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拓荒记》 黑龙江兵团与颜文斌
黑龙江兵团与颜文斌 作者：陈吉才
1968年6月18日，经毛主席批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随后，沈阳军区陆续为兵团选派了近3500名现役军人。他们中有7名红军，两名开国少将，师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是抗日老战士。据统计，在130名团长、政委中，除两名是解放后入伍的外，其余全部是解放前入伍，其中抗日老兵60名，占46%。
这些主导兵团的老兵，在共和国处于“文革”的内忧外患之际，听从组织召唤，奔赴边疆，屯垦戍边，及时稳定了原农场因“文革”造成的内乱局面，在高效完成各项战备工作的同时，继承发扬南泥湾精神和北大荒精神，掀起了黑龙江农垦史上又一次大规模开发建设的高潮。本篇记叙的“三军”，系指一位八路军、一位新四军、一位老红军，在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拓荒的事迹。
老红军、开国少将、兵团第一副司令：颜文斌
提起黑龙江兵团，就不能不提颜文斌。颜文斌的名字，和黑龙江兵团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兵团组建后，沈阳军区和中央军委先后向兵团派了三名主要领导。一名是第一副政委程克廉，1968年10月到兵团，1969年末调离兵团；一名是政委任茂如，1970年初到兵团，直至兵团撤销；唯有第一副司令颜文斌，全过程主持兵团八年工作。他是兵团全部工作的亲历者、参与者、领导者和决策者。
黑龙江兵团是在原东北农垦总局和黑龙江省所属部分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的。如何把原农场按照兵团准军事编制组建起来，这不单单是个更名问题，而是有大量工作要做。当时，黑龙江垦区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斗批改阶段，各级领导已被“造反派”夺权，靠边站，有的还在被批判、游斗；有的农场派性严重，打内战；有的清队扩大化，随便抓人。据有关资料记载，仅八五二农场（后组建20团）文革以来被看管、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就达1297人。
当时，垦区上下指挥系统基本失灵，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许多科技人员受批判，职工群众人心惶惶、等待观望，各项工作处于无序状态。
面对这一情况，兵团工作如何开好局，起好步？颜文斌同志与到任的几位兵团领导果断决定，先“办班”，“放人”，结束内斗。并将这一精神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单位。纪要中明确指出：“现在关押的人，除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投毒的危险分子外，其余人员应全部释放，然后举办学习班。”
“办班”分级进行，兵团、师、团各负其责。兵团司令部主要办团（场）一级靠边站的干部学习班，从1970年至1971年上半年，先后办了7期，参加人员达300多人。
通过“办班”，“放人”，很快刹住并结束了垦区各农场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减少了内耗，使一大批干部很快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垦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文革中的社会动荡、思想混乱、对立与分裂，走向稳定与平和，恢复到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生产生活秩序，从而加快了兵团组建的步伐。
尽管后来按照中央和省里要求，兵团也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但这些运动都在兵团党委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颜文斌同志对此有条不成文规定：“不管批什么，不能影响战备和生产；不管怎么批，不能把人心批散了，把思想批乱了。”
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如同定海神针，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垦区社会秩序、保护垦区生产力的作用。
1968年10月，中央军委颁布第一批命令，为兵团配四名副司令。除颜文斌外，有一名始终未到职。剩下两名中，一名负责计划财务，一名负责接待知青。战备工作只有颜文斌兼管。
