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青
“最不愿意来，却坚持到最后”——张芬用这句话来描述她在一个偏远贫困山村40年坚守。
她是最后的“知青”之一，犹如一块被政治浪潮远远抛上岸的浮木。十年“文革”期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大约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接受农民再教育。
与绝大多数知青不同的是，张芬在“文革”结束后仍然留在农村。来自重庆市中心的她，放弃了舒适的家来到农村，住在一幢紧挨悬崖的破旧木屋里，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
她打算今年年底再回重庆城区的老家看看。上一次回城是2003年，重庆的变化让她震惊，那些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已面目全非。
最后的知青
如今张芬返城一趟需要7个小时。但在1969年10月，当她和另外11名知青从重庆市区出发、向东前往350公里外的黎水公社时，花了2天2夜。
此时距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已过了10个月。时至今日，她依然能脱口而出，准确无误地念出那个指示。
1980年这项运动宣告终止，但张芬选择继续留守农村。
“我什么活儿都会干，也必须干，比如用水牛犁地、插秧等等。”她说。
张芬的手满是皱纹，老茧坚硬，手指关节突出，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泥，这些都是长期重体力劳动留下的印记。在沟壑纵横的黎水，农业机械没有用武之地。
“过去40年，总的来说快乐比忧伤多。”她说。“累的时候，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唱唱歌，唱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语录歌，给自己解闷。”
张芬生于1950年4月。父亲是一名养路工人，用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供张芬和两个弟弟念书。“文革”时，正念初二的张芬加入全国大串连，去了上海和北京。
1966年10月18日，毛主席接见了包括她在内的数万名红卫兵。这成为她“这辈子最最难忘的时刻”。尽管革命热情高涨，但张芬还是不愿意离开城市来当知青，不过她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来，我父亲单位可能会扣他的工资。”
嫁给农民
张芬依然清楚地记得到达黎水的第一个晚上:极度疲倦的知青们掀开被子，发现被窝里满是虱子和跳蚤。她彻夜未眠，恨不得马上返城。她想念重庆的一切:马路，电灯和食物。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有悖于革命事业，会被人唾弃。很快，张芬被分到靠河大队，开始学干农活。
一年后，由于缺乏住房，她搬进谭家院。在那里她认识了谭顺发，一个拖着三个孩子的鳏夫。谭比她大14岁，是大队里最穷的农户之一。谭顺发小学毕业，当时还兼职做公社会计。
于是有人帮忙撮合他们。一开始，张芬不愿意。但慢慢地，她开始认可谭顺发的老实诚恳和热心肠。他也经常帮张芬干农活。尤其让张芬感动的是，有一次她上山拾柴摔断了胳膊，得到谭顺发的细心照顾。
“当时觉得没有回城的希望，与农民结婚是必然的选择，而且我愿意留在农村。就这样我决定跟他耍朋友（重庆方言，意即谈恋爱）。”张芬说。
但她的决定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两个弟弟甚至威胁要打断她的腿。
张芬的决心更让人吃惊，她撕掉了父亲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张招工表。那张表意味着她可以返城工作，而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的梦想。
家人被她的做法激怒，断绝了与她的关系，直至1989年她婚后第一次回城。
“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如果我走了，他们一定会骂我是骗子，贬低我。而且我的行为会给知青抹黑。”她解释说。
张芬婚后不久与丈夫的合影
1972年4月，张芬与谭顺发登记结婚。“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我母亲1970年病逝前，竟然梦见我在这里跟农民结婚。我父亲比我母亲大11岁，我对我们俩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太在意。”张芬说。
婚后，张芬拼命干活，希望改善家境。谭顺发说:“结婚后她很快适应了妻子的角色。虽然我是个农民，半文盲，但她从来不嫌弃我。”
“她一直很坚强，很乐观。不管干活有多累，我从没见她哭过。”
贫穷之痛
尽管如此，谭家依然贫穷。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才开始有足够的粮食，收入也增加了，也不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这要归功于谭顺发和张芬所生的大儿子谭东富。
谭东富于1992年离开农村，远赴1500公里外的浙江省永康市打工，他的月薪成为全家最主要的收入。那一年，谭东富19岁。巧的是，19岁那年张芬成为知青，从城里到了农村。
1995年，张芬当选为拥有800户人家的靠河村村委会主任。她带领村民脱贫，修路，通电，并鼓励村民去大城市打工。她估算了一下，黎水镇一万六千多人中，有一半以上常年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打工。
1997年，靠河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全村通电。也正是在那一年，她遭遇“人生的最大挑战”。她和谭顺发的小儿子谭红斌考上大学，但家里却付不起谭红斌第一学期4500元左右的学费。
