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知青与知识、知青与知青文学
据我所知，“知识青年”之统称，早在“五四”之前就产生了。那时，爱国的有识之士们，奔走呼号于“教育救国”。于是在许多城市青年中，鼓动起了勤奋求学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储备自身知识能量，希望将来靠更丰富的才智报效国家的潮流。用现在的说法，那是当年的时代“热点”。许多不甘平庸的农村青年也热切于此愿望，呼应时代潮流，纷纷来到城市，边务工，边求学。
那时，中国读得起书的青年有限。好在学科单纯，且以文为主。读到高中以上，便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小知识分子”了。能读能写，便皆属“知识青年”了。而达到能读能写的文化程度，其实只要具备小学五年级以上至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国文水平，则就绰绰有余了。那时具备初中国文水平的男女青年，其诗才文采，远在如今的高中生们之上。甚至，也远非如今文科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们可比。那时，“知识青年”之统称，是仅区别于大小知识分子而言的，是后者们的“预备队”。而在大批的文盲青年心目中，其实便等同于知识分子了。他们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起到过历史不可忽略的作用。虽非主导，但却是先锋，是恰如其分的主力军。建国后，城市首先实行中学普及教育。文盲青年在城市中日渐消亡，“知识青年”一词失去了针对意义，于是夹在近当代史中，不再被经常用到。它被“学生”这一指谓更明确的词替代。即使在“文革”中，所用之词也还是“学生”。无非前边加上“革命的”三字。
“知识青年”一词的重新“启用”公开“启用”，众所周知，首见于毛主席当年那一条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于是一夜之间，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几届城市中学生高中生，便统统由学生而“知识青年”了。
这几届学生当初绝对不会想到，从此，“知青”二字将伴随自己一生。而“知青”话题成为永远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中国话题。
细思忖之，毛主席当年用词是非常准确的。在校继读而为“学生”。“老三届”当年既不可能滞留于校继读，也不可能考入大学（因高考制度已废除），还不可能就业转变学生身份，成了浮萍似的游荡于城市的“三不可能”的“前学生”。除了一味“造反”，无所事事。而一味“造反”，既不但自己们烦了，毛主席也开始烦他们了。
“三不可能”的“前学生”，再自谓“学生”或被指谓“学生”，都不怎么名副其实了。
叫“知识青年”十分恰当。
区别是，“五四”前后，青年为要成为“知识青年”而由农村进入城市；“文革”’中，学生一旦被划归“知识青年”范畴，便意味着在城市里“三不可能”。于是仅剩一条选择便是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情愿的欢送，不情愿的——也欢送。
至今，在一切“知青”话题中，知青与知识的关系，很少被认真评说过。
其实，“知青”在“前学生”时期所接受的文化知识，乃是非常之有限的。于“老三届”而言是有限。于“新三届”亦即“文革”中由小学升人中学的，则简直可以说少得可怜了。
“知青”中的“老高三”是幸运的。因为在当年，除了大学生，他们是最有知识资本的人。他们实际上与当年最后一批，亦即六六届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相差不多。因为后者们刚一入大学，“文革”随即开始，所获大学知识也不丰富也不扎实。“老高三”又是不幸的。其知识并不能直接地应用于生产实践，主要内容是考大学的知识铺垫。考大学已成泡影，那么大部分文化知识成了“磨刀功”。而且，与大学仅一步之遥，近在咫尺，命运便截然不同。即使当年，只要已入了大学门，最终是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分配去向的。五十余元的工资并未因“文革”而取消。成了知青的“老高三”，与“老初三”以及其后的“新三届”知青，命运的一切方面毫无差异。他们中有人后来成了“工农兵学员”或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但是极少数。
