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大荒纪事
知青的爱情
多余的人
王飞的案子
忠字舞夫妇
知青的爱情
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很多，每个连队，知青人数差不多要占到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开始的时候，好些团的知青都有枪，是那种当年抗美援朝时的武器，转盘机枪、冲锋枪、七点六二口径的骑步枪。
但是，自打中苏边境的火药味一减，这边有枪的知青就开始出事，打架动枪；跟指导员结仇也动枪。惹完了事儿，自己拎着枪上山，被围捕，还要抵抗。事儿多了，枪也就都给下了，然后就变成纯粹种地的农工。
同为农工，活儿有好有坏。文书、出纳、会计、卫生员、小学老师和兽医都属于第一等的好活；干机务，开拖拉机的，属于第二等；而用镰刀和锄头的，则是最后一等。那年月，干第一等好活的，大多为知青，也就这些人干得明白。
知青分派，一般按地域分，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哈尔滨的。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打架，但没有枪了，打着打着，就形成了均势。
一旦有了矛盾，各自的老大出面协商，最后和平解决。实在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事儿，都是大事。一般都会闹到领导出面，把人调开拉倒。
知青初来的时候，大多都是毛孩子，说是知识青年，其实大部分连小学都没读完，跟文盲相近，只有极少数老三届的，算是有文化的。混了几年之后，革命的热情消退，年纪也大了。一大群青年男女在一起，难免生出男女之事。
不过，即使谈恋爱，也是同一个城市的人内部解决。跨城恋爱不是没有，但前提是一般男的都是干好活的，如果能干上领导，做了副连长、副指导员，那么，哪个城市的女孩子都任你挑。
只有极个别的知青，才找当地人。虽说来的时候，他们都发誓要扎根农村，但意识深处，还是都惦记着回城。真的跟当地人结婚了，回城就根本没戏了。
所以，连队的男女之事，在本地人和知青是两个系统，互不相干。
当地人，老爷们和老娘儿们之间，荤素不论，不仅动口，而且动手。一些老职工，满嘴都是黄段子，什么四大红，四大黑，小寡妇上坟，十八摸，都来。男女打闹，互相扒裤子，看得人脸红心跳。
知青不干这个，老职工也不跟知青开玩笑。知青的嘴里，也断然没有老职工那么脏。谈恋爱，就跟在城里似的。从外表看，斯斯文文的。
但是，老职工男女打闹，闹到真的做爱，好像还挺少见的。知青却不然，经常男女一拉扯，就钻了玉米地或者小树林，铺个破棉袄，就做将起来。所以，这些地方，经常能看见用过的安全套。农村小孩子不懂事，还捡起来交给大人。
李文珺是哈尔滨知青，长得不算最出色，但也算是知青群里的上等人物，个子高，脸白。知青私下说，她的一对乳房也鼓。偶尔被偷看过一次，让人惦记好多天。
同为哈尔滨知青的小赖子，成天弄个七节棍比画着，有一次比画完了，夸口说，在哈尔滨的时候，他有一次见过文珺穿裙子，那腿好看极了。
李文珺当然看不上小赖子，她好像谁也看不上。那些干好活儿的知青，一个都没入她的眼。
文珺是文青，爱读诗，尤其喜欢莱蒙托夫的诗。没事，她就躲到一个静静的河边上独自朗诵：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到遥远的异地它寻找什么？它把什么抛弃在故乡？”
王阿强是上海知青。上海知青，在知青群里，是个另类。在自己的圈子里，也分等级。谈恋爱，第一原则，就是苏北佬不予考虑。苏北人自己一个圈子，跟其他人不怎么来往。
王阿强偏偏是个苏北佬，但是，在我看来，所有的上海知青加起来，也没有他有学问。而且，人家还不是老三届，仅仅是68届初中生。
王阿强没干上好活儿，甚至都不是机务队的，就是镰刀锄头，干着最低等的农工。闲了，他就夹着本厚厚的《资本论》第一卷，坐在宿舍的角落里看。
当然，我喜欢的诗词歌赋，他也懂点儿，比那些动辄写十六字令的好汉强多了，他们来来回回，就是一首：“干，甩开膀子使劲儿干！”
