猎狗马上卧倒隐蔽起来，猎人们就放心开枪猛射，一般十拿九稳，野猪没得跑。
野猪肉三毛钱一斤，我们当时割了一块钱的，后来炖好了发現一点儿也不好吃，有点儿咬不烂，跟想像的差得远。
知青生涯土变陶（五）
——草鞋伴我度春秋
【年轻就是好，生命力真旺盛。睁开眼睛，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像重生一样，都是一脸的惊喜。都活得好好的，沒事儿！赶快起床吧，还要上工呢！】
草鞋伴我度春秋
商南县地处大山深处，生产队的社员们几乎沒有現金收入。当时不允许个人搞什么经济活动，比如养几只鸡下的蛋，除了能偷着卖个实价钱，一般都得低价卖给供销社，上级对每个生产队都派有统购任务，一切自由买卖均算作搞资本主义，发現了就会挨批判或受惩罚。由于粮食紧张，也只有少数人家养得起鸡。有些能干也能吃苦的人找机会在山里挖药材，如天麻、半夏……等等，卖点儿钱以供家用买盐和煤油等生活必需品。大部分生产队沒有钱分给大家。离县城近的还能抽空儿砍点儿柴禾去卖，而我们清油河离县城远，几乎借不上光，农民尽管省吃俭用，也常常连煤油灯都不敢多点一会儿，生活之困苦可想而知。
相比之下，我们这些知青就要比他们略强一点儿，也就强在没有家庭拖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能吃饱，应得益于当时上边有政策规定：每个知青都按一个半人参加生产队的粮食分配。须知这是远低于黑市价的平价口粮分配，而且是从全生产队农户的口粮分配中硬性切下的蛋糕，国家给生产队并无任何补贴。中国农民的朴实厚道无与伦比。
当地人有些保守，尽管生活很苦，却有不少清規戒律，还有一些不知道是因为贫穷还是因为观念的束缚，与我们知青有所不同。在生产队上插队那几年，就没有見过队上谁家吃鱼，吃牛肉、鸡肉也很少。鸡蛋倒是吃，却又舍不得吃，鸡蛋卖了钱要用来买煤油和盐，留几个也主要是招待客人用。我们清油河里就有鱼，但基本沒有人去捞，只有当地的小孩儿有时捞一些三、五寸长的小鱼，用草杆儿穿一串儿玩。有时一群娃儿围到我们知青住处缠着要卖给我们，甚至还有抓到半斤多重的鳖也要卖给我们，反正他们不太吃这些，可能跟我们一样缺油的原因吧?娃儿们异口同声就一句话“大学生儿，就一毛钱嘛，买了吧”。我们长年沒有油吃，没法儿做这些东西，也怕麻烦不想要，但架不住孩子们的恳求，最后买下了，用盐水煮了吃。我们听说过鳖是好东西，大补品，但吃到嘴里才知道并非如此，咬不动，嚼不烂，感觉就俩字：难吃。还有鱼也难吃，腥蒿蒿的，净是刺，吃不到什么肉。不知是让我们吃糟蹋了，还是这里的鱼确实不值得吃？
还有些习俗也有不同，比如在西安时要去谁家找个人，一般在门外面就喊上;'老刘在沒"?而在商南县不行，不能这么喊人，会让人家觉得很不吉利，并且会赶紧接上一句话:“老刘在家"，或者是:“老刘不在家“，专门的要强调加上一个‘家"字，想一想也是有道理的。再比如刚到生产队时有人问你;“做么子去"?你可能会回答:“没得事情，到街上去浪一圈儿"，尤其是女同学若是这么回话，虽然这在西安大家都会觉很正常，无非就是出去逛一圈儿而已，但在此地则不行，会让听到的所有本地人笑成一团，因为当地人认为“浪“等同于“荡“，是骂人的话。
我们三人插队到生产队，增加了队上的负担，也损害了全队社员的切身利益，这是不言而谕的。但在生产队劳动的几年中，沒有发現过有谁对我们有过怨言，相反，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时候都愿意给我们方便和帮助，尤其是长辈们都把我们当自家的孩子一样对待，从不见外，从很多小事上都能感受到，这种温暖到現在只要想起来，还是会感动不已，久久不能释怀。
虽然物质馈乏，生活艰苦，但社员们的生活态度还是令人敬佩。积极、乐观的精神也时时地影响着我们，鼓午着我们。
凡逢年过节的时候，农户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变换着花样，用有限的物质尽力去装扮生活，让枯燥的日子能过得有些色彩。比如每逢要过端午节时，绝大部分农家也要包粽子，并且因料制宜，做得很有特点，我们仨就都吃过三队许多社员送给我们的粽子。
商南的粽子与西安的粽子不同，首先外表区别挺大，不是我们常见的三角形，有4个角，而是扁长方形，形似个很小的枕头。再就是材料不同，基本不用韦叶，而是用槲(念胡)叶包，叶子大而厚，一张就包一个。内容也有区別，大部分是混合型馅儿。有糯米、粘黄米、小粒儿包谷米、小豆`，少数有红枣、还有花生米等等，丰富多样，別有风味。我一直都学不会包三角形粽子，但商南这粽子好包，我一学就会，外面用马莲草一绑就成。煮好的粽子香味扑鼻，软糯柔滑，咬一口那真是回味无穷。我在清油河过年时就有几家的年饭桌上也上一盘粽子，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美食，平时是見不到的。
有社员家偶尔也包饺子，也跟西安的不同，区别主要在外形。不擀饺子皮儿，而是擀一大片儿面，切成方块，像西安的混沌皮儿一样，中间放馅儿，边沿儿捏紧后也是个长方形。名字也不不同，叫“扁食"。我们仨也都在三队的社员家里吃过。当然，都是素馅儿，但已经很香很香了。
商南粽子
当地人不杀牛吃肉，因为当地人认为牛为人辛苦了一辈子，不忍心吃牛肉，甚至还有许多农戶连已经不下蛋了的老母鸡也不吃，而是养老送終，最后埋了，他们认为鸡为人下了蛋，有功！因为有“鸡屁股银行”这个说法。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假如哪个生产队的牛滚了坡，就只把牛皮剝了卖给供销社，牛肉则就地出售。我们去买过，很便宜，一毛多钱一斤，你想要哪块儿就割哪块儿，可惜我们也很缺钱，只能少买一点儿解解馋。实在是没有钱呀！话再说的远一点儿，我后来在商南铬矿还待了四年，有时去县城就能碰上农民卖牛肉，也就两、三毛钱一斤，牛肉基本都让外地人吃了。
由于当地农民普遍沒有什么经济来源，过日子都是节衣缩食。有一个現像很能说明问题：除了在县城有工作、吃商品粮的少数人有穿袜子的习惯以外，当地农民基本一年四季打赤脚，穿草鞋。我们这些知青有不少人后来也入乡随俗，少有穿袜子的，尤其是男生，我们仨就是如此，那几年中的绝大部分时候都是赤脚穿草鞋过来的。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一家一本难念的经。
我下乡去商南时只有两双鞋：一双高腰雨鞋，一双胶底的黄绿色解放鞋。在山区生活劳动全靠走路，而且是跟沙石打交道，沒几个月胶鞋底子就磨漏了，彻底报销了。解放鞋倒是结实耐磨，但很快也磨得差不多了。我们偶尔有机会去县城列席个"三干会"、"五干会"，或参加个运动会什么的，为了到时候有点儿面子，这双宝贝解放鞋平时就不能再随便穿了，得省着点儿，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嘛。由此，我也开始学着穿草鞋。房东待我们好，把自己家打的草鞋送给我们，只是说:“怕你们穿不惯呢，磨脚地很呢。”开始确实不行，把脚都磨破了皮，生疼。借来棒槌反复地捶打鞋上磨脚的部位，再仔细地垫上包谷壳子，坚持着。时间一久磨出了茧子，再也不怕了。我们仨都是这么过来的，省了不少鞋。
其实在西安时我也穿过草鞋，“文革”期间都不上学，家庭成分比较好的高年级学生在学校搞运动，成立各种名称的战斗队，整老师，或跑到外地搞革命大串联。而我们低年级学生或家庭多少有点问题的学生就当了“逍遥派”，基本啥也不参与，在家待着跟街巷里半大小子一块儿瞎玩儿。除了冷天，热天很多娃都穿草鞋，一两毛钱一双，又凉快又省钱。不过那草鞋都是稻草或龙须草编的，比较柔软，基本不磨脚。而商南山区的草鞋是蔔条编的，虽然磨脚却结实得很。要像在西安時穿的那种草鞋，恐怕在这山里只须穿几天就会磨散架了。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冬天下雪時我们仨也照样光脚穿草鞋，只是多垫些包谷壳子而已，走起路来包谷壳子“哗哗”地响，还挺带劲儿的。
我的那双宝贝解放鞋被我仔细地穿了好几年，在许多实在不便穿草鞋的场合为我挣了面子，立了汗马功劳，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去了商南铬矿也沒舍得扔，还保存了很久。为这双鞋我还自编了一个谜语，跟朋友逗了一回乐，具体是这样的。在铬矿工作时我跟同班组的一位来自商县的工友特别要好，他虽然比我大几岁，但能谝得来。有一天班后闲余，食堂开饭还沒到点儿，我穿上这双解放鞋往他跟前一站，说:“我出个谜语，你来猜，猜着了中午这顿饭我管，猜不着了我的午饭你管，干不干？”这位工友平时爱说爱闹，也算得上是个大家公认的“百事通”。他一口答应下来，还叫刚好也在跟前的几个工友作证。我说:“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打一种現像。”还真把他难住了，他思量好一阵儿也说不出个靠谱的答案，眼看快该去买饭了，我的胆子也壮了，扩大到跟前几个工友，谁猜对了都算数。几个人还是说不出个名堂，沒戏了，大家愿认输，叫我公布谜底。我把脚一抬，鞋底向上，说：“看清没？就这答案。”大家看着鞋底儿上的大洞，恍然大悟，忍不住哄堂大笑，连连说：“服你，服你。”中午八两米饭，一份红烧肉，还加上一份青椒炒鸡蛋，美美饱餐了一顿。其实那是那个时代穷朋友好哥们之间的交情，不会因此寒酸象笑话人，大家在一起乐一回。