颜文斌同志，1932年参加红军，经历过无数次实战考验，并先后5次参加敢死队。残酷的战斗考验，铸就了他敢打敢拼、血性担当的性格。他深知战备工作的重要，面对苏联大兵压境的紧张形势，他提出：要带着敌情，以临战姿态搞好战备。
他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同司令部有关部门研究、分析敌情，一件一件解决组建战备值班队伍的具体问题，严肃要求作战部门要树立忧患意识，带着敌情抓战备。他强调，如果因为我们战备准备工作不落实，导致敌人长驱直入，国破家亡，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后，兵团上下齐动员，积极做好支前工作，全力支持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三师21团担架营一连三排开赴珍宝岛，运送弹药，接送伤员，为伤员输血。战斗结束后，沈阳军区为该排荣记二等功。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结束后，颜文斌同志又亲自带队，先后三次，勘察兵团及各师未来战场及战争情况下的转移地点。
1969年10月，沈阳军区又为兵团派来两名副司令，两名副政委。颜文斌同志随即把自已分管的战备工作交给新来的副司令，他便集中精力考虑兵团全面工作。
据统计，兵团期间，共组建起7万人的武装分队。即两个武装团（一个炮团，一个步兵团），35个步兵营，31个各种炮连，5个高射机枪连，61个警卫通信连，装备各种轻重武器5万余件。同时，抓了武装分队的军事训练，使每个武装人员都具备战时应有的基本素质。先后培训了军事干部2154人，训练了军事技术骨干两万余人。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上级军事机关对此十分满意。
我们很多人习惯于从生产的得失来评价兵团存在的意义，却忽略了组建兵团的最重要原因，那就是准备战争。客观地说，当年组建兵团，是国家支撑危局的一个应急措施。
颜文斌同志长期的军旅生活，使其养成了以行政命令来推进工作的习惯。这种工作作风，用来管理类似小社会一样的兵团，显然是不适应的。特别是用来指挥现代化的农业生产，难免发生“指挥失误”、“批评不当”的现象。
1971年5月，他到一师3团一个连队检查工作。发现一台拖拉机在小麦苗上压来压去，心里很不高兴，立即叫陪同的师团领导把拖拉机驾驶员叫下来，并自言自语地说，这不是把麦苗压死了吗？
师团领导开始见司令员满脸不高兴，正猜测是什么原因时，听他话音，方知究竟。连忙上前解释：这是搞苗期镇压，把小麦根部压紧压实，保墒，防止麦苗透风枯死。总之，这不是破坏，是为了让麦苗长得更好……颜文斌听后，脸色立即转晴。此时，拖拉机手已跑到首长面前，有礼貌敬了一个礼。颜文斌同志马上与其握手，并表扬他干得很好！
回到车上后，他深有感触地说，看来种地也有很深的学问……
此事发生后，他每次到下面检查工作，都要带上生产和经营部门的负责人。当时兵团机关有33个处室，除计划处、农业处、工业处三个处的处长是非现役干部外，其余30个处室，全部是现役处长。而计划处长任兆奎、农业处长王强，这两个不穿军装的处长，多是他下团、队的随行人员。特别是王强处长，随行的次数最多。颜文斌同志尊重老农垦干部、尊重科学、虚心学习现代农业技术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颜文斌作为兵团的当家人，人们对他的期望又决不囿于其在指挥农业生产的具体方式方法上，而主要看他是否有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局意识，和有效解决制约兵团农业经济长远发展的疑难问题。
颜文斌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感到，一个国家的内忧外患，首先体现在国土和粮食两大安全要素上。而赋予黑龙江兵团“屯垦”、“戍边”两大任务，就是要解决国土和粮食这两大安全要素。毛主席所以亲自签发“照办”二字来批准成立兵团，其意义就在于此。
颜文斌来兵团工作后，反复思考如何把保卫边疆和开发建设边疆结合起来。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知抚远地区有大片可垦草原，而此处又恰恰是战备的空白点。于是，颜文斌拟在该地区组建六、七、八三个师，承担起“屯垦戍边”两大任务。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其他兵团领导沟通后，责成作战部门拟定方案，上报沈阳军区。后经沈阳军区批准，只同意建一个六师。
如果说组建六师，开发抚远荒原，是颜文斌同志从国土安全和粮食安全大局出发具有战略眼光的话，那么，他推荐和力挺王少伯担任六师师长，可称作是具有慧眼的伯乐。
