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殁于缅北战场的北京知青——追忆战友张育海和沈大伟
1969年的元旦刚过，我们北京知识青年一行18人（我们之间在北京并不认识，是我们到云南后，由云南省革委会农林组把我们组织起来的），乘一辆卡车，还配备了一面红旗，从昆明出发，奔赴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瑞丽国营农场，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进入滇西外五县的内地知识青年。
当卡车在崇山峻岭中“盘旋”，想到已远离家乡和亲人，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这时，我注意到我们队伍中有一位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他就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异常地兴奋。他给大家讲笑话，请大家吃东西。他的乐观和坦诚，极大地影响了同志们的情绪。听别的同学说，他叫张育海，是北京四中的高中学生。
车一到瑞丽，我们就在瑞丽街头看到好几个身着缅甸共产党人民军军装的战士，张育海总是第一个凑上去，询问情况，收集信息，并探讨能否带我们过去参军等。
在瑞丽县城（即农场团部）停留的短短几天里，张育海亲自选择了两个比较可靠的人民军战士作为我们的介绍人。一个是一营的排长欧举，另一个是二营的连指导员苏自忠。老欧的探亲假还有一个月到期,跟他走,被育海确定为第二方案;而 老苏的假期只有三天了,张育海果断地决定第四天上午,与老苏在畹町镇碰面,和他一起回部队,作为我们行动的第一方案。
尽管我们在昆明就听说过参加缅甸共产党人民军的事，大家都曾跃跃欲试。但是真正到了决策的那一刻，又有些犹豫。张育海召集我们开了一个短会，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面临的机会，指出我们18个人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一致，以完成我们共同的理想。
他建议，我们分成两组，第一组应由参战欲望比较强烈的几个男生组成，跟老苏过去，其余同志作为第二组，暂时留在农场等待机会。接着，他表示他自己决定参加第一组。
张育海
他深情地谈起他的家世，他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份子家庭，幼年丧父，他的三个哥哥都是大学毕业生，并已成家立业。他离开北京时，重病的母亲正躺在医院，北京四中的一个群众组织正在通缉他（据我后来了解，张育海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发表过一些对林彪、江青不满的言论）。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必须用生命换取尊严，表达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决心。大家都被深深震撼了。
比如我，从1966年到1968年，已经在学校搞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和同学之间产生了很多恩恩怨怨。来到云南后，我似乎有一种灰心丧气、看破红尘的感觉，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交友也十分谨慎。
育海和我是同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误解和委屈绝不亚于我，如今他承担着这样大的压力，激情依旧，对毛主席的忠诚依旧，使我十分感动。此外，他卓越的组织才能也令我们折服。他非常善于沟通，达观、睿智，且风趣、幽默。
最后，经过大家充分协商，第一批参军人员确定为：张育海、侯红军、博淇、张来耘和我。我们迅速和农场团部协商，把我们五个人和另外四名女同学分到离瑞丽江较近的卡朗分场，而另外九名同学则分到了离瑞丽县城较近的勐卯分场。
记得我们到达卡朗分场的当晚，农场老职工为我们召开了欢迎会，张育海还代表我们知青做了大会发言。会后，我们从场部办公室开出了第二天过瑞丽江的通行证，那天晚上，我们五个人连铺盖卷儿都没打开，凑合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农场，过瑞丽江，到畹町镇与人民军战士老苏汇合，走了四、五个小时的山路，来到缅甸共产党东北军区303部队的新兵站所在地——勐古。在新兵站，只做了简单登记，就发了军装和武器弹药，并宣布张育海和博淇去一营，我和侯红军去三营，张来耘去总部宣传队，我们之间都来不及告别，就分别被各自单位接兵的同志带走了。
