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落白桦林——飘荡在北大荒的冤魂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知青50年 Author 贾宏图
死亡不属于生机勃发的青年。然而他们死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风雨中。尽管死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的死，是否死得其所，时常使我苦苦地思索，夜不能寐。更让人不安的是，他们的冤魂还飘荡在山林和原野之中，找不到安托之处。
我所在营部的后面，有一片静静的白桦林。那林子中的树并不粗壮，也不密集。但每棵树都很美，树身挺拔，枝叶向上伸展，树干白得如雪，叶子青如碧玉，每个都是心的形状。那里是知青们精神的家园和爱的伊甸园。每天下了工，大家都往林子里钻，开始是一伙儿一伙儿的，后来就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在他们坐过的地方，有时你能捡到糖纸和果皮。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谁也不敢再进这片林子了。
大约是在1969年秋天，那正是白桦林最美的季节，那绿色的叶子变成了金色，风一吹过，沙沙作响，好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早上我被撕裂人心的喊叫声惊醒。“有人上吊了！快来救人！”我衣衫不整地跑出去，跟着许多闻声赶来的人向营部后边那一片新盖的房舍跑去。跑近一看，一个人吊在房框子上，身体静静地垂着，头仰着，脸像纸一样的白，眼睛睁着，无神地望着那一片白桦林。
“快摘下来，堵住他的嘴，别泄了气，堵住肛门……”明白人指点着，这时闻讯而来了许多人，却谁也不敢上前。那时，我很勇敢。我冲上去，抱着他的腿往上举，以解脱脖子上的绳子。他的腿已经很凉了，但还没有硬，裤子、鞋、袜子很整洁。又过来几个人帮忙，我们把他从房框上摘下来，平放在地上。营部的领导也赶来了，指挥我们给他做人工呼吸。我有节奏地上下拉他的手，压他的胸腔。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身体也慢慢地僵硬起来了。营部的医生又为他打强心剂，用氨气熏他……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还是死去了。
这么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就这样完了吗？昨天我还看到他在这片工地上劳动，那身古铜色的肌肉，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我的心不禁颤抖。
没有举行葬礼，也没人为他送葬。当天他就被埋葬在营部后面的白桦林里，他是我们营第二个死者，第一个是这一年春天为保护知青而牺牲的大学生金学和，也埋在这片白桦林里。为他我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后死者就不行了，他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换，他的棺材很薄很窄，这是连队的小木匠急急忙忙给他打的。他在哈尔滨的亲人没有来送他，他最亲密的女朋友也没有来送他。
这一切都因为他犯了“罪”，他正在接受审查，审查他的不是国家司法机关，而是营里领导派去的和他一样的知青。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营清查组成员，后来因为家里出了事，父亲被定为“走资派”，我从要害岗位清理到报道组了，专为报社写营里的好人好事，有政策水平的领导是把我当成“可教育好子女”安排的。清查组由一位东北农学院农技系的毕业生领导，他手下还有几个知青。他们很努力，一心要在这个以知青为主的青年农场也抓出几个特务。当时，我们所在的黑河地区正进入大规模的“清查”运动，建设兵团也不例外。我们这个营所在地职工很少，结果知青也被审查了，他是在审查中“畏罪自杀”的，他的死是比“鸿毛还轻”的。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他也是哈尔滨知识青年，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片密林深处的荒原。那时还没有大规模地动员上山下乡，但为了安置没有考上大学的社会青年，就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哈尔滨青年农场”。这里离最近的城市黑河市，还有280里的车程，处于大山深处，边远偏僻。但一百多位和我们一样豪情满怀的青年，来到这里开荒种地打井盖房。两年后，我们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来这里屯垦戍边，这里也被收编到兵团一师的一个营，大家都是兵团战士。