还有一种現像很普遍，当地人一年四季不管男女都穿单长裤，不穿短裤，女的也不穿裙子之类，夏天不嫌热。有些人冬天再冷也是它，成年男子要外出干活儿，顶多再打个绑腿。想想也真叫人痛心，都是人，都是骨肉之躯，难道冬天不知道冷吗？沒有布票又缺钱，只有硬扛。相比之下我们还是强多了，还沒有到靠一条单裤过冬的地步。
商南人具有山里人的朴实和厚道，也特別能吃苦耐劳，他们一些天然的善良和纯朴可以在许多地方很自然的表現出来，使你在不经意间会感到诚实和温暖。但由于山区的闭塞和文化上的落后，也导致一些思想单纯的山民做出一些过于憨厚、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听说在商南县城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一位山民辛辛苦苦挑了一担木炭到县城卖了，大冷天肚子饿了也沒舍得下馆子吃一顿热饭，只在县城的一家门市部买了二两散白酒，就站在柜台子边儿上喝了，驱驱寒气，也算是犒劳了自己。然后以朴素的阶级感情恭恭敬敬地请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像，临走时发現这白色的石膏像不好拿，自己两手乌黑，身上衣服也很脏，情急之下找了根干净的细麻绳儿往石膏像上一栓，挑在扁担的一头儿扛在了肩上。谁知还沒有走出县城就出事儿了，被赶来的县公安局的人抓起来了。原来在路上时有人发现他竟然敢用绳子吊着伟大领袖的脖子招摇过市，这还得了?这不是活生生的現行反革命吗？马上报告公安局。那年头，这就是天大的事情，自然是马上被抓，你说这……。
走，我们去洗个澡吧！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从西安来到山里插队的知青比起当地人，身份还是比较特殊的，而这个身份也确实带给我们一些比较特殊的待遇，享受了某种殊荣。生产队上不论谁家有结婚等等喜事，每次都会把我们仨也列入贵宾名单，高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知青的参加会给喜事增加些色彩。乡亲们对我们很热心，但我们仨心里是有数的，是惭愧的，知道他们在用这种方法心疼我们，不把我们当外人，当亲戚对待，借以减轻我们的离家之苦。可我们很缺钱，很少出钱凑份子，总是像赶时髦一样送给人家毛选、语录本这些我们其实不太用得上的东西。虽然那年头政治高于经济，精神大于物质，但人心是杆枰，红宝书能当饭吃吗？其实我们送出的红宝书也是被送的。那是西安来的一个慰问团，专程看望我们这些在商南县插队的知青。开始知道这个消息时大家还挺激动，心里好温暖，感觉西安还有人惦记着我们，说不定还会带来啥意外的好消息?我甚至还设想会不会请我们这些饿鬼美美地吃上一顿？可慰问团那几个人却好像是在走过场，做例行公事，就组织大家开了个会，说得什么记不得了，反正都是一些鼓励大家扎根农村，好好接受“再教育”一类的话，给知青们发了些毛选、语录本等这些东西，就拍拍屁股走了，让人大失所望。不过后来，我们在生产队吃社员家的喜宴时把这些东西都陆陆续续派上了用场，当作礼品送光了。虽然明明是亏了人家，但也算是为我们解了围，总不能空着手去白吃吧?以虚换实，真不厚道。惭愧！对不起老乡了！
那时候没有冬闲这一说，地闲人不闲，修水坝，修梯田，修路，反正不让人歇着。长期老出汗，不洗澡、不换衣服的结果是，跟社员们一样，我们仨身上也养出了小动物，捉也捉不净，成天身上痒痒的难受。也真奇怪，怎么会无中生有，这虱子大小也是个生命，是怎么孕育出来的?这个问题到現在都是我心里的一个谜。
老痒痒不行呀，得想办法解决。三个人一商量就烧了一大锅开水，把衣服全烫了，用高温杀死衣服上的虱子及虱卵，然后再到河里去洗个澡，以绝后患。我们先在家把各人的被子都铺好，以便回来了可以直接钻进被窝。一切布置停当了，还一人吃了一片凯林发的“阿斯匹林”以防感冒，趁着晚上沒有行人，仨人都脱光衣服，只裹一件大棉衣，拿上毛巾、肥皂，悄悄地朝门口的清油河出发了。
那是一个没有月光、只有星光的冬夜，岸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积雪反射着星光，天并不十分黑。河水哗啦啦地响着，泛着点点的鳞光，沒有结冰，但肌肤接触时，顿觉冰彻刺骨。走到离岸七、八步远的地方时，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都站住了，只听维哲小声说：“不能再走了，就这儿吧。”水深不到一尺，洗浴刚好，但脚已经冻得麻木了。三个人手忙脚乱赶紧洗，先把身上弄湿，从头到腿打肥皂。奇怪！怎么打了两遍也不起沫儿，只是滑溜溜的。是身上太脏?还是水太凉?算了，顾不上想这些，程序走到就行了。争分夺秒地忙了一阵儿，差不多了赶紧上岸，一边儿擦身上的水一边儿往回走。三个人谁也沒有想到会这么冷，身体几乎要冻僵了，腿僵硬的有些迈不动，脚也没有了知觉，上下牙齿不由自主地磕得嘣嘣响。就这三十多米的距离，你拉着我，我扯着他，一步千斤地往回挪，拼着最后一点儿活力才总算钻进了被窝，全身好像已经沒有了知觉，昏昏沉沉，三人没有一句话，也说不出一句话，不知道是昏过去了？还是睡过去了?
年轻就是好，生命力真旺盛。第二天早上我们被队长喊上工的声音叫醒了。睁开眼睛，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像重生一样，都是一脸的惊喜。都活得好好的，沒事儿！赶快起床吧，还要上工呢！
战天斗地修水库
有一年秋天，上级给各个生产队派下指标，出几个劳力去修县河水库，我们三队也得出人。这一类差事都是硬任务，沒得商量。给公家干活，却挣的是队上的工分，还要自带口粮、被褥。社员们拖家带口的，一出去一两个月，也干不成自留地的活儿，一般不太愿意去，所以就按顺序轮流去。我们知青来了后，队长想到我们三个光棍没拖累，适合去。找我们一说，我们自然滿口答应。在哪儿都是干活儿、挣工分，听说水厍工地每天每人还补助一个半斤粮的大蒸馍，明明是好事儿嘛，別说去一个月，两月都行。说走就走，背上铺盖卷儿就上了水库工地。
那些年干点儿啥事都弄得像打仗、像搞运动，搞大会战，把正常的工作和建设都搞得轰轰烈烈，全国到处都是类似的形式，眼前的县河水库工地即是其中一个小景。全工地的民工都以军队的排、连、营编制，以战斗的姿态干活儿。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还有各种大标语、宣传画，响彻云宵的高音喇叭更是一天到晚不消停。当然不可否认，很热闹，也能鼓午士气，只是把个大工地搞得像个大舞台，演员却是我们这些灰头土脸、整天汗流浃背的民工而已。
我们仨所在的连队主要任务是往大坝上拉土方。装满一架子车黄土，飞快地跑到大坝正面的一面陡坡下，高高的坡顶上有一台卷扬机，用绳索把一车子黄土吊拉上去，另一边儿放下空车，我们接走空车再去装土，周而复始。这活儿对于我们这些小伙子根本不算什么，跑的飞快也不觉得有多累，关键是能吃饱，力气有的是。每天拉多少车是有数的，一车发一个牌子，在我们身上不会发生完不成任务的事情，有时候在兴头儿上还多拉几车。不白拉，第二天的高音喇叭上会有表扬信，给连上增光，吃饭时连炊事员都关照你，糊汤打得满的往出溢，碗都不好端。
我们乐此不疲，好好干了一个月。而维哲后期被领导发現会修架子车，就调到了修理班，干技术活儿去了，当然要比拉土轻松多了，那沒办法，只怪咱沒那手艺。
民工们在简易的工棚里通通睡地铺，铺盖底下铺着一层草，一溜十几个人，习惯了，挺好。每天早上天不亮大喇叭就吹响了起床号，全体民工像部队一样迅速起床穿衣，在工棚前以排为单位集合整队，前后排成两排，口令声此起彼伏，每个人手上掂着一个大号塘瓷碗，由领队带着念毛主席语录，一般要念两段。当时各单位都兴这个，互相效仿，以表忠心，其专用名词叫“早请示”。有始有终，晚饭前还要进行一次，叫“晚汇报”。可能全国的各单位都在这么做，不仅没有什么抵触情绪，还都争先恐后，很积极。工地的早请示结束后直接排队打饭。早饭是每个人六两白糊汤（无任何添加物的纯玉米粥叫白糊汤），满满两大碗。有的人从自家带的腌酸菜、咸菜、辣子酱等，算是有点特殊的高消费了。大家端着糊汤碗吃得是一片“吱溜、吱溜”声。我们啥菜也不就，光喝糊汤，其实也挺香的。当地人常说:“大锅糊汤，小锅莱”，一点儿不假，工地的糊汤都是行家用大锅熬的，比我们自己熬的香得多。只是烫得很，时间紧，任务重，难以大口喝。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很快我们也掌握了能吃得快的方法：蹲在地上，左手托住碗底，右手用筷子顺着碗沿儿一层一层往嘴里拨，吃一口顺便吹一口气，免得烫嘴；托碗的手还要不停地把碗左右转动，只要配合得好，效率高得很。
