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歌声——知青年代最爱唱的歌曲20首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4团18连
北京知青 高非
前两年我把自己在北大荒时读过的100多册图书捐赠给知青博物馆时，最舍不得的就是那十几册老歌本和手抄歌本。翻阅着纸张发黄发脆的歌曲集和一张张当年亲手抄写的歌篇，回想起刚到北大荒头两年唱的歌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些熟悉的歌声里蕴藏着多少当年的喜怒哀乐啊！
1968年7月我们刚到北大荒时，文艺舞台在文革风暴影响下一片萧条：没有文学作品，没有专业文艺演出，电影只有纪录片。在完全政治化的宣传活动中，革命口号加语录歌，或许还有一些生硬的亮相就是全部内容了。我们到达858农场的当天在场部的欢迎会上，各生产队贫下中农大爷大妈们轮番上台表演“忠字舞”，每个单位跳的都是“天大地大”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或许是已经跳过多次了，大爷大妈们边舞边唱、动作纯熟，只是那舞姿实在不敢恭维，直让我们这些初出校门的学生个个惊讶得合不上嘴。
1968年我们858农场群众跳“忠字舞”
各地知青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用相对丰富的文艺表演征服了农场的男女老少：上海芭蕾舞校学生“白毛女”的轻盈舞姿，北京青年小穆充满阳刚之气的独舞“八角楼的灯光”，民院附中石昆喜的藏族舞蹈，自编自演的曲艺小调“松阿岔河水滚滚流不尽”，十三连知青气势磅礴的大合唱……知青们用青春靓丽的形象和充满朝气的歌声占领了舞台，此后农场舞台上再也见不到大爷大妈跳“忠字舞”的身影了。农场的文艺生活一下子提高了N个档次。一位老职工在40年后回忆道：“那个时候的文体活动，已经是达到了顶峰。现在农场也没有达到那个时候的活动那么频繁，那么高水平。”
在全国1700多万下乡知青中，北大荒知青是唯一一个在广大农村地区创造了生气勃勃影响深远的知青文化的群体。北大荒知青文化在教育、文艺、体育、卫生等诸多方面对边疆农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方面。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止一个老职工和他们的子女们讲过，这几十年间，“最有意思”的生活就是知青在的那几年。我们八五八农场的《农场史》中记载：“以青年为主体的文体活动，从基层到机关十分活跃。体育比赛、摄影展览、美术作品、板报墙报、文娱演唱都搞得热火朝天。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僻静的边疆增添了欢乐和活力。”两代北大荒人的回忆录中很多都记载了怀念知青文艺的内容。
1968年底沈阳军区文艺汇演中，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队的知青演员刚一亮相就引起全场轰动，一下子震撼了军区大院。当时军区正在选调几千现役军官到兵团，许多人不愿调走。兵团宣传队的巨大魅力，使一些干部主动要求调到兵团，以致军区首长对颜文斌司令员发牢骚：你们的演出队，动摇军心啊！
不仅在兵团和师团一级，知青的文化影响渗透到了一个个连队甚至班排。
那时每逢过年过节和纪念日、“最高指示”发表，连里都要开会歌舞一番；场部也隔三差五开颂扬会，由周边各单位表演节目。这可是政治任务，不能小看，让许多革委会头头们头疼不已。我们10个北京知青到达连队的第二天，指导员就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准备节目，参加场部的颂扬会。初登场部舞台，我们的节目是小合唱，语录歌“任重而道远”。这是一段1967年流传开来的著名语录，当年读过这段语录的青年人无不为其语重心长、殷切期望而深受感动。1967年11月我校几名同学赴内蒙锡盟落户，在天安门广场告别时我们向他们赠送了这段语录。他们当晚谱了曲，高唱着奔赴大草原。因此这首歌可以说是文革以来第一首知青歌曲。如今，我们自己也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歌曲激发了我们强烈的共鸣。可能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听众，演出得到了场部人员的好评。
（当年手抄歌本中的语录歌）