他没有成为被我们后来人尊重的“开国元勋”，是因为犯了错误，他和另外７个老知青拜把子兄弟，被定为“八哥们集团”。
这八个人有工人子弟，也有干部子弟。他们的主要错误是聚在一起称兄道弟，打拳习武，喝酒抽烟。他是其中的二哥，这几个人都服他，人长得精神，又练得一身好肌肉，对朋友讲义气，还会吹笛子。在他们之中，他是德艺双全的。傍晚时分，这8兄弟常躺在白桦林的草地上，听他吹《苏武牧羊》，吹《满江红》。然后又大声地唱歌，唱“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唱“送君送到大路旁”，唱“呵，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唱“今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歌唱”……当时这些歌曲都是“黄色歌曲”，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反动歌曲”！这无疑使他们的错误更严重了。
不过知青们并不恨他们，还有人爱上了他们。也许这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有一个一起来的哈尔滨女孩子，爱上了吹笛子的二哥。她当时是这个农场的才女，人长得漂亮，还会写诗，她发誓要写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二哥经常背着其他兄弟，领着她往白桦林里跑，他们跑得很远，回来得很晚。也许是为了丰富她的小说。她很喜欢苏联小说，比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写苏联共青团青年垦荒队的，那里面最让她感动的是青年们浪漫的爱情，这方面她还没有太多的体验。
为了改造和教育“八哥们集团”，清查组总是给他们派很重的活，伐木、打井、盖房、挑水，他们有的是力气，干得有滋有味，并没有消沉。然而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当时地处边境的黑河地区开始了以深挖“苏修特务”为重点的清查运动。军分区的一个领导在开动员大会上说：“黑河地区可能有一个加强师的‘苏修特务’！”于是开始了“挖地三尺”的运动。连我们这样的知青农场也不能幸免。
刚刚从“文革”前线“解甲归田”的红卫兵又重新燃起斗争的激情，他们把“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仅有的几个老职工和先他们而来的老知青。农场一个姓栾的“二毛子”老太太被怀疑为对岸派过来的情报员，而“八哥们”可能是她发展的小特务——因为他们喝酒时说过，“将来有钱了，到对岸看一看。”他们还经常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做着投修的梦想。这样一来，老栾太太被抓了起来，“八哥们”也被隔离审查了。老栾太太挺刑不过，用罐头碎片剖腹自杀了。这样“八哥们”就成了重点，不分昼夜地提审，然后就是更重的劳动惩罚。然而他们怎么也说不出来是怎样当特务的。后来，老八挺不住了，开始编故事了，把老栾太太如何组织他们为对岸提供“军事情报”，说得神乎其神。而爱吹笛子的老二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乱说。但是作为重点人物的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他盼着她能来看他，然而她没有来。也许是不敢来，也许是人家不让她来。
他终于盼来了她的一封信，一封长长的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也许是劝他认识错误，坦白交代；也许是宣布他们爱情终结……也不知道这信是自愿写的，还是别人要求她写的。
当时，我们报道组和清查组是邻居，一栋板夹泥的房子，他们住那头，我们住这头。那边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听清查组的人说，那女的写给老二的信特感人。谁看了都得掉泪。
