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口述史》刘继业：在坎坷中重塑人生
《中国知青口述史》
在坎坷中重塑人生——刘继业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采访地点：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9号翔云楼宾馆1110房间
采访时间：2002年3月29日
如今50岁上下的人，几乎都知道张铁生、吴献忠、柴春泽、刘继业等人的名字，这些“文化大革命”后期崛起于辽东大地的知青典型，曾是那个时代政治风浪中的弄潮儿。然而，曾几何时，风云突变，他们从浪尖瞬间跌落到谷底。岁月流迁，物换星移，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茫茫人海中，他们的踪迹已难寻觅。为了完成知青口述史，我却必须找到他们，为了了解历史的真相，也为了了解他们的现状。
这个过程颇费周折，多亏邱新睦、冯宁宁二位的帮忙。新睦是原沈阳知青，现在美国一所大学工作，任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会长，该会编有一份图文并茂的会刊，从第四期改名《知青》，成为联结中外知青的一条纽带。新睦对国内知青研究动态非常关注，2001年秋季他回国探亲，特地到北京、武汉、重庆等地一转，结识了不少知青朋友学者、名人、活动家......在北京的聚会上，我们初次相识，海阔天空穷聊一气，犹如久别重逢的好友。
新睦的知青朋友中，有一位冯宁宁女士，在辽宁省电视台专题部工作，有意拍摄知青题材专题片。经新睦介绍，她来京与我联系，相约于国子监街上一茶馆。茶馆环境高雅舒适，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来中国旅游、大把花钱的老外，偏偏进去了我们两个“冤大头”，一壶茶没喝完，足足花了宁宁一百多元。但那次畅谈还是很投机，知青题材片拍不拍是将来的事，反正多了一位很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宁宁是资深记者，在辽沈大地交游广神通大，于是我请她帮助寻找张铁生等人的下落。不久，宁宁来电：“已联系到刘继业，并通过他联系上张铁生、吴献忠二位，订在本周见面。”我闻讯大喜，连夜赶赴沈阳。
2002年3月27日，如期与继业见面。过去一直误以为继业是位叱咤风云的女将，谁知推门一看，却是位头戴无檐儿贝雷帽、温文儒雅、架一副秀边眼镜的男同胞。不久，铁生亦赶来，他的身体已发福，开始秃顶，面色黑，自述面相比我和继业都老。不用说，历经苦难使然。铁生与继业亦多时未见，寒暄之余，铁生挪揄道：“继业，你过去看上去总是两眼放光，如今怎么两眼无神了?”继业闻言，不仅不恼，反而大喜：“你这话算是说对了!这是我有意修行的结果。我现在心态非常平和，不知何为得失，早没有了锋芒。
其实，在当年辽宁的知青典型中，继业并不算张扬的一个。按说，在那些频频见诸报端的典型中，惟独继业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文化素质最高，但官方报纸排起座次来，吴献忠、张铁生、柴春泽等初中生小字辈都排在他的前头。这大概与他比较平实的秉性有关吧。不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继业还是吃了不少苦头。大小会批斗，戴过“现行反革命” 的帽子，蹲过几年大牢。党籍当然也没有了。出狱后，他不怨天尤人，在单位积极肯干，得到同事的敬重。他通过自学高考，取得了大学学历；还通过国家考试，获得了高级经济师职称，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继业很谦虚，把这种比较圆满的结局归结为“遇到了贵人”。难得的是，他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十分关心他。这一点，对他渡过人生的难关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些年来，继业的生活一直保持低调，尤其远离媒体，如果你用网络去搜索，绝对找不到一篇有关他的报道。我们彼此熟悉后，继业告诉我，他先去省图书馆，查了我写的书，确信我是个历史学者以后，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才答应见面的。其实，像吴献忠、张铁生等人，对媒体也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媒体炒作，减少“麻烦”；另一方面也是逐渐适应了“忘却”，担心结痂的伤口重新流血。不过，继业确实很有大哥的面子，在他的执意坚持下，吴献忠、张铁生总算同意跟我见面。