第二天一早，我和侯红军跟着三营的同志，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翻越了邦赛山，于第三天下午到达三营的前线驻地——勐洪。我和侯红军都被分在一连，他在六班，我在三班。
我们到达连队的时候，部队正在休整。在勐洪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白天练兵，晚上学习，伙食也非常好，我和侯红军的体重都增加了十多斤。
我们连队像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比如我们班，除我和一个昆明知青是汉族外，其余的同志有景颇族、傣族、傈憟族、崩龙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同志的家乡，有的在中国境内，有的则在缅甸境内。那时，我们部队每天都在补充新兵，大家求战的愿望迫切，情绪空前高涨，有的同志甚至提出了“三年打到曼德勒，五年解放仰光”的口号。
有一天，通讯员通知我立即去连部，说有人找我，到那儿一看，侯红军也在。原来是一位一营的同志去总部汇报工作，途经勐洪，张育海特地托他来看望我们，并带来一纸祝福的小条儿。我和候红军到勐洪后，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育海的关怀和问候，使我们深切体会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觉。这位一营的同志说，营长本来安排张育海在一营一连当文书，但在他的坚决要求下，到一班担任了机枪手。
我们终于迎来了参加人民军后的第一次战役，缅甸政府军最精锐的77师奉命进入我东北军区根据地围剿。我们三营按照总部的要求，离开勐洪，开始了大范围、魔鬼式的运动和转移。
我们经常是用一天的时间爬上一座高山，立即挖战壕，然后在山顶过一夜。第二天一早，又接到命令，迅速下山，再爬上另一座高山，再挖战壕，再过夜，第三天早上再下山。每天重复这样的行动，以致于当我们再一次爬上一座高山时，发现不用挖战壕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前几天爬上的那座山。在整整20多天的时间里，我们在不停的运动中。
其间，我们三营不断地派出小股部队对敌军的营盘进行袭击、骚扰，只有一次意外地与支持政府军的汉族自卫队武装遭遇，打了一小仗，我们一连的一个同志负轻伤。三营官兵的疲劳已经达到极限，连队中战士的抱怨不绝于耳，大家急切地盼望着能迅速投入战斗，与老缅军决一死战。
我记得是在三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我们正在山上睡觉，忽然接到总部的紧急命令，立刻轻装出发。我们丢掉了背包、雨衣和毛毯，只带武器和弹药，向西南方向急行军。
一路上，我听见连长一直在小声地叨念着一个地名：“西沙坝，西沙坝。”
听同志们说，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的穿插和运动，我们东北军区303部队已经集中了全部兵力，把敌军77师的快三营包围在西沙坝。二营和特务营已分别占领了西沙坝的西侧和南侧的高地，准备打77师的援兵，而担任主攻的一营协同总部炮连正在坝子里与快三营对峙。我完全明白了，我们三营连日来担任的游击任务业已完成，现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火速赶往西沙坝，增援一营，力争全迁快三营，以完成反围剿的收官之战。
天已大亮，离西沙坝只有一座山头了，我们已经听到了山那边隆隆的炮声，但是很微弱，也很稀疏。终于翻过了最后一座山，我们迅速扑向坝子底。我们一连被安排在快三营的侧翼，即“口袋”口儿。枪炮声已全部停止，坝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总攻迟迟不发动，是在等待我们三营就位。
战斗进行地异常残烈，枪炮声震耳欲聋，负隅顽抗的敌人拼命地反扑。处于敌军正面的一营和炮连显然承担着更大的压力，我们三营一连则以逸待劳，消灭了不少企图突围的敌人，但我们连也有两名战士受重伤。战斗一直打到中午12点以后才结束。敌人死的死、降的降，战场上一片狼藉。同志们都冲到前面，从死人的背包里搜寻战利品。
这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正是张育海。他满脸灰黑，只露出一排白牙。我们俩都兴奋极了，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其实，我俩认识还不足三个月，分手也只有两个月）。我觉得，我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吐，但他却不让我说。