更多的他们，随着务农岁月的年复一年，知识无可发挥，渐锈渐忘，实难保持“前学生”活跃的智力，返城前差不多都变成了文化农民或文化农工。
他们和她们，当年最好的出路是成为农村干部、农场干部或中小学教师。
我所在的兵团老连队，有十几名“老高三”，两名当排长，两名当了仅隔一河的另一连队的中学教师。一名放了三四年牛。其余几名和众知青一样，皆普通“战士”。有的甚至受初中生之班长管束。
我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师后，算我五名知青教师，二男三女。除我是“老初三”，他们皆“老”字号的高一高二知青。
我与“老”字号的高中知青关系普遍良好。他们几乎全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他们信任过我，爱护过我。我是一名永远也树立不起个人权威的班长，在当小学教师前，一直是连里资格最老的知青班长，而且一直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自行代理排长发号施令的一班长。故我当年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有什么心中苦闷，隐私（主要是情爱问题），皆愿向我倾吐。而我也从内心里非常敬重他们。他们待人处世较为公正，在荣誉和利益面前有自谦自让的精神，能够体恤别人，也勇于分担和承担责任。前边提到的那两名当中学教师的“老高三”，一名姓李，一名姓何，都是哈尔滨市的重点中学六中的学生，都有诗才，而且都爱作古诗词。说来好笑，我常与他们互赠互对诗词。有些还抄在连队的黑板报上。讽刺者见了说“臭”，而我们自己从中获得别人体会不到的乐趣。他们中，有人曾是数理化尖子学生，考取甚至保送全国一流理工大学原本是毫无疑问之事。也有人在文科方面曾是校中骄子。
如当不了中学老师，数理化在“广阔天地”是无处可用的知识，等于白学。最初的岁月，他们还有心思出道以往的高考题互相考考，以求解闷儿，用用久不进行智力运转的大脑。
而他们中文章写得好的，却不乏英雄用武之地。替连里写各类报告、替“毛著标兵”写讲用稿、替知青先进人物写思想总结材料、为连队代表写各种会议的书面发言，包括写个人检讨连队检讨和悼词。
写得多了，便成了连队离不开的、连干部们倚重的知青人物。
于是命运转机由此开始。往往很快就会被团里、师里作为人才发现，一纸调函选拔而去，从此手不粘泥肩不挑担，成了“机关知青”。
我也是靠了写，也是这么样，由知青而小学教师而团报导员的。也做了一年半“机关知青”。
而“机关”经历，既不但决定了他们后来与最广大的知青颇为不同的命运，也决定了他们与那些智商优异在校时偏重于数理化方面的知青颇为不同的人生走向。
首先，“机关”经历将他们和她们培养成了农村公社一级的团委干部、妇女干部、宣传干部，甚至，主管干部升迁任免的组织部门的干部。倘工作出色，能力充分显示和发挥，大抵是会被抽调到县委地委去的。在农场或兵团的，自然就成了参谋、干事、首长秘书。
其次，“机关”，教给了他们和她们不少经验。那些经验往往使他们和她们显得踏实稳重，成熟可靠。而任何一个中国人，若有了三至五年的“机关”经历，那么，他或她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方面，起码可以说是获得了本科或硕士学位。
以上两点，亦即档案中曾是知青干部的履历，和由“机关”经历所积累的较为丰富的处世经验，又决定了他们和她们返城后被城市的“机关”单位优先接受。
何况，“机关”当年还将上大学的幸运的彩球一次次抛向他们和她们。
根本无须统计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当年的知青，如今人生较为顺遂的，十之七八是他们和她们。
我指出这一点，绝不怀有任何如今对他们和她们心怀不良的意图。事实上我一向认为，他们和她们的较为幸运，简直可以说是十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体现的有限之德。否则，若将几千万知青的人生一概地全都搞得一败涂地，那么除了一致的诅咒也就无须加以分析了。
那些智商优异在校时偏重于数理化的知青，如果后来没考上大学，没获得深造的机会，其大多数的人生，便都随着时代的激变而渐趋颓势。甚至，今天同样面临“下岗”失业。
我常常忆起这样一些“老高三”知青。后来也曾见到过他们中的几人。一想到他们是学生时特别聪明特别发达的数理化头脑，被十年知青岁月和返城后疲惫不堪的日子严重蚀损，不禁的，顿时替他们悲从心起。