继业很健谈，对于“有没有知青情结”的提问，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知青情结很难说清，这还需要一定的岁月，但很重要。当年的知青，无论现在是富的还是穷的，是有地位的还是没有地位的，都认为与上山下乡有不解之缘。成功者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那段艰苦岁月的磨炼，下岗失业者则将自己的落魄归结为那段偏离正常成长道路的耽搁。”我想，他的这段话是很有些道理的。
继业的妻子沈庆林的经历也很不简单。“文化大革命”初，她从北京下放到吉林插队，以后转插到辽宁铁岭。第一个不简单，与继业一样，她也是招工回城后又要求第二次下乡的，没有这个第二次，也就不会有两个人的姻缘。第二个不简单，继业被捕入狱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带着孩子愣是坚持在农村，她坚信继业不是“反革命”，四处上访，吃尽了苦头，一直等到继业出狱。第三不简单，落实政策回到沈阳后，她一边干着又脏又累的体力活，一边自学大学英语，拿了大专文凭不算，40岁上居然远跨重洋去美国自费留学，又是一番求学打工的艰苦历程，最终苦尽甜来，找到了理想工作，大儿子在美国也学业有成。
一 两次下乡，一个志向
二 卷入政治旋涡
三 坎坷中见真情
一 两次下乡，一个志向
我是1968年8月下乡的，下到昌图县四合公社。这以前我是在辽宁大学附中上高三，也就是现在的120中学。那时快高考了，要填志愿了嘛，一切都准备好了。当时，我已经受了下乡思潮的影响。我是六六届的，我们学校六五届、六四届的高中生就已经有下乡的了。六五届的学生会主席李克宽，按理说也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了，人家不上大学，也下乡了。铁岭那儿有个叫养猪沟一两次下乡， 一个志向的地方，就在那儿落户，他属于极少的一部分人，应该讲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行动，对我们那几届影响挺大。再有，我们班有一个思想比较成熟的团支部书记叫赵姗姗，是牧虹的女儿(牧虹是《团结就是力量》的作者，那可是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歌曲，整整鼓舞了几代中国人)。赵姗姗学习挺好，她提出下乡就像当年老一辈上延安，那口号是很神圣的。当时，我们这些人也认为应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65年末1966年初，我们遇到了一个到农村去的机会，参加了“四清”。本来，只有大学生才允许参加“四清”，就因为我们是辽大附中的，又是高中学生，好像是趋向于成熟的阶段了吧，所以让我们也到铁岭去搞了一段“四清”，叫“坐车”，等于是实习。当时那种大的社会背景就强调这种社会实践。
欢呼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的大游行
我住在一个小队，帮助那个小队的队长，叫个什么“爬坡”，也就是“过关”的意思。是个词儿呢?
老的小队长，上岁数了。老爷子是中农，那年头不是“三年困难” 刚过嘛，农民积极开荒，老爷子就把他家土改前的那块地给开出来了。我就帮他提高认识，说你这是什么想法?别的地你为什么不开，单把原来你家那块地整出来了?是不是想着以后土地分到户的时候，你的地就行了?生地和熟地可是不一样啊。
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对农村有了了解。开社员会时，满屋子人卷烟，不分男女，呼呼地抽，这是东北一大怪嘛。我摸着黑儿还得记录，小油灯一点，没有多少亮儿。那时自己很投入，精神上也很充实。
到了1966年上半年，高三毕业班已经准备高考了随着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之前，姚文元发表了《评海瑞罢官》，那时我正在乡下呢，因为比较喜欢文、史、哲，所以对姚文元并不陌生，但是也没有把这事往心里去。返校不久，社会就开始乱了，学习也完全中断了。
到了1968年，就面临下乡了。团支部书记赵姗姗当时已经有了对象，她比我们年龄大，最后也没下乡，而是跟对象去了“小三线”，我们这些人就“呼噜呼噜”都上山下乡了。
