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不堪回首的知青婚姻
今天是2018元月22日，是我下放在四川洪雅县花溪公社红权六队（姚沟）当知青49年的纪念日。
那时我只有17岁，由于出生不好，(父亲在国民党里干过，解放后成了管制份子。）因此我在农村没有受到一丁点知青政策上的优待。我下农村时个子太矮小，身高只有148厘米，体重才78斤，所以被生产队长规定为每出一天工，只记三分工报酬，（不到两毛钱）另外一个高一些的知青记的是四分工，当时同队的女社员都是每天八分工。但是我仍然不甘示弱地同样和当地农友一起战天斗地，最后成了全能劳动力，什么都能做好了，也才得了个永远的八分工。
我在生产队里结婚了
日月如梭，我一晃就在农村当了六年知青。记得是在1975年正月初七，从成都过了春节回生产队时，在县城里，茫然地邂逅了一个1972年本县下放的女知青。她那时下放在距离我大概有30公里的地方，那里山高路远，生活更加艰苦，但她觉得我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所以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
我妻子年轻时的留影
由于青春的躁动，造成了未婚先孕，不得已就在当年的国庆节奉子成婚了。不过，当时公社和生产队从上至下的部门都叫我写了检讨书和认错书后才给颁发了结婚证的。随后我又求爹爹告奶奶地在生产队会计那里预支到了15元钱。六分钱一个的月饼买了150个，用了3元7角钱买了一条朝阳桥香烟，到供销社用了2元7角钱称了三斤水果糖。不经意地告诉了生产队的社员和本大队的五个知青，他们一共送了我五元钱的礼份，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知青结婚饭，肉是没有的，整个桌子上都是豆腐做的菜。（那里的习俗是村上有结婚办喜事的，有的人家会送一磨自己做的豆腐作为贺礼）结婚那年正好是国庆节和中秋节在一起。
我们结婚时，知青房只有九个平方米，屋子里有一间三尺宽的木床，一个二尺五长，四十厘米高，四十厘米宽的条桌，还有一根用来烧火做饭坐的，镔开了一条大口子的桑木矮条凳和一根高板凳，床档头的空处是用一块阴丹蓝布做了一个帘子遮住了那个能装五十条（芙蓉肥皂）的木包装箱装着我和妻子的几件衣裤放在自己做的竹架上。屋外就是一口终年暴露在檐口下的灶头，锅盖是一个烂斗笠，其余什么都没有了。
我自己为妻子接生
结婚后不久，就在1975年12月2日那个大雪纷飞的早上，自己冒着生死两离别的险境，让自己的老婆在没有任何生命保护和医疗措施的情景下，从头天晚上8点过，女人就一直分开双腿忍受着四壁灌进知青房内的雪风，在那疼痛无法忍受的叫喊中，赤裸着下身，背靠在小木床边上，坐在一个没有一滴水的脚盆边沿上，下体不断地破着羊水。她一直撕心裂肺的疼叫，终于在次日早上6点15分时，随着一个毛茸茸的头部从产道口滑出来了。
婴儿的头在滑出来的那一瞬间，重重地碰响在脚盆壁上。（农民都说，喜得好是顺产啊，假如是难产的话就出人命了。）
可是我一个知青男人，没有任何接生的经验，只好手忙脚乱地在流着血糊糊的黏液里胡乱摸到了婴儿的脐带，操起头天晚上准备好的一把剪红苕藤用的锈迹斑斑的剪刀，剪下了乱七八糟缠上的第一道脐带线。可当我想再缠第二道脐带时，更加手脚无措了，因为妻子的产道口吊起了一长节肠子样的东西，血淋淋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用滑溜溜的手使劲地往外扯，可是怎么也扯不出来。再加上，天气太寒冷了，冻得母子俩的皮肤都在开始变为紫色了。我怕了，我害怕了，我害怕极了。
外面白茫茫的继续下着鹅毛大雪，此时只有我一家三人的哭声在这周围没有一个邻居的山包包上传向四野，传向天空，传向了苍茫大地·····
我们问着苍天，天啦，我该咋个办啊！硬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命运就这样无情地捉弄着我这两个无依无靠，命苦的知青和刚生下来的儿子。
救命的黄嬢嬢
在万般无奈的条件下，我被当时的情形吓得只好连滚带爬地翻过了房屋左边的小山包，去到一户农民的木门前，使劲全力地拍打着别人的双门子，声嘶力竭地的叫喊着：“黄孃孃，黄嬢嬢，快来帮帮忙嘛，快来帮帮忙嘛，我爱人生小孩了，她胯下有一根肠子样的东西，我扯了老半天都没扯出来，不知是什么东西。
