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之死
雨雾迷蒙，行人如梭。走过漫漫寒冬，转眼间又到了中国传统悼念祖先亲人的清明节。我不禁泪水涟涟，梅，你在哪?你的灵魂是否得到了安息?是否听到我对你依旧炽热的呼唤?是否知道知青战友对你深深的悼念?
为你点燃一炷香，泪珠渗酒酹青天。透过袅袅的烟雾，我的眼前总出现那惨痛的一幕……
在1970年的清明节下午，生产队出勤的社员很少，都忙着扫墓了。下午仍然烟雨蒙蒙，宽阔的田野里显得分外凄清，我们生产队的五个知青头戴着竹笠，披着雨衣和几位大伯大娘在翻耕田地，此时没有往日农妇的细碎唠叨，没有男人的调侃甚至粗野的嬉闹。天，阴沉沉；风，冷飕飕。我们的心情似乎格外地压抑与不安，闷声不响地忙着手中的活，只想早点收工。
大约3点钟左右，邻队的一位大嫂气喘喘的跑过来大呼：“快来救命啊，你们知青出事了……”“啊!”我们大惊失色，立即把手中的铁锹一扔，三步并作两步朝邻队跑去。可是迟了，我们惊呆了，现场惨不忍睹，一间又黑又臭的破牛棚里，梅直挺挺的吊在屋梁上，面如黄土。
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呢?吓得我们顿时木然了，“快把她放下来啊”。回过神来，我就要往屋里撞(屋里用水缸顶着的门早已被早来的人撞开了一条缝)。“她已经没救了，要保护现场。”一位村干部把我们拦住了。“是谁把她害的? 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泪流满面、脸色惨白的知青们在哭着，不停地咆哮……
昨晚，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梅来过，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还安慰她：“别急，待会叫组长开会，研究你的换队问题。”可就在这时民兵队长来通知，发现空投反动标语，要我们立即到田里搜寻。我叫梅别走，暂时住在我这，但她坚持要走，说今晚有四姑陪她，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家”里的好几百斤谷子，那是她的血汗粮啊。她还是回去了，没想到这竟是永别。我好后悔呀，如果我无论如何都把她留下，如果我队知青小组及时与她沟通想出个更好的处理办法，如果……可这世界土偏偏就没有可悔的“如果”，而有的只是永远的内疚和叹息。
梅是初六六届毕业生，1969年2月，我们同一医院的职工子弟一起插队在同一个公社同一自然村，而梅却单独分在村尾的一个生产队。她的住户是一个大家族，两位老人有儿子五个，除老大成家外，其他的都是光棍一条。
梅的父亲早年被打成右派返乡接受改造，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在我们插队两个月后分别下放到邻县的卫生院，她和我同病相怜，都被造反派视为“狗崽子”无家可归，靠挣队里7分钱一个工日来养活自己。插队第二年，1970年春知青们都与住户分开，住进了知青小屋，另开炉灶了。梅所在的生产队领了国家的专项拨款却没有为她盖房，只好仍留在原来的户主家。1971年3月中旬的一天，性格内向平常不太串门的梅到我们知青小屋告诉我们，因为她多次拒绝了住户老二(35岁)的示爱纠缠，所以住户的家人对她已经是一反常态，冷嘲热讽，在地里干活也遭到队里有些社员的闲言蜚语，心理压力很大。梅要求生产队安排她住处，可队长总是找借口一拖再拖。其实我们都明白，当初她的住户主动要求接收一个女知青是出于何种动机，村子里都是族亲，队长他又是同情谁呢?我们几位知青商讨的结果还是继续向大队反映问题，及早调离才是出路。
下旬的一个春雨绵绵的早晨，梅脸色苍白的找到我们，说户主一家把她的东西都扔出了门外，她叫我们帮她把谷子扛到新的住处。凄风苦雨中我们知青几个把她被扔在门外横七竖八的行李、谷子搬到了生产队临时腾出来给梅的“住房”——一间刚刚把牛拉走不久，臭气熏天，潮湿昏暗的牛房，周围是村民的猪圈、茅厕、闲杂房。当时，此事此情此景让我们悲愤难抑，还是柔弱善良的梅劝阻我们，她已向大队支书申请调动了，在没改变环境之前她没有退路，要在这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我们理解，她不想把事情闹大，她，如此孤苦无助啊!