大家好像都不洗脸，也没有条件和时间洗脸。我的印象中那一个月好像就沒有洗过几次脸，其实洗了也是白洗。一趟架子车拉下来就满脸是汗，再加上工地到处尘土飞扬，民工嘛，哪儿有那些讲究！
修水库是商南县的大事儿，民工来自全县各个角落，有一次无意间还碰到了一个同学，李杰。记得牢是有原因的。那是一天中午饭后，我去工程指挥部旁边儿的卫生室去要点儿药，迎面碰上了李杰，他先叫了我一声，吓了我一大跳，简直认不出来原样儿，脸肿得有面盆大，还缠了几圈白纱布，已经面目全非了。赶忙问这是咋地了？他眼睛挤成一条缝儿，勉强能看路，嘴说话却不受影响，听他一说才知道是中了漆毒了。他去上厕所，那其实就是几棵树之间拉了几張草席一围而已，没有手纸，随手就拔了旁边的几片树叶子当手纸用，沒想到当晚就全身痒的不行了。实在忍受不住连夜去了卫生所，一来二去才弄清楚白天自己用的“手纸”是漆树叶子，那还有个好？！卫生室也沒有啥好办法，就给他吃什么抗过敏的药片，已经好几天了，出不了工，一直休着病假。为此指挥部还专门派人给那棵树上贴了张条子：“这是棵漆树，不得触摸”。漆树沒有啥特殊之处，不太好认，谁碰上谁倒霉。
那一年的中秋节正好是十月一日，双节，工地全体放半天假，下午休息。据说指挥部专门为庆双节杀了猪，给每个连队的伙房分了肉，还额外再多补助八两白面。我们连的伙房把肉做成馅儿，中午饭每个人多发一个八两面的大肉包子。中午饭也沒想着留下一点儿，我们都吃得撑着了，就在工地上到处转悠。算一算也是，三两糊汤一大碗，中午固定的补助一个半斤的馍，又增加一个八两的肉包子，净粮一斤六两，放到現在够我吃两天了。不过那肉包子基本沒有什么馅儿，我也没有吃出什么肉味儿。是分的肉太少，还是肉被什么人提前做了手脚？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吃的其实就是一个特号的大蒸馍，只当是忘了包馅的“肉包子”！
不管怎么说，我们去修县河水库的那一个月日子过得还不错。每天有一个大蒸馍吃，虽然说没有什么菜，但不用做饭，天天吃現成，以至于回到生产队后还常常想起每天中午的那个大蒸馍。
知青生涯土变陶（六）
——唯有“革命样板戏”的日子
我喜欢唱"样板戏"，这几乎成了与我一生相伴的爱好。在商南县清油河下乡插队那几年，唱样板戏是我唯一能自主的文化娱乐。毛泽东关于“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的指示，使学唱样板戏成为一种全民普及的运动。
唯剩“样板戏”的文艺舞台
席卷全国各地的文化革命风暴，一时间把几乎所有的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都批判和打倒了，传统文化被扫荡一空。但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文化和娱乐活动呢，这是人的本能需求呀 ? 应运而生来填补这块儿空白的，就是轰动一时的八个"革命样板戏"。还有几部经过大力裁剪的比较纯净的“革命”电影。有《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平原游击队》等，那都是公演，又不要钱，又没有别的热闹看，真是不看白不看，大家都来看。扯一张大白布，机子一架，就能放一场。这几部电影在那些年可能被看过上百遍，连电影里的对话几乎都能背下来。还记得有时候小孩子多，幕前幕后都坐满了人，孩子们大多都能跟电影里的演员一起说台词，津津有味，热闹得很。那些演员演的真好，跟真的一样，我心里常想，若能跟这样的英雄们在一起干革命，那该有多好?我羡慕他们，崇拜他们！
说起革命京剧样板戏，那确实不一般。每个戏里的英雄人物都身怀绝技，把戏演的精益求精，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让人咋也看不够，真是英武洒爽，豪气冲天。更不要说唱功，个个都是顶尖高手，唱得那个精彩绝伦，曾使我极其崇拜和迷恋，也是百看不厌，百听不烦。
上山下乡以前跟巷子里的小伙伴们守着收音机天天学着唱，比赛看谁唱的好，会的多。样板戏也都拍成了电影，有任何放电影和看戏的机会也绝不会放过。有时就成群结队到各个电影院和剧院门口往进混。去的最多的是位于北大街的"人民剧院"，陕西省歌午剧团在那里面天天轮番上演“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那场面真好，真人真功夫，超级水平，看一次激动一次。
那时候戏票都是发给各个单位或团体，有组织的去看，当然轮不到我们这些“野小子"。这难不住我们，"人民剧院“北侧是个记不得啥单位了，大门老开着没有人管，到开演时间刚过一点儿的时候，剧院内的巡逻人员一撤，我们马上窜到墙跟儿下面翻墙进剧院。墙不太高，墙跟儿站一个力气大点儿的，一个一个托上墙头，最后一个上去后不能急着跳，负责把底下的“托儿”拉上墙头后再一块儿往下跳。墙里的地势要比墙外高很多，轻车熟路，好翻的很。我们翻墙这一招特別好使，这还是从《地道战》里的民兵那儿学来的，从来没有误过事儿。
原来的戏都不让演了，样板戏的推广自然就很容易了。国家为此也下了大功夫，给发戏票、电影票组织大家去看，派演出单位到各处巡演，还要求各单位 的文艺宣传队自己也排练，互相交流，一句话，要全民学唱样板戏。那时候不论你走到哪里，只要能有收音机或高音喇叭的地方，就一定能听到样板戏的声音。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我比较喜欢的样板戏里的大部分唱段，我都能一字不差地唱下来。顺便说明一下，要不是学唱样板戏，我还不认识《沙家浜》里的这个"浜"字，开始还老念成“兵”，后来慢慢习惯了，才牢牢记住了。
那些年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位，其它事情就是再重要，也对不起，需统统让路，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具体表现在会议多，从上到下，大会小会，连绵不断。除了正常的班前会、班后会以外，绝大部分的机关单位都有专门的学习时间，一般定在礼拜三下午，雷打不动。人们都知道，想到机关单位去办个什么事，一定要避开这个时间段，不然就白跑一趟。会议内容不外乎传达上级的各种文件，学习毛选，讨论或贯彻上级的各种精神。当然，按照惯例，会议的开场一般要针对会议内容先念几段最高指示。
除了会议多，还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多，几乎所有的只要像点样儿的各种机关单位、大小工厂、学校，包括农村的基层组织，几乎都有这种业余的文艺组织，举国上下，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倒也给各行各业有文艺细胞的革命群众，提供了大量的表現才能的机会。
下乡期间样板戏正红遍大江南北。根据上面的指示，清油河公社由公社文书杨新华主抓，他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在全公社掀起了学唱革命样板戏的热潮。杨文书调动各大队、小队有文艺特长的社员，建立了民间戏班子，其中当然少不了知青这支生力军。在热火朝天的全民传唱浪潮中，我和李凯林、潘维哲还轮流给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们教唱过，大部分是利用晚上收工以后的时间，有时为此安排还收工稍早一点儿。商南县的口音与关中完全不同，与普通话也相去甚远，学起来挺困难的，跑调儿的时候多，但大家觉得新鲜，同时也是任务，所以都积极参与，热情很高。至于效果嘛，咋说好呢？只能说一般般吧。京剧可不是好学的，充其量我也不过是模仿的像一些而已，要说演唱的功夫，那就差远了。
知青群体是普及样板戏的主力，李爱琴同学招工到电子部商县10号信箱后饰演阿庆嫂的剧照。1971
传唱样板戏弄的举国上下轰轰烈烈，但凡遇上个什么活动，或是开个会什么的，结束时都爱用"样板戏"作个结尾。比如在县城参加运动会，在结束晚会上我就与李凯林对唱过《智取威虎山》里的唱段，还在商南县大礼堂的戏台子上对唱过《沙家浜》里的唱段。李凯林唱胡传魁，赵仲颖唱阿庆嫂，我唱刁德一。还记得临上台时热心的同学张季梅给我提来了一双皮鞋，叫我换下脚上的破解放鞋，给我长面子，真该谢谢她！要知道，那可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穿皮鞋。也不知神通广大的张季梅脱了商南县城里哪个干部的皮鞋?
