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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大荒纪事

大荒纪事张鸣/文
本文选自张鸣老师新著《大荒纪事》。该书讲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各地或因上山下乡,或因逃荒的人们,如何在“北大荒”农场生活的故事。作者以自己的同学、农场的职工、职工家属以及农场附近的农民为对象,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记录了他们微小而传奇的人生,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娓娓道来。

  • 知青的爱情

  • 多余的人

  • 王飞的案子

  • 忠字舞夫妇

知青的爱情

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很多,每个连队,知青人数差不多要占到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开始的时候,好些团的知青都有枪,是那种当年抗美援朝时的武器,转盘机枪、冲锋枪、七点六二口径的骑步枪。

但是,自打中苏边境的火药味一减,这边有枪的知青就开始出事,打架动枪;跟指导员结仇也动枪。惹完了事儿,自己拎着枪上山,被围捕,还要抵抗。事儿多了,枪也就都给下了,然后就变成纯粹种地的农工。


同为农工,活儿有好有坏。文书、出纳、会计、卫生员、小学老师和兽医都属于第一等的好活;干机务,开拖拉机的,属于第二等;而用镰刀和锄头的,则是最后一等。那年月,干第一等好活的,大多为知青,也就这些人干得明白。


知青分派,一般按地域分,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哈尔滨的。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打架,但没有枪了,打着打着,就形成了均势。


一旦有了矛盾,各自的老大出面协商,最后和平解决。实在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事儿,都是大事。一般都会闹到领导出面,把人调开拉倒。


知青初来的时候,大多都是毛孩子,说是知识青年,其实大部分连小学都没读完,跟文盲相近,只有极少数老三届的,算是有文化的。混了几年之后,革命的热情消退,年纪也大了。一大群青年男女在一起,难免生出男女之事。


不过,即使谈恋爱,也是同一个城市的人内部解决。跨城恋爱不是没有,但前提是一般男的都是干好活的,如果能干上领导,做了副连长、副指导员,那么,哪个城市的女孩子都任你挑。


只有极个别的知青,才找当地人。虽说来的时候,他们都发誓要扎根农村,但意识深处,还是都惦记着回城。真的跟当地人结婚了,回城就根本没戏了。


所以,连队的男女之事,在本地人和知青是两个系统,互不相干。


当地人,老爷们和老娘儿们之间,荤素不论,不仅动口,而且动手。一些老职工,满嘴都是黄段子,什么四大红,四大黑,小寡妇上坟,十八摸,都来。男女打闹,互相扒裤子,看得人脸红心跳。


知青不干这个,老职工也不跟知青开玩笑。知青的嘴里,也断然没有老职工那么脏。谈恋爱,就跟在城里似的。从外表看,斯斯文文的。


但是,老职工男女打闹,闹到真的做爱,好像还挺少见的。知青却不然,经常男女一拉扯,就钻了玉米地或者小树林,铺个破棉袄,就做将起来。所以,这些地方,经常能看见用过的安全套。农村小孩子不懂事,还捡起来交给大人。


李文珺是哈尔滨知青,长得不算最出色,但也算是知青群里的上等人物,个子高,脸白。知青私下说,她的一对乳房也鼓。偶尔被偷看过一次,让人惦记好多天。


同为哈尔滨知青的小赖子,成天弄个七节棍比画着,有一次比画完了,夸口说,在哈尔滨的时候,他有一次见过文珺穿裙子,那腿好看极了。


李文珺当然看不上小赖子,她好像谁也看不上。那些干好活儿的知青,一个都没入她的眼。


文珺是文青,爱读诗,尤其喜欢莱蒙托夫的诗。没事,她就躲到一个静静的河边上独自朗诵: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到遥远的异地它寻找什么?它把什么抛弃在故乡?”