他就像打机关枪，滔滔不绝地对我说起他是怎样争得了机枪手这一位置的；讲起了今天上午一营的李副营长如何牺牲在他的身旁（李副营长本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的作战参谋，他作为军事顾问团的成员，被派到缅共东北军区。然而他身先士卒，在西沙坝战役中，亲临一线指挥，英勇牺牲在一营的阵地上）；他还说起在根据地休整的那段时间，他经常望着对面的大山，想北京好吃的东西。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集合号吹响了，我们必须立即归队并迅速撤离西沙坝。我拉着他的手，想嘱咐他几句话，但我的声音有些哽咽。他仍然乐观，说笑着，用力握我的手，然后，扛起机枪，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和育海在西沙坝的一别，竟成永诀。
从西沙坝撤下来，忽然下起了大雨，我们的雨衣早已丢在了山上，只能淋着雨。道路泥泞，我的脸上流淌着雨水和汗水，思绪仍沉浸在与育海会面的幸福时刻。
返回了根据地勐洪，我发现我的全身长满了红斑，有些已经化脓。经战地医院检查，决定我和我们营的伤员一起，返回后方，又回到了中国境内，住进了位于潞西县遮放区的解放军昆明军区108医院。我们脱下了人民军军装，换上了解放军军装，枪支弹药也被妥善保管。
20多天后，我痊愈出院，准备返回前线。但是，却传来缅甸政府军78师再一次进犯我解放区的消息。三营已离开勐洪，又开始了运动战。由于无法回连队，我决定和另一个出院的三营战士（他是昆明知识青年）沿中国边境旅游。我们俩虽然身无分文，但却受到了昆明、北京知青的热情接待。每到一个知青点儿，他们会把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吃，还给我们两个人表演节目。本来我们已经确定住在男生宿舍，但那些女知青却嫌男生宿舍脏，她们腾出了一间最干净的女生宿舍，执意让我们两人住。第二天，他们又会安排牛车或自行车把我们送去另一个知青点儿。
一得到部队休整的消息，我们立刻返回勐古。这时，我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张育海牺牲了。我一时懵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三营至今还没有一个同志牺牲，何况他是那样的机敏，那样的灵活。一个月前，他在西沙坝的音容笑貌依稀就在眼前。
一会儿，我见到了表情凝重的侯红军，他证实了这一消息，并领我到新兵站，介绍我认识另外两位刚刚赶到勐古的北京人沈大伟和刘其超。
沈大伟也是北京四中的高中毕业生，他已到山西插队半年。一两个月前，他接到了张育海的信，信中描述的人民军的战斗生活深深地吸引了他。他立刻回北京，决心只身前往瑞丽。
出于安全的考虑，大伟哥哥的同学，也是大伟的朋友、画家刘其超，愿意陪他同行，顺便写生、采风。当两个人风尘扑扑地来到勐古，育海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沈大伟一表人才，他浓眉大眼，皮肤白皙，身材高大、魁梧。他的性格也极为沉稳，与张育海形成鲜明的反差。刘其超告诉我，大伟的学习成绩非常好，是四中的尖子生。
由于和张育海的关系，我和大伟一见如故，我们只经过简短的交流，就发现彼此对生活、对社会、以至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惊人的一致。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讲过的话。他说，乌鸦能吃饱肚子，因为它吃动物尸体的肉；鹰常常吃不饱，因为它只吃活动物的肉。他其实已经很适应山西的插队生活，他参加人民军，是想像鹰那样。他坦承张育海的离去对他震动很大，但不会影响他的决定。“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大伟被分到二营，又是担任机枪射手。
7月份是当地的雨季，我们东北军区303部队又一次集中全部兵力，一举攻克了缅北高原的重镇南坎。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班的昆明知青赖思群也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那年他只有17岁，也是一位机枪射手。后撤的时候，我始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暗暗地为沈大伟担心。因为我知道，打南坎担任主攻的就是二营。