我曾问过他们中的一个——还能不能对上高中的儿子进行数理化辅导？
他说翻翻课本还能。
又问——那，你辅导么？
他摇头说不。
问——为什么不？
说怕翻高中课本。一翻开，心情就变坏，就会无缘无故发脾气。
接着举杯，凄然道——不谈这些，喝酒喝酒。
于是，我也只有陪他一醉方休。
以上两类知青命运的区别，不仅体现于“老”高三“老”高二“老”高一中，而且分明地也同样体现于“老”初三中。
但那区别也仅仅延至“老”初三，并不普遍地影响“老”初二“老”初一的人生轨迹。初二和初一，纵然是“老”字牌的，文化知识水平其实刚够证明自己优于文盲而已。
继“老三届”其后下乡的几批知青，年龄普遍较小，在校所学文化知识普遍更少。年龄最小的才十四五岁，还是少男少女。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几年前拍的一部电影片名就是《十四五岁》。电影局规定——主人公年龄在十七岁以下的电影，皆可列为儿童影片。当年的少男少女型知青们，其实在“文革”中刚刚迈人中学校门不久便下乡了。
他们和她们，等于是在文化知识的哺乳期就被断奶了。这导致了他们和她们返城后严重的、先天性的“营养不良”，也必然直接影响了他们和她们就业机遇的范围。并且，历史性地阻断了他们和她们人生的多种途径。如今，他们和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了“下岗”者失业者。返城初期，在他们和她们本该是二三级熟练工的年龄，他们和她们开始学徒。当他们和她们真的成了熟练工，他们和她们赖以为生的单位消亡了。
一部分，在知识哺乳期被强制性地“断奶”了；一部分，当攀升在教育最关键的几级阶梯的时候，那阶梯被轰然一声拆毁了；只有极少幸运者，或得到过一份后来不被社会正式承认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凭，或后来成为中国年龄最长的一批大学毕业生。高考恢复后他们和她们考入大学的年龄，和现在的博士生年龄相当。
这便是一代知青和知识的关系。
这便是为什么中国科技人才的年龄链环上中年薄弱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所幸知青中的极少数知识者，在释放知识能量方面，颇善于以一分“热”，发十分“光”。
所幸中国科技人才队伍，目前呈现青年精英比肩继踵的可喜局面，较迅速地衔接上了薄弱一环。
曾说知青是“狼孩儿”的，显然说错了。
曾夸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显然过奖了。
断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为几乎全体知青，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所尽的一切个人努力，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条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对垮掉二字集体说不。事实证明他们和她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也许，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客观的评说。
“知识就是力量”——对于国家如此，对于民族如此，对于个人亦如此。
面对时代的巨大压力，多数知青渐感自己是弱者。并且早已悟到，自己恰恰是，几乎唯独是——在知识方面缺乏力量。
他们和她们，本能地将自己人生经历中诸种宝贵的经验综合在一起，以图最大程度地添补知识的不足。即便这样，却仍无法替代知识意义的力量。好比某些鸟疲惫之际运用滑翔的技能以图飞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实际上却是一种借助气流的下降式飞行。最多，只能借助气流保持水平状态的飞行。
如果你周围恰巧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着，那么他或她大抵是知青。只有知青才会陷入如此力不从心的困境。也只有知青才在这种困境中显示韧性。那么，请千万不要予以嘲笑。那一种精神起码是可敬的。尤其，大可不必以知识者的面孔进行嘲笑。姑且不论他或她真的是不是知青。
知识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本身来积累，并且只能由知识本身来发挥。