被赶出门的那几天梅和我住在一起，她曾给我们看过那老二的情书，信中软硬兼施，其中一句意思我记忆犹新：“不嫁给我，你到哪我都要找到，让你无脸见人，不得好死。”分明是威胁恐吓!我气愤极了，叫梅拿到大队或公社去反映，但她不愿意，她意思是调到她姐姐所插队的公社就没事了。
可事与愿违，她姐姐所在的生产队不收留她，理由是地少人多（这是她出事后她姐姐才告诉我的），那么或许梅是绝望了?那晚说好找人做伴的为啥又改变了主意?或许她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狼”?或许就在独居的当晚遭遇不测?要知道那是简陋的牛房，门关不牢，墙头低矮，逾墙而入易如反掌。
还有更离谱的事，当梅的母亲接到凶讯赶来时，村里竟有人指责她干涉女儿婚事，迫使女儿走上了绝路。悲愤交加的母亲向我们知青哭诉：“不久前，当我知道女儿住户的儿子追求她，我只劝她个人问题自己考虑清楚，她如要在农村安家我也不会反对，你想，我家这种情况能给儿女们什么前途?她姐姐决定嫁在农村了，我都没阻止她啊(她姐姐是64年知青)！梅很懂事，心里有事不太对妈说，怕我挂心……女儿死得这么惨，有人还把罪责推到我的头上，我向谁讨个公道啊?”
是啊，梅突然走了，走得那样匆忙，那样不明不白，那些天我们村子里几个知青无限的悲痛和压抑，也在分析着梅的死因何在，总想为她讨个公平的说法。当时我们也想象出发生此事件一定在知青群体中沸沸扬扬的传开了，全大队一百多知青都分散在各个自然村里，可还没集会沟通之前，知青小组长很快就传达了大队支部的指示；公检法的结论梅是自杀。她是资产阶级恋爱观，知青们不要动乱……。
不嫁贫下中农就是资产阶级恋爱观?就要受到歧视?简直荒谬!知青们心里不服可又拿不到他杀的依据，就是那封恐吓信从她的遗物中也没找到，她多灾多难的可怜的母亲没上诉(可能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她只好认命了)。或许，是梅自己“愿意”死的，在那个年代，多少说不清的“愿意”，多少说不清的无奈!
梅的死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我和梅子从小在一起长大，她1.55米的个头，文文静静，在学校成绩也很好。在我们村子的知青当中她挣工分是比较多的。
勤劳善良的她也挺招村里叔伯婶娘们的喜欢，也许就是千万百计挽留她扎根的原因吧。
每当想起梅就心中一阵隐痛，一直感到她的死是莫名的冤……
梅，我常常为你唱知青歌曲《怀念》，寄托着我对“上山下乡”运动中为各种原因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知青战友的深深的哀思：
亚热带的丛林里长眠着你无愧青春，
为什么你孤独地走得那样匆忙，
只留下我们一串长长的思念，
只留下那亲人无限深深的悲伤……
挠力河畔的那座青冢
——记一位女知青之死
力河，是乌苏里江的一个支流，是当年生产建设兵团数万知青的母亲河。本篇要向读者讲述的是，挠力河畔的耕耘者——一个建设兵团的女兵之死……
——题记
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这样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育人建军”；它同时又是建设兵团初期的一条思想和工作路线。囿于这条路线的规制，要求来到建设兵团的城市知青要同军人一样不想家、不探亲、更不能返城，也不可结婚找对象谈恋爱，只能一心扎根边疆干革命。而育人的目标则是把青年们育成碧玉般清纯的兵团战士。比如有的知青的父母亲人重病或去世，收到家中来信，本人表示为了扎根边疆干革命不回去看望和奔丧的，便被树为先进典型。由于弘扬这些典型，广大知青只能放弃任何伦理诉求和个性欲望，力求按照路线育人的标准进行个人思想革命化，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欲无求的理想主义战士。