知青十几个人一个集体户，都是初中生，就我一个高中生，成了老大哥了。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知青参加的第一个运动叫“一打三反”，组成各种宣传队。农村里也有派系斗争，我凭自己的直觉，和党支部保持了一致，但是和党支部对立的那一派也就成了我们的对立面。
这段日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有好些很荒诞的事。我举个例子。那时候中共召开“九大”，消息传来，村里准备开会庆祝。党支部书记叫吴殿生，是个老同志，1948年就参加了革命。老爷子现在已经七十多了，当年也就是四十多岁。他家离大队部不远，那天晚上，他第一个到了会场，看没人到，就躺在炕上休息。随后有人到了，一看还没上人呢，就问了一句：“别人怎么都没来?”他说：“哎，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啊。”不想这话被对立面抓到了：“庆祝‘九大'，你还整个‘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就说他对“九大”的态度有问题。这个支部书记虽然没被扳倒，但总有人给他捣点儿蛋。
有一年春旱，好不容易来了一场透雨，党委书记唐庚寅高兴极了，那能不高兴吗，久旱遇甘霖嘛!就站在公社院里顺口说了一句：“这场雨，比多少毛主席语录都管用啊!”当时有派性斗争，有人就揪住这句话不放，狠狠整他。这两件小事说明，当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多么不正常，已经完全政治化了，而且是被扭曲的。我在生产队干得不错，后来公社组织“三宣队”，也就是干宣队、军宣队、贫宣队，我算贫宣队的知青代表。“三宣队”包括市交通局、市水利局的老同志，部队的一名小战士，还有贫下中农，一起在公社供销社搞“一打三反”。再往后，有干部提议：“继业这人表现不错，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上公社吧。”这样，1970年我就抽到公社去了，专门搞报道，是工分干部。我在公社待的时间不长，第二年就回城当工人了。
当时对回城是非常犹豫的，要不就不会有下一段儿第二次下乡的事儿了。我给家里人写信，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家哥儿四个，我是老大，家里有家里的难处，再说我已经25岁，也不算小了。老母亲当然愿意我回去。但是，在农村一晃三年，还没干啥事呢，确确实实觉得意犹未尽。我进的沈阳机车车辆厂是个国有大厂，铁道部下属的，条件很好。因为咱念过点书啊，念到高中，所以师傅也好，领导也好，对我都挺好。师傅真是手把手教啊，希望我成为一个优秀的铆工。但是回城以后，心里总是躁动不安的，总觉得离开农村这事儿干得不怎么样。从感情到思想上，一直扯不断和农村的联系，在厂里待了大概两年半吧，回去过好几次。后来，到1974年的时候，我决定重新回到农村去，为此征求了不少人的意见，包括最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在乡政府当干事，他们都表示支持，这样，我再次提出上山下乡的申请。当时有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就是在“批林批孔”运动[1]中，一些已经回城的知青提出“反潮流”的口号。南京大学政教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因主动纠正自己“走后门”上学的错误，申请退学并重新到农村插队落户，一举成为全国的典型。在他的带动下，各地都有一些已经上学、参军、进工厂的知青，闻风而动，重新返回农村。[2]
这第二次下乡，完全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并且深刻影响了我的终生。千里姻缘一线牵，再次下乡不久，我就结识了后来相濡以沫数十年的妻子沈庆林。
庆林是北京知青，女二中的，1969年下乡到吉林扶余。她姨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后来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工作，有一个儿子，当时小啊，庆林比她表弟年长好几岁。她姨家老的老小的小，被下放到农村走“五七”道路，也就是插队落户，她姨就说：“庆林，你过来吧，在一起大家有个照应。”就把庆林的户口从扶余转到法库县秀水河子彭家堡大队，这地方在历史上还有点儿名，林彪当年在那儿指挥过秀水河战役。庆林是1973年转过来的，她在农村干得非常好，属牛的嘛，办事特别塌实认真。1974年就被抽调到铁岭的工厂了。用赵本山的话讲：“铁岭——大地方!”