饰演《白毛女》里喜儿的是知青赵仲颖，那午跳的，绝对是一流水准，一炮而红，而且是红的发紫，直到后来招工到了商县还是商洛地区的“白毛女”化身。还有知青郭大力的二胡独奏，更是堪称一绝，都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名星"，给咱下乡到商南县的六中知青挣得了好大的面子。当然也有许多美中不足的，比如说那时候知青们都很寒酸，尤其是郭大力也太不讲究，拉二胡时二郎腿翘得老高，大脚指头从鞋子的前头钻出来，脚上那只已经烂得没了后帮的布鞋晃悠晃悠的很引人注目。那时候大家都穷，倒也没有谁笑话谁这一说，只是太有特点了，凡是看到过那一场演出的观众，恐怕难忘这一幕。不过瑕不掩瑜，郭大力的二胡拉得太好了，直到50年后的今天与我保持联系的几个商南朋友，还时常问起当年大名鼎鼎的这几个同学的情况。
简单介绍一下郭大力同学。他姊妹5人，他最小。可能是天赋吧，姊妹几个吹、拉、弹、唱，都各有所长。郭大力对乐器情有独钟，无师自通，二胡拉得好，琵琶也弹得好。他二哥的水平更高。文革前那几年，几乎每个周末他们家都开家庭音乐会，自娱自乐。附近居民来家中围观者甚众，是很多人十分羡慕的家庭。文革开始后不久，这一切都被无情地打碎了。父亲由于历史问题被遣送到铜川农村老家，成了农民。在西安市五中教书的母亲也被牵连。二人都丢了公职，一块儿在农村待了10年，直到平反后落实政策才回到了西安。
大力的父母亲都不简单，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尤其是父亲，是因为成绩优异被政府保送去的。二人毕业后均返陕。父亲在大学期间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供职于西安市教育学院历史系主任。平静生活的终结源于文革期间的极“左”政策，历史问题让他父亲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1969年被遣送农村时的正式理由是“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同年郭大力和他二姐也先后下乡插队，都变成了知识青年。大点儿的三个哥姐均刚参加工作，自顾不暇。自此全家人被迫散落四处，在这种背景下，郭大力心中的苦，可想而知。（郭大力通过不懈的努力，后来成为省级文艺团体的专业演奏员。）
关于样板戏的一次对话
商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角儿，与河南，湖北相连，人称一脚踏三省，那些年国家实行的是统购统销，什么都缺，都定量供应，有种类繁多的票，粮票、布票、油票、棉花票、副食票……多了去了，分地方票与全囯通用票两种，而在商南县，三省票通用。不知什么原因，商南没有地方戏种，民间普遍听的、唱的都是河南戏。
说起唱革命样板戏，想起藏在我心底的一次学唱样板戏时的对话，记忆深刻。
对话的对象是本生产队的一位社员，大名杨富生，当年约有40岁的一位中年汉子。他媳妇儿是教师，他本人好象是因为"右派"问题被解除了公职，回到生产队里成了农民。两口子都长得白净，相貌堂堂，搭眼一看就区别于普通农民，一派知识分子的儒雅，待人接物，言谈举止间都能感觉到。
他是个知识面广，善于思考的人，对许多事情往往有独到的見解，所以我很愿意闲下来就去他家闲谝，再加上那一口纯正的商南话，好听。
在此得介绍一下商南话。我们插队刚到清油河时，当地话有几乎一半儿听不太懂，连蒙带猜地过了好久才算过了语言关。虽然是都能听明白了，却学不来，只会点儿简单的句子。商南县虽属陕西省，但语言怎么形容呢？却有些像河南话?湖北话?四川话?又像又不像，可能是多种地方语言的组合吧?总之很好听，不像关中话那么生硬，主要表現在语调上，其次表現在组词上，话音婉转，语速慢，还拖长音，像唱歌一样极富感情和表达力，听他们说话是一种享受。
杨富生家特别干净，给人一种一尘不染的感觉，虽不华丽却十分温馨。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在教社员们唱京剧样板戏，有一次就聊到了关于样板戏。
话题是从学唱样板戏的难度开始的，我说为什么一段简单的唱段教好几天也教不会，词儿记不住，还那么跑调，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出出主意。他一听我这么问，先笑了，说：“这样吧，咱们俩先一人唱一段，唱完了再说，你先来，咋样？”那不成问题，我张口就来了一段《红灯记》里李玉和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提篮小卖，拾煤渣，
担水劈柴也靠她，
里里外外一把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刚一落音他即鼓掌叫一声"好" ！ 然后说， 我也学了这些天了，唱一段你先听听再说。他站起来，清清噪子，有模有样的唱了一段《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纠纠，
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
千杯万盏会应酬，
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
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
小铁梅出门卖货看气候，
来往账目要记熟，
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
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
家中的事儿你奔走，
要与奶奶分忧愁。
唱完后问我感觉如何？说实话，唱的很认真，但也确实有问题，主要是地方口音太重，味道不太对头。我如实相告，他笑笑说：“你明白了吧，我都算是用了心了，也不过如此，没有多少人比我还用心，能有多大的进步？你只管好好教，领着大家唱就算完成了任务，给各领导有个交待即可，不要太在意结果如何。”他的话说的有道理，乡音难改，哪里是想改就能改的？我表示完全接受，相谈甚欢。
他说，你们三个知青在生产队表現的不错，都能吃得下苦，社员们都看在眼里，小小年纪能自立自强，挺不容易的。又问我把样板戏唱的这么好，是不是唱了很久了？我说没错儿，学唱有几年了，爱唱着玩儿，反正那几年也不上学，在家闲着。崇拜样板戏里的每一个英雄人物，个个英勇顽强，大公无私，视死如归，都是响当当的革命者，是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其间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马上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很羡慕和崇拜每个戏里的英雄人物，他们都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可是我怎么发现了一个令我不解的現象，他们的形象虽然都是高，大，全，但却几乎全是单身汉，也包括女主角们，好象都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爱情和普通的人情，都是纯粹的革命者，像生活在真空里一样，只有同志式的阶级感情，我们平常人能学得来吗? 再说，好好干革命就得了，为什么还要结婚，这不是完全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 ”
这是一直存在我心里的一个问号，比如《沙家浜》吧，新四军排长郭建光和那些当兵的就不说了，只有沙奶奶出场，没有提过她还有任何家人?阿庆嫂倒不是单身，但也只是提了一句他的丈夫去跑单帮了，始终不露面。再说《智取威虎山》，还是不说那些当兵的、杨子荣、少剑波他们，就说小常宝，李勇奇吧，在困苦中想念亲人时也唱的是"爹想祖母我想娘……"为什么要错开辈分想，爹咋不想妻子呢?《杜鹃山》里的党代表柯湘和其他的革命者，也好象没有什么家人，都单身。尤其是《红灯记》，李奶奶是孤老太太，是李玉和的师母，李玉和原姓张，也是单身，而女儿铁梅本姓陈，父母为闹革命而双双牺牲了，是烈士遗孤。三个本无血缘关系的人为革命而组成了新的家庭，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却胜似一家人，实际是为了闹革命，全靠阶级感情组成的一个革命小组。阶级感情能替代人间的全部感情吗?
没有想到我的这个问题把杨富生给问的楞住了，他思量半天，问我：“你真不懂吗?”这话问的，我知道了还能再问你吗?我说“真不知道。”他又思量了半天，最后好像是很无奈地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一时给你说不清楚，等再过些年你长大了或许会自己弄懂吧？”还叮咛我，心里怎么想都可以，但嘴上可不要乱说，小心给自己惹麻烦。
《白毛女》里的喜儿和大春演的好，因为他们是恋爱关系，有味道。但看了很多遍以后发現味道也不对了，他们俩的阶级感情是第一位的，主要表現在喜儿只迫切地盼望着大春回来替父报仇，没有一点儿其它想法，阶级仇恨盖过了一切情感，这阶级仇真是深啊！
参加地区样板戏调演大会
学唱样板戏高潮时，商南县曾由武装部领导组织过一个演出班子，是从全县的各个地方抽调而来的好几十号人，有县城各机关单位的，有县中学的，还有农村的社员，当然也少不了我们下乡的知青们。这个演出班子是为去商县参加"商洛地区民兵革命样板戏调演大会"。我们清油河的领队是民兵大队长李祥贵，参加的知青有李凯林、赵仲颖、张季梅，也有我。那半个多月的好日子也是一次盛会，想起来总是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
介绍一下李祥贵，当年30来岁，人虽个头不高，但精明强干，大队的民兵队长，据说枪法了得，是个神枪手。他是当地民间戏班子的负责人，会拉，会弹，会唱，是个很活跃的能人，同我们仨都很熟。看似地地道道的本地人，但有一次闲谝时听他说，祖上是河南人，己经在此地扎根几代了。他家和我们是紧挨着的邻居，是我们仨所用厨房的房东刘婶的大儿子，他的妻子叫田凤莲，是个瘦高个子，长得白净，是个漂亮的女人，他们当年已有两个小女儿。
我们住的是县招待所，每天到商洛大剧院去排练，各宣传队之间还要交流，晚上有节目的就在后台准备，没有节目的就坐在剧院里观摩。晚上能睡一会儿觉，白天整整要忙一天，人人都忙得团团转，因为汇演有比赛的性质，最后要评比的，各级领导都抓的紧，谁也不想落后，所以也辛苦得很。
我们吃的伙食挺不错，顿顿有菜有肉，米饭、大蒸馍管饱，比昔日在西安家里时吃得好，更比下乡在生产队吃得好，但比不了在商南县开运动会那一次的八菜一汤，那多丰盛呀 ！首先是肉少，菜里能混着几片肉，再就是菜品单调，主要是以大锅熬菜为主，可能是規模大，各地的民兵来的太多了吧？
我们的表演节目大部分都是老一套，有《沙家浜》里面的唱段，有《智取威虎山》里的唱段，对了，还新排练了《红灯记》里面的一段戏，这里面有个有趣的插曲，也说一说。
说这段事儿得先介绍一个人，大名赵凤琴，是当年和我们知青年龄相仿的一位姑娘。可不敢小看了这位农村女子，人家可是个老演员，是当地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是当地十里八乡挂了号的漂亮姑娘。由于订了婚的女婿是当兵的，所以是军婚。人长得确实好，且不说身材等等，光是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就百里挑一，或千里挑一，反正我是很少見过，真是漂亮的没法儿形容。咋说呢？就是那种要是多看你一眼，就能叫你方寸大乱，可能会引起你的误会的那一种眼睛。信不信由你，我是一直都不敢正视。
事情是这样的，在新排练的节目《红灯记》折子戏中，让我扮演李玉和，赵凤琴饰演李铁梅。我在唱段上没有一点儿问题，可谓滚瓜烂熟，台词更不是问题，早熟记于心。这段戏演出前天天练，天天排，队长李祥贵总是不太滿意，说我演的不投入，不像，过不了关。
在戏里饰演铁梅的是赵凤琴，人家是老演员了，没有问题的，问题都出在我身上。
那一段戏是这样的：李玉和(我)坐在小凳子上讲完一段革命斗争经历，由于艰苦卓绝，高潮迭起，站在屋子另一头的铁梅听得是激动万分，突然扑过来爬在我的膝盖上，盯着我深情地高喊一声:“爹… ！” 这时我得用手抚着她的头发说一段儿话。其实这几句话我早已背的滚瓜烂熟，但咋也说不自然，声音不够大，也缺乏激情，怎么练也达不到李祥贵的要求。他也给我示范了不知多少遍，我也觉得确实不如人家那么有声有色，有感情，却又怎么也学不来。
后来我也反省过，除了自己缺少表演天赋，不善于在大厅广众面前表演，有些怯场以外，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当年我大约19岁，下乡插队以前在西安除了上学以外，主要就是瞎玩儿，虽然是在大城市里长大的，脑子里却有天然的"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封建得很。那年代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不管是上小学，还是上中学，包括下乡以前的全部时间，男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自然也谈不上在一块儿玩儿，更没有过任何方面的肢体接触。尤其是上中学以后，几乎都没有和哪个年龄相仿的姑娘认真对眼看过。比如和我同住在德福巷的女生李宝英和何淑慧，我们是隔着小马路的对门，小学、中学都是同班同学，尽管经常能碰到，但那么多年却没有说过话，互不搭理。巷子院子里还有别的同学们，成天来来往往的都是和男娃在一块儿玩儿。
男娃女娃玩法完全不同，比如我们这些男娃那些年整个儿夏季都在南门外的城河里光着屁股游泳，或者一个拉着一个钻城墙下的防空洞，或者上树拔槐花，摘榆钱，逮蛐蛐儿……。总之，跟女娃也根本玩不到一起，所以各忙各的。
現在可好，要演戏了。赵凤琴不愧是老演员，大方得很，很入戏，一下子猛扑过来，真的爬在你的膝盖上，大眼睛盯着你，一声清脆的"爹……"，好傢伙 ！我的手再往人家的头发上一摸，那感觉跟过电一样，我能挺住不晕倒，还能坚持说完台词儿，不出错儿，我觉得已经表现的够坚强，相当出色了。可队长总说演的不到位，没有感情，不像，还非得叫我也盯着人家姑娘的眼睛说词儿，不然不能过。天哪 ！这多不容易啊，要求这么高，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 谁能理解我?
