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贪睡的那些事
阑尾虽然在人身上算不上是重要器官，但疼起来也要人命。您听说过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吗？今天的主人公，就是在自己割下阑尾表决心，他的那截儿阑尾，至今还保存在博物馆里嘞！今天为您播讲这个知青故事。
在我印象中，阑尾在人的身体里除了会发炎，不知道它还有什么用。在解剖学上，阑尾只是一截在人的消化过程中没什么作用的，已经退化了的器官。
但是就这不到十厘米的小玩意，由于其所长的特定位置和形状，极易引发炎症，疼起来那也是要命的。阑尾炎在生活中很常见，现在许多医院做阑尾手术都是在门诊完成的。然而，在我记忆中的两次阑尾手术，却是那样的令人惊心动魄。
俗话说“年轻时是人找病，年老时是病找人”，小金就是那找病的人。刚到北大荒时的小金还不到十七岁，浑身充满了活力，干起活来像个小伙子。虽说她干活卖力气，怎奈她天生就是个慢手，怎么努力也是在后边打狼的（干活老落在后边的意思）。不服输的她就想出个主意：利用别人吃饭的时间多干点活。这样总还是好点，落得没那么远，面子上好看点。
虽说那时候的伙食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也不会有什么油水积在肠胃，但吃完饭还是要歇会的，否则很容易岔气什么的。北大荒的七月正是大豆玉米该锄地的季节，那天红日当头，还有点小风，是个铲地的好天气。几十个人一溜排开，一人两根垄就干开了。3000多米长的垄沟还没铲到一半，小金身后几乎就没什么人了，最快的把她能拉开几百米了，她开始着急了。在地里吃过午饭，别人都找个树荫什么的歇会，小金还是老办法，吃了几个馒头就操起锄头干了起来。有个老同志还叫了她几声，让她歇会再干，她也没听。
事情终于发生了。小金没干多久，忽然感到腹部剧痛，豆大的汗珠往下掉，眼前一黑就躺在玉米地里了。卫生员赶来的时候，小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经初步诊断她是急性阑尾炎。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上“尤特”（一种罗马尼亚生产的轮式拖拉机），一溜烟地送到团卫生队。也许是一路颠簸，进了手术室小金倒是醒了，医生问什么她也能回答了。医生确诊是急性阑尾炎，要马上手术。那年头时兴针刺麻醉，医生怕没把握，还给小金来了个“腰麻”。此刻虽然腰部没什么知觉了，但头脑还清楚，小金还能听到医生说话。冰冷的手术刀划过腹部，肌肉被刀刃分开的感觉是那么清晰，隐隐的疼痛她好像还能忍受，但精神上的紧张令她紧紧地攥住了手术巾。“阑尾是小手术，一会就好”她在心里默默地自我安慰着。就在此时，忽听主刀医生说：“唉，阑尾在哪呀？”小金一下晕了过去。原来我们团的卫生队也就是比卫生室多了几间房子，有几个原来从部队转业的卫生员。给小金做手术的那个医生，刚从佳木斯医专毕业，是个正在实习的赤脚医生。她真是万幸呀，那医生翻来覆去的俩多小时，总算把阑尾给找到并割掉了。
多少年过去了，只要一提起阑尾，小金就紧张。
小金是让一个二把刀医生把阑尾给切了，而老桐则是自己把阑尾给切了。说出来吧您可能都不信，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那段阑尾，至今还静静地泡在北京国家革命博物馆里呢。您如果细心，也许会在哪次展览中有幸见过那段小小的盲肠。
北大荒自然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艰苦，考验和锻炼了知识青年们。老桐就是在这特殊环境里长成的一个钢筋铁骨的汉子，吃苦耐劳、果断刚毅写在他满是风霜的脸上。干活他不怕，可是他更喜欢医学。也许是家传，也许是天分，老桐还真是无师自通地弄明白了点医学上的基本知识。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当上赤脚医生，用自己的本事悬壶济世。
老桐想得不错，但是那个年代想干什么工作，不是你自己所能决定的。上大学、当赤脚医生什么的，那都是要经过领导选拔和推荐的，而且首先你要出身好。这头一条老桐就差点，老桐的父亲是个医生，充其量算个旧知识分子，怎么也算不上“红五类”。上学是没戏了，要想学医只有当赤脚医生这一条路了。但这对老桐来说也不那么简单，还是要有连队领导的举荐和卫生队领导的批准。软磨硬泡连里算是通过了，卫生队长那道关还是要过的。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对老桐来说太金贵了，该怎样表现才能让卫生队长收下自己呢？老桐睡不着觉了，脑子里思前想后都是如何让卫生队长相信他是个学医的材料，收下自己。为此，他天天手捧着本《赤脚医生手册》，翻过来调过去地看，还不时地往卫生室跑，拿回来点棉球、酒精什么的。看着他茶饭不思的样子，大家都觉得他有点魔怔（东北话呆傻、一根筋的意思）了。