当得知大伟牺牲的噩耗时，我才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打仗一定是要死人的。不管你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打得是运动战还是游击战，是攻坚还是阻击，是遭遇还是埋伏，是大仗还是小仗，是胜仗还是败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死的人绝大部分是风华正茂的年青人。
张育海和沈大伟均生于1947年，从小学到中学，是毛泽东思想的雨露滋润着他们的成长。在人生最宝贵的年龄，他们饱含一腔热血，却苦于报国无门；他们有思想、有追求，对朋友诚恳，对国家忠诚。只要给他们一点机会，他们就会全身心地扑上去，从不吝惜自己的一切。
如今，我们应该对当年输出革命的作法做一些认真的反思。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府，以至于选择什么社会制度，应该由他们国家的人民自行决定。
难道不是吗？今天，萨尔温江畔已经远离了炮火和硝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留在当地的我的人民军战友，不少人已成为自治政府的官员，他们正在领导着缅甸掸邦的各族人民，彻底铲除毒品，建设美丽的家园，并营造幸福的生活。
我想，只有这些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才更加珍惜和平环境的来之不易。也许，这才是我们人民军战士对缅甸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
多年来，由于我们在认识上的反复和政策上的摇摆，使像张育海和沈大伟这样一些优秀青年的事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鲜为世人所知。在此，我也想提醒北京四中的同学、老师和领导，我知道，你们学校每年都有大批学子考入北大、清华等一流高校，你们的校友中也不乏博士、院士等人才。但是，你们可曾知道，另外有两位校友张育海和沈大伟。他们前赴后继，勇冠三军，曾经为北京四中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完全值得你们引以为自豪。
“青山处处埋忠骨”，在缅北高原的深山里，埋藏着我牺牲的战友，也埋藏着我们人民军战士未酬的壮志。
4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那片充满着异国情调的土地，那紧张、刺激，而又充满着激情的战斗生活，时常令我魂牵梦绕。
高学民同志当年是瑞丽农场勐卯分场的职工，多年来，他一直很关注我们几个北京籍人民军战士的境遇。后来农场改制成为兵团，我当然也算是他们的兵团战友。在欢庆北京知青赴云南40周年之际，他盛情地邀我写一点儿东西。我欣然命笔，写下这篇短文。
一方面，是寄托我对两位亲密战友的哀思；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彰显张育海和沈大伟的英雄壮举，以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2009-12-28
尘封40年的缅甸来信
（当年参加缅共的中国青年的信）
近日，文革前高中老同学聚会。曾在云南兵团的张荫堂送了我一本书，名为《八千子弟》。
作者是一批当年在云南的知青。其中曾赴缅甸作战的景立人也是我中学的校友，他所写的“追忆战友张育海和沈大伟”一文，使我第一次了解到我的朋友张育海，当年是如何在缅甸牺牲的。
张育海原是北京四中高二的学生，智商颇高且具领袖风范。文革中在北京时，我们曾在一起谈天说地，还办了张名为《只把春来报》的小报，从写稿、编辑、印刷到沿街叫卖都要亲历亲为。我至今还记的，在一个夏季傍晚，这位四中高材生蹬着平板车，我在后面推，把纸拉到东四一家街道工厂去印报的情形。后来，我从云南回京不久，就听说他也去了云南，后又去了缅甸，是在那里打游击。
其间，记得景立人一次回京，曾和我们聊过在缅甸的情形，还介绍了在德钦丹东和德钦巴登顶等缅共领导人的指挥下，他们的作战生活，并展示了从缅甸政府军，被他们称之为老缅那里缴获来的手表、罐头等。他和张育海，在那时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心中的格瓦拉。
在此之前的1968年秋季，毛泽东曾身着军装，亲自接见缅共领导人，《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介绍缅共的斗争业绩。张育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投身到他心目中的伟大的世界革命战争中，却没想到在一次战斗中，持枪冲锋，中弹身亡，牺牲在异国苍凉的山林中。