还是那句话，笨人有笨福。别的节目都表演了，没有出啥错，《红灯记》里的这一出戏恰巧被组委会给取消了，是因为节目太多了，各单位都裁掉了一部分。
总算没有让我当众出丑，谢天谢地！
爱学习的年龄，遇什么学什么
我们西安六中高六九级这四个班有个特点，喜欢学习的人特别多，光我接触到的比较熟悉的和了解的就有许多，张玉梅、闫长京、李凯林、孙玉安、刘培明、何萍……，多的很，就连插队在生产队干活儿那么又苦又累的环境下也没有停止过看书学习。那些年全国各地的学校统统停课，大力宣扬"读书无用"和"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我曾经也对他们的做法有过不解，学那些东西有什么用?有那功夫，还不如歇一会儿。
学习方面的就不多说了，就只说文艺和体育方面吧，远的不说，只说我熟悉的几位。先说体育方面的，在商南县时比较有名的女知青有董红滿、吕春芳和刘华沙，还有李天福，都是当地篮球界的风云人物，给咱知青挣了不少面子。但他们比不了男生的代表人物买子良，个子高，篮球打得更好，一直打到兰州军区的篮球代表队主力。你想想，一个大军区得有多大的規模，里面的人才该有多少?能干到那份儿上，一般人能行?想都不要去想。乒乓球打的好的应该首推潘维哲，眼明手快，身手不凡，在学校时占着乒乓球案子的一头儿，大家轮番上阵，他要是不让，很难把他赶下台去。还有李凯林，受过国家知名专业教练的训练，曾经是商县体委支持的业余摔跤队的队长兼教练，那功夫下的，闻名当地。还有范六零，中、小学时就显現出不一般的绘画天赋，那毛笔字写得，国画画得，水平绝对出色，一般人望尘莫及，一直是我羡慕和崇拜的对象。我也曾经下过多次决心，要把字和画练出个样子来，备齐了写毛笔字和画画的全部家当，却一直没有多大的进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断断续续顽强了几十年，直到退休后的前几年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的许多事情，包括我想把字练好一样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每个人的天赋，若适合则事半功倍，若不适合则七分天注定，望山累死马，该放下则放下，是不必跟自己过不去的。
文艺方面有李春凤、陈晓民，还有李爱琴、陆永霞、刘明晓等，她们骨子里就不缺文艺细胞，不仅人长的漂亮，还能歌善舞，样板戏也唱的好，从农村到招工参加工作，一直都是单位里的文艺骨干。还有………唉呀 ！太多了，一时说不过来，先就说到这儿吧。
转眼之间，学唱样板戏已经是50年前的事儿了，八个革命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时代离我们渐行渐远，一去不复返了。但样板戏从来没有完全离开过我们这些老知青们，因为它载着我们青春的记忆，在我们一生中的最好年华时，溶进了我们的热血。
我们早已迎来了文化和艺术的春天，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直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像。演艺界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打开电视，节目多的叫你不知道该选哪个台，哪个节目? 要什么，有什么 ！
但尽管如此，样板戏还是如影随形，成了我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我一个土生土长的陕西人，没有学会唱点儿秦腔(其实也想学过，但学不会)，甚至还不太听得懂。其它剧种，包括传统京剧，一概不会，但就是忘不了那几个样板戏，直到现在还能记得许多唱段。想起来了就唱上几句，觉得来得痛快，比唱歌过瘾，自娱自乐起来更有成就感。能完整的一口气唱下来，有板有眼，毫不含糊。
知青生涯土变陶（七）
——我的招工梦
【我特别怀念在那个年代善待过我的每一个人，尽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但人心还是向善的多。】
过个“革命化”春节
过了元旦，很快就到了年根儿，清油河公社的知青们三三两两开始陆续返城，回西安过年。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决定今年不回家了，就地过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内心却有难言的苦衷。
这是我当知青以后的第二个春节。第一个春节我随大流也回了一趟家，只待了不到一星期即匆匆地返回了清油河，心中的苦没法儿跟人说，只能埋在肚子里，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好像和大家都差不多的样子。其实我在西安已没有了“家”！我的家人惨遭陷害，在我下乡之前，就已经一步步落入预先编织好的大网之中了。
那是1969年上半年，西安市搞了一场"我们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运动，本意是把社会上沒有正当工作的闲散居民驱离城市，强行“动员"下乡劳动。我的父母原先都有正式工作，不属此列。但因父亲所在单位（西安起重机厂）革命委员会重新翻出父亲的历史问题，加重处罚，以之作为“革命”新成果。父亲被强行停止工作，开除公职，被处置方向是随城市居民下放被送往农村。为了实施这一目标，母亲也受到株连，她本是师范学院毕业，在西安市西木头市小学教书，教师身份。由于父亲的被处理，无辜的母亲也被停职。在住地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的积极配合下，我家就这样成了城里“吃闲饭”的人员，然后名正言顺地随同城里的闲散居民一起，被撵到渭北一贫瘠农村落户劳动。还要说清楚一点，当时若不是我坚持不随家里走的话，以后也就没有我去商南下乡这一回事了。就这样我们全家五口人（父母和三个正在上学的弟弟）去了合阳县甘井公社下坊大队落户。合阳县城离西安360多里，住地农村离县城又有几十里。我回一趟家，从商南到西安要花班车票6块4毛，在西安寻求寄宿一两天再买车票到合阳，又是4块多汽车票钱，下车后还要步行二十余里才能到家。在家待上几天就得赶紧又买票返回，紧紧张张一个星期，至少要花二十多块钱路费。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我父母家5口人一个多月的生活费。在全家人都沒有什么经济来源时，这算是一笔巨款了，我承担不了，花不起。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是家里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令人揪心，不堪回首，让作为家中长子的我难以面对。上次回家已经感到“在家”多待一天都会有负罪的感觉。当时我父母他们来到这陌生农村，名义上说是随闲散居民下放，但因为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所以我家与其他下放居民是有区别的。在公社、大队直至小队的各级领导眼里，我们家这5口人都有罪，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劳动改造的，是来赎罪的。不仅父亲被特殊对待，而且殃及家人。
在这里我不得不简单说下我父辈的家庭情况。我父辈共姐弟三人，我父亲排行老二。
我爷爷和他的两个在抗战中投笔从戎的两个儿子
他的姐姐(即我大姑)做了一辈子教师，他和弟弟二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投笔从戎，但却是分别参加了同在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我父亲考上了黄埔军校，工兵专业，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中从事军事训导工作。
左图：黄埔军校毕业的父亲宋宗周当年的戎装照。右图：延安“抗大”毕业的叔叔宋捷1948年在西安时的留影。
我叔叔则是在十几岁上初中时就随同本校热血青年老师的引导去了延安，上了“抗大”，到新中国建立时我叔叔已是年轻的“老革命”了，他以团参谋长职务随部队赴朝作战，半年后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时年才33岁，一直未婚。我爷爷随大儿子（我父亲）生活，我家自然是“革命烈属”。我父亲虽有历史问题，但在革命烈属的光环下，我家平安生活，父亲在国营单位工作。父亲曾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到一九六二年期满解除监督，恢复了正常公民身份。父亲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作为原罪被再次折腾，父辈家庭的“革命烈属”光环也不像解放初期那样起作用了。知道我们全家将被遣送到农村，祖父曾拿着“烈属证”到处申诉，竟无济于事。造反派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同他们讲党的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
我叔叔宋捷(左)1951年赴朝作战前与我父亲的合影，叔叔半年后牺牲。