喜欢莱蒙托夫的和喜欢《资本论》的好上了。从此，僻静的小河边多了一个人看书。两人相隔一尺，不挨着，但时不时地交换一个眼神，说两句话。
知青们都觉得他们俩挺奇怪，跨城跨得那么远，以后怎么办呢？不过，这俩人一向清高，没人敢问他们。
但是，这俩人挺好，女的不仅给男的朗诵莱蒙托夫的《帆》，还唱歌给他听。唱的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唱到最后一句“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时，“爱情”两个字突然变得含糊起来。文珺脸红红的，像是喝了酒。就这样，俩人还是不挨着。
他们说，他们不回城了，就在这儿扎根，在河边盖个小房子，从窗户里，可以伸出鱼竿来钓鱼。男的打很多很多的茅草；女的养很多很多的鸭子。
这样的梦没做多久。不知怎么，远在上海的阿强的娘，和在哈尔滨的文珺的爹，都知道他们的事儿了。两边大人下了死命令，必须刹车。在文珺的爹看来，哪怕找小赖子，也不能找个南蛮子。文珺去不了上海，他也没这个本事，把阿强弄到哈尔滨。
渐渐地，俩人都扛不住了。终于有天夜里，在小河边，文珺抱住了阿强，两个一直都不肯挨着坐的人做爱了。然后，扑通一声，两个人就一起跳进了河里。
他们没有死，被人及时地救了上来。没过多久，他们就各自回了各自的城，到医院开有病的证明，还是我帮的忙——我同学的爹妈都在团部医院做医生。
大家都挺同情知青，1977年底，只要有医院有病的证明，就可以回去。呼啦啦，几乎所有知青，都成了老病号。我偷偷问阿强：“你们的事儿怎么办？”
阿强说：“都死过一次了，什么事都想开了。”
如今，他们之间，还有联系吗？
多余的人
那个年月，谁不是多余的呢？任何人，都是有他也过年，没他也过年。我们兵团，团长、政委多重要啊，有一阵儿一个团的政委和团长一块被抓了，不也什么事儿都没有，大家该怎样还是怎样。在学校上学的时候，针对我的骄傲，指导员批评道：“不要以为离了你天会塌下来，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
“但是，现在离了我，你们的节目就没有人写了。”我说。
“我们可以另找人写。”
“你们找不到写得这么好的。”
“我们不搞活动了，可以吧。”
最后当然是我没话说，对呀，人家不搞了，又能怎样？
当然，只要我在，他们的活动还是会搞的。所以，在那个时刻，我还不是多余的。但是，我们班上跟我关系挺好的焉六，可真是个多余的人。如果不是他总跟着我，在我眼前晃，也许我也不会想起他来。
焉六在班上学习不好不坏，从来没话，一天到晚，可以一句话不说。跟着你，就像一个幽灵。走路，放东西，动作都非常轻，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人家都觉不出他的存在。就算他失踪了，不点名的话，老师都不会记起他来。他们家有八个儿子，他排行第六，家里人叫他小六子。上户口的时候，干脆就按了一个六，权当大号。儿子多了，父母都有点麻木，晚上睡觉，如果他没出现，找都没有人找。多他一个，对他们家而言，就是多了一个吃饭的。干活的时候，由于他个子小，力气不大，基本上也是可有可无。这种多余的感觉，如影相随，至少在跟我做同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可巧，我那时从老师家里，找到了一本高尔基的小说《多余人的一生》，怎么看，都觉得套在他身上挺合适的。不过，我没跟他说。
焉六其实是我的粉丝。有一次，他直勾勾地瞪着我，对我说：“你不是人。”
“你怎么骂人？”
“你是神仙。”
那一阵儿，班上好几个学习还凑合的同学，拿着《汉语成语小词典》和《读报手册》来考我。根本考不住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因为那两本小书，我早就背下来了。就因为这个，焉六认为我是神仙。他认为，只有神仙，才会懂得那么多，并且不会忘。