张育海是在1969年3月去的缅甸，同年6月2日，他从缅甸给在北京的朋友们写来一封信，这大概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了。内容主要是针对朋友中有人感到在城市前途渺茫，也想南下从军，张育海对此谈了些他的想法。由于我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就找来看，并至今保存着这封信的手抄本。
年代久远，斯人已逝，信中部分字句都模糊不清了，尽管当年特殊大环境带给这代人的历史局限，但至今读及，仍感慨无限：
“xx：
来信收到了，老朋友中，除刘杰外（他只来过一封信，问问这里的情况，表示想来。）你们这是第一封， 对我真是喜出望外，本来，我已绝了和你们通信的望了。
细读几遍，无限感慨，人世沧桑，短短半年，朋友们不但天各一方，而且精神上也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各奔前程。多数人都被沉重的生活压得抬不起头来，实在痛心得很。
半年遨游天下，驰骋南北名满京华，一时的长、捲、星（ 注：三个战斗组名称）算是烟消云散了，但当年我们度过的那段时光，现在一闭眼就清清楚楚浮现在眼前。在南来的路上，抬眼就见到我们当年走过玩过的地方，触景生情，当年串联的情景就如昨日。这边昆明插队青年的情况也一样，消沉、痛苦、颓废、堕落，或发疯、或自残，有些人几近土匪，看来是学生们的通病了。十几年的教育，学生成了一些空怀大志，但又没有生活能力的人。一旦原来习惯的生活道路走不通，落到从来没有想到的地位，一个物质生活条件，精神生活条件极低，而且远离亲人，远离（现在想起来更加）灿烂的城市的家庭，自然要感到前途一片黑暗，不知怎么熬下去。而被单调的生活，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得精神分裂。
我爱我的朋友，为他们的不幸而痛苦，由于我自己到了这个似乎很令人羡慕的地位，而更感到痛苦。我希望他们幸福，而又无能为力，我所能做到的，只不过请你们转达给刘杰，以及其他那些朋友们，无论前景如何惨淡，环境多么艰辛，千万不要绝望，不要作践自己，不要把颓废作为出路。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机会还多，不要把环境看死了。难道我们的经历不能说明了“否极泰来”，显示了辩证法的威力吗？不要太悲观了，历史的经验证明，我国现在的政治情况必然由不断国内革命变为不断的对外战争。当然，我们不是当年拿破仑，那属于法国大革命后不断的对外征服和侵略战争。我们进行的是完全不同阶级内容的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你们在国内对“九大”一定了解很多，林总的政治报告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九大”不过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总动员，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主席说“从现在起五十年……”指明这一点，在实际上，我国将要进行的这场空前席卷世界的斗争不会让哪一个地方，永远是一潭死水，一切人总要卷进去，而且持续两代三代也不一定。我觉得值得考虑的，不是没有机会投身历史浪潮，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待浪潮过去，除了空虚、懊悔和似有所得的“教训”外，一无所得，似乎是评论拿破仑（也许是他自己说的话）“不是幸福特别照顾他，而是幸运抬头的时候，他有能力把握住幸运。”“如果能有“天将降大任于……”的思想，就会不怕环境的艰辛，而别人颓废的浪潮或许倒是件好事吧，试问，“当年主席上井冈山时，谁又想得到这里有着把握历史脉搏，决定世界命运的希望呢？
至于我走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确实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在前途渺茫”、“走投无路”的下乡青年眼里，这更是一条无限灿烂的路。往往他们无力打破沉寂的生活压力，而企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而博“一次”、“跳”一次，对学生来说，这可能是唯一的有希望的出路。在轰轰烈烈的战斗中，暗淡的灵魂重新爆发出灿烂的火花，不惧怕艰险而锻炼直上的“战士”。对于没有尝试过战争滋味的青年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想法，这不过是在一种逆流中的天真幼稚的精神安慰与宗教教义中的天国一样！
