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学"与"兵团文学"
“知青文学”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名词，凡描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经历的文学作品，诸如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都归入了知青文学的范畴。
知青文学作品的作者，大致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比下乡知识青年年长的作家、记者等，耳闻目睹知青的生活经历，有所感而发，写出了一篇篇以下乡知青为主角的作品。另一类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走上创作道路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托，为知青生活谱写出一系列作品。
知青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文化大革命前、文化革命中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个阶段。
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落户，参加生产劳动，始于1952年。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其后有大批支边青年参加了新疆兵团。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反映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劳动场景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从严格意义上讲，当时既没有“知青文学”的提法，在文学中也没有一个专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命运为创作题材的分类；所谓“知青文学”还处在萌芽状态期，在同一时期反映农村青年命运的文学作品大大多于描述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前影响较大的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角的文学作品，有《军队的女儿》、《朝阳沟》、《边疆晓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青年一代》、《军垦战歌》等。这些作品在积极肯定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在边疆和农村大有作为的大前提下，讴歌了知识青年上进、无私、忘我的奋斗精神，为后来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树立了一批青年楷模。
我们绝不能低估上述作品对一代青少年的影响。青少年崇尚的是英雄主义的奉献、轰轰烈烈的事业和浪漫的生活情调，而这些都可以在上述作品中读到、看到；作品渲染的无私忘我的高尚情操和无畏创新的精神世界，很容易成为青少年追求的奋斗目标；对现实生活一定程度的美化，使农村和边疆具有了神话般的魔力，吸引了千百万青少年的注意力。在后来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确实有不少青少年是带着美丽的幻想离开城市的，而这幻想大多是读了文学作品后编织出来的。
从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千余万城镇知识青年送到了农村、国营农牧场和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知识青年很快体会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得不对前途和命运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和摸索，并由此产生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
一类作品继承了文革前知青题材作品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方向正确，渺视困难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讴歌知识青年的生活劳动场景，强调不讲任伺条件地扎根农村、边疆干一辈子革命，以塑造勇于献身的英雄和平凡的劳动者形象为己任。这类作品，往往能够公开发表，以起到教育下乡知识青年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鼓励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文学创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本书第十一章我们已列举了各生产建设兵团培养知青写作人才的一些实例。各地通过正常途径培养的知识青年笔杆子，创作了一些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宣传工作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文学界和文艺界储备了一支新生力量。不少在80年代成名的作家、诗人，就是当知青时开始的写作生涯。但就当时公开发表的知青题材文学作品来说，大多因理想和正面说教的成分过多，与残酷的现实生活完全脱节，已经全然失去了文革前同类作品的神秘号召力和感染力，甚至引起同辈人的厌恶。
文革期间发表的知青题材小说，代表作有《青春》、《理想之歌》、《分界线》、《广阔的路》等。《广阔的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知青题材文学作品集，主要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文学创作班的作品。《“扎根园”里苹果红了》以天津知青在山西省平陆县插队的生活为背景，用青年教师郝广杰和知青宋春元、张振忠、小曹等形象表明了农村大有作为的主题和坚持扎根边疆的方向。《广阔天地有志人》以张家口知青程有志培育良种的事迹说明两条路线斗争的错综复杂。《和金鸡纳一块成长》，述说了北京知青辛温在云南农场为建立金鸡纳基地忘我奋斗的故事，并对她主动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加以重点渲染。《小将的挑战》将当时的知青典型柴春泽的事迹文学化，在这篇作品后面还附上了柴春泽的日记书信摘抄。此外，还有《土窑洞里的赤脚医生》、《新教师和她的聋哑学生》、《在这张考卷面前》等作品。
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生活，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代表作是张抗抗等人的作品。张抗抗是来自杭州的女青年，1969年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分界线》。这部小说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框架下，描述了兵团知识青年的斗争生活场景。