王阿强是上海知青。上海知青,在知青群里,是个另类。在自己的圈子里,也分等级。谈恋爱,第一原则,就是苏北佬不予考虑。苏北人自己一个圈子,跟其他人不怎么来往。


王阿强偏偏是个苏北佬,但是,在我看来,所有的上海知青加起来,也没有他有学问。而且,人家还不是老三届,仅仅是68届初中生。


王阿强没干上好活儿,甚至都不是机务队的,就是镰刀锄头,干着最低等的农工。闲了,他就夹着本厚厚的《资本论》第一卷,坐在宿舍的角落里看。


当然,我喜欢的诗词歌赋,他也懂点儿,比那些动辄写十六字令的好汉强多了,他们来来回回,就是一首:“干,甩开膀子使劲儿干!”


喜欢莱蒙托夫的和喜欢《资本论》的好上了。从此,僻静的小河边多了一个人看书。两人相隔一尺,不挨着,但时不时地交换一个眼神,说两句话。


知青们都觉得他们俩挺奇怪,跨城跨得那么远,以后怎么办呢?不过,这俩人一向清高,没人敢问他们。


但是,这俩人挺好,女的不仅给男的朗诵莱蒙托夫的《帆》,还唱歌给他听。唱的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唱到最后一句“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时,“爱情”两个字突然变得含糊起来。文珺脸红红的,像是喝了酒。就这样,俩人还是不挨着。


他们说,他们不回城了,就在这儿扎根,在河边盖个小房子,从窗户里,可以伸出鱼竿来钓鱼。男的打很多很多的茅草;女的养很多很多的鸭子。


这样的梦没做多久。不知怎么,远在上海的阿强的娘,和在哈尔滨的文珺的爹,都知道他们的事儿了。两边大人下了死命令,必须刹车。在文珺的爹看来,哪怕找小赖子,也不能找个南蛮子。文珺去不了上海,他也没这个本事,把阿强弄到哈尔滨。

渐渐地,俩人都扛不住了。终于有天夜里,在小河边,文珺抱住了阿强,两个一直都不肯挨着坐的人做爱了。然后,扑通一声,两个人就一起跳进了河里。


他们没有死,被人及时地救了上来。没过多久,他们就各自回了各自的城,到医院开有病的证明,还是我帮的忙——我同学的爹妈都在团部医院做医生。


大家都挺同情知青,1977年底,只要有医院有病的证明,就可以回去。呼啦啦,几乎所有知青,都成了老病号。我偷偷问阿强:“你们的事儿怎么办?”


阿强说:“都死过一次了,什么事都想开了。”


如今,他们之间,还有联系吗?

多余的人

那个年月,谁不是多余的呢?任何人,都是有他也过年,没他也过年。我们兵团,团长、政委多重要啊,有一阵儿一个团的政委和团长一块被抓了,不也什么事儿都没有,大家该怎样还是怎样。在学校上学的时候,针对我的骄傲,指导员批评道:“不要以为离了你天会塌下来,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


“但是,现在离了我,你们的节目就没有人写了。”我说。


“我们可以另找人写。”


“你们找不到写得这么好的。”


“我们不搞活动了,可以吧。”


最后当然是我没话说,对呀,人家不搞了,又能怎样?


当然,只要我在,他们的活动还是会搞的。所以,在那个时刻,我还不是多余的。但是,我们班上跟我关系挺好的焉六,可真是个多余的人。如果不是他总跟着我,在我眼前晃,也许我也不会想起他来。


焉六在班上学习不好不坏,从来没话,一天到晚,可以一句话不说。跟着你,就像一个幽灵。走路,放东西,动作都非常轻,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人家都觉不出他的存在。就算他失踪了,不点名的话,老师都不会记起他来。他们家有八个儿子,他排行第六,家里人叫他小六子。上户口的时候,干脆就按了一个六,权当大号。儿子多了,父母都有点麻木,晚上睡觉,如果他没出现,找都没有人找。多他一个,对他们家而言,就是多了一个吃饭的。干活的时候,由于他个子小,力气不大,基本上也是可有可无。这种多余的感觉,如影相随,至少在跟我做同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可巧,我那时从老师家里,找到了一本高尔基的小说《多余人的一生》,怎么看,都觉得套在他身上挺合适的。不过,我没跟他说。


焉六其实是我的粉丝。有一次,他直勾勾地瞪着我,对我说:“你不是人。”


“你怎么骂人?”