在合阳农村，对我家的特殊对待体現在诸多方面。与父亲同等的劳力別人每天十分工，只给父亲八分工，而且十几年不变；父亲还要不停地给队上干些扫街道、拉土垫路等义务工；原先队上派公差是家家户户轮流，长年都要去修黄河、修公路、修铁路等等，可自打来了我们家以后，我大弟就成了公差专业户。生产队长坚决不许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大弟再继续上学，而是必须回队上干活儿。上级摊派下来的公差都是苦差，社员没有人愿意去，可我们家不行。若我大弟不去，就找茬儿批斗我父亲，说是他阻碍着，光想叫娃上学，不想让娃劳动。面对如此高压，我家只有听命，这在当年叫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最让人揪心的是家中缺衣少食，不要说吃肉，连菜都买不起。当地农村虽人少地多，但没有水浇地，土地贫脊，沒有什么肥料上地，属于“广种薄收"的那种地方。地是硬干土，全靠天吃饭，但常年的降雨量极少，故关中人称其为旱塬。稍微高一点儿的塬上还有些地荒着，沒有人种，因为连种子也不一定能收回来，还得搭上工，不值得。我家自留地种过小麦，虽然也细心侍弄，算下来亩产才百斤左右。当时的大锅饭劳动分配体制，干活都在混，粮食产的少，公粮的分量就感到很重，农民分的粮食需精打细算才够温饱。（改革开放后合阳县因地制宜成为苹果产地，农民才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
从西安被撵到合阳农村时，家里几乎一无所有。因为我们家被父亲单位的革命造反派打着“搜查反革命的残留证据和四旧物品"的旗号，被彻底抄过一次，我还记得是一天的傍晚，来了一辆大卡车，十几个戴着红袖标的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家门，先把我们几个孩子都弄到后院的一个角落，几个人轮番训话，由于年龄都小我们还不知所以，吓得够呛，也弄不清他们都说了些什么？父母被分别叫到院子的两个邻居家里，我们只能听見很大的呵斥声音以及从家里传出来的翻箱倒柜的声音。闹腾了好久才呼啸而去。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大床被掀到了屋子的一边儿，床底下地上面的砖头都被挖了起来，纸糊的顶棚被捅了几个大窟窿，清理到了后半夜全家才得以勉强可以睡觉。后来听父母说存折和一点儿現金都被拿走了，还有毛毯、锺表等等稍微值点儿钱的东西统统都找不到了。事后我还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起过这事儿，这些来抄家的工友看在一块儿干活儿，父亲平时积极肯干的份儿上，虽然是声色俱厉，并没有动手打人，在院子的邻居面前没有弄的很难堪，已经很是手下留情了。这些无法无天的傢伙，这些生活物品与文化大革命有关吗? 这些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在干什么? “革命”这个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直是很神圣的，记得当年小学毕业考试时我写的一篇作文，我的结尾是“我要努力学习，做红色革命接班人，为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而奋斗终生”。我长大了能做这样的"革命者"么？
由于家里沒有了底子，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沒有下顿，老过的是凄惶日子。父母和三个弟弟个个都瘦的皮包骨头，要不是我带回去的那点儿钱和粮票，过年几乎连白面都吃不上了。生产队给分的口粮主要是包谷、乔麦、红薯及一些豆类，几个弟弟上学都远，中午回不了家，学校灶上要求学生以交麦子为主，所以家里麦子总是很少，很金贵。
不知道是不是当地土质的原因，种的胡萝卜总是长的很好，一收一大堆。父亲在院子的一角种了些洋姜，经过一年一年的发展壮大也长的枝繁叶茂。洋姜現挖現吃，一年到头都吃不清，所以家中一年的主菜就是凉拌胡萝卜絲儿和洋姜，然后也是吃多半年的红薯糊汤。因为产量较高的原因，自留地基本都种红薯。院子里挖了一口地窖，主要也为存放红薯和胡萝卜。
去年过年待在家里的那几天，目睹家里的种种窘境，我问心有愧！不但帮不上忙，还要在家里吃饭，真叫人难以下咽。
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我事先写信告诉家里，说今年就不回去了。我从西安大姑的来信中得知，年后大姑要去一趟合阳，到我父母家里看看。由此我想着要让大姑给家里带点儿东西，以助家里解困。其实那时各家都有困难，过年回家也免不了要有花费，我们仨就决定卖掉所剩下的全部红薯干，把卖得的钱和粮票，三一三余一分了。再说不赶紧卖了也不行，沒有地方放，堆在顶棚上都快叫老鼠糟蹋光了。
凯林和维哲听我说不打算回家过年，也不多问什么，只是不动声色不着急走，一直陪我到了年根儿，全公社的知青几乎都走光了最后才走。我把粮票和钱都交给凯林，托他转交给我大姑（大姑家和凯林家是邻居），年后再由大姑带去合阳。说实话，我连寄钱、寄粮票的邮费都舍不得花，为了度过难关，省一个算一个。再者，合阳县我们家所在的生产队有些人比不了商南县的人那么厚道。据我所知，那里的贫下中农阶级斗争覌念比较强，喜欢开会批斗人，借着整别人来显示自己的政治优越感，尽管穷的要命却乐此不疲，其中也不乏幸灾乐祸之徒，他们若知道了我寄钱回去，会生出妒忌，恨。在那个思想被异化的混乱年代，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大环境下，这是个并不少见的现象。
这个话题太沉重，不说也罢，还是说我自己吧。
凯林和维哲临走时留下话:“亚南，我们一个星期就回来。”果然，他俩是全公社知青里返回来最早的，我忘不了当时他们对我的好。
虽然我回不了家，不能与家人团聚心存遗憾，却觉得心里很坦然。一者我不但不回去吃家里的饭，不增加家里的负担，还捎去一点儿钱粮给家里以支援，我觉心安。二者，三队的社员们春节期间待我像他们的孩子一样，尽力地照顾了我，使我凄凉的心备感温暖。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春节期间，我几乎沒有在家单独开过伙，也没有觉得很孤独。
大年三十的那一天是在本队的“再教育小组”组长李正会家过的，他头一天就给我打了招呼:“亚南，明天放假开始过年，先在我家待一天。”一大早他家孩子就敲门把我叫起来，不由分说拉上就去了他家，一天三顿饭都很丰盛，尤其是晚饭真是好的没得说，还有自家酿造的红薯干酒，我酒精过敏喝不了，但不喝都不行，真有家的感觉。
第二天是我们房东家，刘叔、高婶平时待我们就如家人，从不见外，初一那天过年的体会就一个字:“好”。
还有：邻居李祥贵家，队长侯长命家，副队长张仲华家，……，他们的纯朴和热情感动着我，使我虽身处异乡却又温暖如家。
其间，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记忆犹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三队有位名叫张正国的中年农民，他的儿子叫“老柱子”，跟我们年龄相仿。可能因为他家是地主成分的原因吧，我虽与老柱子熟，但与他父亲却几乎沒说过啥话，实际上他父亲和谁都不太说话，在大家的眼里就是个只会默默干活儿的“哑吧人"。
张正国中等个头儿，黑黑的，身板周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一副国字脸，相貌堂堂。仔细打量时你会觉得这是个有主意，有意志，稳重、踏实、能干、可以信赖的那一类人。曾经跟老柱子谝过他家的事情，说起这些家事他是一脸的埋怨和委屈。当年他父亲和祖父都踏实能干，会过日子，所以积累了一些土地财富，却刚好赶上“土改"，辛辛苦苦的结果是给自己挣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家产被瓜分了不说，还连累了家人。这怪不着谁，要怪也只能怪他自己运气不好，富的不是时候。他的儿了老柱子就与其他同龄人不同，总是規規矩矩地埋头干活儿，不多说话。我理解他，家庭出身不好总是觉得在人前低了一头，不太能挺直腰板。
老柱子家离我们住的不远，都在清油河街上。过年放假不上工，有一天我在街上瞎转悠，路过他家门口时听到有人叫我：“大学生儿”，扭头看見是老柱子招手叫我，平时虽然也在一块儿谝，但很少去过他家。我正闲得沒处去，正好跟他谝会儿。他问我咋不回西安过年？我只能搪塞说就几天假，来回跑一趟太麻烦、不值当等等。他拿出柿饼和核桃，一边儿砸一边儿吃就谝上了。坐了好一阵儿我起身告辞要走时，他塞给我一大包包好的柿饼，我推辞说已经吃了不少了，不能再拿了。突然间传来他父亲的声音：“叫你拿上你就拿上，不要客气。你们小小年纪从大城市跑到咱山里来，我知道不容易，都拿上。”原来他是从里屋出来的，浑厚、亲切的长者风度，叫我无法拒绝，只能谢领。临出门时他又说：“按说大过年的咋也应该请你到家吃顿饭，但那样会对你不好，就算了吧。”又叮咛一句:“不要向別人说从我们家拿的柿饼。”
他家的柿饼跟別人做的不一样，白霜很厚，特别稀软，透着晶莹的琥珀色，真好吃！
我平时几乎沒有和他父亲说过话，他这样待我，说句心里话使我有些意外。我的“黑五类”出身他是不可能知道的，而在我的眼里他应该是“阶级敌人”，可以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属于“阶级感情”一类。那时报纸上老说：“亲不亲，阶级分”，这是怎么回事儿？社会对他如此冷漠，他怎么还会对我这么友好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直到后来我才弄明白，这就叫人性，人之初，性本善。我特别赞同'和协社会“这个提法，人为的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划分阶级，弄得人心惶惶，百姓怎么能踏踏实实过日子?