睡眼惺忪的黄嬢嬢一听，着实吓得不轻，连忙用一根指头狠狠地戳着我的脑门说道：“你啊，你啊，短寿的，那都扯得吗？那是女人生了小孩还没出来的胎盘，一旦扯断了，大出血要死人的啊。娃娃啊，你咋个那么闷胆大啊，你为啥不请个接生婆啊。”
我的天啊，我哪知道这些啊，更何况女人是早产，白天还在生产队出工背了好几百斤牛粪撒田啊，也许是伤了身吧，所以出现了早产现象。更让人不能忘记的是，那一天家里还没来得及去提水,（生产队没给我们置办水缸，平时的生活用水全靠一户比较同情我们的农民把他们没有用了的两只水提子，送给我们用来提水的，每天要到100多米外的山沟下面去提水）生小孩那天更不消说有热水了，我们当了十多年的知青，几乎没有喝到过自家的开水，全喝的是冷水。
所以女人生了孩子，就连最起码的产后清洗都没有办法做到，就抱着儿子倒在了床上，儿子就更不消说洗干净全身的血迹了。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儿子生下来时有多重，有多长。也许儿子生下来后几乎都在生病的原因就是生他时感染了吧。
黄嬢嬢听完我的求救后，吓得喋喋不休地责备着我，她眼里一直流着泪水，一边穿上棉衣，一边赶紧叫着她的媳妇说：“媳妇子，快起来，要出人命了，你赶紧把我们家的猪油舀一点，再找几个鸡蛋煮成荷包蛋端到知青那里来。”
黄嬢嬢对媳妇说完后，便和我高一脚，矮一脚地来到了知青房，推开门一看，妻子已经躺在床上一边撕着一刀草纸，正在擦拭着婴儿身上的血迹和自己身上的各种污物，床边上的脚盆里留下了一坨软绵绵的东西，上面还连着一节肠子。
黄嬢嬢看了看脚盆里的东西后才松了一口气地对我说道：“娃娃啊，这就是胎盘，你赶紧去割几匹粑叶把胎盘包了埋在自留地边的小树下，尽量避免野狗把它掏出来吃了哈。”（黄嬢嬢还活着的话应该有九十岁了，可她已经去世了好几年了，我非常怀念她）
这时，天才麻麻亮，雪越下越大，可是一个知青房里。什么都没有，鸡蛋，白糖，油品都没有，咋办啊，咋个办啊？当时我只是在缺了一牙的门枋上记下了这个永生难忘的生离死别的日子—1975年12月2日早上6点15分，一个属兔的知青孽债诞生在了四川洪雅县花溪公社红权六队“周的房基”。（小地名）
我为孽债付出了代价
天大亮了，婴儿的哭叫传到了姚沟的一些人家户里，农民听说知青生了个儿子，有些好心人家送来了一些他们孩子穿过的旧衣服，有的送了几个鸡蛋过来，有的送来了一坨红糖（那是我们生产队栽的甘蔗分给大家自己熬的红糖）
基本就绪后，我赶紧忍着饥寒在暴风雪中走了将近10里路，到公社去报喜又报忧了。
当时管知青的干部，立即叫我在公社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不犯错误，不再生第二胎。随后叫办公室主任唐万明给我批了四丈布票，两副猪肝，四个猪蹄，申请补助了25元钱。
我就用这点补助和布票给儿子做了一条背小孩用的单被子，剩下的钱和布票给月子里的女人做了一件棉袄，这个女人的一生在生孩子时，只吃了80多个鸡蛋，都是我卖米卖糠换来的啊。我的知青女人因为和我结了婚，我又是外地人，她的父母不认我们。她也就脱离了自己的温暖家庭，从和我在一起那一天就再也没回过娘家了，自然我们生了儿子也就没有得到任何亲人的探望和祝福。
1976年，我（后排左三）参加了公社演出队到县城汇演
那一段时间我还在公社宣传队，还要经常外出表演节目，留下孤儿寡母的在家，天寒地冻中，知青妻子还每天到门外的自留地里割菜叶子来喂猪。我经常演出到深夜11点过才回家。
由于儿子出生那天风雪太大，四面通风的房子不但致使儿子感冒得了肺炎，（知青房修起后墙壁就用篾条编起就算了，连泥巴都没敷一点，所以四方八面都透着风和光线。）而且还患上了严重的疝气病（每次便便时小雀雀掉下的像猪心子那么大）。从几个月起生大病，每次抽风时间长达一二十分钟，发高烧，我们只好经常卖掉自己的口粮把儿子背到花溪和柳江看病住院，儿子在四岁之前一共打了上百针青链霉素。
就这样，小生命的诞生，再加上我出身不好，只有做好了永远在农村安家落户一辈子的打算。
女方的父母一直不待见我们，说我把他们的女儿害苦了。直到四年以后，经多方人士说情和我的努力孝敬，儿子的外公才答应可以回县城看望他们了。
这时知青都返城得差不多了。我，被一个了解我的老老师介绍到农村教师队伍里去代课，这样每月就有16元钱的补助，还可以记全劳力了，那时的16元钱刚好能够把儿子全托到了县城西门的一个彭姓人家里。
