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大盈江续——四名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
桌上，摆放着一张七十年代的老照片。画面中，一位身材窈窕的女知青穿着泛白的旧军装，临风独立，清秀的脸庞含着微笑，她的身后，是连队住地的一片土坯房，远景是一望无际的荒山野岭……
女知青小吴
她是小吴，来自成都十六中，作为家里独生子女，她胸怀建设边疆的理想，来到新建连队，从打土坯开始，上山烧荒、打橡胶平台、挖塘、插秧、出义务工等，总是抢在前面；扛着沉重的原木在峻岭丛林、枯藤缠绕的山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从不叫一声苦累，仿佛她柔弱的身躯内总是散发出使不完的力量。
很快，她成为连队第一批共青团员，不久又被选为班长，来到边疆第三年，被提拔为知青副排长后，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一九七五年，兵团撤销恢复农场体制后，小吴再次代表盈江农场知青，出席云南德宏州团代会。会议期间，小吴认识了一位傈僳族山寨的女代表，并同她合影。这张照片刊登在州《团结报》上，后来《成都晚报》予以转载，加上按语：农场女知青同边疆少数民族打成一片。
会议结束回到农场不久，组织上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书。
然而，剧烈的超负荷体力劳动，对小吴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一次例假期间，她坚持出工，引起下身大出血，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血压低，她此后的健康急转直下。由于她无力再承担过重的劳动任务，领导渐渐对她产生了看法……
正当这时，小吴的调动手续来了。由于她是家庭独生子女，根据国家政策可以无条件回到城市，连队知青们都为她能回城高兴，这却引起指导员的相当不满。指导员认为小吴是连队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知青典型，怎么刚入了党，还未为农场做出更多的贡献就要高飞远走？
小吴收拾好行李，把一些衣物和纪念品赠送同学。在办理手续时，她遇到了麻烦，指导员拒绝开出她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拖了几天后，由于新单位报到时间临近，她无法再留在农场，便委托亲近的同学帮忙催促农场办理档案和组织关系，只身携带户口、粮食关系匆匆上路了。
小吴回城后，分配在街道办事处。那时的街道办事处绝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单位，她仍然满怀热情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她的档案不久寄到单位，却没有农场党组织的介绍信。她忙写信给农场，无人回复她；她请同学帮忙去询问，也没有“有关部门”理睬。她的组织关系就此中断。
没有组织关系，就不能证明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办事处领导告诉她：你的档案里虽然有入党申请书，但原单位没有转来组织关系，我们无法认定你是党员，你也不能继续缴纳党费和参加党组织生活。吴的政治生命不明不白消失，这让她真的傻眼了。她加紧写信给农场党委办公室、营部，并在给连队指导员的信里，质疑她究竟犯了什么错，还是不是党员，什么时候转来她的党组织关系？
几十封信一去不复返，都石沉大海。
一九九五年，指导员来到成都看望原连队知青。作为曾经的党员，吴已经脱党整整十九年了。她对农场伤透了心。她不明白农场出于什么目的，要这样“整”她？在成都望江公园的聚会上，她悄悄将老指导员拉到一边，冷着脸恨恨地问道：“你为什么不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回城？你的目的是什么？陷害一个知青对你有意义吗？”
面对吴的质问，指导员支支吾吾，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半晌才嗫嚅地说，“你想怎样办嘛，我隔几天回到农场给你补办嘎行？
“晚了，我已经不需要！”人近中年的小吴冷冷地一口回绝。
在大家眼里，二营三连的小朱绝对是具有争议的女知青。比如，在田地里施肥时，天空突降倾盆暴雨，她是代理排长，竟不容许大家避雨，还站在暴雨中高声宣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鼓励同学们“与天奋斗”，坚持劳动。
又比如，连上有人私自把公家的东西拿回家，不料被她撞到，当即公开指责，并要求立刻送还回去。“连队的公物，大家都有责任保护。”她如是说。
有领导私下悄悄异议，小朱管得太宽，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
图左女知青为三连小朱
小朱来自成都十六中，正直、热情、单纯。一踏上这块红土地，她就严格要求自己，建设祖国第二个橡胶基地，首先从自身做起，短短时间，就挺过了最艰苦的劳动关和生活关。一个弱小的姑娘，体重才八十多斤，却挑起一百多斤的绿肥，腰杆压弯了也不哼一声。由于表现出色，很快被提拔为班长，第二年又代理排长职务。另一方面，她又格外坚持原则，看到不正之风就要批评，而且直来直去，哪怕你是当官的，她也不留脸面，以致连队有些领导怕她那张嘴，远远看见即退避三舍。一些知青也认为她“左”得很，在劳动中只讲原则不讲同学情面。渐渐地，小朱成了“耗子钻风箱，里外不是人”。