那是一九七一年一月春节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四营召开营党委会，二十一连指导员早晨一到会便说他们连胡爱娥头天夜里十一、二点钟出去没回来，没穿棉上衣，没带棉帽子。大家作了种种推测，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到开会时已经八个小时过去了，这人……
营党委会一边开着，一边听着远距营部十多里路的二十一连陆续传来的找人情况报告。到下午临近三时，还没有结果，与会党委委员都感到事态严重，教导员提前结束了党委会，他说：“明天全营出动搜山，这冰天雪地的……可别让山上的牲口给祸害喽！”教导员怀疑胡因精神错乱走失，“要是有个好歹的可怎么向人家父母交代！”
胡爱娥是上海知青，六六届初中毕业，在校两年文革，六八年八月来到兵团，这年整二十一周岁。此前，性情开朗，工作作风泼辣扎实，来到兵团后不到半年即六九年初便被连队领导选作拖拉机手，半年前提任为换班驾驶员。在我调到营部当书记前，和她同在连机务排东方红五十四拖拉机上开车。记得一次她看完家信，疯狂般地蹦跳起来，原来是她父亲当选了四届人大代表。她受父亲的激励，思想和工作更加积极，被选为连队团支部委员，成为党的发展对象。
这天会后，教导员让我随同他去二十一连处理胡爱娥走失事件。到达连队时已是掌灯时分，全连都集中在一间大宿舍里，按当时建设兵团的战时语言叫作“忆敌情”，大家七嘴八舌地回顾胡爱娥近一时期的反常行为——
有人说她已经有一段不爱讲话，总是耷拉着脑袋，进屋往哪儿一靠；主持团支部会经常杵在那，不知说啥；有人说她喝豆浆时说过：“这是我最后一次喝豆浆了”；有人说胡向她借钱，还钱时说：“我就还这些，剩下的我能还就还，还不上就算了啊”；有人说她给家里写信说：“她很痛苦”；她妈回信说，“你不要往家寄钱了，拿那钱做路费回家来，有什么苦闷回来跟妈说”；和她同一宿舍的人说这段时间她总不住自己床，老去小上海宿舍挤，吃饭也不总在一处吃，这吃几口那吃几口，强往下咽；有人说：“她问我怎么死好，是冻死好还是吊死好，多长时间能冻死”；有人说昨天夜里连里的狗一直在叫，从东头到西头，从西头又到东头，象在跟着什么东西咬，一直到后半夜两点来钟；有人说他听到昨天夜里外边有人在哭，呜呜的……总而言之，众说纷纭。
“敌情”越忆，越让人产生不祥的联想和判断；越忆越让人一阵阵毛骨悚然；越忆，越让大家感到事态的严重。
这边在忆，那边还在找，上山的、捞井的、四处寻访的几乎一天都没间断。还是在吃午饭时团参谋长徐生就从司令部打来电话询问找人情况，因为这已构成重大人身事故，指导员去营部开会前就嘱咐过连队其他领导向团司令部报告人员失踪情况。徐生参谋长听过工作人员的汇报后果断地回电给二十一连并明确指示：“不用搜山，哪儿也不用去，就去捞井，马号那口井！”但是下午捞井的持续两个多小时都没捞着。事情果真如徐生参谋长的判断吗？那可是太可怕了！实话说，捞井的人虽在捞，可是不愿意看到自己在井里捞到胡爱娥。
这边还在忆，那边有人冲进人群喊：“找到了，找到了！”
人们便惊喜地问：“在哪儿？”
回答说：“马号井里。”
“啊——”听到这么个让人无法接受的结果，大宿舍里同声爆发出几乎是在场所有人震耳欲聋的惊叫，之后变成了一阵撕心裂肺般的哀号。这是生离与死别间的战友对战友的呼唤，是活着的生命对死去的生命的呼唤！
“哭什么，不许哭！”当全连战友为惋惜身边可爱而又年轻的生命不幸离去千呼万唤的时候，教导员一声断喝，“为人民利益而死重如泰山，为个人利益而死轻如鸿毛，跳井自杀是自决于党和人民……”
教导员这声断喝，使全场人的路线和思想觉悟陡然回归，驱逐了他们并非无由的痛苦。这一刻，我十分钦佩教导员，如此果断及时地制止了一片混乱，把大家从情感的泥淖里解脱出来。