我儿子满五岁时
别了，我的妻儿
又过了几年，也就是在1986年8月6日，由于我们婚前没有一点感情基础，当时的生理冲动造成了后果而结合在一起的。最后我们不得已地在脆弱的婚姻基础上离了婚，劳燕分飞，分道扬镳，儿子也随母了。
离了婚后，我只身一人，什么也没有了，也不知道最后的归宿在哪里，自己就像逃荒逃难的人一样，从洪雅县城骑了一部梅花牌自行车，经过10多小时的骑行，回到了成都，暂时住在了四弟的厨房里。晚上在地上铺上席子，白天收起来，四弟的家紧靠河边，因为潮湿，每天睡起来后地上还留着一团睡型。
我在成都历经了太多太多的磨难，终于在1987年8月左右月四处奔走咨询，才得知我的遭遇要去找成都市劳动局。
我把自己的这么多年的遭遇写成了书面材料交到了劳动局，于是劳动局派人亲自到洪雅县劳动局对接了解了我的具体情况之后，只需要我答应转回去后不去麻烦任何人的前题下才转回了成都，将户口挂靠在了已经调回成都工作的继父那里。
我的生父还在我下农村的第二个月就被迫害致死了，死的惨状无法让人接受，在成都三医院住院部断气的时候从两个鼻孔中像喷泉一样地将被造反派打烂的五脏六腑全部成颗粒状和脓血状地喷射到了住院部的被子上。在场的医生都哀叹地说，这人死得太惨了。父亲死的时候他离自己年满42周岁还有三个月。
母亲看见父亲死后留下的八个儿子，自己根本无法抚养，气急攻心，便就成了疯女人，成天到处哭闹诉苦，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被居委会送到成都犀角河疯人院治好后，改嫁给一个铁路上打隧道的工人，便跟着继父住到大凉山里的喜德县境内的沙马拉达隧道工地上，随后生了一个妹妹。
当时家里已经下放有四个知青了，大哥是社青下放到了攀枝花盐边县，三弟下放在广元朝天区，五弟下放在简阳县禾丰区，留下的另外几个没有读过书和读了少许书的弟兄，没人照管，我在百无聊赖的情境下把四个弟弟分成两个一次，两个一次地带到农村去供养和简单地培养着。
我回到了成都，投亲无靠，家也没有，工作也没有，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只好刀口舐血般地干着让人苟且偷生的生计，蹬偏斗车，踩三轮车，给人擦皮鞋（那时擦一双皮鞋最多三毛钱），去火车站扛行李进站上车，开摩的，开野的，卖旧衣服，晚上到青年路卖吼货皮鞋，尔后分别被招聘到过成都华民皮衣厂，成都华一珠宝厂，泸州老窖名流酒业公司，四川四达股份有限公司几个单位去当过管理人员，最后还是自己到广州去学了一门翡翠珠宝鉴定的手艺，专门给老板撰写发往各地的珠宝成品的题材，等等，等等，这才有了基本生活来源。
回到成都时没有房子住，只有到处租住近郊农村的偏偏房或是搭建房，从每月20元起租，一直租到每一间房一千多元，而且还得不断地留点积蓄，最后还是靠自己省吃俭用地在2006年花了一万九千多元钱积蓄买的个人社保。其中政策上只算15年的知青视为工龄，社保局还在我交的一万多元钱中扣了我六千多元的滞纳金，一共只算了27年工龄。从2011年满了六十岁起，我至今每月才能领取到2069·30元钱。但是每月还得交388·40元的医保，交满15年。
许多年过去了，至今也不知道孩子他们在哪里。无意间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间接地得到了我有孙女的消息。
尽管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和悲惨，可我仍然对洪雅县所认识的人们都难舍难分。我尊重他们，关心他们，我不会计较过去的得失和委屈，因为我深深地明白，倘若没有在洪雅当知青时那么多年经历过的那些艰难困苦的磨难和磨砺，再加上没有后来的那么多社会经历和社会阅历，就没有毅力去承受各种生活冲击，更不可能练就我坚定顽强的生活意志和自强不息的斗志，也许我不会有现在这么自强自力。
我现在在自己的空间中经常为洪雅的山山水水写诗作词，摄影记录，专门用许多时间为发展洪雅的旅游事业和宣传洪雅的社会环境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洪雅那里不管是老人小孩，大凡小事，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有人要买新农保钱不够等等，我能帮助和参与的我都义不容辞地给予了支援。每次我回到花溪，走进农贸市场，看见认识的农友乡亲在卖菜的也好，或是挣点油盐钱的也好，我都会给她们买包子馒头或其它食品让他们吃，不想让他们饿着，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只想对他们好，凡是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都尽心尽力。该我伸出援手的时候，绝没回避过。