诗歌的创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各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刊，都为发表知识青年的诗篇提供了专门的园地。理想的编织，激情的过分渲染，对边疆农村生活情调的美化，可以说是当时公开发表的知青诗歌的共同特征。
另一类作品是所谓的地下知识青年文学作品。在各地的下乡知识青年中，都有一些人在秘密地写作，少数作品变成手抄本在知识青年中流传，多数则因生活命运的改变而夭折。秘密创作的作品，有小说、诗歌，也有散文。这些作品，大多数是知青生活和命运的真实写照。公开发表的知青题材作品主要昭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光明面，秘密写作的知青题材作品则主要揭示这场大规模运动的阴暗面；前者展示的积极上进的革命精神，在后者中往往是虚假的伪装和谋取私利的手段；前者弘扬的理想主义的激情，在后者中不但看不到，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悲观、失望甚至颓废的气氛笼罩在知识青年之中；有的作品，干脆就是对残害知识青年现象的血泪控诉。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出现的大批文学作品，无论是公开发表的作品，还是秘密流传的作品，都因作者本身尚置身于运动之中，不能冷静、全面地观察这场运动，对知识青年的命运把握不住，或者过于肯定，或者过于否定，所以绝大多数昙花一现。
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这些作品毕竟把知青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使知青文学已有了雏形。
大批知识青年返城，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尽头，知青文学却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步入了成熟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亲身经历，使他们对社会的理解更加深刻，亦为知青题材的作品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养分。
从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发表的知青文学作品，有数百篇之多，其中反映兵团知青生活经历的作品占了一半以上。知青文学发展的脉络，通过“兵团文学”亦可以揭示出来。
“兵团文学”的主要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以感情化为主要特征的知情题材作品。这类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态度，再现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劳动场景，在健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捕捉青春的气息和浪漫、潇洒的情调；作品往往回避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对错是非评价，着重于知青的精神回归和对知青生活的感情依恋。这类作品大多出现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文革期间公开发表的知青题材文学作品的转型，用淳朴的感情抒发取代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空洞渲染。
出生于北京的钟阿城，1968年赴山西、内蒙古插队，1969年又前往云南景洪农场，后转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阿城的小说《棋王》，把在农场当知青的王一生对象棋的执着热爱写得出神入化，浑然忘记了一切苦难，超脱乐一切现实。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
王仕陆、田子镒、周良宗三人合著的《红土地白月亮——重返知青河》，被收进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爱的世界丛书》。他们写出了32篇描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云南农场的知识青年知青恋爱经历的小故事，以浪漫的笔锋展示了青年一代的情爱世界。
人有情，动物亦有情。李海音的《杂毛狗牯》，梁晓声的《鹿心血》、《鸽哨》，以及北京晚报社的“人与动物”系列丛书中特别编辑的知青专辑《我和菊花青》（高立林主编，收录了111篇知识青年的作品），都是以下乡知识青年与各种动物之间的关系为主题的作品，主要展现的是在坎坷命运中挣扎的知识青年的精神寄托，从不同角度渲染了回归大自然的浪漫情调。
第二种类型是在“伤痕文学”盛行时发展起来的知青题材作品，这类作品大多出现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知青个人乃至群体所经历的磨难，换言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阴暗面的暴露；往往成为这类作品的主题。作品的主调或者压抑、低沉，或者悲愤、凄凉，使读者为之震动。这类作品可以说是文革期间知青地下文学作品的发展，但在运动结束后经过冷静的分析和思考后产生的作品，远比文革时期的秘密作品深刻，覆盖面也宽得多。
梁晓声创作的知青小说，大多属于这类作品。1968年从哈尔滨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梁晓声，创作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一系列知青题材作品，并于1993年结集出版了《梁晓声知青小说选》一书。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为了开发“鬼沼”，女副指导员、“摩尔人”和“妹妹”三个知青先后献出了生命。《为了收获》则展现了知青在收获季节突遭“出血热”(鼠疫)袭击时的各种心态，尤其是抨击了曹干事，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知青干部的拙劣表演。《今夜有暴风雪》是梁晓声最有影响的作品，这篇小说以黑龙江兵团知青群起要求返城的事件为线索，回溯知青们在北大荒的生活经历，塑造了曹铁强、裴晓芸、郑亚茹、刘迈克、小瓦匠等不同的知青形象，以及团长、政委等现役军人和地方干部形象。共同的命运，驱使知识青年采取了统一的行动，当人们终于接受了山崩一样的回城风的事实之后，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各级干部，对过去的一切做法几乎都有了新的认识。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后，更受到了一致好评，原因就在于它以人们能够接受的情节，铺陈出了一部悲壮的屯垦史诗。