女知青不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难道坚持原则有错？不知怎么，连长也渐渐讨厌她起来，向营部打报告，说她搞不好群众关系，要求将她调出三连。小朱毕竟工作努力，是知青中的先进人物，不应打击其积极性。因此营部考虑再三，决定将她调入二营小学校。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小朱在营部小学教书，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学生们很喜欢这位和蔼可亲的女教师。但她对看不惯的现象仍旧要说。学校开会时，她的发言总是慷慨激昂，建设边疆的调子很高，常常令其他老师尴尬，搞得上下都不喜欢她。
一九七五年雨季，推荐上大学的活动开始了，二营学校分得一个上海复旦大学的名额。放到以前，为争一个读书名额，大家会六亲不认，争得头破血流。而这次从校长到老师们，都出奇一致同意让小朱去上大学。原因却是他们欲将这“讨厌”的同行，“踢”出教师团队。
到大城市读书后，小朱仍然怀念遥远的边疆，时时从为数可怜的奖学金中拿出一部分，购买文学、科技等书籍，悄悄寄给学校。谁知二营学校收到她寄来的书，并不领情，有人当着大家的面讽刺道：“摆什么谱嘛！”“谁稀罕她寄的书呀！”真是对学校“阴魂不散……”
小朱在三连的同学听到传闻，极为愤慨，并将那些讥讽、诽谤写信告之，劝她别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农场不值得她怀念。她有些“明白”了，回信道：
我常常想念我的第二故乡，想念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是的，在我过去几年工作中，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在政治上太幼稚。但我是凭着本能的热情和良好的愿望去工作，丝毫未考虑个人的得失，然而我得到了什么呢？
边疆文化书籍匮乏。在大学读书，我的经济极其有限，但仍节衣缩食购买各种书籍寄回农场学校，寄给我的学生们，希望他们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这一切是为我自己吗？什么“阴魂未散”？这样的评价真令人心寒……我为此惆怅、迷茫，甚至不止一次痛哭过。不瞒你说，我写这封信时又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农场有些人采用那些讥讽、诽谤的手法对待一个追求上进的知青，也未免太卑劣了……
小朱写这封信的时候，即将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苏州医学院做翻译。比起那些还在农场的泥潭里挣扎的同学，她算是十分幸运的。三十几年后，当我重新读到这封陈旧泛黄的信时，心中仍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
三营二连是建于六十年代初的老橡胶连队，连上成都知青小刘，虽其貌不扬，却敢作敢为，极讲哥们儿义气，曾因率众打伤连上一名北京知青，被营部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长期艰苦的劳动、苦闷的生活，使他和部分知青一样，在文化匮乏的沙漠化环境里，逐渐对围棋有了兴趣。
知青围棋高手小刘
小刘出身于世代书香大家，天资聪慧，头脑灵活，精于运算，对围棋有一种特殊的才艺，一盘棋局，过目不忘。凭籍搜集到的一本围棋大师吴清源著述的《对局精解》，初出茅屋便睥睨群雄，几年来，与各营、连队围棋爱好者对弈，只赢不输，一些所谓高手慕名前来较量，皆铩羽而归，最后竟无人能与之争锋。
他的围棋影响力辐射整个盈江十三团，连队上不少知青沾他的光，在其指导下也逐步开始学下围棋。当然，大家只知道小刘是棋艺嗜好者，却不知他棋艺背后的身世。而他的身世，在支边青年中绝无仅有。
一九三六年十月，国民政府发生一件震惊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蒋介石首席智囊、最神秘的高级幕僚杨永泰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码头候船时，突然遇刺身亡，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刘芦隐则被人告发系幕后主谋，随即入狱。
刘芦隐，江西永丰县人。早年就读于南昌一中。因追崇孙中山三民主义，一九一二年加入同盟会，次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其资历几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戴季陶、朱培德、吴稚晖、叶楚怆及陈立夫、陈果夫等相近，可谓三十年代民国风云一时的大人物。
这起案件，涉及国民党上层内部派系之争，后来查明系刘芦隐的政治对手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背后操纵。经此一案，刘深为失望，痛感国民政府黑暗，逐渐疏远政治。一九四九年初，李宗仁出任国民政府代总统，力邀刘芦隐担任副总统，被其婉言谢绝。解放后，刘任四川文史馆馆员，文史馆杜诗校注小组组长，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文革初期刘被抄家、批斗，后一病不起，于一九六九年悄逝于成都方正东街四十五号刘家大院。