这真是巧合。1974年，我从沈阳返回昌图。庆林不是招工到铁岭了吗，不久也从那儿返回法库去了。她对插队的地方也是感情特别深，虽然她姨已经不在农村了。当时还有一个知青叫王忠启，也从城市重返铁岭了，报纸报道过。我们三个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的。回去时，地区知青办的头头对我讲：“欢迎完你，还要欢迎沈庆林呢!”沈庆林何许人也，当时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们俩一个在法库，一个在昌图，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昌图和法库，同属铁岭地区。返乡以后，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就立我为省知青学毛著积极分子，省知青典型，庆林也成为省知青典型。这样一来二往，不断在一起开会，就给我们牵出了这么一段姻缘。1975年末，我们结了婚。婚后，我就从昌图转到庆林那儿去了。因为我那儿的条件比她那儿好，她就说：“你得先来帮我，在艰苦的地方干一番事业。”她那儿也有知青点。
二 卷入政治旋涡
1976年前后，辽宁的知青典型在政治舞台上是比较活跃的，像张铁生、吴献忠、柴春泽等人，都是全国闻名的人物。
我是怎么跟铁生熟悉的?1974年，当时沈阳农学院的校长苏才请我过去给毕业生讲一讲，不是面临“四个面向”问题嘛，现身说法吧。正好铁生从外面回来，听了我的报告，被打动了。铁生说：“我听报告一般听不到头，就出来了，但是你的报告我认真听了。”当时还讲了一些玩笑话，一起吃饭，这就算认识了。你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上写的1976年前后辽宁知青典型参与的几件事情，有些事我亲自参加了，有些事没有。有几个大事儿，我跟你简单说一说。
第一个，19名知青典型写“向邓小平猛烈开火”公开信。①好像是1976年夏天，接到省里通知，到现在的沈阳迎宾馆当时叫“安乐窝”开会。我记得主题就是“反右倾”。这个事肯定是从上头下来的，是团省委和省知青办召集的这个会，鉴于19人的影响，就把这帮人整去了，但有的人压根儿就没到会。
是谁做的传达记不清了，传达毛远新和李伯秋的讲话，李伯秋当时是省委书记。会上，第一次听到“邓纳吉”的提法。说“邓纳吉要重新上台”。就这个报告来讲，内容是触目惊心的，挺新鲜。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这么个提法?让邓纳吉重新上台，就是政变啊!会上是怎么提起写这封信的，始作俑者是谁?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原来说让春泽起草，他那时候不是忙着给武汉的知青张静写信吗，前后写了七封，大概是抽不出时间吧，最后这任务就落在我身上。事后他们回忆，都说：“那时候的印象，就是你点子特别多。”写就写吧，我就起了个草，起草以后给大家念了念，征求一下意见，就拿给《辽宁日报》的朱士良了，他当时是记者，让他修改去吧!
等发表出来一看，与原稿比，改动相当大。咱们打个比方：原稿如果是“民间艺术”，正式稿就是“学问派”；原文很直白，正式稿的文字已经很规范了。这封公开信的基调，就是批“邓纳吉”。先在《辽宁日报》登了，接着中央和29个省、市的报纸转载，全是在头版，产生的政治影响确实很大。所以，“文化大革命”后给我定罪的时候，把这作为一件大事。朱士良后来也被“扫了一膀子”。但那是记者的本职啊，所以也没遭大难。
第二个事儿，知青“大闹”锦州市委。[4]现在的说法，这是在辽宁省委主要领导唆使下有组织搞的。首先从我个人来讲，去是去了，但肯定不是他们组织去的。我去锦州有啥前提呢?快到“八一八”了，为了纪念毛泽东接见红卫兵10周年，《人民日报》留了800字到1000字的版面，指明是给辽宁留的，写辽宁的知青典型。新华社记者苏树翘找我去了，说：“你跟我走吧，下去采访一下知青。”他知道我熟悉知青情况啊。第一站到开原，采访了黄旗寨公社的高晓天。接下来找谁?刘香玉和吴献忠。为了采访，我俩就到黑山县耿屯找吴献忠去了。到那儿一问，都在锦州呢，说是知青开什么会，这样我们哥儿俩又赶到锦州。所以说，去锦州完全是偶然的。到那儿才得知，锦州市委有啥“问题”，知青们跟他们正掰扯呢。那天晚上，知青们坐在一起研究这个事，到底怎么办?我还谈了几条意见，现在回想起来大概也是对的，用现在的话说：“有话好好说。”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挺困，说完就躺在沙发里眯着了。至于《人民日报》约的稿子后来写没写成，登没登我就不管了。献忠她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跟市里闹僵?也不清楚。这件事，献忠是当事人，你可以问问她。
第三个事儿，和铁生到省里表态。9月9日，毛泽东老人家去世的那天，实际上也是很凑巧的事，铁生送一个姓宋的毕业生到我那儿去。我是1974年入的党，那会儿在村里大队当书记呢。和铁生一起来的，还有县委书记。中午12点钟，接到县委电话：地委转省委办公 厅紧急通知，下午2点转播重要新闻。一听，毛主席去世，大家都惊呆了。铁生对我说：咱们得去沈阳一趟。那时我俩正在公社呢。你就是编剧也不能编得这么巧。后来我一回想起这事来，自己都笑———惊叹偶然的力量。我俩就一起去了。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去省里听听消息，当时也急于想知道最新消息。从个人意识上，对毛远新、“四人帮”他们这条线，跟邓小平、老干部那条线的斗争，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从整个舆论上来讲已经反映出来了。
连夜赶到省里，先到省知青办再到团省委，铁生老弟“堂堂堂”就把华国锋给抖搂出来了。[5]实际在这之前，铁生个别跟我谈，就说过这个事。我觉得可能是他的一种直觉，铁生政治上的直感性是非常强的。是不是有上边的消息来源?不清楚。但他有他的想法。实际对华国锋，从我个人来讲，对他能了解多少?但有一条，对华国锋能不能当一把手，我当时确实怀疑。说白了对华国锋有没有这个能力，是有怀疑的。他从中央的第六位，“噌”的一家伙干到第一位，而且在中央工作的
时间那么短，能够驾驭这条大船吗?