张芬既骄傲又痛苦。骄傲是因为她能在如此偏僻的山村培养出一名大学生；痛苦是因为她承担不起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为了供谭红斌上大学，谭顺发和前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谭智强把唯一的耕牛卖了，谭东富拿出打工所得。张芬向黎水镇信用社贷款。此外他们还被迫向人借了500元高利贷，一个月利息25元。这笔钱他们花了8个月才还清。
一家人齐心协力挨了5年，谭红斌终于在2002年顺利毕业工作。“若不是谭东富一直打工赚钱，谭红斌不可能坚持念完大学。”张芬说。
还是因为贫困，张芬在父亲1997年去世前，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我非常想回去，但是我没钱，路费都付不起。1989年那次回去，是弟弟给我寄来了路费。”
城乡差距
如今，张芬和谭顺发过着“空巢”的日子。老两口耕种着1亩水稻田和半亩玉米地。
“跟40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我们已经实现通电、通自来水、通电话。大部分村民家里安装了电视。有些人还有手机。”她说。
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依然艰辛。“我们俩都老了，我的膝盖得风湿病很多年。重体力活我们实在干不动了。”张芬说。
她担心自己万一患上重病，掏不起医疗费。
中国政府于2003年开始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帮助广大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民。根据规定，一旦农村居民患上重病，新的医疗体系可以为患者报销最多60％的医疗费。
不过包括张芬在内的广大农民仍然担心，一旦患重病住院治疗，仍然付不起动辄数千元的住院费。
下乡40年，张芬四次返城，这让她确信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农村走着前进，但城市是跑步前进。”她说。
张芬估计去年黎水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大约3000元，不到重庆城镇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一。2008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5709元。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均衡度的指标之一，城乡居民收入比去年扩大到3．36比1。
张芬认为，毛主席非常伟大，但“上山下乡”运动失败了，原因一是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二是绝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她坚持认为自己是这项失败了的运动中罕有的成功者，因为她建起了一个团结美满的家庭，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并“深刻体会到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素”。
“不管是选择留在这里，还是嫁给谭顺发，我都不后悔。”张芬说。
女知青嫁农民37年
如今不愿再回城
5月21日，本报刊登了市档案局征集知青档案的消息。前日，家住沙区的张明将两封家信交到本报。那两封信里，埋藏着他当知青的姐姐嫁给黔江农民的一段旷世的爱情。
回忆：爱上淳朴村民
他姐姐名叫张芬。
昨天，已经59岁张芬回忆，40年前，19岁的她乘坐轮船，从朝天门出发，落户到黔江最偏远的黎水公社的靠河村当知青。张芬说，那时，知青需要到山里砍柴，丧妻、独自拖着三个孩子的村民谭顺发总是帮她将柴砍好，还常常给她煮饭吃。谭顺发的朴实打动了她。1971年，她开始和比自己大14岁的谭顺发耍朋友。1972年，张芬的母亲去世，她回到重庆。那次，父亲将主城一个供电所的招工表交给她。
为爱：烧掉招工表
张芬拿着招工表，只需到黔江县城办理手续，便可回到重庆上班。可她没有回来。催她返城的信信一封接着一封。张芬回信说：她要和村里的一名村民结婚，坚定不回城。随后，她将招工表烧掉了。
张明回忆，父亲收到信后，脸色铁青。他回信说，如果不回来，便与她断绝父女关系。“从那以后，双方再没通过信。”
也就在那年4月20日，她与谭顺发到证上拿了结婚证。“结婚那天，我们办了几桌席。”张芬说，村里的人来参加婚宴时，有人在席间窃窃私语，认为张芬有一天总会回城，不会和谭顺发白头到老。
16年：首次回山城
结婚后，张芬和谭顺发恩爱有加。她生了两个孩子。她对5个孩子同等对待。谭顺发又学了门手艺：当杀猪匠。5个孩子读书，两人生活很苦。
张明回忆，1989年，他意外收到姐姐寄来的信，信纸满是泪水打湿的痕迹，文字间透露出父亲、兄弟的思念。
张明当过知青，他理解姐姐。他回信说：“过去的事就不提了，欢迎你回来探亲。”他随信寄去了50元钱，作为姐姐回重庆的路费。1989年，时隔16年之后，张芬回到位于渝中区解放碑附近的家。
张明回忆，父亲那时已74岁。他见了张芬，一个劲地骂：“你还认得老汉？我认不倒你。”但姐姐返回黔江时，父亲给她买了件大衣、到国泰去给她买了一块手表。
如今：仍喜欢山里布谷鸟
1995年，父亲去世，交通太不方便，张芬没能赶回奔丧。直到2003年，张芬的小儿子谭红斌结婚，她才带着丈夫、儿子与儿媳，到重庆的弟弟家探望。那是张芬的第二次回城。
张芬仍生活在黔江那个遥远的山村。她在电话里询问记者：重庆的朝天门大桥通车了，是修在朝天门哪一段的？她说，从电视里看到的重庆，变化太大，有些陌生；儿子谭红斌在成都工作，曾让她到成都生活，但她已不适应城里的生活了。
她还说，丈夫谭顺发已73岁了，两人仍然恩爱；村里修了公路，今年5月，曾有几个知青去看她。
几名老知青问她后不后悔。她说：这里空气清新，山泉甘甜。她现在喜欢在山路上散步，听喜鹊、布谷鸟的叫声。
来源：新华网、搜狐网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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