看完信之后，他默默地哭了一场。哭完之后，他拿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让看守他的小知青到小卖店买了几瓶罐头，有肉罐头，也有水果罐头。然后他请关在一起的小哥们吃了一顿饭。当时他没吃多少，只是静静地望着大家。天黑之后，他整理了自己的东西，把能穿能用的都装进了一个黄背包，然后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了。天亮之后，看守他的小青年发现他没了，就大声呼喊起来，我披着衣服就跑了出来，后来在那间新盖的房框子里找到了他。
在度过一个漫漫长夜之后，大约是在黎明时分，他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唯一维系他希望的爱情线也断了，他沉落了。如那片白桦林中轻轻飘落的一片叶子。
他的死使他的女朋友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以后她病退返城了，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了消息。没有人追查他的死因。
后来黑河地区那场清查运动，以数百人的非正常死亡为代价，草草收场了。因为有城市“革命经验”的知青的参加，黑河的清查运动更加惨烈，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
清查组那几位知青哥们看侦探小说太多了，他们在心里编织了一个特务联络网，他们还让我看他们绘制的一张图，上面有附近林场和居民点的位置和每一个点的联络人。他们判断，“八哥们”是通过“二毛子”老栾太太和对岸挂上钩的，然后“八哥们”和附近各点的特务联系，目的是收集驻军和建设兵团的兵力部署。他们很有信心，如果在最单纯的“哈青农场”能突破这个特务网，整个黑河地区的特务就可以一网打尽了。我的战友们按老八的交代，老二是核心人物，据说还有一部电台！他们梦想突破哈青农场的特务网，然后立了大功，到北京受奖，最后调到边防部队，成为真正的军人！他们的想象力和逼供信的能力毁了老二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当然他们不是元凶，就像“文革”中许多红卫兵逼死人命一样。但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是否应该忏悔？在许多许多知青回忆文章中，我们都是受害者，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害人者。当时这个事件的见证人，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干傻事，不是我成熟，而是已经不被组织信用了。其实在清查的初期，在我还没有被清理出清查组前，我是批斗过农场的走资派的，性质和我的战友批斗“八哥们”是一样的，只是没逼死人命而已。这也是我永远的悔。
两年以后，我们所在的营因无地可开，全部撤走了。英雄金学和的坟被他所在连队的知青迁走了。他的坟，没有人迁，即使迁也找不到了，当时没留下任何标记。草绿草黄，树枯树荣，岁月无情，淹没了许多美好或痛苦的记忆。后来 “八哥们” 所在的连队迁到了五大连池农场（一师五团），大家还干着种地的活。那时清查运动已烟消云散了，那位领导清查的大学毕业生也回到家乡农技站工作了，有一年他出差到五大连池农场，住在招待所里，半夜时分突然有一些蒙面人冲进他住的房间，把他一顿暴打。第二天清晨，伤痕累累的他悄然离去了。这是谁干的？没有报案，也没人查案。有人分析，可能是因为 “八哥们” 的那个案子，他得罪了许多人。其实，他也是代人受过。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迟景铁，那个健美多才的哈尔滨知青。我也还依稀记得起他女朋友的样子。不过我不想说了，怕引起他们亲人的痛苦。
迟景铁没有死，他像山上的树一样还站立在风雪中
前些年我曾回 “故乡” 看过，当年的营部现在是个村落了。村后的那片白桦林还在，树高了，林密了，那草地上还星星点点地开着不知名的小花。我远远望去，仿佛听到了他的笛声，听到了他和她的笑声。
这篇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当年给我当过连长的陈永祥给我打过电话。他1966年春天带领着一百多个哈尔滨青年在那片残雪未消的山沟里刀耕火种，挖井建房。他曾是迟景铁的直接领导，返城后在哈尔滨的一个区的工商局工作。他说，哈青的老知青许多人看到了这篇文章，他们特别感谢我说出了历史真相，给了迟景铁和“八哥们”一个清白。他说，迟景铁的女朋友也看到这篇文章，返城以后她隐名匿姓落户在一个小县城里，她不想再见到当年的战友。但这篇文章让她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回到哈尔滨找到了老陈，请他把她写的关于哈青生活的书转给我，也许想让我知道更多的历史真相，也许想让我知道她和迟景铁之死的关系。