王少伯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上任不久，就对六师师部建在火烧孟有想法，多次向兵团机关反映无果。一次，王少伯打电话请示颜文斌说：“司令员，我想把师部往后迁？”
“迁到哪？”颜文斌问。
“我考虑，一是迁到25团团部，二是迁到富锦市。”王少伯回答。
“三江放不下你呀？你干脆迁到北京去吧！”颜文斌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王少伯知道惹怒了老领导，未敢再作解释，也彻底放弃了把师部建在富锦的念头。
不久，颜文斌同志让机关有关部门再作考察，听听大家意见。
计划处长任兆奎向司令员汇报。他说自己30岁到25团工作(七星农场)，比较熟悉三江荒原情况。兴建六师，他特别高兴。但师部建在哪？他建议还是建在25团团部比较合适。这样，使六师处于中心地带，又有25团为依托，便于六师尽快展开全面工作。
颜文斌听后，觉得有道理，也符合大多数同志的想法。于是，召开党委会讨论，并报沈阳军区批准，把六师师部迁到25团团部。
这一重大决策，不仅为六师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也为后来建三江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颜文斌惜地如金，视粮如命。在六师大力开发抚远荒原的同时，颜文斌要求其他五个师也要自找荒原，搞好勘察，能开发的尽量开发，能扩建成团的报兵团审批。
据统计，兵团期间共新建了9个团。除六师外，一师新建了68团；二师新建了17团；三师新建了58团和26团。
颜文斌要求所有老连队都要珍惜每一寸土地。他要求老连队种地要种到头，种到边，电线杆下转一圈。
八年中，兵团共开荒530万亩，耕地面积从1968年的1384.9万亩，增加到1976年的1915.2万亩。等于每年增加一个65万亩耕地的中型农场。
兵团时期，尽管农业生产出现过马鞍形，即1971——1973年因农业受灾减产，但从总体看农业形势是发展的。兵团的粮食总产量，由组建时的26.68亿斤，增加到38.78亿斤。八年累计上缴商品粮99亿斤。
兵团的工业发展也阔步前进。工业总产值由组建初期的1.37亿元，到兵团撤销时已达的3.91亿元，增长178%。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原农场只靠农业单一经营的状况，也为垦区后续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兵团的林业、畜牧业，以及服务业和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
颜文斌同志在兵团八年，不仅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赋予兵团的“屯垦戍边”任务，而且为兵团农业的永续发展和兵团的长远建设办了许多大事，既造福兵团，也惠及周边市县。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抢修“二抚公路”的任务交给了兵团。颜文斌同志十分重视该项任务，因为它既关系到兵团战备，也关系到兵团和整个抚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兵团仅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组织了6800人的筑路大军和必须的设备、物资到筑路现场。
在施工的关键时刻，颜文斌同志亲临现场作动员，深入各个工区，具体解决施工中的问题，勉励施工人员发扬成绩，继续努力。
经过7个月的艰苦奋战，二抚公路于1969年11月建成通车，受到了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沈阳军区的表彰。
1972年初，兵团报请国务院、铁道部和黑龙江省政府，恳请修建一条从集贤县福利镇至六师60团团部（前进镇）的“支农”铁路，使三江腹地与外地交通网络连续起来，简称福前线铁路。
国务院十分重视兵团的报告。余秋里副总理当即批示“同意”，并决定由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勘测设计，哈尔滨铁路局组织建设，兵团参加施工。
兵团从三、六两师抽调了几千人，组成筑路大军，与铁路部门的筑路员工一起，奋战4年，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于1978年胜利完成了226公里的施工任务。
40年后的今天，回头审视这两项在垦区开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工程，仍然值得我们兵团人、农垦人骄傲和自豪。40年来，这两条运输大动脉，为三江平原地区3市6县、两个农场管理局、25个农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们是两座丰碑，横卧在三江大地上，昭示着兵团在北大荒建设中的一段不可小觑的业绩。