“你是神仙。”


那一阵儿,班上好几个学习还凑合的同学,拿着《汉语成语小词典》和《读报手册》来考我。根本考不住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因为那两本小书,我早就背下来了。就因为这个,焉六认为我是神仙。他认为,只有神仙,才会懂得那么多,并且不会忘。


焉六却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忘掉的人。有一年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我们团的学校,也开始考试了,但每次考完登记成绩,焉六总会被漏掉。活生生少一个人,学习委员硬是想不起把谁落下了。更有甚者,生活委员在交伙食费的时候,也把他落下了。这回学校的会计不干了,非得让生活委员找出来不可。折腾了大半天,才想起是把他落了。

不过,焉六干活还是挺行的。只是,我们当年都是大帮哄,多一个少一个,原本就无所谓。比如铲地,大多数人都糊弄,用锄头出溜过去,也就算锄过了,省力,还出活,反正连队的领导也不怎么在乎。就算草比苗高,对于一个年年亏损的兵团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但是,焉六不这样,他认认真真地锄他那一垄地,真的把草都给铲干净了。哪怕因此他落在最后,人家都完工了,就他没完工,他也坚持这样。


成百上千亩地,多一个焉六,兴许会多打几颗粮食,但是,说起来,其实也是多余。他家里人,还有我们同学,甚至老师,都这样劝他。上面要的,就是一个进度,因为一个焉六,有时候我们整个班的进度,都被拉下来了。因为这个,班上评先进,根本就没有焉六的份儿。对此,他倒是也没有什么意见。


后来,我走了一些地方,发现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会有几个这样的人,凭着良心干活,在别人都混的时候,坚持不肯混。不图名,也不图利,当然也图不到名和利。评出来的先进模范,没有几个是这样的,多少都有点儿浮夸,有的,浮夸得还挺厉害。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多余的话,肯定也是讨人嫌的。可是,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恐怕连维持都维持不下来。


不过,在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人在意焉六,连一向负责任的班主任也是这样。在他眼里,这个蔫了吧唧的人,真的是没什么用。如果不是一场意外的大火,我们老师会一直维持这个看法。


我们老师,有一阵儿,对班上同学的学习抓得很紧。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了嘛,久违的考试又回来了。班上的同学,都是住校的,但男生宿舍连着教室,女生宿舍则是单在一边。冬天冷,两边都要烧炉子。女生的铺底下是一个地火龙,可以塞进去很长的大木头把它烧热,但是这样的烧法,很容易把地火龙的砖缝烧开,烟火冒出来,直接把床铺烧着。晚上,女生每每把大木头塞进去就不管了,全体都到教室来上自习。我们对此都无所谓,但焉六却十分不安,几次三番跟老师说,女生宿舍该留个人值班,否则容易出危险。

一个多余人的话,哪里会有人听呢?就这样,日复一日,女生塞进木头,就来自习,谁也不在意。可有一天,真的出事了。从地火龙里渗出来的火,把床铺给点着了。整个女生宿舍,都是烟。这事儿,还是焉六最早发现的。班主任老师见状,扑到窗户上,就要用手砸开窗户进去救火。焉六急忙拉住他,说这样不行。急了的时候,焉六磕磕巴巴的,什么话都说不清。老师见他没有说出个名堂,甩开他,一拳头就把窗户玻璃给砸碎了。这下坏了,原本屋里还只是烟,火还没着起来。冬天室内室外温差巨大,窗户一被砸开,冷风灌进来,火腾的一下就蹿了起来,再也没法救了。


一个山沟里的学校,哪里会有救火设施,只有一口井,打了十几桶水,就干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把整个宿舍吞掉,万幸的是,在大火着起来之前,人都撤走了,没有被烧伤。