那是用青春和眼泪写就的文字，让我感动让我伤怀。她的文字确实不错，但那是一部尴尬的作品。说是纪实，她没有说出所有的真相，连人名都是虚构的；说是小说，又缺少文学架构和典型人物的塑造。我写信对她说，是写纪实，还是写小说，你要有勇气做出选择。我又说，无论怎么写，你不是罪人，而是受害者。忏悔可以，但不必缠绵于痛苦的自责中，光明在前，应该为死去的人活好现在的每一天。
她没有回信，也没有再通过老陈和我联系。
往事如烟。可有的事总也不能忘怀，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1969年12月26日，深夜，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当时我是兵团一师独立一营的通讯报道干事。我住的房子就是营部值班室。电话是从几十里外的林场打来的，电话的内容让我出了一身冷汗：“你们在桦皮窑林场伐木的知青住房着火了！现在跑出来的人还在雪地里站着，里面可能有人烧死了。快通知师部来人抢救吧！”
当时的通讯条件很差，全营和外部联系只有这一条和林场相通的电话线。我马上叫醒了营长，他命令我到离我们最近的阳台林场给师部打电话，请求支援。他当即带了几个人，跳上我们营唯一的一台嘎斯车，直奔桦皮窑林场。
我跑到马棚牵出那匹跑得最快的“草上飞”，这马是从“红色草原农场”买来的，性子很烈，我第一次骑它曾被摔个鼻青脸肿。经过一次次地调教，它终于被我驯服了，而且成了我的伙伴。我下连采访经常骑它。这一次执行紧急任务，我们只得风雪同行了。
这是北方最严寒的季节。我们营地处大小兴安岭相接的深山密林中，那是冰雪覆盖，猛兽经常出没之地。我翻身上马，紧勒缰绳，风雪扑面而来，我和“草上飞”都不禁打了个寒噤。我又用力拉了几下缰绳，用腿使劲夹了两下马的肚子，“草上飞”迎着风雪渐渐地奔跑起来。借着淡淡的月光，“草上飞”在通往阳台林场的路上狂奔着，卷起一阵雪雾。路旁的树林黑森森的，像魔影一样闪过。这林子里是有狼的，有一次下连队，正碰着它坐在路中间，把我吓得只好退了回来。这一回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不一会我和“草上飞”都大汗淋漓了。可是我还是把缰绳勒得紧紧的，为减少风的阻力，我几乎趴在马的背上。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跑到了阳台林场，当时棉衣裤都湿透了，风一吹浑身打颤。我马上给师部值班室打电话，线路不好，我喊哑了嗓子，对方才听清我报告的内容。回来的路上，疲惫不堪的“草上飞”再也跑不起来了。凌晨时分正是“鬼龇牙”的时候，冷得我牵着马跑了回来。到了营里，满身霜雪使我成了雪人。
下午，遭受灾难的战友们被从30里外的桦皮窑林场拉回来了。惊魂未定衣衫不整的二十几个战友坐在嘎斯车上，一见到我们就抱头痛哭。被烧死的哈尔滨知青倪少兴的遗体，用被盖着，由一个马爬犁拉着，上面插着一面红旗。被烧伤的战友王新民已被师部派来的救护车送到爱珲县的医院了。
这场灾难来得很突然，也很神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据亲历者回忆，已经完成采伐任务的三连的二十几个人，原定12月26日返回连里。25日下午，他们开了庆祝毛主席诞辰的联欢会，然后把炖得烂熟的狍子肉吃掉。第二天早上就打好了行李，等营部派车接他们下山。一直到晚上车也没来，可能是雪太大路不好走。他们只好又生火做饭。到了晚上，有人打开行李，大脱大睡，有人倚在没有打开的行李上打盹。这是一栋用原木堆起的“木克楞”房子，中间用布帘挡着，一面住着男生，一面住着女生。房子用柴油桶做的炉子取暖。
半夜时分，突然一声巨响，一个大火球在屋内滚过，立刻烟火弥漫，大家哭叫着从门挤出，跑到屋外，面对着漫天的风雪和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有人穿着衣服，多数人只穿着单薄的内衣。只用了几分钟，这栋房子就烧落架了，只有倪少兴没有跑出来，为救他，哈尔滨知青王新民被烧伤。
跑出来的青年乱作一团。当时年纪最小（十五六岁）的哈尔滨女知青吕平最镇静，她呼喊着大家快站到被抢出的被褥上，然后让大家抱成一团，她又喊：“快唱《国际歌》！”她又让一个叫贾玉民的知青，骑马到附近的鄂伦春的住处求救。贾玉民当时只穿着一身线衣线裤。
当时的场面十分悲壮。二十几个青年不分性别地紧紧抱在一起，雄壮的《国际歌》声在风雪中激荡，鼓励着青年们和风雪严寒作殊死的斗争。和呼啸的风雪声相比，这声音十分强烈，又相当微弱。在这同时，贾玉民骑马跑到附近一个进山打猎的鄂伦春人的营地，敲开他们的门，十分困难地说明情况，又十分容易地把正在睡觉的鄂伦春猎人的皮衣皮被装上了马爬犁。大约一个小时后，鄂伦春兄弟送来的温暖最后解救了二十几个知青，当时他们的歌声已经很微弱了。如果鄂伦春兄弟的衣物要再晚到半小时，他们就成为了大森林中永久的冰雪雕像了。不过大家还要永远感谢小吕平关键时刻的镇静！