刘芦隐膝下九子，小刘排行第七。父亲病逝两年后，这位民国元老之子成了一名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其父这段“辉煌”的历史，他从不敢对人讲起。
围棋是风尚之物，下围棋自然是高雅之举。然而，在寂寞的黑白世界里纵横捭阖，仅仅属小刘艰辛劳动之后的业余爱好，自娱自乐还可以，但它既填不饱肚子，也换不来领导推荐读书，或入党提干的美事。当知青们走私杜仲、一夜暴富的浪潮在各连队此起彼伏时，矜持的小刘忍不住手痒，也动起了走私的念头。
连队附近是芒允街，街子地处傣族村寨边，两千年前，它曾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一个驿站。时间长了，小刘认识了街上一位汉族青年，汉族青年的父母远在缅甸密支那开玉矿，做玉石翡翠生意，因此，这位青年时常去密支那探亲。一次，俩人聊起农场知青走私杜仲赚大钱时，汉族青年见过大世面，竭力鼓动他做生意，说缅甸生意好做得很，内地的药材、瓷器、古玩、字画、银元等，任何一样都能在缅甸卖到好价钱，并信誓旦旦曰，“绝不亏待你！”一席话说动了小刘，毕竟是大家子弟，头脑行事慎密，又有围棋的精算，决定先回成都打探行情。
虽然云南知青走私活动如星火燎原，遍地开花，但沿途被海关查获的也日愈增多，不少知青赔了夫人又折兵。两千里艰难的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小刘可不愿做赊本的买卖。杜仲放在旅行包里，体积庞大，容易出事；古玩字画太深奥，真假不识；而瓷器则完全搞不懂。经过细心观察比较，小刘瞄准了银元。银元体积小，易存放，不惹人瞩目，据芒允街青年讲，银元在那边也价值不菲。收购银元，需要本钱，小刘手中拮据，便打起“赊账”的主意。
于是，他和朋友通过熟人，到城郊、农村等四处赊集银元，许诺每枚两元，短短的探亲期间，搜聚到包括袁大头、龙元、帆船、鹰洋、阔须龙、宣统元宝、军政府造大汉四川银币等各类银元，竟多达一百零八枚。
假期还未满，他就赶回芒允街，把这一百零八枚银元交给了那位汉族青年。青年很信守承诺，第二天即前往密支那，半个月后回到芒允街，交给小刘三千元。
有此经历，他返城后混迹于成都棋院，棋艺日愈提高，经常参加全国各类围棋比赛，曾获得八五年全市职工业余赛第二名，并被市体委评为二级裁判员。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设赌赛棋”应运而生。由于他棋风凌厉，布局诡奇，静如处子，动如迅兔，从初时的“战上海”，每盘棋五角，到后来的“挂彩”“彩旗”，每盘棋数十元、数百元不等，寓峥峥杀气于斯文之中，善刮“鲜兔”，颇有斩获，成为棋院小有名气的黑白世界“职业杀手”。有行家称，小刘的棋艺已达四段水平。
一九八五年，锦江宾馆举行中日围棋对抗赛，他荣幸地担任大赛裁判。
据农场劳资部门统计资料显示，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八年，盈江农场共有510名知青以各种方式离开，其中通过读书回城的有104人，商调128人，办理伤残病退137人，参军48人，转农村插队75人，其他调动18人，他们占全部知青人数的四分之一。然而，并不是所有找到门路的知青，都能顺利达到目标。
二营女知青小曾
二营女知青小曾家有五兄妹，就数她身体最差，支边后时时受到家里的担心。曾的父母都在成都东郊一家国防工办企业上班，单位在攀枝花地区新建有一个分厂，厂里动员工人们响应革委会号召，支援祖国三线建设，许多人嫌偏远艰苦，不愿去。曾父心动了，他找到领导说，我有一个女儿在云南边疆建设兵团，如果我愿意去攀枝花分厂，单位能不能将我女儿调回城市？
厂革委研究了曾父的建议，对他表示：“你一人去支持攀枝花恐怕不行！”
“那我们夫妻俩人同时去，总行了吧？”曾父心一横，豁出去了。
半个月过去了，厂革委正式与曾父协商：“支持攀枝花地区的三线建设，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革命事业。我们希望不只是你们夫妻去，你还有四个子女，他们都已长大成人了，你们全家都到攀枝花去吧，我们保证把你女儿调回来。
七十年代初的攀枝花，还是穷乡僻壤，全家搬过去，代价是不是大了些？曾父有些犹豫。全家人在家里反复商讨，最后决定：“为了妹妹能回城，攀枝花就攀枝花吧，全家人能在一起就是幸福。”
当曾全家人离别生活了多年的成都、搬迁到千里之外的大渡河岸边时，组织上果然派出人员，两千里路颠簸来到盈江。“不行！曾某来建设兵团后，从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城市学生，刚锻炼成手也能提、肩也能挑的兵团战士，革命的道路还漫长着咧！我们怎么能批准调动她呢？”接待商调人员的十三团政治处负责人解释说。
来人傻眼了，将小曾调动的原委和支援攀枝花三线建设联系起来，反复强调这也是国家战备的需要、革命事业的需要，希望“兵团能放一马”。
不管怎样解释，十三团就是不放人。曾某在连队一直坚持八年，而她的父母和四个兄弟姐妹，却从此去了攀枝花在那里扎下了根。
——直到今天。
杨跃志，男，成都知青。70届初中生，1971年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三团（盈江农场）屯垦戍边，历时八年。退休后喜欢整理与云南知青相关的历史资料。
推荐阅读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荒友家园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