战争，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而是残酷的成千成万吃人的惨剧！当然，从马列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是天然的必然的“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产婆”，和刮风下雨一样，不管你是否喜欢，而自然要来的，是人类解放必须的。当然不能像那些学生那样浪漫的去想，战争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和兵力计较上有意义（我不是说人的因素，而是说人的价值），为战争整个的胜利，你可能就要做局部的支付而牺牲，尽管胜利是肯定的，甚至就在眼前，但你却看不见，像董存瑞就是突出的例子，而为了战争的胜利，守到一个人，没有什么援兵，肯定要守还是要守。明知要死，不顾牺牲，要冲上去的事是家常便饭，塔山阻击战呀，上甘岭战役呀，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缓冲阻击战呀，斯大林格勒战役等比比皆是，朝鲜战争初期之比是一：七，我伤之七，美伤之一（后期相等，后为七：一），有时几个军被消灭的也有，而电影上的战斗，太浪漫主义了。这不是战争恐怖论，而是冷静的认识。
为政治目标的实现，军事行动必做的牺牲。而学生中摩拳擦掌者是否准备无条件献身呢？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一颗子弹来了，就人事不知，多利索，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冷枪冷炮，或激战中冲上去就被打倒，甚至没有到位置，没有打枪，连敌人还没见到就完了也不少。打大仗的时候，有时一个班，一个排为通过封锁线而全部报销的也有，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冷冰冰的地上，亲人还不知道。死也往往是受伤，因为后方医院来不及治，流血过多，经长期的痛苦和挣扎，头脑清醒的死去。古诗中“谁知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惨凄悲戚之外，即在于此。学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学生，有很多抱负很大，看不清，在心里存有“在革命中成就自己”的想法。而当革命需要你牺牲时（不是我们平时写文章的高调），而是实在的献身怎们办呢？另外，军人的字典里没有“不”字，无论多危险，要冲就得冲，无论你如何支持不住，要爬山要行军，天塌下来也得冲，你累？你病？你力不胜任？没有的事，干不了也得干。纪律要你这样，环境逼的你这样，否则战斗就要失败。在军队里，最好不要要求别人的同情、怜悯和谅解。另外，部队里也不见得没有矛盾，而且时时和死打交道的人当中，细致的感情是不多的，一切冲突没有缓冲而尖锐无情。总之，对战争来说，只有胜利，只有干到底，不论路多长。我现在停在战区的战场，横观世界，竪看历史，是最舒服的。战争发展起来，定是要艰苦的，关于卫国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你们也知道不少，那种时候，欲罢不能，有些人要停战了。在云南短短的战斗，对生活影响就极大，莫要说那么遥遥无期的战争了。
当然不是说刘杰就不行了，我有冠心病不是也干了（注：张有肺结核）。但有两点：一要珍惜和平的幸福，例如不至会饿饭，半夜不必起来站岗转移，不必倾盆大雨泥泞爬山路，不必雨中住山头等。二不要以玫瑰色眼光看待战争，xx北京入伍，还没有到战斗单位就回去了，他以前的热情不亚于朋友中的任何一个人！除思想准备足，或天性如此的人外，适应战争的太不容易了！朋友中大概大伟、任杰（注：去莫旗插队）最合适了，而xx就要深思熟虑了，不要匆匆下决心，一失足成千古恨，画虎不成反类犬。最后一次叮咛勿冒失，这儿走错了不比国内，我们的身份问题始终是悬而未定的，众说纷纭，这本来是件悄悄的事，现在大张旗鼓，反叫中央为难，而且在一个时期内，不能公开承认。所以不要冒失！
当兵的和死打交道，不耐烦说话拐弯，信里写的不是打官腔，也不是吓唬人，只是希望大家保重，不轻易挺而走险。当然，战争生活是有其迷人的一面，不及多写信，请转看，我毫无顾虑！
问一切朋友好！
遥祝
安康
育海 1969.6.2”
40多年过去了，不管今天的人们如何看待这封信，我仍愿把它呈现给大家，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起码让他们了解到，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国家曾有过这样的一批年轻人。
文章来源：桑干河畔、传说网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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