焉六却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忘掉的人。有一年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我们团的学校，也开始考试了，但每次考完登记成绩，焉六总会被漏掉。活生生少一个人，学习委员硬是想不起把谁落下了。更有甚者，生活委员在交伙食费的时候，也把他落下了。这回学校的会计不干了，非得让生活委员找出来不可。折腾了大半天，才想起是把他落了。
不过，焉六干活还是挺行的。只是，我们当年都是大帮哄，多一个少一个，原本就无所谓。比如铲地，大多数人都糊弄，用锄头出溜过去，也就算锄过了，省力，还出活，反正连队的领导也不怎么在乎。就算草比苗高，对于一个年年亏损的兵团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但是，焉六不这样，他认认真真地锄他那一垄地，真的把草都给铲干净了。哪怕因此他落在最后，人家都完工了，就他没完工，他也坚持这样。
成百上千亩地，多一个焉六，兴许会多打几颗粮食，但是，说起来，其实也是多余。他家里人，还有我们同学，甚至老师，都这样劝他。上面要的，就是一个进度，因为一个焉六，有时候我们整个班的进度，都被拉下来了。因为这个，班上评先进，根本就没有焉六的份儿。对此，他倒是也没有什么意见。
后来，我走了一些地方，发现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会有几个这样的人，凭着良心干活，在别人都混的时候，坚持不肯混。不图名，也不图利，当然也图不到名和利。评出来的先进模范，没有几个是这样的，多少都有点儿浮夸，有的，浮夸得还挺厉害。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多余的话，肯定也是讨人嫌的。可是，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恐怕连维持都维持不下来。
不过，在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人在意焉六，连一向负责任的班主任也是这样。在他眼里，这个蔫了吧唧的人，真的是没什么用。如果不是一场意外的大火，我们老师会一直维持这个看法。
我们老师，有一阵儿，对班上同学的学习抓得很紧。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了嘛，久违的考试又回来了。班上的同学，都是住校的，但男生宿舍连着教室，女生宿舍则是单在一边。冬天冷，两边都要烧炉子。女生的铺底下是一个地火龙，可以塞进去很长的大木头把它烧热，但是这样的烧法，很容易把地火龙的砖缝烧开，烟火冒出来，直接把床铺烧着。晚上，女生每每把大木头塞进去就不管了，全体都到教室来上自习。我们对此都无所谓，但焉六却十分不安，几次三番跟老师说，女生宿舍该留个人值班，否则容易出危险。
一个多余人的话，哪里会有人听呢？就这样，日复一日，女生塞进木头，就来自习，谁也不在意。可有一天，真的出事了。从地火龙里渗出来的火，把床铺给点着了。整个女生宿舍，都是烟。这事儿，还是焉六最早发现的。班主任老师见状，扑到窗户上，就要用手砸开窗户进去救火。焉六急忙拉住他，说这样不行。急了的时候，焉六磕磕巴巴的，什么话都说不清。老师见他没有说出个名堂，甩开他，一拳头就把窗户玻璃给砸碎了。这下坏了，原本屋里还只是烟，火还没着起来。冬天室内室外温差巨大，窗户一被砸开，冷风灌进来，火腾的一下就蹿了起来，再也没法救了。
一个山沟里的学校，哪里会有救火设施，只有一口井，打了十几桶水，就干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把整个宿舍吞掉，万幸的是，在大火着起来之前，人都撤走了，没有被烧伤。
班主任老师手被划破了，血流了下来，看着大火烧起来，才想起焉六，心想，要是听焉六的，就好了。
就那场大火而言，焉六，是我们班最有用的人，可惜，人们早就习惯把他当多余的了。后来，我问焉六：“你怎么知道该留人看火，不能砸窗户？”他说：“我的一个堂兄是消防队的，平时没事儿，听他讲这些，就知道了一点儿。”
王飞的案子