不久是“八一”建军节，场部照例开颂扬会，我们的节目还是小合唱（实在没别的本事）。这次我们唱的是三首军歌：“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和“解放军进行曲”。
主持者特意把我们放在最后演出。我们10个人中有两名军人子弟，有新四军创建者的后人。悲壮的旋律和厚重的历史感首先感染了我们自己，每个人唱起来都是那么激昂、投入。不少职工还是第一次听到前两首军歌，有人一个劲儿地问有没有歌篇，问得我们心里直打鼓。或许是因为在偏僻边疆，或许明白人在装糊涂，始终没有人向我们提出歌曲作者的问题。组织者高兴地对我们说：下回你们再搞个合唱吧，还把你们放在最后压轴。
这下子我们的胆子大了，在连里半公开地唱起《长征组歌》，《毛主席诗词交响组歌》，《水兵见到了毛主席》，《井冈山的道路》等文革前夕和初期流行的歌曲。1967年以后，北京大中学校的多数学生对“造反”已经失去兴趣，兴起了一阵被戏称为“抓革命、促文艺”的风潮。从军队到学校纷纷成立各种文艺宣传队，创作了不少歌曲，其中“组歌”最为流行。当时的军队各派、大学各派，甚至中学的一些派别都纷纷组团创作自己的组歌。著名的有“三军派”和中央交响乐团编创的主席诗词组歌，都是由军队地方最优秀的作曲家谱曲，再由吕文科、贾世骏、马玉涛、张映哲等优秀歌唱家激情演唱，在当时受到极大欢迎。就连我们北京41中学都出了一台组歌，可见风气之盛。今天还能在我那几本老歌本中到一些的当年的组歌，最著名的当属“三军版”的“毛主席诗词组歌”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同样著名的还有“毛主席诗词交响组歌”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组歌。此外，“各族人民热爱伟大领袖”、“全世界少年儿童心向毛主席”、“各族人民歌颂红太阳”、“人民公社万岁”、“红太阳颂”、“红太阳照亮了安源山”、“热烈欢呼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等等一系列的组歌，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这些组歌中一些好听的歌曲，例如“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毛主席啊，您是光辉的太阳，我们是葵花”、“毛主席穿上绿军装”、“红太阳照边疆”、“日本孩子想念毛主席”、“毛主席的像章，戴在我胸前呀”、“最大的恩人毛主席”、“我是贫农的好后代”等等，都流传很广，随着知青的到来也流传到了遥远偏僻的北大荒。
那时学校的油印机、钢板和大字报纸都是现成的，我们不止一次油印过“井冈山的道路”、“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长征组歌”，以及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诗词组歌”。拿到农场，正好填补那个年代苍白的精神生活。遗憾的是，这些大型组歌的艺术水平非常高，演唱难度极大，并不适合群众齐唱，只能在知青中间自我欣赏。我们劳动时在车间唱，休息时在宿舍唱，假日里在荒原唱，优美的歌声让我们暂时忘掉了劳累忘掉了迷茫，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中学时代。只有陶醉在美好的歌声之中或者夜深人静沉浸在书本之中，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还年轻，还有大把时光可以抛洒，还有可以寄托希望的未来。这，或许就是多数知青热爱唱歌的原因吧。
1968年秋天，我们连又增加了几十名知青，成立了宣传队，练习过的节目就有“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等歌曲，这在当时的农场还是满新鲜的。即使在那时，也只有比较好听的歌曲才流传较广。
那个时期广播里一天到晚反复播出的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高不过喜马拉雅山，长不过雅鲁藏布江”，还有“不敬青稞酒呀，不打酥油茶呀，也不献哈达”等几首。刚到连队时，指导员还教了我们两首黑龙江的本地歌曲：“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和“巍巍的兴安岭啊万山飞彩云哟，涛涛的黑龙江朵朵金浪升”，后者属于庆祝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的一部组歌。那时唱歌几乎成了知青们唯一的文化生活，每出一首新歌，都会引起我们一阵兴奋。可到哪里去找新歌呢？