知识之不可替代，犹如专一的爱情。
至于我自己，虽属知青中的幸运者，但倘若有人问我现在的第一愿望是什么，那么我百分之百诚实地回答是一上学。
我多想系统地学知识！
有学识渊博的教授滔滔不绝地讲，我坐在讲台下竖耳聆听，边听边想边记那一种正规学生的学法。
于是“知青文学”的命名诞生。
于是“知青文学”现象经常成为话题。
当然，如果根本否认返城知青爱读知青文学，也不够实事求是。但，这些爱读知青文学的返城知青，数量远比以上各界人士估计的少。不只少一些，而是少许多。进言之，如果确有所谓“知青文学”的读者群体，那么其主要成分也非是返城知青，而是另外一些人。
与我关系稔熟的返城知青不算少：有些是在知青岁月中曾与我朝夕相处过的亲密的知青朋友；有些还是我的中学校友和同窗。不消说，都是男性。某一日我屈指掐算了一下，他们大约有一排人。如果扩大而论所有我认识的以及泛泛接触过的返城知青，约两个连。
在与我关系亲密者中，亦即那大约一排人中，仅三五人读过我的两篇获奖知青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拍成了电视剧，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我还写过那么一部长篇。而读过我最初几篇知青小说的人，乃因职业与文学发生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是编辑、是记者。还有人是在上“业大”时读的。当年我的两篇知青小说列入各文科“业大”分析教材，他们读是为了完成作业。
这约一排人中，半数有我签了名赠送他们的我自己的知青小说集。
他们从不因此而给我面子翻阅。
我也一向识趣，从不与他们谈文学，更不会傻兮兮地试问他们读后之感。
和他们在一起不谈文学使我轻松，使他们自如。我和他们，一向十分珍惜不谈文学的另一种美好，一向恪守不谈的相互默契的原则。
真的，旧交偶聚，不谈文学，只谈儿女的学业情况，谈父母二老的健康情况，谈身为男人的家庭义务与责任，谈工作压力和生活烦愁，互吐衷肠，彼此宽慰，不亦悦乎？
我和他们在一起，将说这些叫做“聊点儿正题”。
我和他们“聊正题”，他们就觉得我依旧可爱，依旧是当年的好朋友。若我侃侃地谈文学，他们就用极其陌生的眼光看我。分明地，意识到我是彻底地变了。
幸而我并未变得那么令他们感到陌生，甚至，感到讨嫌。
至于那两个连的当年的男知青，他们中大约有一个班的入主动向我讨要过我的书，当然言明要我的知青小说集。倘没有，别的书也凑合。另外大约有一个班的人，自己买过我的书。来我家时，也要求我签上名。这大约两个班的人，都不是由于喜欢我的知青小说才要才买。而是为他们的儿女、他们的侄儿侄女甥男甥女，或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同事他们的朋友乃至他们单位的头头脑脑所要所买。也有的，为了带着我的签了名的书求人办事儿。倘送礼，轻了，觉得拿不出手；重了，往往违心违愿。而将作家的签名书当礼，送者显得免俗，收者也收得坦然。实在是好方式。而且，我简直认为是该大力提倡的方式。想到我的书居然还能被当礼送，我差不多总是有求必应，高兴又爽快。倘他们要了我的书买了我的书，还对我说些认真拜读之类的话，则我倒反而觉得不自在了。
和当年在北大荒的知青战友们合影
某些人一向以为，我这“永久牌”的“知青作家”周围，肯定经常被些曾是知青又对“知青文学”情有独钟的读者厚爱着。安有其事！不错，我的确受到着不少过去的知青朋友厚爱。但他们给予我的种种厚爱和关怀，其实仅对我这个人本身，仅表现在对我们之间曾有的友情的无比珍惜。至于文学，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我的职业。他们并不爱屋及乌，连我的职业也另眼相看。而我，也从未对他们产生过那种“不道德”的要求。
在他们中，我的职业是特殊的。特殊而又远离他们的兴趣。这特殊，每每也使我在他们中难免的有时倍觉孤独。
他们对我的职业的最中恳的话一向是“谨慎点，干你们这行的容易犯政治错误。尤其你那一套文学主张。别认真、别傻，犯不着”。
于是我常思索，文学的读者群究竟是哪几类人呢？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于是便陷入回忆。
凡人，不分男女，幼年时都爱听故事、爱看连环画。而故事和连环画，是人与文学的初级接触，仿佛小男孩儿对小女孩儿强烈又单纯的好感。
我儿子二三岁时，每晚都缠着我或妻翻连环画讲故事给他听。
“再讲一遍嘛，再讲一遍嘛……”
一册《十兄弟》，薄薄二十几页，一晚上他竟磨着他妈给他讲了九遍！