班主任老师手被划破了,血流了下来,看着大火烧起来,才想起焉六,心想,要是听焉六的,就好了。


就那场大火而言,焉六,是我们班最有用的人,可惜,人们早就习惯把他当多余的了。后来,我问焉六:“你怎么知道该留人看火,不能砸窗户?”他说:“我的一个堂兄是消防队的,平时没事儿,听他讲这些,就知道了一点儿。” 

王飞的案子

我第一次见到王飞,是在一个低矮的瓜棚。他在替人看瓜,而我呢,一个放猪的,经常用拦不住猪群作为威胁,让看瓜人给我们瓜。不仅管够吃,而且还要拿着走。那天王飞一见我进来,就说,你随便吃,用不着说猪看不住了,吃完随便拿,反正都是公家的。

碰上这么爽快的人,以往的戏都不用演了,我反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然后就开始大吃。吃完了,我才想起打量一下这个看瓜人。我发现这人跟一般人不一样,雪白,病态的白,人很消瘦,从始至终,他都是坐着的,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腿有毛病。在他很小的时候,大人不知什么原因出门很久,他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烧炕。夏天睡凉炕,问题很严重,这导致他得了类风湿,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他勉强可以走,但年纪轻轻的,却需要拄一个黑黑的手杖。这个手杖成了王飞的标志。有次他去偷樱桃,所有的痕迹都抹掉了,但就因为现场有个手杖的印子,他还是被人发现了。


因为生病的缘故,王飞很早就休学了,一直待在家里,十六岁之后,按道理可以上班了,但由于他腿的缘故,手续一直办不下来。王飞的父亲是转业兵,在黑龙江农场,转业兵是有地位的,他们是第一代创业人。但是,由于王飞的父亲脾气倔,没有当上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地位,到处说不上话,王飞就这样闲下来了。


王飞很聪明,无论什么,一看就明白,一点就通。他也看了些书,虽说从小学开始就没有再上学了,但中学课本的知识,他都明白。如果他父亲有办法,让他做个小学老师,肯定比现在的老师都强。王飞虽然没有做老师,却很招小孩子喜欢,无论在哪儿,都有一大帮孩子围着他转,唯他马首是瞻,他指东,他们绝不打西。后来偷樱桃什么的,都用不着他动手了。同样说话,说的差不多的话,他的话,就是比我的吸引人注意。


一个半大孩子成天闲在家里,带着一大帮孩子满世界转,免不了会干点儿小坏事。有时候,他也会顺点儿东西。连里那些有点儿权的人,卫生员、电工、保管员,见了他,就神经紧张。这样的人,难免让一些大人看不上,所以,王飞的声誉,在连里并不太好。


声誉不大好的王飞,喜欢跟我来往,我呢,觉得他有才,也乐意搭理他。不过,跟他交往,也有一点儿不愉快,就是什么事儿都瞒不住他,甚至不用表达出来,有点儿动作,你的心思就能被他看出来。有一阵儿,我喜欢连里一个女孩子,从来没有对她表白过,只是在她走过的时候,会多看一眼。就这个,也被他看在眼里,他故意找机会,让我跟这个女孩子见面,见面之后,其实也没说什么,最终,我们俩也没开始。按道理说,这是个好事,但我总觉得他看我和那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眼神怪怪的。有这么个灯泡始终照着你,对那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


王飞有一阵儿很喜欢学画画,但穷乡僻壤的,没有老师,进步一直不大。开始他在外面写生,写着写着,我们就开始互相画,从追求准确,到互相丑化,最后都画成骂街的漫画了。你扣我一个钢盔,我添你一个高鼻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王飞会摊上事儿——被公安局来查。那时,我已经做了兽医。有一天还在忙,指导员派人来找我,去到连部之后,发现有两个陌生人在里面,自我介绍一个是团部公安局的,一个是县里公安局的。找我来,就是了解一下王飞的情况。


