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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名69届北京知青的北大荒经历

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名69届北京知青的北大荒经历

作者:王文健

7月初,因为俄国驻华使馆发布的一条新浪微博, 几个中国东北之北的城市成了网上的热点: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旧称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还有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位于黑龙江(俄称阿穆尔河)边,南岸就是中国的黑河,即以前的黑龙江省黑河地区行署所在地,现在的黑河市。

我曾去过黑河,路上险些车毁人亡。

那年是1971年的夏天,我独自一人开着铁牛55拖拉机去黑河拉砖。天津拖拉机厂1968年开始生产的铁牛55,是那时中国最新式、马力最大的轮式拖拉机,在整个辰清独立四营(后来的一师64团)只有一辆,分配给我们三连。


1970年春,我到三连机务排学开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数月后,又跟着乜师傅学开新来的铁牛55。到1971年夏,我早已开始独立出车,农田耕作,连里连外跑运输,但独自一人跑黑河这么远的路还是第一次。

查谷歌地图,从现在的辰清分场三队,即当年的辰清64团三连,到黑河全程148公里,行车时间约2小时。但这是汽车行驶高速公路的计算方式,与当年无法相比。


从三连到辰清团部约有15公里,当年从三连经二连到一连,再向前到五座桥,基本上是在水泡子里的草墩子上堆垫起来的泥土路。夏天水位高,路面松软,一路浅沟深辙,颠簸到辰清就要一个多小时。从辰清到孙吴再到黑河,是石渣铺垫的干线公路,路况要好得多,但铁牛55的最快速度是26公里/小时,从辰清到孙吴县城要开近两小时,再到黑河要开四到五个小时。


前一天到孙吴县城,办好去黑河的临时边境通行证。次日清晨,从孙吴出发。山风扑面,路旁是无尽的松柏和白桦,心情愉悦舒爽,正像那明朗的夏日。但是,铁牛55在农田和山路跑起来很威风,一上干线公路就显得慢慢腾腾。行程还未过半,愉悦的心情就被缓慢的车速消磨殆尽,尤其是被一辆又一辆的运货卡车超越后,要提速的冲动就更加难以控制。于是,我不顾驾驶规则,每逢下坡,就放空挡,让车身和后面的拖车凭借自重滑行,速度远超26公里/小时,直到滑行到上坡,才重新挂挡控制。


从孙吴到黑河的小兴安岭山路,很少有平坦的路段,基本上是一个接一个的山坡,起起伏伏,绵延不断,我也一次又一次地体验那高速冲坡带来的刺激。虽然不至于放声高叫,但足以赶走无聊烦闷。


在山间开车,很难衡量相对高度。眼前看到的是下坡又上坡,似乎起伏在一条水平线上,但实际上很可能位于很长的一段下坡,即便是中间的上坡路,也要低于整段坡道的最高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上坡路,也只能稍稍减缓但不能停止下滑的冲速。


在接近黑河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大下坡。我并未察觉,直到连续冲过两个上坡而滑行依然加速,我才意识到危险。这时又突然发现,前面下坡的尽头不是上坡而是一个下行的左转弯,如不减速,必定在转弯时翻车或者直接冲到山沟里。


我急出一身冷汗,赶紧踩刹车减速。但是,刹车出了毛病,右边的刹车片失灵,一踩刹车,车头就往左偏,车尾跟着向右甩;后面的拖车又没有制动,一踩刹车就会依惯性冲撞车尾,造成车身更大的摇摆。我只能快速点刹车,一点即放,并把住方向盘,在点刹车的同时,向右打把,校正打偏的幅度,而且尽量靠向内道,给左右晃动的车子留出摇摆的余地,不至于晃出路面。幸亏当时挂的是空拖车,向下推行和冲撞的力量不算太大,也幸亏当时路上没有其它的车辆,给了我操作的空间,终于在转弯前减慢到平时5档行驶的速度,松开刹车,顺利转过弯道。


转过弯道后就是一段上坡路,车子也可以停下来。下了车,两臂发抖,浑身发软,不停大口喘气,连抽了两根烟才缓过劲来。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死亡,其情状刻骨铭心。但当时独自一人,空山寂寂,无处言说;之后又不敢跟师傅或其他人说,明摆着是自己找死,只会挨一顿痛骂。


到黑河已是中午,饭后跑到黑龙江边。江边有岗哨,无游人,只看到一对母女在戏水。江面辽阔,但也没看到什么船只航行。江水清凉,跳到江中游了几分钟,实际上只在浅水中扑腾几下,因是边境,不敢往江中心游,怕引起误会。


白天对江对面的城市没留下什么印象。晚饭后再次去江边,在黑暗中穿过只有几盏街灯的街道,来到江岸的空旷处,就被对岸五彩缤纷的霓虹灯震撼。成片大厦的屋顶和墙边都点缀着彩灯,灯光与天上的星光和江面的光影交相辉映。最突出的光景,是一个尖塔上的红色五角星和一座大厦顶上的列宁头像。隔着江面,似乎还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歌曲声。


如今已经记不清,那一晚我想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当时的印象:独自一人,坐在夜幕下的江岸,抽着烟,遥望对面的辉煌灯火,听着江水流动的声音,身后是黢黑寂静的黑河小城。


最大的可能,是当时什么也没想,因为什么也想不了,脑中空空,只是沉浸在对比下的震撼中。我们这些城市中的青少年,来到北大荒,名义上承担着“建设钢铁边疆”的神圣使命,平时也不断接受各种、各层次的政治思想教育,要时刻不忘反修防修。但除了空洞的口号,我们对当时苏联的实际状况、对苏联人的实际生活、尤其是对苏联远东地区,一无所知。


黑河的所在地,旧时名瑷珲。可是我那时不知道,就在此地,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于1858年5月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定了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让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我也不知道,红色苏联在接管政权后,不肯退让任何沙皇俄国所占据的原中国领土,迫使中国签订了现在的边境条约,这才形成了今日的苏联/俄国远东地区。

那时我对苏联远东地区最具象的了解,来自于阅读《勇敢》。这是一部苏联的长篇小说,讲述苏联青年在阿穆尔河边建设共青城的故事。其中有人胸怀理想、坚持奋斗,也有人吃不了苦、悄然逃离。但我看到这本书是1972年,而且是我母亲特意从图书馆借回来让我受教育,从而坚定扎根边疆的决心,不要当逃兵。


荒谬吗?就在我们高喊反修防修的时候,教育、鼓励我们坚持反修防修的书籍,仍然来自我们要反对和防止的修正主义苏联。更不要提,我们这些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都是从小看苏联的文学和电影长大的,而这些苏联作品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未曾受到批判:《列宁在191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母亲》……当时仅能维持基本生存而又无书可读的我们,要防反什么?又凭何防反?


1984年,我又受到一次震动。那时在北大,认识了一位美国朋友,中文名叫何思砥。一次聊天时,说到以往经历。我说,1969年9月,我去了黑龙江,在农场里种地,开拖拉机。他说,1969年7月,他在家中观看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听阿姆斯特朗说出那句“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的名言。

两年前,我接到发小陈卫平寄来的一张四十几年前的旧照,回忆当年,有感而发,填写了一首《江城子》。词中写到:

改天换地赴边疆。

细思量,极荒唐。

号是知青,

实际半文盲。

这是我对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认知。不必讨论什么政治经济的背景、原因,十五六岁的年纪,应该受教育,不应去种地。

匆匆数十年过去,四处漂泊,很多的人与事都已忘记。但如今仍记得,1971年夏,我到过黑河。那年我18岁,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第一次远远地望了一眼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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