这个年我过得很充实，很有感触，也很受教育，教我又明白了一些世事，体验了一些人间的冷暖，让我感动，让我成长，让我难忘。
我感谢乡亲们的善良和热情，但我无以为报，只能在心里祝福他们，愿他们早日摆脱贫穷，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上帝不会永远这么不公，让这么勤劳、善良的劳动者过这么苦的日子。
还有一件事情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放了几十年。凯林和维哲过完年回来以后，又过了好久我收到家里来信，其中说到大姑已把我捎的钱和粮票都带到了等等，但我发觉粮票数量不对，比我交给凯林时多出20斤。我又给大姑写信时问了这事儿，回信中大姑确定凱林给她的就是这些。至此，谜底揭开了，是凯林背着我又添了20斤。在那个困难重重、惜粮如金的年代，凯林这么做，让我还能说什么？好了，現在说出来，舒服的多了。
我的家里知青多
在这里顺便说说我家里的情况。算上三个弟弟，我们家共有四个知青，按当时的政策，下放居民中适龄的孩子也按当地的知青一样对待，随着一年一年的奋力成长，三个弟弟先后进入知青队伍。
作者兄弟四人(四个知青)，右一为作者，从大到小排列，1969年下乡，12年后返城的一次合影。
全家五口人被逐放到合阳县农村，与大多数下放居民有所不同，由于受我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我家所遭受的歧视可想而知。
首先遭到发难的是大弟亚栋。生产队通知下来：“都那么大了还上什么学?贫下中农的孩子比你小的都下地干活儿了，马上回生产队参加劳动。”这通知就是命令，虽然母亲多次找了小队、大队求情，但均未果。就这样，大弟初中刚毕业就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力。这还不算完，凡是有上级派下来从队上抽人去修公路、修黄河这一类大家都不太愿意去的苦差使，总有大弟。別人是轮流去，大弟却不行，必须去！母亲去说理，队长毫不客气:“你家是啥情况你不知道?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还说：“能接收你们在这儿安个家就很不错了，知足吧！哪有资格挑拣?。”
在农村十余年间，由于过早的承重，大弟落下一身的毛病，至今还有严重的哮喘病缠身，咋也看不好。
后来父亲曾在一次与我闲谈时说:“都是我害了你们，尤其是亚栋，是我最看好的聪明娃，却硬生生上不了学，还把身体弄成这样。”无奈之情溢于言表。虽然也算知青，但“县官不如現管”，大政策敌不过小政策，大弟一直被压制不让招工，直到我父母平反、落实政策时办了退休，才得以顶替接班返城，并有了工作。
二弟比较幸运，因父母亲不顾一切地顶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坚持让二弟和三弟上学。在后来的一次招工考试中，二弟成绩在全公社的知青中名列前茅，尽管也遭到当时公社的阻挠，但实在说不出什么像样儿的理由，最终被韩城发电厂坚持招走，算是继我之后我家第二个被招工的知青。就因为这事儿，公社和大队、小队有好长一段时间找我父亲的茬儿，好像我们家占了公家多大便宜似的。
只举一个例子，自从二弟被招走后，父亲出“公差”就更多了，还增加了一项送信、送文件的义务。大队之间，几个相邻的公社之间经常会互送通知和信件等等，三天两头有事儿，父亲就是最好用的“义务邮差”，随叫随到，不敢有误。还不算其它乱七八糟受欺负的事儿，挈竹难书。听我母亲说过，有几次刚吃完晚饭父亲就被叫去送信，一直到后半夜人才回来，听得我气愤不己，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
返回西安很久以后，我还问过父亲送信的事儿。那是在无边无际的庄稼地之间，黑灯瞎火一个人深更半夜来回走几十里，我问父亲害怕不?父亲笑答:“怕也沒用，所以就不怕了。”我又问遇到过什么危险吗?父亲说我没有得罪过谁，也没有欺负过谁，怕什么?身上又没有钱，能有啥危险?又说，倒是遇见过狼，都是孤狼，我手里拿着根棍儿，它不敢把我怎么样，只能老跟着，沒事儿。父亲这胆量我佩服，自愧不如。
小弟坚持上学，直至顺利地考上了合阳县高中，而且成绩优异，当时全公社也没有几个能考得上的。按说这应该是个好事儿，有的富裕人家都会因此在村里为孩子摆酒席庆贺一番。但我们家却为此犯了难，为什么?县城离家好几十里远，上学必须住校，要交一些费用，每月还要按比例交一定量的粗细粮搭集体灶，这些都是难过的硬坎儿。家中粮食一直紧张，能借、能想的办法早就想完了，但还是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怎么能保证小弟上学三年都这样缴粮食呢？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渭南县农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及时送达，这个学校管吃管住，没有任何交费，毕业后还分配工作进入编制。沒有选择的条件，只有上农校。
小弟毕业后被分回合阳县下属的一个公社。恰好这时我父亲因历史问题处理失当的问题得以落实，恢复公职，在办理退休的同时有兩个顶替返城的指标。小弟态度明确:“別说当个公社小干部，给个社长也不干，我要顶替回西安！”
按当时政策规定，若想顶替返城就必须是农村户口。于是母亲连续几天奔波，从公社到县人事局，再到渭南农校，克服重重阻力，放弃了小弟的中专学历，硬是把小弟的关系又办回到原来的下坊公社下坊大队三小队，由此才实現了在外12年的回西安梦。其间的艰难曲折，斗智斗勇，险象环生，母亲后来讲给我时直听得我感慨万千，惊叹连连！我真没有想到，母亲一介文弱女生竟被磨练得有如此勇气，环境太能改造人了！我听母亲讲过她在农村十余年间的许多故事，那都是她的亲历亲为，其中有不少得意之作，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父亲的坚定和承担，母亲的顽强和乐观大度，在那些极其艰难的日子里彻底被激发出来，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永远鼓午着我们作儿女的勇敢面对生活，品读百味人生。
我永远鄙视那些恃强凌弱，拿着鸡毛当令箭，为虎作伥的势利小人。社会永远会发展、会变化，但做人的良心不能变。不厚道点儿可以，自私点儿也可以，但不能害人，不能落井下石，这是做人的基本底线。
我的招工梦
我家在西安原住德福巷，其南口与湘子庙街交汇处有一座大院子，我前两年去老巷子会见一位多年不見的发小时，一块儿看了这座大院，这次我才第一次看到了它的真面目：是一座庙！仔细参观完了才弄清楚，原来里边有历史文化故事。“八仙过海”故事中的韩湘子曾在此处修炼成仙，得道上天走了，后人建此“湘子庙”以为纪念及供奉。该院落是改革开放后才恢复为庙的，其实我早年的记忆里这个大院是清洁大队所在地。改革开放前的老巷子都是旱厕，三天两头清洁大队的拉粪汽车都要停到巷子，清洁工人身穿蓝色工作服，挑着粪桶带着粪勺，挨家挨户去掏粪，然后挑出来一桶一桶递给车上的人倒进汽车上的大罐里，老西安人都知道。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这就是最糟糕的工作了，整天同大粪打交道。工人们从院子里来来往往挑粪时，全院子都是臭气熏天，大家都躲之不及。有的家长教育孩子时会说:“不好好念书，长大了沒文化，就去挑大粪。”
自从下乡在商南的六中知青第一批被招了工，知青们很快就明白过来，说要扎根农村，安家落户是说说而己。看来我们的“上山下乡”日子有盼头了。从那时起大家都有了各自的想法，但千想万想都能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跳出农门，返城！
其实在正式的招工开始以前己经有极个別同学调离了农村，有当兵的，也有回西安的。这些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沒有相当的背景和关系连想都不用去想，知道了也就有些失落感而已。人之常情嘛，谁叫咱家沒本事?
在清油河的第一次規模化正式招工，对知青们的触动可就大了，被选上招走的是欢天喜地，招不上的则有些垂头丧气。但这个第一次招工对我的触动不太大，因为我跟人家要求的家庭政治条件差的太远了。不过我也开始有了许多想法：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呢?会不会招着招着不招了?我还暗暗祈祷千万別停，慢点儿没关系，大不了在农村多干几年。我甚至也想到了最坏的可能，实在走不了也得认账，人家祖祖辈辈在农村的人还不活了?