虽然不明就里,但是无论他们俩怎么问,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可是他们还是一点儿都不满意,非说我有事瞒着。这弄得我一头雾水,我真的想不明白,他们为何要问王飞的事儿。指导员在旁,一个劲儿让我配合,端正情绪。没办法,我只好问他们,王飞怎么啦,犯什么事儿了吗?他们什么都没说。但是,跟王飞转的那几个孩子,也都被找了。不久,王飞失踪了,连里的人都说,他被抓进团部公安局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一阵儿,这一带出来一个破窗入户的系列盗窃案,据地方公安的勘查,认定案犯中有一个瘸子。于是他们撒大网,让团里的公安配合,在这一带找瘸子。找到王飞之后,公安在他家里搜出了好些电工用的胶带。据说,把这种胶带贴在窗户上,砸玻璃就没有动静。其实,这些胶带,的确是王飞没事顺电工的,但并没有用来破窗盗窃。这边把王飞关了很久,查了很久,最终,那边破案了,此瘸子非彼瘸子。但是,人既然已经抓了,总得有个说法,公安抓人,从来不会抓好人的。更何况,他们也真的找出来王飞一点事儿,这事,还跟我有关。他让他的小伙伴顺了我一大瓶的药。小伙伴被公安一问,全都招了。直到公安给我出示证据,我才恍然大悟,记得他的确问我要过这种药,我也给过他几片,哪里想得到他居然把整瓶给顺走了。


由于罪行轻微,他父亲还托了人,最终,王飞被放出来了。接下来,我就复习考试,一直没见过他。等到我上学走人,他家也搬走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团部的街上,不,当时已经改成场部了。那时,我已经留校任教,见到他,还是那个样子,病态的白,但似乎胖了一点儿。我们彼此问了一下互相的情况,他说他已经上班了,在一个什么公司做业务员,他爸给他找了一个媳妇,快结婚了。我说:“你其实可以考大学的,为什么不考?”他说:“比不得你,你看我这腿,哪个大学能招?”说完,转身走了,那根手杖,咚一下、咚一下地作响。

忠字舞夫妇

我小时候,农村到处都有贫协这样的组织,贫协到底是贫农协会还是贫下中农协会,我一直没大弄明白,但组织却是真实存在的,连队农场也有,我们连自然也不例外。但谁是贫协的人,负责人是哪个,也是一笔糊涂账。一个连队的贫协,到底能管什么事儿,也是笔糊涂账,问谁,也都问不明白。但似乎到处都有他们的事儿,哪个活动都落不下他们。无论在哪儿,只要有人拍拍胸脯,说道:“我是贫协的!”那股子自豪劲儿,从里透到外面,像是随时要洒出来。需要提一句的是,贫协掺和的事儿,从来没有一分钱的补贴,更没有奖金,全都是他们自觉自愿干的。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那儿的贫协,最热衷的事儿,是跳忠字舞。那年月,几乎月月有活动,但凡有活动,必定要跳忠字舞。贫协的人,都年纪不小了,但跳忠字舞比现今跳广场舞的大妈还积极,腰一拧,屁股一扭,就开练。其中最活跃的,是一对夫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俩人都有40开外了,他们都是从山东过来逃荒的农民,却最喜欢跳舞,上场就拖不下来。


别人不下来倒无所谓,反正多跳一会儿就是,到时候肚子饿了,自然得回家吃饭。除非,活动太被重视了,公家管饭。但是,这对夫妻不下场可有点儿麻烦。他们俩有癫痫病,这病,人过于气愤或者过于兴奋都容易犯。跳忠字舞跟跳别的什么舞一样,都可以跳出高潮来,高潮一上来,这对夫妻注定要发病,跳着跳着,“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口吐白沫,如果抢救不及时,因此送命,也未可知。


按说,自家有病自家知,有这个病,就别老是掺和热闹事了。但是,这对夫妻的革命热情极高,只要有事,必定掺和,一掺和,就没节制,所以,他们出事的概率特别高。迎接九大的时候,由于活动很重要,所以,连里组织的忠字舞跳得时间长了一点儿。这对夫妻懂事的大女儿心知不妙,早早就拉他们俩下场,可是,怎么能拉得动,一直到俩人“扑通”倒地,白沫子吐得哪儿都是,才算拉倒。好端端的大喜大庆的日子,大伙全忙着抢救他们去了。大人叫,孩子哭,不像是在庆九大,倒像是在裹乱奔丧。