后来到省知青办，铁生又在那儿说了说，就回去了。这件事，人家当场有笔录啊，因为你是反映问题去了应该有记录的。可他反映的是中央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当时他讲：“我是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讲的。国家开人大的时候，我也提出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抛开它的实质性内容，按程序来讲是合法的。他主要就是提了一个华国锋问题，华国锋接班不符合程序。现在难得的是什么呢?是人们很难在符合程序的情况下谈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铁生提出自己的看法，在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但那是一个“顶天”的政治问题啊。毛泽东老人家都对华国锋说了：“你办事，我放心。”你要反对，好哇，这还了得!是不是?你小子......他出了这个问题，除了有认识上的原因外，也有性格上的问题。
你问我当时对“四人帮”和毛远新他们产生没产生过怀疑，这要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理论上认不认同，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是深信不疑 的。另一方面，就个人来讲，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我对“四人帮”中的三个人印象并不好。对江青印象不好，对王洪文印象不好，对姚文元也是一般般。但我对张春桥的印象好，认为他理论有水平，文风朴实。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四人帮”的危害。归根结底，当时自己更适合毛泽东的那种思考方式，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第一位的问题，是防止共产党走向反面，共产党不要走向反面，不要从真老虎变成假老虎。我是这么个思维，这是最大的问题。
三 坎坷中见真情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辽宁的知青典型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上。铁生、献忠、春泽、我相继被捕。以后，在看守所待了两年。
1977年5月，在锦州、铁岭分别召开批斗大会，我在铁岭，献忠在锦州，两地各有170万人收听大会实况广播。我们的罪名如出一辙——“新生反革命分子”
我一个人站在台上挨斗，现场有一千多人，整个电影院都坐满了，在下面各个乡架起大喇叭，设立分会场。我开过玩笑嘛：此生惟一的、也是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170万个工日。这170万人按半天工，二分之一还85万个工呢，那么我就耽误了85万个工日，多么大的损失啊。我是“反革命”嘛，戴着铐子。
给我定了八条罪状。第一条，跟铁生一起，反对华国锋；第二条，起草19名知青的公开信；第三条，“要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么一说真是太狂妄了；第四条，说我说的，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哪有那回事?包括一个报告文学里面胡诌八扯的，说我拿着盒子枪啊什么的。那时候我还在昌图呢，就给我安排到法库去了。这报告文学啊，大概是在1980、1981年时写的，登在《人民文学》上，你可以去查。另外几条记不清楚了，反正一共八条。
关在铁岭看守所里，失去了自由，但是看守所的警察不错。跟刑事犯关在一起，他们对我非常尊重。刚开始，几个人看着我，怕我寻短见，晚上四个人，上半夜俩人，下半夜俩人。其实我进去第一天，躺下就睡着了。就那么过了两年多，在看守所读《毛选》、《新华字典》。
就像你书里写的，政府后来对犯了错误的知青典型重新落实政策。“反革命”的帽子是没有了，但在监狱的两年最终没个说法，啥也不算。原先宣布开除党籍了后来又改成“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取消党籍”。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损失也给了一些补偿。工作上是全省范围内重新安排，基本是哪儿来哪儿去。我就回了沈阳。献忠呢，让回抚顺，大概还包括战风梅。这几个人里，铁生判得最重，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
回到沈阳，一般单位不敢接收。后来分到了建工局，也分不下去啊，有的公司不敢要。在建工局各大公司的经理学习班上(当年还办学习班呢)，沈阳工业安装公司经理陈兴久先生就说：“我要。”按老百姓话讲，我这是“遇到贵人了”。他不仅表示要我，在经理学习班上还讲：“他这个人特别有才。我不让他当工人，直接到我经理办公室当调研员。”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情。陈兴久是怎么了解我的?直到他去世，我们俩都没谈过这事。这情况还是后来听当时主持会议的人说的。两三年前他去世时，我在献给他的花束上写了一句：“献给曾经给予我们重大帮助的人，献给一位智者。”属名是我和沈庆林。
在经理办当调研员不到一年，就有人向上写密告信，说陈兴久用人不当，而且在使用上无所顾忌，比如经理办公会，让我做记录。实际上也仅仅是做记录而已，可是就有人写信。后来我才知道，这封信也被有独立见解的人压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压不住了。建工局出面，派了一个处长来，直接找。陈经理万般无奈，就说：“这怎么办?你看看先上哪儿去啊?到检测站去吧。那里工作条件较好，收入较高。”
在经理办，还结识了一位老同志，办公室主任，叫尹桂云。老太太对我非常好，到现在也是，忘年之交。老太太本身的经历就很曲折，是经过风浪的人，总是鼓励我，叫我看远一点儿，不要在意身边的是是非非。总工卞继周，老南开大学毕业的，拍拍我的肩膀：“啊，不要当个事儿啊。”就这一句话，我记了这么多年。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安装公司的小报上提了一句话：“长者风度。”老爷子本人就是长者风度，虽然只是一句话，让我受用一辈子。这样我就下了基层，搞探伤，也就是钢铁探伤，用X光，后来用超声波...