随后，教导员分析了胡爱娥的死因，他说胡爱娥在政治上要求进步，但是她的个人利己主义思想得不到转变，摆脱不了两种思想斗争的痛苦自我了断。教导员对胡爱娥死因的这一推论能成立吗？我觉得新奇好笑，为什么做这样的推论？
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既然找到了，就用不着再去“忆敌情”，眼前也不是必须把她的死因搞得水落石出的时候。大家陆续离开会场，涌向连队马号那口井。
原来下午捞井时人沉在井底贴靠在一个角落，很难够着。到了晚上，由于较长时间的浸泡和发哮漂浮起来，便能捞到。捞井的人一手扯着铁爪子上拴着的绳索，一手用手电筒照向二十来米深的井下给来人看。趴在井口的人顺着手电筒光照看到露出水面的两只脚，其中一只脚没了鞋子也没有袜子光裸着，肯定是被捞井的铁爪子把鞋给抓掉了；但那只光裸着的脚真真切切地告诉趴在井口的人，那是人的脚，是一个全身淹没在井水里，大头朝下的人的特有的肢体，而绝不会是其它动物和物件上所能具有的。
谁趴在井口，看到这只脚，看到井下这一幕，都会不寒而栗。与此同时就会想像出坠井者坠井前是下着怎样的狠心一头扎向二十来米深的井下，是什么原因能让她下这么大的狠心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至此，人们就会联想起“忆敌情”时，有人说的夜里两点多钟有人呜呜滔滔地痛哭，那是准备告别这个世界前绝望的嚎啕；由此也就让人联想到，一位不戴棉帽不穿棉上衣蓬头垢面行迹诡异的不速之客从隆冬深夜中走来，连里的狗们发现并看出了她被恶魔缠身的危险企图，便一路跟随和监视，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地往复狂吠，祈望能够挽留住她危亡中的生命；而它们的吠叫确曾几度动摇了对方的意志让其转而离去，但也许正是因为它们的吠叫唤醒了她具有生命体征的血液在体内的骚动让她愈发惶恐不安，便又重返井口实现她誓死如归的决心；无计可施的狗们便试图用新一轮更加激烈的咆哮唤起沉睡中的人们一道来阻止这场人间悲剧的发生，然而……当这条生命冲向井口，当井下传来咕咚一声的轰然巨响……狗们一齐围向井口，用尽最后一阵沉痛的嚎叫表达了它们的茫然、无奈和悲哀……
此刻，井口边现出一阵糟杂和忙乱，七嘴八舌之后，由一个有些胆量的牡丹江知青刘国坤顺着辘辘绳索下到二十来米深的井底，用绳子把坠井者捆好，怕的是铁爪子拉到半空中擎不住被水灌饱了的人和衣服的重量，再咕咚一声掉下去，那可是够吓人的，本来这场景就已经够恐怖的。而井下的大刘是要独自和死尸打交道的，真需要些不同寻常的胆量。待大刘下井捆绑完事上来后，便开始往上拽坠井的胡爱娥的尸体。此时人们无须再作任何逻辑分析和判断，因为“忆敌情”已经明确失踪了近二十小时的胡爱娥同坠井者只能是同一个人。指挥者指挥着，把捆在胡爱娥一只脚腕上的绳索和捞井的铁爪子挂在胡爱娥穿着棉裤的另一条腿上的绳索交叉绕过辘辘上方，交由站在辘辘两侧各五、六个人向相反方向拉去……
当胡爱娥两脚朝天大头朝下地从井口徐徐升出，一种并非莫名的惊恐令围在井口的一百多人陡然四撤。之后人们看到了不愿看到的人间景象：曾经驾驶东方红拖拉机，在蓝天白云和广袤的田野间欢歌笑语的胡爱娥，此刻倒竖在井口，上身仅穿了件毛衣，下身穿着棉裤，湿漉漉的两条腿夹在辘辘上，往日青春的秀发披散着倒垂在井里，发梢还在向井下滴水。苍白的脸上没有过分的表情，也说不上狰狞，但双目紧闭，嘴巴微张，两手臂像抱着什么似的僵硬地悬空着横勾在胸前，显现出生命结束那一刻曾有过的绝望和极度痛苦的挣扎……
井口边上的几个人一起把她提上来，解开绳索，扔在一张事先铺好的炕席上。此刻她已不再享有人性的尊严，也不再是那个二十一岁的上海姑娘，而是一具与其他任何死者没什么不同的僵硬尸体；那曾经有过的一个姑娘的青春和生命的美丽已荡然无存，此刻正发散着被井水浸泡后腐尸的恶臭。待那熏人的气味消散些后，吴凯、刘青生等四个知青上前捧头抱脚扯着两只胳膊把胡的形同木头一般沉重的僵尸搬到机务库，停放在炉火通红的保养间里，并派了二老孙、李景堂等几个老职工轮流值班看守。