兵团成立以前，原农垦系统的通信联络，是依靠地方邮电部门的电话、电报网络，通信质量、效率和时效都比较差，难以适应战备和生产的需要。
兵团成立后，本着独立自主、平战结合的原则，开始了骨干通信网的建设。颜文斌同志重视通信建设实打实，亲自给老部下写信，帮助解决通信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使兵团通信处的干部很受鼓舞。从1970年8月至1973年底，兵团至六个师的通信线路全部架设完成，全长一千多公里，彻底改变了垦区的通信面貌。自然也为后来垦区通信设施的改造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颜文斌同志不仅给黑龙江垦区留下了诸多有形资产，他还用自已的一言一行，弘杨了北大荒精神。
颜文斌来兵团前，曾先后任39军、40军的副军长。这两个军当年是林彪手下的三只虎中的两只虎。颜文斌到兵团，职务没升，级别没涨，工作条件反从内地到边疆，但他毫无怨言。
来兵团后，颜文斌一心扑在工作上。
八年来，兵团1900万亩耕地，留下了他的足迹；兵团最边远的战备值班分队，有他的身影；二抚公路有他的汗水；兵团的通信建设，饱含他的战友情。
在18团蹲点，三九严冬，他与工作人员一起刨粪，清厕所；在佳木斯郊区兵团机关农场，三伏酷暑，他与机关干部一起锄地，拔草。
在北大荒八年，有五个春节，他是与基层干部、职工、知识青年一起度过的。他艰苦奋斗，不忘初心，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受到兵团上下一致称赞。
下基层，他一向轻车简从，吃饭付款，住宿交费，从不搞特殊，从不收任何礼品，和各类名目的馈赠。他堪称一尘不染的老党员、老红军，是一名战功赫赫、德高望重的开国将军！
2014年4月1日，颜文斌同志在大连逝世。《北大荒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一位让北大荒人怀念的百岁将军。
我眼中的黑龙江兵团
第一副司令颜文斌
1969年3月至1976年2月，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工作期间，具体负责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同志的秘书工作。这期间，颜文斌同志对工作执著的敬业精神、直言不讳的军人性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红军本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尽职敬业 顾全大局
颜文斌同志的敬业精神，缘于他贫寒的家庭出身和对党、对红军的感情。他7岁父母双亡，8岁给地主放牛，15岁时偷偷从地主家跑出来参加红军。到部队后，他获得了新生，所以，他非常感谢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也正是怀揣着一颗感恩之心，成就了他的业绩。
1974年5月，兵团针对李先念副总理的批评，向黑龙江省委呈报了1973年亏损原因的报告。在这个问题处理上，他不仅表现出一个领导者的风度，也使兵团上下看到一名主要领导者引导群体顾全大局的领导水平。
敢抓敢管 直言不讳
与颜文斌同志敬业精神相匹配的是他敢抓敢管、直言不讳的军人性格。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性子急、火气大，动辄就批评人。其实这既是他军人性格的表现，也与他的敬业精神有直接关系。这方面，兵团机关干部感受更直接。
反对浮躁 求真务实
1988 年5 月颜文斌在重返北大荒时，在佳木斯和已经转业的老秘书陈吉才重逢。
陈吉才，1940年11月生。1957年7月参加青岗县工业系统会计训练班，学员。1958年调青岗县委工业交通政治部，任计划员。
1959年2月参军到沈阳军区第一通信团。历任无线电员，连队文书，营部书记，团政治处秘书等职。
1969年3月调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任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专职负责颜副司令秘书工作）。1976年任农场总局军事部政工科科副科长，宣传科科长，1981年1月任绥化管局人武部政委，1983年因病离职。1985年转业到省农垦总局“经打办”，任副主任，后任监察局副局长长、局长，总局纪委常务副书记兼监察局长，直至2000年退休。
父亲走了，走在2014年清明节前夕，走在刚刚过了100岁的时候。清明节早晨，我们在殡仪馆为他送行，挽联上写着三代子孙们对他一生的敬仰：“万里长征百战沙场，千秋功德百岁将军。”望着鲜红党旗覆盖下那留着18处战伤的遗体，我们为父亲这位开国少将、百岁将军的一生感到由衷的自豪！父亲安详地走了，我的思绪追寻着他的人生脚步，穿越时光隧道，穿梭枪林弹雨，跨越雪山草地、万水千山……