我每做一件事都会换位思考，当我在向别人伸出援手的那一时刻，我就会想到我当知青时是多么需要能够被人同情我，关爱我啊。
那个时候哪怕能让我在生产队挑得到一担水粪泼洒在我的自留地里那该多好啊！可是一二十年里，基本没有这样的照顾和施舍，(下农村不久，队长就给全生产队的社员打招呼，任何一家不能随便让知青挑水粪去做自留地，一旦发现有这种现象，哪家就会少分肥料粮。所以，我每次回家都得找亲戚朋友要点“工资券”，买些打火石和灯泡，肥皂之类的东西，需要用水粪时，就悄悄地和一些社员兑换，一颗打火石换一担粪，半块肥皂换两担粪，一件旧衣服换四担粪，还得等到天擦黑的时候才能去挑，怕被其他人发现，影响农友的年终分配。回想起来真的很惨啊！）
我现在之所以这样对待他人，就是想到当有的人在需要别人帮助时而又办不到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状况！我现在必须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而且我对社会也在一直坚持尽其自己的能力予以正能量。长江涨大水那年的九月，我在成都双林路电视台，捐钱捐物共4000元，5.12地震第三天自己开车到都江堰茶马古道雕塑下面去捐赠水果400元，同年六月到什邡洛水镇捐赠现金400元，去崇州三郎镇捐赠现金700元，1993年4月5日汉源白沙沱打矿民工被老板没法发工资，我送去了2500元发到了洪雅赵河乡每个民工手里，去年回生产队凡是70岁以上的12个农友每人又一次发了100元，并出钱请大家在生产队一起吃了一顿团聚饭。我自己没吃，看着他们吃，我就非常开心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对自己非常节俭。至今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就因为我这样做，我的许多朋友都戏谑地骂我“你是个老瓜娃子，为啥有那样惨的知青经历，你还那么不改初心呢？”
我刻骨铭心地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未间断过每年都要从成都回生产队看望他们至少不下四，五次，也就是说，我回城后，一共坚持看望了他们了上百次，而且每次去都会无偿地给他们做些好事。
最大的一件事就是2002年元月给整个生产队几十户人无偿地安上了光纤，让他们能够在当年的春晚收到了所有的节目，还在当时的成都人民商场用了897元买去了一台长虹彩电，给他们带去了传播精神文明和文化知识的捷径。此事过了将近一年被四川有线电视台《新闻现场》栏目的王珊珊，赵灵灵，杨纯三位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前往当地拍摄了《新闻现场》，由当时的播音员邓砚在2003年3月21日对全川观众播放了六次，此节目播出那天被一个我不认识的港商亲自用J25录像机录成带子请人转交给我，以示敬慕。（录像带至今还保留着）
我今年已经年届67岁了，仍然痴心不改，假如我不会早死的话，还会坚持和那些曾经一同裹过叶子烟和抱过我儿子的老农民们一起走下去。我会坚持不懈地对他们做我该做的事。我最崇拜的有一个先哲说的那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我对那里的人们承诺，只要我还活着的这些年里，那里只要有后代考上了大学，见到通知书后，我会把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拿出一部分或许是我当月的社保钱作为奖学金予以赞助和鼓励他们。
他们陪伴我度过了青春
促膝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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