干了时间不太长，就干预算员。让我干这个，人家头头也得下决心呢。好像你不当工人就不行似的。过了一段以后，混乱稍稍过去，陈经理说：“继业，你回来吧，回计划处吧。” 当时我就提了“三不”：不熟悉工作，经济不合算......表示推辞。陈经理说：“你在那个地方憋着吧，视野太窄，还是希望你好好考虑。”他的意思很明显，是希望我看得远一点儿。他是石匠出身，当过沈阳市建工局办公室主任。他首先是有天赋，有潜质，最大的特点是不断地学习和思索。就是现在你到公司去打听这个人，口碑特别好，帅才，而且他的意见和战略决定，让全公司受益匪浅。比如我们现在有个大的基地，有沈阳中山公园这么大，就是他生前做的决定，把那个倒闭的厂子收了过来。
1985年左右，我回到计划处。陈经理多次想提拔使用我，也向上面提过这个问题，上面的态度是不敢定，既不同意，也不反对。陈经理毕竟也是一个历尽风霜的人，最终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我就在计划处一直工作，后来爱人和大孩子出国了，我到美国待了两年多。1994年回来后，安装公司对我应该说是相当不薄，这个时候经理已经换了，叫郭树升。老爷子铆工出身，那是什么人物呢?我评价：“养子当如孙仲谋，交友当如郭树升。”那真是侠肝义胆。多年前，他还在分公司当一把手、我们彼此还只是初交时，他就对我有“雪中送炭” 之恩。现在回来了，应我的要求去搞教育，后来他又亲自提议，叫我去理化检测中心当一把手。那时候，我的身体不太好，刚做了大手术。我说：“身体不行，不能当一把，让我当二把吧。老爷子这个决定，说实在话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肯定得到了公司其他领导的支持。当然有人会说了，这是你的人缘好，能干。但首先是郭老爷子铮铮铁骨，没有这一点，就我个人来讲，再有能耐也是白搭。后来把检测中心和培训中心合在一起，继续让我在这个地方当一把手。
干了两年多吧，郭老爷子退了，原来的党委书记鞠保义兼董事长，他上来后，就找我，说：“继业兄啊，你上总公司吧。多挑点担子，任副总经济师，把企管这一摊搞起来。给我当参谋，出出主意。” 我在搞培训时，工作得到了建设部、省厅的好评。在计划处的时候，获得过国家安装协会的现代化管理二等奖，省、市的一等奖。那时高级职称也考下来了，领导挺器重，这不，一直干到现在。
这20年，有三个人——陈兴久、郭树升，鞠保义，还包括现在的总经理王长利，都给了我充分的信任和帮助。
回过头来再说说庆林。我受难的时候，数她受的压力大。她那会儿还在农村。坦率讲，当初我们结婚时，确实可以用“无私”来形容自己。那时候完全有条件盖新房，县里已经讲了：你们可以盖房子嘛，安家了嘛。但我们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念头。现在回想起来，一个是观念问题，另一个呢?不懂得生活。就在知青点旧房安了家，后来才引发了一连串的厄难。
把我抓起来时，大儿子出生才73天。村里大喇叭整天对着知青点播呀，净是批判我的内容。但是庆林讲了：“我一听啊就知道，哪些话是你说的，那些话是瞎编的。”其实，1976年前后，我写的东西非常少，你去琢磨吧。在这一点上，我是很谨慎的。你知道，我不是不能写，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几乎不写，主要是没那个兴致。
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还年轻，他愣把庆林撵出了青年点，行李扔到街上。那会儿孩子才多大，刚周岁吧?庆林没有住处，只好花几百块钱买了间小“趴趴房”。她为什么不带孩子回北京?一个是她说“我得等继业的结论"；另一个是跟她“死心眼”的性格有关，不等出个结果决不罢休。为我的事，她一直告到公安部去了。她的性格特倔，人家调查的人拍桌子，她也跟人家拍桌子。买的破房子很快塌架了，只好搬到老乡家去住，她是“反革命家属”啊，大队又给老乡施加压力。没办法，只好又买房子。