刚开始还有人关注他在干嘛，时间长了，也就没人在意了。那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北大荒冬天天黑的很早。三点多太阳已经下山，知青一般都是吃完晚饭还不到五点就都上炕了，一是没什么娱乐活动，二是炕上暖和。东拉西扯的没几句，大家就快睡着了，谁也没注意老桐此刻根本就没在宿舍。
据事后老桐自己的讲述，此刻他已经下定决心把自己的盲肠割下来（他知道盲肠对人无足轻重），以示学医的决心。
夜深人静（其实也就是八九点钟）的时候，他借口看书，要来小学校一间教室的钥匙，生好炉子，当室内温度上来后，他把平时一点点顺来的手术刀、脱脂棉、酒精什么的一件件地摆好，挨个消毒。通过平时的观察和模仿，这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了。手术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老桐心里也有点含糊，不要说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手术，就是连看也没看过呀，何况还没有麻药（连队卫生室没那玩意，偷都没处偷去），好在针灸麻醉老桐还是比划过几回的。
捏好针，运好气，老桐在内关、肩井、天枢、足三里、内庭、照海、太溪等穴位上一通扎，凡是有止疼作用的，哪怕是禁针穴也扎上了，为的是达到最好的止疼效果。不愧是个敢做敢为的汉子，几大口北大荒烧酒下肚，手术刀就切向了自己的腹部……
此后，老桐还真背上了画着红十字的急救箱了，可惜这卫生员当了没几年，就赶上返城高峰了。回北京后，就他那点医术，无论如何也没人敢让他动手术呀。再上学是来不及了，万般无奈，脱下心爱的白大褂，改行开出租了。
1989年搞知识青年回顾展，革命博物馆听说了他自割阑尾的事后，就把他那一小截阑尾作为收藏品永久收藏了。那次看到老桐，问他是否想念自己身上那个小器官，他笑着说：想了就到博物馆去看呗。
我叫樊璇，是哈尔滨知青。在我的眼中，这生存的第一需要并不是吃饭，而是睡觉。其次是喝水，吃饭只能算是第三需要了。说到睡觉啊，这可真是一肚子的苦水儿，似乎这辈子从来就没睡够过。
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我们都是十七八岁，正是贪睡的年龄，每天都要早早的起来出操跑步，一听到哨子声全屋人不管多困，都要立马从温暖的被窝里迅速爬起，争先恐后的叠被穿衣，迎着刺骨的寒风，踩着冰雪到外面集合。之后便开始跑步，一圈，一圈儿，又一圈儿，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然后又回到了宿舍，再洗脸吃饭、出工。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睡到自然醒，起床是真费劲，困得睁不开眼，难受啊。
记得我叠被子时，先叠一下，然后趴下睡一两分钟，再叠一下，再趴下睡一两分钟。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咬牙穿上衣服，万分痛苦地下了地。同学们都可怜我，但有时也被当做笑谈，经常提起，说我叠被的功夫能睡好几觉了。
等到了夏锄时，连队提出的口号是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大家更加辛苦。我可就更惨了，出工的路上困得直打晃，头疼欲裂，又连续劳作十几个小时。累一点，苦点儿，我们都能克服，最难的还是睡不上觉。风吹雨打，太阳晒，辛苦至极。
大家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的穿梭在那永远也走不到头的田垄上，很多人都病倒了，我们的汗水、泪水、血水伴随着我们的青春年华。我们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那时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据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吧。尽管如此艰辛，但有些事儿至今想起仍能笑出眼泪来。那时谁也没有表，不知道时间，起床全凭听哨声。有天半夜，不知道是哪个人的鼻子，呼吸声像极了从远处传来的哨子声。一大屋二十来号人像往常一样一跃而起，风风火火的穿衣、叠被跑到外边一看，万籁俱寂，看不着一个人，每个宿舍都没有亮灯。大家疑惑地交头接耳，抬头看天。脑子里想出了一句歌词：“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这哪是白天呐，分明是午夜时分。大家高兴地决定回去继续睡觉，一进屋我们就哈哈大笑，好一阵才消停下来，接着很快就睡着了。
哪知刚刚睡着一会儿，又有人叫醒大家，说吹哨子了。大家深信不疑，手忙脚乱的又忙活一通。跑出去一看，外面景色依旧，没有哨声，没有人影，真正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再回到屋里时，这回可谁也笑不出来了。有两个同学发生争执，都说是对方的鼻子发出的声音。可这事儿哪能说得清呢？我刚想笑那个叫醒大家的人，觉得对不起大家，竟呜呜地哭了起来。满屋顿时鸦雀无声，谁也不敢笑了。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的鼻子发出的声音。
