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别无选择的“相亲”
我的返城之路，也是我的相亲之路。
八十年代处，知青返城浪潮席卷全国。大批大批的知青陆续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但是也有一小批不能踏上返城归途的知青，他们就是被招进当地工厂当工人的知青、被当地选送上学的知青。我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知青。
我的父母看到别人家的子女都回家了，而自己的女儿却迟迟不能回来，心如刀绞，思念女儿的心情日甚一日，无法摆脱。尤其是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割舍不了对女儿的牵挂。绝望之下，既然女儿回不了上海，那就祈盼女儿离家近一点也好，总比窝在北国边陲强。于是二老想尽了一切办法，拜托一切想得起来的关系，想方设法要把女儿调往南方，离上海近一点的城镇。
经过一番周折，父母终于找到了一丝线索，在江南的一个小城镇里，有个熟人出来个点子，说能替我想办法，那就是以嫁代调。
我回家探亲时，父母说了这个事，一定要我去那个小城相亲。
可我不愿意，我一百个不愿意！因为到了那个地方，我还是举目无亲，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更何况，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谈对象，继而结婚，心里实在空落落的。
就这样，在家和父母僵持着。最后母亲哭着说：“女儿啊，我们是老百姓的家庭，没有当官的亲戚，知道你很艰苦，很无助。所以我们才到处求人找关系，费了那么多的周折，总算有这么一丝希望，你就这样放弃？你去看看再说，不行就算了，好吗？”
看到母亲整天为我操心、担忧，看到母亲的脸颊一天比一天消瘦，我的内心充满着矛盾。无奈之下，答应了母亲的要求，去小城相亲。
来到了小城，熟人帮我安排好住宿，晚上就去相亲。住了几天，我就相亲了几天，看了许多小伙子，没有一个中意的。他们不是矮个子就是其貌不扬，不是粗俗不堪就是连话都说不清楚。看到这种状况，我心凉了半截，总感到自己头上顶着一顶知青帽子，比人矮一截，有一种被人歧视和玩弄的耻辱感觉。
在北方的下乡地，我好歹还是个人民教师，还是个有模有样的上海姑娘，有一种“公主”的感觉。在这里，我成立让人可怜的“灰姑娘”。心寒了，我一扭头，又回到了大西北。
没过多久，收到一封家信。信中写道：“在相亲过程中，有一个小伙子看中了你，他坚持要和你结婚。他答应，只要你和他结婚，就把你调到这个城市。听介绍人说，这个人家境还可以，人还老实。我们的意思，就这样定了吧。”
我懵了，这算什么呀！能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谈婚论嫁，和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共同生活一辈子吗？难道只为调动，就可以“出卖”自己吗？
我困惑，我犹疑，我纠结。
我几百次地问自己：我还有其他出路吗？
我想，我那怕独身一辈子，也不能就这样草率地把自己嫁出去。
不久，父亲来信说：“你母亲为了你每天牵肠挂肚，心情憔悴，心脏病发作，病危住院了。”得知母亲病危，我迷茫的思绪终于冷静了，为了母亲，为了母亲的健康，为了离开这荒芜的戈壁滩，我别无选择，也没有课选择的路。在人生路上我屈服了，我流泪了，我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低头。
我来到这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小城。这里，一些家境较差或身体有缺陷的成年男子，更是结婚的老大难。当地政府为了帮助这些人解决婚姻难题，出台了特殊政策，只要与本地男人结婚，外地女人的户口就能迁入，也能安排工作。一时间，一些远在边疆的女知青，都以结婚为由，纷纷涌进这座小城。
我就是其中可怜的一个，没有感情的婚姻。
没有温暖的家庭，生活就像强奸，你反抗不了，就学会相处吧！我知道，草率结婚已经是铸成大错，再草率去离婚，更是大逆不道，因为我我毕竟是以这种方式换来了离开上海近一点。从道义上讲，我也不能有异样的歪心思，能忍就忍吧，能过就坚持过吧。我只能讲错就错，在麻木中随波逐流。
时间如流水般一天天过去，我有了孩子，做了母亲，感情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倾斜变化，我把缺失的情感全倾注在孩子身上，看着孩子一天比一天长大，那种“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炫断有谁听”的无奈，也逐渐淡化了。