还有一次,连里奉命搞批斗会,拉了一个一贯挨斗的地主和几个出身不好的人,弄到台上乱批。全场上下,没有一丁点儿义愤,因为这种批斗会实在搞得太多了,所有人,包括被批斗的,都疲了。可是,这对夫妻却很严肃,很愤怒,口号喊得山响,总是站起来发言,说不了两句就没词了,但坐下去之后,还是想站起来再说,经过几番折腾之后,终于犯病时刻又到了—夫妻俩同时倒地,然后吐白沫。于是,批斗会草草收场。被批斗的对象,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们连第一次接受知青的时候,这对夫妻也犯了一次病,还挺严重的。因为知青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连里安排贫协的人跟知青座谈一下,忆苦思甜。没想到,一想到自己从此成为教育人的人,这对夫妻兴奋莫名,话没说几句,就开始跳忠字舞,动作很大,跳着跳着,就倒地吐白沫。把刚下火车不久的知青,吓得不轻。很多人,从此就没有什么心思接受再教育了。但是,这不耽误这对夫妻经常到知青宿舍去主动送教育。一个一个指清楚,哪个是地主,哪个出身不好,哪个出身不好还乐意看书,看大毒草。


也有人说,这对夫妻的癫痫病,是假的。理由是,每次犯病,他们都会把手表摘下来,攥在自己的手里。这对夫妻有一块手表,时而戴在老公手上,时而戴在老婆手上。但无论戴在谁的手上,发病之前,这块表一定会被攥在手里。我个人意见,认为他们的病还是真的,吐那么多的白沫,装还是有难度。至于摘手表攥起来,是人家革命意志比较坚强,革命警惕性高,发病时把手表攥在手里,可以有效地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把贫下中农的宝贵财产盗走。


说到阶级斗争这根弦,这对夫妻的革命警惕性那可真是高。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看见了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或者出身不好的人,他们就会自动绷紧弦,上前去盯着人家,生怕人家搞破坏。宁可自己的活儿不干,也要把革命警惕性拉到最高值,遏制敌人的所有可能的企图。我就被这对夫妻盯过好多回,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其实,从来没有领导派他们干这个。所以,也有人说,他们就是借故逃避劳动,想偷懒。反正这俩宝贝,什么活儿也干不好,唯一值得他们自豪的,就是他们贫农的身份。

这对夫妻,当然也不会总在一起发病。俩人放单的时候,也偶尔会有发病的。如果这对夫妻有一个倒在田头,成分不好的人看见了,最好不要去扶,或者背他们回家。因为曾经有过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把那位犯病的老公背回了家,结果人家醒来之后,居然跑到指导员那里告状,说他倒地,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缘故。这个人做贼心虚,否则干吗要背他回家?逼着指导员处理人家,最好,是开个批斗会。指导员不好处理,他不依不饶,没完没了。


这状告的,很失人心,从此以后,不仅出身不好的人不敢帮他们了,连出身好的,也不大热心管了。倒地,就让他们倒着。癫痫病这种病,很容易出事,弄得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还是他们懂事的女儿,满世界道歉,央求大家该帮还是帮一把,这才使情况有所好转。


改革开放之后,据说这对夫妻,还真的因为这个死了。丈夫先走一步,在路边倒下,很久没有人管就死掉了;妻子后来跟上,也因为这个死掉。倒未必是因为人们还在怨恨他们,而是人情冷漠,没人乐意管闲事了。


本文选自:张鸣《大荒纪事》 九州出版社·博采雅集
作者简介

张鸣,男,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代表作有《重说中国近代史》《乡土心路八十年》《暗逻辑》等。张鸣的文字以一针见血的犀利和不拘一格的幽默而著称,写作极具个人风格,行文韵律独特,内容以小见大,看似不经意的嬉笑怒骂,折射的是作者的深厚底蕴和独到见解。

文章来源私人史 音频来源懒人听书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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