等到真正的哨子声响起时，每个人都在酣睡，有一半儿的人最后没有起来。我们跑步结束时，连长训话，狠狠的批评了我们为什么只来了这么几个人。他好一通发火，我觉得委屈，我们老老实实地来了，反而受训斥。而那些应该受训的人们都猫在被窝里睡得正香的，听不到训斥。太不公平，可是也敢怒不敢言。类似这样神经质的事儿，后来又有过几回，每次都给大家带来恐慌。直到一个同学回家探亲，带回了一块手表才结束了这样的生活。后来起床改成了用喇叭、吹起床号，更接近部队的生活了。
那时不但要早起，晚上你也甭想轻松。三天两头的开会，内容都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者学习毛主席语录，宣传阶级斗争，还吃过一次忆苦饭。吃过晚饭，劳累一天的人们陆续来到了大食堂，没有凳子都坐在用砖头搭起的一条长板子上，就像坐着一个小板凳儿。有时会开起来，没完没了，有人坚持不住了，开始打瞌睡。一次，连长正在台上慷慨激昂的讲话，忽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只听见前几排中间位置，一个男同学倒在了地上，一看就知道，肯定是睡着了支撑不住，不由自主倒下的。难得是他在倒下之后还能接着睡。大伙儿先是一愣，接着就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笑声。可能是那些年日子太苦，没啥高兴的事，人们很少笑。这回可算逮着笑的机会了，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眼泪直流。这下连长可发怒了，也是以前训斥劳改犯训惯了，气急败坏地训斥了我们半天，又继续开会。我心里在想，如果你讲的好，又怎么能把人听睡着呢？至于那个倒地的男生，在此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那还是一个小帅哥呢。
夏天时，好不容易睡上了，又有小动物来捣乱，臭虫、蚊子、小咬都看中了我。有同学怕洗蚊帐麻烦，就不用蚊帐，可我不行啊。每年早早的就挂上了蚊帐，这对付臭虫就麻烦了。
一个晚上，我要被它咬摇醒好几次，再困也要起来抓臭虫。你看见它们咬完我，一个个吃得圆溜溜，红得晶莹剔透，抓到手里一股怪味儿。两只手不够用，沾满了鲜血。这时候给我刺挠的呀，抓呀抓呀抓的差不多了，我就赶紧睡，可不大一会儿又被咬醒了，又要满身抓挠，开始了新一轮的人虫大战。哎，每天手忙脚乱的抓臭虫，这哪是睡觉，分明是上战场啊。再看看别人都老老实实的睡着了，我可真羡慕，每晚我都要紧折腾。
有的人自己蚊帐的每一个角落都住着好多臭虫，人家也不抓它，也不被挨咬。我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我想没臭虫，我这觉还不够睡呢。这样一来我是苦不堪言，最后逼得我没办法了，我在褥子一圈儿撒上了厚厚的六六六粉，然后铺上褥单，这样总算能睡上安稳觉了。我长舒了一口气，虽然毒药味道很大，把我给呛的直打喷嚏，但比起浑身刺挠，睡不着觉，这还是好很多。
现在想想那时候没中毒，没被熏死，也真是万幸。大伙儿都说我命大，至今，我只要听到蚊子的嗡嗡声，就吓得直哆嗦。这一夜呀，可别想睡了，我总是惦记着这些蚊子，总来叨扰我，因此每年必须用蚊帐。有几年，我们住在大草房里，每晚都有耗子在棚顶开运动会，很热闹，这些我们都容忍了。那时我在想，为什么有人特别招蚊子、臭虫，有人却不被咬，却不怕它们。我查阅过了很多资料，但说法不一，没有确切的答案。
只有冬天，农闲时，在过年前后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天能够睡足觉。偶尔晚上有空闲，大家会聚在一起唱歌。有两个女同学，手风琴拉的特别好，给大家伴奏。同学们轮流唱着歌，唱的天昏地暗，直到深夜。正所谓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
时光如白驹过隙，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退休养老，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我曾创造出连续睡二十多个小时的记录。1979年返城后，在城市我重新就业。工作的间隙中，我只要坐下来马上就能睡着。都说人老了，觉儿也就少了，可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不睡到八个小时，我就整天难受。刚退休时我上午睡一觉，下午睡一觉，晚上还照常睡。彻底放松，真是最大的享受啊！那个贪睡劲儿，现在一点儿也不输给年轻人。
来源：喜马拉雅《树新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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