文革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朝鲜电影——又哭又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后来又加上“越南电影——有枪有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还有个笑话：周总理对西哈努克亲王说：“你知道中国有两个电影明星吗？一个是我，一个是你”。那时的电影，无论是“新闻简报”还是“又哭又笑、搂搂抱抱”，在当时都大受欢迎，原因之一就是很多都有挺好听的插曲。我们到北大荒最初的两年，“新闻简报”一直是新歌的主要来源。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报导全会的新闻纪录片中有两首歌。一首是“公报字字放光辉，万里东风心上吹”，在当时算是好听的。我对这首歌印象颇深，是因为附近连队有个北京青年嗓音很好，他常在小穆棱河边唱这首歌练嗓子，每句的最后一字都被他一本正经地拖成长长的颤音，听得我们发笑。另一首歌是“打倒×××”，不好听也没人唱。不好听的歌就是在当年也是没有人唱的。后来知道，这两首歌和另一首很有气势的歌曲“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属于同一部组歌。
1968年秋冬的一天，报纸上发表了四首歌曲。那天我正和另一个知青在看守“牛鬼”值夜班，拿着报纸学唱起来。还记得有一首是“日出东方红，光芒照四海”，一首是“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另外两首记不得了。一年后才知道这也是一部组歌中的。后来听当过“牛鬼”的老夏讲，当时我俩一边唱，隔壁的“牛鬼”们听着新鲜，也一边跟着学。那年头连“牛鬼”们也渴望新鲜的文艺作品呢。
那一年的秋天农场播放过一个电影纪录片《新沙皇的反华暴行》，插曲是“波涛汹涌，烈火熊熊，全世界无产者发出怒吼”。现在想来，歌词中“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将燃烧在克里姆林宫”多么幼稚可笑。可在那时，这首不难听的歌也是挺难得的。
69年又有一部电影《南京长江大桥》带来三首歌曲：“巍巍钟山迎朝阳，万里长江育新装，毛主席挥手绘蓝图，工人阶级把奇迹创”，“中国人有志气，架桥完全靠自己”以及“长江水啊水流长，急浪滚滚向海洋。桥工想念毛主席，就像葵花向太阳”。据说是李光曦领唱的，这是他文革以来第一次发声吧。
最难忘的歌声是在1969年春季的一次打火中。那天从傍晚起，我们在老连长的带领下，在漆黑的荒野里我们趟着没有完全融化的雪水，在塔头地里连倒带爬奔跑几十里地扑打了大半夜。荒火扑灭后，所有人都精疲力尽地躺倒在野地里。裤腿湿透冰凉，口干舌燥难耐，就连刚到连队几天的上海女青年都捧起残雪融化的地垄水解渴。
在漆黑的深夜、春寒料峭的荒野上，忽然响起了一曲熟悉的歌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是《长征组歌》！一个人弱弱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合声加入。唱罢“过雪山草地”，又唱“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在众人的歌声中我听到了一个从不大唱歌的战友的嗓音，努力而且高昂。歌声真的能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在歌声中，我们扎好担架、抬起昏倒的女青年，互相靠着踉跄前行，一步步走在夜色朦胧的荒野上……
1969年春天，广播里传来欢快的乐曲：“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从“迎九大”到“庆九大”，这首歌足足唱了两个月。这首歌需要唱得字正腔圆，否则容易流于油滑。直到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在九大期间，xx在审查文艺节目时批判一些歌曲“名义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歌颂毛主席的，实际上唱的都是民间小调，下流的黄色小调，调子是唱情郎妹子的东西。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毛泽东思想。”当时“唱九大”的只有这一首歌，难道是“下流的黄色小调”？此后，不仅这首歌销声匿迹，连语录歌也完全不见了。更糟的是，前两年流行的大量组歌和优秀歌曲也音信全无，从此再也听不到了，致使后人多以为文革文艺只有语录歌和样板戏。只有曾经经过那段日子的人，心中依稀有些痕迹。