“后来呢？后来呢？”
他妈打着哈欠说：“完啦，没有后来啦，该睡觉啦！”
儿子听了别提多么沮丧。他希望那故事是永远也讲不完的。
人在幼年时与文学的初级接触真是入迷得动人哪！
儿子上小学四年级后，不再需要我和妻子讲给他听，开始自己看了。于是，我和妻子当年保存下来的一些小人书，成了他的第一批文学读物。我和妻子常感慨于我们各自能从“文革”前将那些小人书保存到“文革”后，而且保存得那么好。我们当年都未想到应该为我们的下一代保存，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我们当年认为的珍稀之物加以妥善保存罢了。
儿子上中学后，开始自己买书，开始与同学们相互借阅。
初三起，儿子不再看一切文学色彩的课外读物。
上高中后，儿子与文学的初级接触彻底结束。不是因为我和妻子强迫他那样，而是根本没有了接触的精力。
有时，我们忍不住将一本值得他读的书推荐给他，他则很烦地问：“我有时间看吗？”
我只有哑然……
我举我儿子为例想说明的是——许许多多的人，由于个人、家庭、社会、时代等某一种原因或综合原因，与文学的关系，截然终结在与文学的初级接触的阶段。只有少数人以后又续上了与文学的关系，岁月沧桑而不再中断，成为文学的执著读者和终生读者。文学依赖于他们的众寡而兴衰。大多数人与文学的关系，青少年时期一旦中断了便一辈子永远地中断了，或者自己没兴趣再续上了，或者仍有兴趣但没条件也没心情续上了。我们知道，一个人成为文学的始终如一的读者，也是需要一些起码的条件起码的心情的。对于他们，与文学的初级接触，成了青少年时期与文学的短暂的“初恋”。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班里有六七名爱看小人书的同学。当年，一名小学生买一本小人书是奢侈的事。尽管一本小人书最贵才两角几分。
我上中学时，班里仅有三四名喜欢读小说的同学。同小学相比，与文学发生初级接触的同学不是明显多了，而是少了。这因为小人书已经不能给予中学生更大的阅读满足，而买一本32开的“大书”，自然是一本小人书定价的数倍，也自然是更奢侈之事。你无我无，大家全无。估计全校读文学作品的学生，充其量不过二三十人。我对这个数字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当年我像一条专善于嗅“书香味儿”的猎狗，哪个年级哪个班级的学生可能有书与我交换了看，是会被我凭着敏锐的嗅觉发现的。
“文革”一开始，全中国一切古今中外的非“马恩列斯毛”类的书，几乎全都付之一炬了。每座城市的重要图书馆，都保护性地封门上锁了。一封一锁，便是十年。于是全中国人的读书习惯，都被硬性地改造掉了。
我不晓得我中学母校当年那二三十名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同学，如今是否仍是文学书籍的读者？须知我的中学母校当年在哈市非是一所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学生少得可怜的学校。比起有高中的中学会少些，比起无高中的中学只多不少。因为我的中学当年成立过“故事员同学会”，曾向全市推广过如何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书籍的经验。姑且以千分之二三十推而广之地概算，在当年三千余万知青中，也不过就有二三十万人与文学发生过初级接触，十年的知青岁月，是除了“毛选”无书可读的岁月。那二三十万知青中，后来十之七八也渐渐丧失掉了读书习惯。就好比迁往南方生活的北方人，渐渐改变了冬天戴棉帽子的习惯。
二三十万的十之七八是多少，不言自明。
正是她们，后来成了全国知青文学的第一批知青读者。之所以用“她们”而非“他们”，乃因这些返城知青中女性居多。她们再后来又分为两类女性：有的因对知青文学的敏感关注而成为广义的文学书籍的读者。她们从知青文学中获得到的，不仅是知青经历的寻寻觅觅而已，也同时是少女时期与文学恋情的重续。这又是由她们与文学的初级接触而奠定的。有的则并没与文学发生过初级接触。她们捧读知青文学主要因为，甚至仅仅因为她们曾是知青。“知青文学”四字对于她们而言，重在“知青”，不在文学。她们将知青文学当成与自己发生密切关系的文字式“老照片”。并且，往往想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便是自己或接近于自己在知青岁月中的命运。甚至，往往认为自己在知青岁月中的命运比知青文学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更值得同情，更忧伤凄婉，更动人感人。确实，她们中大多数人在知青岁月中有相当坎坷甚至极为坎坷的遭遇。她们往往视某些知青文学为自己间接的命运自白书。她们几乎只关注知青文学，对别种文学书籍缺乏兴趣。与自己的命运发生间接自白效果的知青文学，她们认为好，否则觉得不好。她们至今差不多仍这样。知青文学中的某类，是连接她们与文学的一条极细极细的红丝线。但她们觉得不细，而是一条汩汩通过血液的血管、一条动脉。