知青吕平（前中）和哈青独立营的战友们
令人遗憾的是，勇敢智慧的指挥员小吕平、骑马报警的贾玉民和为救人被烧伤的王新民都没有成为英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历过这场灾难的每一个青年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当时我们营所在的黑河地区正搞清查运动，专门为“12·26”事件立了案，先是怀疑黑龙江对岸派来的特务纵火，后来又怀疑被烧死的倪少兴，当时他的父亲正因为“历史反革命问题”接受审查，可能为了报复政治运动，引发了这场灾难。据回忆，当时许多人边穿衣服边往外跑，只有他穿好了衣服站在火里不动，就是因为向外拉他，王新民被烧伤。
那个案子办得很紧，每个经历灾难的人都被审查了，搞得人人自危。宿舍里，天天半夜都有人哭醒，有人又梦见了那场火，被吓醒；有人梦见自己成了纵火犯被抓走，也被吓醒。几个月后，因找不到证据，这个案子也不了了之了。
二十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见到了小吕平，她在哈尔滨的一家工厂当翻译，刚领着许多青工到国外实习回来。她兴致勃勃地介绍国外的情况，却一句也没说到那次灾难。有一次我在街头远远地看到了倪少兴的父亲——那位白发苍苍的退休教师，我却没有勇气走向他的身旁向他问好，怕他看见我想起他死去的儿子！
往事并不如烟。现在回忆，引发那场神秘之火的原因可能是那个柴油炉子，有谁无意中把剩下的柴油或汽油倒在炉子里，引发了炉子的爆炸，造成了那场火灾！
我想，无论你愿不愿意说起，无论你能不能想起，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都经受了人生的一次涅槃。他们都成了火中飞出的凤凰。
以上这篇稿子发表在哈尔滨发行量很大的《生活报》，见报的第二天，就有一个读者给我打了电话。
“你写的知青故事让我很感动！感谢你第一个写了这个灾难的真相！我就是你写的被烧死在神秘的大火中的倪少兴的弟弟。我叫倪少滨。”
后来我和他——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第一附属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见了面。他说，哥哥下乡时，我还很小。他是1966年走的，好像从来没有探过家。他1969年被烧死后，家里人都不知道。那以后的好多年，逢年过节时母亲还给他寄过吃的东西，可他总也不回信。我们都奇怪，他为什么不回信！后来，看到他同时下乡的知青陆续都返城，母亲天天盼着他回来，眼睛都哭瞎了。
整个“文革”中父亲都在被审查，也没有能力顾及我的哥哥。后来他落实了政策，我陪着他和母亲到北安农场局找过哥哥的下落。他们查了哈青农场(一师独立一营)的档案，最后告诉我们因为火灾事故倪少兴已于1996年12月26日晚死亡了。按政策给了我们两千多元的补助。当时母亲哭得昏了过去。回来后，她一病不起，不久就病逝了。几年后父亲也郁郁而终。他们生前的遗愿就是能去哥哥遇难和安葬的地方给他扫墓。
“后来我知道了，哥哥当年下乡的农场早就撤销了，土地也交给了当地的农民了。我们想去扫墓，可不知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哥哥死亡的过程我们也知道了。如果你能提供一下哥哥墓葬的准确地点，我们特别感谢！”
为了完成倪少滨的嘱托，后来我又回了一趟哈青——当年曾留下我们无数青春记忆的地方，无论是痛苦还是幸福，它都如胎记一样刻在我们的身上。沿着新修的高速公路，五个小时就到达了边境名城黑河。又沿着平整的公路，向西行驰，路旁粗壮的白桦树挥舞着嫩绿的枝条，好像在为我指点进入“青春圣地”的方向。我们的车时而沿江而行，时而爬上山坡，时而穿过林海。三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叫西峰岭的小村，现在它已在地图上恢复了“哈青”的地名。
可惜，山河依旧，我们已难以找到知青营地的旧模样了。热情的老乡帮我们辨认了几栋旧营房，然后指着房后的一片大豆地说：“当时这里有几座知青坟，我们开荒时地都平了。这几年不断有人来找过，我们也说不清那个人埋在什么地方。”
那天刚下过雨，通往那片豆地的路特别泥泞，我们在地头采了一束野花，摆在地里，又在地头烧了一些黄纸，便结束了这次寻魂之旅。
那天，我的心情不好，地头烧纸时，热泪长流，掩面而泣。
回来后，我给倪少滨打了电话，如实地说明了情况。他去没去给哥哥扫墓，我就不得而知了。
摘自《没有墓碑的青春》 转自：知青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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