我第一次见到王飞，是在一个低矮的瓜棚。他在替人看瓜，而我呢，一个放猪的，经常用拦不住猪群作为威胁，让看瓜人给我们瓜。不仅管够吃，而且还要拿着走。那天王飞一见我进来，就说，你随便吃，用不着说猪看不住了，吃完随便拿，反正都是公家的。
碰上这么爽快的人，以往的戏都不用演了，我反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然后就开始大吃。吃完了，我才想起打量一下这个看瓜人。我发现这人跟一般人不一样，雪白，病态的白，人很消瘦，从始至终，他都是坐着的，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腿有毛病。在他很小的时候，大人不知什么原因出门很久，他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烧炕。夏天睡凉炕，问题很严重，这导致他得了类风湿，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他勉强可以走，但年纪轻轻的，却需要拄一个黑黑的手杖。这个手杖成了王飞的标志。有次他去偷樱桃，所有的痕迹都抹掉了，但就因为现场有个手杖的印子，他还是被人发现了。
因为生病的缘故，王飞很早就休学了，一直待在家里，十六岁之后，按道理可以上班了，但由于他腿的缘故，手续一直办不下来。王飞的父亲是转业兵，在黑龙江农场，转业兵是有地位的，他们是第一代创业人。但是，由于王飞的父亲脾气倔，没有当上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地位，到处说不上话，王飞就这样闲下来了。
王飞很聪明，无论什么，一看就明白，一点就通。他也看了些书，虽说从小学开始就没有再上学了，但中学课本的知识，他都明白。如果他父亲有办法，让他做个小学老师，肯定比现在的老师都强。王飞虽然没有做老师，却很招小孩子喜欢，无论在哪儿，都有一大帮孩子围着他转，唯他马首是瞻，他指东，他们绝不打西。后来偷樱桃什么的，都用不着他动手了。同样说话，说的差不多的话，他的话，就是比我的吸引人注意。
一个半大孩子成天闲在家里，带着一大帮孩子满世界转，免不了会干点儿小坏事。有时候，他也会顺点儿东西。连里那些有点儿权的人，卫生员、电工、保管员，见了他，就神经紧张。这样的人，难免让一些大人看不上，所以，王飞的声誉，在连里并不太好。
声誉不大好的王飞，喜欢跟我来往，我呢，觉得他有才，也乐意搭理他。不过，跟他交往，也有一点儿不愉快，就是什么事儿都瞒不住他，甚至不用表达出来，有点儿动作，你的心思就能被他看出来。有一阵儿，我喜欢连里一个女孩子，从来没有对她表白过，只是在她走过的时候，会多看一眼。就这个，也被他看在眼里，他故意找机会，让我跟这个女孩子见面，见面之后，其实也没说什么，最终，我们俩也没开始。按道理说，这是个好事，但我总觉得他看我和那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眼神怪怪的。有这么个灯泡始终照着你，对那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
王飞有一阵儿很喜欢学画画，但穷乡僻壤的，没有老师，进步一直不大。开始他在外面写生，写着写着，我们就开始互相画，从追求准确，到互相丑化，最后都画成骂街的漫画了。你扣我一个钢盔，我添你一个高鼻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王飞会摊上事儿——被公安局来查。那时，我已经做了兽医。有一天还在忙，指导员派人来找我，去到连部之后，发现有两个陌生人在里面，自我介绍一个是团部公安局的，一个是县里公安局的。找我来，就是了解一下王飞的情况。