《今夜有暴风雪》没有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抱完全否定的态度，留下了一个积极的结尾。小说的结局是男主人公曹铁强等39名知青自愿留在北大荒，陪伴那些献身于北大荒的知青并去完成他们的未竟事业。
同样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孔捷生的小说《大林莽》，则是对这场运动给予了完全的否定。生产建设兵团的一支由 5名知识青年组成的小分队，为开发新的橡胶生产基地，在女副指导员的率领下开进了热带雨林，结果除副指导员外，4名男知青全部死在了大森林中，而这种献身实际上毫无意义。尽管头脑清醒的男知青简和平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副指导员亦对行动的目的越来越怀疑，但他们不能不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到底。一个全然悲剧性的结局，更为动人心魄。
第三种类型是以纪实和反思为主要特征的知青题材作品，这类作品大多出现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至今方兴未艾。以回忆和纪实的手法，真实地再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幕幕场景，并加以今天的评判，既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信的材料，亦使一代知青对当年那场大规模的运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集体的参与，使纪实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作者和读者，亦使文学的触角伸进了许多过去没有涉猎的领域。在整理、收集大量资料基础上创作的大型纪实文学作品，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个人经历以及其后的巨大社会背景，首先成为这类作品的主题。“王亚卓”事件的受害者之一邢卓，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雪纷纷》，作者不但叙述了事件发生的根源以及当事者受到的压力和因政治迫害产生的一系列悲剧，还揭露了那些道貌岸然的领导者的卑劣行径，并反衬以有正义感的知青们的同情。
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马波，先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后来转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署名“老鬼”的作品《血色黄昏》，将他在内蒙古草原8年的经历一幕幕展现出来，清查“五·一六”中对知识青年的政治迫害，烧死了69名知识青年的草原大火，某些现役军人干部的无知和贪婪，生产建设兵团盲目开发草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形成了笼罩在知青头上的一道道阴影。按照作者的说法，他是试图真实地书写一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
出生于北京的女青年乔雪竹，1968年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插队，后转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她在《郝依拉宝格达山的传说》中，描述了内蒙古兵团对一起殴斗死人事件的处理过程，揭示了产生悲剧的原因。虽然这是一篇小说，但同《血色黄昏》一样，有真实事件的依据。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亦谱成了纪实文学的宏大篇章。受云南知青大返城的震撼，原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知青郭小东写出了长篇小说《中国知青部落——一九七九知青大逃亡》。
嗣后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成都知青邓贤，又以《中国知青梦》为题，不但再次揭示了云南兵团知青返城的内幕，并用纪实手法生动地再现了如下场景：人为拔高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知青艰苦的劳动换来的是生态破坏和经营亏损、鲜为人知的事故、迫害知识青年的各种恶劣行径以及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后的查办行为、知青病困退和不正常的婚姻关系，知青大返城后的各种遗留问题，等等。在这个长篇纪实文学中，作者加进了自己的议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个体行为，而是集体行为，尤其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更是以大集体的面貌出现。要全面反映知青的生活经历，当然应该使用集体的力量。
1990年，第一本由下乡知识青年集体编写的纪实性文学作品集《北大荒风云录》由工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193篇文章，使人们对黑龙江兵团知青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了解。
受《北大荒风云录》的启示和影响，各地知青纷纷以同样方式共同追忆过去的经历，总结人生道路上的得失，一本本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先后结集出版。
在内蒙古插队和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编辑出版了《草原启示录》(收录作品181篇，草原知青书简52封)、《绿色的浪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纪实》(收录作品135篇)、《戈壁岁月——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师四团生活纪实》(收文65篇)等书，对内蒙古的知青生活，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
四川支边知识青年在《青春无悔——云南支边生活纪实》中，编录了86篇文章，记述了知识青年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经历。
“工农兵学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产物。曾是知青的一代人，没有回避这个话题。由老久、锋子主编的《难言“太学生”—一“工农兵学员”酸甜苦辣实录》，收录了《非常规的校园生活模式》等19篇纪实性作品。