幸亏还有军旅歌曲。九大前发生了珍宝岛战斗，不久传来沈阳军区的几首歌曲：“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守卫在珍宝岛上……”。还有一首“走上打靶场高唱打靶歌”，再后来还有“五二零声明威力大，九号公路大捷传天下。”此时兵团连队组建不久，这些歌曲正好配合战备形势，在基层传唱一时。
记不清什么日子，广播中响起悠扬豪迈的歌声，是吕文科唱的：“祖国山河遍地红旗飘扬，五湖四海升起万道霞光……”。
除了广播和电影中的歌曲，偶尔我们自己也编写一些歌曲。68年12月21日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当夜，我们就为它谱了曲，在连里歌唱。后来我们还编了“六一八批示放光明”和合唱“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向前”等歌曲，在连里的颂扬会上演唱。自己编的东西自然水平不高，但确实活跃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家唱得挺高兴，也让我们的连长排长很得意。
（当年我们连知青自编的歌曲）
北大荒知青文化对于边疆建设的一大贡献，就是把遥远偏僻的农村与中国最大的中心城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仅是政治、经济的，也包括文化生活方面，歌曲的传播就是一个例子。下图是我们连北京知青当时的歌本，有1968和1969年“地院东方红”等群众组织编印的，收录了许多语录歌和文革前期歌曲及样本戏。《革命歌曲大家唱》是从北京带到北大荒的。
（1968和1969年我们的歌本）
较厚的那一本《红太阳颂》是华中工学院编印的，收录了许多文革前好听的歌曲（抹掉了作者姓名），包括大量被批判的电影插曲和“封资修”歌曲，在当年堪称胆大妄为。可见即使在文革高潮中，“好听”的歌也是无法完全禁止的，也有人偷偷收集甚至印刷传播这些歌曲。这些都是我们当年的“珍藏”。
那时我们经常私下里哼唱这些歌，像“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怀念战友”、“赞歌”、“马儿啊，你慢些走”等等，甚至唱一些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苏俄歌曲。当然，只敢选一些歌词比较“革命”的，传统名歌和爱情歌曲是不大敢唱的。即使是“革命的”外国歌曲也只能在私下里“独唱”，不敢传给别人，否则很可能会引发政治风波，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歌本中有一首我喜爱的上山下乡歌曲“走向生活”。歌词愉快亲切，旋律活泼跳跃，描绘了六十年代青年人的理想、单纯和乐观向上。文革前我还在班里教过这首歌。另一首我喜爱的“知青”歌曲是苏联的“共青团员的告别”。歌词带着淡淡的忧伤，旋律婉转深沉：“就像从前那样再来送别我们，生活的道路我们没走完。列车慢慢从车站开出去，青年团员正向东方出发……”。我第一次唱起它就被深深触动，眼前似乎浮现出和亲人告别的情景……
下图是几页1972年我们连北京知青从总政军乐团的朋友那里得到的新歌歌篇，有“北京颂歌”、“毛主席铲土我来担”、“海上女民兵”、“海岸炮兵”四首。前些日子我拿这些歌篇给军乐团的老人看，他们立刻认出这是军乐团当年创作的，还记得起创作的人员和首唱的演员。
“北京颂歌”后来由李双江演唱，成了他的专利。其实我们在北大荒唱这首歌可能还在他之前呢。“毛主席铲土我来担”和“海上女民兵”也挺好听，不知何故没能流传开。
许多国内外电影插曲也是知青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流入北大荒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和歌剧《血海》中的多首歌曲的歌篇，我们就是从军乐团的渠道比较早就得到了。记得当年在宿舍唱起“春风年年吹绿平原，鲜花朵朵开满群山，失去祖国的人们啊，感觉不到春光的温暖”，许多荒友都过来听，为凄美的歌声感叹不已。1972年我们得到“打起手鼓唱起歌”的歌篇，还把这首歌传播到天津教师进修学院。后来听说于会咏说它是“沙龙音乐”，也没能阻止我们要唱要传播。直到今天，这首歌仍然是关牧村的保留节目。可见，决定一部音乐作品能否流传，最终还是取决于它本身的艺术魅力和老百姓的口碑，并不全都以政治人物的意志为转移，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是如此呢。