最后我们临回城的时候，把当年扔她行李的那个书记请去了。他对庆林说：“老姐，实在对不起!我后半生再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儿了。”他年轻，总还是归于年轻吧。我遭难的时候，有四家贫下中农，叫孩子和庆林做伴儿，天天这样。所以我非常感激他们。去年招工的时候，我还特地跑回去。为啥到法库招工?到别的地方也可以招嘛。就是因为感念法库的乡亲。下去后，对秀水乡干部讲了：你问一下这四家，看他们有没有适合的孩子，有适合的孩子，在可能情况下，我肯定会要。我想应该报答他们，他们救过庆林嘛。
我出狱返城，庆林也回来了。比较起来，我的命运是比较好的，挺顺的。但是她老是挺曲折，分到安装公司锅炉处下属的一个单位，效益不好，还是个“小集体”性质。这“小集体”的帽子对庆林刺激很大。铸炉的活儿特别累，给锅炉砌砖，但她特能干。休息的时候，大家都玩儿，只有她例外。后来有人讲：沈大姐坐着就看书啊，学英语，背单词。
到沈阳后搬过好几次家。先回老妈家，弟弟结婚时，没地方住了，我住到公司机关，她回姨家，两人就分开了。尹桂云当办公室主任时，给我在南运河旁边找了一个简易房，就是临时房，油毡纸的。后来清理南运河，把简易房都扒了。那时候真到了非常惨的地步，门全扒了，雪花都飘进来，就剩我这一间了。我们没地儿住，只好把大孩子也托付出去。二孩子跟着他奶奶呢，大孩子托付在她姨那儿。我们不想让孩子看到生活是如此残酷，不想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其实大儿子一直跟着我们俩。那时候，我真是仰天长叹，热泪纵横啊!
庆林她性子急啊，闯建工局的办公会去了。领导班子正开会，她去了就开门：“这里谁当官?谁坐镇?我是沈庆林。沈庆林不知道?就是刘继业的媳妇啊。”她找到局长，把困难一说，局长找来办公室主任，这个老头立刻给公司打电话，才暂时安排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建工局长后来还问这个事呢：“落没落实啊?”那时已经很不错了。
这在当给我们安排到沈阳郊区的一个基地，是个水房，打水的地方。那段时间，我们都在自学，10月份自学考试，小屋里冷啊，拿小褥子把膝盖盖上。夏天热的时候，复习功课，一手拿书，一手拿扇子。轰啥呀?苍蝇，那地方脏，苍蝇嗡嗡的。那时，我干活儿在八棵树，听课到烟厂，你看一下地图就明白了，这路线整个斜穿沈阳城啊。干活儿干到4点多，骑上自行车往烟厂赶，有几十里地，听完课再赶几十里地回住的地方，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学习整整五年，风雨无阻。庆林学英语，总是回到家一边做饭一边听。睡觉前还要听耳机子。四年就是这么学的。她报的是大连外语学院， 自学考试。后来单位看她学英语有点儿成绩了就把她调到公司开发办，搞一些文字翻译工作。有一件事对她刺激很大：单位派人去孟加拉考察，按理来说应该让她去，她搞翻译的嘛，但是就因为是刘继业的爱人，不让去。她说，孟加拉算什么?我还要去美国呢!那是1990年的事。另外，有人动不动就用“小集体”的身份要挟她：“你是小集体的，不行就打发回去...“一件很简单的小事，都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对于这种等级歧视，她确实是深恶痛绝。
后来水房不让住了，又搬到雅号叫“亚明湖”的地方。那地方名字倒是好听，其实条件很差。地势低洼，人讲话了：下起雨来，大马路比小马路高，小马路比胡同高，胡同比院高，院比屋高。我们的后窗户和后边的地面几乎在一个水平面上，是个小平房，大概有13平方米的样子，是伪满时期的马圈。那时候我老母亲也在那儿，她领着两个孙子在里面“坚壁”睡，我和庆林睡折叠沙发。安排他娘仨儿先睡了，安排好了，我们才能把沙发拉开。有朋友说：“你们家真不简单，这样的条件，出了两个大学生......”