可是，老天爷就是不开眼啊，我的苦难远未到尽头。结婚一年后，我发现自己的丈夫为何总是脸色蜡黄，嘴唇发紫，走路直喘粗气。一天深夜，他喘气加速，一会儿就不省人事了。赶紧送往医院抢救，我才得知，丈夫是一个从小患有心脏病的人，十六岁时，他在上海动了一次心脏手术。知悉这样的事，我的内心如惊雷劈来，无法平静。那一夜，我在外面狂奔，跑累了就哭。哭累了又跑，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我来到湖边，真想一跃而下，把内心的不平和痛苦，一了百了地全部埋葬在这深邃的湖底。
正在我求死不能、求生不甘的一刹那，一个童稚的声音把我的魂唤了回来。那是女儿呼叫妈妈的声音！我从心底里打了个颤抖，想到幼小的女儿，一种母性的本能，迫使我要坚强，要勇敢地面对这一切苦难。
回到家已是清晨，看到女儿那天使般的笑脸，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不断溢出。我知道，为了女儿，我必须要勇敢地活着。从此，我把一切痛苦埋在自己心底。我从不向外人诉说，也不对同事流露自己的伤心和无奈。我不需要别人知道自己家里的事情，我不希望同情。任何人的劝说和怜悯，只能增加我的精神压力。
我选择了默默的承受，默默的顺从。直到两年以后，同事们看到我面容憔悴，神情黯然，都关心地问我：“你怎么啦？”在大家的深切问候下，我压抑在内心的痛苦一下子倾泻而出，痛苦欲绝。我绝望地说：“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我知道，眼泪救不了自己，同事也帮不了我。
我只能用拼命工作来化解内心的悲伤。每一次在教学上取得成绩，都给我内心增添了勇气；每一次在教学上获得嘉奖，都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信心。
丈夫的病越来越严重，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病魔缠身的他，走一步都气喘，吃什么东西都胃胀，每天只能张着嘴喘大气。一不如意，他就摔东西；一不如意，他就打小孩。人们都说，家是心灵的港湾，家是休息的窝，家是疗伤的巢。可是，家对我来说，只有精神上的恐慌。我每天都在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突如其来的惊吓。
为了驱散弥漫在家中的压抑空气，给家中带来一点开心，我决心把丈夫送进上海大医院治疗。我对医生恳求：“求求你们了，无论花费再大的代价，请把他治好吧！”
手术很顺利，也很成功。医生把我喊到办公室，对我叮嘱说：“出院以后，病人要以调养为主，不能干体力活，不能太劳累，不能兴奋，不能激动……如果保养的好，还能活20年。”
我激动地说：“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再生之恩！”
谁知，平静的日子没多久，新的磨难又来了。
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大批企业倒闭，大批工人下岗。丈夫也是第一批下岗的工人。丈夫下岗，对我来讲不算什么，他只要身体好，心情好，比什么都好。我的唯一祈盼，就是家庭的安稳和平静。自己穷一点，累一点，苦一点都无所谓。
九十年代初的工资很低。为了维持这个家，养活这个家，我利用休息天在外面兼职，还利用晚上时间在外面打工，好增加一点额外收入来贴补家用。没当自己累得筋疲力尽时，总是说服自己，一切会好的，会好起来的。
有些时候，明知路没有了，却还在前行，因为惯性。
有些事情，明知是错误的，也要去坚持，因为无奈。
有些祈求，明知是无望的，也不能放弃，因为是命。
九十年代中期，政府对没有返城的知青放宽了政策，允许知青子女回城。这一消息对我来说，真是喜从天降，激动的热泪如同决堤的洪水，哗哗啦啦地从心里倾泻出来。我再也无法隐藏内心的那份痛苦，抱着女儿痛哭流涕。终于又希望了，终于盼到了返城——我这辈子失去的，儿女不会失去了。
多病的丈夫，终于一病不起，走了。
独身之人更忆家。没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自己凄惨的命运，想起自己这一生的艰难。喃喃心语犹如一个幽灵在孤坟前哭泣。好在经历人生的种种挣扎后，我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新彼岸。
女儿中学毕业回到了上海。我退休了，也回到了上海。
当我从派出所拿到了自己的上海户籍，看到户籍上写着“丧偶”两字时，心里只有一份淡定和遗憾。我的青春埋葬在我的婚姻中，我的婚姻也消失在过往的岁月里。
当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离开上海。
如今，我一个人又孤零零地回到上海。
（作者为原下乡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
选自知青文集《返城前夜》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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