尽管現实很残酷、很丧气，让人很无奈，但是奇怪，那些天却总是会做些美好的梦，正应了那句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想起来一件事情，也在这里说一下。在党的教育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如何做才能是个合格的红色革命接班人呢？我懵懂的意识在提醒自己，应该主动做点儿什么。灵光一闪，有了，除了好好的劳动，还应该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向党组织靠拢。就算是当不了“积极分子”，当个“要求进步的”分子总行吧?这个突发奇想让我眼前一亮，兴奋异常，立即行动。
大家一定会问，想了啥招，值得如此高兴?不瞒你说，想入团，想入共青团。当个光荣的团员不算过份吧？我知道肯定会有难度，争取一下呗，这可是我埋藏在心底深处的一个梦想呀！
一步一步地来，得先交待一下我加入少先队员的情况。我是西安市西木头市小学64级一班的。小孩子特别贪玩儿，倒不是上课捣乱，而是不专心听讲，总是有小动作，安不下心来。1-5年级的班主任是朱清平老师，她是个学校公认的脾气特别好的人，我恰好钻了这个空子，要么偷着看小人书(我的邻座罗汉家里有大量的小人书，天天往学校带。）要么照着小人书上的风景画画，尤其是《水浒》的系列书的插图，那山，那树，那水，太好看了，曾经正反两面画满了好几个大作业本子，乐此不疲，执着得很，反正是总不闲着。
大约是三年级的时候，竞然在一次考试时由于急着偷看小人书，5分制的成绩才得了1分，班主任朱老师非常生气，派班长张居仁把成绩单直接送给家长，要给我个教训。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一路上跟着居仁，他路过自己家门而不入，一直往前面的我家走，我一路求情也不管用。眼看着快到我家门口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挡住他不让路，并再三要求把成绩单给我，由我来交给我家长。僵持的结果，居仁让步了，我向他保证，一定会择机交给我父母，你就给老师说已经完成了任务，尽管放心吧！这事儿后来的情况记不清楚了，反正一切正常，没事儿。我少挨一顿训斥是肯定的，虽然父母不一定会打我，但罚站和作检讨是跑不了的，其实我觉得还不如挨打来得痛快，那种诫罚更难过。
由于太贪玩儿了，后果很严重，以至于我和另外两个“捣蛋鬼”是全班50多名学生中，直到五年级的下半年才入的少先队，是全班的最后一批，好危险 ！这辈子差点儿没有入上队。
唉呀呀！又扯远了，咱继续说正题。我认真地写好"入团申请书"，再三考虑后觉得这是个完全没有把握的事儿，不能声张，就悄悄的交给大队的知青“再教育”组长李正会，他表扬我做的对，会很快研究后交给公社领导，还叮嘱我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好好干活儿。
说不想是假的，那几天心里总是有些忐忑不安，感覚不踏实，仔细想想发现确实存在问题，家中的情况，尤其是父亲的历史问题我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也写不清楚，这不是闹着玩的，会不会再去外调家里的情况，反而没事找事扯出什么麻烦，狐狸没打着却惹一身骚? 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子后悔，暗暗地骂自己，真是蠢货，猪脑子 ！
很快，事情来了，意料之外，预料之中，公社文书老杨找我谈话了，也巧，是一天的晚饭后我一个人在清油河街上闲溜达时碰上老杨的，他从公社回家刚好碰上了，就把我叫到了他家里，谈话时在厨房，只有我们二人。
问我了许多事情，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重点是家庭成分，现在的状况以及父亲的事情，我都尽我所知如实回答，关于父亲的问题我只知道是国民党的小军官，曾经戴过"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家庭成分还可以，城市贫民。
最后的结果是，老杨把“入团申请书“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还给了我，说：“这个事情暂时你就不要考虑了，等你以后把自己父亲的事情弄清楚了再说吧。”又说:“这事儿就此打住，也不要有啥思想顾虑，该干啥还干啥吧。”一场美梦，刚刚开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有一天正在地里干活儿，突然有人来找我，公社干部领我到了一间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坐在椅子上的陌生人，说:“这就是宋亚南。”这位干部模样的陌生人上下打量我一番后说:“我是来招工的，先问你几个问题。”我赶紧回话:“你问，你问。”他先问我:“你是想在本地工作还是回西安工作?”这还用问，我马上回答:“愿意回西安。”他又说:“就地工作的话工种好，待遇也高些，假如回西安则工资会低些，工种也不好，你怎么考虑?”我毫不犹豫地说:“若能回西安工资再低我也不嫌，够吃饭就行，干啥工作都可以，只要能吃上商品粮就行。”看样子这位干部很满意，接着说:“你的思想觉悟还不错，那我就明说了吧，你家原先住在德福巷吧?”“没错"，我说。“巷口的清洁大队还记得吗?”我在那儿土生土长的，那怎么会忘记呢?马上回话:“记得。”“就是清洁大队担茅粪的工作，你干不干?”听到这话，我一下子给楞住了，也就是几秒鍾的时间，我想清楚了，“我干，我愿意！”我大声说。那位干部很满意，站起来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正在高兴，突然被这一巴掌给拍的一机灵，醒了。好半天回不过味儿来，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了，是在做梦啊！
还有比这更好的梦，不想暴露，就不多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们一小批一小批被各种单位望、闻、问、切，挑肥拣瘦，以当年特殊且严酷的政治大背景和本单位小背景为标准，一次一次的被招走。我越来越难以安心干活儿，越来越沮丧，越发胡思乱想，不得不正視現实，审視自己。
我先往坏处想。我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帽子这辈子是难以取掉了，这错误是历史造成的，难道历史还能重来一次，好有个改正的机会?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报纸上虽说不诛连九族，但株连全家却是活生生每天上演的事实。招工的条件在那儿摆着，可以对号入座，有你的座儿吗?
既然历史不能重来，我能不能重生呢?我继续往下想。听说过一种说法，叫“断绝父子关系”，我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做努力呢?既然是父亲的身份在影响我的前途，若弄个假声明断了这个关系，我不就能摆脱出来、一身轻了吗?不错，是个好办法！再继续往下想，看看有什么漏洞?我的脑海里突然间蹦出来一句语录：“……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可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琢磨这“烙印”，应该比《水浒》里那些被发配从军的林冲、杨志等罪犯脸上刻的“金印”还要深吧，那是抹不掉的。这办法不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我暗暗骂自已，混蛋！真幼稚，竟会有如此荒唐念头?随后又暗自庆幸没有冒冒失失去实施，否则只会是一场闹剧，最后的下场必然是自取其辱，留下一个笑柄。还好，这些只是我在心里瞎琢磨，別人谁也不知道。
后来我还回顾过当初的这种想法，确实不行！想以断绝关系的方式摆脱或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其实是不可能的。那样做了你就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人了?不姓宋了?谁会信?大概自己都不会相信吧?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带着历史的痕迹，政权易手，改朝换代，旧时代的人要为自己身上的痕迹负责并接受惩罚，这都正常，没有问题。可问题是已经接受了惩罚，结论是回归成正常的公民身份，但来了运动却又翻出“历史问题”，大作文章，从重处罚。那些年政治运动不断，挨整的人多了去了，戴上的帽子实际是卸不掉的。比如被打成“右派”的人，管制期满后叫“摘帽右派”，还是个右派！实际是无期的。每次政治运动来了都要被整一下，当时民间称这些人是“老运动员”，颇为贴切。唉，扯远了，总之，断绝关系的方式肯定不行。
我又往好处想，虽然说“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党的政策对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有个说法叫“可以教育好”，“重在表现”。我觉得我就可以教育好。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上的是国家办的学校，接受的是党的教育。再说我要求也不高，也沒想过去参军、上大学，或争取当个什么积极分子等，也沒想去个啥好单位，找个啥好工作。我只要求能吃上商品粮，干啥工作都行！“重在表现”的说法很好，这不算什么，我能够格。上小学时党要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努力学习考上了六中。中学上到半道儿遇上“停课闹革命”，后来响应党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报名来了商南县清油河，一直在农村劳动。我“表现”的可以呀！我就这么好好干，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被招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我暗暗埋怨自己，干嘛把事情想的那么复杂，这不是杞人忧天吗?我等着！
由于知青们是十个八个，三个五个，甚至是一个两个，断断续续地被招走，招谁通知谁，并不通告全体。记不清楚是第几批我们仨也终于都等到了通知，凯林和维哲去了商洛地区化工厂，我去了位于本县的商南铬矿，提前就被告知工种是下坑道采矿。我们太高兴了，兴奋的手舞足蹈，几天都睡不着觉。我那些天看啥啥好看，看谁谁顺眼，看天都觉得比以前蓝了许多。感谢党，沒有忘记我们。
作者(左五)招工后在商南铬矿的工作照，1972
我特别怀念在那个年代善待过我的每一个人，尽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但人心还是向善的多。家庭问题的包袱使我曾经很自卑，很怯懦，养成了我至今都不善于对着很多人去讲话的性格。那些年我害怕別人问我的家庭状况，而同学们从来沒有一个人当面问过这些，大家都小心地维护着我脆弱、敏感的那一点儿自尊，使我免受伤害。我要永远记住他们的好！并祝好人一生平安！
2008年高考结束不久，以707分优异成绩考入北大的河北女孩王心怡，用一篇真挚的文章《感谢贫困》让无数国人潸然泪下。她坚强的性格、乐观的精神，使我肃然起敬。但媒体上“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暴风雨洗礼”的“感恩教育”却让我难以认同。面对贫困和苦难给家庭和个人带来的无尽创伤和煎熬，实在说不出“感谢”二字。“苦难”本身是悲哀与不幸，我只能说：“人，要幸福，不要苦难！”
海贝不应因为体内混入一粒沙而产出珍珠并被割肉取珠，就去感谢那带给它万分痛苦的沙粒。古往今来，遇到失意折辱的文人数不胜数，有几人能像司马迁那样受宫刑后而成就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很多毁灭性的沉重伤害之后，只有少数人在苦难中涅槃重生，绝大部分人可能是再也无法站立了。所以，尽管贫困和苦难都有一定意义，但并不因此就应感谢贫困，美化苦难。“人生的价值，是创造幸福！”为自己，也为别人。
知青是困苦中带伤前行的“强者”，也是不懈追求自己渺茫幸福的“弱者”。经历了贫困和苦难磨砺的人生，就像土烧成了陶，不会再回到那土的状态。即便后来破成了碎片也区别于土，每一个颗粒依然坚硬。土是原生态，可贵。陶是文明的产物，为人类创造幸福。知青和亿万农民一起经历了苦难，他们在火的历练中变成了陶，是有无尽的故事和探讨价值的陶。
（ 2019年8月 于西安）
作者简介：宋亚南，陕西西安人，1951年出生，西安市六中五年一贯制69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随学校安排到商南县清油河公社下乡插队，后招工到位于本县的“冶金部商南铬矿”工作，四年后随单位碾转在汉中“汉江钢铁厂”、西安“中钢西重"等企业的质保部门工作，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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