长征路上九死一生
父亲颜文斌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6岁那年，一场瘟疫夺去了全家11口人的性命，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1931年春天，父亲参加了红军。在参军的第二天，父亲就参加了一场伏击战，第一次放枪子弹就飞了，差点打中前边的连长。连长是旧军官出身，挥起马鞭就打，被连指导员制止了。战斗胜利后，全连擦拭武器。连长发现父亲枪里“顶子钩”不见了，暴怒之下定他一个破坏武器罪，下令：“绑了，就地枪决！”枪口对准了父亲的后脑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外出开会的连指导员飞马赶来，把父亲搂在怀里，怒斥连长：“这孩子是雇农出身，参加战斗很勇敢，一个人缴获了3支枪和一大包军装。这么好的战士，怎么会破坏武器呢！”
父亲参军不到一年便当了排长。1934年8月，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父亲随红六军团向湘西转移。在围歼湘军总司令张振汉的忠堡激战中，红军42名排以上干部组成敢死队，父亲站在头一位。冲锋号一响，他们如猛虎扑入羊群，父亲的刺刀一连捅进两个敌人的胸膛。突然，一颗手榴弹在父亲身边爆炸，他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父亲隐隐约约地听见有人说话：“挖好坑了，埋吧！”接着，他便被拖进了坑里……他脑子一下子清醒了：是自己人在打扫战场呢！猛地，他睁开眼睛坐起来，大喊一声：“你们埋活人呐！”在场的人全吓傻了！
父亲在长征时期6次负伤。有一次，一块炮弹片嵌入了他的脑门正中，他用手一摸，一大截子还露在外边呢。他叫战士找来一把铁钳子，像拔钉子似地使劲往外薅，拔出来的时候，血哧地窜出去老远。
父亲大腿上那块碗口大的伤疤，是在长征途中负的伤。营长劝他留在老乡家养伤，父亲却执意要求跟着队伍走，能挪一步是一步，能活一天是一天，直到走不动死掉为止。
沿途不断地有人劝他：“算了吧，老表，别跟了！”部队途中休息，父亲继续赶路，部队晚上宿营，父亲依旧不睡觉，再向前赶一二十里地，为的是第二天不被落下。父亲的伤腿痛痒难忍，有一天，他走到一条小河边想洗洗伤口。绷带打开，吓了一大跳，只见一片白花花蠕动的东西覆在腐烂的伤口上，瞬间，蛆虫满腿到处乱爬。没想到，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父亲竟然活了下来！当时，他仅用战友们给的一点盐巴，天天用铁茶缸煮开盐水清洗伤口，伤口竟然奇迹般地愈合了。走到四川的时候，他竟然丢掉拐棍赶上了自己的部队。
80多年后，我偶然从一位医学专家那里得知，当时多亏蛆虫吃掉了伤口中的烂肉，起到了清除坏死组织的效果。这曾是拿破仑远征军发明和使用的“偏方”，想不到，无意中在父亲身上应验了一回！
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父亲面临更为严重的死亡危胁。由于打仗、严寒和饥饿，部队大幅减员，好几个连变成一个连。过草地后期，父亲的连仅剩下22名战士和他一个干部。天天吃野菜，吃得脸发青、眼发黑，浑身面一样的软。当野菜也被前边的部队吃光的时候，父亲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草地上，像睡觉一样等待死神的来临。朦胧中，传来一阵马蹄声。“喂，老表，起来走哇！”有两个人过来扶父亲起来，可是扶起来他又栽倒了。一位首长从马背的干粮袋里倒出仅有的一碗炒面，送到父亲手里：“你是饿的，快吃吧！”这碗炒面，父亲是和着泪水吃完的。吃完就有了力气，当天晚上就走出了草地。
选定国庆节当自己的生日
每逢国庆节这一天，我们全家老少二十几口人都要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给父母过生日。怎么这么巧，两位老人的生日恰恰都是10月1日？这其中埋藏了一段战火中的浪漫爱情——
母亲名叫项彬，1925出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一户中产家庭，项氏三姐妹是当地的三朵金花，大姐和小妹都嫁给了有钱人家，母亲则于1946年参加了解放军，是部队的卫生员。当时，已升任团长的父亲率部解放了海伦县，就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样，父亲一眼看上了刚入伍的年轻漂亮的母亲。父亲求婚时只说了一句话：“项彬同志，咱俩结婚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就是这句砸地有坑的实在话，让母亲义无反顾地嫁给了这个年长她10岁、个头不高却顶天立地的男人。