她们在不再是少女的年龄，与文学发生着初级接触。而且，主要是由于“知青”二字。而且，几乎甘愿地滞停于初级阶段。这种关系当然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又令人感动又令人揪心。但她们为数有限，毕竟构不成一个各界人士想象的庞大的知青文学读者群。若知青文学读者群主要是由她们构成的，则显然是她们和知青文学的双向的憾事。
知青中的“老”高中们，当年是很有人读过一些古今中外的世界文学名著的。返城后他们与文学的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受家庭和生活所累，虽并无什么孜孜以求的事业主宰着人生精力，却也不再接触文学了（包括知青文学）；第二类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活跃于仕途，或埋头于理工科专业，也惜时如金，不读“闲书”；第三类或者也考上了大学，又恰恰属文科专业，便仍与文学发生瓜葛。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因曾是知青而偏爱“知青文学”。相反，他们往往比较轻慢知青文学，往往显出很不屑的样子。他们越评论家起来，学者化起来，资深记者起来，对“知青文学”似乎越瞧不上眼，所评所析所议，往往比不是知青的同行更尖酸刻薄。他们认为自己是权威发言人，权威批评者，认为自己怎么说都有理。别人也不免地这么认为。他们通过对知青文学的终审垫高自己的地位。
当然，还有第五类人，他们可能并没进入大学，一直在寻常的单位里从事着寻常的工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与文学发生第二次接触。这是较高阶段的接触。视野远比他们青少年时期与文学的接触宽阔。评判水平也不能同日而语。他们既不拒绝知青文学，也不只读知青文学。
如果有谁统计一下便会确信，在“老”高中们中，又与文学发生第二次接触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发生了的，大抵在第三类人和第四类人中。然而，并不能据此认为他们是知青文学读者群中的主要成分。而应该确切地说他们是中国文学的较高层次的读者群中的主要成分。
那么，构成知青文学读者群主要成分的，其实非是返城知青，又究竟是哪些人呢？说来或许有人不相信——其实，主要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初高中生、大学低年级生、各行各业中的青年，以及比以上三者加起来的数量少得多的一小部分知青。而且，仍以女性为主。据我看来，在全世界，爱读文学类书籍的女性，肯定比男性多几倍。这其中的原因，前边涉及了一些，更深层的分析，应属另一话题，此不赘述。知青文学的冷热，其实是随着他们和她们阅读兴趣的转移而变化的。
我的几部知青小说有幸被拍成了电视剧。十个对我说他们和她们看过我的“作品”的人中，大约有九个指的是那些电视剧。
但他们和她们肯定并不知道，那几部电影电视剧能被他们和她们看到，是很经过几番抗争的。
电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当年曾勒令下马停拍
《雪城》几乎不许播出。
《年轮》曾明令不许参加评奖。
原因都差不多是——调子太灰暗，未表现理想，咀嚼苦难等等。
而另有不少评论者，嘲讽我在作品中张扬虚假理想，掩饰苦难，玩味失落的崇高。 我的知青作品确曾给过我一些浮名，但也常使我陷入左枪右戟不得不横着站的两难之境。来自官方的否定和指责，我还较能承担，起码有申辩的权力。来自评论的，我则常常不知该怎样对待。一味沉默，似乎打算以沉默为盾应对批评的虚心反应。若申辩苦衷，则简直就等于是拒绝批评了。
故我差不多总是要在这些作品发表后，写上那么一二篇小文章，以近于检讨的性质，自言创作能力的十分有限。这当然是回报评论的反应。而又有人就将我的这类文章剪贴了复印了，寄往有关部门，归纳道：“看，他并不惭愧于自己张扬理想和崇高的缺乏冲动，而是在那里公开叹息自己再现苦难的力不从心！”