当晚，我随教导员参加二十一连党支部会，会议研究胡爱娥非正常死亡的善后处理。联想到不久前，中央刚刚发出一个26号文件，对甘南县迫害女知青事件作出严肃处理，我提议对胡爱娥做尸检，因为我怀疑胡爱娥受到了坏人的迫害。但我的话却遭到教导员声色俱厉的批评：“你想干什么，你那是埋汰死人，给活人脸上抹灰！”
对教导员的话我不太理解，“活人”？“活人”指谁？指害死她的人还是她的父母和家人？应该是家人。我这样判断教导员的话……可如果真有人害她，不找出来那不便宜了那个人吗？我这样想，但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不是营连领导，只是个列席会议的营党委文书。
团保卫股第二天来到现场，在做些必要的了解和调查之后，确认是自杀。认为没有立案的必要，营党委当然也就无须再作其它动议。
两天后，胡爱娥的父亲从上海来到农场为女儿奔丧，胡父很有风度和气质，是上海一家大企业的领导人。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听了营连领导关于其女儿死前状态和各级领导处理其女儿非正常死亡过程的说明，听后并不问女儿的死因，只是无限伤感地说，感谢连队对他女儿后事的料理，女儿给他丢了脸，也给组织添了麻烦，他表示等小女儿初中毕业把小女儿也送来兵团代她姐姐去尽义务，弥补她姐姐给组织带来的损失和影响。大家很为胡父的姿态和胸襟所感动，真不愧是领导干部人大代表。
胡爱娥的墓地选在距连队东北两公里的挠力河畔，埋葬胡爱娥时胡父捧了一大块冻土放置在自己女儿的坟头……胡爱娥就这样告别了战友告别了人生，但是她不死的幽灵一直徘徊在二十一连的上空，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一次，在和教导员一同去团里开会回营的路上，我禁不住对教导员说：“我还是认为胡爱娥怀孕了。”教导员说：“指定是那回事，不然她能死吗？但是你不能把死因往那儿引。”听到教导员这几句话，我便想起当初他对胡爱娥死因那番新奇的解释和他在二十一连党支委会上斥责我说的“不要埋汰死人给活人脸上抹灰”的话，终于体会到了教导员在处理胡爱娥问题上的良苦用心，他是不想让大家去触碰胡爱娥用死来掩盖的个人隐私。
几年后，荒蒿覆盖了挠力河畔的那座青冢，覆盖了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上海姑娘的生命。有人想起胡爱娥便问：“她爸还没把她妹妹送来？”回答的说：“还送来？一想到她姐死在这儿还不知道怎么难受呢！”另有人说：“我看胡爱娥要不是因为她爸还不能死”；便有人问“为什么”，回答的说：“她爸是四届人大代表哇！”
十几年后，我在辽宁省委党校学习，为写论文翻阅一些资料，看到一位西方社会学家在论述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与人性解放程度的关系时说，越是进步的社会，人们所受禁锢越少……
几十年后，我辗转移居到上海——这座有着东方之珠称誉的世界名城，也是胡爱娥下乡前生活过的故地。在这里我经常参加后知青时代的上海知青聚会，每当此刻，都免不了想起胡爱娥，一提起她谁都说，“她的事放在今天决不会出现当年的人间悲剧”。
如今，当年的知青早已返回了各自的城市，唯有挠力河畔那座荒蒿覆盖的青冢——那个生命定格在二十一岁的上海姑娘，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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