母亲身怀六甲的时候，辽沈战役即将打响。一天傍晚，父亲和团政委到阵地前察看地形。突然一颗流弹飞来，正落在他俩身边爆炸，身材高大的团政委当场牺牲，站在他内侧的父亲也被炸伤，送往医院抢救。噩耗传到后方留守处，团政委的妻子当场晕厥。母亲则骑上父亲的战马，在警卫员小骆的陪同下，连夜策马扬鞭驰往前方医院。途中，枪炮声大作，训练有素的战马就地卧倒，母亲毫无防备，一下子从马背上被抛出老远，滚落到山沟里。
黑暗中，小骆吓得嚎啕大哭，喃喃自责：“嫂子和肚里的孩子全完了，我可怎么向团长交待啊！”忽听到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别哭了，我没死！”母亲和父亲一样命大，她和肚子里的胎儿奇迹般地安然无恙。
半个月后，父亲重返前线，他在辽沈战役中创造了在开阔地上挖战壕抵御近攻击的打法，指挥主攻团一举攻克号称“小马其诺防线”的两个支撑点，率先打进了锦州城。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战役，生俘两名少将师长和3000多俘虏。父亲千里奔袭追歼敌军，连续好几个昼夜不合眼，边奔跑、边吃饭，一口气打进沈阳城。恰在这一天，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姐，起名为颜沈平。
辽沈战役之后，父亲率团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连连告捷，一直打到中越边境镇南关。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绚烂焰火照亮了中华大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就在举国欢庆的这一天，正在南下作战的父亲由115师参谋长晋升为副师长。填写档案时，首长问起父亲的出生日，这下可让他犯难了，从小就是孤儿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出生的具体日子。父亲突然灵机一动，大声地说：“报告首长，我的出生日就是今天，和新中国的国庆日是同一天！”首长一听就乐了：“好你个颜文斌！国庆节成了你的生日，你可真会选好日子啊！好，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庆贺你的生日！”父亲一听更兴奋起来：“既然要给我过生日，干脆和我老婆项彬一起过吧，她也搞不清自己出生于哪一天。让我们夫妇都和新中国一起过生日，这样岂不是更有纪念意义吗？”
从那天之后，每年国庆节，父母都要一起过生日，全家人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感受家国情怀的洗礼和温馨。父亲作为大家庭的灵魂人物，总要发表一番爱国爱家的感言，他向晚辈们坦言：“我7岁就失去母亲，受了很多苦，自从和项彬结婚后，日子才过出了滋味。她跟着我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勤俭操持这个家，把5个孩子拉扯大，太不容易了！你们要孝敬母亲，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们也要替我好好照顾她！”这番话出自戎马一生的父亲之口，让我们心生敬仰和感动。
母亲晚年体弱多病，又摔断了腿骨，父亲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倒尿盆。他和子女们精心照顾母亲3年，母亲在过完80岁生日的第三天驾鹤西去。
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1996年，我们夫妇乔迁新居，请父亲来家作客。父亲兴致勃勃而来，在一面很大的装裱画前皱起了眉头，我解释说这是一幅很有名的日本富士山樱花图。不料，父亲勃然变色，扭头走了！我恍然大悟：“我们犯忌了，老爷子最恨小日本了！”
抗战时期，父亲在晋察冀军区担任特务团一营营长和四分区游击大队长，指挥过曲阳桥伏击战、北山阻击战等许多漂亮仗。1938年秋季反扫荡时，300多个日本鬼子和500多个伪军在山下集结，一个日军军官在队前作进攻前的部署。敌人远在射距之外，父亲拿起一支刚缴获的新三八步枪，远远瞄准鬼子官的脑袋，屏住呼吸勾动板机，“啪！”一声清脆的枪响，张牙舞爪的鬼子官当即毙命！吓得所有敌人全趴在地上，足足有五六分钟不敢动弹。后来，他们胡乱朝山上放了一通枪，抬着那具尸体，垂头丧气地撤走了。从此，“神枪大队长”、“颜老虎”的称谓不径而走。
父亲亲眼目睹过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的一桩桩暴行。“他们把中国人的肠子挂在树上，把孕妇肚里的胎儿挑在枪刺上……”提起这些，父亲就咬牙切齿，眼珠子瞪得老大，双手不由自主地做着猛劈鬼子头的动作！