虽然不明就里，但是无论他们俩怎么问，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可是他们还是一点儿都不满意，非说我有事瞒着。这弄得我一头雾水，我真的想不明白，他们为何要问王飞的事儿。指导员在旁，一个劲儿让我配合，端正情绪。没办法，我只好问他们，王飞怎么啦，犯什么事儿了吗？他们什么都没说。但是，跟王飞转的那几个孩子，也都被找了。不久，王飞失踪了，连里的人都说，他被抓进团部公安局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一阵儿，这一带出来一个破窗入户的系列盗窃案，据地方公安的勘查，认定案犯中有一个瘸子。于是他们撒大网，让团里的公安配合，在这一带找瘸子。找到王飞之后，公安在他家里搜出了好些电工用的胶带。据说，把这种胶带贴在窗户上，砸玻璃就没有动静。其实，这些胶带，的确是王飞没事顺电工的，但并没有用来破窗盗窃。这边把王飞关了很久，查了很久，最终，那边破案了，此瘸子非彼瘸子。但是，人既然已经抓了，总得有个说法，公安抓人，从来不会抓好人的。更何况，他们也真的找出来王飞一点事儿，这事，还跟我有关。他让他的小伙伴顺了我一大瓶的药。小伙伴被公安一问，全都招了。直到公安给我出示证据，我才恍然大悟，记得他的确问我要过这种药，我也给过他几片，哪里想得到他居然把整瓶给顺走了。
由于罪行轻微，他父亲还托了人，最终，王飞被放出来了。接下来，我就复习考试，一直没见过他。等到我上学走人，他家也搬走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团部的街上，不，当时已经改成场部了。那时，我已经留校任教，见到他，还是那个样子，病态的白，但似乎胖了一点儿。我们彼此问了一下互相的情况，他说他已经上班了，在一个什么公司做业务员，他爸给他找了一个媳妇，快结婚了。我说：“你其实可以考大学的，为什么不考？”他说：“比不得你，你看我这腿，哪个大学能招？”说完，转身走了，那根手杖，咚一下、咚一下地作响。
忠字舞夫妇
我小时候，农村到处都有贫协这样的组织，贫协到底是贫农协会还是贫下中农协会，我一直没大弄明白，但组织却是真实存在的，连队农场也有，我们连自然也不例外。但谁是贫协的人，负责人是哪个，也是一笔糊涂账。一个连队的贫协，到底能管什么事儿，也是笔糊涂账，问谁，也都问不明白。但似乎到处都有他们的事儿，哪个活动都落不下他们。无论在哪儿，只要有人拍拍胸脯，说道：“我是贫协的！”那股子自豪劲儿，从里透到外面，像是随时要洒出来。需要提一句的是，贫协掺和的事儿，从来没有一分钱的补贴，更没有奖金，全都是他们自觉自愿干的。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那儿的贫协，最热衷的事儿，是跳忠字舞。那年月，几乎月月有活动，但凡有活动，必定要跳忠字舞。贫协的人，都年纪不小了，但跳忠字舞比现今跳广场舞的大妈还积极，腰一拧，屁股一扭，就开练。其中最活跃的，是一对夫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俩人都有40开外了，他们都是从山东过来逃荒的农民，却最喜欢跳舞，上场就拖不下来。
别人不下来倒无所谓，反正多跳一会儿就是，到时候肚子饿了，自然得回家吃饭。除非，活动太被重视了，公家管饭。但是，这对夫妻不下场可有点儿麻烦。他们俩有癫痫病，这病，人过于气愤或者过于兴奋都容易犯。跳忠字舞跟跳别的什么舞一样，都可以跳出高潮来，高潮一上来，这对夫妻注定要发病，跳着跳着，“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口吐白沫，如果抢救不及时，因此送命，也未可知。
按说，自家有病自家知，有这个病，就别老是掺和热闹事了。但是，这对夫妻的革命热情极高，只要有事，必定掺和，一掺和，就没节制，所以，他们出事的概率特别高。迎接九大的时候，由于活动很重要，所以，连里组织的忠字舞跳得时间长了一点儿。这对夫妻懂事的大女儿心知不妙，早早就拉他们俩下场，可是，怎么能拉得动，一直到俩人“扑通”倒地，白沫子吐得哪儿都是，才算拉倒。好端端的大喜大庆的日子，大伙全忙着抢救他们去了。大人叫，孩子哭，不像是在庆九大，倒像是在裹乱奔丧。