还有一些纪实文学作品集打破了地区界线，从全国范围收集有代表性的知青作品，意在全面反映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如李广平编的《中国知青悲欢录》，收录了各地知青的53篇文章；余夫、汪卫华编的《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收录了陈小雅的《北京知青历程回眸》、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的幻灭》、蒋巍的《下乡知青人生切片》、张化的《“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透视》、吴名的《婚链：一个女知青的爱情困惑》、丁雨雨的《中国知青在外国》、荒野的《董加耕之路》、孙育鼎的《朱克家的沉浮》、申平的《柴春泽其人其事》、王冬梅的《四名女知青典型的今昔》、周缙的《跨世纪的“桥梁”——今日“老三届”实录》等11篇作品。这些作品中，同样有不少篇没有脱离兵团题材。有些自称是知青运动史的作品，实际上并没有超出纪实文学的范围，如费声所著《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一书，主要情节还是以文学的手法记下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生活场景和知青回城时的各种场面。
第四种类型可以称作后知青文学作品，这类作品或是将知青生活延伸到今天，叙述一个错误的运动给人们带来的沉浮和悲欢离合；或是跨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局限，以共和国四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为大背景，描述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学生、红卫兵(或黑崽子)、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各种类型的人物，一般构成了这类作品的四部曲。这种全景式的文学创作，因其关联到了今天，使过去的知青生活与现在的大千世界融为一体，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和冲击力远比纯知青题材的作品强。
张抗抗的《红罂粟》和《塔》两篇小说，都是改革时期知青形象的延伸。前者的主人公纪小明，具有改革精神，但在万宝岭农场的所谓干部体制改革中屡遭挫折；而有红罂粟一样迷人外表的祝融，在“四人帮”横行时借制造人间悲剧飞黄腾达，后来又以阿谀奉承、打小报告等卑劣手段稳坐团委书记的宝座，作品意在提醒人们警惕这种“红罂粟”式的人物再兴风浪。后者描绘了几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经过多年波折后又在杭州六和塔下重聚，用人物交错和内心独白的手法表现了他们对当年荒原生活的眷恋和返城之后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及其内心苦衷，其中尤以顾亦非和宋为良最为典型。顾亦非虽然穷极潦倒，但并不悲观绝望，在逆境中拼搏，若有人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他希望有人出来摇头说“我看不见得吧!”宋为良原准备在北大荒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生活欺骗了他，他把自己比作返城潮水退走后留在沙滩上的小虾，并不认为去北大荒是上当受骗，他的人生信条是人总归都是要活下去的，活下去就要劳动、建设、创造。
陆星儿是来自上海的女青年，1968年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小说《达紫香悄悄地开了》中，作者用一根婚姻的细线把回城当了作家的女知青潇潇和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场长李俊堂连在了一起，既有对旧日黑龙江兵团知青生活的回顾，也有对现实命运的思考和人生道路的选择。
1969年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蒋巍，在北大荒当了9年记者，擅长于报告文学。他在《我问自己一千次》的报告文学中，展示了一个女人的奋斗经历：优秀女学生——黑帮子女——黑龙江兵团女知青一—回城后又第二次下乡——女售货员一一自学考试和奋发写作——成功的女记者。事业的成功并不等于生活幸福，一场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悲剧，就在她身上发生，并常常左右着她的生活道路。这篇作品是作者特别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0周年写的祭文。
肖复兴是北京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长篇报告文学《啊，老三届》中，作者追踪了一批从北大荒返回的知青的人生道路，并郑重宣布：大都市没有吞没你们!你们痛苦过，犹豫过，彷徨过，也奋争过。对于这一段和我们共和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生活，将会刻骨铭心，渗进你们的血肉之中。你们可以毫无愧色而自豪地讲：“我们是曾经插过队的老三届！”
吴欢是北京知识青年，1969年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雪，白色的，红色的……》的小说中，作者用今昔对比的手法勾画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即将出国的前知青发现过去的一切给他打下的烙印并不会因为命运的改变而变浅。
晓剑的《中国知青秘闻录》和《中国知青在海外》两部小说，不但把昨天和今天联系在一起，还把笔锋伸向国外。前者塑造了“类人猿”(杨之洋)的生活经历：开始于“造反”，随后在云南兵团当知青，逃到国外去谋生，终于变成了国际走私犯并被击毙在边界上。后者则分为现代、灵魂、欲望、拼搏、荒蛮、生存、文明、爱情、仇恨、神圣、社会、沉沦、乡恋、文化、罪恶、尊严、流浪、丑陋、死亡、命运二十篇启示录，分述了前知青在国外的不同经历。
1994年是后知青文学创作硕果颇丰的一年。
为纪念中国知青运动25周年，郭小东出版了新著《青年流放者》。作者用时空交错的手法，把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现代生活与过去的经历有机地联系起来，织出了动人心魄的人生画卷。
梁晓声的新作《年轮》，横跨三个历史时期，从学生时代到红卫兵造反、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及至返城，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上的拼搏，勾画出了一代知青的成长足迹。
叶辛是在贵州省山区插队的上海知青，曾以插队生活为背景写作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等知青小说。1994年出版并改编成电视剧的长篇小说《孽债》，通过5个知青子女到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故事，在一系列矛盾的处理中，展示了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家庭生活和不同的人生态度。
来源：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推荐阅读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荒友家园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