父亲终生难忘并一直耿耿耿于怀的一仗，是1939年秋攻打平山城那场血战。他率领200名敢死队员炸开城墙缺口杀入城中，但我军大部队遭敌疯狂反扑未能攻进城去。敢死队在城中孤军奋战，杀入一座鬼子兵营，与敌人短兵相接。父亲挥起大刀与一名鬼子搏杀，鬼子弃枪而逃，父亲扑上去猛力关门把他夹住，鬼子身子在里边，头在外边，拼命挣扎。父亲全身用力顶门腾不开手，这时，他的通讯员跑过去，从地上拾起一个钢盔，像大板砖拍萝卜，扑哧一声，把那个鬼子砸得脑浆迸流。父亲还没来得及抹一把溅在脸上的污血，扭头发现一个鬼子正仓皇地往墙洞里钻，他和通讯员冲过去一人抓住鬼子一条腿，可怎么也拖不出来。父亲当即挥起大刀砍掉了鬼子一条腿，又抬手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这时，一名队员找来了两筒汽油，父亲下令烧毁鬼子军营！
熊熊烈焰映红平山县的夜空，火光引来密集的枪声，鬼子和伪军黑压压地围攻而来。父亲率领200名勇士在城中左冲右突，与数十倍的敌人展开了激烈巷战，他们浑身上下溅满敌血，成了一个个“血人”。一直打到次日早晨，退守一座小学院子里，眼见弹尽援绝，而敌人越聚越多，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父亲决定原路杀回，从城墙豁口突出去！上午9点多钟，父亲率领仅剩下的20多人冲到城墙下，却惊讶地发现，炸开的豁口不见了，一夜之间，鬼子已用麻袋包垒成了两丈高的城墙。
“冲上去，控制制高点！”父亲第一个爬上城墙。一名鬼子中佐发现了他，指挥刀朝他一指，机关枪旋风似地扫过来，父亲“嗵”地一声扑倒在地！父亲“中弹而亡”的动作演得太逼真了，连鬼子中佐都被蒙骗了，他不停地挥刀指挥，在城墙上走来走去，全然忘记了十几米处的那具浑身是血的“尸体”。当那双皮靴离父亲只有两三米远的时候，父亲一跃而起，如泰山压顶、饿虎扑食，双手举起大刀向鬼头上砍去！这一刀，发力实在太猛了，硬生生地把鬼子中佐的钢盔劈成两半，他的头和上半身被一劈为二！
一场殊死的肉搏战在城墙上展开，父亲瞧见一个鬼子一手拄枪，一手攀墙爬上制高点，他一刀砍去，鬼子连手带枪均被砍断，惨叫一声，从两丈多高的城墙上摔了下去。又一个鬼子爬上来，父亲挥手一刀，将他斜劈成两半！突然，身后的一个鬼子朝他开了枪，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臂，他顾不得伤痛，扑上去劈头盖脸狠狠给他一刀，接着又反手一刀，把他的头砍了下来。这时，又一颗子弹从他的身后射来，父亲眼前一黑，身子晃了几晃，从两丈高的城墙上栽了下去，掉进城外一丈多深的壕堑中，昏死过去……
“太惨了，200多人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这个仇不能忘啊！”年高病重的父亲无数次地念叨，这是他心中永远抚不平的伤痛。
父亲家住大连海滨一幢日式旧别墅。有一天，一群日本人在翻译的陪同下，按响了门铃。警卫员小马开门后，翻译说：“这些日本客人是这幢房子原来的主人，想进去怀怀旧，行吗？”小马断然拒绝：“不行，我们家首长最恨日本人了！”说罢，“砰”地一声关上大门，让这群人吃了一个闭门羹。事后，我们都批评小马，“也太不礼貌、太不客气了！”不料，父亲突然冒了一句：“我看小马同志做得对，就应该爱憎分明，不忘本！”大家一听，全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父亲就是这种性格，爱屋及乌，恨屋及乌。
这几年，日本右翼势力频频制造事端，父亲偶尔会从电视中听到这种消息，老人是真生气啊，手都不停地颤抖。有一天正吃着饭，父亲突然推开饭碗，说了一句惊诧四座的话：“给我一杆枪，我还能上战场，领你们去打日本鬼子！”父亲堪比老黄忠的赤烈报国情怀，让在座的清一色的晚辈军人深受震撼！是啊，军人生来为报国！老爷子的境界真是了不起！可老人一激动，血压就升高，犯心脏病，我大姐不住地埋怨家人：“以后看电视小点声，别让老爷子再听到‘日本’两个字！”
将军家风令人赞
父亲晚年，十几种疾病缠身，双目失明，双耳几近失聪。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不行，每次看电视都唠叨：“电视机没声没影的，怎么也不找人修一修！”
6年前，父亲病倒了，住进解放军二一〇医院。5位子女及家人连续6年以院为家，轮班陪护，每天24小时精心护理。父亲经常白天打瞌睡，夜晚精神头十足，睁大双眼，亲切地“会见”他的老部下和老战友，嘴里不停地叫着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说着梦呓般的话语。每每出现这种情形，我们都知道，“晚点名”又开始了！父亲“晚点名”次数最多的人，是我的公公刘崇山。“啊，老刘来啦，坐吧，崇山同志，坐到我跟前来……”父亲边说边伸出手去，紧紧握住他眼中的“老刘”——护理人员的手……