我开玩笑说：“咱们家门槛子高啊。”门槛子不高不行啊!雨下大了，外面就成河了，得用高门槛挡水。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锅碗瓢盆丁零当啷的。
全家福
庆林的父亲是民主党派，1957年被打成“右派”， 实际上她们家是书香门第。父亲的经历和自己的处境，对庆林是个刺激。她说：“为了争这口气，也非得出去。”她是1991年考托福出去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人一看见她，都乐啊。她1949年生人。人家问：“多大了?”“42岁了。” 她回答。“42岁，女的，还出国念书?”但是我理解她，只要有高尚的理想，就要奔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管遇到多大困难!
这些年，我们的情况逐渐改善。庆林到美国学的是工商管理，后来改行学电脑，把电脑工程师的证全考下来了。现在，她在美国一家医院兼养老院，就是护理老人的那么一个医院，做电脑工程师。1992年，大孩子和我一起去美国，他在那儿读高中和大学，就留在那儿了。
现在二孩子送北京念书去了。我是地道的中国造，死心塌地的爱国主义者。前年我又去了一次美国，孩子大学毕业了，当年我留下一句话：“为了全家整体素质的提高，需要有一段牺牲和拼搏的时光。”
庆林在美国也受了不少苦，最后能在那儿稳定下来，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真有一股拼命的精神。有一次打电话告诉我：“三天没出门了，披头散发的。”我问她：“干啥呢?”“读电脑的书，鼓捣电脑。”
20世纪80年代，我请沈阳市书法协会主席董文写了一个条幅“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是王勃的名句，就挂在“亚明湖”的陋室里，用以自勉。这也是二十多年来，我们不折不挠、积极进取的一个概括吧。
这些年，昌图一次没回去过。法库呢，大孩子去美国读书前，为了让他记住自己的出生地，带他回去了一次，让老乡帮他挖了一抔土，带走了。他在美国学的会计，大学毕业后，对事业也很投入。
19名知青典型，当年红极一时，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凡是知道的，最后提一下。献忠，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她现在还属于创业阶段。春泽在赤峰，电大老师。铁生是事业有成了，禾丰公司的股东，他原来是自己干，后来和其他人合伙，前一阵当过总裁。刘香玉情况不明。战凤梅在丹东电大当老师，研究“钱学”
前年见到她了。戈克俭在鞍山，在乡镇企业局任副局长。张强是省科委副厅级巡视员，前一阵子担任综合处处长。高晓天最近没消息了，原来在省乡镇企业局。姚德纯，大家开玩笑，说他是“世界名人”了，当年是赤脚医生，现在是世界中医学会理事，前年在法国拿了一个什么银奖，自己有股份制医院，在沈阳。孙贵勤如果现在没退的话，是本溪市草市政府的总支书记。王冬梅在大连当记者。汪涛干得也不错，在沈阳市监察局当一把手，当局长......总起来看，知青典型多数还干得很不错。
但是，从深层次看，已有很大不同了，而且将继续有不同——歧路亡羊嘛。19只羊，各有各的路，各有各的心态。我目前的心态如何?诗言志。我就把去年写给一位小友的诗《清远》，作为结束语吧：
大雪静飘独品茗，
三山四水二指掌；
蟹眼珍珠松风紧，
齿颊生香任督通。
细啜不记利害事，
豪饮谁计是非名?
英雄回首羽仙志，
不忘携手一茶僮。
[1]1974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把批林彪与批孔孟之道连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形成一场新的政治运动。
[2]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538—545页。指辽宁吴献忠、柴春泽、张铁生等19名知青代表联合署名的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刊布于1976年7月13日《辽宁日报》，后经姚文元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558—559页。
[4]关于本事件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560、569页。
[5]春野、方雷所著《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5页)收有张铁生9月9日在辽宁省团委的谈话记录，可以参考。
选自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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