文革中的许多事情都以1971年“9.13事件”为界，分为不同阶段。音乐似乎也如此。记得刚过1972年春节，广播里传来一些新鲜歌声，“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革命历史歌曲，还有“运动员进行曲”。有一天听到广播中传来很好听的歌声“伐木工人歌”，我们赶紧找出纸笔边听边记。随后又播出了一批新歌“伟大的北京我们为你歌唱”、“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等，再以后新歌就越来越多了。1972年出现了文革以来首次正式发行的歌曲集《战地新歌》，就不必再手抄新歌了。这以后，公开播出的中国歌曲和外国歌曲就比较多了，很难一一列举，就此打住吧。
文革期间，电影始终是歌曲传播的主渠道。除了“新闻简报”，后来出了一系列纪录片电影，几乎全都带有插曲：《齐鲁英豪》（“我们的祖国像花园”）、《红旗渠》（“定叫山河换新装”）、《万紫千红》（“银球飞舞花盛开”等）……72年开始有了故事片，第一部《侦察兵》就有两首插曲，不过不是很好听，没有流传开来。
以后的故事片插曲就比较多了：《创业》中的“满怀豪情望北京”，《海霞》中的“渔家姑娘在海边”，《闪闪红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小小竹排”、“映山红”，《青松岭》中的“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方”，《西沙》中的“西沙，我可爱的家”，《决裂》中的“共大花开分外红”和“满山的松树青又青”。
《红雨》的“赤脚医生向阳花”，《小螺号》中的“海风吹阳光跳”……就连动画片都带有插曲：《小号手》的“小号手之歌”，《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草原赞歌”等等。外国电影中的歌曲就更多了，有很多相关的故事。
前几年在网上看到一组数字：1976年黑龙江兵团共有基层文艺宣传队1289个，参加宣传队人数为29975人。这个比例，在全国各地知青中是独一无二的吧。况且，1976年的文艺活动比起兵团组建之初时已经大大逊色了。其实越是到基层，文艺活动的政治色彩相对越浅，娱乐性质就更多一些，给职工的印象也更深一些。我们在许多书籍和网上资料中都能看到老职工和“荒二代”对那一时期文艺活动的记忆。兵团解散以后，特别是知青“大返城”之后，农场各种文艺活动一落千丈，给许多职工留下了不小的遗憾。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在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中又产生了热烈普及持久的后北大荒知青文化。
这几年在京沪津杭哈等大城市久演不衰的“北大荒知青之歌”就是典型代表。“雪花飘飘”、“我心中的太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等歌声紧密地连接着全国各地的返城知青与东北边疆的农场职工。无论是黑土地上的北大荒知青文化还是这几十年的后北大荒知青文化，文艺活动特别是歌曲始终都是最活跃的主题。这这些歌声连接着知青的历史与现在，连接着各大城市知青和农场职工的心，把北大荒知青的历史不断拉长、延续，至今也没有结束。
（2013年我们连各地知青大聚会时演唱的歌曲）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歌曲。当“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九零后的新人类”等等先后登场，开创了他们或哼哼唧唧、或嘶声吼叫的歌坛时代，我们这些早已过气的老人只有让位退场了。歌曲，无论在哪个时代，都首先属于青年人。所以我们前面列出的那些曾经唱过的歌曲都已成为久远陈旧的历史回声，如今很难听到了。只有在这些古稀老人聚会时，才会偶然唱起，那也是和者寥寥，感慨多于激情了。这些老歌和我们的青年时代紧紧连在一起，永远留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再也找不回来了。如同一首歌中唱的：“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
日月如梭，岁月如河。几十年前知青生活的所有细节，都如同北大荒的穆棱河水，缓缓地无声地消失在天际。留在记忆中的，只有这一首首恍惚隔世的歌。歌声记载着年轻时的你我，多少欢乐，多少青涩，多少忧伤，多少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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