7年前，比父亲小16岁的公公因肝癌晚期不幸去世。因为害怕重感情的父亲承受不起这个打击，引发心脏病，全家人一直向他隐瞒事实。父亲想念亲家，时常念叨：“怎么这么长时间，老刘也不来看我！？”有时他干脆命令身边人：“你们打电话，让刘崇山同志来给我看病！”还不停地追问：“怎么搞的，老刘还不来？”大家没办法，只好编个谎言，说我公公已回山东老家退休养老了。父亲这才作罢，时常喃喃自语：“山东太远了，老刘来一趟可不方便呐。”于是，父亲又开始点其他老战友的名字，念叨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旧事。
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后，由115师师长升任39军副军长。1955年授衔时，父亲的任职时间仅差10天，未能授少将军衔。之前，组织上派人征求他的意见，考虑到他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负伤最多，战功卓著，只要他说一声，是可以特殊照顾的。“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安排。”父亲这一让就是9年，直到1964年他才晋升为少将军衔。
1968年，毛泽东批示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父亲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空缺）。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从野战军的军事领导岗位转行抓大型国营农场的生产和管理。有一次，父亲到某师检查麦收，见几个连队晒场摆了不少招待水果，立刻沉下脸来，扭头就走。一群正在劳动的知青见他走来，放下农具齐声鼓掌，问司令员好。父亲在回去的路上，朝着随行的师团领导大发脾气：“你们搞些啥名堂？谁叫你们这么搞的？这样能带好队伍吗？”最后，他甩下一句：“乱弹琴！”上车就走，弄得陪同的师团领导很难堪。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却格外尊重知识，尊崇师道。我大哥小学四年级时在课堂上捣乱，将一把大鼻涕甩在老师的眼镜上，老师找家长告状，父亲暴怒之下，把大哥吊在树上用皮带狠狠抽打，吓得四个姊妹全都跪在地上求情。父亲气呼呼地告诫我们：“我从小想读书读不上，你们不知珍惜，我不能容忍你们这么不尊重老师！”我和爱人在兵团子弟中学读书时，正逢“读书无用”、“白卷先生”吃香的年代，父亲不听邪，多次发脾气“放炮”：“学校不抓学习干什么？学生不学习怎么行！”他把兵团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调到学校当老师，“顶风”把教学质量搞了上去。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兵团子弟中学创造了当地升学率最高的纪录，我们也是受益者。而今，家族三代人中成长起十几名中高级军官和七八名世界名校留学生。
父亲从小是孤儿，却特别推崇孝道。我出嫁的头天晚上，父亲割舍不下父女之情哭得泣泪交流，可还一遍遍地叮嘱我：“咱们老颜家有两条家规：一个是师道，一个是孝道，你要好好孝敬公婆……”我向父亲保证：“我对自己父母咋样，就对公婆咋样。”不料，父亲严肃地说：“错！你对父母好十分，要对公婆好二十分！”
1983年，父亲在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岗位上离休。在大连“红星村”干休所，“老颜家家风好，子女都孝顺！”可谓有口皆碑，在子女们无微不至地照料下，父亲成为大连市最长寿的老红军之一。为了用“绿色治疗”取代抗生素，我拜师学会推拿疗法，我每3天值班一次，每次给父亲推拿3小时以上，遇到老人发烧发热，我就从晚到早推一宿，常常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6年间，父亲多次发生病危险情，他在二一〇医院医护人员和竭尽孝道的子女们连续6年、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精心救治和护理下，凭着顽强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病魔和死神，创造了生命奇迹。
父亲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父亲就像一本厚厚的大书，教我们读懂什么叫坚强不屈、什么叫正直无畏、什么叫忠孝节义，他用铮铮铁骨、似水柔情培树的良好家风，是后辈代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来源：浓情黑土地、黑龙江兵团网
推荐阅读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荒友家园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