还有一次，连里奉命搞批斗会，拉了一个一贯挨斗的地主和几个出身不好的人，弄到台上乱批。全场上下，没有一丁点儿义愤，因为这种批斗会实在搞得太多了，所有人，包括被批斗的，都疲了。可是，这对夫妻却很严肃，很愤怒，口号喊得山响，总是站起来发言，说不了两句就没词了，但坐下去之后，还是想站起来再说，经过几番折腾之后，终于犯病时刻又到了—夫妻俩同时倒地，然后吐白沫。于是，批斗会草草收场。被批斗的对象，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们连第一次接受知青的时候，这对夫妻也犯了一次病，还挺严重的。因为知青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连里安排贫协的人跟知青座谈一下，忆苦思甜。没想到，一想到自己从此成为教育人的人，这对夫妻兴奋莫名，话没说几句，就开始跳忠字舞，动作很大，跳着跳着，就倒地吐白沫。把刚下火车不久的知青，吓得不轻。很多人，从此就没有什么心思接受再教育了。但是，这不耽误这对夫妻经常到知青宿舍去主动送教育。一个一个指清楚，哪个是地主，哪个出身不好，哪个出身不好还乐意看书，看大毒草。
也有人说，这对夫妻的癫痫病，是假的。理由是，每次犯病，他们都会把手表摘下来，攥在自己的手里。这对夫妻有一块手表，时而戴在老公手上，时而戴在老婆手上。但无论戴在谁的手上，发病之前，这块表一定会被攥在手里。我个人意见，认为他们的病还是真的，吐那么多的白沫，装还是有难度。至于摘手表攥起来，是人家革命意志比较坚强，革命警惕性高，发病时把手表攥在手里，可以有效地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把贫下中农的宝贵财产盗走。
说到阶级斗争这根弦，这对夫妻的革命警惕性那可真是高。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看见了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或者出身不好的人，他们就会自动绷紧弦，上前去盯着人家，生怕人家搞破坏。宁可自己的活儿不干，也要把革命警惕性拉到最高值，遏制敌人的所有可能的企图。我就被这对夫妻盯过好多回，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其实，从来没有领导派他们干这个。所以，也有人说，他们就是借故逃避劳动，想偷懒。反正这俩宝贝，什么活儿也干不好，唯一值得他们自豪的，就是他们贫农的身份。
这对夫妻，当然也不会总在一起发病。俩人放单的时候，也偶尔会有发病的。如果这对夫妻有一个倒在田头，成分不好的人看见了，最好不要去扶，或者背他们回家。因为曾经有过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把那位犯病的老公背回了家，结果人家醒来之后，居然跑到指导员那里告状，说他倒地，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缘故。这个人做贼心虚，否则干吗要背他回家？逼着指导员处理人家，最好，是开个批斗会。指导员不好处理，他不依不饶，没完没了。
这状告的，很失人心，从此以后，不仅出身不好的人不敢帮他们了，连出身好的，也不大热心管了。倒地，就让他们倒着。癫痫病这种病，很容易出事，弄得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还是他们懂事的女儿，满世界道歉，央求大家该帮还是帮一把，这才使情况有所好转。
改革开放之后，据说这对夫妻，还真的因为这个死了。丈夫先走一步，在路边倒下，很久没有人管就死掉了；妻子后来跟上，也因为这个死掉。倒未必是因为人们还在怨恨他们，而是人情冷漠，没人乐意管闲事了。
张鸣，男，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代表作有《重说中国近代史》《乡土心路八十年》《暗逻辑》等。张鸣的文字以一针见血的犀利和不拘一格的幽默而著称，写作极具个人风格，行文韵律独特，内容以小见大，看似不经意的嬉笑怒骂，折射的是作者的深厚底蕴和独到见解。
文章来源私人史 音频来源懒人听书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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