只有普通读者和普通观众显得厚道非常。因为他们既不操审查之权，也不以评论为业。心血来潮，几页信纸一个信封一张邮票，便将充满善意的褒贬直截了当明明白白地寄给了我。多少年来，我对此心怀感激。
事实上，我的知青小说，目前为止，仅占我创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
《雪城》后我不再笔涉知青题材，某种程度上，是为从那一种横着站的两难之境脱身。
《年轮》于我，初衷非是重操什么知青题材的“旧业”，而是写一些曾当过知青的城市中年人今天的生活形态。
我回头看自己的全部知青小说，没有自己满意的。有些当时较满意，时隔数年，越来越不满意了。恨不得重写。重写是不可能了。改写都没法儿改写了。唯一自我安慰的，乃当时写得真诚写得有激情。即使浅薄，即使幼稚，那一份儿创作的真诚和激情也是值得自己永远保持的啊！
而此种自我评估，也是我对目前为止的，中国一切知青文学的总体评估。
知青生活形态差异太大，有兵团知青，有农场知青，有插队知青；有南北地域造成的差别，也有南北人情世故造成的差别；有年龄造成的差别，也有政治出身造成的差别；有人数多寡造成的差别，也有工资和工分造成的差别……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没有过知青经历，主观性强些还是客观性强些，企图通过自己的几篇作品或几部作品反映几千万知青当年的命运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
一切知青文学组合在一起，好比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优秀的知青作品，也只不过是多棱镜的一个侧面罢了。知青经历应该产生史诗性的作品。但是目前还没有产生。
也看不出将要产生的任何迹象。
然而我坚信，数十万城市青少年当年轰轰烈烈卷裹其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学蕴藏内容极其丰富的矿脉。前期对它的创作采掘，有点儿像“开发热”。我是太追求眼前效益的急功近利的采掘者之一。这并不意味着破坏了它的“资源”。对于文学，不应有什么“资源”保护法和保护区。只不过我们孜孜以求，却都并没有采掘出它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它后来的沉寂是好事。埋藏久些，形成的矿质更高些。也许十年以后，也许二十年以后，或会有知青题材的上乘之作问世。也许出自于当年的知青笔下，也许作者根本非是知青。但肯定不会是我。甚至，我认为，也不会是和我一样，从知青小说而开始文学道路的一批知青作家们。
时值“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的今年，一定会出版不少知青题材的书籍。每一种都会有较好的销路，但哪一种也不会独领风骚。反馈到我这里的信息是——内容类似的编选较多，角度新颖独特的极少。
买这类书的照例是以下人：
初中、高中、大学低年级女生……
很少一部分大学低年级男生……
近年涌现的书籍收藏者……
很少一部分当年的女知青……
以及生活较为稳定的当年的男知青，他们是为儿女而买。
他们大抵会对儿女们这么说，“给，认真读读！读了，你就会了解爸爸混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你知足吧你！”
自己，却很可能并不看。
本文摘自《似梦人生》作者：梁晓声 图片来源网络
一. 电影《今夜有暴风雪》
点击观看以上视频（片长：1小时36分16）
二. 电视连续剧《知青》45集
知青电视剧《年轮》4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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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观看：知青电视剧《返城年代 》3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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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我们一起走过 年轮——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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